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凌：张要在文革中坚持为刘少奇、万晓塘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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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凌


不幸早逝的《天津日报》资深老编辑张要同志，在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特别是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置于死地的大帽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他永远清除出党之后，仍大义凛然地公开宣称“刘少奇是革命的”，已被整倒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虽身临大狱、受尽折磨而不改初衷。如此高风亮节的新闻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试问天津有几人？全国又有几人？
张要，不愧是一个“大写”的人。
独立思考决不盲从
在《天津日报》，我和张要同志在时事部（“文革”中改名编报组）工作，同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当时我和党小组长张琏编要闻，张要和汪诚彪编地方新闻版。每到安排版面的时候，他总会过来问我：“一版有转文没有？多少字？”由于一版要闻变化较多，还常因新华社突然在截稿后又发来要闻而不得不“唱倒板（倒版）”，重新调整版面，牵连到二版的安排，转文较多，所以他常戏称我是“扩张主义者”、“大地主”。但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主动配合，慷慨“割地”。有时他收到地方新闻稿认为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主动推荐给一版，特别尊重记者的劳动。
从河南到云南，从西南联大到北大，如火如荼的地下斗争锻炼了张要的坚强意志；而那些曲折坎坷的蹉跎岁月，更磨砺他铁骨铮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不正常的民主生活和不公正的对待，却使他更学会了冷静的独立思考，宁可保持沉默也决不趋炎附势。因此他总是叼着烟斗独坐沉思；透过烟斗里升起的缕缕烟雾，看到他那眯着的双眼，你可能以为他在打盹；但当你走过他身旁时，他会猛地拍一下写字台上的某一篇文章把你叫住：“喂，你看过这篇文章吗？这个论点行吗？”话虽不多，语不惊人，但却发人深思，擦亮眼睛。所以当“文革”的狂飚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他不但未被邪恶压倒，反而变得更加坚持原则，决不盲从。
真心似火真情难得
“文革”一开始，我就受到围攻，成为报社首批被点名的人物之一，办公室门口的满墙大字报说我是个“漏网右派”、美帝“情报局长”，停止了我的编辑工作，没有人再敢接近我。
有一次，张要与我在厕所相遇。他面壁而立，眼睛盯着门口，就像对别人说话似的，用只能让我一个人勉强听到的微声悄悄地说：“小伙子，稳住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些有了组织结论的事实，不是几张大字报一起哄就能随便推倒的。你首先应该对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说完转头就走。在那浊浪滔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刻，这样的同志是多么难得！他那番话，语短情长，对我来说比金子还珍贵，使我终生难忘。
在整个“文革”中，张要未写过一张大字报，并谢绝邀请在任何一份大字报上签名；更不在任何赶浪头的“大批判”会上发言，决不对受诬陷的同志落井下石。党组织瘫痪了，报社从党委、支部到小组都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但张要却要求党小组长张琏坚持每星期五照常召开小组生活会，而且十分固执地要向党小组汇报思想。急得张琏说：“现在市委都瘫痪了，报社党委书记、总编都进了‘牛棚’，你向我汇报，我向谁汇报？”张要却反问道：“按你这种说法，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就不用搞了？”这句话把张琏吓了一跳，连忙阻止道：“你可别乱说呀！这话要让他们（造反派）听见那还了得！现在党小组的人已经分成两派，小组会怎么开？你要在小组会上汇报这样的思想，不是自找倒霉吗？”
组织观念临危更坚
张要按了按烟斗里的烟丝，使劲吸了两口，烟丝的火光映红着他那张清瘦的脸，激动地说：“那又能怎么样？开不了小组会，我也得单独向你汇报。我不信我们的党就会这样被人一冲就散了！”他显然是愤慨了，使劲地磕打着烟斗，拂袖而去。
这是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夺了《天津日报》社的权，把我们这些“对立面”和“有问题”的人逐出编辑部之后发生的事。当时大家对“文革”把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很不理解，前景如何更难预测，人人心中无底，思想上十分苦闷。张要坚持要过组织生活，张琏颇感棘手，便找我商量。当时经过反对“资反路线”，我虽已被宣告“解放”，但混乱的局面仍使我毫无安全感，不得不更加谨小慎微。我虽同意张琏的意见，但却无法说服张要。
张要是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他真的每星期五晚上七点准时到张琏家去向他汇报思想。说完就走，杯茶不扰。张琏怕出问题，但又不能闭门不纳，于是一度到我家去“避难”。但张要仍坚持准时前来，风雪无阻。张琏不在，他就坐到门外石阶上等候，直到平时小组会该散会时才离开。
有一次，张琏约我去看看这番情景。我们隐藏在常德道离张琏家不远的一个门洞里，透过苍茫夜色只见张要独坐在张家门口冰冷的石阶上，双臂抱膝在抽烟，烟斗里的火光像星星在一闪一闪地眨眼，于黑暗中特别醒目。我真想给他送一杯热茶来，但张琏和我相对无语。当我们目送着他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寒夜中时，伤感和激愤一起涌上心头。慨叹时耶命耶，竟如此折磨着人！
沉着应变密商对策
夺权之争引发形势剧变。报社造反派夺了编委会和行政大权之后，内部发生了权力再分配的矛盾。而社会上各个山头的造反派冲进报社又夺了本社造反派的权，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一起爆发，以至引发武斗，使局面混乱得无法收拾。于是，天津警备区奉命连夜派人员维持秩序，接着天津驻军也派人进驻，成立军管组，宣布《天津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一切权力归军管，要求报社员工尽快报到上班，以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但是报社造反派认为军管是夺了他们的权，要求军管承认他们夺权后的“合法”地位，还权给造反派；否则不与合作。但军管组拒绝接受这个条件，造反派便拒绝上班，僵持的局面绷得很紧。
要出报首先得有编辑，而当时管编报的时事部已溃不成军。部主任鲁思被关进“牛棚”，副主任和几位分管版面的编辑也离岗造反去了；我们这些被夺了权，靠边站的编辑还在外面“漂着”。但保证报纸正常出版是个硬任务，造反派既不合作，军管组只好启用我们几个“保”字号的编辑，但宣布我们是“暂时留用”，并要我们选出一个临时负责人。可是谁也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当这个“官”。军管组一看选举不成，竟鬼使神差般地指定我为临时负责人，并宣布将时事部改名为编报组。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军管组终于正式表态支持报社造反派。于是张琏就此宣布“转变立场”，离开了编报组。张要提醒我做好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准备。但是张琏并没有“出卖”我们，而造反派却加大了对我们的压力，外部各派势力的干扰也日益频繁，使我们面临无法应付的困难。与此同时，有人来动员我“起义”参加造反组织，并指出这是我“唯一出路”。张要问我的想法，我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一生一世只能忠于党组织。”张要斩钉截铁般地说：“那好，咱们还一块儿干！”
军管组虽然表态支持了报社造反派，由于不可能向造反派移交已接管的权力，不但没有彻底改善同造反派的关系，反而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化，与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由于社会上造反派的强烈冲击，迫使报纸停刊；工宣队就此进驻报社。
不怕围攻坦诚直言
工宣队在报社与军管组联合掌权后，左上加左，提出要通过学《毛著》讲用会来推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潜藏在报社内部的“阶级敌人”；实际上这是一次人人过关的大清洗。报纸复刊后，首先清理了编报组的“留用人员”。我被首当其冲地送进了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组编报组时，张琏也被排除在外靠边站。只剩下张要一个人还在造反派编辑的包围中苦苦支撑。
“讲用会”在雷厉风行地进行着。人们争先恐后地“斗私批修”、议怪事、揭发检举，乱箭齐发的大字报如火如荼，其狂热超过“资反路线”时期，真可谓“形势大好”。编辑部所有的人都讲用完了，就剩下张要一人仍在保持沉默。于是很自然地被当局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列为攻坚重点。
编报组的“讲用会”终于拉开阵势，工宣队和军管组调来他们最信得过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软硬兼施地对张要展开了攻势。胸怀坦荡的张要却以挑战者的姿态，理直气壮地谈了自己对“文革”运动的看法。从党史和党的组织原则的高度阐述了对一些事态的不同意见；实际上也就是两句话：“刘少奇同志是革命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也是革命的”。
顿时，这两句话就像两颗重磅炸弹，投进了工宣队和军管当局的总部，其冲击波直接震撼了市革委。当局下令一定要想办法让张要继续交代，运用“引蛇出洞”等老招儿“诱敌深入”。但张要在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再次保持沉默。
酷刑拷打忠贞不屈
够了，在那个时代，这两句话就足够置人于死地了。于是他立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逐出编辑部送进“牛棚”，接着抄了他的家。在撬开他的办公桌抽屉时，发现日记本上放着一朵悼念万晓塘被迫害致死的白花。日记中写着深情的哀思之词；从而成了当时全市独一无二的“现行反革命”大案。
接踵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连续批斗，并把总编辑石坚和党委书记林锋拉出来陪斗。张要的身体本来就很瘦弱，当他被挂上沉重的“现行反革命”黑板牌子，反拧双臂用“喷气式”押上场时，已踉踉跄跄地难以站立。一轮批斗后问他：“说！刘少奇、万晓塘到底是什么人？”
“是革命的！”张要坚定地回答。
于是又招来一阵野蛮的毒打。有个“激起无比革命义愤”的打手，竟冲上来从张要的后腰提起他的皮带，将他的身子折成“人”字形离开地面，然后来个“扫膛腿”，将他重重地摔出去。但当他吃力地爬起来站定后，还是那句话：“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他被还押到“牛棚”时，一进门就找“同监犯”石坚同志汇报思想。“牛棚”看守发现后又找来打手将他拉到院子里拳打脚踢，揍得他鼻青脸肿。但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张要坚持《党章》赋予党员可以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使军管组和工宣队感到在报社这个“知识分子成堆”和“老党员、老家伙（老干部）比较集中”的地方，面对张要这样的问题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先让群众“打着瞧”。
从容入狱大义凛然
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表忠心的时机终于来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刘少奇“永远清除出党”，并发出红头文件，正式公布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正式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军管组、工宣队精神抖擞，立即下手，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对张要进行最残酷的批斗，却不料张要仍坚持“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并认为“现在把少奇同志抛出来，只不过是运动需要一个这样的靶子……”
军管当局不敢让张要公开申辩，以防扩散，匆匆宣布他是“死硬到底、顽抗到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于是我们的党用来对付敌人的手铐，竟无情地紧紧铐住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自己儿女的双手！
张要在武装人员押解下被拉走时，身子已十分虚弱，脸上还留有青紫色血淤；但他神情自若、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一身正气。他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刚毅、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英雄形象，永难磨灭。
蔑视劝降牢底坐穿
张要被捕后，人们都担心他很可能被判处极刑。因而在市军管会每次召开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时，大家都十分紧张地关注着处决名单中是否有他。令人略感宽慰的是，他一直未被列入死榜。莫非他“认罪”了？妥协了？或者是被逼疯了？新一轮的牵挂又涌上人们的心头，但又很快地被否定：“不可能，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会屈服！”
果然，张要在狱中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同志们的疑问。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年，军管组和工宣队动员一些人去监狱“做他的工作”，劝他“认罪服法，争取宽大”。这正好说明，黑牢和酷刑也未能使他屈服，张要仍是强者。狱吏和军管当局无奈，只好动员人去狱中“劝降”。但是张要坦然面对，一言不发，丝毫不为规劝和施压所动。就这样，张要被认为是“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继续在大牢里忍受着法西斯式的折磨，身体几被摧垮；但意志却更加坚强，宁愿把牢底坐穿，决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
历史是无情的，祸国殃民的“文革”终于从理论到实践被完全否定。全国300万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张要终于从监狱凯旋并获彻底平反。出狱后发表很多评论文章。
以后，我离开了《天津日报》社，随后又去了香港。关山千里，天各一方。但我总认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料，张要却于1990年4月辞世，令人悲痛欲绝，悔不该未能当他健在的时候抽时间去看望他。如今，当年的党小组长张琏也已乘风去矣。每当我路过常德道张琏的故居，就想起那次我们三个人的“非常聚会”；而黑夜中张要烟斗里那星星火光，却一直在我的心中闪亮、闪亮，永不熄灭。


来源: 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