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郑志勇：“走资派”概念形成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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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 郑志勇《党史博采》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内存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到后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概括也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不久，就对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了怀疑。当时参加八大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指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笔者注）提出了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见。”

  实际情况是：正是传达这个意见的陈伯达，建议在八大决议上加上“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段话的。陈伯达提出这个建议时，八大马上就要举行闭幕式了，陈伯达想出这个意见后，急忙找到康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康生同意陈伯达的意见，然后，陈伯达又急忙找到胡乔木，说他和康生共同的意见，是加上这一段话，胡乔木也同意。于是，陈伯达就和胡乔木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处，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的想法，毛泽东拿过陈伯达交来的表述这段话的文字，仔细琢磨了半天，表示同意加上这段话。八大决议表决通过之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认为这句话不太妥当。可是，当时八大决议已经通过了，毛泽东也只好把这个事压下不提了。

  1957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讲一下这个问题。当年的2月，他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时所写的提纲中，提到了阶级斗争问题。但是当时他没有系统地提这个问题，话也说得没有后来那么严重。当正式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毛泽东结合反击右派的斗争和他一个时期以来的考虑结果，特别加写了这样一些话：“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当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从上面毛泽东这些话来看，当时他认为我国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但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这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毛泽东并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反右斗争加大了毛泽东思想变化的幅度。他通过反右斗争转而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集中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总之，阶级斗争“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但在1957年毛泽东即使做出了这样的估计，他仍然没有把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联系起来。

  1959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的事情。毛泽东对彭德怀上书一事看得很重。他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彭德怀的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思考。思考的结果，他做出了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的结论。他在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进行修改时，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毛泽东说的这些话表明，他当时思考的重点，已经由彭德怀问题转到了更广阔的领域，考虑到了社会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考虑到了资产阶级要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的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当时也认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同上）但提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已经非同小可，这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的阶级斗争的估计已经向更严重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他已经把阶级斗争问题引入到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了。

  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又向前迈了一步。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专门讲了阶级斗争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毛泽东这次讲阶级斗争时，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提出了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要求，同时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概念。

  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对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还把中国存在的阶级斗争与国际上的斗争联系起来强调：“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当时，他把中国的修正主义，分为“党内”和“国内”两大块，称之为“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把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提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值得指出的是：对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党内高层的认识是一致的。有一些领导同志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有的领导同志甚至把人民内部的一些矛盾问题也称之为阶级斗争。相比之下，毛泽东倒是比较冷静的。这表现为：一开始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仅仅出于一种让农村干部都懂得社会主义的想法，并没有提出农村存在严重阶级斗争的观点。

  而且，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时，仍然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他说，对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再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了，而是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党外也有，因此称之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毛泽东形成了党内有“豺狼”的认识

  毛泽东一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出于让基层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的打算。那时，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发现：“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得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1963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毛泽东主张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后来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发现基层干部中存在许多经济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四不清”，即账目、仓库、工分、财务不清的问题。毛泽东看到的基层报上来的有关材料中，都把“四不清”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份报告甚至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不仅予以肯定，还向各地党委领导推荐这份报告。他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他在指导中央起草统一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时说：社会主义教育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中国挖修正主义根子的好办法。1963年5月7日，毛泽东在和起草中央指导社会主义教育文件的人一起吃饭时，举杯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当时，毛泽东特别看重的一点，是干部参加劳动。他也把这个问题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而且在谈这一问题时，把阶级斗争问题看得更重要了。他认为，如果干部高高在上，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新的资产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他还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1963年5月9日在一个材料上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其中谈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毛泽东写下了这么重的话，但下边仍然有一些高级干部对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不清。对此，毛泽东很着急。怎样引导干部看清阶级斗争问题呢？为此，毛泽东在一次对高级干部的谈话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蹲下来看蚂蚁。他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他说，你大踏步走路，就看不到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

  到1965年，毛泽东把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进而把阶级斗争问题看得更重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干部如果不劳动，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个时候，毛泽东把问题还主要是看作存在于下边干部中。他认为下边的干部中也存在着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但这只是车间级、工厂级及其以上的干部。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们这次运动（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笔者注）要团结大多数干部，“只整那些顽固不化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人。”

  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发现，基层干部中问题很多，这反而使他形成了对阶级斗争问题更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基层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修正主义分子手中，而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有根子，“朝里有人”。他把阶级斗争的眼光，由基层移向了中央，认为必须先在中央解决问题。因此他决定结束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防止修正主义的试验，决心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大革命，从中央到地方，在各个领域里，全面解决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当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就对要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说这个话之前的1964年底已经形成了这个认识。他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他认为：中央一级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豺狼，基层阶级敌人是狐狸。搞掉了豺狼，狐狸就好搞了，可以慢慢地清。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毛泽东提出“走资派”概念时与刘少奇发生了争论

正是在1964年底召开、在1965年初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而在形成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早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毛泽东在指导以陈伯达为首的秘书班子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笔者注）时，就亲笔在这份文件上写下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句话。这是中国历史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的首次提出。然而，对此，党内的意见并不十分统一，并且很快就发生了争论。

  争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重点时发生的，是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展开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主要矛盾，是地、富、反、坏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此时已经形成了“走资派”的概念。基于这一概念，他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大批干部。”地主富农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说，要把“四清”概念改变，由“清仓库、工分、账目、财务”变为“清思想、组织、政治、经济”。这实际上已经把“四清”提到了政治的亦即阶级斗争的高度。刘少奇则不同意毛泽东改变“四清”概念的意见而坚持原来的“四清”概念。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否定毛泽东意见的话来，甚至有时也随声附和毛泽东，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十分明显的。他在会上以肯定的口气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场反驳刘少奇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但刘少奇仍然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认同，他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接着他又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不仅对刘少奇的观点十分反感，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也十分反感。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时，毛泽东预先带上了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会后，毛泽东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把他与刘少奇争论的核心问题摆了出来。他先念了文件（即念“十七条”—笔者注）讨论稿中写的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接着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面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下来，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不讲民主。他说：“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毛泽东把他带来的两本书摆到面前说：“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的争论，虽然以刘少奇服从毛泽东而结束，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认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

  由于毛泽东早在1964年就认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在中央，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就考虑要整中央的修正主义，而中央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谁呢？毛泽东认定是刘少奇。但他认为，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这个决心，是在1966年下的。

  1966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期间的5月16日，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5·16通知”—笔者注）。在这个通知中，还只是提到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词汇，没有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但通知中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个通知稿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的，但后来他认为通知稿中没有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是个缺点。同时，他也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派工作组以稳定局势，是同中央的这个通知对着干的，必须由中央再搞一个文件，进一步把搞“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运动的重点确定下来，而确定的重点，则必须明确定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调整中央的领导班子，以减少“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为此，毛泽东在1966年8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在全党下发，随后又在全国各报刊上公布，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也在全国广泛传开了。各地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把要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游街示众。他们夺权，也称之为“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从此全国陷入了动乱之中。

  毛泽东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心中，还是把“走资派”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的。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对“走资派”，要允许改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他还提到党内也可以有派。他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党内也可以有“走资派”。既然是“党内走资派”，那就是党内矛盾。对党内矛盾，就要按照党内矛盾来处理，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提出：对刘少奇、邓小平，“不能一笔抹煞。”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走资派”一词。相反，他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只是犯了路线错误，“路线错误，改了这就是了。”

  从打倒“走资派”到解放老干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方面号召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另一方面又提出：“走资派”只是一小撮，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是想，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走资派”的，应该是少数人，而对这少数人，也要用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来处理，大多数干部不应该被打倒，他们应在团结之列。他在1967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他们想，想不通，可以等待。“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对“走资派”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他重新认识的结果，是提出了“犯走资派错误”的概念，认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要团结这些人。他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多次在中央内部的讲话中提到这一观点。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毛泽东在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中的这句话的后面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写有上述这些话的九大政治报告后来被正式通过了。

  在九大上和九大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他再也没有提到“走资派”一词。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对“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要用，要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他说：工厂里头过去跟刘少奇路线走的，大多数也是好人，现在也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三结合的领导。”“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
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特别注意的，就是要把所谓“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1967年2月，他在审阅《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对待干部》上写的批语中，要求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这篇社论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道：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社论发表后，各地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都把一部分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后来，毛泽东把“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作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三条“基本经验”之一。之后，全国各地逐步解放了一批被认定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并且吸收他们参加了革命委员会。

  在这之后，从全国来看，虽然仍有人偶尔提到“走资派”这一词，但作为政治口号来提的情况少多了。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斗争。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鉴于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林彪事件后，由他亲自提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从那以后，“走资派”一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提起的次数很少。

  但是，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在党内横行，并且处心积虑地要重新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已经被“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当年有一个说法——“走资派还在走”，提出要重新打倒“走资派”。他们还对“走资派”做了一些新解释，说什么“民主革命派”在社会主义阶段“到站下车”了，必然发展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走资派”。后来，他们还使用了一个与“走资派”并行的另一个概念——“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来进一步譬解“走资派”。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整顿时，“四人帮”对之十分仇恨，在1975年末“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不公开点名却在报刊上称邓小平为“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久，他们又提出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概念，意图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都划入其中。但他们“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算到自己的灭亡。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走资派”的概念就很少被提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或者迫害的干部落实政策。给这些干部扣上的“走资派”的帽子，被定为“诬蔑不实之词”，他们档案中关于“走资派”内容的材料被彻底销毁。从此，“走资派”一词，不再见于报刊，动不动就给干部扣上“走资派”帽子的行为也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