王民权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tuffy05

王民权

2003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当时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侮辱毛泽东的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陕西日报》明知造反学生是项庄舞剑，矛头一开始就是对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也不得不起而申辩，8月26日就向“全省以及全国160多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大量印发题为《这是在干什么？》的传单，辩称“本月二十五日本报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背面第三版印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闻标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天报纸、版样由四人分工，四版画刊是使用《人民日报》原版，三版新闻系新华社电稿，按版编排。审大样时是一版一版打出清样审查，第四版因用《人民日报》原版，不作审查。毛主席的像我们经常要刊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句，也要经常刊登，因而有时很难完全避免出现类似□□□□□□□□，别的报纸也有这种现象。再说，人们看报总是一个版一个版地看，不可能透过一版看二版”，表示“要继续努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陕西日报》办得更好。革命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衷心感谢”，并说围攻报社是“一小撮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图谋”的坏人操纵的，要“革命的同学们、同志们”“千万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谨防政治扒手，不要上当”。8月31日，又以“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再次重申前面的辩词，同时进一步提出例证，说“我们翻阅了近一个时期全国的许多报纸，都有类似本报八月二十五日的版面的情况，说明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这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呢？”并且特别指出，“这次前来质问《陕西日报》的绝大多数群众，他们是出于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但“这次事件是有极少数人利用部分群众不明真相进行煽动，并向报社提出无理要求”，“故意破坏党报的威信，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封公开信将参加事件的人加以区分，表现出相当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而《陕西日报》出版部也于8月27日贴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揭露坏人诬蔑党报》的大字报，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根本不能联系也决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死硬联系在一起，公然进行反动宣传。他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的目的不是恶毒万分吗？报纸和其他书刊一样，我们平常阅读时，哪里会对着光看？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才采取这种办法进行煽动和欺骗，真是无耻之极。”一些对交大等校师生持反对观点的，如西安医学院、火炬小学等校的师生和庆安公司、肉联厂冷库的部分职工，同样于8月26日贴出“我们最最强烈、最最坚决地谴责交大、冶院等校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陕西日报》在排版中三、四版的偶合大肆造谣生非，围攻我《陕西日报》社，破坏《陕西日报》社的正常工作，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更使人不可容忍的是，向省委提出无理的‘六项要求’！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准，戳穿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妄想变天的大阴谋”的大幅标语，和“仅根据八月二十五日《陕西日报》上的一个问题，完全断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提出立即改组编辑部、停刊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事实真相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现也存在类似严重问题，他究竟属什么性质，我们也不能过早下结论”的大字报。西安医学院二院部分师生题为《是精心策划吗？》的大字报，还逐一列举了（1966年）7月1日的《羊城晚报》，8月24日的《健康报》，7月18日、6月29日、6月19日、8月15日的《人民日报》，6月19日、7月1日的《解放军报》，7月1日的《文汇报》和5月2日的《羊城晚报》，说“以上报纸，真（也）有‘黑帮首领’、‘反动派’字样（意为类似陕报的情况）”，厉声质问，“难道这都是反革命策划的吗？既然你们警惕性很高，交大同学在毛主席像背后写着‘造反有理’，你们是造谁的反？为什么不把他揪出来？”从而断言，“显然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而造谣生事，煽动群众闹事”。这些声音给危境中的《陕西日报》以可贵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交大等校的师生并不善罢甘休，继续按照其奇怪荒唐的逻辑对《陕西日报》进行地毯式搜索与“轰炸”，深文周纳，指责该报不仅8月25日一天，从1966年3月31日往后多日的报纸，都存在着同一性质的“问题”。比如，1）3月31日第一版《西区首府百万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副标题上的“沉重打击”中的“重打击”三字，正对着第二版的毛泽东头像。2）4月17日第三版的通栏标题《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正对着第四版的《十足的法西斯暴徒》标题。3）4月22日第一版《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中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正对第二版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等等。

　　不仅如此，造反师生还进而引申开去，说该报除了在相反的两个版面恶毒地侮辱毛泽东（包括林彪、列宁），还有大量有意篡改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章，误导群众等问题。

　　如8月8日转载《人民日报》关于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消息，《陕西日报》副标题中删去了原有的“全国人民无比崇敬和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信仰、无比崇拜毛主席，日夜盼望买到毛主席著作”一段，而其他省报则和《人民日报》一致。

　　再如，8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报道，不仅只报道了“保皇”的西安中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学院等，对“勇于揭发省委黑线”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则只字未提，“题目和内容极不相称”，而且“题目字体和版位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一句话，《陕西日报》烂完了。

　　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逼。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报社“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对待革命学生运动上，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承认报社从8月26日到9月下旬先后印发的30多种、700多万份传单，是受“省委指示”，“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为了反对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起了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坏作用”，承认“当时革命学生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心情来报社对八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以及本报其他一系列错误提出抗议，严加声讨，是完全正确的，是正义的革命行动”，表示郑重地为传单中所说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别有用心的人”等，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向“一切革命同志、革命同学”，特别是被传单“加以攻击和诬蔑”的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校的部分革命师生，“赔礼道歉、认罪和认错”。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就《陕西日报》印发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省委“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使陕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承认“《陕西日报》印发《这是在干什么？》、《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等攻击诬蔑交大、冶院、西工大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传单”是省委指示的，“主要责任应由省委来承担”，明确表态：“除了霍士廉同志（省委第一书记）代表省委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开检讨外，我们在这里作再一次检讨。凡《陕西日报》社印发的传单中把革命师生、革命群众说成是‘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等等，都应一律平反，并向这些同志道歉，请罪。凡是因为这些传单的影响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其责任也应由省委来承担”。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企图在大帽子下逃之夭夭”，“……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刘澜涛、霍士廉、刘刚（西北局宣传部长）、舒同（省委书记处书记）等直接指示《陕西日报》社印发造谣传单的人，至今还未向革命群众作出具体的交待和检讨材料。”1966年12月17日，检查团还印发了《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传单，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一个与陕报传单截然不同的说法，来“肃清其恶劣影响”。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意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意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问清楚后，他们就依样画葫芦。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可以推到遵循《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的版式，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陕报“8·25事件”有关，或者说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