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十八章

邓振新

第十八章 开枪杀害无辜群众的“7．29”事件

（一）“7．29”事件背景

党的“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把林彪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贵州的李再含和罗锡康当上候补中央委员。李再含当上候补中委从北京回来，觉得腰杆更硬了，0276部队扳不动他了，回来后我行我素，置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双红五条”精神于不顾。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作检查时说：
“我认为九大后解决411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411撤除据点，首先撤除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411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411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的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见附件2）

4月19日，“七冶”专业武斗队上街游行示威；
4月22日，“捍三红”攻打林业厅汽车场；
4月25日，在春雷广场庆祝“九大”闭幕的大会上开枪杀人；
4月30日，“捍三红”把贵州汽车制造厂“四一一”打出来，还组织10车人上街游行，被打出来的“四一一”只好在汽车三场住下来；
4月13日至5月10日，连续多次进行武装镇压和武装游行，在贵阳市六广门开枪，先后攻打贵州水泥厂，攻打贵州橡胶总厂；
5月4日，攻打遵义卫校；围攻0278部队；
5月11日,“捍三红”发现贵阳钢铁厂“四一一”有手雷,抓去9人审问,5只手雷被收去,冉龙伟被“捍三红”的副组长捅了一刀；
5月15日，攻打汽车三场，次日凌晨严淮海被乱枪打死；
5月16日，七冶专业武斗队再次示威游行，打死三个不满20岁的小孩；
5月20日，“捍三红”在紫林庵打死梁志平。
7月23日，攻打清镇电厂，死6人，伤70余人。
此后相继在铜仁地区制造“朱端富”事件；攻打安顺运输公司；攻打水城铁路机务段；攻打普定县等。并且逐步升级，由使用梭标藤帽发展到动用机枪大炮，由调用专业武斗队到调动部队，把“捍三红”改名为“群众专政指挥部”，把李立推上第一线。
1969年10月1日是建国20周年大庆，李再含要在8月份之前拔掉“四一一”据点迎国庆。山西省是先于贵州夺权的省份，“九大”后仍然武斗不息。毛泽东在“九大”时提出了“团结、胜利”的口号，周总理抓住时机，首先解决了山西问题，并向全国发布了有名的“7.23布告”，要求无条件地收枪，解散专业武斗队。明撤暗不撤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杀手们，此时便以贯彻“7.23布告”、 拔掉“四一一”的据点为由，孤注一掷，制造流血事件。到7月29日，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终于在贵阳市止林庵广场发生了。

（二）“7．29”事件的导火线

“7．29”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李再含的下属是怎样制造这一事件的导火线的？请看当年一位才12岁的现场目击者的回顾：


1969年7月28日晚上，汽车三场和紫林庵方向的枪声响个不停。29日清早我起得早，我们看到，紫林庵停了好多汽车，车头上架着机枪，车底下也有人持机关枪伏在那里，枪口瞄准过往的人。周围全是头戴滕帽手拿梭标和冲锋枪的“捍三红”，但他们却打着“四一一”旗帜，冒充“四一一”，要攻打计委大楼。

计委大楼的门窗都用砖头封闭着，留有射击孔，驻守在大楼里面的是七五七八部队一个连队，有的士兵没有拉手榴弹的引线，就把手榴弹从楼顶上和射击孔中甩下来，一时间甩得大院里遍地都是手榴弹。假“四•一一”有步枪、冲锋枪和机枪，没有什么手榴弹。这个时候，他们的人从延安饭店抬了几大笼肉包子来到战场。负责人把一大群看热闹的“拿抓”（即乞丐）召集起来，以两个包子换一个手榴弹作为“悬赏”，鼓动“拿抓”们到大院里面去捡手榴弹，其中有不少还是小孩。就这样，假“四•一一”靠肉包子迅速组建了一支“拿抓兵团”助阵。

随着假“四•一一”兵团司令一声令下，被饥饿激励起战斗热情的“拿抓”展开了玩命的行动，在枪林弹雨中冲近计委大楼前广场。大楼上的守军有了开枪的理由，于是进行威胁性扫射，阻止他们前进。但是“拿抓”们不知从那儿学来的军事战术，一会匍匐前进，一会儿翻腾卧倒，身手敏捷地躲避着飞来的子弹，冒着炮火冲到了墙根，进入射击死角。大楼上的驻军发现这些前来攻打的人披头散发，身上东一块西一块的尽是烂布，手上不拿武器，而且他们冲到院子里只是捡手榴弹，枪声逐渐稀疏下来。这时，“拿抓” 们迅速利用这有利时机捡起手榴弹别在身上，以胜利者姿态举着自己“缴获”的战利品回营，换取令人鼓舞的肉包子。此时紫林庵周围人多了起来，站在各个路口观战的市民们一起为贵阳“拿抓”们的勇敢精神和战术发出了震天的鼓掌。这时，计委大楼内飞来一颗子弹从我另一个伙伴的耳边擦了过去，当时就留下一个白印。我们被吓得赶紧跑到省高院后面的贵阳四中围墙内。

为部队制造开枪借口的目的达到，假“四一一”队伍随即撤离。

（三）目击者描述“7．29”事件现场

贵阳师范学院孙世正，当天在紫林庵亲历“7．29”事件，是一位现场目击者，他作出了如下描述：
7月28日晚似从黔灵山方向用冲锋枪向三场停车场射击，打得地上冒火星。我们的方针是，只要不直接攻打三场，我们决不主动出击。那天晚上我睡在三场办公楼里。第二天，即7月29日早上，我刚起来不久，就有人气喘嘘嘘地跑来向我报告，说计委大楼里向外开枪打死人了，并说其中一位卖纸花的老太婆中弹后还没死，就一起被拖进了计委大楼门洞里。

我立即与其他人一起奔向紫林庵,然后顺着计委大楼东侧墙根往大门口摸过去,想看看门洞里的情况。刚一伸头，突突突几连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过了一阵，我蹲下去试着再伸一下头，又是几连发子弹射出。当时我裤子口袋里一边揣着一枚拉火手榴弹，但是我向后面的人示意，沿着墙根退回去。此时紫林庵周围已集聚了许多人。那里当时好像是一个换乘公共汽车和一些厂矿班车接人的地方。为了搞清情况，我绕到计委大楼前的一片柏树林里，从一棵树蹿到另一棵树，来到大楼前离大门较近的一棵树背后往门洞里看。但是门洞里光线很暗，黑糊糊地看不清楚。

正在这时，一位中年解放军军官从楼的东侧向大门走去。他斜背着军用挎包，一边上台阶一边举起右手向门里喊话：“老王（黄）不要开枪！”话音未落，突突突几连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只见这个军人右手还未放下，左手捂住胸部，大声喊着转身往回大步走来，我迎上去，他正好倒在我身上。我把他反背着拖进树林。又来了几个人，我们一起把他抬上一部公共汽车送医院抢救。我顺手摸了一下他的挎包，凭手感好像里面有支手枪。这位军人是7578部队（独立师，支持李再含）的一位营职干部，名叫左从清。据说他被送到部队医院时已经不行了。当时我穿一身蓝色工装衣裤，上面满是这位军人的血迹。这时候紫林庵周围已有数千人围观。

此后有人通知我去我方建工大楼据点开会，与会者有田子明等人。会上决定把我方自行改装的“土坦克”开出来。它是利用一部大依法拖车头，用角钢和钢板焊了个防弹外壳，顶上焊有一个圆形交警岗台，四面各开有一个小窗口。车内带有5支（？）中正式老步枪和1挺捷克式轻机枪。当时我在会上明确指出，开出这部“土坦克”不是去攻打计委大楼，而是停放在计委大楼外的路口上，用来维持现场场面，以壮群众之声威，扩大事态，拖的时间越长，李再含犯的错误就越严重，中央肯定会表态；车内的枪支是当楼内武装人员冲出来攻击“土坦克”时用以反击的。现在来看我说的这些话，可以说是残忍的阴谋诡计，可在当时不能不这样想。把这一切交待清楚之后，我和几个人一起上了“土坦克”，按计划将“土坦克”开到紫林庵，停放在计委大楼大门百米外的路口上。大门内7578连队的火力向“土坦克”射击，但是钢板很厚，只听见子弹击中钢板的叮咚声，车内很安全。机枪手说机枪的两条腿无处架放，枪口搭在岗台窗口上不行，我就要他把两条机枪腿架在我双肩上试试。正在这时，忽听车引擎发动起来了，声音特别大，我用力拍打驾驶台顶棚，大喊不要开车。但是车里除了引擎的轰鸣声，什么也听不见。这部“土坦克”就摇摇晃晃地开上了马路牙子。事实上,这部“土坦克”只是做来装装样子，根本不具备进攻作战能力，在从计委大楼前经过时，楼上密集火力向“土坦克”射击，并扔下手榴弹。幸好钢板厚，一点事都没有。根据我的模糊印象，好像是有手榴弹掉在车旁地上还在冒烟，“土坦克”钢板壳与地面有一定间隙，车往前移动，手榴弹由间隙进入车下发生爆炸，驾驶台有人受伤，好像轮胎也受伤。车继续前行一段距离，在紧靠延安照相馆的修鞋铺旁一歪就停下了，车内人员开始撤离，驾驶台出来的人好像身上有血。由于我们总共只有两挺轻机枪，十分珍贵，我要机枪手把枪交给我，让他先行撤离。待我把机枪弹匣卸下来揣进衣袋里，再把枪检查一遍，然后翻下车时，“土坦克”内只剩我一个人了。当把它开上马路牙子时，由于焊接质量差，在边上碰掉了一块钢板，形成一个缺口。从缺口向外窥探，我看清了车所在的方位，看好了冲出去的路线，等了一小段时间，听枪声已向别处射击，抓住这个空歇，我提着机枪冲出了“土坦克”，向延安中路口猛跑，一个翻滚就打进围观人群中了。不一会机枪手赶到我面前，我把机枪和弹匣交还给他，要他马上把它们送回建工大楼，嘱咐他人在枪在。这个时候事态似乎进入高潮，成千上万人围在紫林庵周围。一阵枪响之后，在人群骚动中又有人中弹倒地。

我自知不能在此独自久留，正考虑是去建工大楼还是回汽车站三场时，有人过来告诉我，说是新华社记者老夏在延安中路口另一侧的省供销社楼上要见我。以前我只听说过有一位叫老夏的新华社记者在贵阳，但没见过。于是随之进入供销大楼内，上楼来到一个临街房间，进房间前我将裤袋里的手榴弹取出交给身边的人。进入房间见一位留着小平头的人坐在一间床边，那就是新华社记者老夏。他要我讲述当天我所看到的情况，并凑近拉着我沾着左从清血迹的衣襟看了看，然后就离开了。

当时紫林庵一带的情况是，四个路口堵满了围观的人群，人群之所以自发集中在路口，是因那里可进可退。后面的人为了看清情况慢慢往前挤，特别是小孩子们总往前钻，于是整个人群逐渐往前移动。这样移动的结果，引起计委大楼上一梭子弹扫向人群前面的空地上，人群又如退潮般向后跑。当另一路口的人群往前移动时，大楼上又向那个路口扫射，而这个路口的人群又会自发地慢慢往前移动。子弹并没有扫进人群，但是有的流弹由地面反弹起来的子弹击中了围观的人。由于我惦记着汽车三场，后来我就回到汽车三场去了。

当天，停放在汽车三场的“四一一”的一辆由公交车改装而成的广播宣传车，车上有男女播音员中学生王云生、田成琴、陈明珠等人。宣传车开到紫林庵广场后，播音员的现场喊话，垄断了现场的舆论宣传，成为李再含武装力量的打击对象。但宣传车停在一堵语录牌旁，有这块砖砌的语录牌掩护，挡住了计委大楼的射击。但是，在计委大楼斜对面的省政法大楼（现省高级人民法院）楼顶上，后来也部署了李再含的武装力量：省射击队的一批射击手。他们居高临下，“四一一”宣传车成了他们无遮挡的射击目标。贵阳七中女生田成琴被打死在宣传车内，贵阳十七中女生陈明珠被打死在车外。这是我到汽车三场后发生和听到的情况。 大约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听到不知来自哪里的高音喇叭大声广播中央下达的两条命令，内容大概是：一，411不要包围计委大楼，立即撤走。二，独立师开枪是错误的。命令立即执行，违抗者法办。此后事态很快平息，围观人群很快散去。

现场目击者伍昆宪作出了如下描述：
1969年7月29日上午，紫林庵计委大楼前枪声大作，有人来报告7578驻计委大楼的警卫11连向大楼前听“411”广播车广播的群众开枪射击，这是李再含动用军队，大规模武装镇压群众的开始。“捍三红”省射击队的支红派，也占领了工建交对面的政法大楼，向我方的宣传车射击。

此时为抢救计委大楼前的受伤群众，汽车三场的同志跑来求助，他们准备将自制的“土坦克”开出来，但没有武器，这也是针对李再含动用军队镇压群众，“411”武装反抗的开始。我们开始发放武器，要复员军人方金陵带机枪一挺到“土坦克”掩护抢救受伤群众。我紧随“土坦克”后面向计委大楼推进，此时一个解放军手举毛主席语录，身背挎包，高喊我是老左，不要开枪，可是他的部下仍然几枪把他打倒在地上，是孙世正等人赶紧将他救离现场，送到0276部队抢救，后来知道他是警卫11连的指导员左从清。将左送到0276部队后，杜参谋责怪我们：你们把他送来干啥，如果治不好，李再含会诬陷是我们害死他。

由于“土坦克”视线不好，开到计委大楼左侧时，前轮落在沟里动弹不得，斜靠在延安照相馆的墙上。为了救人，我和韩忠志马上带人将延安照相馆的墙砸了一个洞，将方金陵等人救出来。我从方金陵手中接过机枪，和韩中志等几个人上了延安商店的顶楼，看到有几个记者在拍照、摄像。

由于延安商店是在计委大楼的侧对面，如果射击可能子弹会打在墙上弹向群众，所以我没有射击，将机枪拿回了工建交指挥部。

据警卫11连连长后来交代，是7578部队的刘金池师长命令他开枪，他命令说：开枪，现在是看你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时候。

后来听说被打死的人全部被李再含派人，拉到粑粑坳挖个大坑埋了。据说一个受伤的妇女爬出来报信，0276部队王贵和副师长带侦察连，将尸体又挖出来一个一个照相。这些照片送到中央交给周总理。这是李再含开枪武装镇压群众的罪证。

还有一位当年12岁的目击者有如下描述：
汽车三场据点的“四•一一”用大“依法”载重汽车改制的“土坦克”开向计委大楼，在快接近大楼墙根时，七五七八守军把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从楼顶上投向“土坦克”，震昏了车里面的人，“土坦克”一头撞到延安照相馆的外墙上。战斗停止后，群众纷纷前去观看，计委大楼楼梯过道到处都是半流淌的鲜血，很多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放在一起。撞在墙壁上的“土坦克”，钢板留下了被步枪、机枪子弹打的洞，就像被电钻钻过没钻穿的一样。下午，“捍三红”的几辆汽车全都放下箱板，把被打死者的尸体平放在汽车上，车上的人头戴藤帽，手持梭镖站在车箱两边，车头上还架着机枪。尸体运到北郊粑粑坳草草掩埋了事。

在宣传车上作男声播音的王云生证实，宣传车的停置处有一块砖砌大语录牌挡着，打死两名广播员的子弹不是来自计委大楼据点，而是从省政法大楼（现省高院）屋顶上射出来的,宣传车先被射中的是轮胎。在车内被打死的广播员是七中的田成琴,还有一名广播员十七中的陈明珠也被打死在车外。
省射击队队长宋国信后来在北京学习班告诉省体委的邓蓉说，1969年7月29日，宋的射击队被安排在喷水池百货公司楼上，他们看到邓蓉和马英从民族商店门前向紫林庵方向行进， 队友的枪口已对准邓蓉正要开枪，因彼此同一单位，被宋制止了。在政法大楼开枪的也是省射击队的射击手。
“7.29”事件共死伤176人,其中打死54人,仅停放在汽车三场的就有14具尸体。可谓尸横闹市，血流街头。
联席会议的姚德仁和涂光禄也是目击者。姚涂二人在黑大楼前看到，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广场人群中，出现一位30多岁的解放军干部，身背挎包，冲出拥挤的人群，急切地冲向计委大楼，边跑边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话音未落，一颗又一颗自动步枪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他停止了前进，身躯晃动，但挥举着的右手并未放下。这时，姚涂的同班同学孙世正奋不顾身地冲出人群向他奔去，将他抱住。他胸部流淌出来的鲜血，染红了他自己的军装，也染红了孙世正的衣衫。紧接着，两位壮实的小伙子上前帮忙，三人合力将这位军人抬离险境，送往医院。但因身中数弹，伤势过重，在途中就撒手人寰。事后得知这位军人是7578部队的副营长，名叫左从清。

（四）周总理紧急指示

“7.29”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看到新华社贵州分社观点和材料各不相同的两份内参。他很快派出专机到贵阳，把6名新华社记者接到北京，其中分社4名，总社2名。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不要带资产阶级派性了。你们的观点一时改不了不要紧，但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事实要搞清，我们这样相信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们” ；“你们要尽可能地听取双方的意见，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周总理相信新华社记者，7月底通知新华社派出记者到贵州作调查。
新华社指定由国内政治组组长宫策负责带队，于8月1日乘飞机到贵阳后分为两个小组，一组在贵阳，另一组到铜仁，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铜仁地区武斗也很严重。
为了保护受害革命群众的安全，周总理安排0276部队为贵阳地区革命群众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拨给人民币5万元，粮食5万斤。

（五）中央委托0276部队举办贵阳地区革命群众学习班

学习班设在贵阳市望城坡0276部队通讯营，定名为“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受保护的受害革命群众有数百人，实际上都是“四一一”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通讯营房屋不够用，还就近借用了马路对面的贵州省城市建设学校大礼堂。
学习班以1公里外进出贵阳火车站的铁路正线为安全边界，部队要求大家的活动不要超出这条界线。学习班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师领导到会讲话。学习班的工作由师首长直接领导，下设办事机构，办事机构划分几个小组，邓振新、杨同庚、石尚儒、李可仲、张兴荣、邓康民等被安排在资料组。资料组的工作主要是准备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邓的任务是收集资料编写贵州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省公安厅宋家鹏摆脱牛棚生活，离开了沙子哨农场，也进了这个学习班并参加资料组工作。
学习班从八月初开始，到10月下旬才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大家学习生活在一起，增进了团结和友谊，也增进了军民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