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关于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

bluesky

转自朱永嘉的博客


惠娟：

我写了一篇长文，《关于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这是我纪念逝者的一篇文章，王守稼你应该记得，他来我们家好几次，你还记得吗？有一天晚上，他结婚不久，还带着他的爱人许春晖一起来我家看我和你，谭其骧更是你知道的，是我的老师，我与你一起去过他家，我被隔离审查后，他还给你通消息，在人大会议上讨论我的问题时，他说大家对我的意见不大，那许多年谭师母一直关心着我们，我出狱以后，还与你一起去看过他，他对华东师大的吴泽直摇头，说还有这样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命的人，太不像话了，在那样的场合我很难置一词了。我相信你读了这篇文章，会有与我相同的感觉，还了一个心愿，毕竟是我与你心上的一笔宿债，还有陈旭麓先生，与我也处于师友之间，我们共事了几年，可害苦了他后来的生活，人的遭遇也许是命中注定的，这一切也许是命该如此吧！今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已过了小年了，我总想着给你说一点话，昨天你儿子来电话了，他们在澳洲生活很好，你可以放心，你的孙女很有出息，她还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家里人都好，你不要牵挂。

永嘉一月二十日


关于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
——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

今年一月二日上午刘修明与李霞芬及潘咸芳一起来看我他们讲起写作组历史组过去的一些往事。刘修明过去是复旦历史系毕业，他毕业后分配去社科院的历史所工作，李霞芬和潘咸芳原来是复旦外文系教师。六四年由于市委布置我们撰写与苏联争论的理论文章，需要有人翻译俄文资料，便把她们调来一起从事翻译工作，由于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共同经历，谈起故人和往事大家感慨万千。大家感慨最深的是二个人，一个是王守稼，一个是陈旭麓。记得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末保外出狱的，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噩耗时陈旭麓与王守稼都去世了，陈旭麓比我稍长十岁，王守稼还年轻呢。那年他还只有四十六岁，记得陈旭麓去世的日子是在十二月一日，王守稼是在十二月七日去世的。在陈旭麓的追悼会上，还挂着王守稼去世前写的挽联，并打上黑框。接着谈起历史组另外去世的两位，一位是许道勳先生，他是专攻隋唐史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因肝硬化而去世的，一位是吴乾兑，他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去年末因心脏衰竭去世的，他一个人住在家里，去世时没人知道，第二天钟点工上门时，打不开门，打一一O撬开门，发现吴乾兑已死在床上，人已去世五、六小时，身上已有尸斑了。他们三个人都比我年轻，是我学生辈的，却走在我前面，白发人送黑发人，想来使我伤心落泪。在谈话中刘修明告诉我，陈旭麓举行追悼会那天，是他接余秋雨进吊唁大厅的，他在王守稼的挽联面前含泪佇立良久，挽联的内容是称陈旭麓是自己的亦师亦友。想不到的是送挽联的人也跟了陈老师一起走了。还说他们后来读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的那篇《家住龙华》迟迟摆脱不了那时的此情此景，为此我把余秋雨的那篇文章看了，自己出狱以后，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已很少有年轻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地去读已走红余秋雨的散文了，这次把这篇散文找来读了。余秋雨在去世的陈旭麓、王守稼面前写的散文确实很动情。这是一篇日记体的散文，是从要写篇有关龙华古寺的散文，想找陈旭麓的文章作破题的。他在文章中说：
“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屋，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住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进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他是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采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那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余秋雨这篇文章是在《小说界》发表的，后来又在《上海人一日》的征文中获得首奖。为什么余秋雨那时会那么动情呢？因为文革时，王守稼、陈旭麓都是写作组历史组的人，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康平路182号的七楼，这是一幢大楼，一共九层，对面就是181号，市委书记处的大院，所以只有与市委书记处有关的工作人员才能在那里安顿。而文艺组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在五楼，余秋雨属于文艺组，所以在五楼办公，他们都是一起在余庆路市委机关食堂用餐的。他们之间每天乘电梯上下楼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大家都还年轻，都有一股追求上进的劲儿，那么许久共事的日子，人们之间怎能不产生感情呢？余秋雨这篇文章所流露的深情厚意，确实是非常真诚的。下面我想分别介绍我当年所熟识的俩位史学家，王守稼与陈旭麓。

（一）

王守稼是六五届历史系的毕业生，六三年六四年我还在复旦历史系担任古代史的基础课，我给他们班级上过中国史学史与元明清史，那时王守稼还是一个学生干部，在校学生会担任学习部长，与他一起任学生会部长的还有金炳华与陈至立，他们之间都是好朋友。在课余王守稼常来我住处讨论问题，他毕业时的毕业论文便是讲明代倭寇的问题，我上课时便讲了倭寇的问题要换一个视角观察，倭寇中确有少量日本浪人，但倭寇的头目都是汉人，要联系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情况看，商品经济发展了，海上贸易发展了渔业发展了，明朝政府推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这样失业的游民、渔民与海商结合在一起成为有组织的海盗行为，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要多侧面的观察才能提出新意这些是我备课时偶发性的思索，在课堂上随口讲了。他是一个有心人，一直在收集资料，毕业时，便以这个题目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所以他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后来收在他文集中的《海禁与弛禁——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及《嘉靖时期的倭患》二文便是由此而来的，我当时与他的议论是闭关与锁国的政策扼杀了沿海地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与王守稼最早的接触。他毕业时，我便向系里建议留下做历史系的助教了。王守稼毕业后，去农村锻炼了一段时期，后来回学校参加运动。
我把王守稼找到写作组的历史组来，那已是六八年末、六九年初的事了。写作组的历史组原来是复旦历史系青年教师自发组成的一个写作小组，取了一个笔名叫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原先是我与朱维铮、王知常、吴瑞武四个人协作写文章，后来被市委借调去内刊写文章，金冲及成了我们的组长，金冲及随石西民去了北京国务院的文化部，我顶了金冲及的位置。后来成立了市革会的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我是大批判写作组的组长，六八年的八月间，这二个组被解散了，我到华东师大物理系去当工宣队的队员了，逍遥了一个月，又被叫回去成立红旗组稿小组，受姚文元管辖，任务是为红旗杂志在上海组织稿源，有三个人即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姚文元不在时，徐景贤分管我们的工作。这样便借助为红旗组稿的名义，开始按专业重建各个写作小组，历史组我便把吴瑞武找回来担任组长，如王守稼、董京旋、刘修明、李霞芬、潘咸芳都是这个时候找来的，我把他们放在上海图书馆，人员脱离了原单位，可以避免运动的干扰。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上图呢？因为历史组的工作离不开大量图书资料，在图书馆借书方便。那时一部分抄家书都集中在上海虎丘路原自然博物馆，那个地方是我中学时常去参观游玩的地方，我与办公厅打了招呼，经过抄家物资办公室的同意，让历史组的同志去挑一部分常用的书，我也与他们一起去挑过几次书，如果不抓紧挑书的话这些抄家书会作为纸浆被销毁了，我还曾为办公厅去徐家汇藏书楼那儿挑了十几万册图书，把荣昌路六十号的大厅塞得满满的，以后又把这些转移到办公厅后院的一幢闸库门房子，都上了书架，编了号，还派了一个人专门管理这批图书。我们这些读书人，有一个怪癖，便是不爱财，却嗜书如命，没有书就无法过日子了。对于我讲，即便在隔离室作六壁居，在提篮桥蹲班房，只要一卷在手，我就能心猿意马了。当时上图的领导，特别是顾廷龙，对我们非常支持，那时上图的地址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的斜对面，原来是跑马厅的旧址，他们把西大楼的201室给历史组，这样王守稼他们就在上图那里安营扎寨了。到了七O年七月市委正式发文成立市委写作组，写作组便搬出康平路181号书记处的大院，搬到原支部生活编辑部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是两幢并立的小洋楼，还有一个小院子，那以后就为历史组在康平路182号找了七楼一个楼面，那里也就是成了历史组日常工作的场所了。后来我又把社科院历史所在肇庆北路的房子给历史组使用，在那里办青年工人的理论学习班，前后一共办了三期，吴瑞武后来去党校与余子道、黄美真一起负责搞党史编写组，历史组的日常工作都是王守稼在具体负责，我给他说过罗思鼎和康立这二个笔名都属于你们历史组的了，我交班了。以后他们还取过一些新的笔名若梁凌益、戚承楼，都是他们办公用房号码的谐音，当然亦有以真名发文章的，如刘修明便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几篇文章。
与王守稼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相关文章的写作，一是为毛主席阅读需要大字本标点注释的工作。历史组参预写作批林批孔文章的数量很多，我只能重点选择与王守稼直接相关的二篇文章作一些说明。批林批孔是毛亲自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林彪在外蒙坠机爆炸以后，如林彪这样一个在九大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怎会一下子就爆炸了，如何处理好林彪爆炸后遗留的问题，林彪分管的军队的事，要在批林批孔的基础上处理好军队内部的问题，批林批孔的起点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读《读﹤封建论﹥呈郭老》那首七言律诗，同年的八月上旬姚文元通过他的秘书胡鼎君让我去兴国路招待所，他在上海的寓所观看毛泽东用粗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面的那首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猶在，孔学名高实秕穅。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原返文王。

胡鼎君让我看的毛泽东亲笔写的这首诗，确实是毛体字，他叫我用脑子记，不准我抄录，当时我对触发毛写这首诗的用意并不完全理解，现在想来有那么三件事，一是黄永胜在一次批陈整风会议上，在一张纸片上随手写了唐人章碣的那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龙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那样的会议上写那首诗，很明显，黄永胜是借这首诗宣泄自己对毛的不满，并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为了黄永胜那首诗，那时中央还发了文件的。另一件事是林立果的小舰队在上海起草571工程纪要时，也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孔子批判﹥一文，它是竖孔子儒学大旗的，而其最后一篇文章是﹤吕不韦批判﹥，也是批判秦始皇，那时是影射蒋介石的。而柳宗元的《封建论》那篇文章是歌颂秦始皇的郡县制，柳文当时是对着中原和华北地区的藩镇割据讲的，许世友这些大军区司令，长期驻留一个地区快二十年了，而且不听话，这也是毛的一块心病，故借着郭老的《十批判书》作为口子，借着这首诗流露了他的心迹，加上从林彪在毛家湾的大院中抄出林彪书写的孔子“克己复礼”的条幅，促使毛要发动这场批林批孔的思想运动。当时我读了毛这首诗，还没有敏感到姚要我读这首诗，是要我写文章批林批孔，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回家休息时，在门房间的公用电话收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因为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才打到门卫的公用电话找到我，在电话中姚叮嘱我好好学习毛这首诗，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这样我就坐不住了。赶紧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找来，读了《吕不韦批判》和《孔子批判》那二篇文章，酝酿写作的提纲，翻阅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凭我过去读书的印象，第二天一早便找王守稼来，讨论文章的框架和提纲，由王守稼执笔，结合柳宗元的《封建论》写了一篇《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改定以后，便抢先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文章的重点仅仅着眼于批孔，讲儒法斗争，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上，没有在批林的问题上真正展开，只是点到而已。那时我听到毛还在讲话中提到王安石讲三不足的名言，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以我还让历史组赶了一篇题目为《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一併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作为复旦大学学报的《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在九月间印出来后，我便直送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在《红旗》立即转载了王守稼写的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知道姚文元认可了，也感觉到在批林批孔的问题上没有好好展开，于是我与王守稼商量酝酿下一篇文章。
我听姚文元在电话中讲起毛在找清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对这本书我过去有一点印象，我老师陈守实在上课时提到过这本书，讲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它的价格往往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陈守实老师还讲了在社会矛盾缓和时，王安石的评价要低一些，在社会矛盾尖锐酝酿变革时，王安石的评价便高一些。蔡上翔是在嘉庆九年（一八O四年）编撰这本年谱的，陈先生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跋﹤王荆公年谱考略﹥》的文章，我找来读了，要批林得联系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大讲政变，林彪在这篇讲话中引用了《辩奸论》中“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篇文章是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的一篇伪作，借以攻击王安石的，我知道毛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曾讲过“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还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样便可以由林彪的政变经借伪《辩奸论》到王安石变法，从而把儒法斗争的历史贯穿起来了，这样我一面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张杰重印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一面与王守稼商量酝酿写文章，点子是我出的，文章是王守稼执笔的，文章的正题为《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副题是——读《王荆公年谱考略》。文章改定以后便上送给姚文元，文章发表在七四年二月，红旗第二期上，文章发表以后，姚文元在七四年的二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会议上，讲起这篇文章的。他说：“一直没有时间谈，开个短会，传达主席指示：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他还说：“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我领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三篇送这篇，是否这样几点：一.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二.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三.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以后文章古文尽量先翻成白话文，我向政治局报告这个文章很重要，有同志反映古文看不懂，我也作一些工作，有的已经翻译了。”他还说：“主席批示了，要我们想一想，从这里得到启发，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好几段，我写上去的，原来联系实际总是少。上海不一定告诉他，就在编辑部内部说一下。”毛主席对文章的批示，政治局的同志也都看了，姚文元这番讲话我也是很晚很晚才知道，当时红旗发了这篇文章我就很高兴了。现在回头来看，这篇文章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在儒法斗争历史这个问题上，对儒家和理学家的批判上，话都说得太绝，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也不够，在联系批林的问题上还是显得生硬，在那个氛围下，王守稼肯下功夫，不为名，不为利，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了，是花功夫读书了。姚文元那时所以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知道了会骄傲，说实在的，要骄傲也没有时间，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连气也喘不过来呀！写作组组织的批林批孔和讨论儒法斗争的文章，都离不开王守稼的努力，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他把身体也累垮了，那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只有晚上十一点以后有一餐免费的夜宵，一碗排骨面。平时大家都住在办公室，只星期六可以回家睡二个晚上，星期日也在读书，有时节假日还得在办公室值班。一月二日那天，刘修明来看我，讲起当年的罗思鼎，只有疯狂的工作，没有奖金，也没有补助，既不加工资，也没有加班费，也没有提工资级别，尽管没有考核指标，也没有考勤卡，大家仍然只知道拼死拼活地去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于是我翻出那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民调显示66.7%的人自认是疯狂的螺丝钉》它的副题是“33%的人认为《疯狂的螺丝钉》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人就应该在奋斗拼搏中彰显价值，23.6%的人则认为‘螺丝钉’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文章的开头讲：“螺丝钉”一词源自雷锋日记，背后的含义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默默无闻。“螺丝钉精神”曾影响了一代人，后来渐渐不被人提起了。如今我们社会又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为了工作，可以长期熬夜，可以节假日不休息，可以放弃娱乐和亲友团聚，如果每周有八天，他仍旧工作八天，他们要求自己凡事都做得完美，他们确实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得有些疯狂——就像一颗“疯狂的螺丝钉”。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奋发图强，应该有我们当年那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精神，这是在学雷锋的运动中诞生的，取罗思鼎这个笔名便是为了发扬这种精神，现在我的长孙在工作上也是这样疯狂地追求完美无缺，这也是我的一份安慰。当然那时候在同志之间不管是谁，有困难的时候还是互相体谅和尽全力帮助的，如余秋雨在七五年患肝炎时，我与王知常几次去探望在上海家中休养的他，后来他住医院，与去家乡休养也是尽量照顾他的，并没有因他病假扣他一天工资，他想休养多久就修养多久，没有催促过他来上班工作。在批林批孔中，其他与王守稼相关的文章我不一一去讲了，文革结束以后，王守稼在学术研究，论文写作上，发扬的仍然是这种刻苦努力向上的精神。

（二）

与王守稼工作相关的还有一件事，便是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的工作，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始于七二年末，一直持续到七五年九、十月间，毛泽东晚年的视力因白内障的缘故退化了，除了老花眼镜外还要加上放大镜，为了工作他还要大量阅读古文，他借助于古文，指导批林批孔的运动，借助于古文指导当前的工作，借助于古文按排他的身后事，借助于古典的诗词抒发他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借助于六朝的赋以抒发他郁闷而又无奈的感情，从我们为他标点注释的这些古文和古典的词赋及诗文，从中可以窥见他晚年如何思考国际国内的大局及其对策，他忠诚于自己国家和民族尊严的情愫，和他对生死问题难以言说的感慨。这个工作是毛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做的，具体都是我与姚文元来往的信件上批示给我的，然后我布置在复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去具体注释和翻译，在复旦是谭其骧作最后校订的，是王守稼与历史组的刘修明、许道勳、董进泉、李霞芬、吴乾兑等来往于写作组与复旦及中华印刷厂之间具体完成这项任务，在复旦参加过这些工作的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老师，他们几乎也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后来刘修明把这些古文诗词结集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找到的只有八十六篇古文，可能尚有遗漏，都有下达和上送的时间，根据是我与姚文元之间来往的信扎上的批示及上送信件上所具的时间，九三年出版的时候，为了保证书能按时出版隐去了姚文元和我的名字。出版社也完全是出于无奈之举，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我说刘修明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为我们了解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情感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在标点注释大字本的组织工作上，我是全权交给王守稼去操作的，所以在这个任务中起作用最大的还是王守稼。当时谭其骧是记日记的，在谭其骧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任务进行的全过程，从日记上也可以看到谭其骧勤奋操劳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力，是一颗十十足足“疯狂的螺丝钉”，但他年龄比我们长整整一代了，那真不容易啊！他的学生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把谭先生日记中有关大字本的日记集中在一起，作为独立的一章，我把这一章全部摘录于下，便于大家了解注释的整个过程及其相关的人和事。可以看到当时状况最原始的记录：
1972年12月25日上午，谭其骧接到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的王守稼从写作组打来的电话，询问﹤旧唐书·傅奕传﹥中的典故，先后两次，谈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得知王守稼等人正在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要阅读的古文作注释。
据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朱永嘉说，为毛泽东作注释的任务是由姚文元下达的，每次都由姚打电话给他，通知具体篇目﹝朱注：大部分篇目是姚批注在我给他汇报工作的信件上﹞，然后他再组织注释，完成后送姚文元审定，再由姚送毛泽东。注释的题解一般都经过姚文元的修改。毛泽东阅后，基本都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有的还专门批给某人（如江青）看。朱永嘉也曾将一些注释本送给当时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马天水﹝朱注：还有徐景贤、王秀珍、周纯麟﹞作参考。
这些文件都在上海澳门路中华印刷厂排印，正文用四号老宋、注文用小四号老宋，全部繁体，版本长30厘米，宽20厘米，用60克米色道林纸，线装；以后每次又加印了两册宣纸本。参预这项工作的人都称注释本为“大字本”。注释的具体组织工作叫王守稼负责。至于毛泽东选择这些文章的目的，看了注释后的反应，有的当时向注释人员作过传达，多数并没有具体说明，谭其骧等只是奉命注释而已。
1973年1月2日上午11时，朱永嘉来到复旦大学200号楼上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向谭其骧等人布置了注释任务，要求谭其骧为全部注释把关。由于时间紧迫，其他人的注释稿还没有出来，所以谭其骧自己也开始注释，他分到的是﹤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从3日起，注释成为谭其骧的主要工作，花了整整五天时间完成了﹤吕蒙传﹥。8日夜间他家中煤气泄漏，9日起床后谭其骧感到头痛，作呕，四肢无力，但休息到9点就又去学校作注释了。
13日，朱永嘉将谭其骧找到复旦大学党委，又就注释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谈了半个多小时，总之是要他负责为青年教师和其他人作的注释把关，尽全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当时需要注释的文章主要是历史类的，但以后增加了一些诗词赋，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注释，朱永嘉和写作组一般没有交给谭其骧“把关”，只有在修改﹤江梅引﹥的注释时听取了他的意见。当晚谭其骧开始看邹逸麟、王文楚（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教师）所作的﹤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释。
14日是星期天，他晚上又改至近1时，至16日下午3时改毕。当晚又开始改﹤晋书·恒伊传﹥，由于白天都要开会，每天又工作至深夜，至21日（星期天）上午改毕。此时，﹤吕蒙传﹥和﹤明史·朱升传﹥的校样已经送到，经他改正后12时1刻送走。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中一段关于吕蒙在孙权激励下发愤学习的记载“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为毛泽东用以勉励高级干部重视学习时所引用，也成为全国军民学习的重要内容。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使毛泽东受到启发，他向全国发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无疑受到﹤朱升传﹥的影响。
谭其骧在22日下午校﹤夏侯渊传﹥校样，晚上开始审校﹤晋书·谢玄传﹥的注释，到25日上午还没有全部改完，但市委写作组已来催索，只能将稿子先送印刷厂排印，到时在校样上再改。26日下午3点，他到研究室看﹤晋书·恒伊传﹥的清样。晚上他在﹤晋书·谢安传﹥注释的排样上校改到1点，第二天上午接着改，到下午3点，在16页中改完了8页，交写作组取走。28日（星期天）一早，写作组送来了﹤谢安传﹥注释，要他全部看完，当晚他看到1点，第二天看到半夜12点3刻，30日上午将注释改完。31日下午起改﹤晋书·刘牢之传﹥，直到晚上2时，2月1日上午9时将最后改定的﹤谢玄传﹥送到学校，正好接到王守稼来电，下午4时一定要将﹤刘牢之传﹥送去，可不必细看。不久又得到通知，4时是将稿子送到写作组的时间，谭其骧午饭后顾不得休息，将﹤刘牢之传﹥注释大致看完，2时半交邹逸麟和王文楚送往写作组。
3月5日上午，朱永嘉又交给历史地理研究室三篇注释任务。为此研究室在晚上开会作了研究，并传达了朱永嘉带来的讯息：毛泽东在上次注释稿时，发现了一个错字，“濉溪”的“溪”错成了“漢”。不过经查对原稿，此字是中华厂排错的，但负责校对的人没有校出。大家听后既惊又喜，惊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稍有不慎就会出大问题，要是在关键地方出错如何得了？喜的这些注释果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阅读的，并且看得那么仔细。﹝朱注：张春桥、姚文元在二月来上海时，在兴国招待所给朱永嘉看了毛在﹤谢安传﹥、﹤谢玄传﹥、﹤恒伊传﹥、﹤刘牢之传﹥的合订本上，亲笔批了“请政治局同志一阅。”那个错字也是毛亲笔改在那个本子上的。毛授意下，把这四篇传合订在一起，要政治局同志阅读，是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大局的一些设想，东晋有谢安那样的丞相，才能稳定大局，有谢玄那样的将军才能在肥水之战打败强敌，有恒尹那样的人，才能维护内部的团结，而刘牢之则是一个反面教员，是一个倒戈将军，所以结果不好。东晋得以偏安不是偶然的。﹞
会后回家，谭其骧就查阅郭沫若对屈原﹤天问﹥的注释，作审改注释的准备，以后几天又夜以继日，至11日（星期天）半夜12点3刻将﹤天问﹥、柳宗元﹤天对﹥的注释稿改定。12日起改﹤三国志·魏书·张郃传﹥注释，至16日结束。当天开始看﹤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释，至24日半夜1时20分完成。当天下午，谭其骧在医务室量出的血压是100/160，医生要他半修一周。但他没有时间休息，27日起注释﹤旧唐书·李愬传﹥，至4月5日完成。6日又花了一整天时间对这三篇稿子作了校对。﹝朱注：这三篇传都是军人的传，张辽、张郃这二篇传都讲了这二人历史复杂，后来投奔曹操，曹操又如何重用他们，李愬是夜袭蔡州叛将吴元济的将领，他能宽以待人，蔡州平定以后，吴元济手下的人，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举扭转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出现唐宪宗时中兴的局面，毛用这几篇传教育我们要善待曾经追随林彪系统的将领，才能得人心，稳定大局，其用意颇深。﹞
6月24日虽然是星期天，谭其骧却与平时一样去研究室工作，因为新的注释任务下达——注﹤史记·汲黯郑当时列传﹥。他参加注释至30日，此后转入其他工作。﹝朱注：这篇传是毛批给总理看的，汲黯为官好清静，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郑当时为官好举贤，史言其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缓。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则称：“夫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罗雀。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暑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总理读后回信毛，自叹弗如，这实际上是为十大班子准备条件，提拔了一批新干部，解放了一批包括了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
7月27日上午10时，朱永嘉来研究室，布置注释﹤旧五代史·李袭吉传﹥。29日中文系教师胡裕树交来﹤李袭吉传﹥注释初稿，谭其骧立即投入工作，直到晚上12点20分。30日他从早上注至半夜1点1刻，到31日下午4点完成，送至陈守实（历史系教授）处，估计陈守实又作了加工。8月4日清早，胡绳武（历史系教师）来通知，要大家8点去中华印刷厂校对﹤李袭吉传﹥，谭其骧、陈守实、胡裕树乘学校的吉普车先到康平路141号市委写作组，再由写作组派车送至印刷厂，王守稼一同参加校对，至下午3点校毕回校。﹝朱注：这一篇文章是批给姚文元读的，李袭吉是五代时李克用的秘书官，受到时人称赞，这是毛给姚文元定位，勉励姚做好笔杆子。读此文可以参读韩愈的﹤毛颖传﹥﹞
8月5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朱永嘉找到历史系，要谭其骧立即着手注释柳宗元﹤封建论﹥。为了抓紧时间，谭其骧、胡裕树与中文系的顾易生集中在复旦大学4号楼注释，连续两天日夜突击，至7日下午4时完成。9日上午8时半，谭其骧、胡裕树、顾易生乘吉普车往中华印刷厂，由董进泉（历史系教授，当时借调在写作组）及历史研究所一位借调在写作组的人员陪同，校对﹤封建论﹥注释稿，至下午2时半校毕。
﹤封建论﹥的注释之所以要得如此急，是因为毛泽东在8月5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穅。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朱注：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对着当时黄淮地区诸藩镇的割据势力，他是主张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毛标点此文亦有所指，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八大军区司令调防的思路。建国时，毛不赞成联邦制亦出于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自有自己的国情。﹞
8月11日下午，章太炎﹤秦政记﹥的注释稿送到，谭其骧改至次日凌晨2时。第二天整天在赶，至后半夜2时半结束，13日早上姜义华（历史系教师）来家取走稿子。谭其骧累极，上午补睡觉，但到下午3时又开始校改章太炎﹤秦献记﹥，也是到次日凌晨2时。休息了几个小时，谭其骧又起来工作，上午10时将一部分已完成的稿子送到学校。回家后再干，到下午1点多实在支撑不住，才上床睡了一会。5点多周维衍（历史地理研究室教师）、邹逸麟来拿走一部分稿子。6点完稿，晚饭后又修改，7时20分由周维衍取走。第二天（15日）上午9时去中华印刷厂校对﹤秦政记﹥、﹤秦献记﹥两篇。下午等了很久排印稿还没有出来，朱永嘉赶到工厂，召集工人讲话，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工人务必尽快完成。﹝朱注：﹤秦政记﹥、﹤秦献记﹥这二篇文章都是章太炎肯定秦始皇的，毛借此以批判林彪他们诅咒他是暴君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也确实不容人们抹煞﹤炎黄春秋﹥至今仍借孟姜女哭长城来骂毛，实在不该，而且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啊！﹞
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正来上海作“评法批儒”报告，﹝朱注：那次报告会是在复旦大学礼堂举行是我主持的，全市文教系统的领导干部来参加听报告了。﹞由于杨荣国的特殊地位，上海市革会十分重视对他的接待。当问杨荣国想会见什么人时，杨提出要见谭其骧，朱永嘉立即作了安排，预约的时间就是这天下午。所以朱永嘉讲完后，就找谭其骧去和平饭店与杨荣国会面。5时谭其骧又回到工厂，校到七时半才结束。这是注释中最紧张的一次。
8月18日下午，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节选的注释稿送来让谭其骧校改，当晚他改﹤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一文至半夜1时，第二天工作至凌晨2点半，第三天10时交出一部分。下午从2时赶到晚上8时半，由邹逸麟、周维衍分三批拿走。
8月30日校改的是韩愈﹤石鼓歌﹥注释，31日校阅的是杨宽（历史系教授）所作﹤石鼓文﹥注释。由于﹤石鼓歌﹥涉及先秦的石鼓文，而杨宽是先秦史专家，所以专门请杨宽注出初稿。
1974年4月2日，谭其骧因下午去历史研究所工农知识青年的学习班讲课，上午顺道去了康平路写作组，请他们代买去北京的飞机票。见到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当时借调在写作组）、王守稼、董进泉等后，他们谈及正在作﹤天问﹥、﹤天对﹥注释，要谭其骧帮助看一下稿子。谭其骧因4月4日就要去北京，只答应大致看一下。3日晚上，谭其骧将稿子看毕，第二天清晨动身去北京前让家人交给胡裕树。
8月11日，谭其骧审阅邹逸麟注释的﹤天论﹥。但当时正值﹤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的商周图急需定稿，不久又得参加市里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所以他直到26日才又看了一次﹤天论﹥注释稿。由中文系王运熙等注释的牛孺僧的文章，谭其骧也仅在10月10日上午参加了一次讨论。
11月中旬起，谭其骧陆续参加了香港路和市总工会举行的“法家著作”注释审稿，如19日、22日讨论李斯﹤谏逐客书﹥、﹤韩非子·解蔽﹥，28日上午审﹤商君子·强国﹥，12月3日在家审﹤韩非子·五蠹﹥，4日改﹤荀子·王制﹥，5日至8日改﹤王霸﹥和王夫子﹤论治河﹥。这些注释稿显然并不是“大字本”的范围，但同样属政治任务，他自然不敢怠慢。
11月23日上午，谭其骧又应召赴康平路，与陈旭麓等商议注释﹤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中文由陈旭麓招待在食堂吃饭，至下午4时结束。24日（星期天）早上历史系教师许道勋就将注释稿送来了，谭其骧在上午看完2张，下午、晚上继续看，但不断有人来催促，至半夜2点看完30多张。25日早上起身后，他又看了2张。因工作时间过长，眼睛发痛，就去研究室处理一些杂务，下午3点起继续审改，7时写作组工宣队员王某取走一批，谭其骧继续工作到凌晨3点。26日上午完成5张，下午完成五六张，傍晚取走一批；晚上完成8张，至12时半结束。28日下午，谭其骧去康平路看<黄琼传>、<李固传>的校样，接着又与邹逸麟、王文楚、王守稼、董进泉一起去中华印刷厂校对。到晚上6时半，工作大体完成，他与王文楚先回家。邹逸麟的家离厂很近，他与王守稼一直等到正式付印。
这次的注释要的如此紧急，是因为毛泽东要将这两篇文章批给江青看，﹝朱注：要江青不要忘乎所以。﹞<黄琼传>中“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和<李固传>中“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话都被毛泽东引用。不久毛泽东的批示层层下传，这几句话也成为广大干部必须弄懂的内容。
12月10日，写作组送来了<谢安传>等注释，晚上谭其骧初步翻阅了一下。11日上午，他去康平路，王守稼告诉他<谢安传>四篇的注释要重新整理修改，以便出版。下午谭其骧就开始校改，夜里搞至2点。第二天又干了一天，到凌晨2点半改定<谢安传>。但他发现其他人做的<谢玄传>、<恒伊传>和<刘牢之传>注释仅仅是转录一下，与要求相差甚远。﹝朱注：毛要求重印这四篇传，是在生活会议批评总理之后，是希望中央能团结，特别安慰总理能安心工作，在<恒伊传>有这样一段话：“（王）国宝馋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嫌隙遂成。帝召伊饮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舞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但自足以韻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去：‘御府人于臣必不自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妇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府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那是告诉总理，你我之间都有难处，为了国家的利益互相体谅罢。关于毛与总理之间的关系，王守稼是清楚的，那有什么借着批林批孔批总理的影射史学之事，这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辞，王在逼供的情况下背上了自诬之辞，背上了思想包袱，后来我受审判时，亦未再提及影射周公之事，可见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子虚乌有之事，但在写作组清查时，哪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上床后，他又翻阅了所附的<肥水之战>一文，觉得错误很多。13日上午，他打电话告诉王守稼，王要他修改。晚上谭其骧开始修改此文，发现无从入手，他只好将意见一一写出，忙到12点半。14日上午李霞芬来将意见拿走，谭其骧请王守稼决定要不要改。15日傍晚，谭其骧去朱永嘉处，朱仍然要他修改<肥水之战>，并要他另写一篇。17日上午，周维衍来谭其骧家，告诉他王守稼打来电话，提了写作组方面的三个方案；修改<肥水之战>；写一封信指出其中的错误，另外写一篇；让他决定怎么办。谭其骧选择了修改，18日白天和晚上，他都在改文章，至半夜1时才改毕，第二天又花一天时间抄清。﹝朱注：当时写﹤肥水之战﹥一文的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才能取得胜利。谭先生对是文的意见，我们作为来信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七五年第二期上，署名谭明。承认原文史料引用上的错误。﹞

12月27日起，谭其骧参加上海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团的学习，但29日回家时见有周维衍留下的李斯<谏逐客书>，要他修改，当晚他改到12点，第二天一早继续，至10点结束。1975年1月3日至4日上午，谭其骧在离家出席四届人大前修改了晁错<论贵粟疏>的注释。
1975年5月5日谭其骧一到研究室就接到王守稼的通知，要他赶快去写作组。到后才知道是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上海征求意见，这次修改特别谨慎。7月8日，王运熙又就<江梅引>的注释征求谭其骧的意见，并请他校改了注释全文。
8月中旬，又有<晋书>中的几篇传记要求作注释，其中一部分是以前曾经注过的，要求修改后重新排印。谭其骧负责的是<刘牢之传>﹝朱注：刘牢之传实际上是批评陈伯达的，指责他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反来复去，该传讲到刘牢之欲举兵反桓玄，他“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又反司马朗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乃自缢而死。”﹞和<王弥传>，前者是修改，自8月11日至13日；后者是新注，自13日晚至17日半夜1时完成。
22日下午，谭其骧去写作组听取关于注释工作的批示。这是毛泽东与江青对庾信<枯树赋>注释所作的批示：1975年5月，毛泽东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了四条意见，后来又提了三条意见，被整理出一份题为<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的文件。江青将<枯树赋>等几篇赋的注文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小组讨论后，两校（梁效）注释组写了一份《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的材料。江青将兩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供参考，请批示。只此一份，印三个赋，需要注的好些。<悼李夫人赋>请留下参考，有关注文这份，请退我，最好有主席的批注。”不久毛泽东作了批示：“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八月”（转引自<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朱注：关于<枯树赋>注释的问题，我另有他文说明，毛对<枯树赋>的注释自有其独特的解释，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由于我获悉梁效也在做注释的工作，而且是江青在管他们，我就<枯树赋>注释的问题向毛和中央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并没有因此责怪具体注释此篇的章培恒、顾易生他们，但我把诗词赋的工作先放缓一些，逐渐中止下来，免得与梁效及江青那儿发生矛盾和摩擦。谭其骧虽然没有参加这些赋的注释，但因为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以也被要求听取了传达。﹞批示传达结束时，王守稼要求他继续注释<苏峻传>和<孙恩传>。
由于又有了批判<水浒传>的运动，他不得不先看了张政烺、余嘉锡的<宋江考>，并参加了25日下午新华社来校召开的座谈会，到26日晚上才开始<苏峻传>的注释。27日、28日搞了两天，<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的青藏幅又等着他定稿。9月1日他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3日去河北承德参加北方文物考古座谈会。他赶忙抄清了地图稿中的问题，晚上整理行李时，却没有找到原来用过的讲话稿和边疆各区的讲义稿。3日一早他赶到研究室，还是找不到讲稿，只能匆匆登车去机场，到北京后他才发现离家时连皮带也没有系上。
9月27日谭其骧返回上海，修改清朝地图新疆幅、改正唐时期地图东北幅，研究黄河源资料等事又迫在眉睫。10月8日下午王守稼来找他，提醒他还有注释未了。13日王守稼和董进泉又来催他作注释，他只能腾出手来，从14日开始注释<苏峻传>。当天接到通知，15日上午去康平路写作组看批示。19日半夜注完<苏峻传>，但第二天用吴士鉴的<晋书斠注>覆查，又改了一天，到21日上午交出。11月12日，<苏峻传>的清样送来，由他改定。
但剩下的<孙恩传>，谭其骧只在12月2日、3日作了注释，以后再无下文，王守稼也没有再催。究竟是什么原因，因王守稼已于1988年12月病逝，无从询问。据其他当事人回忆，1975年后不再有注释任务，看来毛泽东已没有看大字本的需要了。﹝朱注：<苏峻传>与<孙恩传>这二篇大字本，我都没有上送，我的直觉只感到它的内容复杂，可能会得罪不知什么人，苏峻是东晋的叛逆之臣，而孙恩则是东晋后期农民起义的领袖，毛要看这二篇传可能是考虑到威胁政权的二个方面，想从中吸取教训，如何处理今后可能发生的这二方面的问题，在七五年那个环境下，又是非常犯忌的事，我就把它拖了下来，毛那儿不催，我就拖着不主动送。那个时候为人亦难啊！﹞
从谭其骧当时的日记中摘录出与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相关的内容，可以看到谭老师是那么辛勤而不辞劳苦，几乎经常熬夜到二、三点，那么急急匆匆地赶任务，当时谭还负责着中国历史地图绘制的工作，这也是毛通过吴晗下达的任务，我从五六年起就断断续续的参预了这件事，在文革中，只要我力所能及，也尽力维护着这项任务能够正常地进行下去，那时复旦大学军宣队的负责人方耀华也深知这项任务的社会历史意义，也派出了专职的军宣队员王耀宗来工作，任务是保障工作的正常秩序，尽管在文革运动中，有各种干扰，谭其骧的工作和尊严还是尽我力所能及地保障他的。有时他也埋怨我把任务逼得太紧了，我也有内疚的地方，他与陈守实毕竟是我的老师辈啊！那么大的年纪了，怎么能那么急迫地给他们压任务呢？但毛在那么高龄，大病以后，眼力极度不好的情况下，为了操劳国事，从注释大字本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他是那么争分夺秒地苦苦地为身前身后事操劳，我又怎么能有丝毫怠慢呢？王守稼也是这样，他拖弱疲劳的病体奔波于复旦与写作组之间，这些篇目他也大都校释过一遍。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方耀华在复旦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军宣队是王维国的空四军派出来的，所以方也受到了牵连，其实方耀华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理由冲击他，但我没有分管运动方面的事，所以说不上话，后来空四军派在复旦的军宣队全部撤出，我还是把王耀宗给留下来了，理由是他熟悉情况，再换人对工作不利，因为这里的任务都是为毛那儿的需要服务的，谁也不敢多说什么，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界线，超越这个界线的话，别人不会听，而且会被别人揪辫子。再说这谭其骧日记记录的内容都偏重于史传方面的文章，诸子的散文，如商鞅、韩非等人的注释工作，都是杨宽在那儿做的，近代史里有关章太炎的许多论文，都是陈旭麓、姜义华他们在做的，在词赋方面的注释工作是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他们在做，他们也都是我的师友啊！毛特别喜欢宋词，我们注释上送的宋词也仅仅是一部分，毛提到的宋词有一百多首，而且让蔡瑶铣她们去北京演唱，毛听她们的演唱来代替阅读，因为他的视力已不允许他阅读了，如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毛让叶剑英背诵的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那首词，便是由方洋演唱的。这些唱词的录音，都保留在毛的纪念馆，这可是一批非常宝贵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历史遗产，如叶剑英背诵的辛弃疾那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我在一篇释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其他诸子散文和诗词的内容及相关背景的解析我另有专门的著作说明，不是这篇纪念文章所能完成的了。
王守稼离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只有六十六岁，凭他那努力的精神还能做多少有益于历史科学，有益于人民的事啊！王守稼临终前的遗嘱只是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的儿子今后能够读大学。为了这个事肖木曾经求助于余秋雨，他那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结果没有如愿，复读了一年，他考上了新闻系，还是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金炳华相助，把他吸收入解放日报，以后调到宣传部工作，我记得柳宗元去世以后，韩愈写了一篇《祭柳子厚文》，其中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在祭文中说：“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编告诸友，以寄其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猶有鬼神，宁敢遗坠。”韩柳二人在文章上，时有争执，但柳去世时，托子于韩，韩在祭文中能这样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朋友之间极其珍贵的情谊。我还记得《三国志·魏书·刘表传》的裴松之注引《傅子》讲到刘表手下的蒯越，曾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疆大。曹操平定荆州以后操曾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蒯越去世时，“与太祖书，托以门户。太祖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惜现在如曹操那样大度的政治家实在不多，在东汉极其混乱的局面下，曹操得以从中原各个割据的群雄中崛起，不是偶然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更应该注意得人心，否则的话天下难以长治久安啊！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狱回家，八九年的一月初才获悉王守稼与陈旭麓去世的消息，人虽然回家了，行动上还得谨小慎微，在九十年代初，我知道王守稼的家在那里，去他家向其家人表示自己的悼念，他夫人许春晖送了一本王守稼留下的遗著《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给我作为留念。
王守稼这本遗著是刘修明帮助他编集的，一共收他十八篇有关明清史的论文，清查运动结束后，他不愿再回复旦历史系，怕再惹什么是非，去了历史研究所。在清查运动期间，迫于那时的形势和压力，多少说了一些违心的话，我受审判时，他曾出庭作证，回去对刘修明说我在庭上都吃进了。对有些事他终有一些愧疚之感，其实我并不在意，然而他那种压郁的心情多少加重了他病情，以后他把一切都寄托在论文的写作上了。他遗著出版前，去请谭其骧先生题词，谭先生对着他的遗著沉思良久，说了四个字，义不容辞。谭先生写下了非常沉痛的文字：
王守稼同志温文尔雅，忠诚恳笃。治学博览，慎思毋意毋必。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为专研历史科学而勤苦述作。不问时事处境如何，不断地奋志于探索历史真实。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为老师所器重。同学所钦佩。工作二十余年来，著作数十万言，取材翔实，论证精核，为海内外许多知名史学家所一致肯定，这样一个具有卓越才学识，崇高的奉献精神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天不假年，竟以四十余岁邃而谢世，这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现在由他的挚友刘修明同志，将他生前著作的主要部分，篡成一书问世，使他的成就基本上传之不朽。这不仅是对故友的最好纪念，也是为史学界做一件大好事。

一九九O年二月友生谭其骧识
谭先生所以那样热情洋溢地写下这一段中肯的话，还是离不开当年一起为毛注释大字本共事时一起不辞辛劳的基础上，书法家顾廷龙先生为书题写了书名，也是出于历史组有那么长时间一起在上海图书馆共处，大字本的书题也都是顾先生题写的，后来出版《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也是顾廷龙敬题的，而且写了许多条，选了一条，把其他条目都焚了，当年《学习与批判》的刊头也是顾老先生题写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当年为毛标点注释大字本的共同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的表现。在这一切背后，都有一份共同的心情，那就是对党对毛的一片忠诚，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这片忠诚永远不会因之变色。
我收下王守稼这遗著后，一直保存至今，有时偶尔随手翻阅抚摸，总觉得歉疚于他什么，他是因我而在清查运动受到种种苦难而患下重病的，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自己也已是垂垂暮年，朝不保夕的人了，再不还掉这笔宿债，那我走了以后，也会于心有愧的，六九年写作组的历史组重建以后，在整个写作组内，无论批林批孔，还是为毛泽东标点和注释大字本的工作，他们是挑重担的，六六年至六七年的写作组的历史组情况，由于《评海瑞罢官》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六九年以后的写作组我怎能不为他们说明一些最基本的状况呢？这也仅仅是从我这一个视角看到的一些情况，其他的同志或许还能补充，特别是当时参加学习班的工农出生的青年们，从他们的视角也许能看得更广泛一些，因为这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历程。现在他们在工作中已成为方方面面的栋梁之才了，关于王守稼和谭其骧的回忆就到此为止了。王守稼、陈旭麓、许道勳、吴乾兑四位师友都已作故了，谭其骧老师与顾廷龙老先生亦已仙去，记得龚自珍撰平生师友小记是，曾有一诗，今錄于下：“夜思师友淚滂沱，光影犹存急網罗。言行较详官阀略，报恩如此疚心多。”借此略表拳拳寸心。

（三）

在二OO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的往事版有篇题目为《怀念陈旭麓先生》的文章，作者是茅海建，他是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文章是作者在华东师大于去年十二月一日举行的纪念陈旭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和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的一个发言，二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怀念着他。我与陈旭麓先生之间亦有一段难分难解的缘分，也许正因为与我的这一段缘分使他抱恨终生，使他成为全校独有的当了几十年的副教授。八三年时，杨慎之先生曾代表湖南省委欢迎陈旭麓先生去湖南工作，而陈旭麓却愤然地说:“如果不把话说清楚，我是不离开上海的。”说清楚是文革结束后对所谓三种人，即所谓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他们必须在运动中交待清楚自己在文革期间的情况，换一句话说，换言之他们都是运动的对象，陈先生这句话不是说自己是三种人，更不是说自己有什么事情没有说清楚。而是说为什么压着他不提教授职称，不能招博士生的理由，是有人故意压着他，与他作对。

先把问题搁一下，容我慢慢把与陈先生相处的缘分娓娓道来。记得在七O年末，我与历史组的同事一起商量，大学招生了，学生要上课了，没有课本，总得编一点参考书吧，那时哲学组在编哲学小辞典，经济组在开始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学组在编鲁迅传，从鲁迅的故事写起，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可以再版过去的书，你们历史组编什么呢？我建议是否编一套中国近代史的小丛书，但是复旦的人力还不够，得再找一些人，那时蔡尚思先生住在我楼下，见面闲聊时，与他讲起这个设想，他建议找师大的陈旭麓来参加这项工作，因为蔡先生与他一起在北京参加过李新主持编写新民主主义通史的工作，我与吴绳武先生商量他也竭力推荐陈先生，这个编写组便放在复旦，是王知常负责与他们联系的，这样陈旭麓便与李道齐先生一齐来复旦参加这项工作了，而且讲好由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史》那本小册子便是陈先生自己执笔的。这样他们可以脱离运动，安心读书和编书了，他的工作室我记得便放在复旦相伯堂的底楼，与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研究室上下楼面，所以他与谭先生是朝夕相处，让他奔波于复旦师大之间，也实在辛苦他了，至于如何编撰完全由他们自主，我没有作过任何干涉。记得王知常与他们讨论过一二次。七二年末到七三年初，我们接手为毛泽东标点注释大字本的任务，其中有涉及近代史中章太炎的文章，若《秦献记》、《秦政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还要编撰章太炎其他方面的著作，对一八四O年以后晚清的历史我比较陌生，我就把陈先生请到写作组的历史组来了。在康平路142号七层楼为他按了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参加历史组的工作，让他帮青年改一些文章，外面有学术活动的机会，就让他出去参加。如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让他去福州参加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讨论会，有一段时间由于武汉比较乱，唐长孺希望到上海来工作，我就安排唐长孺在肇溪北路原历史研究所辟了二间办公室，一间给唐长孺，一间给陈旭麓，让二个老人有闲聊的对象，复旦新闻系的李龙牧也在那里，那时历史组办了三期青年工人读书的培训班，希望从中培养一些青年学术尖子，将来可以接班，便让这些老专家给他们上课，不仅历史组，其他如经济组、哲学组、文学组我都是如此做的，故而各组都有一群青年作者。文革结束清查写作组时，是哲学组的高志仁去接车文仪的，他是从海军随苏振华来沪的，是那时市委宣传部长，他到写作组开全体大会，一看大部分人都是青年，为什么这个队伍竟然那么年轻，在早期清查运动中，他还是非常讲政策的，后来因为“右倾”，三不足要补课，所以他不管写作组的运动，后来他去湖南任宣传部长，所以湖南才会希望陈旭麓回家乡工作。
陈旭麓在写作组工作期间，也曾写过几篇文章，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集体创作，题目叫《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署名为《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陈旭麓是参与者之一，发表在七三年的第三期《学习与批判》上，第二篇是《九州生气恃风雷》，署陈旭麓真名，发表在七五年的第二期。第三篇是《折庙还是补天》，副题是李贽与《水浒》及其他，也是署陈旭麓真名，发表在七六年的第二期上，後二篇文章都是他主动写的，我没有改动什么字。先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篇，是他给龚自珍全集印写的前言，这篇文章后来还收在他的《近代史思辨录》中，只是把题目改为《论龚自珍思想》，只是在最末一句中“反儒尊法的龚自珍思想”删去了“反儒尊法”四个字，后面加了一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改稿”，可见他在一九八四年出书时还是认可自己这篇文字的，这个文章到今天读来不仅没有什么大错，它仍是一篇在论证龚自珍思想上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原题出自龚自珍的那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毛泽东曾经书过条幅，并曾在五十年代公开发表在报刊上，激起了一代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他所以改题，只是为避此文曾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之嫌而已。龚自珍生长于嘉道年间，清王朝由盛而露衰象，他引龚的文章，说那个时代，“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后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治之不议。”“而才世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在八十年代他重新改定此文时，这些话宣泄了他对自己所在单位压在他头顶上那人的不满，他在文革中肯定了龚自珍十分赞同柳宗元《封建论》中阐明的观点，说：“汉既用秦之郡县，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于禹之九州，是以天下大乱繁兴。”这个大乱也就是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在龚自珍看来，封建与郡县是“天不两立”的。“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这些话今天看来仍有价值，维护国家政令的统一，仍是我们民族兴亡的大事。陈旭麓在文革中引了龚自珍的《平均篇》说如果让贫富两极化的趋势长期分化下去，“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济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龚还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其结果会是“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那时“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那就丧钟响起了。故陈旭麓讲龚自珍呼唤的“九州生气恃风雷”，希望借“风雷”的威力，去打破“万马齐喑”死寂的局面，以实现富有生气的改革。陈旭麓在这篇文章突现的是警钟长鸣，我们民族如果能长期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忧患意识，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足于世界之林。
冯契先生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序言中说：“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陈旭麓讲到他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我并不是象思辨哲学家那样由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考察历史的态势，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他还说：“围绕历史的思辨，事实第一，立论第二，让历史说话，也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准则。但是用文字来撰述历史，是通过人来说话的，而这个人也有他的社会性，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里，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诚于事实，是逃不出那个时空规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认识的，﹝朱注：在撰述者的情和认识的背后，还有利益在支配着他。﹞至于史论比史编沾染的时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触及现实，则史论更带有政论色彩。以史为鉴，史是过去，鉴则今人，它客观地表述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史论是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感发，它有无深刻的借鉴意义，是其有无价值所在，没有借鉴意义的史论是缺乏生命力的。”他还说：一个史学家必须具有渊博的文史哲知识，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如果处于无思想的状态，也就没有生命了。他这些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主张还是非常精辟的，人们只有在在历史的真实中，才能吸取到历史发展的真理，要求得历史的真实，只有不断考异，才能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只有通过不断的思辨，才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所涵孕的真理，才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他这些话读来至今都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在文革期间，我写的那么多大批判文章，大都是从一定的政治概念出发，换一句话说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意图对了文章的锋芒便对，上面的意图有偏差，我们也跟着东歪西斜，而且还形式主义的到处乱套公式，儒法斗争史便是如此这般泡制成的，缺少在历史事实下功夫去考订，缺少长时间积叠史学的功底，大都是为了任务匆匆忙忙的急就章，即便如受毛肯定的读王荆公年谱考略那篇文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它毕竟是一篇急就章啊！无论从思辨还是对历史事实的考订，还是文学上的修养，我的功底远远不如陈旭麓先生，所以陈先生的文章至今还能读下去使人受益，我就差之太远太远了。陈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对研究近代史有深刻的意义，对研究当代史、研究文革史，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事实是第一位的，既定的一切结论都要让事实来检验，对它的编撰和评述应得自历史自身的必然逻辑，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对现实则反而是对人性和伦理的扭曲。他这些话到今天看来还是何等地正确，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茅海建先生关于陈旭麓在纪念他去世二十周年的会上讲到陈先生对茅先生主张以西化东，提出西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其实，我有不少朋友迄今仍主张以西化东，全面照搬西方的，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对东方自己的历史不甚了了，把西方作为标尺，用来衡量东方的，那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还是不断碰壁，中国要变，要向前发展，还是从自己实际出发，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中寻找变化的途径。）陈先生还讲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是伴随着许多次后退，都是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正是在此前后进退中逐渐前行，这是中国社会诸多因素的交错作用，也是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一定是新旧，或许是不同势力，不同观念的较量，可能更准确一些。）茅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深奥的学说，也是一种简单的哲理，其中有着陈先生生命的体悟。它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百十年的精准刻划，也几乎是对此后中国命运的谶语。在我看来对社会历史及民族的命运是如此，对一个个人生命和思想的演化何尝不是如此。只要能够不断的反省，保持忧患的意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总还会是前途无量。
陈旭麓虽已离我们而去整二十年了，他这些教诲仍是常读仍有常新的感觉。至于那些所谓影射史学的批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陈旭麓去世时，有那么多人怀念他。
王守稼在病床上临终前写了那么一幅挽联：
数十年史坛耕耘，丰碑耸立。
二十载忘年相交，痛失良师。
谭其骧送的挽联：
才识并世同饮，述作传诸不朽。
金冲及的唁函说：
我同旭麓同志相交三十年。在我心目中，他一直介于师友之间。他的才识、他的耿直，都使我钦佩。
陈旭麓先生去世后，出了一本《陈旭麓先生哀思录》书名是顾廷龙先生题的字。在那么多挽联、唁电、唁函，参加追悼仪式的多达七百余人，独独缺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与陈旭麓同事的历史系的系主任，这事也有先例，复旦的一位副校长陈传纲在文革前期自杀身亡，这事对人们有很大的震惊，文革结束为他开追悼会，与其自杀相关的二位领导送花圈去，陈传纲的夫人把他们的花圈丢在门外，毕竟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么是谁长期压着陈先生的问题就回答了，理由就是陈先生在写作组的历史组呆了那么几年，在写作组内，三种人他根本排不上号，他做的事光明磊落，他写的文章编的书都在，谈不上什么上纲上线的问题。他对陈旭麓的那股怨气是冲着我来的，记得在六四年时，我们以罗思鼎署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了一下乾嘉期间汉学繁琐考证的风气，不知怎么触怒了这位系主任，他在上海史学会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有四十多人，要我去参加，我带朱维铮一起去，整个会议的发言都是批判我的文章，那位系主任作了主题发言，我只是细心聆听，没有发言，我想让他们讲完也就可以了。但朱维铮记录了全部发言的内容，会后回到写作班，朱维铮却把这份记录交给了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沈竹，发了宣传部的情况简报，石西民看到以后，批了意见，派工作队进驻师大历史系，作四清运动的试点，那时北京大学是中宣部在搞四清的试点，上海正找不到从那儿下手呢？于是派了当时高教局余立去作工作队的负责人，金冲及的爱人奚姗姗也在其中，其实我与那位系主任并无过隙，而且他是我老师陈守实的小同乡，在我老师家我常与他见面，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会闹出这样的事来，叫我有嘴也说不清。不久文革开始，他又成了冲击的对象，上海高校的斗鬼风，他是全市第一个带高帽的，以后是群众运动给他带来更多的冲击，我实在无能为力，连我父母都在受冲击，我也无法阻止。文革后期，我还是想着他，市里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时，我还是提名请他来参加，让他长篇发言，给他地位，当然缓解不了他对我的过隙，我调了陈旭麓来写作组，不知怎么又触动了他那一根神经，心中不愉快。文革结束，我成了全市批判的对象，他找不到我直接面对面的出气，所以陈旭麓回师大，这股气便一股脑儿倾在陈旭麓身上了，他在文革运动中遭的罪，我是歉疚在心的，尽管那不是我要做的，也不是我能阻挡得住的，毕竟我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尽管此中有许多偶然性，我还是责备自己没有作更多的努力去制止或减少这种不幸的发生。文革结束，全国恢复评定职称以后，有的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称王称霸排斥异己了。那时的陈旭麓正是有一些告天天不应的郁抑。所以他说出要相关的人说清楚之激愤的话。此人亦已作故，其实职称算什么呢？我在五九年被评为讲师，以后在文革期间，根本没有评职称的事，八八年出狱以后连公民也不算，只是名义上挂在复旦，还不算复旦正式的工作人员，尽管我有复旦的工作证和出入证，他们仍是把我视之为编外人员，至于职称更谈不上了，其实我的组织关系自五O年进复旦，并未发生过变更，无非是因为政治原因把我打入另类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自外。但别人来信，却称我为教授，我声明自己不是教授，他们仍然叫我教授，我的朋友替我在人民网开了一个博客，称作朱永嘉教授博客，我实在诚惶诚恐，生怕别人骂我在冒充教授，其实现在教授博导已成为烂羊头了，有什么值得稀罕呢？不过那时候还不一样。这个问题我已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为人还是厚道一些好，堂堂正正的来，堂堂正正的去，别那么缺德。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世事真短如春梦，记得苏轼词中有那么两句：“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一切都是短暂的，但到了那个即将告别世界的时候，即便如毛泽东那样的伟人，也时时牵挂着身前身后的安排，结果还是事事皆不如愿地如陌上的花随风而去。我到了这个年龄，也是这番心情，总想给相关的人和事作一个交待，特别是他们因我受累，怀着沉痛的心情早我而夭折，时时有一种不安的心情撞击着我，逼着我写下这一段文字。也有人问我写这些过眼烟云的文字干嘛？我说这可是我要还的阎王债啊！我想还是以龚自珍弃官南返时说的二句话：“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