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江支左记实

tuffy05

开江支左记实之一：

“相机执行九五命令”


前　　　言

笔者如今已年过花甲。人生如戏,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回忆起来仿佛就是一出出刚刚谢幕的演出。而至今仍历历在目的,则是“文化大革命”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趁自己还能拿笔的时候，我愿意把那段经历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这，也许对年青同志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些帮助。


“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这是伟大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高指示。于是，千千万万“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两边挂”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便介入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一月夺权”后许多地方的政府机构几乎全部瘫痪，这时惟一能控制局面的军队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支持革命左派”，而且事实上担负起了使整个社会能勉强运转下去而不至于完全崩溃的重任，因而“支左”也就演变成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我随部队在四川万县和达县地区支左。这短短两年的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刻骨镂心的记忆。今天提起笔来回忆当年支左经历的时候，我的心仍在颤抖，透过桌上的纸，我似乎又看到了那淋漓的鲜血和一个个曲死的冤魂。


一、“相机执行九五命令”
我所在的部队在赴开江前，曾先在万县地所属的梁平等县支左。这时武斗所用的武器虽然基本上仍是刀、矛等冷兵器，但派别之间的仇恨使得人们已经丧失了一切理智，武斗充满了恐怖和血腥，大白天就能见到公然提着长矛在大街上追杀对方的场面。被追杀的一方一面狂奔夺路逃命，一面凄厉地呼喊“解放军——救命哪！”喊声未绝，“噗”的一声，锋利的矛尖已经从他的后背穿了进去，看的人甚至似乎还能感受到矛尖在穿透胸腔的瞬间失去阻力的那种透空感。
入夜，整个县城空空荡荡，地狱一般死寂。这种时候还有谁还敢贸然上街?除非他铁了心要去作冤死鬼！清冷的夜空中只有两派组织的广播仍喧嚣不息。从口音上听两派的广播都是女声。通常，广播开始时她们尚能一本正经地播送本派的宣传材料，然而不久就开始相互攻击，这种攻击又常常变成对骂。漫骂一再升级，从对对方组织的攻击变成对对方人身的攻击，双方都摆出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式，各种肮脏下流的语句脱口而出。到后来，估计她们双方都受不了对方的这种污辱了，两人的叫骂声渐渐出现哭腔，并不时夹杂着明显的抽泣。
当仇恨让人失去人性时候，人便异化成了野兽，甚至比野兽更凶残。此时他们的对立面已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仅仅是个可以杀戮、发泄和蹂躏的对象。武汉“７２０事件”后不久，造反派用货运卡车押送来当地“反动组织”的两个“坏头头”（这个所谓的“反动组织”与武汉的“百万雄师”有着近似的状况，都在“二月镇反”中当过“打手”）。两个“坏头头”均为女性，一个是年轻的姑娘，另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微胖的少妇。押送者倒没有过分难为那位姑娘，但那位少妇却被捆得就像四川广汉的名小吃缠丝兔。她一双手臂被绳子紧紧地反绑在颈后，拇指粗的麻绳几乎全勒进了肉里，以至连手臂都变成了猪肝色。黑色的秀发散乱地披落在胸前，脸上豆大的汗珠因痛苦而一颗颗地往下掉。直到第二天，她从肩到腕仍深深地留着紫红色的绑痕，双手仍无法动弹，以至连吃饭都得靠那个年轻姑娘喂。

６７年秋，我们转赴地处川北、属达县专区管辖的开江。在开江支左的共有两个连队：我所在的八连和营部所在的九连。八连驻在手管局，九连驻在县委大院。开江的两派组织一派叫做６７１１，另一派叫做２１０。当时所谓支左，主要有两项工作：一是在城外设立检查站，检查过往人员有无携带凶器；二是协调两派的关系，进行一些沟通联络工作。这时两派势均力敌，因而尚能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还买军方的帐。但大家都明白，这种平衡只是暂时的，双方都在等待一个契机，一个信号。只要这个契机一到，形势就会突变。
不久这个契机来了。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中央文革接见了在京的“四川学习班”的成员，并作了讲话，这就是著名的“３１５指示”。“３１５指示”立刻成了开江地区大规模武斗的信号，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嗅到了这种不祥气味的居民开始携带着细软逃亡。随着气氛的日益紧张，逃亡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大街上成天可见携儿带女提着细软逃难的难民。难民们从我们这些身穿军服、手执武器的解放军面前经过的时候，连眼皮也不抬一下：显然，他们此时对我们已完全失去了信任。人民解放军不能保护人民群众（到后来连自己手里的枪都没有保住），这让我们很不是滋味。想来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所谓“威信”其实只是建立在双方暂时的均势的基础上的，一旦双方撕破了脸，“制止武斗”的军队就连自身也难保。于是，几天后开江就成了一座空城，全城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这时的武斗已经不是用冷兵器，而是真枪真炮。枪从哪里来？要想有枪就得采取“革命行动”，去抢。抢谁的？军队拥有的枪支最多，当然首先是抢军队的，因此抢枪成了文革武斗中一种全国性的风潮（注：当时难免也有半推半就、明抢暗送的。所谓明抢暗送，当然是送给自己支持的一派）。开江抢枪的第一声枪声是在三月下旬打响的。那天晚上，气氛非常紧张，６７１１、２１０和我们支左部队三方都通宵未眠。晚十点，我们得到确切情报，６７１１今晚肯定要来抢枪。于是全连悄悄地紧急集合，所有枪支的枪机都被卸了下来，秘密埋在厨房厨柜下新挖的坑里。
凌晨一时许，一声震耳的枪响划破了夜间的宁静，紧接着枪声从城里的各个方位响了起来，片刻功夫全城的枪声就爆豆似地响成一片。凌晨二时许，数百名６７１１的武斗人员呼拉拉地一下子涌进了我们的驻地手管局，战士们立刻手挽手拦在楼梯口。但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几十人的人墙无法挡住黑压压的人潮的反复冲击，６７１１很快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冲上楼去抢夺“胜利果实”。全连一百多支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瞬间便被抢夺一空。想来也是，在真枪实弹的武斗马上就要打响的时候，手里只有有了枪这个东西你才会有安全感。然而这帮人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上楼便凶狠地你争我抢起来，以至于势单力薄的一方在情急中连连高喊“解放军、解放军”，似乎要解放军来帮忙似的。
枪虽到了手，但他们很快就发觉上了当：所有的枪都没有枪机。没有枪机，那枪还不是烧火棍一根！于是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涎着脸皮来找我们：“解放军，把‘马儿’拿来嘛。”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马儿”就埋在厨房的柜子下面。这年秋，部队换防到了云南。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过开江。我想，也许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批“马儿”仍埋在手管局厨房的厨柜下面吧。
九连的枪可没有那么好抢。九连驻在县委礼堂左侧的县档案馆里。档案馆是一座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仅靠一道楼梯上下（我百无聊赖时曾在那儿翻看过一些档案。我所翻看的那几卷是民国时期的审判案卷）。九连的同志把所有能搜集到的桌椅板凳一古脑儿从楼下一直堆到楼上。这些东西相互钩扯，堵死了整个楼梯，根本无法拖动，６７１１几次强攻都未能得手。后来他们恼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在明天早上天亮之前还不把枪交出来，就要放火烧楼！
形势一下子严峻起来，营部立即请示上级。凌晨一点，上级在电台里答复：我们可以“相机执行九五命令”。所谓“九五命令”，是６7年９月５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布的一道命令。鉴于当时抢援越物资特别是援越枪支弹药成风，中央在这道命令里宣布军队在无法制止时可以“开枪自卫”。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军队开枪的权力。按到上级的命令后，九连立即组成一个加强班，全班配备的是清一色的冲锋枪。加强班立刻进行紧张的准备。暗夜里响着咔嚓咔嚓的压弹声，一粒粒黄澄澄的子弹满满地压满了一个又一个弹夹。后来我想过，如果那天真的执行“九五命令”，这么近的距离射击，一粒子弹就可以穿透几个人，那时抢枪的人一定会像割草一样在档案馆前倒下一大片。
岂料情况又徒起变化。早上五时，上级突然来电：“不准开枪，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开枪！”营部请示：“如果对方烧楼怎么办？”上级回答：“那你们就举着《毛主席语录》下楼!”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６７１１又对档案馆展开了强攻，九连的同志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直到上午十一时，档案馆仍未攻下，但好在对方也并没有像原先宣称的那样放火烧楼。就在这相持不下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６７１１在与档案馆紧紧相连的县委礼堂的房顶上架起了木板，从木板爬上档案馆的楼顶，再揭开楼顶的瓦往下攻。这下子他们果然得手，不但所有的枪支全部到手，而且这些枪支全部完好无损，包括所有的弹药都整整齐齐地到了他们的手中。



（未完待续）


文革回忆录之二
开江支左纪实（续）


奇特的“篮球友谊赛”
部队的枪被抢光后，开江城里便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城里形形色色的七长八短汉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以各种姿势背着枪大摇大摆地在城里招摇过市，而身着军装的解放军却只能赤手空拳地拿《毛主席语录》在自己的营房门口站岗。
这时武斗双方的“楚河汉界”正好是我们的驻地县委大院（此时我所在的八连已经放弃了手管局，搬到县委与九连合驻）：左面是２１０控制的地盘，右面是６７１１控制的地盘，而以县委为中心的区域则是双方交火的火线地带。一时间武斗成为僵持状态，战火始终在县委一带燃烧。
大约武斗开始后一周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县委大院进行篮球友谊赛，突然２１０与６７１１的战斗又打响了，厮杀就在我们的哨兵面前的百货店（全城最大的一家百货店）前进行，子弹尖锐地啸叫着在我们的哨兵头上飞来飞去，双方或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向前跃进，或藏在隐蔽物的后面举枪射击：这一切都在我们的哨兵眼皮下面前进行，相隔竟然不过几米的距离。当然此时堂堂的人民解放军也不能丢了脸面，尽管面前就是血肉横飞的战场，但我们的哨兵还得硬着头皮，把《毛主席语录》紧紧地贴在胸膛上，纹丝不动地站在自己的哨位上看着双方流血厮杀。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墙外子弹横飞，我们的篮球赛还是要硬着头皮进行下去。于是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景观：墙里是热火朝天的“篮球友谊赛”，墙外却是正在流血厮杀的战场。


后缺


转自 麻辣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