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飞 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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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長城》 2006年2期

編者按：毛澤東評王蒙的《組織部裏新來的年青人》，可以説是現代中國文學史、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案例，在有的意義上，它甚至可以被視為一個涂爾幹意義上的“社會事實”。我們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為這個故事所展現的歷史過程，體現出一個由“第一領袖”帶頭支援社會基礎的“小人物”，進而“反官僚”、“抗權威”的宏觀政治理念。解讀這段歷史，目前正處於“正在進行時” 的狀態之中。如何判斷歷史，看來將是一個無限開放的過程。


毛澤東一生愛讀、愛談文學，他的文學鑒賞和文學創作的水準也很高。但細心的觀察者會發現，毛澤東鮮少談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小説作品。特別是短篇小説，除了對王蒙的短篇小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加談論之外，我們還沒發現毛澤東在重要會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評説其他任何一篇當代短篇小説。長篇小説有，如姚雪垠的《李自成》,還談過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記》[1]；散文詩歌有，如流沙河的《草木篇》[2]；但也不及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談得那樣多。毛澤東談中國文學，給人大致的印像是：古典小説中，他談得比較多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其次有《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現代小説中，他談得比較多的是魯迅，談到過《阿Q正傳》等，談他的雜文、舊體詩更多一些，當然還有全面的評價[3]；而當代小説中，毛澤東談得比較多的，則是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了。談曹雪芹，是在作家蓋棺之後。魯迅的情形也差不多。而毛澤東談王蒙的時候，王蒙才22歲，發表作品尚不到8萬字，是毛澤東時代一個副處級基層團幹部，一位剛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而如今，王蒙已盛名遐邇，年逾古稀，發表作品1000余萬字了。
　　毛澤東對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不是一般地談，而是大加評説，這麼説的根據有五：一是談的次數比較多，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他先後談了至少5次。二是談的非常密集，這5次談論的時間，集中在1957年2月至1957年4月的兩個月時間內。三是談得語氣很重，頗動感情，有一次還對小説的修改者、《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大為震怒"。四，不是就事論事、就文藝作品談文藝作品，而是把它與重大政治舉措和重大文藝方針結合起來談。五是談論的場合有的非常重要，甚為鄭重，譬如2月份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譬如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兩個會議都因其重要性而載入了中國共産黨史冊。[4]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説？毛澤東為什麼對它情有獨鍾？這情有獨鍾説明瞭什麼？為什麼這一現象發生在王蒙身上？讓我們試著搞清它。

一、關於王蒙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在談王蒙的小説之前，並不知道王蒙為何許人。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説：“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麼要保護他？”毛澤東在主席臺上問：“(王蒙)是共青團員嗎？”有人答：“是黨員。”其時王蒙剛剛登上文壇,知道他生平情況的人還不太多。
　　王蒙1934年10月生於北平，1948年即14歲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地下組織。《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上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候，王蒙年僅22歲，時任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區委副書記。《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並不是王蒙的處女作，他的第一部小説是個長篇，名《青春萬歲》，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的這個9月的最後一天，《北京日報》以《金色的日子》為題，選載了《青春萬歲》的片段[5]。《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不是王蒙第一篇短篇小説，他發表的首篇比較有分量的短篇小説，名叫《小豆兒》，載《人民文學》1955年第11月號。《小豆兒》的成績也不錯，當時中國作協為了展示第二次文代會後的文學創作成就，選編了一套叢書，《小豆兒》分別被短篇小説集和兒童文學集的初選者同時看中，經兩主編林默涵和嚴文井商量，最後被選入兒童文學集。嚴文井在這個集子的序言中，提到“一批值得注意、值得歡迎的新名字”，其中就有王蒙[6]。王蒙在悉心修改長篇小説《青春萬歲》的時候，為了調節一下腦筋，于1956年5至7月寫成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篇小説的原名叫“組織部來了一個年輕人”，《人民文學》發表時，副主編秦兆陽把它改成“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個名字。當它被收入這年的《短篇小説選》時，王蒙為小説恢復了原名並刪去了一個“一”字，定名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並使用至今。但毛澤東當時讀到的，題目應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在這篇小説中，主人公林震是一個22歲的單純、熱情、有理想、有幹勁的年輕人。由於表現好，從小學校調進了區委組織部。當他在一個“天空中紛灑著的似雨似雪”的殘冬前來報到的時候，對黨的區委領導機關充滿了敬意和“神聖的憧憬”。但是，區委組織部的生活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偉大、純潔和美好。主持組織部工作的第一副部長劉世吾，是一個有能力、有經驗的領導幹部，但他責任感和工作熱情衰退了，成了一個冷漠的“老油條”。他有一句口頭禪：“就那麼回事”。林震的頂頭上司是工廠建黨組組長韓常新。韓常新外表講究風度，“給人一種了不起的印象”，他對解決基層存在的問題興趣不大，卻能説會道，特別有一套按照上級胃口寫圓滑虛誇文字材料的本事。林震和韓常新、劉世吾很快産生衝突，衝突主要發生在解決通華麻袋廠官僚主義問題上。廠長王清泉是一個問題嚴重的官僚主義者，上班時間下棋，對工作不負責任，作風跋扈，對黨支部和群眾的意見不予理睬。林震認為應該立即解決，並參與支援了麻袋廠工人反對王清泉的行動。韓常新、劉世吾完全了解麻袋廠的嚴重情況，但韓常新關心的不是抓緊教育糾正王清泉，他的興奮點完全落在寫一份漂亮中看的黨建簡報上，以嫺熟的手筆和很高的效率，寫出了一份關於麻袋廠黨建工作取得成績的文章。劉世吾則認為解決問題的時機不成熟，便採取“拖”的辦法。直到兩個月後黨報發表麻袋廠的人民來信，揭露了問題，這時劉世吾才認為時機成熟了，雷厲風行地解決了王清泉的問題。組織部裏只有一位“蒼白而美麗”的女性趙慧文，與林震心曲相通，但比林震柔弱些。他倆交換對組織部缺點的看法，互相鼓勵，還一起聽音樂、煮荸薺、欣賞油畫和春夜清雅的槐花香氣。林震不能容忍黨的領導機關有缺點，便在區委常委會上，尖銳批評組織部的問題，與韓常新、劉世吾發生爭論。小説最後，已是初夏，林震勇敢地敲響了區委書記周潤祥的大門，期望通過更高的上級來糾正組織部的缺點……
從小説的情節看，王蒙寫的是一個初出茅廬、顯得稚嫩的年輕人，剛走進新的單位，在工作上和情感上遇到的一些挫折，並同工作上的挫折抗爭的故事。王蒙的同情心顯然站在林震一邊，但王蒙批評的鋒芒，並不僅僅對著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最嚴重的地方是通華麻袋廠，代表人物是廠長王清泉。而王蒙的筆墨，重點是放在對組織部的描寫上的。王蒙堅持使用原名“組織部來了（一）個年輕人”的用心，顯然意在寫組織部的工作狀態，而非重在寫一個青年人，更非重在塑造一個反麻袋廠官僚主義的青年人形象。組織部的缺點不是“官僚主義”一個詞所能簡單概括的。這裡幹部責任心的衰退，事業心的淡漠，表面上是主觀上的工作作風、思想意識上的問題，深層次則與客觀的政治體制上的、歷史文化傳統上的、人性中的問題有關。正如“蒼白而美麗”的趙慧文説的：“他們的缺點散佈在咱們工作的成績裏邊，就像灰塵散佈在美好的空氣中，你嗅得出來，但抓不住，這正是難辦的地方。”劉世吾的缺點是複雜的，比如説他的“時機成熟論”，在實際工作中也不是沒有一點合理性，處理事情確實有一個量變觀察、時機成熟的問題，所以“這正是難辦的地方”。而林震的優點也是複雜的，比如他的單純，他認為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有缺點，他面對複雜麻煩的工作和生活，抱一種理想化的、單純透明的美好願望來挑剔一切，指責一切，這難道又是切合實際的嗎？懷著純潔的對於天堂的嚮往去做事，結果卻向地獄的方向走了，這樣的事情我們經歷的還少嗎？

二、毛澤東支援保護王蒙的兩個最大原因

　　王蒙試圖通過這篇小説，告訴人們生活的複雜性、混沌性，但他的目的沒有達到。因為絕大多數的讀者和評論家，卻從中得出了一個明確、清晰、是非分明的判斷：這是一篇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以後，産生強烈的社會反響，有贊同的，有反對的，爭得很厲害。但贊同者和反對者在認定小説主題是反官僚主義這一點上，卻是基本一致的。作品的複雜性，被讀者簡單的概括理解，乃是世上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的普遍命運。但讀者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誤讀，也説明瞭領導幹部官僚主義問題，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已經普遍引起了警覺。一篇小説敏感地抓住了一個時代人們的心靈資訊，通過精彩的描述，引起了人們強烈的共鳴，這難道不是一個成功嗎？新中國初期，幹部官僚主義問題剛剛抬頭，年輕的王蒙以他敏銳的生活嗅覺和大膽的藝術勇氣，發現了它並予以深沉的揭露，這篇小説也因為官僚主義作風近50年來的依然不絕並且有所發展而活著，而歷久彌新。
　　毛澤東認定這是一篇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説。從文學作品中抓住重大政治問題，是大政治家毛澤東的一個特點，例如他指出《紅樓夢》是寫封建家族的衰亡史，階級鬥爭激烈，第四回是總綱，便是他的獨具慧眼，一家之言也是立得住的。因為認定了王蒙小説的反官僚主義主題，毛澤東便要為王蒙説話，為他解圍。毛澤東説：“王蒙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援。”毛澤東為什麼對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情有獨鍾？反官僚主義便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王蒙小説在揭露共産黨工作的陰暗面上，痛切，而不走極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正提供給毛澤東一個借題發揮的文本。我們很難找出那個時代比《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更合適的文本了。但反官僚主義不是毛澤東保護王蒙的惟一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毛澤東當時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和學術方針。由於一些評論家對這篇作品“圍剿”，毛澤東要借一個題目進行反撥，在這個意義上，這篇作品也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文本。這是毛澤東大加談論這篇小説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大的政治背景。
毛澤東當然知道，從建國初期大量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到信任，到重視，到尊重，到依靠，再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一個在某些黨政幹部看來，簡直是對知識分子過於寬容、過於厚愛的方針，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巨大爭議，便是文藝界的一個典型案例。毛澤東一向是善於抓住典型問題、分析典型問題，解剖麻雀並推而廣之的。毛澤東為捍衛他所倡導的“放”的方針，站在護花的立場上，一再保護《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作品，一再批評與“雙百方針”不諧和的聲音。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座談會上説：“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一部年輕人寫的短篇小説，能導致一個全國性的重要會議的召開，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確鬧出了很大的動靜。

三、毛澤東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其他原因

　　除了上面兩個重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不能忽視，就是這篇小説的藝術性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懂文懂藝懂哲學,他在文學方面的愛好與自信,他極高的鑒賞眼光，也是為國人稱道的。惟有藝術性較高的文學作品，才會引起鑒賞大家的興趣，毛澤東不厭其煩地一再談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對這篇小説藝術性的欣賞也自然流露了出來。
　　提倡“雙百方針”，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適度寬容，和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的寬鬆環境。為了從政治上營造寬鬆氛圍，選擇什麼樣的作家及作品來做闡發範本為好？王蒙的共産黨員身份，顯然不是最理想的。共産黨批評共産黨，一般來説這是黨內的事兒。表達政治寬容姿態，比較理想的選擇當然是非黨員作家。當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問別人王蒙是不是共青團員，卻意外得知是黨員的時候，第一反應説的話是：“共産黨批評共産黨，好嘛。”中國作協幹部黎之後來聽的錄音傳達，1999年他回憶此事特別強調：“當時我聽到‘共産黨批評共産黨’時為之一震。”[7]黎之顯然感覺出毛澤東對作者的黨員身份有些出乎意料，有些不快。毛澤東對作者的政治面貌作了誤判，他想到作者年輕，充其量是一位共青團員。而毛澤東此後依然大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顯然不是出於政治上的考量，而是從作品文本出發的了。
　　毛澤東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藝術上的欣賞，主要體現在對劉世吾等落後人物的細膩揭示和成功塑造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座談會上説：“他（指王蒙——引者注）會寫反面人物。”毛澤東還明確讓周揚轉達給王蒙的一句話是：“你的反面人物寫得好。”這篇小説的藝術性給毛澤東留下了好印象。毛澤東説：“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當然，他同時對正面人物林震寫得不夠堅強有力，感到不滿足。
毛澤東愛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原因，除了反官僚主義、倡導“雙百方針”和對其藝術性的興趣之外，我們大致還可以推測出其他原因：比如毛澤東一般不喜歡老年人的暮氣，而喜歡年輕人的朝氣、闖勁乃至造反精神；比如毛澤東一般喜歡小人物敢想敢説的文章，不喜歡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的聲音；又比如毛澤東一般喜歡帶有靈性詩情些的文章，唐詩他偏愛“三李”便是一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這方面也比較突出……在這些諸多原因中，反對官僚主義和提倡“雙百方針”顯然是兩個主要原因。毛澤東畢竟是一個政治家和國家領袖，在他的腦子裏，全局性的政治問題總是最重要的。永葆共産黨的青春活力，總是最重要的；新中國政權要像鐵打江山一般穩固，總是最重要的。

四、毛澤東初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首次評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應是1957年2月16日上午，地點在毛澤東中南海的居住地——頤年堂。這是一次中央領導和部分文藝界領導人關於“雙百方針”的座談會。
　　在談到這個會議之前，需簡要介紹一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以來的5個月裏，圍繞著這篇小説，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聲音。
　　在文學界和社會公眾的強烈反響中，主要有兩種聲音。一種是肯定贊成、叫好喝彩。僅《文藝學習》一家刊物就收到300多封讀者來信，肯定這篇小説，甚至有發出“林震是我們的榜樣”這樣的呼聲的。《文藝學習》的主編韋君宜是一個很會辦刊物的人，這家刊物從1956年第12期到1957年第3期開闢專欄，連續4期發表了27篇文章，專題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些更有分量、更有影響的報刊，如《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等也紛紛發表評價文章。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章中，有劉紹棠、從維熙的《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邵燕祥的《去病與苦口》等。
　　另一種則是否定或基本否定的聲音。文章也不少。如李希凡的《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8]和艾克恩的《林震究竟向娜思佳學了些什麼？》。有篇沒有發表的文章必須一提，就是部隊評論家馬寒冰等人的文章，題為《是香花還是毒草？》，主要觀點是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當做毒草來批。文章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清樣已經打了出來，毛澤東看了清樣，很不滿意。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發，但給毛澤東很深的印象。因為還是這位馬寒冰，曾于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報》上，和另外三位部隊評論家陳其通、陳亞丁、魯勒聯合發表了一篇《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9]，批評了文藝界種種他們認為不好的思想傾向，與毛澤東倡導的“雙百方針”唱了反調。毛澤東已經在有關會議上作了批評，但由於不少傳達者的曲解，批評沒有奏效。這次馬寒冰等人又出來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難，毛澤東稱之為“大軍圍剿”，其反感更加強烈。
　　上面提到的一位發難者李希凡，就在兩年前的1954年，和藍翎一起因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及其他》，成為被毛主席保護的“小人物”而名震一時。李希凡在《文匯報》上批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候，他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是個“大人物”了。毛澤東這次沒有保護他，而是加以批評諷刺。毛澤東這次是為一個新的“小人物”——王蒙説話了。
2月16日的這次座談會開得比較突然。這天上午，文藝界主要領導、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安排的工作，是聽取《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等人彙報文藝創作問題。到了11點，電話鈴響了，是胡喬木來的電話，讓周揚、林默涵、張光年、嚴文井去頤年堂開會。周揚又叫上作協的黨組書記邵荃麟、黨組副書記郭小川一同參加。等他們趕到頤年堂，剛脫下外衣，毛澤東就出來了。除了毛澤東和上面已經提到的幾位文藝界領導人，與會的還有周恩來、朱德、康生、陳伯達、胡喬木、胡繩、胡耀邦、張奚若、鄧拓、楊秀峰、陳沂等人。這個座談會的規格夠高的了。
　　匆忙趕來，因近距離見到了毛澤東而有些緊張激動的文藝界人士，由於毛澤東的風趣，很快心情放鬆。毛澤東笑問《文藝報》主編張光年：“張岱年是你的哥哥嗎？”張光年答不是。毛澤東又問：“那麼張光鬥是你哥哥了？”張光年又答不是。40年後張光年回憶毛澤東的問話説：“顯然，這是有意使會議氣氛輕鬆一些。”[10]
　　這個“氣氛輕鬆”的會議的內容，據郭小川當天的日記記載，毛澤東談的，“主要是對於王蒙的小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對它的批評，主要是李希凡和馬寒冰對它的批評。主席特別不滿意這兩篇批評。它們是教條主義的。他指出：不要倉促應戰，不要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在批評時要蒐集材料，多下一番工夫。而在批評時，應當是又保護、又批評，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是錯誤。”[11]
　　張光年回憶道：“小説和批評文章正逢其時。於是前者受到讚揚，後者受到毛主席的嚴正指責。他當場對周揚説：‘周揚同志，你找王蒙談談，告訴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對官僚主義。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寫得好，正面人物弱。’他讚揚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華，有希望。’”[12]
　　還有一個版本記錄得比較全，就是載于《毛澤東思想萬歲》(該書在“文革”中印行但未正式出版，可供史家參考——筆者注)第114、115頁上的，毛澤東説：“王蒙寫了一篇小説，贊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度不怎麼適當。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正在討論，問題在於批評態度。小説揭發官僚主義，很好，揭發得不深刻，但很好，劉賓雁的小説並沒有批評整個的官僚主義，王蒙的小説有片面性，正面的積極的力量寫得不夠，要批評。應該有批評，也應該有保護。正面的人物林震寫得無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動。王蒙是不會寫，他會寫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寫不好。寫不好，有生活的原因。”他還説：“王蒙的小説有資産階級思想，他的經驗也還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護。批評他的文章沒有保護之意。……王蒙的小説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毛澤東批評了李希凡：“李希凡説王蒙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説北京有中央，難道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説服人的。”“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文章的頭半截使人讀不懂。”[13]
　　黎之在中國作協聽了這次會議的傳達，他的日記記錄了毛澤東有關談話的大意：“毛説：我們一定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要急躁，不要怕香花毒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得不錯，作品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這是好的，應該鼓勵對我們工作的批評。我們是當權的黨，最容易犯官僚主義，而且又最容易拒絕批評。我們應該歡迎批評。馬寒冰他們的文章説，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會出官僚主義，這是不對的。這篇小説也有缺點，正面力量沒有寫好。林震寫得無力，還有點小資産階級情調，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薺那一節。”黎之的記錄和張光年、郭小川、《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的説法，主要意思差不多。但黎之所記這次講話的時間，是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的那天，毛澤東特意留下周揚等人談的。經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的時間是1957年1月27日，與張光年、郭小川的説法相差20天，而且從張、郭的説法和其他有關史料來看，他們顯然是在2月16日頤年堂首次聽到毛澤東對王蒙小説以保護為主的意見。把毛澤東首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間，確定為1957年2月16日上午，更貼近史實。[14]
　　毛澤東要求周揚找王蒙談談，周揚談了。不過年輕的王蒙，當時可能並沒有察覺到這裡有毛澤東的意思。因為這段時間，王蒙因讀了李希凡等人的嚴厲批評文章，很不服氣，寫信要求周揚見他。王蒙于1996年4月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周揚的目光》一文，回憶了他與周揚見面的情形：
“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見到周揚同志的，地點就在我後來在文化部工作時用來會見外賓時常用的孑民堂。我由於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受到某位評論家的嚴厲批評，想不通，給周揚同志寫了一封信。後來受到他的接見。我深信這次談話我給周揚同志留下了好印象。我當時是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委副書記，很懂黨的規矩，政治生活的規矩。‘黨員修養’與一般青年作家無法比擬。即使對於那篇小説，我不能接受那種嚴厲的批評，我的態度也十分良好。周揚同志的滿意之情溢於言表。他見我十分瘦弱，便問我有沒有肺部疾患。”[15]此後周揚一直關心王蒙，包括在王蒙落難到北京郊區農村改造和遷徙到新疆期間，乃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支援王蒙的小説文體探索，這與他私人對王蒙的良好印象有關，就不止是按毛澤東指示辦事的問題了。

五、毛澤東二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據説毛澤東有一個習慣，遇到某一個重大議題開講前，他要找些有關的人一起談談，為了集思廣益，也為了整理自己的思緒，使思想逐步深化、條理化。2月16日那次臨時召集的座談會，就是毛澤東為他隨後的更重要的場合講話做準備的。10天之後的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那篇後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在講話中，他再一次提到王蒙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黎之聽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根據他的記載，毛澤東是這樣談王蒙的：
　　“有個人叫王明，哎，不對，叫王蒙。他寫了篇小説，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仔細一查他也是個共産黨，共産黨罵共産黨，好嘛。有人説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麼會沒有官僚主義。北京的城墻這麼高，官僚主義不少。現在有人圍剿王蒙，還是部隊的幾個同志，好傢夥，大軍圍剿啊。我要為王蒙解圍！”[16]
這裡需要補充一句，或許由於政治形勢的急速變化，或許由於行文上的需要，毛澤東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那一席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去了。被刪去的不光是談王蒙的這一段，更有不少極為重要的政治觀點，如刪去了對史達林和蘇聯的批評等。還補充增加了一些會上沒講但很要害的段落，其中最令人遺憾的，就是關於擴大階級鬥爭範圍、加重階級鬥爭分量的敘述。歷史已經證明，一些原話的刪去，特別是一些要害段落的增加，給後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給新中國的發展道路帶來了巨大的曲折。[17]

六、毛澤東三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第三次在會議上公開談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從1957年3月6日至3月13日，在北京開了7天。從披露出來的資料看，毛澤東在這個會議上先後兩次談到王蒙。一次是3月8日，資料見諸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中的《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這篇文章的註釋説：“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同文藝界部分代表談話的主要部分。”
3月8日的這次小範圍談話，有點像答疑，大家提了很多問題，集中起來，請毛澤東解答。毛澤東在談到“文藝批評怎麼樣了？”這個問題時，説了如下的話：
　　“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著幫助他嘛！要批評一個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評人談一談，把文章給他看一看，批評的目的，是要幫助被批評的人。可以提倡這種風氣。”
毛澤東這次小範圍的談話，當時流傳並不廣。聽眾較多並在會後傳達，使之廣為流傳的，是毛澤東在3月12日大會閉幕前一天的講話。那是他第四次談到王蒙。很多人知道毛澤東保護支援過王蒙，大多是從這第四次談話中了解的。

七、毛澤東四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3月12日傍晚5時，毛澤東來到宣傳工作會場作報告，大約講到晚7點散會。毛澤東是一邊抽煙、一邊作報告的，聽過錄音的王蒙本人還記得：毛澤東在談到他的時候，中間停頓了一下説：“糧草沒有了。”毛澤東把香煙比作他的糧草。別人趕忙給他遞上煙，毛澤東於是繼續往下談。
　　張光年參加了會議，他回憶了毛澤東談王蒙的情形：
　　“我想不起是什麼由頭，是否又有人對王蒙的小説提出了新的批評，毛主席把問題又算到那幾個部隊作家的賬上，再次提出嚴厲的批評。我記得他當眾大聲指責説：‘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麼保他？你們要抓他，派一團人把他抓起來就是了。’”[18]
　　《毛澤東思想萬歲》記載的這次談話也頗值參考，毛澤東説：“對於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現在共産黨裏面還有這種人。總而言之，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只能讚揚，不能批評。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個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總而言之，講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麼幾個人，寫了那麼幾篇文章。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其實王蒙的這些東西不是毒草。”“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這個人我也不認識，我跟他也不是兒女親家，我就不服。”[19]
　　最關注毛澤東講話、記憶最深的，恐怕莫過於王蒙本人。除聽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錄音，他當然還特別留心毛澤東在其他場合談他的資訊。聽一聽王蒙對毛澤東上述四次談論他的綜合記憶，有特別的史料價值，也是很有趣的。
1993年2月1日，王蒙接受《説不盡的毛澤東》一書編者的採訪。編者問：“毛澤東是在什麼場合講的，講了些什麼內容？”
　　王蒙答：“他講了多次，包括在頤年堂召開的新聞、出版、文藝座談會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都講了這個問題。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聽了錄音。幾次講的意思大致內容是這樣：聽説王蒙寫了一篇小説，有贊成的，有不贊成的，爭得很厲害，反對的人還寫了文章對他進行‘圍剿’，要把他消滅。可能我這也是言過其實，我看了李希凡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不大滿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現在寫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當了政協委員的關係吧。毛説到李希凡時，有點諷刺的意味，不過時過境遷，這些都沒有關係了。現在李希凡還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還有一篇，就是陳其通、陳亞丁、魯勒、馬寒冰四個人合寫的準備在《人民日報》發的《是香花還是毒草》，主意要把我的那篇小説打成毒草。後來這篇文章的清樣送到毛澤東那裏，他看後非常不滿意。”
　　編者又問：“他們四人當時受到批評，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係？”
王蒙答：“可能跟這有關係，説他們是教條主義。因為在這之前，他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談整個文藝的形勢，受到批評。他們後來寫的這一篇也被毛澤東制止了。文章沒有發表出來。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後説，反對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中央還出過王明、出過陳獨秀，北京怎麼就不能出官僚主義。王蒙反對官僚主義我就支援。我也不認識王蒙，不是他的兒女親家，但他反對官僚主義我就支援。他是共青團員嗎？（別人回答説：不是，是黨員。）是黨員也很年輕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當然，《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有缺點，正面人物寫得不好，軟弱無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採取壓制的辦法。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接下來，他還引了王勃《騰王閣序》中最有名的兩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説：我們的政策是：落霞與孤鶩齊飛，香花並毒草共放。毛澤東的講話內容我記得就是這樣。”[20]

八、毛澤東五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第5次提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一次內部談話。據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日記載，這一天下午他給邵荃麟打電話，在電話中，“荃麟告訴我，説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登的《人民文學》怎樣修改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為震怒，説這是‘缺德’、‘損陰功’，同時認為《人民日報》也是不好的……現在的‘百家爭鳴’究竟是誰在領導。主席主張《人民文學》的這件事要公開批評，荃麟説，秦兆陽為此很緊張。”[21]黎之回憶説：“毛澤東聽周揚説，小説的缺點是秦兆陽改的，毛説：缺陰德，編者要檢討。”[22]《宣教動態》時為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刊物，周揚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主管文藝界，《宣教動態》向中央反映秦兆陽的修改，自然要過周揚的手，黎之的説法和邵荃麟的電話不矛盾。
　　秦兆陽遇到了麻煩，但這不是他這幾個月來遭遇的第一次麻煩。第一次麻煩是屬於他自己的。就在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同期《人民文學》雜誌上，身為副主編的秦兆陽，以“何直”為筆名，把自己一篇理論文章《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刊登在頭題上。這篇論文，和經他修改發表的王蒙的小説，都産生了強烈的反響。
　　中宣部文藝處迅速做出了反應，當月21日，即由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主持，開了對《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討論會。林默涵作了系統的發言，基本否定秦兆陽的觀點，後來張光年又在《文藝報》上發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一文，也不同意秦兆陽的文章。
　　中宣部文藝處接著于10月開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會。林默涵又作系統發言，對小説有肯定，有否定，但給與會者的印象，顯然否定的成分多一些。文藝界還有別的領導人，與林默涵持大致相同的觀點。但自毛澤東1957年2月談了支援、保護的意見後，文藝界領導人便基本統一在毛澤東的意見上了。3月9日宣傳工作會議休會，作協召開1956年小説選集編輯會，大家一致同意選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便證明了這一點。秦兆陽在毛澤東談話後是活躍的。在3月的宣傳工作會議文學組的討論中，他作了兩次發言。第一次談悲劇、諷刺、人物性格的複雜化。第二次他談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秦兆陽説：真正做工作的同志並不反對王蒙的小説，反對的大都是文藝界。王蒙是有勇氣的。在毛主席講話之前的壓力是很大的。[23]
　　秦兆陽説他在毛主席講話之前壓力很大，言下之意是毛澤東對王蒙小説的保護性意見，使他減輕了壓力。但是好景不長，僅僅過了一個月，秦兆陽的壓力卻更大了。因為同樣還是來自毛澤東的意見，而且是“震怒”下的意見，指責他“缺德”、“損陰功”，並且要“公開批評”。秦兆陽遭到了天大的壓力。在毛澤東保護小説之前，文藝界對王蒙小説的批評，多少有秦兆陽的一份，因為他是主持發稿的副主編，更不用説他自己的那篇受到集中批評的論文了。當毛澤東保護支援王蒙小説的時候，榮幸多少也有秦兆陽的一份，但這榮幸很快就沒有秦兆陽的份兒了。不僅沒他的份兒，而且認定恰恰是他，使本來可以更符合毛澤東意思的小説，變得不符合了；可以沒有缺點的小説，變得有缺點了。某些原來對小説持批評意見的人，轉而重點批評秦兆陽的修改了。
　　中國作協黨組原打算讓《人民文學》編輯部寫篇關於小説修改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來根據茅盾的建議，就修改一案開了一個座談會，然後把座談會記錄發表。5月9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由“人民文學編輯部”整理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對比刊在最有權威、最有影響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上，在當時也是絕無僅有。
　　《人民文學》編輯部的這篇整理稿，首先聲明很多文字上的修改不在該文列舉之列，之後列舉了“牽涉到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人物之間的關係等比較重要的修改”之處計29條[24]。秦兆陽主持的修改是花了心血的，有的地方改的也不錯，但總的來説，並不成功。這29條修改，在政治上離毛澤東的立場不是更近而是更遠，在藝術上也有使作品反而失色的地方。
　　先從政治上説。毛澤東的主要意見,是希望主人公林震能夠更堅強有力。小説原文裏寫劉世吾談到公安局長參加常委會批准黨員時打瞌睡，林震有一段比較激烈的反應：
　　林震大聲説，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樣……“真奇怪！我們的組織部長看不見壯麗的事業，而只看見某某在打瞌睡！……也許您也瞌睡了吧？您瞧不起我們的生活，生活也不會原諒您！”林震怒氣沖衝地説完，跑出了辦公室。
　　從“真奇怪”以下，林震這一段怒氣沖衝的斥責劉世吾的話，被刪去了。還有一處必須一提，就是結尾的修改。結尾是林震、趙慧文他們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這對於小説的政治調子是重要的。小説原稿這樣結尾：
　　……林震靠著組織部門前的大柱子，呆立著，他興奮，心裏好像空空的。初夏的南風吹拂著他——他衣袋裏裝著“拖拉機站長與總農藝師”到來的時候是殘冬，現在已是初夏了，他在區委會度過了第一個春天。
　　他做好的事情雖很少，簡直就是沒有，但是他學了很多，多懂了很多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鬥爭的困難和鬥爭的價值。他漸漸明白在這平凡而又偉大的、包羅萬象的、充滿嚴峻衝突的區委會，單憑個人的勇氣是不會發生多大的效果。從明天……
　　辦公室的小劉走過，叫他：“林震？你上哪去了？快去找周潤祥同志，他剛才找了你三次。”
　　區委書記找林震了嗎？那麼，不是從明天，而是從現在，他要盡一切力量去爭取領導的指引，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他還不知道區委書記是贊成他，斥責他，還是例行公事地找他“徵求徵求”意見完事；但是他相信，他的，趙慧文的，許多年輕的共産黨員的稚氣的苦惱和忠誠的努力，總會最後得到領導英明和強有力的了解，幫助，和支援，那時我們的區委會就會成為真正應該成為的那個樣子。
　　隔著窗子，他看見綠色的檯燈和夜間辦公的區委書記的高大側影，他堅決地、迫不及待地敲響領導同志辦公室的門。
　　經秦兆陽主持修改，這個結尾發生了變化。從上引部分的第二段“他做好的事情雖很少”開始，直到第三段“那時我們的區委會就會成為真正應該成為的那個樣子”，全部被刪掉了，而代之以大段的點破林震和趙慧文愛情關係的內容，甚至出現了一句：“一股真正的愛情的滋味反而從他的內心深處涌出來了！”被刪去的,除了林震決心依靠領導和組織而不是靠個人的力量繼續抗爭外，還有一個重要細節，就是區委書記周潤祥主動再三地找林震一事。林震、趙慧文他們能不能勝利，周潤祥是關鍵人物，他是區委最高領導。最高領導的態度如何？林震敲門之後會怎麼樣？那麼之前周潤祥主動找林震的這個細節，當是一個積極性的暗示。刪去它，小説的尾巴就黯淡些。還有一個積極性的暗示，就是小説的第七節，林震問趙慧文區委書記周潤祥是個什麼樣的人，原稿中趙慧文回答：“周潤祥同志是一個非常叫人尊敬的同志，但是他的工作太多……”而秦兆陽等把“周潤祥同志是一個非常叫人尊敬的同志”這句話，也刪掉了。
　　再説藝術性。秦兆陽等的一些修改，確實未見高明。例如把題目改成“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有失準確；例如把林、趙的感情點破，把一種美麗的朦朧變成直白外露，略微損害了藝術審美效果。秦兆陽等的整個修改，有意加強對趙慧文婚外情的渲染，林、趙作為組織部裏的兩個律己嚴格的黨員，在一個短暫的春天裏，感情升溫的如此急劇，在藝術合理性上，未必靠得住。
　　而對個別描寫的修改，卻是煞風景的。例如第七節，原稿描寫趙慧文説話間隙有一個身體動作，她“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的手指”。這句被改成“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加上這“白白的好看的”形容詞，顯得多餘，讀來味同嚼蠟。
　　如果沒有秦兆陽等的修改，也許並不會改變王蒙和他的小説的命運，因為毛澤東對林震的光明堅強，抱有更高的期待，對小説興無滅資的精神也抱有更高的期待。但無論如何，不能説秦兆陽主持的修改，僅僅是文字上的、沒有意義的。它畢竟使小説的政治調子黯淡了一些，藝術性也受到某種削弱，這多少強化了毛澤東和其他讀者對小説負面的印象。因而也不能説周揚等人及其所掌握的《宣教動態》，是完全地向壁虛造。
　　王蒙對待這個問題，表現了與他22歲年齡不太相稱的穩健與成熟。他的小説引起了那麼大的風波，但有兩點王蒙始終沒有隨眾應聲附和：一個是沒有完全承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就是主題單一的反官僚主義的小説，他1957年5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説：“有些描寫也不見得宜於簡單地列入官僚主義的概念之下。”[25]另一個就是沒有順著毛澤東及周揚等文藝界領導的意見往上爬，既然連他們這些大人物都説缺點是秦兆陽改的，我何不順水推舟以自保乃至自耀？王蒙對小説的修改顯然有不滿意的地方，如題目的修改，但王蒙在受到批評甚至命運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刻，始終沒有往秦兆陽身上推責任、洗刷自己。重壓下，王蒙表現了難得的清醒和品格，他沒有失態。
　　而王蒙的早熟與穩健，在當時的氣氛下，並不討好，有一位女性老作家給王蒙寫信，認為他應該趁機猛攻秦兆陽等編輯。她還對王蒙在批評秦兆陽的會上的表現不滿，説他在會上的含蓄髮言“有一種令人不愉快的老練”。
　　與這位女作家同聲一氣的人很多，包括著名作家、《文藝報》負責人康濯。1958年2月，在兩百多人的作協黨組擴大會上，康濯在長篇發言中批評秦兆陽説：“關於王蒙小説的問題，秦兆陽一直説是在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前他也沒有想起自己曾經修改過這篇小説，我認為這也是對組織和對工作的不老實的態度。雖然他經常修改別人的作品，但是王蒙小説他修改得很多……可為什麼對王蒙的小説的修改倒給忘了？”
　　康濯曾經是王蒙非常佩服的作家。1948年夏天，14歲的地下共産黨員王蒙，正為和黨組織失去聯繫苦惱。一天他從北大工學院“六二”圖書館借讀了康濯的小説《我的兩家房東》，“歡喜得流出了眼淚，沉重的心情為之一振。”[26]少年王蒙從來沒有讀書讀得那麼激動過。而在康濯嚴厲批評秦兆陽的1958年2月，雖然離毛澤東1957年2月第一次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並力推“雙百方針”才只有一年，但風雨來得驟，政治形勢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逆轉。秦兆陽的政治生命已經危哉，而王蒙在北京市團市委系統的處境也很不妙，再難“沉重的心情為之一振”了。因為早在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僅限于黨內高級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認為前一個時期，特別是1957年5月1日中央正式號召和部署整風以來，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發動了對於共産黨的倡狂進攻；並佈置暴露原則，繼續鼓勵大鳴大放以引蛇出洞。到了6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右派運動。秦兆陽被打成了右派，曾寫過《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費孝通也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58年5月，王蒙也被收進了“右派”網內。他成了景山公園少年宮工地上的一名建築小工，後來又到北京郊區從事勞動改造。毛澤東曾經多次保護過的人，為什麼還會落難？王蒙為什麼不給毛澤東寫信，請他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個問題非本文論述的重點，有待另文回答。
此後毛澤東繼續主政的20年間，政治運動頻仍，他提倡的“雙百方針”也沒有得到真正實行。在正式出版的毛澤東文集、選集裏，均在有關文章中刪去了他多次保護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話語。直到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文集》，才正式出現在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稿中，即題為《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一文裏。

九、理解毛澤東“雙百方針”內涵的一個範本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至今仍然是黨和國家的科學文藝方針。我們既然要沿著“雙百方針”的道路以追來日，那麼研究毛澤東五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就顯得很有必要了。因為毛澤東是把這篇小説，作為一個應該保護的文藝作品的典型，來闡釋和發揮他的“雙百方針”思想的。毛澤東對“雙百方針”有不少理論上政策上的闡述，但僅讀那些闡述畢竟還不能完全摸準毛澤東究竟喜歡什麼樣的作品，不喜歡什麼樣的作品。幸好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幸好有毛澤東對它的多次評説，這就把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具體化了。讓我們細品毛澤東的評説，把毛澤東“雙百方針”的內涵理解得更具體、更深入些。
　　毛澤東在多次評説中，談了對王蒙的期待，談了對這篇作品的滿意和不滿意之處，也談了對相關編輯和評論家的強烈不滿。從作家、作品、編輯、評論家，就是説，對一部文學作品所涉獵到的主要方面，毛澤東都談到了。毛澤東認為，如果連《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樣的作品都不能容忍，那麼“雙百方針”就不可能得到貫徹。我們不妨歸納一下毛澤東的肯定與批評，以搞清毛澤東在“雙百方針”旗幟下，對文藝作品的容忍尺度，和對文藝新局面抱有什麼樣的期待。
　　容忍毒草有益，不容忍毒草有害，這是毛澤東在倡導“雙百方針”時重點強調的觀點，也是他運用辯證法比史達林的形而上學高明的地方。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東西，竟不是政治觀點上的，而是評論家惡劣的文風和編輯的某種作風。除了編輯強塞自己的東西給作家是惡德而外，毛澤東深惡痛絕的是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文藝評論文風，即所謂“大軍圍剿”、“軍法從事”。毛澤東強調“有文才的人難得”，強調要支援“新生力量”，而“批評他的文章的人沒有保護之意”，這就使毛澤東極為反感，挺身而出為王蒙解圍了。
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痛恨,包括對其表現之一的打棍子的惡劣文風的痛恨，也是一以貫之的。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本人，是吃過教條主義者大虧的，毛澤東對中國國情吃得就是比較透，對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總結得就是比較深。他晚年的失誤，不在於他沒有提出過正確的理論和方針，而在於他沒有堅持貫徹他本人提出來的種種正確的理論和方針，包括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那樣的理論和方針！

十、王蒙自我反省中的執“迷”不悟

　　毛澤東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最大的不滿足，就是正面人物林震寫得弱，還具體點到了林震和趙慧文夜煮荸薺一節，有小資産階級思想。筆者在考證、梳理毛澤東對這部作品多次評説的時候，有個問題一直在腦子裏打轉：王蒙能否像政治家毛澤東期待的那樣，把林震寫得更堅強正確、更高大一些呢？如果他做到了，不就沒有“大軍圍剿”了嗎？同時，不也就有可能，使毛澤東在保護他的同時，沒有關於正面人物寫得弱的遺憾，因而得到毛澤東全面的欣賞了嗎？
　　筆者為此閱讀了王蒙寫于1957年那個春季的帶有自我反省、自我檢討、自我批評性質的文章，即《給〈北京日報〉編輯的復信》、《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林震及其他》等三篇[27]。在這三篇文章中，作者的思想感情比較複雜，具體説來，大致有三個方面：
　　一是誠懇地自我檢查。比如他一再批評自己“忽視了自覺的先進思想對創作的指導作用”，反思自己“只考慮到反映生活，沒有更多的想到評價生活”；一再申明自己願意接受對小説的各種善意批評。二是對誤解做耐心的解釋。比如他解釋説：小説不是真人真事，他在小説中順手寫到了《北京日報》，並不意味著就是寫北京的事，等等。三是對某些問題進行辯解，和風細雨地反批評。比如對那種打棍子式的評論，“也有個別的批評非常嚇人，那就是對作者的政治面貌也下了判決”，“但這樣的批評也有好處，就是很尖銳，使你不能不好好考慮。批評也要百花齊放，批評中的毒草，也可以肥田。”王蒙還進一步辯解説，他本人雖然立場“基本站在林震方面”，但生活中的作者並不像林震、趙慧文那樣天真、軟弱，作者的問題在於由於“忽視了自覺的先進思想對創作的指導作用”，而把自己“降得”和他們一般低了，“我説降得，因為在工作、生活裏作者與林、趙式的人物還是有界限的。”以上三點使我們在青年作家王蒙之外，還看到了一個作為青年共産黨員的王蒙。他信奉領導、黨支部教給他的黨性修養方法，用力地從嚴剖析反省自己，即使是解釋與辯解，也頗符合黨員政治生活的規矩。然而，也許正是他的這種少年布爾什維克的真誠，使他在一個關鍵問題上，始終執“迷”不悟。面對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又愛惜又批評的最重量級的評説，王蒙的確沒有學習韓常新的那套本事（王蒙文中稱為“新市儈主義”），細心揣摩並按照領導的意圖寫文章。所謂執“迷”不悟，就是王蒙誠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評之意，但是他反覆強調：要把林震寫得完美無缺，幾乎是不可能的。
　　王蒙在《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承認：他寫這篇小説時，有一種“迷信”。這個“迷信”是什麼？王蒙解釋説：“作者過分地相信自己的藝術感覺，他認為，靠這種藝術感覺，忠實地、大膽地再現生活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矛盾，就是為讀者做了最好的事情。”王蒙在三篇文章中都堅持：根據他的藝術感覺和生活觀察，林震根本不可能形象更高大。“我寫趙慧文、林震時，做夢也沒有想到把他們寫成英雄人物。”（《給〈北京日報〉編輯的復信》）王蒙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之前，有一個背景事件，就是1956年前後，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連載了前蘇聯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説《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小説基本情節是，拖拉機站站長是個小官僚，女青年娜斯佳新到這裡擔任總農藝師。娜斯佳堅定而正確，她對拖拉機站盛行的歌功頌德、虛報瞞報之風，和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極看不慣。一次上級領導來站裏視察，當站長和那些吹牛拍馬的人彙報工作、又在那兒文過飾非的時候，娜斯佳忽然站了起來，當著上級領導的面，她説：這些都是假的，讓我告訴你真實的情況……於是，小官僚站長被徹底揭露，娜斯佳獲得了全面的勝利。小説連載引起強烈反響，《中國青年》隨後開展了對這篇小説的討論，並在編者按中號召學習娜斯佳精神，提倡青年説真話、干預生活。已有了6年多基層團幹部經歷的王蒙，根據自己的體驗，認為《中國青年》這一號召不合中國實際，是要碰壁的。在中國，一個年輕人剛到新崗位，一般不可能像娜斯佳那樣，直面指責、糾正上級的缺點而順利獲得成功。王蒙在《林震及其他》中寫道：“我無意把他寫成娜斯佳式的英雄，像一個剛剛走向生活的知識青年能夠像娜斯佳那樣，那似乎太理想化了……不遂人願的是，往往一些熱情學習娜斯佳的人竟全然不像娜斯佳那樣堅定、正確。他們在成長，正在戰勝周圍的落後勢力的鬥爭中戰勝自身的缺陷。遵照生活的提示，我試寫了林震。”王蒙認定，“周圍的落後勢力”需要戰勝，而同時青年“自身的缺陷”也需要戰勝。這是王蒙遵守的“生活的提示”。王蒙在小説中有意設計了一個情節：林震揣著小説《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上班，後來遭到了劉世吾、韓常新的調侃嘲笑，而林震對他們的類似娜斯佳式直面批評，受到了壓制，便把《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塞進了抽屜裏。作家的工作就是這般有趣，《中國青年》編者按號召青年説真話、干預生活，青年王蒙響應了號召，説了真話，卻干預和教訓了《中國青年》編者按。
　　王蒙1957年春的那三篇文章裏，至少有兩篇即《給〈北京日報〉編輯的復信》、《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確定分別寫于毛澤東講話後的1957年4月和5月，在這種情況下，王蒙仍然堅持，林震不可能成為娜斯佳的中國版，甚至這個觀點乾脆就是他寫這篇小説的動機。毛澤東批評正面人物寫得弱，而王蒙解釋説：實際生活中他看到的正面人物就是這麼弱。毛澤東批評扔爛荸薺一節有小資産階級思想，而王蒙解釋説：林震“把爛荸薺扔在地上（自是有礙衛生嘍），畢竟是上帝允許犯的錯誤。”毛澤東的不滿，顯然不是有礙衛生的問題，也不意味著可以以年輕幼稚為理由、借用“上帝”的名義輕鬆化解。王蒙針對毛澤東不滿意的地方所做的自我反省、檢討和解釋，基本沒有到位。前些年有人説王蒙一代作家太“聰明”，但這樣的自我反省、檢討和解釋，顯然稱不上“聰明”。
毛澤東是文學素養很高的政治家，但他終究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如果政治上需要一個更堅強更正確的林震，他便會對作家提出這樣的期待。王蒙是政治素養不錯的少共作家，但他終究是一個真正的作家，當生活提示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樣的林震時，即使他再“聰明”，再踮起腳尖往上拔高，也寫不出不切實際的、政治觀點先行的作品來。

十一、王蒙的基本立場：堅持深刻性、複雜性、反對簡單走極端

　　王蒙説，他沒有能力“寫出一個有血有肉而又完美無缺的人物”，他對小説人物的基本把握：林震，是一位有弱點的正面人物；劉世吾是有優點的落後人物。其他人物也各有長短，各有各的複雜。由於對筆下人物複雜性的認識，王蒙在創作時便備受煎熬。在《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他感慨：“多麼複雜的生活！多麼複雜的各不相同的觀點、思想與情緒的波流！……在寫到這一切的時候，作者曾經感到頭緒多麼紛亂、多麼難以駕馭呀！甚至，他無法給自己的小説安排一個結尾呢……”儘管備受煎熬，王蒙還是懷著對“生活的提示”的執拗忠誠，成功地寫出組織部的深刻複雜性，人生的深刻複雜性，寫出了生活的原生性、混沌性。顯然王蒙認為,惟有忠實地寫出生活的複雜性,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揭示生活。
　　正像《紅樓夢》等追求描寫生活複雜性、原生性、混沌性的作品的命運一樣，深刻複雜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遇到了來自評論家和社會公眾的各種不同的解讀及評價，相互間發生了巨大的爭議。許多見解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樣。對於大多數評論，王蒙表示能理解、承受，有的還有所啟發。但王蒙惟對一種解讀傾向非常不安，那就是——走極端。非黑即白，非好即壞，並以這種簡單淺白的態度來解讀作品。王蒙説：“正像人物在生活中是多方面的、複雜的，作者對人物的認識、態度、感情也是多方面的、複雜的，甚至是有某些矛盾的（林震和劉世吾都反映了這種矛盾）。於是狂熱歌頌林震的意見出現了，大罵作者的狂熱歌頌的意見也出現了，這兩種意見在爭論中互為因果各走向其極端，而作者無限惶恐了。”[28]簡單走極端的情形分兩種，一種是好話，即誇作者的“狂熱歌頌”；一種是壞話，即“大罵作者”的扣帽子、打棍子。不論好話與壞話，王蒙都不茍同。
　　王蒙堅持的深刻複雜性，當然不是寫作技巧上的。把故事編得花哨一些，情節跌宕起伏一些，人物面目撲朔迷離一些，比方説把林震往先純潔後老謀深算上寫，把韓常新往先市儈後純潔樸實上寫，把包袱埋得多一些、抖得多一些……這些都是寫作方法，而不是王蒙所堅持的“生活的提示”的題中之義。王蒙堅持的是人生及其生活的矛盾多重性所決定的深刻複雜性，就是説人生不可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壞，非仇即愛，非明即暗，非左即右，而是互相滲透、糾纏在一塊兒，呈現出一種生活的混沌與駁雜。在階級陣營對壘比較分明、人的愛憎也比較分明的革命戰爭時期，這種樣式的小説一般難以産生（不過，毛澤東甚至並不反對紅軍長征的時候看《紅樓夢》）。而恰恰是在和平時期，在當時毛澤東認為中國社會主要存在的是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的時期，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應運而生。它與革命時期的文學審美有了區別。是喝彩呢？棒殺呢？還是容忍呢？還是既批評又鼓勵呢？圍繞這篇小説發生的巨大風波和爭議，從另一個角度來説，也是在中國社會從革命戰爭到和平建設的巨大轉折時刻，從領袖到知識界到公眾，對這個問題的一次集中的思考掂量、爭論辯駁。群眾的思維主流總是趨向簡單概括、淺白易懂，惟其如此思想與理念才能夠流行，才能夠為大眾掌握。其普及性優勢顯而易見，而其對複雜生活的細節忽略和潦草概括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走偏歪曲，對深刻本質的淺白解讀，這些負面效果也相伴並生。這種負面效果，往往與作品的受眾面成正比。堅持深刻複雜性，反對簡單走極端，使王蒙在這場轟轟烈烈的論爭中，顯得比較孤獨、比較無奈。
　　從1958年夏季起，王蒙一被發至景山少年宮工地做小工，二輾轉北京郊區從事農業勞動，三又到新疆改造了16年，直到1979年復出文壇。20年的政治試煉，20年的煎腸疾首，20年的淚盡則喜。經歷了不平凡的人生滄桑，王蒙對人生的複雜性體會當越來越深刻，直至刻骨銘心了。如果説，1957年春天王蒙對簡單極端性的惶恐和對深刻複雜性的認同，還只是書卷氣的，還只是寫作態度上的，甚至可能是一種無意識的思想萌芽，那麼1979年以後的王蒙，便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堅定了。
　　王蒙復出文壇後，很快開始了他的文學井噴。又一次引起爭議的，是他扔出了集束手榴彈——一批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意識流等手法的短篇、中篇小説，如《夜的眼》、《春之聲》、《風箏飄帶》、《海的夢》、《蝴蝶》等。王蒙不承認他是為意識流而意識流，而認為他之所以打破空間、時間順序來寫，是尊重人們心理世界意識流動的真實複雜的狀態。這是生活對王蒙的提示，對這種提示的忠誠，使王蒙充滿了藝術的膽識。即使激賞並推薦他任中央委員、文化部長的胡喬木，提醒他暫停現代派文學實驗[29]，他有所接受，但沒有根本改變。他的依舊複雜、並充滿深刻反諷與黑色幽默的小説《堅硬的稀粥》，在1991年又一次遭到了教條主義者的扣帽子、打棍子。他在1995年人文精神大討論中，拒絕與當時的所謂“片面的深刻”的文學觀點做妥協，堅持“複雜的深刻”的立場，連續發表《滬上思絮錄》、《我們這裡會不會有奧姆真理教》、《精神家園何妨共建》等文章、談話錄，不惜付出腹背受敵、兩面不討好的代價，他的那種“神清何懼演而變，氣爽隨它栽與批”[30]的對清明理性的堅定捍衛，表現了一種歷經滄桑知天命的智者姿態。他對新一代文藝作品偽造民俗以模倣馬爾克斯等人，頗不以為然。他對近年一味揭露幹部腐敗陰暗面的作品評價不高，認為當前幹部也有建功立業的一面，把官場説得一團漆黑也是走了極端……王蒙在60歲那年，總結了11條人生經驗，大多與反對走極端、堅持複雜性有關，比如“不要相信簡單化”，“不要相信極端主義與獨斷論”，“不要被大話嚇唬住，不要被胡説八道嚇唬住”，“不要搞排他，不要動不動視不同於自己的為異端”，“所以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愛更高”，“我承認特例，但更加重視常態”[31]……經過一個甲子的閱歷，王蒙這一立場更加堅定，成為了他的處世哲學、人生態度和文學品格，成為他文學的同時也是人生的基本立場。
　　梳理歷史事件的資料及其線索，總是讓人有所總結、有所發現。儘管毛澤東五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已是49年前的往事，但49年前那個春天的資訊，今天依舊有其現實意義。《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還活著，歷久彌新，而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依然是召喚和推動當代中國文藝與學術蓬勃發展的旗幟。思想的萌芽會長成大樹，花謝了也還會再開。回顧、梳理、撫摸、探討這段歷史，不僅是懷舊，更多的是啟迪。

　　注解：
[1][2]《毛澤東文藝論集》第173頁，第17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3]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共黨史簡表》第281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北京日報》1956年9月30日，第3版。
[6][7]《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3頁，第135頁。
[8]《文匯報》1957年2月9日，第3版《筆會》專欄。
[9]《人民日報》1957年1月7日，第7版。
[10] [12]《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0頁，第31頁。
[11]《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2期，第94頁。
[13]《南方文壇》2002年第6期，第33頁。
[14]《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4頁。
[15]《王蒙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頁。
[16]《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5頁。
[17]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版，第590－592頁。
[18]《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3頁。
[19]《南方文壇》2002年第6期，第34頁。
[20]《王蒙文集》第20卷，第55－56頁。
[21]《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2期，第112頁。
[22] [23]《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第135頁。
[24]《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第7版。
[25]《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
[26]《王蒙文存》第23卷，第3頁。
[27]《王蒙文存》第21卷，第3－14頁。
[28]《王蒙文存》第21卷，第5－6頁。
[29]《王蒙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頁。
[30]《繪圖本王蒙舊體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華寶齋書社2001年版，第46頁。
[31]《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