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龙：我所知道的青年团的反右

tuffy05

来源：《粤海风》2008.3

　　一

　　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阳谋”，史有定论，主其事者也坦然承认。不过对于该谋的动因，尚在讨论之中。就它与其前奏“整风运动”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整风失控”说和“整风就是阳谋”说。前者大体源于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意是党确是诚心诚意整风的，只因中途杀出了“极少数”右派分子，才定下让毒草大长特长从而铲除之的计策即“阳谋”，可惜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笔者于那个风声鹤唳的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这个会议的特殊角度亲历“阳谋”的出笼和运行，从而从它和青年团的关系上，看到其更为复杂的面目。

　　先请看我们的会议和“整风”或“阳谋”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由全国各报和电台发表。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5月8 日起 中共中央统战部陆续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中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鸣放”。党报实施“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各地在此前后也纷纷举行类似座谈会。

　　同日起 青年团二届五中全会召开，14日结束，完成“三大”的准备。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批准团的“三大”文件。

　　5月10日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开始举行。

　　5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1]

　　5月15日 青年团“三大”正式召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开幕式。

　　同日， 毛泽东写反右派的纲领性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2]。

　　5月19日 北大学生贴大字报参加“鸣放”，从此形成席卷首都及各大城市高校的学运风潮。

　　5月25日 青年团“三大”闭幕，毛泽东接见代表并发表讲话。

　　这个时间表表明，“整风”，青年团开会，都在同一时段。由于党团有着类似父子的亲密关系，所以党的大事必为团的大事。而对于我本人，这两件事的关系又更为密切。因为一则我是那次大会的代表，在上述时间内（从5月2日起）都在北京开会；二则我是50年代初期入党的新党员，十分羡慕那些曾经参加过延安整风、听说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教育的老干部，所以对于这次在“全党重新进行”的“普遍的、深入的”整风，心向往之切矣，准备积极参加。身在会议而心在整风，对于“整风”和“开会”两者间关系的任何征兆，也就十分注意。五十年后回忆起来，深感有两桩事件，对于解读当年有名的“阳谋”阴雾，甚有帮助，值得加以记述。

　　——第一件是，这次会议从筹备起就并不准备甚至坚决拒绝“帮助党整风”。

　　——第二件是，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发表了有名的讲话，即若干论者后来所谓“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可是其关键部分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并无其言，是事后倒填上去的。

　　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这两件事情，对于当年那场冤狱，都甚有干系。

　　二

　　按照中共党章和青年团团章，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党的助手，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青年团第一位的任务。中共在全国执政以来，作为它的中心工作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不同时成为青年团的中心工作，全团组织无不动员青年积极响应紧密配合。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次“整风运动”。

　　根据中央发布的指示，这个运动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3]，它无疑正是中共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可是却并未对它的助手提出任何“助”的要求。青年团的这次代表大会，尽管从筹备到举行均与整风运动同步，并且也极受中共中央重视，除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的例行程序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还一同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又在会议结束时一同接见了全体代表。可是无论邓小平的祝词，还是胡耀邦所作《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题报告以及大会的相关决议，都无一字提到团员和青年在这次“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的整风运动[4]中哪怕仅仅是学习点什么提高点水平，更无论怎么当助手了。

　　这种奇怪的现象当时就曾引起疑问。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机关贴出大字报加以批评，题目就是《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去？）十万八千里》，并要求把它刊载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所在的四川代表团中，有八位团地委书记联合发言，根据“整风精神”就改进党对团的领导问题提出若干批评和建议。可是这些微弱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大会的既定方向。尽管外面“鸣放”意见如潮，大会代表依然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批准的主题“劳动，团结，学习”认真讨论认真学习。而对于上述批评和要求，唯一可以作为官方在会上的回应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大会作的报告。他告诫代表说，不能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思想的政治的风浪之中。现在的“大鸣大放”，人们对很多问题正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党内也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里就发生了争论。在争论中，有人表现很好，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就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有的人犯了错误，改过来了，有的人犯了错误就不改。所以说，在社会主义里有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风浪。这种风浪以后还会有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风浪。……您们配不配得上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就要看您们在风浪中能否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

　　——《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事后看来，这里已经把整风等同于“思想的政治的风浪”，警告代表不得插手了[5]。只是他是以“老共青团员”的身份来讲话的，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把团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把陆定一讲话中的这一段当做革命理想和任务的教育，不过“万里长征第一步”的意思，“警告”的深意却当成耳边风了。

　　从4月底起到青年团开会，按照官方后来的解释，经历了党提出整风—虚心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各界的帮助意见之“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6]—“极少数右派分子”实行捣乱—从而使党决心反右的种种历程。可是，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躬逢其盛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以至整个“党的助手”青年团，都被拒绝参加。这说明那个“整风运动”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引蛇出洞暴露右派的“阳谋”，无须青年团帮忙。如果这样说还属推论，那么以下一位后任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1957年青年团“三大”的回顾，应当是它的权威佐证了：

　　这次大会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顶住了那股妄想和社会上的右派呼应，在团代会上搞“鸣放”的歪风，做到了旗帜鲜明。

　　——王照华：《建国以来共青团的一些情况——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7]

　　王照华所说的“歪风”，当指前述王亚生等对会议的批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后一位王先生所批评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正是这个会议“在党中央领导下”实施的既定方针。体现这个方针的大会工作报告，其草案于5月1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后即发给参加预备会的全体代表，它和5月15日大会正式开会时由胡耀邦宣读的文本基本上没有区别，都不涉及党的整风。共产党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帮忙，而把自己的“助手”撇在一边，这只能说明并无“整风”，只有“阳谋”；它的实施应该早在毛泽东后来承认的5月8日，或者更早；盖某翁之意不在整风，而在“引蛇出洞”也。其时“社会上的右派”正应中共中央邀请，逐日到会客客气气地宣读发言稿“搞‘鸣放’的歪风”；中央也在按部就班地邀请各界人士鱼贯入瓮，不动声色地“让他们走到顶点”，[8]得心应手地玩他们于股掌之上。假使不出现意外情况，青年团看来真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自然，推论起来，不准青年团代表帮助党整风，还可以有另外的原因，一个是照顾“政治影响”：客人对自己放肆批评甚至“猖狂进攻”，都表示主人的雅量并为下一步反击埋下伏笔，而自己的孩子胡闹起来，就属家丑外扬了；特别是大会上还坐着苏联东欧各国共青团的代表，更不好胡闹给“外国同志”看笑话。再者，也不排除以胡耀邦为首的青年团中央有意保护从2300万团员中选拔出来的这近一千五百名代表，免得他们“犯错误”。但是无论哪种原因，都须以“帮助党整风”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为前提。“党的助手”是不允许干坏事的。

　　三

　　上文所说的“意外情况”，出现在5月19日早晨，北京大学学生的第一张大字报贴上了墙，内容碰巧就是质问本校参加正在召开的全国团代会的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对于校方来说，自然不含歌颂和表扬的意思，所以校党委副书记崔雄崑[9]在当晚的团员大会上吞吞吐吐地表态说，对于大字报“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回答甚不得体，引来更多的大字报，迫使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出面驳他副手的面子，表示党委“完全支持大字报”。从此以后，继大鸣大放之后面世的新式武器大字报风起云涌，“帮助党整风”的批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尖锐，且如星火燎原，立即传染首都及各地高校，史称“五一九运动”。

　　从当局此前的不准青年团“帮助党整风”，可知“阳谋”初订时所谋对象，并不包括青年。虽然自头年的波匈事件以还，毛泽东对于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早已心怀警惕，在年初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10]只是自2月他在扩大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来，眼睛盯着的是引为心腹之患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一时不在他的“阳谋”靶心上了；在5月15日写的反右重头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他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学生跟他们走，“则是做梦”呢。

　　问题的确出在青年学生自己身上。如前所述，他们并未被要求“帮助党整风”，是“自己跳出来”的。从“五一九运动”开始的首都高校大字报运动，其势可谓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极有意思的是，青年们所以如此热心如此执著向党提意见，其原因又在他们天真地接受了党的教育，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以追求民主追求科学为荣，以专制独裁奴颜婢膝为耻，无所顾忌地讨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时弊史弊理论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他们的老师们长辈们更不知深浅更不留情面更无顾忌更认死理。我由于常在会后去清华大学看朋友，有幸旁观了学子们“帮助党整风”的热烈场面，那情景被他们的副校长钱伟长形容为好像到了“五四”运动前夕。1956年以来提倡的科学和艺术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此时已自然地扩展到政治领域，时称“大鸣大放”，因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前景。而对于这种前景抱着最真诚的信任的，正是这些满腔热血满腔热情的青年学生。学生们当年在校园里的一切作为，贴大字报，开“自由论坛”，乃至集会结社，无一不是基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共一再的表态和对于共和国宪法的极端信任。看着那些年轻弟妹们“大鸣大放”慷慨激昂的面孔和挟着大字报来去匆匆的身影，我心里总是升起无限的感动，而怎么也没有把它们和团代会上听来的“更大的风浪”（陆定一）联系起来。我真笨啊！

　　看着自己为敌人精心布置十面埋伏的阵地上，忽然蹦出一群无知娃娃，手挟大字报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鲜花绿草之间奔跑跳跃，随时可能踩响精心埋伏的地雷，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会有何反应呢？可以想象的反应是朝他们大喝一声：娃娃们快滚开，这里不是你们玩的地方，把他们轰走。或者如果心术坏到底，那也须喝住他们，勿使提前撞入雷区，等到敌人主力入瓮，再把老的少的一网打尽，无情歼灭[11]。

　　不管哪种选择，都需“大喝一声”。这一声果然来了。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代表发表的讲话。5月25日，团代会闭幕，全体代表进入中南海，在怀仁堂旁的草坪上站大半个圆圈，由胡耀邦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次日的报纸刊载新华社通稿，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时发表的讲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2]。

　　这一段讲话，后来多被称为“针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13]，我看其实只是临时应付学生意外撞入伏击圈的警告：不准小孩子搅乱战略部署，坏了大事。因为历史事实是，所谓“公开动员令”，还须等到更要紧的“毒草”：例如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以及命李维汉“不断扩大规模”从各地招徕的工商界头面人物等的言论[14]出笼以后，才从容发出的。那就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了。

　　这里还有一件众所鲜知的事，就是上引毛泽东接见代表的讲话，那关键性的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其实并没有讲！我们这些被接见的代表，那天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用心听讲，逐句记录，接见结束以后彼此核对笔记，基本相同。可是到了次日早晨，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居然多了那最后的一句话，这多出的话并且成了新闻的副题，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毛泽东的那句“讲话”，究竟何时何地何因何由何人补上去，至今尚是一谜。

　　大学里的年轻弟妹们没有亲临毛泽东讲话现场，他们连这点隐情都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自然更把报上所载他的那些话当作一般的祝词看待了。对于青年团员来说，这样看待他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分析起来，那讲话（包括事后倒填上去的）一共四段八句，除了祝贺会议以外，就是两个意思，一是保证党的领导，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前者是青年团任何时候的第一要务，后者则正值本次大会决定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自然是团员应有的义务了。而这些正在大学里大鸣大放的孩子们，无不认为自己是在“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时贤有把他们的行为赞为“起义”的，那么它也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对专制复辟反对法西斯复辟的起义。就在讲话发表以后，北京大学学生陈爱文的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他的同学张元勋等主编、中途流产了的大型刊物《广场》的发刊词更宣称她“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其结果就是，在真正的反右动员令发布的6月8日，另有一道发给党内的动员令《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首次把他们列为歼灭对象了：“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15]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这就把学生们抬举到和他们的老师甚至章伯钧、罗隆基一类心腹之患同等的地位，而且由于事前有了据称是接见代表的那句“动员令”，也算有言在先，不是不教而诛了。

　　关于当年的“右派进攻”，官方后来有一个经典的解释：“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料到的。”[16]可是，从右派“猖狂进攻”尚未出笼，内部已定引蛇出洞的事实看来，这是一句谦辞，自我评价显然过低。当时真正出现的“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倒是青年学生的上述表现。那时各报从从容容大登特登党外人士的种种尖锐言论，但对大学里的动静却保持沉默不着一辞；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高校看大字报，甚至“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17]再加上他在5月25日讲话意图制止青年搅局，讲了以后又倒填时间补充最要紧的话，只能理解为高层在大学生面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慌了手脚，乱了方寸。这个警告不起作用以后或者就在警告的同时，决定一并聚歼青年右派，这才真是所谓“反右扩大化”的确解：把本来不在催命簿上的青年学生扩大进了“阳谋”的伏击圈里。

　　四

　　青年进入伏击圈，共青团[18]就须要“帮助党整风”即捉拿青年右派了。

　　按照6月8日的那个党内文件，不仅须要对已经在部分高校“帮助党整风”的小右派们实行讨伐，而且更须在全国范围对一切正在专心求学的大学生重演故伎，动员他们“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治罪。这就成了各地团组织的中心任务，“陆续领导团员和青年参加反右派斗争”。[19]全国反出的青年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目前未见公开。以下只是四川省的点滴情况，而它是极端惊人的。

　　1957年6月30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团的组织参加党的整风的几点意见》，堂堂正正宣布要“参加党的整风”了。不过这一次是按照5月8日那个党内指示在青年中搞反右派运动，协助各地和各个党委大捉青年右派分子。据次年统计，全川共划青年右派分子约53700人，这个数字竟比1979年以后官方核实的全川老少右派分子总数50279人多了三千多人！形成这个“部分大于整体”的奇异数集的原因，不外1979年公布的“全体”右派数远非全体，或者1958年统计的青年右派有些最后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受到其他处分。即使如此，与同为1979年公布的全川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的人数64724人相比，青年也占83%![20]也就是说，一个中老年右派有四个青年去陪绑殉葬。与此地青年右派受到如此眷顾大体的同时，毛泽东在莫斯科动情地对彼地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种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1]

　　1957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于寒假期间在全省集训高中应届毕业生和全部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进行一次以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于放出来的部分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但不进行反右派斗争”，而把他们的上述表现“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的材料”。这个“不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斗争除了名字与反右派有别外，还有一样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对于成人右派虽然也施诱敌深入之计，别人总因有话要说才“自己跳出来”；而对于这些只有十六七岁、平时沉溺于做题背书打球跳绳踢毽子的孩子，要他们“放出反动言论”，哪有那么容易！必须施以欺骗诱惑挑逗暗示误导唆使等全套功夫，生拉活扯拖人下水。省会成都市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于1月25日起集中全部高中应届毕业生2980人，分三个学部进行为期三个多星期的集训，事先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并不断在“学习”过程中调整队列），然后大会报告小会动员个别谈心，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不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说错了经过争论改过来就行了”。千方百计教唆他们特别是预先排为三、四类的孩子“解除怕当右派的顾虑”，“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还安排“团员带头，引导三、四类学生深入鸣放”，对后两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对方针、政策、政治生活方面的意见加以鼓励”。培养、发动、鼓励的办法繁多，从提供方便书写和张贴大字报，编印快报传播鸣放动态和大字报摘要，一直到各学部为“典型”学生组织讲演会，让他们登台批评“方针、政策、政治生活”，还给以全场热烈鼓掌的优待。其结果是孩子们挖空心思搜索枯肠，像做课外作业那样到处查资料剪报纸，连夜赶写大字报和发言提纲，拣大人爱听的“大胆地放”，越放越高兴，越高兴越放。据当时的简报记载，几天之后就造出“黑云乱翻，邪气上升，学生思想混乱，四类分子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的局面，一类、二类学生也纷纷倒戈，替他们喝彩鼓掌，学习以前的“排队”发生重大变化：四类即“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竟从75人上升到233人；三类即“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和立场”的“落后学生”（两个学部统计）也从336人上升到519人。二、三类学生（缺一个学部三类学生的数字）竟占1/4强！造就了这么多三、四类学生以后，大人脸色一变，召开大会小会“专题鸣放”，组织尚未倒戈的一类学生对早已记录在案的“反动言论”“作典型思想批判”兼批斗“反动分子”。被批判的孩子一脸惶惑：不是说不扣帽子吗？回答说我们说的是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小孩自然无法反驳，只得规规矩矩地交出自己的花样年华玫瑰美梦，去迎接历代少年从未经历过的集体灾难。中等专业学校由于按规定全校学生参加运动，受难学生的起码年龄就更小了。全川各地的办法与成都略同。据后来统计，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13岁！落难的孩子们的确得到“不戴右派帽子”的待遇，却被加上更加奇怪的帽子，除“三类生”、“四类生”以外，还有“这那生”、“社会基础”，——分别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学生”和“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的简称！所有少年“四类生”都被剥夺了升学资格，有的甚至被逮捕“劳教”，多数在社会上接受“群众专政”二十余年；大部分“三类生”无论高考成绩如何优秀，均因档案上记载“操行3分”（当时学生成绩实行五分制）而被拒绝录取。这些被拒绝升学的学生，除送劳教和回乡管制的以外，一律送到生产劳动前线“当个劳动力”，并且特别规定不能当干部，延长试用期，还不得称“工人”，只叫“试用人员”。

　　这批背负着各种贱名的少年，并未自我解除他们所背负的民族的希望。他们依然像石头下面的种子一样拼命趋光挣扎向上，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公民的绵力，他们中的佼佼者以被迫早熟的智慧在各自的群体中脱颖而出。1978年以后走上文坛的知名小说家周克芹和杂文家贺星寒，分别是当年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学生，也是这两个学校制造的“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周克芹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贺星寒流落大西北当“盲流”各二十余年。他们由于遭受长期的摧残，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

　　负责执行中共四川省委这项指示的机关，乃是各地青年团委和政府教育局。半年以前被拒绝帮助党整风的青年团，此时却负责帮助党整人，还整孩子，真是匪夷所思！

　　四川当局借反右之机对未成年人的诱骗迫害，究竟只是地方性的土政策，还是全国大同小异，笔者尚无其他材料。时任省委书记主宰四川政局的是李井泉。现在所知上述收拾少年学生的指示，就是来自他本人；据当时接受指示的官员后来回忆，其中关键者，一为指示“高中毕业生、中专、中师学生都要搞大鸣大放”，一为“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作为考核内容”。这两项指示都被忠实执行了，致使三千巴蜀少年罹此飞来横祸。但是，如此重大的部署，是否真可由一个封疆大臣自出心裁自作决断，且暂存疑。[22]如果这个计策来自更高层，或者在更高层默许下各省都以四川为榜样，那么遭殃的少年就不止几千名了。[23]

　　[1]这是迄今公开的中共中央命令各报对“错误意见”只登不评的第一个文件，较毛泽东自己承认发布此令的日期晚了6天。如果以这天为“阳谋”开始实施的日子，则它距整风开始的时间，不是7天而是13天，这也就是通常所称“整风半月”的时间。

　　[2]此件以正式文件形式发给党内高层的时间为6月12日。

　　[3]《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载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4]同前注。

　　[5]对于四川八位团地委书记联合发言的警告则更为直接，不过却来自会后。邓小平在接见新一届的团中央领导时，指出四川代表团的那个发言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不协调，甚至责问说，有些人是不是不想姓“共”了。以后这个发言的署名者有六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人被批判后“不作右派处理，开除党籍”。

　　[6]《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1957年5月16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3）页610。

　　[7]1978年5月2日,共青团中央文件库网站，http://www.cycnet.com/zuzhi/documents/1978/780502.htm

　　[8]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25。

　　[9]这位同志曾任青年团川西区委暨成都市委第一任书记，是我的老上级。他以后参与领导北大的反右派运动，但终于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于1968年10月16日晚逃离“清队”牛棚28楼，投“红湖”游泳池自尽，也成了受难者。愿他安息。

　　[10]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51。

　　[11]我的这个“揣想”，曾经为文发表在1999年的《书屋》杂志上并收入我的个人文集。我高兴地看到，它相继在史家朱正先生的名著《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卷（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和思想家邵燕祥先生的近著《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07）中得到同情的引用，参见各该书第177页和第381页。

　　[1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30。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283；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页614；佘世光：《当代中国的青年和共青团》（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62。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835。

　　[1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2页；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357。

　　[17]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696。

　　[18]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团的“三大”上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佘世光：《当代中国的青年和共青团》（下），页824。

　　[20]以上数字引自《当代四川青年》（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页103。

　　[21]佘世光：《当代中国的青年和共青团》（上），页497。

　　[22]早在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就有一道文件，叫《关于对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但仅规定将本学期的“政治常识”课“改为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方法也只是在课堂里上课，没有集训学生“大鸣大放”的规定，看来和四川的“社会主义教育”还不是一回事。

　　[23]本节四川省在少年中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部分来自王建军等当年的受训学生，他们多年悉心收集和保存了多种重要史料，并且编成六十万字的史著《五八劫》，使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得以彰显。笔者衷心地向他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