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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光 台湾政治大学 东亚研究所
摘要：中国大陆学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原本应是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作法，却引起不少反对的看法，也冲击了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分析认为，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产生如此困扰的根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上的界定不完备。大陆学界对“毛泽东晚期思想”有两项争议：(1)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晚期思想”的上限究竟应定在何时；(2)“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就后一个争议而言，赞同运用“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作阶段性的研究。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毛泽东本人思想转变的有关问题。 ?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晚期思想;毛泽东晚年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夺权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创新，其理论成果是“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建政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夕，开始探索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综观毛泽东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两次的结果成败互异。成功与失败的判别，就看理论是否能经受实践的检验。有关“新民主主义论”的讨论已相当不少，但对于毛泽东所主导的第二次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毛泽东在主政时期所面对的环境和必须思考的问题极为复杂，他固然提出了许多的概念和构思，但常有理论和实践相背离的情形发生，加之国内外情势的不断变动，毛泽东的实践性格更造成了理论的前后矛盾与歧义性，这就造成了本文所涉主题在研究上的困难。中共建政后，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真正客观的学术研究，即使中共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评毛决议》）已解开若干禁忌，但对于毛泽东思想仍有或左或右的主观情绪干扰，这就使得本文主题的讨论仍只在起步阶段。?
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对社会主义有关问题的探索与实践，是否能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截至目前为止的讨论并不多见，也未获致共识。大陆学者李君如虽曾指出，毛泽东在苏共“十大”批斯大林之后，借着清理斯大林的错误以贯彻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1］222。然而，李君如并未就中共建政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有所不同做出深入的讨论。而就其用语“贯彻”之意，则中共建政前后在毛泽东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是继承大于断裂。
但是笔者并不同意此一看法：同样是在毛泽东主导之下，建政前与建政后的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同者在于其精神，即调适马克思主义以符合中国的现实，但其实质内涵则因为环境的变化，断裂实大于继承。此外，近年来大陆学界有的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这个新概念在大陆仍有争议，中共官方也不承认，但笔者认为可以拿这个概念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晚期思想”其实正突显出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内涵的断裂
性。而若要讨论“毛泽东晚期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思想”。 ??
一“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期思想”
1945年刘少奇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正式出版时改名为《论党》）首度做出中共官方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418此定义可简化为如下公式：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此定义一直延用至整个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一方面必须批判“四人帮”，另一方面必须解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同时中共必须整顿恢复工农业生产，改善国民经济，这些大问题都与“文
革”联系在一起，尤以第二个问题最为敏感。如何处理此一问题，同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继承毛泽东的华国锋未能妥善处理此一大问题，而邓小平则得到叶剑英等的支持，在意识形态战场以“实践检验真理”击溃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从而夺取了意识形态诠释权和中共的主政权［3］。?
在邓小平主导下，中共于1981年《评毛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界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检验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要“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4］47,60。这个界定可以简约为以下几点：
(1)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
(2)“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3)“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别。?
在这个新定义中，将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修改党章报告的定义作了重要的修正，其(1)点除了字面上的不同外，特别增加了“毛泽东思想”的检验原则。其次，这个新定义不容忽视的是其现实性，第(2)点和第(3)点的修正，一方面以“集体智慧结晶”让中共领导集体共同承担过往施政的错误，借以稍减毛泽东的过错，维持“功大于过”的盖棺论定原则，以免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自毁长城，损害现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以开动改革列车，但在意识形态上又不能抛弃自1945年以来即坚守的“毛泽东思想”大旗的前提，这样乃有了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别的一项理论的发明。
关于《评毛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新定义，大陆有研究者不以为然，指出：“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并不包括错误成分，它只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的说法，既有理论上的缺陷，而且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实际。” 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思想并非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的提法，同样值得深思［5］55。
而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对于新定义的第(2)点也很不同意，他指出：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等于是说，只有正确的才是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么，不就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没有错误的，而毛泽东的错误是没有思想的。这样去定义思想，不也可以把斯大林的思想同他的错误区别开来，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思想都变成是百分之百正确的［6］。王若水还认为，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即使毛泽东本人也不会同意。因为，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很重视，认为这是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因此他同意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6］。这里，“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是《人民日报》于1967年5月18日刊出的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文章，其中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二个里程碑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在一国之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第三个里程碑则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
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7］252。?
笔者认为，把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的命题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毛泽东思想”指涉的总不外是理论层面，而“毛泽东晚年错误”则不仅可指涉理论层面也可指涉实践层面。《评毛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等于是说毛在某个时期之后就没有了理论上的“思想”，而只有实践上的“错误”，而既然前面的所谓正确的“思想”可以指导出正确的实践，后面的“错误”却只有错误的实践，不存在错误的“思想”，这样的区别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既然“毛泽东‘的’思想”并不全然等于“毛泽东思想”，而只有其“正确的”部分才算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那么，“毛泽东的思想”错误的又是哪些呢？在《评毛决议》中很明确地指出，就是造成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以及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那些思想。既然如此，这些不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了答复这些问题，大陆研究者为了研究的方便，遂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想”（或“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概念，有的研究者意欲以此概念来指陈“毛泽东的思想”那些不正确的组成部分。譬如有一篇题为《邓小平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扬弃》的文章，就通篇对1957年后的毛泽东持否定看法?［8］。另有的文章则用此概念为毛泽东辩护。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1991年苏联解体，大陆有些人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提出“毛泽东晚年思想” 的概念，要求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并重新肯定反右派斗争，认为文化大革命反对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是正确的［9］23。除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发点之外，更多的则是希望能以较为客观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从这个出发点来看，“毛泽东晚期思想”理应兼含毛泽东晚年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 ?
同时，“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出，也代表大陆在1981年《评毛决议》打开批评毛泽东的缺口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分阶段研究的趋势。有许多研究者，在政治禁忌解除后，终于能够比较客观地探讨及评估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及其思想。许多过去除了鹦鹉学舌按官定说法外不能讨论和碰触的题目，如反右运动是否恰当，大跃进运动是否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的是非曲直等问题，都因为《评毛决议》打破了过去的政治框框而有了讨论的空间。为了了解过去，尤其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作为，研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成为题内应有之义。除了现实的理由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时，也同样要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延续性与断裂性的问题。根据施拉姆（Stuart Schram）的看法，毛泽东的思想既有延续性，也有断裂性;他以1957年为界，将毛泽东思想分为前后两个对等的时期。他指出，毛泽东晚年的许多重要思想是在1957年以后才形成的［10］126-128。?
除了毛泽东思想的延续与断裂，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进程反复曲折，又与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变化有分不开的关系。尼克·奈特（Nick Knight）也强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力图制定另一种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奈特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11］94-123。是否有“重大贡献”或有争议，但毛泽东的思想显然前后有着重大的区别，殆无疑义。因此，运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新概念，对于研究中共建政之后在毛泽东主政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应该可以更突显出毛泽东本人思想的断裂性。?
在此，我们可以初步理出足以表现“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几项特征:划分阶级愈益以政治态度作为标准；阶级斗争理论在程度和范围上的扩大化；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强调以战争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落实于和平时期;对理想社会的急切追求；倒反“一穷二白”的不利条件为优点的“落后辩证法”；对主观能动性的过度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等等。这些内涵对照于毛泽东在革命夺权阶段以及巩固政权阶段的思想，不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就是强调了从前隐而不显或一度放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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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定义与争论
198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在首次召开的“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曾给“毛泽东晚期思想”下了一个定义：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正确的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也不能等同起来，前者包括了后者，但又不限于后者［12］。这个定义确定了如下几点：
(1)时间性：“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
(2)“毛泽东晚期思想”是关于建设什么样（what）的社会主义和怎样（how）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
(3)“毛泽东晚期思想”不但有理论，而且付诸实践；?
(4)“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思想体系脱离中国实际；?
(5)“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但也包含某些正确的思想；?
(6)“毛泽东晚期思想”和《评毛决议》界定的“毛泽东思想”有严格区别。?
由这一定义可知，“毛泽东晚期思想”所含摄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中共历经革命夺权，巩固政权两阶段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有关构思。而就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整体而言，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践性。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针对环境和形势进行思考，理论由实践而来，再指导实践，思考者/决策者这个主体与环境这个客体的互动性是极为密切的。此一特征不仅明确见诸于中国对日抗战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同样也突显于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一方面虽然有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两大浩劫，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理论是否适应中国的实际。? 然而，上述定义并未界定何谓毛泽东的“晚年”，这正好是“毛泽东晚期思想”定义的最大难点与分歧所在，即“毛泽东晚期思想”的上限究应从何时起算？其次，“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在中国大陆引起了正反两方的争论，有的赞成使用，有的反对。以下讨论这两个问题。?
第一，时间上限的分歧。?大陆学界对于与“毛泽东晚期思想”有关的起始时间意见极为分歧，竟然提出了至少有以下7种说法，按时间反向排序为：?
(1)从1971年起算，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因此事备受打击，从而出现了“晚年”的特征； ?
(2)从1966年起算，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
(3)从1957年起算，因为这一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出现重大失误； ?
(4)从1956年起算，因为这一年中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按此观点，毛泽东“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都应列入“晚期思想”； ?
(5)从1955年起算，因为这一年毛泽东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批评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都是重要的“左”的错误； ?
(6)从1953年起算，因为这一年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这条总路线提早了，是“左”的开始；?
(7)从1951年起算，因为这一年批判了电影武训传。而批判武训传，以及随后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则都被认为是“毛泽东晚期思想”［13］607。? 以上7种看法，除第(1)种以人的身心健康与否为标准，第(6)种以党史发展的转折点为标准外，其余皆是以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犯有重大错误为标记。然而，以正确或错误为思想的分期标准本来就很特殊；而且，究竟什么才是“重大错误”，恐怕只能是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其实，分期从来就不是简单容易之举，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期，必须先对历史的分期有研究前的基本认识。历史的分期是为了理解历史，研究历史的方便，分期并无绝对性可言。不同的研究者可针对同样的历史做不同的分期，同一研究者也可能针对同样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期。研究者在对历史进行分期时，即已加以个人的主观判断。如某一历史时期应以何时何事为上限，又应以何时何事为下限，这都需要研究者根据所知加以判断。由于观点的不同，便可能有不同的分期。研究者在分期时，虽应力求客观，但仍难免加主观的价值判断。如某一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脉络中的重要性如何，是否足以作为分期断限的根据，就可能看法互异。不同的历史观察角度，或甚至受到官方观点的牵制，都可能影响历史的分期。?
同样的，历史分期的这种相对性，也发生在毛泽东思想的分期上。目前，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大陆也好，西方学界也好，仍然没有共同的看法，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共同的结论 。尼克·奈特就认为，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期时，其根据是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前提和假说。因此，“以经验为根据的资料在自身的范围内不可能证实它的结论比其他结论正确，或是证实这种阶段性确实和历史相吻合。”尼克·奈特引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看法指出，要证实某种划分的具体阶段是否合理，其根据仍然不外是划分阶段所依据的假说。这实际上只能说明一种理由的循环和假说的不可证明性［14］72。除了学术性的客观限制外，我们在观察大陆官方或民间对历史的分期时，尤其明显地看到了政治性的考量。大陆另一位讨论“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的李捷即明白指出，《评毛决议》之所以要以1957年断限，主要考虑重点是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严格区分开，因此就必须以正确为主导或错误为主导作为断限依据［15］。?
除了以正确或错误为思想的分期标准外，大陆研究者还试着以年龄作为分期的标准。因为，论及某一思想的早期或晚期，本就涉及时间性，与年龄是相关的。但是，这个标准也还是有其困难。大陆学者陈明显提出了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的区别。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是人不是神，但因为他是伟人、领袖，因此，毛泽东的晚年又和平民百姓不同。1953年毛泽东60岁时没有晚年的表现，1963年毛泽东70岁时仍然没有晚年的表现。他认为，毛泽东晚年的到来首先应从一生的自然规律来看，其次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联。经陈明显考察，1953年毛泽东60大寿到1971年“林彪事件”前为“老年”时期，而之后则为“晚年”时期，陈明显说：“林彪事件对他的震撼与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从此以后，可以说疾病不断地降临于他，使他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不息地工作或者著书立说；也不能像壮年时期那样雄心勃勃，神采奕奕，快步如飞。”［13］607陈又认为，毛从1957年起并非以犯“左”的错误而进入了“晚年时期”，而应是“老年时期”。
因为毛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还是老年时期的特征”［13］128。陈明显对毛泽东“老年”与“晚年”的分期，似乎前者是用一般的客观标准，而后者则用了特殊标准。在他看来，一到了60岁，就已进入“老年”，但进入“晚年”则受到几项因素的影响，包括：(1)精力是否充沛，是否病魔缠身；(2)思想、工作、生活状况；(3)是伟人、领袖还是平民；(4)社会、政治、经济的外环境因素。笔者觉得，陈明显的“老年”、“晚年”分期说，徒增讨论问题的困难，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期研究并未提出可为人接受的理由。虽然，我们在评断以个人的年老或年轻时，从来就不是以绝对客观的年龄数字为唯一根据，但是，我们所考虑的除了年龄数字外，不就是观察其身心的综合状况吗？陈明显的“老年/晚年”说，其实也还是潜藏着不言自明的“正确/错误”的标准。
最后，我们不得不再回到前述“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所根据的标准，即以中共党史的重大转折点作为标准，这刚好也吻合以毛泽东集中思考的主题为划分晚期的标界的作法，即以毛泽东集中思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标界，按此标界，毛泽东晚期的上限从1956年开始，以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问世为标志。李捷即持此种看法，他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涵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应以这种探索的起始时间作为断限，因此毛泽东晚期思想的上限应以《论十大关系》问世为标志［15］84。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给“毛泽东晚期思想”所下的定义就是把毛晚期思想的上限放在1956年［16］5。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分界点和中共《评毛决议》是不相同的。??
《评毛决议》以1957年作为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起点。但李锐指出，1957年前毛泽东已有“左”的倾向，只是尚未系统化，1957年后才逐步系统化［17］215。确实，在1949年后，1957年前，毛已在一些事情上表露出“左”的倾向，如：“反右”运动中为了“打老虎”，采取了“按百分比，摊派数字，限期完成”的方法［9］323。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原定15年，实际7年完成，在经济建设速度方面出现了“冒进”。因此，以“左”倾作为起点，问题的讨论又会绕回以犯错误与否作为分期，还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以1956年为界或以1957年为界，最为关键的差别恐怕还在于“毛泽东晚期思想”正确与错误的比重多寡，“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是以1956年为界的，已经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思想体系脱离中国实际，错多于对。如果再把毛泽东1956年最重要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抽离，从1957年起算，那么错误的比重显然只会加大。
第二，赞成与反对。大陆研究者对“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有着不同的取舍。前述“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的参与成员既对“毛泽东晚期思想”做出了界定，理应大多数是赞成使用此一概念的。因此，本段主要评介反对者的看法。反对使用此一概念的龚育之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固然有错误的部份，但也有正确的部份，而正确的部份已包含于“毛泽东思想”一词 ，因此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容易造成混淆，不如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是非两分法来区别较为清楚［18］。龚育之的看法和《评毛决议》相符合。
另一位反对者石仲泉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主要是从思想理论的性质来界定的（凡马克思主义与 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理论都属于毛泽东思想），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而“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则以明确的时限为主要标志，结果造成两者概念上的重叠。第二，“毛泽东晚期思想”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应”。目前一般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但又不能排除晚年的正确思想。石仲泉认为这样会让原本的正确思想遭到损害。因此，石仲泉也倾向采取龚育之同样的看法，以“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来取代“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19］9-10。不过，学术研究，尤其是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否要政治性考虑“社会效应”，恐怕是有很大争议的;然而，可确定的是，在中国大陆处于必须维护官方立场的前提下，这方面的考量毕竟是难免的。石仲泉就曾在一篇文章上明确说：“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为根本准绳。这既是一条首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论。”［20］另一位大陆学者王立胜则指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出，是在《评毛决议》后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分阶段研究趋势上，对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总体研究的一个尝
试，是值得思索的，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有没有合理性和可行性?［21］523-524不过，经过思索，王立胜的看法与龚育之、石仲泉两人相似，他也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的思想，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这种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应该是毛泽东本人的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的正确的思想发展史。而“毛泽东晚期思想”从逻辑上讲，应该是整个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但目前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界定又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思想，既有正确的地方，又有错误的成分，这就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规定相矛盾。
事实上，如果按照《评毛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规定，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永远不会有晚期的。因为毛泽东的晚年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晚年，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她会一代一代继续下去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都发展了并继续发展着毛泽东思想［21］527。?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提出了概念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王立胜也还是小心翼翼地沿着《评毛决议》的框架来立论。王立胜没有料到也不可能料到，中共否定了他根据《评毛决议》推演出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永远不会有晚期的”之论断，而以历时性的处理方式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离开来，“邓小平理论”定义的核心是另一次“历史性飞跃”。其实，大陆研究者之所以在“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上发生这么大的困扰与争论，症结仍在于源头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假如我们把政治名词的界定还原到政治学研究的一般路径上去，把意识形态上的“毛泽东思想”回归到学术论述上的“毛泽东的思想”上来，则原来的困扰就全消失了。“毛泽东的思想”，本来就可以分期为早期、中期以及晚期思想各个阶段及子概念，时间上各不相属，也没有概念之间的彼此重叠。?
然而，把后毛（post-Mao）时期中共在意识形态的新内容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有相当一段时间却是大陆上的普遍用法。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辞典》，就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置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下［22］，而郑德荣等编写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也做出同样的处理?［23］279-280。这些都和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说法相符。公报说：“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24］678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共“十五大”决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证实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25］9。虽然，中共“十五大”报告仍然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来形容“邓小平理论”，但其所强调的在于“指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和胜利实现现代化的正确理论”［26］713。所以，这里提出新理论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明历史而在于为现实服务。
三 结 论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在革命夺权与巩固政权两个阶段之后，针对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关思想，视为接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提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对于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是有帮助的，这个概念可以突显出第一次和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内涵的真实关系。正如我们在讨论中所发现的，大陆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是不周延的，它造成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人为割裂，它使得大陆理论界在讨论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有关问题时，处处透露出理论上的困窘。既然中国大陆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原有思想的樊篱，主政者又已世代交替，那么就应该彻底还毛泽东一个真实的面貌，让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完全没有框限，不应该在打破了旧有的政治框框后又树立起另一个新的政治框框。?
另外，似应在意识形态上寻求彻底解决之道，不要再在配合政策实践的理论上加一名词，否则过去有“毛泽东思想”，今天有“邓小平理论”，明天可能会产生又一种新名词。应当看到，这种“人名+理论/思想”的命名系统，必然会造成交叉性循环的现象，致使概念界定出现不必要的混淆。所以，即使从纯粹意识形态管理的角度上看问题，对未来的发展有个全盘性的战略考量，不应再延续过去的做法。否则，大陆理论界在进行有关的讨论时，就很难避免去钻关于某人的思想究竟是不是“某思想”这样的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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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湖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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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1 01:2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