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揭开丁玲挨整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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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小群
来源：作者博客

　　1955年8月 3 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开展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斗争。这个会开到第三次，矛头突然转向，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给刘少奇的“匿名信”，接着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理由一是丁玲与陈企霞把《文艺报》搞成独立王国;丁玲在文学研究所还搞了一个独立王国;二是说丁玲、陈企霞等人都有历史问题没有搞清，他们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揭发批判会共开了16次。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得到中央批准，开除陈企霞与李又然的党籍，丁玲被撤职，但没有开除党籍。后来，丁玲提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都与事实不符，要求中宣部重新调查，并写了申诉材料。1956年，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调查“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经调查核实，认为大多与实际情况不符。为此，1957年1月作协党组召开若干次会议，讨论修改给丁玲 、陈企霞定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1957年5月作协整风，广大群众发言提意见对搞“丁陈反党小集团”提出质疑。周扬等人在会上承认1955 年对丁、陈的搞法是错误的。紧接着，反右斗争开始了，丁玲被说成是“翻案”，“向党进攻”。而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保留作协理事。后来她随丈夫陈明到北大荒，文革中关进监狱8年 ，出来后安置在山西长治乡下。1979年返回北京，后平反。

　　丁玲与胡风不同，胡风毕竟有“三十万言书”，授人以柄。而丁玲从言行到文字，并没有向党“进攻”的口实。为什么会在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呢?到底谁是整她的第一推动力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以下，我根据有关知情人已经发表的文字和对当事人的采访，作一初步探讨。

　　(一)

　　在50年代中期，像丁玲这样的国际知名的作家和党内高级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是一件惊动国内外的大事。这样的大事，当然要通过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但整丁玲最初是不是出自毛泽东的动议呢?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按照时间的先后，我想把双方的关系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初到陕北。丁玲是1936年11月到保安的，当时毛泽东亲自参加了欢迎她的晚会。

　　张凤珠说：“丁玲刚到延安时，也算是世界知名作家了，她能到延安，是给共产党争面子的事。毛泽东第一次约见她时还说到，你是杨开慧的同学。她当时住在外交部的招待所，以后每天吃完晚饭，毛都到丁玲的住处，坐在坑沿边翘着腿和她聊天。周小舟是毛泽东的秘书，也常跟去。平时，毛不会和小舟这么海阔天空地神聊，小舟听得也高兴。丁玲上了前线，毛给她写了首诗专门打电报到前方传给她。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宴会，

　　欢迎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后来从前线回来，丁玲到毛主席那儿，让他把这首诗写下来，他就给她写了下来。”(2000年访谈)

　　这些意思，丁玲在自己的文章《讲一点很早的事》中写得比较含蓄，但大意差不多。文中说：“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的词 ，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但后来出现了一次不大的误会。张凤珠说：“毛主席与江青结婚，通知丁玲参加。不巧，丁玲的孩子病了，她已经借了公家的牲口要带孩子去看病，牲口不用，再借就不好说了，她就没去参加婚宴。后来她去主席那里想解释，主席见她进来，就像没看见她一样，不理她。江青赶紧出来招呼。毛泽东看也没看她一眼就走出去了。”(访谈，同上)

　　是否可以认为毛泽东从这时就对丁玲有了成见了呢?我看不能。

　　第二阶段是延安整风。丁玲在延安整风过程中遇到两个麻烦。一是历史问题，二是《三八节有感》。

　　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说丁玲所犯“反党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并要审查她的历史，做出结论。其实，早在延安时代，中央就作过有利于丁玲的结论。据陈明说：“1940年10月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亲自签名写出组织结论，结论说，‘自首’的传说不能成立，不能凭信。陈云同志把书面结论交给丁玲本人时，还特别告诉她，结论中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丁玲十分信任。

　　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三八节有感》遭到几位将军的不满，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毛泽东只好组织批评，以息将军们的火气。但毛泽东又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是同志。”

　　胡乔木晚年是这样回忆此事的：“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了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谈，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发表《野百合花》，以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渐的感觉。’-------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陈明说：“她自觉地全身心投入延安整风运动，运动中她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封面的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遣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已佚失了”(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仅从这题目，就可看到她当时的虔诚。

　　后来，丁玲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去写工农兵，胡乔木回忆：“丁玲、欧阳山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了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泽东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 丁玲和欧阳山。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主席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P267〕

　　第三阶段是建国前后，这是丁玲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 1948年，丁玲在西柏坡遇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是很高兴的。丁玲在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散步之后，他邀请我同他一道吃晚饭。我们在他院子里树下谈话，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的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主席和江青都表示愿读我的文章。我是多么的高兴而满足啊!……”(《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

　　丁玲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记中又说：“江青来看过我一次，告诉我要我的文章。她选了十几张照片给我，并且在22 号下午替我和毛主席摄了一张像，三人又合照了一张。她极力向我表示好意。我明白她这个人，也许将来我们会慢慢好起来的。临走时她约我第二天去喝酒。”(同上)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谈到写这部小说时的心情：“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丁玲选集》第三卷)

　　建国之初，丁玲当了中国文学界的负责人之一，又是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的中国作家，毛泽东给了她特别的礼遇。据蒋祖林在《回忆母亲丁玲》一文中提到，1950年7月丁玲在颐和园中作协避暑处写作，一日毛泽东到她的住所来看望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从建国后毛泽东的习惯看，他是很少主动看望谁的。主动看丁玲，这是很大的面子。丁玲和毛泽东谈到办文学研究所的事，就是这一次。

　　第四阶段是50年代中期丁玲挨整以后。1958年毛泽东亲自写按语，将《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受过批判的作品当作“大毒草” 重新送上“再批判”的祭坛。张光年回忆：“1957年，批丁玲、艾青等人。次年1月《文艺报》发表《再批判》。这个特辑是经我手的。周扬找到我、陈笑雨、侯金镜，说毛主席要发表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需要组织批判文章，按语是我写的。送毛主席，毛看得很细，大部分都改了，题目也改了。原来是《……再批判》，毛把前面删去，只留下《再批判》三个字。这个按语不好写，我措辞谨慎、拘谨，毛全改了。他批评我们：‘政治不足，你们是文人，文也不足。’”毛在按语中写到：这一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当年曾经把丁玲与王实味相区别的毛泽东，这时又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了。

　　第三段和第四段之间，毛泽东对丁玲的态度发生了突变。突变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方面的史料我们见不到，只能作一些推测。在丁玲的罪名当中，延安整风时遇到的两个麻烦虽然又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但显然不能构成毛泽东改变对丁玲看法的直接根据，只能看作是毛泽东已经同意把丁玲抛出来当作阶级斗争的靶子的口实。所以，1955年和1957年丁玲在政治上遇到劫难，毛泽东对她的态度发生突变，原因还要从其他因素去寻找。寻找的线索，不能不想到当时文艺界的党内最高负责人周扬。

　　(二)

　　丁玲与周扬也是湖南同乡。丁玲在与儿子的谈话中概括过她与周扬的关系，是这样说的：

　　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议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来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之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北京文艺界展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强，有原则，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蒋祖林：《回忆母亲丁玲》，《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是丁玲在1957年挨整期间与儿子的交谈，比较粗线条。一来，当时儿子年青，不知堂奥;二来，出于对儿子的爱护，也不想让他卷入太深。

　　丁玲和周扬的关系，我认为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左联时期，陈明说：在“两个口号”论争时，她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在感情上，她是偏向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的。特别是听冯雪峰的讲话，并不完全是从理论上判断。但和周扬谈不上有恶感，宗派情绪是慢慢出现的。(李辉《往事苍老》)。黎辛说：丁玲与周扬在上海接触不多，说他们在上海就闹宗派，我以为不是事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第二阶段是延安时期。同是左翼作家的周扬与丁玲在解放区的地位，曾是旗鼓相当的。从文学影响来看，丁玲比周扬要大一些。就党内的地位而言，从延安时代起，周扬一直高于丁玲。黎辛说：我只知道他们在延安时互相的印象并不好。1942年春，我去丁玲在文抗的住处送稿取稿，遇到欧阳山在丁玲处聊天，丁玲坐在靠窗的书桌边，欧阳山在窑洞左边前后走动着，我进窑靠后站着。忽然窑外有人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啦?”丁玲回答：“会演戏的!”欧阳山问：“哪个会演戏的?”丁玲答：“周起应。”欧阳山说：“演戏的来了，我跟他没话说，我走!”欧阳山与周扬碰面时打了个招呼，出去了。我在丁玲处拿了稿子，也告辞离开了。(黎辛《丁玲 ，我的第一个上级》，《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1948年丁玲赴东北，遇见作家胡考和刘苇，她在日记中写道：胡考刘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有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了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就使我为难，我得违心的说话。《新文学史料》1993 年2 期)

　　周扬也谈过自己与丁玲的矛盾始于延安时代。“文革”结束后，他接受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的采访，说在延安时期他和丁玲就是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2 期 )

　　对此，陈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否定周扬与丁玲当时各自代表一派，并通过丁玲在延安时代的创作及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评价，说明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陈明当然是丁玲形象的坚定维护者。其实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是文学的基本手段。暴露黑暗，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

　　据陈明讲，即使有宗派情绪，阵线也并不清楚。“萧军和舒群一起到延安，周扬欢迎舒群到鲁艺，但不要萧军。从这件事丁玲感到了宗派的影响。(李辉《往事苍老》)原《解放日报》编辑黎辛举的一个事例，将当时的阵线说得比较清楚。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在文章中提出“太阳也有黑点”的观点。文抗的舒群、肖军、白朗、罗烽、艾青五人联名写了《〈文艺与生活漫谈〉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得出不同意见。肖军等人说：“如今我们该不是讨论这黑点有没有的时候，而应是怎样更有效，更快些处置这黑点的问题;凡是到新社会来的人，他们主要是追求光明，另一方面对于‘黑点’也不会完全没想到，而且也决没有因了这‘黑点’而对光明起了动摇……但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原来，在延安最早在文字上提出延安有黑点的是周扬，最早反对“容忍与歌颂’太阳里的“黑点”的是肖军、罗锋、艾青、舒群与白朗。萧军还因为丁玲不同意将这篇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而写信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你那里不是办着《文艺月刊》吗，就在《文艺月刊》上发表好了。毛泽东是支持萧军的。黎辛还提到，据韦莹讲，丁玲也参加了讨论(与肖军等)，但最后划掉了名字。并说：“从中可以看出丁玲处理肖军等人与周扬的关系是慎重的。”(黎辛《丁玲，我的第一个上司》，《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在周扬的印象中，他们的矛盾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所以，才有“文抗”和他不一致的看法。周扬在1957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不应当片面地反映生活，我们既要歌颂光明，也要揭露黑暗。问题是怎样写。不在斗争中，不用阶级观点去看，什么是光明面，什么是阴暗面是分不清的。这种提倡写黑暗的老祖宗是王实味，第二是肖军，他们说太阳里也有黑点，他们就专门看黑点。丁玲就实践了这个理论，现在是刘宾雁。”《文艺报》1957年25期)

　　而丁玲当时对周扬并无太深成见。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周扬夫人苏灵扬带着两个孩子，从张家口撤离，翻了马车，儿子被砸死了。陈明回忆：丁玲和我知道了这件事，很同情，“丁玲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周扬家，让她陪陪周扬，陪陪周密(周扬的女儿与丁玲的女儿从小在一起长大)，一直住了一、两个礼拜。后来周密也到我家来住了一个礼拜，我还帮她补课。(《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百年潮》2001年1期)周扬当时也看重丁玲的工作能力。陈明回忆，“1946年，周扬在张家口，有机会到北平考察，他在北平向中共华北局建议派丁玲到北平办报。丁玲不愿意离开解放区，没有去。”(陈明《同上》)可见当时他们虽然有文人之间的成见，但还是可以共事的。

　　第三阶段是建国前后。据黎辛分析，“丁玲对周扬公开表示不满，起因于她在华北写出那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乔木、肖三、艾思奇与陈企霞都说‘好’;而当时任华北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却长期压着原稿不看也不退还。后来丁玲把原稿带到东北才得以出版。这部书得了最高的革命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1948年的两篇日记也可以印证。丁玲是这样写的：

　　周扬挽留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突击完成时，他不置一词 。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个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的写作却有意的表示冷淡。”(1948年6月14日)“原定二十三日动身，但二十三日我病了，睡了一天。伯达同志来看我，告诉我稿子(指《桑干河上》)可以出版，艾思奇同他谈过了。艾在二十一、二十二两天把我的稿子看完了，他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他对周扬所说的原则问题，及所谓老一套都不同意。艾这次很忙，又要去学校，还在写文章，硬挤出时间读完我的稿子是很可感激的。陈一听就来告诉我，也很痛快。可是下午乔木来了条子，仍只说俟看后出版。他为什么要这样慎重呢?一方面说明对我之不够相信，另方面是对周太相信。对我如此不信，当可使我反省，我为什么在他那里如此无信仰?一方面也说明这里是有个人成见的。过去我从不愿意把这两个字加在乔身上，我尽可能客观地看他，尽可能不愿使我有不恰当的多心之处。但这次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他含含糊糊，不只是由于慎重考虑。我的确不明白，以他那样的一个聪明人为什么会不了解周，而且极力支持他?总之，我不能再管了，出版不出版靠命吧。(1948年6月26日)

　　丁玲认为她的书出版不顺利，主要是周扬的负作用。后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她说：“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1948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径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报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

　　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先生说：“周扬与胡乔木在上海时怎么样，没听他说起过，但是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2000年12月17日访谈)。

　　陈明说：1948年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专门送一份稿子给周扬，请他提意见。他当时是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聂荣臻兼部长。但他一直没有反应。后来在晋察冀边区举行的土地会议上彭真说：“批评干部有地主思想，作家里有没有?比方说，作家写地主家的女儿如何漂亮，贫农家里怎样脏。”丁玲想这是指谁?《桑干河上》的初稿她当时只给周扬看过，别人都没有看过。这就很奇怪。……1948年，丁玲去匈牙利前，到中央集中，路过周扬家，向他要稿子。周扬还她，什么也没有说，好坏都不说。丁玲把稿子带到中央所在地，交给了胡乔木，还有艾思奇、江青、陈伯达。艾思奇和乔木都说可以出版。周扬后来认为丁玲到中央告他的状，根本没有这回事，乔木打电话到大连，让抓紧出版，以便丁玲出国访问时能够带上。书就是这样出版的。出版后，周扬对这本书还是很冷淡，建国后出版“人民文艺丛书”，开始也没有把这本书列进去，接下来有人提意见，这才列入。……在苏联评选斯大林文艺奖时，据朱子奇在丁玲逝世后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永不消失的春天》谈到，国内有权威人士对此书有否定性的评论，但后来还是得了奖。(李辉《与陈明谈周扬》，《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

　　张凤珠说：“周扬和彭真讲，她这书里表现了富农路线。”(2000年4月访谈)

　　周扬与丁玲的矛盾，由此开始加深。丁玲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的主业，她当然很在意别人对她的书的看法。据田间讲，她因此“不愿见到彭真同志。见面都不愿打一个招呼。”(《文艺报》1957年21期)

　　建国之初，当毛泽东问丁玲文艺界党内谁来挂帅时，丁玲是承认周扬的行政能力的。这一方面说明丁玲的作家情结比较重，在官员与作家的身份上，首先将自己定位于作家;同时，丁玲也知道周扬在毛泽东眼中的位置。毛泽东并不是让她在自己与周扬二者之间表态，而是让她在周扬与其他人之间表态。丁玲推举周扬是真心的。

　　张凤珠说：“要真正让丁玲领导文艺界，也不行。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也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所以，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高莽一路给他们当翻译，在火车上高给他们画像。她说高莽画的周扬不像。意思是周扬没有画上的那么好。到了苏联，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大概爱伦堡认为周扬不是作家，只是共产党的官员。但周扬是代表团团长啊，丁玲就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边说商量一下。后来回电话说，爱伦堡睡觉了。实际上就是拒绝再更改了。这是丁玲回来告诉我的。她告诉我这些，说明她理解人家的作法。丁玲还讲，他们在苏联在一起走时，周扬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说，这很像周蜜(周扬的女儿)，又看到一个长得挺丑的孩子，就说像蒋祖慧(丁玲的女儿)。丁玲当然不高兴了。你说，就这种极小细节，丁玲是多么在意。他们的矛盾太深了”(2000年4月访谈)。

　　王蒙也说：“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她争的是金牌而不是满足于给金牌得主发奖或进行勉励作总结发言。”(《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2期)

　　李辉说：“我们注意到周扬和丁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愿意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但所表现的方式却不同的。……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而丁玲，尽管也愿意为人们拥戴，但不是借助地位、权力，而是靠文学成就所形成的是明星效应。……她乐于以文学的方式与人们见面，便把自己文学兴趣与成就，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往事苍老》)

　　他们对丁玲和周扬的心理分析我是赞成的。仅仅是人生追求和性格上的差异，不足以酿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第四阶段，则是五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关系发生质变，成了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导致这种变化，有一些重要的背景。

　　夏衍说：“记得有一次，大概是下去搞土改吧，大家都要下去，周扬可能不下去。毛主席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去押他下去。’他讲过这话，那是1952年。他对周扬不满意。我同主席接触不多。我看是主席最初对他满意，接下来有了意见。”(《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张光年也曾回忆：50年代到 60年代毛泽东经常批评周扬，“我想主要是指他对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动向’不敏感，感觉迟钝。你管的事，出了问题都要最高层，来替你发现，指出。指出了，还没很快跟上，这还行吗?” “1953年初，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挨批评后，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让他下湖南参加土改。”

　　毛泽东对周扬不满，让他下乡搞土改，就让胡乔木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而胡乔木又想用丁玲取代周扬的部分工作。陈明曾经告诉笔者：“1952 年前后，丁玲确实有过不管文学研究所的念头。搞起来了她就想退出来。一方面因为她身体有脊椎增生的病，一方面她嫌麻烦，又是更年期。文学研究所不想干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不想干了。就是当处长时，也是很勉强的。当时胡乔木跟她谈话，胡乔木让她当处长。丁玲后来和我商量，当不当?我觉得，胡乔木的讲话，都讲透了，你不当就不好了。”笔者问：“胡乔木怎么讲的?”陈说：“他就说周扬不行。要让丁玲来干 。我说乔木都这样说了，你就勉为其难吧。就这样她就当了。”这时就是让丁玲领导整风的阶段。(2000年4月访谈)

　　周扬下乡以后，有一次丁玲让秘书长舒群主持文协的会议，舒群说：周扬说我是文联的秘书长，我不能主持作协的会议。而实际当时文联、作协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舒群名义上是两家的秘书长。丁玲不明白周扬是什么意思。气得大哭。

　　然而，第二次文代会最终还是在周扬主持下召开。当时胡乔木主张学习苏联取消文联设置，让作协、剧协、音协等平行，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毛泽东听了汇报，不满意，还发了火，认为取消文联不利团结老一辈文艺家。而后又不让胡乔木管了，让人打电报把周扬叫回来筹备第二次文代会。

　　周扬有惊无险，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却体会了来胡乔木、丁玲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不能不形成介蒂。胡乔木让丁玲主持文艺界的整风工作，周扬意识到自己是有可能被丁玲替代的。丁玲无意取代周扬执掌行政权力，但周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行政权力。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地位在周之上，用与不用在毛，周扬不能拿他怎么样。但丁玲处于周扬的领导之下，一旦有了机会，就可能陷入没顶之灾。

　　1955年，发生胡风事件，机会来了。而且整丁玲的理由不止一个。

　　陈明对笔者说：“刘白羽有个讲话，说批判丁陈来自三封信。一是陈企霞有一封匿名信，说丁玲是后台;二是说丁玲手底下的干部提出了丁玲的问题。三是胡风的密信里说，丁玲是实力派。”

　　胡风集团案是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文字狱。当时，凡是在胡风书信是得到肯定的作家，都可能因此而被定罪。

　　梅志是这样评价胡风与周扬、丁玲的关系的：胡风同周扬有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胡风拥护鲁迅引起的，雪峰是坚决拥护鲁迅的。(胡风)从日本第一次回来，胡风和雪峰、丁玲都谈得来。(《往事苍老》)

　　张凤珠在一篇文章中说，丁玲非常珍惜毛主席曾用电报发给她、后又用毛笔给她写下的那首词的原件，“抗战开始后，她担心战乱的环境，怕不保险会丢失，便把这幅字仔细包好寄到重庆，请胡风代为保存。胡风知道这份托付和信任的分量。四十年间他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几经迁徒，这幅字仍妥为保存，在1981年完璧归赵。”(张凤珠：《黄河》2001年1期)由此可见胡风与丁玲以往的友谊 。

　　周良沛在《丁玲传》中写到：抗战时，她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母亲还在湖南老家，失业，生活无着，还给她带着两个孩子，国统区和边区又不能直接通邮，双方的信都是托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的胡风代转。偶尔有点稿费，也是由胡风直接寄丁玲母亲，老人度过困难。胡风在大后方，办了《七月》又办《希望》，丁玲给它写稿，也转一些其他同志的作品。丁玲在她给中宣部的《辩证书》上说她对胡风的某些文艺思想并不是赞同的。

　　当时从胡风的信里，有两条关于丁玲的议论。一是说丁玲是实力派，这对丁玲是不利的，一是说丁玲是大观园里的凤姐，这对丁玲是有利的。丁玲最初抓住第二条，出面批判了胡风。应当说，来自胡风信件里的说法，对丁玲还不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虽然接下来给丁玲定罪时，这也成了重要的罪名。陆定一在1955年12月27日“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传达报告会议”上说：“丁玲在延安搞《野百合花》、《三节有感》，大家都知道，这一次还不够，还要搞第二次。胡风很清楚，认为丁玲是‘实力派’，可以合作 。”刘白羽在同一天的报告也说：“丁玲反对周扬同志这是一件事实，只要我们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密信与口供中就可以看出，胡风说：丁是文坛实力派，手下一大群人，表面作好人，丁对周扬是不满的、反抗的。”

　　所谓陈企霞的匿名信，是打击丁玲的第二个理由。

　　刘白羽在1955年12月27日“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传达报告会议”上说：“会议从座谈一封向中央控告检查《文艺报》的问题的‘匿名信’开始的。那封‘匿名信’认为，去年党对于《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检查，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嫁祸于《文艺报》，是由于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谁都知道检查我们向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压制新生力量，更严重的是《文艺报》对党的关系有独立王国的倾向，这是件好事情，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所领导的正确路线，因此，从那开始，批判俞平伯、胡适、胡风思想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应当说是党的很大成功，是党的胜利;可是，《文艺报》的匿名信，却是向中央控告说：检查《文艺报》是打击某某人，具体说就是打击陈企霞，这就是说我们的党是黑暗的，诬陷好人。他们所维护的却是独立王国的陈企霞，还有是被它认为是旁人加以‘严重自由主义’帽子的丁玲同志。……这封匿名信的写作者选择了正当我们向胡风集团的斗争进行得极尖锐的时候(今年年四月)寄出这封信，显然包含有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会上很多同志分析这封匿名信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有同样的作用……。”“它为受到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同志叫屈”。

　　周扬在1955年12月30日的报告中说：我们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至少有三条根据：第一条：抗拒、不执行党的政策方针。二次文代会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在那次会上提出，要反对粗暴批评，鼓励创作，提倡写新英雄人物，写正面人物……他们反对，说“文艺报”没有粗暴批评。……检查“文艺报”，虽然执笔写文章的是袁水拍，但是中央授意的。谁也知道袁水拍没有这么大胆，我也不敢写，默涵也不敢写，没有党支持袁水拍敢吗?……检查《文艺报》，明明知道是主席的意见，那么应该服从吧?应该没有话讲了吧?不行!还是不行!……我们批评《文艺报》时，胡风也趁机抓《文艺报》，陈企霞就说我是吴三桂借兵。胡风那样反人民，我能把胡风借来吗?胡风攻击《文艺报》的目的，不是攻击丁玲雪峰，而是攻击党的领导。如果不攻击到丁玲和陈企霞，他(陈企霞)还是高兴的，攻击到陈企霞了，那就不行。……至于说取消文学讲习所，那些事情都不算，因为那些事并没有经过中央和毛主席，只是中宣部决定的。可是后来事实也证明是正确的。所以，反党小集团就是反对党的决定，反对党的政策方针。

　　第二个标志就是看这个小集团是团结的核心呢，还是制造纠纷的核心?我过去是受了迷惑的，认为丁玲进城以后有进步。我心里知道她对我有意见，知道她个人主义很严重，但是我还是认为她进城以后有进步，其实我是蒙蔽了。她制造分裂的这些事不必讲了，……

　　第三个标志是在党内采取非党的非法的方法。三五个人搞小集团，如果他们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他们的话都是当面讲的，那还好，现在他们有些活动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采取许多非法手段。……匿名信总是有人写，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用这样的方法，哪里是党员作的事呢，这不是反党是什么?”(油印。)

　　批判丁陈之前，《文艺报》发生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风波。据黎之回忆：

　　1954年9月号山东大学《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和其它》一文。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她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这是学《真理报》。斯大林时期《真理报》只作结论，不许讨论)。会上大家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冯雪峰快些转载。冯起草按语送中宣部审阅后，9月份出版的《文艺报》上即转载了李、蓝的文章，当月转载这速度可谓神速。毛泽东在《文艺报》不到300字的按语上作了五处批注。在作者署名旁批：青年团员一个廿三岁，一个廿六岁。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杰作有更深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和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原《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鹰说：当时我想不通，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来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值得在中央党报上那样大张旗鼓地展开批评吗?不仅是我，包括袁水拍、林淡秋都不明白，甚至邓拓、周扬也未必知道严重性。那时候只知道应该支持、提倡新观点，却不曾想到要来一次政治运动(李辉《与袁鹰谈周扬》，《往事苍老》)。

　　从《红楼梦研究》与冯雪峰的问题，又怎么转到陈企霞与《文艺报》的问题?事情由来是这样：1954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后，中宣部同时决定检查《文艺报》的工作。所谓“检查”又是由《人民日报》的一篇 《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引起的。接着“中宣部召开了有文艺界党员负责同志和党员作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对于冯雪峰、陈企霞和已经离开文艺报而仍左右文艺报的丁玲进行揭发和批判之后”(侯金镜“1954年检查文艺报的结论不能推翻”《文艺报》1957年22期)而并以中宣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名义做出了“关于检查文艺报的结论和决议。”认为《文艺报》不但向资产阶级投降，还有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并在文艺批评上有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压制新生力量”的典型事例是文艺报对杨朔的颂扬抗美援朝的小说《三千里江山》和对李准赞美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粗暴”批评。在检查“文艺报”期间，胡风也写了批评《文艺报》文章。而后，撤销了冯雪峰主编和陈企霞副主编的职务，并改组了《文艺报》。1955年4月，陈企霞参与向中央写了三封“匿名信”对上述结论提出质疑。寄出“匿名信”的时间正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公布后。当时的作协领导集团认为这是“企图分散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客观上起了配合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进攻的作用。”(社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 丁玲 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文艺 报》1957年19期)

　　《文艺报》问题，是由陈企霞的匿名信引起的。后来证明，匿名信不是陈企霞写的，但信中的内容是他提供的。他主要是认为中央处理《文艺报》的作法不公平。他希望中央重新考虑纠正。从刘白羽、周扬的话看，批冯雪峰时已经牵涉了陈企霞和丁玲，而陈企霞并不知道毛泽东批《文艺报》的真实意图，尤其是不知道批评颂扬合作化的作品，就是反对毛泽东的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方针。袁水拍的文章是有背景的。陈企霞认为检查《文艺报》是和文艺界的领导借机打击报复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人。《文艺报》的编辑唐因等人也认为：《文艺报》软了一点就是投降，硬了一点就是粗暴。这样刊物只能转载马列主义文献了。这件事又如何牵扯到丁玲?其中主要理由是《文艺报》创办时，文联决定由丁玲担任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丁玲就和周扬商量，由他们三人同时担任主编。周扬同意了。“匿名信”事件使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人十分恼火，认为后台是丁玲，说他们：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因为丁玲与陈企霞关系一向很好。早在延安办《解放日报》副刊时他们就在一起工作。丁玲是主编，陈企霞是副主编。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会议就从对匿名信和对陈企霞思想作风的揭发进一步转向对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的揭发，并把他们视为反党小集团。

　　1956年8月16日，丁玲在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这样申诉：“一、会议的主持人和领导人早在(1955年)8月间党组会议之前，和会议初期，15日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有下列事实和为证：………第四次会议(8月6日)对陈企霞的斗争告一段落，斗争矛头即将转向我时，周扬同志最后发言说：“作家协会有一投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人，结合深浅的程度，可以认真搞清楚。……”“‘独立王国’是党作了决议的，……你有一字不照党办，你就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又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相信党，对党忠诚。”

　　二、……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丁玲的信所引用的“都摘自散发的打印的会议记录。”

　　另一封揭发信在丁玲陷入没顶之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白羽在那篇报告中说：“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在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同志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 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原中宣部机关秘书长、党委书记李之琏说：

　　“反党小集团”成员本来是三个人。另一人由于承认了错误并站在主持人一边揭发丁玲、陈企霞，领导就不再追究他，而变成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这说明“反党”呀“不反党”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没有情节的故事》)

　　康濯1946年在阜平县抬头湾村主编《时代青年》杂志时，曾与在那里写《桑干河上》的丁玲住在一村子里，几个月间与丁玲、陈企霞一家过往甚密。解放后，与丁玲一道发起筹备文学研究所。陈明说：康濯是副秘书长。按说康濯比田间能干，起草一个规章、计划，报告，康濯要比田间在行。田间会写诗，行政能力不内行。但他名气大呀。(2000年访谈)1952年中宣部一度要停办文学研究所，最反对的是康濯。据陈明说：52年冬天，田间、康濯两人到大连去找丁玲，说，听说文研所要被取消，他们两人很着急，也很气。丁玲说不了解情况，回去出了解一下再说。(同上)康濯在揭发丁玲时已经离开了文学研究所。1955年康濯出于什么动机要主动揭发丁玲?他现在已过世，说不清楚了。也许是他已经闻到了火药味，害怕自己也成为“反党小集团”成员。也许他有其他考虑，因为周扬一直是称赞他的成名作 《我的两家房东》的。他后来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并解释说：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党组不够团结。结果你们上纲上成为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据陈明讲)但在把丁、陈长格为反党集团的过程中，这封信成了一个契机。陈明说：79年，我们回到北京时，康濯来和我们道歉，丁玲说，你不就是想做个好党员吗?丁玲没有记恨他。

　　《文艺报》的同人唐因、杨犁、侯敏泽、唐达成等人对中宣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做出的那个“检查文艺报的结论和决议”也非常不满，在1957年6月整风阶段向组织部门提出意见。他们认为检查文艺报的提纲是“从概念出发”“先有帽子，再找事例”。最后这些因对54年检查文艺报有意见、同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人，在1957年全部被打成“右派”。

　　(三)

　　这些年，从不同角度涉及“丁陈反党集团事件”的文字不少。对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大体可归纳为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发动者是周扬等人;一种意见认为，没有毛泽东的发话，周扬不敢动丁玲。

　　黎辛持前一种意见，他说：“1955年到1957年，周扬领导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丁玲对周扬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想到了，问题奇怪在，现在有人说‘是毛主席让批的’。我认为，这类说法是一种‘创造’。” 黎辛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从延安《解放日报》时期丁玲与周扬的矛盾。他说“我向丁玲与李之琏都说过，毛泽东在延安那样看重丁玲，如果丁玲向他申诉，不是不可能早些解决问题的。”

　　唐达成回忆五十年代他在《文艺报》当编辑时的情景时说：“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一度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风云初记》)?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所以，这一点上，周扬对《文艺报》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这不是周扬的责任，是丁玲的责任。当然也不能简单化。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总这个样子。而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1999年5月笔者访谈)

　　李之琏在回忆文章中说：“(周扬)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毛主席面前‘讲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

　　于光远持另一种意见，他说：“在讨论丁陈反党集团时，我听到又把丁玲和陈企霞的历史问题翻了出来。丁玲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连我这样对她经历毫无所知的人，1939年一去延安就听人讲了很多。我想既然是老问题，想必组织上早审查过。建国初期她来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组织上一定审查清楚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一定不严重，否则不能让她担任党内这样重要职务。陈企霞是延安整风中经历过审查的，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又成了有问题的。可是也没有听说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有没有历史问题是个硬问题，查清楚就是了。当时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做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段 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 的批判，不是他的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好话。’文章认为周扬这么讲是不真实的，周扬这么解释令人感到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的讲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做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不是都传达。而且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根据多年与周扬的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把毛泽东没有说过的话歪曲成毛说过，周扬也不会当着陆定一的说假话。”

　　“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的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情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泽东做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于光远：《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陈清泉在《陆定一传》中说，“我们看到李之琏和于光远的两篇文章时，陆定一已经去世了，不能当面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不能不感到遗憾。”

　　当事人都去世了，这个问题似乎永远成为一个谜。但我还是想对事态的发展作一推测。

　　当时讲述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经过时，刘白羽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和许多同志愈来愈明显地感到，在文艺界党员、干部、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向党闹独立的倾向，已经实际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为了克服这种现象，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作家协会党组根据是央宣传部的，指示召集了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从8月3日起至9月6日止，共举行了十六次。”“会议从第四次起集中地对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对丁玲同志的错误的思想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黎之回忆：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6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翻印件(58)印字62号)报告认为：“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XXX、XXX (刘白羽、阮章竞)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其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报告中在谈到这次批判的意义后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方法，请中央审阅批准。报告后附有XXX、XXX(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及有关丁玲等人的材料。”“从8月3日到9月6日作协召开了十六次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9月30日，作协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央写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 、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黎之：《文坛风云录》))

　　《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 、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说：在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和许多同志愈来愈明显地感觉到，在文艺界党员、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实际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在最近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对上述损害党的文艺事业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

　　(黎辛最近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读〈丁玲与胡风〉一文所想起的》，又披露了一条新的材料——“刘白羽与阮章竞为什么写作给陆定一呢?刘白羽在世时，为着建议与帮作协写作历史，曾约我共同回忆过去作协的旧事(有录音、笔记，有时也有刘白羽的秘书参加)时，告诉我是周扬叫写的。我问刘白羽，周扬是作协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成员，他可以处理，为什么要你俩向陆定一报告呢?刘白羽说他叫我做我就做，，我想这样做，周扭不出面，陆定一批了，他处在执行的位置。” 《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一期116页)

　　中央对于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 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报告的批示》说：

　　中央认为，存在于文艺界党员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骄傲自满的情绪，向党闹独立的倾向和小集团的活动等现象，是严重地妨碍党的文艺方针的贯彻和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并且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因此，在进行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分子的斗争后，必须进一步地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和斗争。作家协会党组对此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

　　周扬在1957年整风总结大会上说：“十六天的会议就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在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过去少有的斗争，翻一翻过去的历史来看，恐怕都是很少的事。(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惯例，“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问题，应当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但当时作协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气势，早已超过了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造成了人揭人，人批人，不揭发难以自保的局面。文学研究所原行政处长邢野说，他是经过周扬“动员”，又根据以前历次运动经验，感到批判丁陈来势不小，无奈上台发言的。开始时文学研究所秘书长田间称病让邢野为他请假不去开扩大会，并对邢野说，丁玲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邢野将此话转告给周扬，周扬厉声说：冯雪峰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言外之意，我对他的批判又怎样?结果田间这位在西战团时就与丁玲在一起工作的亲密战友，只好也揭发了丁玲。

　　当时，除了蔡其矫、陈翔鹤、黄秋耘极少几位保持沉默，一代著名作家无不被迫发言著文，声讨丁陈。16次会议揭发的内容已经足以用“反党”来最后定性了，足以致当事人于死地了，作协和中宣部的定性的报告就出来了。

　　揭发信虽然是一根导火线。但是掌权人对个别人的揭发信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准备进行批判”的是中宣部和作协，发动越来越多的人去揭发批判的也是中宣部和作协。这显然说明揭发信与中宣部、作协搞运动的导向是吻合的。即便此前毛泽东有检查《文艺报》的意图，但这并不等于毛要把丁、陈搞成“反党小集团”。

　　李之琏回忆：“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

　　据看过这个文件的人说，这个报告上毛泽东只划了一个圈，而周恩来写了这段批语。从周恩来的批语可以推测两点，此前毛泽东没有给丁玲定性，而周扬整丁玲是主动的。如果是毛泽东有明确态度，周恩来不会写这样的批语。

　　李之琏又回忆，在1956年由陆定一主持的一次中宣部部务会上，当调查小组汇报55 年那个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时，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时，“陆定一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要落实，要落实，那么谁先提出，不就很明白了吗?如果是中央先提出的，还需要落实吗?1957 年当整风形势急转直下，陆定一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对丁玲问题的处理情况，邓小平主持会议。陆定一“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 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从彭真的话中，可看出作为中央一级的领导所知道的丁陈问题，全在于周扬等人提供的情况，如果周扬都同意翻案，那么过去中央做出决定的主要依据就不存了。

　　李之琏说，1956年整风阶段在文艺界许多人的质疑和丁玲陈企霞的申辩下，在陆定一主持的那次部务会以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做的不足。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的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没有情节的故事》)

　　在文化革命中，作协的造反派让郭小川写揭发周扬的材料。他提到1956年12月14日讨论丁陈问题时周扬的发言说：“周扬发了言，意思是：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叫不叫反党集团，可以考虑，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实事求是，但是，丁玲、陈企霞是不正派的，过去对他们绝不包含什么不正当的意图。林默涵也说了几句话，意思也不过如此。当时，周扬一伙的态度基本是：1，心很虚，已经认为1955年对丁斗争，有不够实事求是和和过火的地方;2，口气很软，已经觉得可以不用反党集团;3，还想争点面子，说明自己没有阴谋，说明丁陈不是好人。”(《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工人出版社2001 年1月出版)郭小川的说法，与李之琏的回忆是一致的。

　　我们不妨与对胡风的定性作个对比。

　　陈清泉的《陆定一传》说：“胡风的问题本来是文艺的问题，起先由周扬来抓。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陆定一也亲自抓了。毛泽东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特别是看过胡风30万字的报告以后，更加恼火。《人民日报》公布了两次材料之后，胡风问题还只是‘反党’。毛泽东看到‘胡风小集团’情况复杂，准备给予升级。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

　　在当时，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定的案，是不能翻的。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后，胡风才有平反的可能。如果丁玲在1955年就被毛泽东定为反党，1956年的重新调查，重做结论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此看来，1955年的丁陈事件，最初并非毛泽东的动议。1958年，丁玲已经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毛泽东亲笔再批判，不过是充分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罢了。

　　(四)

　　当我们推测不是毛泽东首先要整丁玲时，并不意味着打击丁玲一定是周扬亲自出面率先发难。1955 年批丁陈时，凡是对作协党组、对周扬有意见的都叫“反党”。反右时多少人因为给周扬提意见被打成右派。都是周扬具体指示的吗?不一定。其他也可以揣测周扬的心理，投其所好去办。郭小川在1967年的一份交待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

　　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 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转引：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

　　袁鹰说：“说胡风是反党集团，看当时的材料还能接受，但‘丁陈反党集团’就接受不了。听了几次会。只是算旧帐。会议是周扬或者林默涵主持，丁玲也辩解。从那次起，我开始党内斗争严厉、可怕。周扬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是强的。他领导这场斗争，他本人讲得并不多，是林默涵、刘白羽他们讲得多。”

　　李之琏说：“中国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曾引起他的疑问：“第一，‘丁陈反党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集团的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没有情节的故事》)

　　王力说：“周扬有的作法超过了毛主席的想法。凡是他分管的部门，几乎都很厉害。反胡风时虽然是毛主席批的，但周扬执行得要过一点。”(李辉：《往事苍老》)

　　陆定一在文革后对于光远说过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周扬听于光远转述后，苦笑着说：“可不是么!”这就是当时的“大背景”。但是，在同样的“大背景”下，整谁不整谁还是与个人恩怨有关系的。龚育之说，反右斗争时：“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扬没有过问。中宣部的反右派，开头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也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周扬过问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扬向很多人道歉，却没有给丁玲道歉，没有给受丁陈案株连而打成右派的李之琏道歉，并在丁玲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亮过红灯，致使丁玲到死也不能原谅。

　　以上研究表明，整丁玲，是以包括周扬在内的作协与中宣部掌权人主动出击在前，毛泽东同意并亲自参加批判在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毛泽东建国后一贯的思路。但是在每一次运动中，用谁当动力，用谁当靶子，却有偶然性。丁玲挨整，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50年代中期，周扬等人利用当时的大环境，在文学开辟新战场，达到排除异已，确保自己对中国文艺界领导权的一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