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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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7）

第10章：大串联——地理的大发现以及历史的再发现

1966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桩极其罕见的事情：在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曾经出没过的那些穷乡辟壤、荒山野岭之间，行走着一支又一支外表酷似电影上的红军的“红卫兵长征小分队”，进行模拟似的红军长征行走……。这些分队其成员多则几百人，少则三、四个人，规模大小不等，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都有红旗带路，其成员们打着绑腿，戴着红卫兵袖章，穿着草鞋或者布鞋，背着简单的行李，唱着革命的歌曲，一边走路，一边深入到附近的居民点，去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小分队所到之处，成员们放下背包便去做好事去了，不是主动地去给社员们去挑水，就是拿起扫把打扫环境卫生，有的人还拿起了笔，在墙壁上书写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和口号。在通信手段尚属落后的60年代，“红卫兵小分队”把中国城市造反的消息以这种方式传达到了这些偏僻的农村地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串联。2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时，就会浮想联翩，感慨不已。如果把我们进京接受毛的检阅的事情同大串联这样的事联系起来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至少经受了精神上的“忠”和肉体上的吃苦的考验。从此之后，这些人在中国干成一番事业，就具备了精神上和肉体的耐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革命的大串联年代里”，我个人好象是一个很一般的人物，因为我没有被“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所吸引，反倒去了西安美术学院这样的别人都不去的地方，可见在我的心灵的深处神圣的东西好象还是美术，由此而言，在这么多的同学们当中，我个人何尝是没有个性的人啊。那个时候，我在美术上的爱好正值发展阶段，政治上的造反行为非但没有影响其发展，反而给它增加了新的动力。在通过了匆忙的准备之后，我到了西安美术学院。想象中的美院应当是充满了特殊而又神秘的吸引力，它应该用自己艺术的怀抱接纳大批的热爱美术的学生，但是，看到了我眼中的美术学院却是另一番的景象：树木秃然，一地落叶无人打扫，任其腐烂，学校的墙壁上到处留下了被雨水浸洗过的大字报痕迹，整坐的院落竟空空如也。此时，站在学院大门口，眼望那尊忧伤的鲁迅石雕像，真有些说不出的凄凉之感。

在美术学院内徘徊了许多的时分之后，我向留守的老师打听国画教师刘文西的消息，他们都说不知道去向。那时刘文西的人物画作品经常在《陕西日报》上发表，我是他的忠实的读者之一 ，所以就想着借大串联之机会见一下他，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革命浪潮”已经把美术、艺术冲到了沙滩上了，美术学院的革命师生们也同我一样地到外地去搞“革命的大串联”了。不管怎么说，在西安美院看到的一切，令我十分扫兴，回来后在咸阳悻悻不乐地呆了几天，便想到要回家。此时我也曾经想去延安，但是，在准备动身的前几天，听到从延安回来的本校同学的一席话，去延安的念头就被打消了。那些同学们说，延安没有能力接待更多的红卫兵来客，整个接待工作十分糟糕，数九寒天外来学生们竟连一间生了火的窑洞都住不上，一天三餐都是小米干饭，除了酸白菜外，什么连菜都没有。他们劝我不要去，还说道，一些同学在延安给病倒了，想回来也回不来。经他们这么地一说，我本来就不坚定的决心又一次给动摇了，延安没有去成。

大串联虽然没有给我个人带来特殊的回忆，但是我对这种行为却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解。中国专制主义统治人的方式，带有浓厚的宗法地域性质，这种性质在我们中国人的不正确表述中被说成是“封建主义”。它对人的统治，始于单位终于单位，从而把人死死的捆绑在单位之中，由此去理解大串联的行为，它首先是对单位制的一种否定，因此，我认为大串联不是故意实行的“空校运动”，它的最根本的意义是学生阶层“自由走动”的实验。在“迈开双脚走遍全国的行为”中，在校学生得到的是行走的自由和依据自己喜爱的方式传播信息的自由。政治大解放之于学生阶层的第一个意义是从遭受奴役的那个单位——学校——中逃离出去，包含着社会学上的自由“出走”意义。

就现象上看，参加串联的红卫兵手中也持着介绍信，但是，这种介绍信已经不是单位开的，而是他们自己开的。红卫兵自己刻的章子就是“公章”，学校的真正的公章已经被它替代了。情况变化是如此之大，社会上已经完全承认这样的“公章”了。自由的含义在这里具有任性，就是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以想象对于我们这一代受到单位制度统治的人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地理上的解放。在一个极端缺乏自由的社会中，我们变成为第一个自由的阶层。议论至此，人们若还要在我们中国寻找公社制度垮台的最初的根源，那么你可以眼光盯在大串联的事情上。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对一个社会阶层是不合理的，那么它对所有的阶层和阶级都有可能是不合理的。抓住了这一件事情，你去分析66运动中，广大运动者实行“跨单位和跨地区的大造反和大联合”，一个从专制的特定的单位“冲杀”出来的意义就表现得十分清楚。

值得说明的是，那个时期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现代青年们的旅游瘾，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在我们的民族还处于不发达状态时，我们的志向是革命和上进，所以在那个革命和造反召唤我们去祖国各地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去游历名山大川，却是按照“革命所指引的方向”去了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老（区）、穷（困）地区。在一个完全可以游山玩水的时候，我们竟然远山水而近人民。正因为如此，我在回首这段往事时才发现我们当时的行为不仅有着一个地理上的解放的意义，而且它还有着新的人生观和新的历史的再发现的双重意义。

在我们行为的那个年代，当自由的历史对于我们还是一片的空白时，我们在走上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之路后，不由自主地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生和新的历史观。在我们的意识中，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批不当权的人物（这一点同我们目前的处境一样），也是中国社会的一批受压迫的群众，又是一些不屈服于命运为求生存而勇于抗争的团体。这样我们自己就同他们有了一个心灵上的类比和精神上的照应。其结果，我们把自己所有的在运动初期的那些遭遇完全地同他们的历史混合在一起了。总之一句话，我们在需要塑造自己的历史时，却塑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不是依据于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我们自己的想象。的确，在这个没有历史而只有行动的年代，我们需要自己的历史；而只有历史才可以给我们的行为提供永不枯竭的源泉。但是，我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和我们所学习到的有关历史的知识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创造出我们的历史。于是，一种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已经接受了的那段中国工农红军史之于我们就有了非常的意义了，特别是当我们在已经真正地踏上了红军之路时，我们自己就变成了正而八经的“红军战士”了：几番折磨之后，我们的身体已经瘦了，我们的脚也拐了，头发也长了，木棍树干之类的东西也给拄上了……这样以来，我们不象红军又象什么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真正的红军战士们在被我们视之为反动派而已经勒令其“靠边站”时，我们这些的“假红军”却变成了真正的“红军战士”了。1966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怪，我们前面说道了假红卫兵遇见了真红卫兵，这里又说道了“假红军”排除了真红军。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从课本上学习到的红军的知识和从电影和小说中形成的有关红军的观念才真正地派上用场了。于是，历史的因素和艺术的、文学的东西，结合到一起，在我们完全主观地创造中变成了一种我们的“历史的模拟品”。

仔细地推敲，“历史的模拟品”的说法也许有欠稳妥，因为我们在这样做时，完全地缺乏一个主观上的故意，我们是在“重复”和“重温”红军史的情况下不自觉地创造出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应该完全地进入红军的历史的时候，却无意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我们当时的意识之中，中国工农红军史是全人类最标准和最革命的历史，它之中所包含的人类追求自由和正义的性质是足够我们一辈子享用的，因此，当我们感觉到在目前的文化大革命中需要发扬这种红军精神时，我们就想使自己变成为红军精神的继承人。历史这种东西和某些东西一样，也有着一个令人讨厌两面性问题：一方面，我们走上了红军之路时从内心里承认红军道路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当我们的双脚在实际地踏上了红军之路时，却又证明了它的错误性。在第一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是英雄，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欲当新时代英雄的愿望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它；就第二个意义讲，当年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时，这条道路的错误性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吗？无论怎样说，我们在拥护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时，却又对它产生出了严重的质疑，在这里如果说我们的行为意味着红军的革命应当从头“再来一次”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完整的保守意识之中却又植入了造反的革命因素。这里的问题的确是太复杂的了，一个自由的保守意义和一个民主的革新意义轮番地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两种意义的承担者。

我也知道，从理论上要描述我们这些人的行为有许多的不便，但是，作为行为中的人，我们在行为时却没有遇到任何的不便。我们在那样做时，一点也不感觉到别扭，我们自己认为追随历史上的受压迫者、受难者的足迹的行为使我们的里里外外充满正义感，也使我们的造反行为获得了一种现成意义的辩护。于是，我们没有历史的问题就被解决了，我们照葫芦画瓢的方式“画”出了我们的历史。如果说上述的行为是一种纯属我们的“制作”的话，那么我们也的确运用了一点真实的材料，别的不说，当年红军队伍中的“毛委员”现在已经站在了我们的当中不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事情吗？1966年以前，制度赋予了我们一部中国工农红军史，1966年我们自己又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了一部中国工农红军史——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弄不清楚这一点，就谈论不了66运动。

十分的微妙，就在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这行为实际上已经把一部多少带有欺骗性质的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给“改写”了。此刻我们无暇了解那些正在马路上打扫卫生的真正的老红军们对我们“改写”他们的历史的行为有何感想？反正，我们觉得他们作为一批“过时”的人物应该“靠边站”，历史的正义已经完全地倒在我们一边了。因此，当我们自己在已经抢得了“革命的铁扫把”时就毫不吝啬地把打扫卫生用的竹扫把扔给了他们。历史——由我创造的红军史——在我们的手中就这样无情地嘲笑了中国共产党人，也许这是我们对他们用历史来嘲弄我们的行为的一种回报！

说到这里，我提请读者们注意，千万不要用“阴谋”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改写”了的那一页的历史。在那个伟大的年代，我们玩弄的不是“阴谋”，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阳谋”。在那个需要历史的运动中，我们这些还没有走出学校大门的学生有什么的历史可言的呢？但是投身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和创造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却都要求我们要有自己的历史，也正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在学校书本上学习来的那一种充满了“阴谋”的历史和可怜兮兮的历史知识才有了用武之地；借助于它，我们十分容易地边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历史。把我们自己所创造的这部历史同共产党的历史比较起来，一点儿也不逊色。跟那些见识肤浅的人的看法不同，我们并没有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环境中造反的，我们的造反行为也痛快不到同旧的东西完全一刀两断的程度，我们作为新一代人的造反总是和老一代人的行为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所以我们争取自由的行为就不可能同不自由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瓜葛。事实是这样的，只有在不自由的情况中，自由才是当真的。就此而论，自由和人生都不会是很干净的，它带有人类常有的污浊性。社会是污浊的，人生是污浊的，人性是污浊的——这便是我们在66运动中的消极发现！因此，仅就这样的意思理解问题，你说我们“窃取”了别人的历史的话，就好象没有太大的打击力量的。

饶有兴趣的是，我们在大串联的路上所作成的红军追求真理的故事还在我们的手中以“革命文艺”的形式被搬上了“文艺舞台”。在那个造反的年代，我们这些人大都是是一些多才多艺的人，几乎每一个造反的小分队都有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以小分队每到一处，背包一放，乐器一拿，围起个台子，便演起了节目。这些节目，几乎全都是我们自编自演的。对于我们来说演出这样的节目所产生的特有的情感，就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节目的感染力。在此类的节目中，最典型的要数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节目了。

在那个时候我不但参加了此类节目的演出，而且在其中担任了诸如“红军指导员”之类的主要角色，身上曾经挂着木制的盒子枪，穿着同电影上差不多的红军服装……，无论是在农村和学校，我都是造反组织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和组织者。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的宣传演出水平的确不敢令人恭维，但是它所造成的社会效果却是异常的深刻，以至于都过去了20年，当时观看过我的演出的人竟能够十分清楚地回忆起演出时的情景。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特殊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特殊的记忆中所流下的印象是异常的深刻，连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人们也还能够回想起来。象我们的那种粗制滥造的文艺演出若还不是系在了66运动这个伟大的线索上，它的一晃而过的影子怎么会长时间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呢？我记得我在初次学习长征的节目时，我们的导演张为民（县西郊中学和我们同派的学生）不止一次地要求我“得好好地体会红军的精神，才能够演好这个节目”。所以在排练的过程中，他一再地强调“红军精神”和“红军情绪”，一再叮咛“没有红军精神和红军的情绪，就干脆别演！”导演的话是对的，在我们的想象中，一队队神情严肃，眼睛湿润的受苦受难人的队伍好象正在从我们的身边走过，他们其中的一个似乎对我说“：小鬼，在苦难中理解人生吧！”

前几年我写作了《中共党史正义》的手稿，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和批判，但是，这种批评和批判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对共产党历史的“否定”。因此，我在批评和批判的过程之中就必然会从中剥离出属于人类一般精神或者一般情感之类的因素，从而以求达到批评和批判的最佳效果。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我把诸如长征精神，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等等做为一般的人类正面价值看待，并在不“否定”它的前提下来解释这些价值是如何地被中国共产党人所运用，又是如何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发挥作用以及这些作用在共产党日趋专制时又如何地“变质”或者被消磨，这样以来，我在处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就避免了“历史否定主义”的错误，而恰恰是这种错误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错误之最主要的成分。这个意思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说，我在我所接受的那一段“错误的历史”中，却得到了一种并不错误的东西，我正在叙述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当我们感觉自己正处于苦难之中时，我们从别人的苦难史（真实于否——我们不需计较）中得出了应当从苦难中崛起的教训就是我所要强调的问题。退一步说，哪怕这教训是来源于凭空捏造的文学故事或者十分荒诞的神话传说，都不是止观重要的，主要的是我们如何地从中受到了启发。66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充满了文化、文学以及宗教的诸多因素，以至于许多人在今天还以为它是一场“文化”的革命。

的确，在我个人的当时的体验中，我们不是在演戏，而是在表演着一种关乎着我们个人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事件，因此，我们的投入是不能够运用艺术标准去衡量的，那时人性和人生方面的“投入”啊！可不是吗？我们那种特别的心情和特殊的心境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由我们的想象自由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当中去了，所以在许多的情况下，我们中间的同学常常眼里噙着泪花出现在舞台上……。因此，你如果孤立地看待我们这种真诚地寻找和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行为，而没有把它同当时的宗教化背景想联系，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如同儿戏，但是，你只要把它放到那个宗教化的气氛中去看，它就可以表现出非同凡响的特征。如果说正义的法则要求政治好比一个开放的舞台，那么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也应当具有开放的性质，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政党，每一个阶级乃至于每一个象我所参加的那样的“战斗队”都应该有演出的权利，都应该获得公平地演出的机会，不就是意味着民主吗？正因为1966年的事变中包含了许多这样的内容和价值，所以66运动中的人的行为才达到了狂热的“顶峰”。我的看法是，你只要善于解读66运动，那么它的精神之博大和精深是可以感天动地的。

在66运动的宗教化时期的最红火的阶段，在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如下的看法，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工农红军史不应当由现在变成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人来“霸占”，由他们来给我们来讲，而应当由我们这些在红军年代里还没有出生的人来讲，好象我们讲的比他们讲的还正确。如何解释这个现象，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单纯地来看，如果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仅仅就是历史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纯粹地属于非礼和非法，但是，在另外的一个社会中，当历史被一种统治权力紧紧地包裹着的话，那么摆脱统治权的行为就有可能导致出对历史“所有权”的争夺。就此去解释我们的行为，你就不会感觉到我们霸道或者不近人情的了。

1966年中国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老眼光去看新事物”。以前，是共产党人给我们讲历史，我们恭恭敬敬地坐在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听，现在，轮到他们老老实实地听我们讲历史的时候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以前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正因为历史在这里打了个“颠倒”，所以由我们讲出来的历史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笑话。比如，我们在讲解“红军买粮的故事”时，把“朱德的扁担”说成了“林彪的扁担”就是一例。再，出于我们之口的长征路上的毛委员是个手拄着拐杖的把自己的马让给了警卫员骑，自己步行的人，谁知道他在长征路上大部分的时间是躺在如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坐的那种竹竿轿里（那里边停舒服的）。因此，我们所讲的“毛委员让马的故事”也属于“虚构”。但是我告诉诸位，这种历史之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是纯属“虚构”，却无伤于大雅。因为，在一个由我们自由制作的历史中，被编排到这段历史故事中去了的我们还没有出娘胎哩。所以后退一步讲，我们是以文学的、艺术的形式“制作”了我们的历史。就此而言，如果说文学艺术的“虚构”也有着一个人性上的“真实性”的话，那么我们在青少年时代的这一种制作就不一定是子虚乌有的了。在这个允许做梦的年代，我们梦想自己同中国社会上的最正义的人站在一起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况且一个现代文学家说过：幻想也是真实！

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走出了“小课堂”，到社会的这个“大课堂”中去了，我们这样做不止学习到了社会知识，同时还学习到了做人的知识，可见我们虽然是失学的一代，但是，我们无意间同一个存在着严重危急的教育制度告别了。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的确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在只重视书本知识的社会条件下，我即使上了大学，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检查我个人的知识和思想，若不是伟大的66运动之影响，我现在也许是一位平平庸庸的美术工作者或者头脑昏昏的人民教师，根本不可能变成为一个潜心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人。那时候即使社会上有人指示我来做有关中国政治发展和历史转变这样的研究工作，我也会用“食肉者谋焉”这样的话来搪塞之。66运动改变了这一切，迫使我在思考个人问题时，进入了质疑现实制度的思考之中。那个时候身在运动中的我们，完全上赞同毛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批评，以为这愚蠢的制度根本就创造不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1966年当毛号召学生们对于那个被他称之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东西实行造反时，我们热烈地响应他的号召的行为和我们自己要求独立地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就现实了和谐。

66运动最初表现为学生运动，原本是有原因的。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出现以经济发达为其主要特征的西方式现象，因此，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中古式的，没有发生出以经济的进步为其特征的新的阶级构成现象，于此相关的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知识青年阶层就变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由此去分析近1、2个世纪以来，所以连续发生的革命运动，都是由知识青年充当运动的主角的，直到66运动爆发时为止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溯其源头的方式，那么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闹事，北宋时期的学生抗金风气，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人事件以及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都可以看成是它的“前因”，在中国，读书人知天下事，关心天下事，过问天下事，研究天下事是一种悠久的传统。可见，在1966年的事变中，我们这一代人被许多的中外观察家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反传统派（我们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也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同时又是传统中的人，其行为亦在传统之中。当社会普遍地认为执政者失去了责任时，读书人干预政事那种传统就有了力量了。在伟大的1966年，这种古就有之的传统在被我们赋予以革命的现代内容时，伟大运动的序幕就被我们这些在校学生给拉开了。如果说任何一种文化的革命都有可能伴随某种程度的文化破坏的话，那么在我们的行为当中，人们也会发现它就不奇怪了。我们在还不具备基本的文化能力而向现行的文化制度发起冲锋时，就难免走到这样的一种极端——现行社会的一切文化设施包括文物古迹在内好象都应该变成为破坏的对象。在这种过分的心态的支配下，我们当中的一小部分同学登上了泰山、峨眉山这样的著名的风景区去破坏神像。

在这本书里，我要告诉各位，大量的破坏神庙、神像的事情我们这一代红卫兵并没有赶上，所以我在1966年的运动中，连一例红卫兵打碎神像的事情也没有亲眼目睹过。我小时候所见到的神像和神庙都是在1958年的“破除迷信”的运动中给打掉了，那时，我还是孩子，当然是这种活动的最热心的观众。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的村庄虽然也不很大，当时竟有四、五座神庙。除了关帝庙被改建成为小学外，其他的庙全被拆除了。当时我们的村上成立了什么“打神队”之类的青年组织，这些人“打神”的“英雄气概”我现在都能够回忆起来。也就是说赶上我们这一代人来“打神”时，已经是见不到神像了。正因为如此，我对流行文学作品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破坏文物古迹的那种描写十分地反感。

进而言之，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何尝没有文化破坏主义的因素呢？如果说我们在文化上还不可能摆脱官方所强加给我们的意义的话，那么由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有关必须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就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责任了。以中国共产党的方式所提出的“5、4运动”所包含的那许多的非传统文化内容的东西，在我们的造反行为的促使下发生了逆向的运动，于是一个向传统的主流文化回归的趋势就会必不可免的出现。一个表面上的文化破坏行为就是这样的包含了不可见的文化建设的新内容。有鉴于此，我才愿意把66运动的“文化”意义搁置起来，好让后人去研究它。我知道，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评价不了任何具有复杂内容的文化运动。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在古代，破坏文化的最强有力的东西莫过于宗教了，但是，我们不都是在世界上哪些许多的宗教运动之后发现了宗教文化的这个单列的文化品种吗？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关于文化建设或者文化破坏的问题，不是任何人都享有谈论的资格的，最好把它留给有资格的专家去讨论。

我认为在对文化现象所做的历史性的评论中，真正享有发言权的人不多，这样我便有理由怀疑那些许多的流行作品的作家们在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轻而易举地反对66运动时其行为究竟能够表现出多少的真理？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能够认真迎战来自于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压力时，才有可能走向复兴。对我们中华文化这个古老而又具有优良传统的文化来说，情形就更是如此。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站在大文化的观点上说，66运动不但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者，而且它包含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的复兴的未来信息！立足于小文化的观点看问题，66运动破坏了共产党的“党制文化”，从而在文化造反的那个趋势的引导下形成了暗中涌动着的文化回归潮流。

20年前，当中国社会上的诸多的因素都集中在了“打头阵”的我们这代人物的身上时，我们就变成了自相矛盾的人了。我们不满于社会，也不满于自己，我们要建设一切和我们要砸烂一切的意识胶着在一起。如果说这种的情况也可以用一个“乱”字来概括的话，那么机遇——发展的机遇——也就寓于其中的了。就这一点来分析问题，在中国最先主张现代化改革的人，与其说是邓小平，不如说是毛泽东，与其说是毛泽东，不如说是我们红卫兵造反派！关于这一点，我提醒那些热衷于现代化谈论的人们注意：发展和机遇只可能存在于一个松动的时代，伟大而激动人心的66运动就是一个松动的运动。66运动的真正呼声是：
“给社会松绑！”
“给人松绑！”
“给我松绑！”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8）

第11章：回农村去——发动、参加、投身农民运动（上）

诸位，当我在这本书中回忆的红卫兵运动若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情形也许另当别论，只是它在1966年成功地引发了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因此，对这个运动的研究就不能够停留在学生运动的水平上，它必然要求着一种广泛的民族关切。不幸的是，这种民族的关切在目前的情况下所引出的不外是民族“牢骚”，更有甚的是还被某些人说成为民族“灾难”，面对这种局面，我蛰伏在一个只有6平方米大的房间关起门来写作这本秘密书稿，其心情如何读者们自然可以想象的了。象我这样年龄的人没有经历过国共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村的情景，但是，我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和我可以掌握的事实都可以证明它同洪秀全起义、辛亥革命时的情形没有什么完全的两样的，正因为如此，我记忆中的66运动在农村的情况，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革命”。

1983年，我作为部队营职干部把家属从农村接到了城市，从此之后就不再是农村人了，但是我的母亲和哥哥一家人都住在农村，所以，我扎在农村的根一直都没有断过。当我在写作这一章的内容时，把回忆66运动的线索在引申到生我养我的农村老家时，心中便会涌现出难以言传的情感。

别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不是北京就是上海，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我不是这样，我的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中没有更多的毛泽东、刘少奇之类的大人物的内容，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了毛泽东一眼，而且前后不到3分钟，在那次接见中，刘少奇虽然也参加了，但是他被排到了第8位，不可能惹起我的注意，仅仅是这些情况，我也是没有“资格”谈毛、刘的事情，事实上，我对他们之间的性格脾气以及个人的恩怨一概不了解，自然也就没有兴趣谈他们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生活在上海，大串联时也没有去过上海，虽然去了北京一趟，但是在北京也不过如旅游一般，所以这两个“发源地”城市的运动情况我知之不多，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难道就可以阻止我研究和谈论我经历过和我亲身参加了的我们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吗？用当时的官方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个“7亿人”的运动，那么谁也没有权利排除我对这个运动的思考和由思考得来的意见，又如果这个运动真的象当时报纸上和我们的传单中所说的那样，“触及”了每一个的“灵魂”，那么我对这运动的感受为什么就非得借用别人的“灵魂”（毛或者刘）来表述之呢？世界难道竟有这样的不公道的事情！

说实在的，在毛活着的时候，我写作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稿的全部内容几乎都可以说都是反对毛的，在毛死后的今天，我又不得不起而反对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了。总之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大人物们总是教我们这样说或者那样说，全然不顾我们自己的感受，恰恰在那个运动中我们是感受最深的人，因此我们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下面，我就说一下我们的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了“历史”，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们也在争取这种“历史”的言说权利，如果说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一个人有言说自己历史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们言说自己历史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争取民主的行为。

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小单位中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被“伟大”人物们的光环所笼罩，没有发生那许多的风谲云诡的事件，但是，它却是生活在这个小村庄中的人们的一部充满激情和充满热忱的事件，所以，我也就有理由说它是“正宗”的人民运动。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许会出现专业性很强的“文化大革命史”，但是我以为，那种历史如果按照人们目前所宣传的样子写下来，完全有可能是一部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史”。在这本书中，我也接受文化大革命包含有毛泽东个人错误的概念，却抵制了把毛泽东个人的错误用人为的方式放大并放置到毛泽东个人影响最薄弱环节的做法，而我也非常清楚，在这些“薄弱环节”中，毛泽东是到不了场的。因此，这个人民的运动即使和毛的错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不认为我在书中记载的人民运动是错误的，我非但不这样的认为，还为它提出了民主的辩护和自由的辩解。

1966年底，当我们纷纷地走出学校进入了社会这个“大课堂”，实现了有关自己的革命性变化时，待到我们返回学校之后，才发现那个培养我们的“革命摇篮”因我们的出走而空空如也。从大串联中归来的我，一踏进学校的大门，目之所及，一片荒凉，大操场地皮因长期地无人踩踏而龟裂，象干涸了的池塘底一样地起了皱巴，边沿处长满了茅草。教室里布满了蜘蛛网，宿舍里一片冰凉，门窗大开，干硬的床板上积下了一层厚厚的麻雀屎，地板上留下了老鼠出没的痕迹……看着学校的景象我心里可不是个滋味，正在这时，一位年迈体弱的看门老师朝我走来，他神情漠然地说：“学校就是这个样子。”听了他的话，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苦笑了一番。然后，看门老师心不在焉地向我打听“外面的情况”，我也应酬性地说了几句话后，就悻悻地离开了。

“学校是不能呆了”——这是我当时的结论。事实也这样，所有在于阡中学上学的学生们都回到了本村。

在介绍我们村子的情况之前，我先得简单地说一下全国的形势。

1967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年。这一年伟大的学生运动，已经波及到了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了，市民、工人、农民以及一般干部都被动员到运动中来了，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的景观。我提请亲身经过了这个运动的人回忆……中国人民的奴性不见了，一盘散沙的习惯也被克服了，人们在各式各样的自治的组织中紧紧地抱成了一团；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不过问政治的弱点也被取消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政治问题，老太婆在敲着拐杖谈，老大爷在掠着胡须谈，手拿针线的大字不识的妇女在谈，甚至连玩耍的儿童们在跳皮筋时也编了政治的口号……一时间，往日麻痹了的中国人的“灵魂”得到了复苏，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经历着“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要写诸如《论中国人的根劣性》之类的文章（这类文章在目前的中国多如牛毛），把“政治上的冷漠”、“精神上的孤独”、“心理上的守旧”和“缺乏社会意识以及自治精神”等等内容写在了上边，那一定会笑掉人的大牙的 。自由改变了人，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人变得有血有肉，有爱有狠，有脾气，有个性；社会变得多样化、多元化，出现了诸多的机会和机遇。因此，当身居偏远地区的农民和钻在深山沟的地质队工人在谈论政治问题时，你能说政治是他们的身外之物吗？参与政治的需求象春草一样地在普通人的心田里生长起来了。人民感到在政治上有许多的话要说，的确也说出了许多的话，没有人担心自己的话说不到点子上而嗫嚅。依我之见，这是一个地道的言论自由的时代，是中国人政治发展过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孙中山所说的“唤起民众”的话在这个时代才被真正的“落实”了。相比之下，武昌新军的起义、北伐战争和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战争都没有能够真正地“唤起民众”。唤起民众——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首先是唤起民众的言论，没有言论的“唤起”而只有行为的“唤起”，那同李自成起义和洪秀全起义就没有什么不同，很难说是民主革命，更算不上“卓有成效的民主革命”。在这个意义我同意左毛派人物的见解，认为66运动有着中国民主革命“补课”的意义。

在研究66运动的人民言论时，也许有人抱怨它质量不高，但是高质量的言论又是什么？如何评估它？不就是同样地存在着问题吗？立足于此点，我们去寻找有关的经验与教训，便可以发现下述的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马克思的言论质量该是很高的了吗？所以人们要把中国人民的言论水平提高到马克思的程度，应该说算不得是错误，但是，谁能够否认专制就这样的造成了呢？可见一味地责备66运动期间的人民言论质量不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极不可取的。退一步讲，即使当时的人民的言论水平不高，但是，提高人民言论的水平的途径也不外乎是言论的自由化。就此而言，66运动的伟大意义几乎完全可以在人民言论上去寻找，所谓的造反，除了言论的造反之外，我就不知道如何地安顿它的意义了。又如果说，那个时期人民认为世界上的最高的言论是马克思和毛主义，那么人民以马克思主义、毛主义自居的行为不就是透露出了自由的信息了吗？哪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说话呢？

十分遗憾的是，在那个伟大的人民运动中我个人的活动范围是十分地有限，因此，我不可能在这一本小册子中详细而又全面地讲述人民进入运动的历史过程，我能够提供给读者们仅仅是我个人当时的生活片段；在这些片段之中，我参与了故乡的农民运动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议论，也就涉及到了66运动中广大的造反派学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问题，从而有助于理解一个纯粹的学生运动如何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运动”的问题；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受到毛的影响很深。

在此以前，毛泽东写于延安的两篇文章《五四运动》（1939年5月）和《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是我们的“圣经”，其中的许多章节我们竟背得滚瓜烂熟，就靠着它，我们便以为“懂得了革命的大道理”，自以为“掌握了革命的武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特意地绕过延安时代以后的现阶段历史，把自己直接地塑造成延安的青年，并且要使“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回到延安时代，职此之故，我们的行为就是对“今天”的批判，如果认为“今天”是民主的，那么，我们的批判就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今天”是专制的，我们的批判的民主意义就可以立了起来。自北京“朝圣”之后，当社会已经承认我们是“革命的学生”后，毛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说的如下的话就成为我们在66运动中的“座右铭”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见《毛泽东选集》合定本第530页）。现在，这个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就是我们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大好时机吗？我们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口号。我们坚信有关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的胜利也就是工人、农民革命的最后的胜利。虽然在这个时刻中，我们没有认识到由我们推进着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一个不同于共产党革命的新型的民主的运动，但是，我们却已经把那许多的民主意义堆放在这个运动上了。可见历史在愚弄了我们的时候，也解放了我们。

在说到我们回农村的问题时，我自然得说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的家乡小南村是店张公社12个自然村中的较大的一个，全村三、四百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子分为西、北、南三条街道，社员们也都沿街居住，基本上没有零散人家。这个普通的村庄和关中的其他村庄相比一点儿也不特殊，它处于兴平北塬上，既无山可靠，也无水可依，用中国风水家的眼光看，它平平常常，没有任何的风水宝气可言。就在这个平常的村子里，我参与了1966年的中国农民运动，真正地同农民“打成一片”。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中，我才多少认识到我们这一代学生的“历史使命”了。那个时候，我们用不着去回忆上一个世纪中页俄国民粹派青年们到农村去的运动，也用着去研究延安时代的青年们的到农村去的历史，就凭着我们的直觉，我们已经是人民中间的人了。

事实是，我们在还没有回到村子以前，村子中的形势也多少地发生了变化，小南党支部的权威虽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但是党支部书记武彦玉变得异常的随和，收去了往日脸上那不可侵犯的威严。他这个人，小小的个头（大约有1米5左右），办事的能力极强，政治上很有一套，在小南村享有的威望同毛泽东在中国一样。他说一不二，说钉子便是铁，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在社员们的心目中，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也是全村的表率。在村子，他虽然没有打过任何人，也很少骂过人，但是全村的人都怕他，这就是绰号“七寸蛇”的来历。平心而论，他办事公正，不循私情，的确获得了村子中不少人的拥护。他在我们村掌权已经有10年之久，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人都叫他“老书记”。用现在人的眼光去评价他，可以说是一位管理的专家，村子里所有的事情都被管理的井井有序，大到村干部的配备，党团组织的建设，各种政治活动的开展，小到社员们之间的口角之争，他都管，甚至连婆媳吵架这样的事情也少不了他权威的介入。做为一个具体的人，他的确是难得的人才，但是在1966年的伟大人民运动中，他的权威上所披的那一张中共党支部之皮却决定了他要成为本村的造反派冲击的对象。我下面就要说到这样的事情了。就从这一点讲，66运动表面上是冲击了个人，事实上它冲击的是制度，这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此时此刻所有的共产党当权派都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一事。

我们回到村子后，村子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所以被我们视之为“冷冷清清”，主要是贫下中农没有被发动起来，也就是说，在当时还是中共小南党支部领导一切，贫下中农处于受压的状态——这同我们在北京和外地看到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要问：什么才算是发动了贫下中农呢？我们的回答是：贫下中农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如同红卫兵那样的战斗队，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正因为我们有着这样的想法和看法，所以 我们在村子里串联时，就势必会引起村子中的党团组织的不安，又因为我们是“革命学生”，而“革命”的牌子是在学校和首都——北京打造出来的，所以他们拿我们毫无办法。与此相应的是，村子中对党支部心怀不满的人自然也就靠近我们。于是，小南村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把火要由我们给点起来——这好象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社会已经公认我们为文化大革命“火种的传播者”了。

至于说到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之前，我虽然参与了炮打兴平县委的行动，但是那也不过跟着别人瞎起哄，谈不上组织和策划，这一次不同了，我事实上是以“策划者”或者“组织者”的身份行事的。我们要炮打的对象虽然不大（是个党支部），但是它的“绝对权威”是在“17年”的时间中日积月累地形成的。因此，我们在同它较量时还得认真才是。

要进行“革命”，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组织”——这已经是我们的经验了。但是，在当时的农村，要成立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个“非法”的问题所亟待解决，所以正在酝酿中的组织行为就不得不隐蔽一点。当我们几个回乡学生的行踪在被人注意到以后，我们的行为就难免要带上几分诡谲的色彩了，我们不断地转移开会的地点，用当时的话讲，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道战》电影中的话），在一家又一家的热炕头上，我们热烈地讨论着成立组织的事情。不久，“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正式成立了。没隔几天，“小南大队联合造反司令部”也给“诞生”了。从此之后在小南村居民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治组织，居民们也被分成了两大派。如何评价发生于我们村子中间的这种现象，实质上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着如何评价66运动的问题，所以我得多说几句。

同本世纪20年代发生于南方地区的农民运动完全不同，这一次农民运动不是暴动，也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内容，而是农民政治上的自治运动，是真正的“初级”政党政治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成现象，有着一个政治进步的重要的内容需要解读。运动初期，社员们学习学生造反的样子，一脚踢开了党支部，并且用自治的组织填补了权力的空白，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完全地运行在社员们意愿的水平上；于是，一个完全地超越了共产党运动的人民运动的情形才暴露的淋漓尽致。也许自由了的社员们是必须分裂的，所以才形成了两大派对立的局面。在这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地说，自由就显然意味着分化，但是检讨人类古今中外的自由史，我总是找不到没有分化的自由或者是有自由而未见有分化的现象。

如果此时的小南村是一个“共和国”，那么“兵团”和“联总”岂不是共和国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吗？我没有仔细地研究过小南村的村史，但是就我知道和掌握的情况来看，社员们中间出现的这种在政治上的两大派分化现象是在至有小南村以来的时间中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说到这里，我提请人们思考，在自由存在的场合中，政治上能否有效地防止自由人带上派性？也就是说，为什么政治自由要必然地表现为人的派别分化？这个问题需要探讨，如果不探讨的话，我们就分不清“动乱”与民主的事情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为派性唱赞歌，我只是要提请人们注意曾经被我们中国人“口诛笔伐”的派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今天为止，许多指责66运动为“动乱”的人无不指着派性说话，而恰恰是派性——依我之见——才构成了66运动的最为主要的价值。我认为66运动其所以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伟大自由化运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充分的自由分化的阶段，分化的程度之深刻，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的。职是之故，我在为66运动辩护时，不怕别人给我扣上“派性分子”的大帽子。我充其量也不过是说了一句有关自由的大实话而已：无分化即无自由！

值得说明的是，在66运动中，人们并不是自觉自愿地分派的，无论在情感上或者是在理论上，人们都是反对分派的，甚至许多人都认为已经发生了的分派现象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因素，是一种真正的祸害，只是当政治上的分派已经把每一个人被迫到不得不立足于一个特定的派别中时情势才迫使人们偏离上述的情感的纠缠和理论的见解以把自己的双脚踏在了某一个派别组织之中。人们一旦这样地做了，就必然地要违背自己的初衷，非得要变成为坚定的派性“维护者”和“捍卫者”不可。说到这里，我们事实上又遇到了一个重大而又重要的问题，即人受理性的控制和理性支配人的原则的真理性问题。在未曾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得须强调，早在66运动中，造反的人民的行为便已经打破了在这个问题的马列主义的统治，以生动活泼的情绪和感情迎接了它。我承认在今天的66运动研究中，许多的中外专家们都声称自己发现了亿万中国人民在运动中是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所以他们认为66运动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制作就好象言之有理。

我声明我反对上述的观点，我作为从66运动中过来的人并没有发现指导66运动的理论或者理性的原则，进入我的眼睛中的大量的事实是情感或者情绪的东西支配了运动，运动者大量地变成了自己情感的奴仆，也依据情感的原则行事，所以我认为，是情感这样的东西“架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表现在派别分化的问题上，运动中，运动者根本就没有对运动为什么会分派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那个时候，人们就许多的问题发生过辩论，但是非常奇怪却根本没有就这个问题辩论过，所有的人都好象认为人在政治上分派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比如，在我们村开始了政治分派时，根本没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导致分派的原因是什么？”“不分派行不行？”也许当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人的自由就成立了，人也在自由之中。但是到后来当处于消解状态的运动向人们提出了上述问题时，已经“上了手”的自由便面临丧失的危险。仅就这一点而言，我承认人类伟大革命中的许多的变化的因素并不构成哲学上的“客观的东西”，亦不是人类的理性之光可以照亮的。在假设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造物的秘密，不让人类智慧去过问。马克思主义和流行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类自身享有解开人类事务之秘密的权能，所以只要人类奉行了一种正确的制度和获得了一种正确的方法，人类便会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在“自由的王国”中人类存在和人类生活的全部秘密都可以被人类的智慧“破译”，此时人类的幸福就会如同成熟了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

66运动虽然充满了马、列、毛主义的口号，但是运动一直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而发展的途径也不是马、列、毛主义可以解释得了的。此间的自由并不要求着人们的理解或者解释，而是它作为充分舒展着的人性的一部分只要求着人们的实践。这样以来，自治的组织，一种激于一时的义愤而成立的起来的团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乌合之众”，恰恰因为缺乏如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系统理论或者系统思想的架构而轻易地认同了上述的基于人性而产生的“时代要求”。于是所有的理论都不得不服从于自由的要求。我一再地说明，66运动尽管发生在一个简单的社会之中，但是它其间所包含的那些复杂的内容，足够消耗任何聪明人的智慧。就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人们从外国引进了多元化的学说，并一字不差地照着说，对于这种人，我能够说什么呢？我只能够说，1966年中国的多元化石头已经把你绊到了，你都不认识它，叫不出它的名字，骂了它几句后，就想着踢它一脚，而一个在国外兴时了的东西，却如此地惹起了你的兴趣？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家花不香野花香”的话解释不了它的话，那么我想就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得了它。

诸位读者们，在重新说到我正在叙述的运动时，你千万别以为小南村是一个派性著称的村子，不是的，它是当时中国北方农村中一座普通的村庄，因此，我提出的话题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庄的普通问题。议论这样的问题，我认为66运动的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产生出了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在农村中出现了“摆观点”的现。解读这种现象，自由是什么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了。在1966年，它已经是我们的民族实践中的问题了。就这个意义讲，我说66运动之于中国人民来讲，不是收获了马列主义，也不是收获了毛泽东思想，而是收获了自己的观点！

在局外人看来，出现于人民群众当中的观点似乎很平常，很普通，这样他们便很难理解为什么观点所有者却认为它被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其中的“铁杆人物”宁可舍去生命也不肯丢掉自己的观点呢？社会上广泛地流行着“头可断，血可流，自己的观点不可丢”的口号也同样地很难为局外人所接受。但是，运动中的人就不是这样的了，凭着观点，普通的人才觉得自己变了样子，不再象昨天只关心柴米油盐，现在他们以清新的语言来谈论世界的大事，国家的大事，省上的和县上的大事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得好：“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起，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第5-6页）。有鉴于此，我才说在近三、四百年的时间内，这才是中国社会上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因而也是最值得纪念和最值得研究的事件。

1966年，中国农村发生的这场农民运动是继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之后出现的，它所产生的影响，虽然不及城市激烈，但是由此而产生出的后果，却最终地动摇了公社制度以至于危机到了共产党专制主义的统治基础。曾经被自己的观点激动起来的5亿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心理活动都已经完全地超出了共产党专制主义的统治范围，被农民群众安排在自由的系列里了，尽管这种自由还很不成熟。在认识农民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农民被任何的人都清楚，都敏感的事实最早的就发生在66运动中，仅就这而言，中国农村中的专制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被66运动的中国农民扫地出门了。个人利益、个人权益和个人权利这些东西在个人“观点”的带动下，在5亿中国农民的“心田”（后来的“责任田”就是它的产物）中开始大面积的滋生，一种制度性的束缚就是在这个时刻中被解除的，所以即使在运动消解之后，它的意义在农村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在这个意义上，不是邓小平主动地解散了农村公社制度，而是他认识到在66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它已经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了。

经过66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农民不允许把他们象木偶一样地放置在一个生产队里——这才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的“源头”，观察这个“源头”，它出现在“打倒邓小平”的66运动中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的事实”，因此你把他看成是“邓小平新政策”弄出来的，证明你上了邓小平的当。真实情况是在华国锋、邓小平改革之前，中国公社制度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所谓的“新政策”也不过是顺应了这个新的情况的变化而出台的东西而已。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强调66运动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失败是有遗留、有存留的失败，而不是完全、彻底的失败，这样的意思就值得读者们自己体量。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讲，在产生了观点的那个时候，人们会说“你不能把我绑在一个我不认同的组织之中，我有我的观点”，现在那种精神又帮助他们说出如下的话：“你不能把我绑在一个生产队，除非我认同这个生产队”。中国专制社会主义在农村的统治的基石就这样地被产生了观点的中国农民给拆掉了。不明白这一点，把中国农村社会目前发生的大变化记在了华、邓的身上，岂不怪哉！由此联系到人们把 60年代中叶社会大变革的功劳记在了毛泽东的帐上不都是可以发人深省的事情吗？在中国好象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人民的分，都是有鼻子，有眼睛的大人物们干的，人民永远是他们的配角！针对这种情况我要说“不”了。但是，同那些在中国只会干喊口号的人不一样，我是用提出了一段历史的方式来说“不”的。

把66时期的中国人民比做水，把我们这些游动于期间的造反派学生比做“鱼”（66时期常常有这样的话），那就是再好也不过地说明事情了。在这本记实性的小册子中，我有必要简单地叙述一下“小南兵团”成立的全过程。在小南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期间，一伙热血沸腾的普通青年农民，不满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按部就班开展的现象，开始酝酿着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在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公开的，所以也就都在“暗中”活动，带有那么的一点点“阴谋”的性质，而恰恰是在这种“阴谋”之中，我们几个中学生——武克勃、武彦帅和我，都是直接参与者。因此，当这些人集聚在一起筹思着小南村应该产生出象红卫兵那样的造反组织应该由它来领导小南村的文化大革命时，小南村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就好象是“成熟”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也就在我们这些人从事这样的串联的时候，小南村的党支部已经按照《16条》的精神成立了“领导小南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小南大队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委会”）。这个由武彦玉书记一手“包办代替”的“文革筹委会”当然是小南大队党支部的“御用工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人的东西”。“筹委会”主任由大队贫农协会主席武克敏老汉担任，武彦玉任副主任。名义上，小南大队的党支部已经失去了对小南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是小南村的人谁都知道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鬼把戏，不过是欺骗群众的做法而已。忠厚老实而又一字不识的武克敏老汉根本就不是一位“领导人的材料”，从他担任起贫协主席的那一天起就是个“挂牌的人物”，什么事也都得书记说了算，因此，可以想象由他充当主任的“文革筹委会”是个什么的样子了。

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武彦玉书记用“包办”贫农协会的方式“包办”“文革筹委会”属中共党组织的惯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突然间杀出了“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这样的组织之后，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用我们“兵团”一位主要的领导成员武崇君的话来讲这叫“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造反而出的“兵团”不但要炮打小南党支部，而且也要炮打了“小南文革筹委会”。谁都知道，《16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许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们无不重视对它的研究，但是到这时《16条》受到了造反派组织的炮打的情形有多少人提起过呢？正如我在前面一再强调过的那样，炮打“文革筹委会”的行动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向自治的人民解放运动转变的分水岭。《16条》是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这个文件由中共各级组织来执行是一个样子，人们对于这种样子的政治运动已经看得够多了；但是由哪些连共产党的边都不沾的象“小南兵团”这样的自治组织成员去“贯彻落实”，你能保证它“不走样”吗？可是在今天，在我能够看到的范围内全世界的“文革史专家们”的研究似乎都认为《16条》指导了66运动，66运动也好象是受《16条》控制的，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9）

回农村去——发动、参加、投身农民运动（下）

小南村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样的搞？由坐在了小南党支部办公室的武彦玉、武克敏去设计会是一个样子，由坐在了武彦祥家的热炕头的那一伙普通农民社员去设计，它肯定会是另外的一个样子——这样浅显的道理——在今天竟然蒙蔽了我们中国许多“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的眼目真是令人忍俊不禁。你说由武彦玉领导的那一段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的，我不反对；但是你说由武彦祥和武权明分别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的或者毛主席的，这不就是在说笑话吗？

在武谚祥家的热炕上，我们几个造反派学生竭力主张“小南村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朝着充分发动小南村贫下中农的大方向发展，任何有碍这个大方向的人和事，都应当坚决排斥之。”我们还用煽动性的口气讲道：“难道我们小南村的贫下中农就缺胳膊少腿，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这种伟大事情上，你们就非得受人摆布不可”！“你们也是人啊，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啊，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现在，毛主席号召你们向党内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开火，你们为什么左顾右盼呢？”在煽动得逞时，我们的一致结论是：小南大队的贫下中农要能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功的实现“自己解放自己”的目标，就要象“革命的学生”一样组织起自己的“战斗队”，这样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在组织酝酿的过程之中，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小南大队的“文革筹委会”是按照《16条》的规定产生的，反对它，会不会被认为是反对《16条》？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16条》很讲究“群众智慧”的问题）对它做了技术上的处理，把它分成为“《16条》的字面意义”和“《16条》的精神实质”的两种，并用遵守后者而否定前者的方式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强调的是《16条》的“精神实质”，它反对共产党“包办代替”，要求“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倡“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按照这种“精神”来说，我们应该“破除‘怕’字当头”，立“敢字当头”的行为就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了；就这样的意义来看，我们即使把我们的“革命炮火”对准《16条》规定的“文化大革命领导结构”——“小南大队文化大革命筹委会”，也是不违反《16条》精神的。

就在我们于村子里“秘密串联”的时候，村子中的那些保守的人，背着我们，手持大队党支部的介绍信到我们的学校去“告我们的黑状”，但是，他们没有料想到此时的学校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八个大字变成为写在学校黑板上永远也擦不掉的字迹了。所以，学校的老师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当着他们的面，肯定和表扬了我们在农村中的“革命行动”！刚刚成立的“兵团”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还在村子里举行了一次“支持和声援革命学生”的游行。

由于缺乏一本可靠的记事日记，也由于小南村文化大革命原始资料的遗失，有史以来小南村最重要的组织成立的时间，已经无人能够回忆起来了。我在写作此稿时，曾经回到老家拜访了当年的“司令”武彦祥和“智多星武崇君”，以“片闲话”的方式问到了此问题，可是他们谁也回想不起“兵团”出世的具体的时间了。我们只记得我们的“兵团”成立的那一天，小南村三街象过节的一样热闹起来了，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由几百号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小南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的旗帜的指引下，堂堂正正地走过了三条街道，社员们争相观看，纷纷议论。

司令武彦祥——这个平生第一次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青年人，在全大队社员们面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他站在一个大土堆上，双手叉腰，不时地转动着那颜光焕发的脸面，用地道的关中方言振振有词地讲着……，虽然他的那篇讲演缺乏修辞的技巧，但是讲出来的话，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听众中有不少的人点头称是。他讲演完毕后，由我向听众宣读了“兵团”《告小南村贫下中农书》，在这篇《书》中，小南村的政治形势同全国的政治形势挂上了钩，于是，小南村的当权派——武彦玉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刘少奇、孟昭亮在小南村的“代理人”，应该被我们打倒。但是在号召小南大队贫下中农起来革命的同时，“兵团”呼吁武彦玉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引火烧身”，不应该操纵小南村“文革筹委会”，“煽阴风，点鬼火”，和小南村广大的贫下中农“对着干”，走上绝路……。我记得在“书”中我还引用了毛泽东“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的词句，以显示“兵团”的文化水平。诸位读者们！这就是我要告诉给你们的小南村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你们判断一下，它在哪一点上是毛的，而不是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小南村人的呢？如果你认为我们因引用了毛的“小小寰球”的词句和我们从《16条》中挑选出了可以被我们“利用”的语句而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受制于毛和共产党控制的，那你不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上最为幼稚和最可笑的人吗？

在人民行动的年代里，没有任何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能够束缚住人民的手脚的。应该知道，争取自由的人，实质上是创造自由的人。目前这个刚刚成立了的“兵团”组织不同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不向任何的要求革命的人“关门”。你只要承认它的观点，愿意参加它，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你。在我个人的看法中，“兵团”其所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造反派的组织，是因为这个组织的农民成员都是清一色的与本村子中的党团组织关系疏远的人。兵团中的主要骨干人物中没有一个是村子中的红人，而内部亦有不少的“有问题的人”。我上面说道的那位被取消了升学资格回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我校学生武彦明，就是我们组织的骨干成员之一，在此之前，他是小南大队的“黑牌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也由“黑”变“红”了。司令武彦祥，是一位没有任何党团背景的青年农民，他高高的个头，大眼睛，长鼻梁，25岁刚出头的年龄上两腮便长满了胡须，一看就有一股子猛劲，活象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刘队长，说话时声如洪钟，口头禅是“说干就干，就打就打”，由他充当我们这一派的司令，真是再好也不过的事情了；我的门中叔父武崇君却有智者的风范，善于出谋划策，说话很有风趣，即使说最严肃的话也免不了要哈哈大笑，笑后露出一口假牙；骨干武克超是一位农村中的失意青年，1962年参加高考时因生理有欠缺（一只眼睛从小失明）而被取消了高考的资格，回乡后郁郁寡欢，孤芳自赏，是我们村中的唯一的“臭老九”（前毛时代对中国有知识的人或者知识分子的戏称）；再还有武克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善于书法，写一手漂亮的艺术字，并能够演奏好几种乐器，当时，他个人认为象他这样的人被放在了农村，当然是“大材小用”，这就难怪平时他为什么心高气傲，落落寡和。

小南村“造反兵团”的主要成员情况大概如此，与之对立的小南村“联总”的情况却有些的不同，它带有一定的“保守”色彩。第一把手武权明是此时的小南村团支部书记，运动前，是武彦玉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他本人多才多艺，思路敏捷，很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的才能，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在造反形势的感召下他也起而造反，自然在他的牵动下，平时村子里靠拢党团组织的那些人也被组织起来了。二把手王杰山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担任了多年的生产队队长，是一位很有组织能力的人，不用说象他这样的人同我们村的大队干部的关系自然要密切一些。我的父亲——生产队里被公认的积极分子，也参加了这一派。

在过去了19年之后，今天我在评论上述两大组织时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能不能因为在组织成立的时间上偶然出现的分歧，而且造成这分歧的因素在不久的将来已经完全被淘汰而判定一个组织是“造反的”，另一个组织是“保守的”呢？如果我们对“造反”与“保守”做民主式的理解，那么上述的两分法也许是可取的；如果我们沿用66时期的老看法，认为“造反”是好的，革命的，进步的；“保守”是坏的，不好的，退步的，那么就完全地不对了。66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运动中产生的两大派组织有共存的理由，因此，任何的一方都没有取消对方派的权利和理由，双方组织在共存的前提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66运动开辟了的中国道路！

目前的情况是，两大派都有自己的观点，观点斗争和观点冲突的事情就不可避免。于是在我们的村庄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以“摆观点”为名的大辩论。现在我们分析它，就会发现它同电视上我们看见的美国国会的辩论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它发生在中国的一坐村庄，所以没有人认为它是民主的事件。在我们中国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手拿着“民主的尺子”，对于中国的事情，他们这儿量一量，那儿量一量，总是量不出民主来的，但是只要他们把这把尺子掉一个方向，去量西方的事物，那么民主就会有足够的存在了。

大辩论是围绕着如何看待小南村“文革筹委会”的问题展开的，“兵团”认为它是武彦玉一手包办的，不符号《16条》的精神，是一个保皇的组织，应该打倒之；“联总”认为它是按照《16条》的规定产生的，是社员群众用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因此是合法的。双方的观点争持不下，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大字报辩论之后，产生了“面对面”的“摆观点大会”。

“摆观点大会”在大队部所在地的大院子里进行。两大派组织的全部人员都出席了会议，由双方选举出的代表轮流发言，然后就其中的焦点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辩论。会场上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双方的成员分坐在院子的东西两则，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异常激动的表情。辩论还未正式开始，双方的人都希望自己的那一派的人获胜，几乎也是同时的期望对方的人出现语言上的失误或者差错。观点在这里如同两根绳索一样把各自的人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了。

大约在晚上八点，大辩论开始了。

对方代表王杰山首先站起来发言，他列举出了小南村“文革筹委会”正确性的几条理由，并做了一个冗长的说明。作为一个中年农民，他虽然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但是还不善于在政治的场合中讲话，也没有掌握许多的政治术语，再加上他讲话抓不住重点，重复的话较多，并参杂了许多的“这个……这个……”口头语，就不太感动人了，除此而外，他的话显然缺乏战斗力，好象不适合这个战斗的时代的气氛。在他接近一个小时的发言中，并未引起舆会者的特别注意，所以我在这时候想着如何在轮到我的时候，我应该改变这索然无味的辩论局面。此时此刻，我一边听，一边打腹稿，把事先写好了的提纲又翻了几翻，暗中地鼓励自己应该“一炮打响”。

轮到了我上台发言时，我迅速地站了起来，整了整服装之后，以傲慢的神气走向大会主席台……就在这个时刻，我注意到有个别的人在小声地议论我，有的说：“这娃见过毛主席，经过大世面”；有的说：“这个娃嘴很会说，是个小铁嘴”，总之一句话，我一出场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走上了讲台，我并没有立即开腔讲话，展开了只有一页纸的讲演提纲，用目光扫视了会场一周后，平稳地开了腔，……听众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人们屏息倾听，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我呢？趁此机会毫不谦虚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共摆出了“10条造反有理”的观点，听众为之倾倒……40多分钟过去了，讲演结束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这一派人打加赞赏，欣喜若狂，对方派人又气又恼，妒火中烧。

大会结束后，我们这一派在武彦祥家召开了情绪激昂的小会。会上武彦祥对我的发言做了高度的评价，并预祝我们在明天的大会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打此之后，我在组织内部的威信迅速地上升，最后几乎变成了“兵团”精神上的政委。武彦祥对我十分地器重，我对他也是忠心地拥护。所有的“兵团”的重大决策，他无不请我“顾问”，而我则竭尽全力地当好“参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将近半年多的时间内，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不愉快的事情，其友谊一直到今天还维持着。

通过摆观点活动，我在村子里破天荒地赢得了声誉，到处都能够听到夸奖我的声音，不但我感到脸上有光，而且全家的人都觉得感到自豪。知识的影响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发生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以前，我在村子里不过是博了个好孩子的名声，这一次却是我作为一个小演说家在村子里出名了。说到这里，我承认目前村子里的许多人至今都能够记忆起来我的“10条造反有理”。诸位，我写作这一段文字时，并不沾沾自喜，那个使我一下子出了名的单位也不过是一坐小村庄而已，在这个村庄里即使作出了一鸣惊人的事情，也谈不到有多大的能耐，问题在于我从我个人的例子中发现正在变化着的中国基层社会的一种新的趋势，即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和政治表演是要借助于个人在公共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政治上的无才即是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由此而引出的一个现象是政治过程的性质的变化，“教育型”、“灌输型”的政治不得不让位于“辩论型”、或者“表演型”的政治了，能言善辩之徒代替了道貌岸然的政治说教者。以前，在小南大队有权力做报告的人，都是中共小南党支部的人，他们所做之报告，都有一个“上级的精神”，也都是从“上级”直接听来的，这一次，就不同了，这个两个在大会上演讲的人都没有“上级”，也没有一种“上级的精神”可以掌握的，都是凭自己的水平现场发挥的。由此而形成的后果是，政治不再是由“一小撮人”对其他人“灌米汤”了，而是由其他人自己来表演。和1949年以前比较起来，政治依然是斗争，但是它已经不是“枪杆子式的斗争”了，而是“笔杆子式的斗争”，参与斗争的人群不是以阶级来划分，而是由情感和偏好的不同来划分。就抓住这些一点，人们便可以在1966年的政治大事变中发现那些重要的社会变化的信息；分析这样的信息，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大变化的来龙去脉就会得出一个与邓小平等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会在被邓小平之流污蔑为“社会大动乱”的66运动中发现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诞生。此间，“舆论”把“有本事的人”推上了前台，而“有本事的人”又不过是能言善辩之徒——这个现象若还不被看成是民主现象的话，那么我在摆观点大会上的那一番表演就任何的意义了。是民主的政治奖励和甄拔了我，我也不过是借此机会发挥了个人的才能而已。我设想这个运动如果没有遭受挫折，而是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发展到今天，我这个当年的小演说家也许今天已经变成为大演说家的了！

议论至此，我得作出以下的说明，在摆观点大会之后，在小南村这个“小共和国”中，结束了政治上一个声音的时代，政治上的两种声音的时代突然地降临了，尽管人们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是通过对这个事件的回忆和理解，我才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个民主的运动之于广大的人民来说到底需要多少准备、多少知识以及多少资格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我虽然目前还给不出一个正面的说明，但是对于那些有关中国人搞民主“条件不具备”或者“资格不及”的那种话却有理由表示藐视。如果在我们生活上的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着民主的条件或者资格的问题的话，那么现在世界上大约90%的国家就应当从民主国家的名单中删去，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世纪中立足的民主国家也就寥寥无几了。对于那些根本无视民主历史以及民主现状的学者们来说，他们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写作时，当然可以写出有关的民主的条件或者民主的资格之类的文字，但是，他们这些人只要是置身于入1966年中国伟大运动之中，就不会写作这样的东西了。在西方那样的社会中，有关民主的条件和资格的思路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内，把许多的阶级和阶层以及特殊的种族排斥在民主之外的教训我们现代的中国人难道还需要重复吗？我写作的事情发生在20年前，那时没有多少人对民主的条件和资格这样的谈论会产生出兴趣，所以，运动中我们小南村的人，除了10几个政治上“戴帽子”的人外所有的人都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戴”了“帽子”的人的子女，只要他们愿意参加，自治组织照样接纳他们。我们这一派就有一个名叫武蒙蒙的女青年，她父亲是一个戴了“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她照样是我们这一派中的积极成员，据我回忆，我们组织的好多次会议就是在她家里召开的。那个时候，造反派组织是“开放”的，有关中国政治“开放”的源头就产生于66运动中。

在今天，当人们在谈论到中国的民主时，许多的人是那样的泄气，他们一味地说中国人素质不高，政治条件不具备，不可能实现民主等等，这些话听起来好象是有道理的，其实那是一些偏离了中国民主本子的“歪道理”，因此在本书中，我劝那些真正有诚意追求民主的人大可不必学着邓小平的方式去反对所谓的“动乱”，如果那样作的话，你寻找民主的行为就无异乎南辕北撤了。你若是用一元的观点去看待66运动，那么你就有可能和邓小平一样的看到“乱”，那的确不是“小乱”，而是“大乱”；其实这里的问题是你的看法错了，而不是运动错了或者事物的本质错了。同专制、独裁的政治比较起来，民主的政治必须的要有我上面说到的那种“乱相”：政坛上的观点战，街道上的对立的游行示威，社会上嘈杂的多种声音和政治生活中的派别对抗，总之一句话，你完全找不到专制和独裁社会中的那种政治上的“太平景象”，出现在你的眼睛中的完全是一派“天下大乱”的现象。也正是念起了这一点，我才对毛泽东当年回击“天下大乱”的说法的那句话产生出了某些的敬意，毛说，“所谓的天下大乱，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群众”。

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小南村“造反兵团”大概作了如下的几件事情：

在村子中，第一个批评、批判了中共党支部武彦玉，从他的手中夺取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到店张公社里楸出了武彦玉的保护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地指向公社的当权派。

把县上的一个叫马国祯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楸到村子里批判，他在“四清运动”时是我们村的工作组组长，我们认为他在那时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要求他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可见，在1966年，我们已经搞出了“责任政治”。

在做出了上述的三件事情之后，“造反兵团”就成为一支“响当当、硬梆梆”的农民造反组织了。

这里我要说一说政治批判的事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66运动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把那时的政治批判想象成为黑社会团体中的那种残酷拷问的形式，我告诉各位，我经历过的批判和我亲眼见过的批判，没有残酷的场面。在那样大的全国性运动中，我不怀疑有残酷的批判场面出现，但是我敢担保，那样的场面是绝对的少见的，根本代表不了运动的主流。

我们对武彦玉书记的批判没有任何的非人格的侵害，因此，即使在这种批判过去之后，武彦玉本人也还是保持着理解的态度。根据他个人的今天的回忆，认为由我们学生们参加的批判他的活动，他并无任何的反感，就是在今天他也不想着要秋后算帐，那种批判完全是一种思想的斗争，精神上的教量，期间充满了说理的方式，无任何的人格的攻击和侮辱。所以事过不久，他虽然官复原职，但是并没有因此和我记仇，我们之间至今还保持着友谊的关系。同那些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中表现出的情形不同，造反派虽然与当权派撕破面皮，但只是撕破了政治上的面皮，而不是人情的面皮。因此在基层社会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积极的。基层运动的实质是“勒令”当权派“靠边站”，“靠边站”了的当权派只要他们不公开地反对运动，运动者是不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的。倒是有一点值得说明的，在我们几个学生脱离了“造反兵团”之后，“兵团”在批判武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不文明的做法，对他动手动脚，但是武并没有屈服，竟然公开地反抗，用“骂大街”的方式在小南村三条街道破口大骂，说“第八师把野种字撒在了小南村”（抗战时期国民党陆军第八师在我村曾经住扎过一段时期），正值入夜的时分，他的骂大街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社员的同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层当权派对不文明的批判行为也还是保持着抗争的权利！

据事后的理解，在我参加的这一次运动中，我们那些造反派的人们实际上遇到了“政治公开”和“资讯自由”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准确地表达它的性质而已。当时我们这一派人为本派成员武彦明、武克敏“鸣冤”，而闹到了公社。在店张公社，我们以“革命造反派”的名义勒令公社的当权派交出“黑材料”，并要当众销毁。可见我们当时的行为已经接触到了这个社会中的最关键的问题，即秘密政治的问题。舍过大的问题不说，单就技术问题着眼，我们的造反的目标已经指向了秘密政治档案。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人都对秘密档案制度心怀余悸。这种秘密的档案，公民终身都难以看见，它被锁在了专业人员的柜子里，专供当权派们使用，是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控制人民的基本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公民政治生命就被诉诸于这种秘而不宣的东西之中。公民个人的任何一次重要的活动，都被记录在案，自然任何人的任何一次政治上的升降，都会引申出一种有关档案记载的变化或者变动。所以，在中国它恰恰似阎王所掌管的“生死薄”。66运动中的“打、砸、抢”的口号，就是针对这个而发的。现在，它变成了某些人反对66运动的口实，以为抓住了它就有可能把运动者描述成为一伙青面獠牙之徒。

依据民主的训诫，公民的政治生命和政治面貌应该是完全公开的，其中没有任何的秘密需要保守。因此，在反映公民政治经历和政治历史中的文字记录当中它应该是公开的，不应该有公民自己不知道的内容。依据这样的观点，社会若视我们为人的话，便不应该用秘密的方式来统治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对于这种秘密的方式负有义务。变秘密政治为公开政治，这已经是我们的造反行为的内在的意义了。因此，在我们中国人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今天，人们应当接过我们的话题，而不应当抛弃它而另搞一套。在中国，有的人谈起自由的话就离不开西方，谈到我们中国的自由时就免不了结巴，特别是在谈及近20、30年的情况时就只剩下“全面否定”这一招了。在这里我向各位所奉献的这本小册子，目的也在于要打破中国人一说自由便说否定式话语的习惯。

66运动既然是民主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中充满了竞争性的政治行为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这一派在把“四清运动”中的马国祯楸到我们的村子里批判时，对方组织竟跑到甘肃省西峰市把“土地改革”时期在我们村驻队的工作组组长——催西峰楸了回来，接受我们村贫下中农的批判。在这里我要做一个附带的声明，在摆观点的那个时间上，“联总”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但是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他们就很快地抛弃了他们的老立场，很快地也转变成为造反的组织了。也许因为他们的人中间生产队干部较多，所以知道的内幕事情也多，造起反来，好象更有力量。在这本书中，我不可能更为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两大派组织批判马、催的情况，我只能简要的指出两大派组织的批判行为已经追溯到了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时期——这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说造反的农民行为是“正确”的，那么以下的两件事情都是“错误”的：1952年我们村的“土改”和1963的“四清”。在上述的两个运动中，工作组都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都打击了贫下中农，“偏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今天我们来分析这种批判的行为，两大派群众使用了什么语言说明这样的问题，是一回事，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中国专制主义统治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个”历史却又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实。把这样的事情同目前的现实联系起来看，不光是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而是“四清运动”和“土改运动”也完全地给“搞错”了。一句话，小南大队的“17年”中国共产党统治就是“资产阶级统治”，而不是“无产阶级统治”——这就是66运动整理出来的事实；关于这种事实，它若不被组织到民主之中的话，那么世界上有没有民主？谁能够说得清楚呢？可见，在1966年，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语式（它也许是“错误”的，不好的）有效地提出了“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遭受压迫的历史”的行为却是非常正确的事情，解读这里边的意义，你就会为小南大队的农民批判意识所达到的程度之高而吃惊不已。在一个完全的不自觉的状态下，他们已经开始“刨”农村中的那个专制社会主义的“根子”了。

在这本书中，我并不认为催、马两人应当对于小南村的“土改”和“四清”运动完全负有个人的责任，我只是强调，小南村两大派组织通过对他们俩个人的批判实际上是提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制度的整体性批判。在这里如果人们要寻找小南大队的社员群众不满于共产党统治的根子，那么，你就得好好地研究我目前议论的问题。如果说66运动在小南村也有一个“起源”的问题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这样地说，在“土改时期”就已经埋下了农民不满的种子，经过“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不断地生长，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时它已经表现为公开的反抗了。

崔西峰这个人我虽然是在这个时候才见到，但是在小的时候，这个名字就灌满了我的耳朵。村子中年长的人在说起“土改”那场运动时没有不提到他的名字的，所以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他应当是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就凭他22岁就当上了我村的工作组组长这一点来说，也可谓年轻英雄了，但是岁月苦了人，也害了人，待我亲眼看到他时，他矮小得如同一根萝卜，身体肥胖，面目臃肿，除了一对老鼠眼睛有几分精明外，站在批判会上的他全无人物的风采，其形象既猥琐，又狼狈。现在，是中国的普通农民逞能的时代了，共产党时代中那些一贯逞能的“英雄们”全都过时了。在这里，时代的变化是通过人物的变化而体现出来的。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民是那样的无能，那样的保守和那样的惟命是从，可是在今天，农民在摆脱了这种统治之后显得又是那样的能干，那样的革命，那样的自信和那样的进步。依据我个人的见解，20世纪迄今的中国最伟大事件不是“5、4运动”，不是“北伐战争”，也不是共产党革命，而是66运动。66运动是发端于城市的一个运动，首先表现为学生运动，然后再发展成为工人、市民的运动，最后才发展到了农村。所以它是城市文明向农村传播的一个伟大的范例。这个范例的意义如果被看成是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地夺取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的一种反动的话，那么中国文明进步的指标就是人们可以读得出来的东西了。

在农村，66运动的伟大意义还在于政治分化完全地突破和超越了家族、宗族的藩篱，完全地表现出了纯粹人性的特征。别的不说，就说一说我家的情况吧，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父亲和我就不是一个观点，他持“联总”的观点，是“联总”的人，我持“兵团”观点，是“兵团”的骨干。在家庭里，他老人家想说服我，我也想说服他，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在上面所说的“摆观点大会”上，他是一位内心十分矛盾的听众，一方面，他在听到我滔滔不绝的讲演时，为有我这样的一个儿子而骄傲；另一方面，让他惋惜的是儿子的才能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上，竟替农村中的“落后势力说话”。那个时候我也曾经想法能不能让父亲改变观点，不久这样的念头就被打消了。我父亲为人耿直，性格刚直而又偏执，他一旦认定一个东西是正确的，一万个牛也拉不回来。

上面我说到了我父亲是一位受传统束缚很紧的人，他的青年时期虽然是在“红军”和“白军”的拉锯战中间度过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给我讲有关“红”“白”战争的事情。他做人的原则是“忠孝”二字，并且是身体力行，因此，他也常常以此教我。他在当生产队的队长、保管员、饲养员期间，因“一心为公，不询私情”而得罪了不少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一宗族中的人。我小的生活，他经常地给我讲“狗咬赵盾”、“岳母刺字”的故事，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用地方戏中的故事来教育我，对王伯当舍命保李密的故事非常地崇拜，在讲给我听的时候用了“箭射王伯当，血灌李密亡”的话，我至今还记得来。他虽然对共产党的制度也有不满的一面，但是他认为“吃了共产党的饭，就要很共产党转”，所以，他也常常要我忠于共产党。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他最爱我，任何事情上都向着我。我呢？也很争气，从上小学到中学都是“三好学生”或者学生中的“干部”，所以父子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冲突。但是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父子竟然站到了对立的组织之中了。值得说明的是，在那个非凡的年代，有许多的家庭因观点的不同出现了分裂，父子之间争吵，夫妻离异，兄弟们拳足相加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我的家庭，终究因我父亲希望我在政治上胜过他，而不再执激烈的反对态度，所以在家庭我也就约束了自己的观点，避免了父子之间的观点冲突。

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66运动的人也许会问：“观点就那么的重要吗？”我回答：“是很重要”。在这个时候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有别于家畜和动物的最重要之点就是观点。观点事实上托起了人的全部价值和人的全部的尊严。在66运动中，观点既分化了人，使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观点的社会出现了分化与分裂，然后，它又在新的基础上组合了人，现实了以观点为线索的人在自由基础上的政治整合。就第一个意义看，铁板一块的专制社会主义的大统一的政治僵局被打破了；就后一个意思来看，有可能造成动乱的那些因素被有组织的观点整合的行为给排斥了。新的政治斗争造成的既有分化，又有统一，既有斗争，又有整合的情况的确是太复杂太伟大了，可惜它持续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在亿万人民还没有很好的对待它的时候，它已经处于消解状态的了。

在本章的议论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向读者们提这样的问题：“谁领导了我们村子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你回答说；“是毛泽东”，那不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的了，问题就在于这样的笑话今天却成为我们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智力材料，每念起这一点，我就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习惯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泽东的运动，毛泽东领导了它，但是只是这样的说法若要于1966年的事实真相相符合时，就得打许多的折扣，做无数多的修改，到后来，人们不得不放弃这个的说法而直接地承认是造反的自治组织领导了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这种领导并不排斥毛的领导，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运动的复杂性原因外，人们表述复杂事件时所乐意采用简单方式和简化性质的语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个人的体会是，一旦我自己获得了自由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权利，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不得不由我个人的偏好来决定，也就是说我个人的偏好是“生产”文化大革命意义的“子宫”。正因为我的偏好和别人的不同，所以一个完整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不得不分成为两大块——多元化、多党制这种东西，说到底也不外乎如此。正确的表述是，毛泽东的确要给66运动一个他个人的意义，但是在66事变的大旋涡中，当我们以自己偏好的方式在理解了毛的个人意图的时候，运动偏离毛的轨道的事情就成为“必然”的了。一旦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把我们当年亲手作成的运动完璧归赵地还给我们，就是一桩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20）

第12章：返回学校，组织“兴平县中学生造反司令部于阡中学分部”（上）

1966年的学生运动好象没有自己的特定目的似的，它仅仅产生了一代不满于现实的青年学生，所以当专制主义已经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时，人们才发现酝酿了学生运动的学校却变成了运动的死角，学生们因为分散到全国各地的人民运动当中中去了而使学校荒芜一时，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得改变过来的话，66运动的完整性就不复存在了。于1967年6月8日，毛泽东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造反的学生们的听话程度高的惊人，不久便纷纷地返回学校。学校——这个产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的园地又一次地活跃起来了！

那个时候，同全国所有的学生们一样，我很快地就回到了学校。在而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作为本校中的一位造反派的小头目，对66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升华的过程。为我而后鼓吹66学说奠定了基础。

也许在此之前，我们这些同学们已经经历了运动的多次的考验，所以返回到学校之后，我们便轻车熟路地搞起了“革命”……，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很快地变结合在一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的组织。这类的组织，人数多的也不过2-30人，少则只有3、4个人。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绝对的自由结社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内谁个不想实现自己天性中的那些结社的愿望呢？除了极个别的同学外，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参加了某个组织，变成为组织中的一员。每一个组织都以其成员喜欢的名字来命名，什么“丛中笑战斗队”，什么“反到底兵团”，什么“专门打鬼战斗队”，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兵团”等等名字应有尽有。

每一个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权散发自己的“宣言”，宣传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每一个组织也都是开放的，面向所有的同学，不问其家庭出身或者性别、年龄。十分明显，这些在此以前曾经起到了“革命种子作用”的中学生们已经表现出了“老革命者”的样子了，气质和派头都有些非凡。我还记得，我们的66级甲班的三位同学——豆志玉、豆国俊和袁枫林，组成了一个名叫“赤遍环球战斗队”的组织，它成立时的“宣言”的口气决不亚于《共产党宣言》。三位无名小卒既然向“全世界”发出了“誓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的“伟大号召”，并且还套用了“砸烂旧世界”打开“锁链”之类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语。要知道，在写作这样的文字时，他们被马克思恩格斯的年龄要小10多岁。我一再说，这是一个使人神圣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青少年人中间释放出来的精神的能量是不可运用常规的尺度去衡量的。你说这期间的东西有些过分，我也承认，只是我个人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例人类精神发展的平常现象，所有的造成了人类精神和思想变化的那些重大运动无不笼罩着狂热的气氛。神学家饶申布士在分析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时说：“基督教具有革命的血统，它是在民众的狂热希望里成长养大的”（《社会福音集》中译本第25页）。在这本书中，我并非要肆意地鼓吹狂热精神，而只是说当古今中外的所有人类伟大运动都充分调动起来人民积极性时，积极性的表现形式不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岁月里所说的“狂热”吗？

66运动既然是一个自由化的运动，那么它就会必然按照自由运动的内在的法则运行。我们的学校情况依然是这样，无数个小组织之间进行合并与整合，最后每一个组织都感到有必要接受一个更普遍的观点和靠近一个更大的组织，于是，便很快地形成了两大派对峙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上，兴平县城内两大派对立的组织的网络才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我们学校中来了。

大约在1967年的6月份吧，最早进入我们学校搞“组织串联”的是后来我们这一派的名叫张俭的同学，他的到来加速了我们学校中的派别分化的步伐，此后，我们这一派学生参加了“兴平县中学生造反司令部”（简称“中造司”）；另一派的同学参加了“兴平县造反司令部”（简称“兴造司”），并且都组成了各自的“分部”。从此之后，在我们学校便开始了两派之间无休无止的“派性战”。诸位，所有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人，可能都是抓住了这一点。

写到这里我得又一次的辍笔太息，为我们中间许多的人认识问题的盲目性而大发感慨！直到今天，人们责怪66运动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说66运动“打派性战”，殊不知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这个东西恰恰是66运动价值之所在。试设想，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或者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公民政治生活中若还少了这个“派性战”，那么民主将会这样的运作？自由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不是统统都成为问题了吗？政党制度说穿了也不外是有组织的派性制度。读者们如果要我在下列的两个问题中进行选择，认为哪个问题更有价值，我会怎样的做呢？这两个问题是：66运动打倒了当权派和66运动产生了派性的组织。我显然会选择后者。我也知道，我在这样做时，和我们社会上的主流见解很不相同，本世纪以来人们在说到自由和民主时，使用的都是“高调”，在这里我却要对它做“底调”的说明。“高调”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关乎着自由民主的理想，再鼓吹都不会犯错误，“底调”谈论它，闹不好就会犯“不自由”或者“不民主”的错误。不管怎么说，实践中的自由或者民主，总是关系到人对自由和民主的辨认，其次才产生如何谈论它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辨认甚至比谈论还困难。

我认为同奴隶比较起来，自由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在看待万事万物时持着一个自己的观点，即就是国家大事他也是用这一个观点去看的。这样一说并不是说自由人的心目中就没有国家，而是说他之对于国家而言，有着一个自主的立场，站在这种立场之上，他对于国事就可以持一种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种观点和政府观点相冲突。明白了这一层意思，我们翻过头去看66运动者的行为，自由意味着什么？不就是很清楚的了吗？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自由人建设自由的行为必须最终地完成“国中之国”的任务，就是说他们必须运用自由的权利建立起一个“个人自由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他自己就是“国王”，对他的“王国”实现全权管理，而不允许任何来自于外间的干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时时刻刻以防备自己的“王国”遭受侵犯。不了解这一点而奢谈自由，那不是对自由的无知又是什么呢？正因为如此，在政治生活中，自由人绝不是绵羊，绝不受鞭子的驱使，相反，自由的真正的用意是取掉所有人的鞭子——而不是“夺取”一部分人的鞭子——把人真正地放置在人的人的位置上，这就是自由！要说自由人也可以变成为绵羊的话，那么他只可能是上帝的绵羊，而不会是所有的食人间烟火的人的绵羊。就此去理解某些人对66运动者“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攻击，我恰恰认为他们是说到了“点子”上。普通人若还“头”上没有“角”，“身上”没有“刺”他们用什么去抵抗社会上哪些“武装到牙齿”的人的有组织的侵犯呢？时止今日，我不知道哪些一心一意要割去人民头上的“角”，挑去人民身上“刺”的人的居心何在？近300年以来，我们的民族不就是因为“头上没有角，身上没有刺”而备受他人之虐待吗？

那位名叫张俭的同学当时也不过18岁，是毕业于我校的县农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他身材高大，稍胖，穿着一身紧身而又合体的草禄色红卫兵服装（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服装式样），头戴当时不常见的鸭舌帽，有着一种古典式的使者风度。来到我们学校后，他以十分机智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引起了我们学校派性分化的新一轮浪潮，可以说一石激起千重浪！

演讲是在2年级乙班教室进行的，演讲的前半部，他简要地介绍了兴平县两大派学生组织的概况，后半部重点介绍了“中造司”的情况。他演说时没有讲稿，临场发挥，讲得有条有理，滴水不漏，也正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这一代人中的演说家的身影。听讲时我挤在最前边，此时才发现他的目光梢有些斜视，这种相貌上的美中不足，却使他的个性显得特别的突出，讲出来的话也好象特别的生动，也就在这个时刻，我才好象多少地意识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失去了“作报告的人”而迎来了“演说家”。作报告的人一般都不具备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喉舌讲解党的观点和制度的东西，所以好一点的报告虽然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水平，但是那是一种受了限制的水平；演说家就不同了，他首先得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表达的是一种由他个人负责并且体现了他个人风格的观点，所以他演说时的话语出自于他个人的灵魂深处，是他个人的内在的生命力的一种自然地表现。因此，与这种情形相应的是，所有的演说家在演说中所获取的都是个人的桂冠，同报告人的“把荣誉归于党”的那种虚伪性没有任何的可以类比之处。可见，在一个自由的时代，一切都要改变，包括说话的方式在内。

在以前那个虚伪的时代中，我们谁不是用虚伪的那一套共产主义的鬼话骗人呢，所以那些由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如同“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这一次不同了，我们那一张又一张嘴巴所吐露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声，其话语如同行云流水一般，自不在说。这个时候任何不是语言学家的人也能够发现语言不仅仅是传达信息，同时还传达人情感的这一新变化。个人兴趣、偏好决定一切——这就是那个把我们造就成为疯狂之徒的根本的因素。但是说起来也奇怪，我们在当时的环境中，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好象是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造就成为这样的人。其实呢，那个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我们个人兴趣、偏好的一种包装品而已。

诸位，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便是观点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比“泰山”还重，但是在那决定了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观点的场合中，我们却又是受一时的癖好或者偏好的左右竟然漫不经心地拿到了一个观点，这同我们对观点的“泰山”式看法好象是完全矛盾的。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也是我本人在此书的写作阶段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依据逻辑和常理，我们在决定自己的“政治生命——观点”的重大问题上，绝不应当仓促上阵，草率行事，而应当认真的思考，慎重谨慎，在权衡各种的利弊之后采取行动才可以，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在听了张俭同学的那番话之后，所有的为他的演讲拍手叫好的人都变成了“中造司”的人，而那些摇头走开了的人都参加了“兴造司”，可见在决定我们学校派别分化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草率从事。从这里我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说，政治上的派性在自由人的身上发生的情形有似春草的发生，完全有一种“自然”的意义。因此要成功地为一桩自由行为寻找行而上学式的辩护，那好象是枉费心机的。也就是说发生于人民生活中的那种自由并不必然的在事先有一个相应的规划或者计划，也并不需要什么周密的安排。把这个意思发挥一下，无非是说，人类自由这东西有着一种结构上的奥妙性，构成为自由的那些因素并不一定地关连着某些特定的事物或事件，它一旦在被组织起来时，就获得了一种不可还原的价值结构。在我们学校的同学们正在分派的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把正在形成的派性结构当成一种十分重大的事件来对待，恰恰是在后来同学们将要为他们的此种的行为付出重大的代价。

我校“中造司”成立的具体的日子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能够记起来的只是那个日子也是一个标准的节日气氛，同学们如同政治上的新生儿一样地聚集在一起，高兴得忘乎所以。政治上的“新生”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感觉是自由。别的不说，仅就组织的成员状况来说，我们全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这样的人被组织到一起，其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个组织中，我担任了职务，那职务当时叫什么？却记不起来了。同许多人的理解不一样，这并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时代，基层造反派组织中的领导人物是运动的自发的产物。在许多的场合下，组织的权力并不是就一定掌握在了司令和政委的手中，造反组织的成员们很少盲从其领导人。所以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物一直地处于自由淘汰的状况。这里没有官僚化的可能，也不会出现集权的现象，谁在某一个时间内为组织出的力多谁就是领导，反之，谁即就是当上了领导，如果不努力地为组织工作或者工作毫无起色，也会被淘汰之。就这种的现象你去思考国家为什么要实行多政党，为什么国家的领导人一定要实行制度性的轮换，其中的道理不是很清楚的了吗？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在我们那种小组织中，民主和自由的因素的运做正在为中国将来的制度性质变化做着准备，只是我们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这一点而已。

“中造司于中分部”虽然是一个自由自治的组织，但是在我们的口头和书面的表达中它却被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不用说其成员也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今天我们来分析它，说它是“无产阶级”的可能没有内容，但是说它“革命”却是一点也不错误，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或者现在的中国，这种完全纯粹的自由结社行为都意味着一种真正的“革命”。所以我本人的看法，它是一场自由的“革命”或者民主的“革命”，而不是马列主义或者毛主义的革命。因此，在这个时候，真正被我们“溶化在血液中”的不是马列主义和毛主义，而是自由或者民主。只要人的“血液”在流淌着，自由民主就存在着。

自从我们学校出现了两大派组织的对抗之后，我们就听不到一种的声音的了，灌到我们耳朵的全是两种声音，可是出于教养和习惯，我们就认为其中必有一种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殊不知这完全是不对的。当置身于运动中的我们认为自己的声音是“正确”的时，我们便想使自己的声音独占学校，可是矫正我们行为的不是道德的东西，而是时代的要求，它给两种声音提供了一个大体上均等的发言机会，出现了以声音制衡声音的局面。在这里，一个制衡的意义已经表现得很突出的了，我们也已经生活在制衡之中了。天下其所以没有大乱，而事实上也未曾大乱，原因也与此有关。

66运动不止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全面地改变了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道德的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在以前，我们谦虚的问题上面已经多次的涉及到了，现在，我们一夜之间我们变得骄傲自大起来了，再也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个“小不点”了。在一个大家都骄傲的时代，你不跟着骄傲就等于“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任何评价发生于我们身上的变化，有两种的观点可以比较。如果你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你就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是错误的；如果你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你就会认为这是自由之所以然也，是十分正常的和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当你听到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人在向社会夸耀他的观点时，你就会明白它里边所包含的道理。若不是这样的话，试问：在马列主义的那个政治摇篮里谁个能够长大呢？在这本书中，我们所记录的人物们全都是“小不点”，是66运动的“雨露滋润”了他们，使他们由“小不点”长成了造反的伟大汉子。伟大的时代精神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造司于中分部”在以后的时间中参加了“兴平县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兴平联总”），“兴平联总”又靠挂在“陕西省工人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名下，这种“上挂下联”的方式实现了省一级的造反派组织的整合。从此之后，“亲不亲，阶级分”的话就被“亲不亲，观点分”的语言替代了。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了某种“时代精神”，那么它完全可能会被一种十分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66时代也不例外。

我记得张俭同学曾经对我们说：“要能够扩大政治影响，就要建立我们这一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不久，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赵观立老师和吴松震老师的热情参与下，一个由20人组成的“中造司于中分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了。那个时候我们干很多的事情，都是白手起家，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吧，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没有乐器，没有道具，没有导演，也没有演员，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但是，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困难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动用了学校原来的一些乐器，又购买了一部分，大部分的道具由同学们自己制作，剩下的问题是培养演员和编排节目的了。就在我们最需要支持时，县西郊中学的“中造司”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杰出的“导演”——张为民。他是我校的上届毕业生，就读于西郊中学。初来我校时，我们都以为他不是一位“文艺人才”，他长象普通，脸上有许多细小的雀斑，说话也带有几分腼碘，但是一旦跳起舞来，就如同另换了一个人似的，动作娴熟，大方之中富有优美感，以至于扭动着的身躯犹如一首感动人的诗歌，就连那一双不太大的眼睛也射出了动人的光彩。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不到几个星期，我们宣传队便可以连续地演出30多个小时的节目了。其中有舞蹈、小话剧、表演唱、相声、对口词、关中道情等。

排演节目是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同学们来说，就更是如此，我们除了记台词外，还得学习和练习一些舞蹈的基本功，拔筋、踢腿、打筋斗，都得需要练习。在那个创造的时代，我们也同时创造着文化，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化。也许那时没有折磨人的电视节目可看，所以我们才在享受自己那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时也以为它是“当今第一流的。”其实，我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表演者，我们完全是在表演我们自己，如果说这个时候的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我们把大舞台上的演出的内容还想着要搬上小舞台——这是表现了我们多么地不安分守己！

经过了大约3个多星期的排练之后，我们这个支文艺宣传队走出了学校，到附近的农村演出去了。那是1967年的冬季，天气非常的冷，演出多半又在夜间进行，结束后又得徒步返回。就这样同学们也不觉得累，回学校的路上，又是跳，又是唱，乐哈哈的没有个完。在大约4、50天的时间内，我们跑遍了附近3、4公社的40多个大队，最远的离学校有二十多华里。诸位，我在写作在这里时，又一次地停下笔问自己：那时的人为什么就这么地狂？

宣传队每进一个村庄，首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然后在相同观点的社员们的帮助下布置舞台。那个叫做舞台的东西，一般就设生产队的大土堆上，树立起几根椽子，三面用玉米杆之类的东西围了起来即可。舞台的正前方挂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横幅，三面用红平绒做成的幕布遮挡。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它的确有些寒酸，但是舞台上表演出的内容却是丰丰满满的。在当时，这样的舞台一经点落成，它就会成为一个中心，可以把大部分的社员群众吸引到它的周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观点相同的社员们来说，这样的节目就非看不可了！在这里，如果说也有一个捧场的意义的话，那么与其说他们是“捧”演出之“场，”不如说是“捧”本派观点之“场”的。要知道，这是一个观点交流和观点互动的时代。通常的做法是，开演前，先由村子的同派的头目致欢迎词，然后，由我代表宣传队讲话，其内容也不过是说如“鲜血要流在一起”之类的话罢了。以上的内容完毕后，演出活动便在急如雨点的“革命战友你们好”的鼓点声音中开始了……。在我的记忆之中，演出一般都很成功，许多的节目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有的节目在观众用不停的鼓掌声的“要求”下，非得重演不可。

我演出的有几个节目在观众中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是表演剧画像，一个是新疆舞蹈，还有一个是对口词。在画像的小闹剧中，我扮演了漫画师，用画像的方式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事先准备好了的白纸上，一边做画，一边回答另外几个同学们的提问。这个剧对表演者的要求是他能够准确地现场做画，画出的人物还得“象”。比如，我画到了刘少奇的鼻子，搭档们问：“鼻子为什么这些的大？”我回答：“反革命的嗅觉强”。问“头发为什么白了？”我回答：“阴谋诡计搞的多。”问“牙齿为什么这些长？”我回答：“反革命胃口大”。如此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刘少奇的漫画像画好为止。节目的最后，在“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毛泽东诗句中以焚烧之的形式而结束。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来分析上述的行为，我还是以为它不失其价值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公民有权焚烧那些已经引起了他们“厌倦”了的国家领导人的画像，而不管引起此种“厌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只有我们把上述对刘的批判当成“讽刺”（这已经是批判的最底水平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写作了《论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鸠是怎么说的，不就是明白了许多吗？他说：“民主的国家不禁止讽刺的文字，”“讽刺的文字通常是写来反对有权有势的人的，这在民主国家正好渲泄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的怨愤。”他进一步的解释道：“讽刺的文字能够使一般的怨愤转为喜娱，使不满的人得到安慰，减少人们对官职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忍耐，使他们对所受的痛苦以笑置之”（《论法的精神》中译本第199-200页）。议论至此，我们对刘少奇的讽刺式的批判到底错在哪里呢？66运动的美中不足之处不在于我们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这类人物，而在于我们如此这般做时，没有给出我们的行为的独立于毛泽东的意义，因此，在“返水”后的今天，我们好象以为自己做错了事似的，讽刺了不该讽刺的人和事。其实，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在伟大的66运动中，讽刺当权派之于我们已经变成为权利中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作为遭受压迫的人有权利使他们的权威变成为我们的笑柄。从此之后，我们不做国家主席的奴隶的行动已经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66年我们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1976年我们讽刺和批判了毛泽东，这10年期间的发展变化的线索不就是十分地明显吗？在目前流行的看法中，似乎只有错误的政治领导人才值得讽刺，殊不知民主的精义是对不错误的领导也能够实行讽刺。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当年的行为都未能逾出民主之范围——包括我的手舞足蹈在内。

上述的由我演出的节目，过去了十几年时，我的一位隔门的嫂子在说起来这件事时也还是赞口不绝，那时她还是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长得如花似玉。

新疆舞蹈“贫下中农买毛选”（《毛泽东选集》的简称）的节目，表现了一个新疆维吾尔族老大爷在买到《毛泽东选集》时回家路上的的激动场面，他想的，说的都要在舞蹈中表现出来。那是一个允许创造也出现了大量的创造的时代，我们不但在创造着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且也创造维吾尔族贫农老大爷这样的人。当时演出这个节目时，我调动起了我生活中的一段真实感受，那是在1966年的8月，我还在参加教师学习会时购买《毛主席语录》的真实情形。那本印着林彪题词和他所写的前言的《毛主席语录》于此时大量的发行，引起了人们的“抢购风潮”。最初上市时红卫兵争相购买，有的人为得着一本竟不惜半夜去排队。我记得我买到的那本就是在早晨4点多钟起得床，直到11点钟才到手的。在足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县城里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就是新华书店门前排的长蛇阵。正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真实的事情做“底子”，所以我演起了这个节目就特别的有情趣。参军以后，这个节目又被我搬进了解放军营房，为此还获得过战士文艺演出奖。除了这些，我还是发现了66运动的一个最伟大最值得称赞之处，那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充满了分化、分派的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却没有引导出我国民族之间的分裂，相反出现于政治的分化、分派现象倒促成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我其所以要在这里叙述此事，其动机是回击社会上的那些“翻案派”，他们认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给割裂开来了”，使它变成为我们手中的用以打击他们的“随心所欲”的“工具”，不止于此，他们还谴责我们对“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的方式，把毛的东西“窜改”和“歪曲”成为我们的东西。在这里，我倒是承认他们的话说对了。在他们反对我们的话里，人们若还能够看出66运动的另一种意义，那么被他们反对着的东西恰恰证明了我们所进行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朝着我们所喜欢的方向发展的，是我们随心所欲创造的结果，本身就于毛关系不大。在我们的创造行为之中，既有政治的，又有文化的，也有艺术的，还有宗教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