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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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少杰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革"的关系是运动发动者和领导者与当代中国社会 "细胞"互动关系的典型。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直接作用，清华大学的典型性在全国无出其右。而清华大学"文革"中的突出事件及其非凡意义，也对毛泽东的"文革"策略和他所指导下的"文革"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甚至导致了某些转折。

一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扭转清华"文革"方向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级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几乎所有的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刘少奇直接关心并过问清华的"文革"，其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工作组而具有显赫的作用。工作组以及"文革"对所谓走资派、"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人物的冲击不久被工作组与更加激进的学生群众之间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群众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对抗。工作组依据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并加以监禁多日，50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5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发生数起自杀事件，致使两人死亡。
　　毛泽东1966年7月中旬回京，7月下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大加斥责，并于7月底指示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关注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1］这明确显示出毛泽东本人对刘少奇及王光美在清华"文革"运动问题上的不满。毛泽东把自己与刘少奇等人在"文革"伊始之际一些做法上的不同，特别是把在清华等校工作组与激进群众关系上的分歧，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升到"文革"能否在全国范围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进行下去的大问题，并把他与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明确无疑地昭示给广大群众。难怪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966年9月就表示过，他们从8月就切身感觉到了，毛泽东让"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周恩来）代替"另一位常委"（指刘少奇）来过问清华文革的那耐人寻思的意味，因而，他们不难得出结论：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做法有悖于毛泽东的主张或打算。8月下旬清华园内就有人贴出了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而到了10月，更有人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实际上，清华工作组问题是所谓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与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一个重大回合，从以清华少数激进学生反工作组为突破口，经过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到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和操纵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为主的5000多名师生员工进城大游行，把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公布于世，推向全社会，到1966年底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数次拒绝了清华红卫兵要求把王光美带回清华批判的要求[2]，再到1967年4月10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意，在清华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旨在丑化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通过清华大学这一"前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头十个月的分歧直至"分手"。

二　毛泽东与群众互动的典型个案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启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群众运动先河，但是清华反工作组的斗争最后却直指身居中共中央领导职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为发源地，"文革"有了一支为其席卷全国的突击队--红卫兵。
　　"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已孕育了红卫兵形成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一带有"血统论"色彩的活动中。1966年5月，该校预科班651班的一些学生因几件事情与校方发生分歧，争执不下，引起全校关注。5月29日，十余位高年级学生在圆明园遗址处讨论形势和商量对策，决定今后使用张承志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署名所写的大字报。"红卫兵"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６月２日，他们贴出了有100多人在"红卫兵"名后签字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快，北京许多所中学学生前来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以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署名来表示声援。"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迅速成为"文革"初期青年学生使用最早和最广的组织名称。
　　清华附中红卫兵为自己的初步"战果"而欢欣鼓舞，6月24日至7月27日先后写出了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三篇在"文革"初期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一经同年８月《红旗》杂志第11期以及《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出，就成为以"造反"为真谛的红卫兵运动全线出击的进军号。前两篇大字报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８月１日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这封信和上述大字报也成为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之一。由于来自毛泽东的首肯，红卫兵运动于８月下旬从校园冲向全社会。
　　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它所造就的"红海洋"活动把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为"文革"的全面推行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信仰支柱；二是它所进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为"文革"的全盘展开既创造了特定的社会氛围，又造就了最初的斗争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联活动给"文革"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每一角落带来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和途径。无疑，没有红卫兵运动，"文革"是难以有其浩大声势和全社会规模的。尽管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25日的中央会议上数次说："我还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这么大的事。"［3］但是，红卫兵的产生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完全符合毛泽东从事"文革"的谋略和发动"文革"的动机，以红卫兵为代表的激进群众与毛泽东之间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互动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一个必然条件。
　　毛泽东否定了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就意味着肯定了与工作组对立的激进群众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曾受到工作组不同批评、压抑甚至打击的激进群众拥有了从毛泽东那里直接获得的"解放感"，从他们身上焕发出了毛泽东所期望的群众能量。在"文革"如何对待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比工作组走得更远，他使全国除军队以外的各个领域的干部"靠边站"，让文革以"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致使党的机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管理机构，除中央一级和军队外，几乎全部陷于瘫痪。毛泽东的这一做法颇类似于17世纪初叶马丁·路德发起和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胡乔木斯言极是。［4］"文革"初期的毛泽东具有集神与世俗领袖、改革家于一身的耀眼的光彩。　
　　另一方面，亿万群众对毛泽东的鼓动和号召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他们以自己超乎寻常的想象和行动创造出毛泽东本人未曾预料到的但又完全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文革"初衷和其政治斗争逻辑的"新生事物"。例如，在清华附中产生的"红卫兵"就是"文革"初期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中来自群众的一个首创。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同毛泽东的互动愈益明显地展现出二者之间的偏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因为，十分明显，置身于"文革"洪流之中的广大群众来自广为不同的阶层，具有广为不同的利益，而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和"文革"实践不可能满足他们。这就决定了"文革"中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不可能完全整合。"文革"中，广大群众心中的毛泽东形象以及他们对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策略的理解和运用，广大群众对毛泽东权威的认同和遵从，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披上了神圣的甚至迷信的色彩，但决不是始终如一或没有差异的。正如经历了当年风雨的尤西林先生深刻地指出的："仔细反省当时似乎无可怀疑的个人迷信狂热，其实却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为前提基础，众口一辞的'毛主席'实质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含义"。"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而"有一种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实质也以自身既得利益为立场。［5］
　　在"文革"群众两派斗争的高潮时期，不同群众以及不同群众派别都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把毛泽东的"文革"策略和"文革"权威加以夸大或加以淡化。1967年4月14日，清华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是"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另一是"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简称"四派"。5月23日，在北京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大会主席台上，谢富治把他在22日见到毛泽东的有关情况绘声绘色地向邻座的蒯大富传达。谢讲，他向毛泽东讲了解决清华问题的三条途径：第一条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总部下台，414上台。毛泽东说，这两条都不行。谢富治又说，第三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毛泽东笑着说："你又和稀泥"。蒯大富回校后多次在不同会议上逐字逐句传达，后经传播，团派一些群众把"414上台不行"当成"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欢天喜地地四处张贴、宣传。四派有关代表前去找蒯对证，蒯答应纠正，但实际上对此听之任之。四派最终与团派决裂，同讹传的毛泽东这一指示有一定关系。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文革"时局和发展，已到了非得由毛泽东本人直接过问和直接干预不可的地步了。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在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言不由衷地说："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他还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清华"文革"出现了百日大武斗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决定派遣数万名工人组成宣传队进驻清华时，他是否想到进驻时的结局？他是否意料到清华团派会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而造成如此之大的牺牲和损失呢？或者，他是否已充分预想和充分估计到了以扭转清华"文革"形势为契机而要使他领导的"文革"发生转折呢？7月28日凌晨两点许，刚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汇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听到27日工宣队在清华牺牲惨重的消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6］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次召见是他与大学里的造反派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尽管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此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但根据正式公布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7］，可以看出：（1）以清华"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对红卫兵领袖的严厉批评表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及造反派失去信心，对造反派领袖及红卫兵领袖已不抱多大希望。他似乎开始告别他过去屡试屡爽的群众运动模式。毛泽东在1968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再"启用"群众运动了，他再也不想使群众运动从自己手中"失控"。1968年之后出现的一些"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不过是"文革"头两三年群众运动的回声或遗迹。（2）毛泽东决心，在北京地区和全国结束群众武斗，为达到此目的，他酝酿淘汰"文革"初期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领袖，甚至威胁说，不惜动用正规军武力来结束群众武斗。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可以看做是对"文革"群众武斗的"最后通牒"。毛泽东不但被全国性的群众武斗所困扰、烦恼，而且还被这种武斗弄得穷于应付。（3）毛泽东似乎对北京高校的群众派别分成"天派、地派"十分不理解，他希望两派搞成一派，而"文革"群众之所以分成两派恰恰是沿着毛泽东的"文革"策略演化而来的。毛泽东在这里已"超脱"了两派对立的实际问题，他已逐步开始把群众问题从他的"文革"全局战略加以淡化。（4）毛泽东对群众武斗所带来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问题也是力不从心。他提出教育如何搞下去的四个办法，表明他开始置换教育界"文革"的主角，至少表明他开始考虑把学校现有的青年学生从整体上列入"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一点在他8月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中得到了体现。（5）毛泽东明确告知红卫兵领袖们，派遣工宣队是他的决定，不容怀疑、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见之后，蒯大富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毛泽东讲："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这对团派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来说不啻是致命的评判。毛泽东决定派遣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事先"通知"造反派的必要，也根本没有对此"讨论"的余地。正是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及其相关的群众像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毛泽东对红卫兵领袖及其麾下的群众不信任感，由此可见一斑。（6）一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林彪在这次召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8］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造反派群众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文革"即将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已不可避免。
　　毛泽东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处置引发了"文革"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一点在８月以及之后进一步显现和确定下来。在对8月25日发表以姚文元署名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阅中，毛泽东已明确把"文革"初期造反派群众及红卫兵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文革"的对象，他绝不允许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绝不容忍高等院校的造反派们搞所谓"多中心论"。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科研机构等，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领域的"文革"矛盾和危机，而且使这些矛盾和危机更加复杂和深重。从1968年底开始，当年曾为"文革"开路小将的一代青年激进学生奔赴农村、农场，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在此意义上，清华"百日大武斗"敲响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的丧钟！

三　工宣队："文革"群众组织消解的标志

　　初看起来，毛泽东派工宣队与刘少奇等派工作组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都是从上层、从外部来领导某一单位（或部门）的"文革"，都是力图对"文革"的群众运动加以有序而又有效的管理或制约。但是，二者却有内容或本质上的差别。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是突出以往行之有效的党的上级垂直领导的传统，旨在把"文革"群众运动纳入党所指定的轨道运行。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则是他对他难以驾驭并且很有可能势大失控的群众运动的无奈，也是他对他曾借此发动、依此成势的"文革"群众运动政策的自我否定。派出工宣队恰恰是在"文革"进入了一个危机性的关头，由毛泽东所做出的一个转折性的决策而表现出他本人被动地应付群众运动所造成的群众武斗局势，表明了毛泽东在他与群众的互动中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做法直接动摇以至逐渐消蚀了作为"文革"初期主力和支柱的群众运动及造反派的基础，使得"文革"的中、后期游离了"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主题或主线。工作组在清华等校只驻了五十余天，工宣队一驻就是七八年。工宣队的问题直至"文革"结束才告结束，使得清华大学乃至整个教育领域大伤元气。
　　工宣队进驻清华，给清华"文革"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使1968年7月之后的清华"文革"类似于工作组时期那样，已不是由清华人自己所能摆布的。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的军代表充当工宣队的领导人，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已很难表明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普通一员了。他们常常强调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兵"，"清华大学是毛主席的点"，着重显示出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特别关注以及清华大学非同一般的地位和角色。在1968年开始的"斗、批、改"阶段和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都把清华大学的若干经验作为典型，昭示全国。例如，毛泽东把工宣队炮制的《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转发给全国，并把它作为所谓"六厂二校"经验之一，树立为"斗、批、改"的一个典型，通过给清华老教授的一定"关注"稍许缓解全国许多老知识分子的苦境。例如，他同意清华工宣队提出的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给以出路"的建议，并把这一"经验"批转全国。

四　清华大学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基地

　　1969年春季之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发生重大的转移，逐步恢复"文革"中被冲击和削弱的党政领导及其权威，以取代过去两年多混乱无序的群众运动。标志之一就是毛泽东指名"保护"蒋南翔这位教育界被"文革"打倒的"最大对象"。在1970年8月22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9］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之所以未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尚处在"劳动改造"中的蒋南翔对清华工宣队炮制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表示不满，在发表此文的刊物上，理直气壮地写下了批评意见并送交给工宣队，这使他的所谓"被解放出来"拖延数年。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是工宣队进校近两年工作的总结概括。此文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并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成为"文革"高等院校"教育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范文。
　　清华的"教育革命"体制始于1970年，完全符合毛泽东50年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它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所谓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权。在清华长期出现了工宣队与校党委、校革委会并列掌权及并列署名行文的局面；二是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以工人、学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所谓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基础教学，阻碍了科研，而一味片面从事生产；四是招收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人员为学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与工宣队一起成为学校的主体，而广大教师则动辄得咎，成为"教育革命"改造的对象；五是大破所谓买办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这种教材往往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传单式的东西；六是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过是"文革"大批判的变种。
　　"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文革"理论中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乌托邦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乌托邦实践的主要基地。证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是一场反知识、反科学、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它以打乱正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秩序、整治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关系对立等为其主要内容，它几乎是伴随着"文革"的破产而破产。
　　1973年10月，为了配合和指导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逐步形成，这一在"文革"中以"梁效"而著称的批判组实际上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别动队。据当事人回忆："'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梁效'所宣扬、倡导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10］在"梁效"先后的40余名成员中，清华人员只占10名，这与清华是一所工科大学有关。至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181篇文章，它们对当时"文革"的动态和走向起到了全局性的影响和指导性的作用。"梁效"是毛泽东与大学特定教师群体合作从事思想指导和理论斗争的产物，它成为"文革"特殊形势下独一无二的准意识形态"领导"部门。

五　刘冰等人的信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文革"进入到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柳一安、惠宪钧和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写信给毛泽东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
　　刘冰是工宣队进校后所谓解放出来最早并重新担任原职的清华干部，另三位写信者则是1968年来清华的工宣队负责人。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位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泽东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泽东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达到。他们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谢静宜连在一起加以抨击。从这两封信里，丝毫看不出有反对毛泽东或不满意毛泽东的迹象。［11］
　　愈是接近生命尽头的毛泽东愈是担心他自己生平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他身后的命运。面对邓小平的整顿形势以及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毛泽东相信了"四人帮"及他的联络员的谗言，再加上邓小平明智地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由邓小平本人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文件的要求，毛泽东决定开展"批邓"的斗争。
　　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标明了月份，没有标明日期，并且最早是在1975年11月3日下午有53人参加的清华党委扩大会上作了部分传达（批评邓小平的那一段"指示"暂未传达），后在11月18日才向清华万余名师生（北京大学有1600人参加会议）作了全文传达。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非常不满意邓小平转交这两封信，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类似于以往毛泽东看待清华出现的问题决不限于清华一样，毛泽东把刘冰等人写信一事说成"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直至次年４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都认为是"刘冰惹的祸"。[12]
　　从1975年11月中旬开始，刘冰等人写信一事演变为"教育革命大辩论"。一个月后，又演变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迟群等人所把持的清华大学处于"文革"最后一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一时间，全国许多地区和单位或部门数十万人先后涌入清华大学观看大字报，进行所谓学习、参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机关上千名领导干部也被安排来清华"学习"。清华几乎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专门从事所谓"批邓"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贴出了数十万份大字报。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刘冰等人先后被批斗达上百次，其中刘冰本人被批斗达214次。[13]从清华园滥殇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显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毛泽东身后的"文革"将何去何从？
　　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运动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1976年发生的"四五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同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28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迟群等人在"四人帮"被擒不到两小时就被一网扫尽，清华大学乃至整个中国从此获得了新生。在此意义上，刘冰等人写信事件意味着敲响了"文革"走向穷途末路的丧钟。



注释：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3］《学习资料》（四）清华大学印，1967年。
［4］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6］转引自《共和国历程》中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
［7］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此材料是由谢富治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之后，留下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整理出来的。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至今没有公布。
［8］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
[ 9 ]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10］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明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11］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清华大学》报，1978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