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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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种奇特现象，这场革命尤其突破了社会 主义政治的许多常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造成了一个类似中世纪黑暗的时 代。因此文革后的复兴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戊戌变法，也不同于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文、史、哲、政、经，以及法 律等各个领域都有复兴的趋势，其特点不完全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上下结 合的。这种现象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出现 了很多自发串联组织起来的学会、杂志社、报社，甚至还有为政府提供咨询的智囊 团组织。这类半官方的组织可以"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世界经济导报"、"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为代表，这批人靠自己学术上的成就或其他事业上成就在社 会上立足，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逐渐形成非官方的精英阶层，而且在这场复兴 运动中也倾向于承认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事实上，这个阶层相当于共产党制度下 生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例如在抵制批精神污染运动时，这个阶层确实表现了其独立的力量。当然，这个精英阶层大不同于西方的绅士阶层，他们在政治上成功的要诀之一就是与党内的开 明派有所结合和融通，可以说，这是中国政治格局的一种新的演变，而这种格局的 形成是和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的。本文尝试对文革的背景、文革期间的社会力量、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作一分析，并探讨文革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何突破，以及对现代中 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　文革背景的复杂性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 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不仅老百姓，整个社会上层也受到了物质匮乏的冲击，连外交部长陈毅都要派专车到农场去找食物。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 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和教育六十条等一系列文件，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 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 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 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左的 运动都被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接过去变成"在后面做文章"的"形左实右"的东西。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当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得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 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从他后来"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在十六条制定前后，毛泽东已经把左的一套东西推到了极端，他本来觉得利用共产党左的本质来号召党心是最容易的。但他的招数屡遭失败时，其政治敏感使他本能地对这一套失去了信心。但他又不甘心当一个被人表面吹捧的人，很希望能找到一条政治出路，使全党和人民从内心真正再拥 护他。他当时对江青的信确实反映了自己这种绝望和挣扎的心情。
但是，毛泽东不愧是挣扎怪杰，他并没有停留于像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一样只 是利用以下红卫兵而已。破"四旧"的红卫兵（所谓保守派）是由党团骨干、干部 子女组成，他们把左的路线推到了极端后，使那些出身不好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 人组成了造反派，这些人是对共产党特权不满的，毛泽东后来竟然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十六条制定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即把专制制度与市 民之间的尖锐的政治矛盾作为一张民意牌任意操纵。一九六六年夏天，中国开始了全国性学生串联运动，这个运动带起了工人运动。工人中一些对党官僚不满的人与 支持政府的所谓"保守派"形成了对立。前者甚至举着"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 、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打倒省委书记ＸＸＸ"的牌子上街示威。当时各级 政府的干部都觉得那种气氛简直和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很多共产党员纷 纷挺身而出，去与这些示威学生和工人作斗争（所谓围攻），以此来表达忠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竟指示党的机关报纸支持造反的学生和工人 。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真是奇突，不过很多共产党员相信这又是毛泽东在玩反右运 动时的那种钓鱼游戏。他们觉得自己更要站稳立场与新右派作斗争。于是在一九六 六年秋，全国各级党组织掀起了一场所谓抓右派、黑鬼的运动，把夏天造反的工人 、学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并动用警察逮捕了一些人。而这时毛泽东已决心利用党官僚与市民的矛盾来打民意牌和人权问题牌。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出席了首都三司成立大会，并支持当时还被大多数共产党干部视为反革命的 蒯大富，首都三司之类的组织与以前由党团员干部串联成立的组织不同，这些组织 的领导人大多被打成过反革命，成员很多是出身不好，对官僚特权有种种不满的人 。毛泽东号召反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其 号召的核心当然是人权问题。十七年来，每次运动都是用打反革命等残酷的迫害手 段来对待政治异己，反迫害和平反的口号无疑是真正能号召人民的。从此，毛泽东开始重新抓到了民心的脉搏。他的成功之处并不是单纯左的经济路线，而是同时也 配合了一个打人权问题牌这种右的策略。至于究竟是毛泽东利用市民运动来搞宫廷 斗争，还是市民利用宫廷斗争追求自己的人权，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也值得史学家去重新研究的问题。不过最奇怪的是，周恩来为什么在这个政治战略转变的关键 时刻，会代表毛泽东去实施其新的战略？究竟是周恩来不懂这样做其后果会使社会 主义政治产生历史性的转折？还是他心里很清楚，而愿意帮助毛泽东玩新的权术？ 周恩来当时行动的思想背景无疑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谜之一。
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这一转折点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北京的复杂性。毛泽东固执 地坚持五年以来的错误思想造成了文革极左和荒谬的一面，而他在出境极为被动的 情况下，一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常规，从右的策略出发还人权于民，又使他在政治上 更为铤而走险，以致于使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制度危机越来越深。

二，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民意牌"
如上所述，毛泽东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正式调整了自己的新的政治战略， 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帝王思想与列宁 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说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他的意识形态是和自己制定的新的真 正战略相冲突的。由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甚至曾经也 是一个极力鼓吹联邦制度的激进民主分子，当他在党内斗争中极度孤立时，民主总 是弱者最喜爱的武器，于是他在青年时代的那点民主意识和中国帝王笼络民心的权 术相结合，形成了他于一九六六年秋到一九六八年秋所采取的真正战略。但是事实 上，这段时期真正的发展过程并不完全受毛泽东控制，他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发动文 革时他根本没有想到最后实际发生的那种地步。可以说文革并不完全是受毛泽东操 纵的，某些社会和政治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毛泽东，特别是市民对当时制度的 不满。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些社会和政治矛盾。

(1)学生对政治控制的造反
六十年代，全世界各地都有学生造反。但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运动其本 质并不是破"四旧"，而是对严厉的政治控制的一个反作用。任何亲身参加过运动 的人都不难理解当时学生确实有一种摆脱组织控制的快感。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对学 生的控制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特别是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后，这种控制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不但在毕业分配和招生方面的控制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而且还打了 很多学生反革命集团。大学里划了很多内控的学生右派，在他们的档案里记载有自 一九五九年以来，他们对党的政策的不满言论和对西方文化的向往等"黑材料"。 在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中，这些"黑材料"成为学生造反派攻击的一个目标。学生 们打着毛泽东反迫害和要平反的旗号，查抄了大批这类黑材料，并将其烧毁。
中国文革运动中的学生运动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干部子女和党团骨干为 主的红卫兵运动。这个红卫兵运动除了有把毛泽东的路线推到极左的一面外，（例 如破"四旧"，迫害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和知识分子等）也有要求某种自治权的 一面。他们发起独立于党之外的政治组织－红卫兵，就代表了这些学生政治自治的 要求。另一类就是受红卫兵迫害的所谓"黑七类"组成的造反派。他们中间有四九 年以来中国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有被当时的中共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学生，有在 围攻初期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等等。总之，他们的共同利益是"造十七年所有政治 迫害的反"。众所周知，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构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问 题，很多共产党的官员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迫害异己，组成了不少对立面。这些在 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在文革初期大多不敢乱动，害怕毛泽东"放长线钓大鱼"。但 自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和"七月武斗"以后，老百姓自祖政治组织的自由已 经成了一个即成事实，所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各种打着反迫害旗号的组织先 后出现，其中首迫害的知识分子是最活跃的一群。这种形左实右的政治参与是中国 文革中的学生运动与西方学生运动大不相同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另外，当时中国的学校招生制度的特点也使文革学生运动具有很强的造反性。 中国在四九年革命后的招生制度一直没有采用苏联式清一色政策。除对所谓"杀、 关、管、逃"的子女有录取限制外，对一般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很大限制。唯一的例 外是留苏学生的录取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因此当时的留苏学生的成份与文革后期工 农兵学员的成份很类似。但在普通大学生中，出身不好的比重并不低于所谓三部份 人（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的子女）。由于大学招生成绩是主要标准，所以知识分 子子女在大学占优势，而这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前辈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国民党 官僚，甚至是旧时代的名门望族。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后，为什么北大等高等学府 都形成工农学生孤立，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的呼声占上风的局面，其主要原因就是 五十年代的招生政策使学生中出身不好的人占了优势。而这种政策与共产党在四九 年革命时容纳了大部份老知识分子有关，这是与苏联革命时老知识分子大量外逃不 同的。
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现招生对党阀的支持是有限的。经过镇反、肃反、 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等各次政治运动后，许多知识分子从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 者变成了反对者。所以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招生政策基本上是贯彻阶级路 线。但是六□年的经济总崩溃使毛泽东的这一政策无法继续执行下去。一九六一年 刘少奇下基层调查时接受了知识分子的意见，决定废止"考父母（即看成份），不 考学生（不看成绩）"的录取政策。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国执行 了一条比五十年代更彻底的"才能第一"的录取政策。这几届中学生、大学生的成 份以知识分子的子女为主。这部份人的素养很好，本能地具有人文主义的倾向，而 且很有思考能力，以中国当时的政治标准而言，他们的本质倾向是右的。这部份人 曾经是文革中学生造反派的骨干力量。
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开始后，毛泽东重新强调招生的阶级路线，从这时起，重 点学校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成份急剧变化，工、农和干部子女的比例迅速上升到百 分之八十以上。我们不难发现，文革中学生的保守派往往正是由这批人和党团骨干 组成。这段时期由于严厉执行阶级路线，造成了出身不好的学生及教职员的心理恐 慌。很多所谓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时产生的。共产党一方面镇压这些" 反革命集团"，有的被逮捕，有的在毕业分配上受到公开歧视，另一方面采取"重 在表现"的政策，用录取个别出身不好的人来安抚不满。这段政治迫害的历史成了 文革的动力之一。那些受迫害的"反革命"学生及"内控右派"学生是文革中最积 极的造反派。奇妙之处在于，这些造反派在文革前是毛泽东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但 在文革中，他们又是毛泽东反迫害的政治路线的支持者。这当然不是造反派的本质 倾向变了，而是反映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有严格政治战略的大转变，这个大转变突破 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 个转变并不单纯是毛泽东在极为被动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而是中国现代政治 中上层知识分子成份变化的一个结果。被中共所容纳的大部份老知识分子，他们代 表了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人文传统，在各个关键时刻他们都会法会政治作 用。例如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之风刮到中国时，他们就利用共 产党整风来呼风唤雨；一九六○年中国经济大崩溃时，他们又利用刘少奇的改革， 在教育系统掀起全面复旧，而这些活动最根本的影响即使招生制度的改革，这直接 影响到了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份；一九七六年以后，他们又一次影响了中国的招生 制度以及与西方的关系。例如这些老知识分子利用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他们中很多 人三、四十年代在美国的到学位），使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在短期内达到数万人之众 。很显然，这批新的留学生又决定了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份。老知识分子冲从自 己的经历中可以体会到招生制度对知识分子成份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成份对中国前 途的影响。由于现代知识分子有鸡生蛋、蛋变鸡的加速趋势，因此招生制度对中国 政治的影响几乎是举足轻重的。文革前中国招生制度的波动无疑与文革中的学生造 反运动有因果关系，而且也会继续影响目前的中国政治。正因为这种影响是不可逆 的，所以招生制度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政治问题。

(2)知识分子运动
中国的知识分子丛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到年底一直是受迫害的，但到"一月 风暴"前后，他们开始利用毛泽东让普通老百姓自组政治组织的机会，串联起来为 自己平反翻案。有的参加社会上的造反组织，有的组成　文艺界或教育界的造反组 织从事　造反活动。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初，　这类活动有过一个高潮， 这就是所谓"红色狂飙"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由文艺界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发起， 借贯彻江青批判"五十天"（五一六通知到七月）和十七年的口号　为名，要求为 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一些受批判的有名作家甚至用自己的稿费积蓄为这一运动 提供财政资助。但是这个运动不久便由江青亲自出面镇压下去了。
除了文艺界外，各单位的许多右派分子在文革中也起来闹翻案。他们有的标榜 自己是最早的"老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批判"苏修"，批判当地共产党组 织的领导，或批判刘少奇。他们往往有意混淆一九五七年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和一 九六六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所以这些人是有意利用毛泽东的宫廷斗争来追求 自己的人权的。虽然右派分子在文革初期大多不敢妄动，但是各级领导总是把他们 打成造反派的"黑手"和后台。直到一九六七年夏天前后，右派分子才在全国各地 互相串联，进行有组织的翻案活动。例如北大的一位学生右派把五七年打右派的内 幕写成一份类似小说的油印传单，揭露系党支书利用反右打击自己的情敌。又如湖 南的一位女右派在她所属的造反派组织小报上写文章，说明当年她因"反苏"被打 成右派的经过。这类有组织的翻案活动仅得到造反派中的一些所谓"极左派"的支 持，有些造反派和保守派一样积极参与了打击右派翻案的活动。由于毛泽东、周恩 来以及刘少奇派的人在不准右派翻案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这类翻案活动很 快就被消灭了。作为文革中的一种社会力量，右派分子的政治活动很有特色。他们 的意识形态往往很右，但公开站出来发表的观点却很激进，有时甚至说自己是最反 刘少奇、最早批彭真的人。显然他们是有意利用刘少奇、彭真等人都积极打过右派 这一点，为自己的造反涂上合法的色彩，与其说是不得已的跪着造反，不如说他们 是在利用共产党的矛盾来批判共产党。正如大学中保守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谭立夫所 说："他们是看共产党的脸，看共产党干部犯错误而幸灾乐祸"。当时林彪有一个 按路线排队的讲话，其中说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派不能只看出身和过去的表现，而 要看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站在那一边。所谓批"资反路线"就是毛泽东 、林彪打民意牌来攻击其政敌的新政治战略。很多右派分子看到这份讲话后大受鼓 舞，决定介入文革，支持毛泽东的新政治战略。

(3)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
文革发动时，毛泽东除了时而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之外，主要还是利用 党内红区老军人力量对彭真所代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势力的不满，来整肃刘少 奇的"白区党"。当时很多军人对彭真的垮台幸灾乐祸，因为他们早就对他耿耿于 怀。在地方，由于各地大多是南下的军人势力占上风，所以地方的军人利用文革整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原地下党的情况很普遍。从政党斗争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文革 中党内的斗争一条主线是红区党所代表的农民势力与白区党所代表的四九年前的市 民知识分子势力的斗争。而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正好与此相反，他是利用白 区党来整红区党中的高岗、彭德怀的势力。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后，全国出现了共产 党内的在野派人物支持造反派反对在朝派的趋势。十六条公布时，彭德怀就高兴过 一阵子，他的警卫员写的有关他的传记说，他当时希望利用大民主的机会向全国人 民说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真相。而且凡因彭德怀事件受到打击的党内右派分子 在文革中不但大量地参与了造反派的活动，而且有时也渲染早就是反对刘、邓路线 的。他们的行为很像党外右派，用造反、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迫害等激进 的口号掩盖其政治观点。文革前，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是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党 内的在野派在失去其政治地位后，虽然在社会上仍然以特权阶层的面目出现，但很 少再有政治影响。而文革中党内在野派直接参与社会上的准政党很多，这在共产党 执政的政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他们的政治活动来说，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政治 政党的一种突破。党内在野派党外右派这两股社会政治力量是毛泽东在利用学生和 工人运动时出现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两股力量，他的主要倾向还是压制，在文革 戏剧性的变化中，这两股力量也是最早被消灭的。

(4)工人运动
文革中形成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无疑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 突破。在文革前，社会主义国家只会有零散的工人、学生骚动事件，形成触及每个 人灵魂的工人和学生运动，文革是开了先例。工人造反的矛头最早都指向本单位的 当权者。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当权者大多是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为了削弱刘少奇的 势力，在公交系统设立政治处时所派去的转业军人。很多工人留恋六四年计件工资 制和奖金制，而对这批突出政治的当权者怀恨在心，不但对他们的激进政策不满， 而且对他们突出政治、执行阶级路线所造成的种种人权问题不满。文革时期，中国 的基层单位有两批干部，一批是六四年前的业务干部，一批是六四年各单位成立政 治处后从军队转业的干部。文革开始时，刘少奇派的工作队往往是利用这批军队来 的干部批六四年前的"修正主义"干部；但工人自发造反时，矛头指向的很少是业 务干部而是那些民愤极大的"政治处干部"。
由于工业界的各级干部平常只对上级负责，并不真正对企业负责，所以各单位 的上级机关在文革中对下层的行政控制一放松，工人造反派的经济要求马上提了出 来，工人纷纷停工停产，其结果造成了真正的经济灾难。一九六七年初，中国出现 了很多全国性、行业性的工人组织，例如全国的"红劳工"代表临时工、合同工的 利益；"红战士"代表保姆、佣人的利益；"红旗军"代表代表工厂中的复员退役 军人的利益等等。特别是"红劳工"、"红战士"这类组织有点像西方的工会，其 注意力主要在经济利益方面。还有一些代表一九六二年大批下放的职工利益的组织 。这些职工在经济恐慌时，自愿或被迫城市户口和职位，回乡务农。六四年后他们 又陆续返回城市，要求恢复市民身份和职位。
虽然从一九六六年底开始，全国各地的工人组织向当权者提出了增加工资等经 济方面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和国务院以反经济主义妖风为名压制 下去了，全国性的工人组织也相继被取缔。后来工厂工人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本 单位的派系斗争（有的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转变为造反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

(5)变相的政党自由
一九六七年初，当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以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并允许普通老 百姓向政府机构注册登记自组政治组织后，中国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出现了 短短两年的变相政党自由，而且人们也的确有选择参与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自由。 也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及时提醒毛泽东："全国性组织像政党一样出现了"。文 革前，貌泽东严格地实行党禁，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为首分子都要以反革命罪名被 判处十五年徒刑或死刑。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活动控制之严格是世界上鲜知的。这可 能与共产党自己推翻国民党的经验有关。但毛泽东一反常规，在文革中变相地开放 了党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稳握军队和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使他当时成功地实行了 打民意牌的政治战略。他清楚地知道，民众对党官僚的不满可以由他引导到对自己 有利的党内斗争方向上去。不过，在一九六七年初他对此信心并不太足，因此他马 上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取缔全国性组织，在全国揪了一大批反革命集团并对其进 行镇压，这就是史称的"二月逆流"大镇压。这次全国性镇压至少打了二十多个大 型群众性的"反革命组织"，拘捕了二十多万人。年纪大一点的老百姓都觉得这次 镇压比镇反时的行动规模还要大。但这次镇压并不十分奏效。由于已经形成了全国 性的工人、学生运动和政治派别，这次镇压激起了大多数群众的反抗，不但被关的 人进行了绝食等抗议活动，同一组织的监外成员又重振旗鼓改换名称继续进行政治 活动。而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一方面被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文革的攻击 所激怒，另一方面发觉限制全国性组织后，政治的地方化可以使他在没有共产党的 组织时，分别与各省政治派别谈判来控制局面。很有意思的是，全国性组织被取缔 后，在这种政治地方化格局中，虽然各政治派别的政治观点仍然是全国性的，但当 局镇压某省的一个组织时，其它地区同一观点的组织也不敢联合起来反抗。例如镇 压武汉的"百万雄师"时，同一派的湖南"高司"就不敢表示同情。这大概是毛泽 东能控制变相政党自由的秘诀之一。
一九六七年春天，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又重新下决心利用"二月 逆流"造成的人权问题继续向党内保守派发起新的攻击。到了六七年的夏天除全国 性组织之外，在"二月逆流"中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平反。各地 民众敲锣打鼓把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从监狱里接了出来，并给他们戴上英雄式的 红花。这个从由被迫害的激愤所形成的一种半合法的社会思潮和势力，到靠自己的 斗争终于获得平反的过程，可以说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平民百姓实在是太激动 人心了。从此以后，所谓反革命概念的神秘性不再在中国存在了，政治制度的权威 性也开始动摇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所谓信仰危机正是在这种长期政治冲突和黑 暗中逐步形成的。
在这个一反一复的过程中，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和可悲的角色。他以有 机会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对造反派进行镇压，如果毛泽东需要的话，也会同意他的做 法；但毛泽东不需要时，又会把周恩来推到前沿变成带他向民众示好的替罪羊。不 幸的是，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周恩来受毛泽东之 命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结果又造成了严重的人权问题。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毛泽东竟然再一次打人权牌－用平反的手法，将周恩来置于极为危险和被动的地 位。
从毛泽东队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多变的态度可以看出，"反迫害"和"平反 "始终是他对付党内保守派最灵的一张政治牌，而打这张政治牌成了毛泽东的政治 风格。一九六七年夏天反"二月逆流"他是打这张牌；一九六八年三月批"复辟逆 流"他也是打这张牌；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他还是打这张牌。他渐渐体会到党 内保守派最难改的习惯就是对政治异己搞报复迫害，而每到紧急关头能使他与保守 派斗争中号召人心的只有这张牌。很客观地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权 问题，毛泽东的文革只会到破"四旧"为止，不可能造成后来那样大的政治震荡。 所以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弊病和当时的政治权威对下属人民进行政治迫害的嗜好 ，是应该与貌泽东一起对文革带来的灾难负责的。

(6)文革中的"异端邪说"和极左派
自组政治组织的自由最后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六八 年各地出现了企图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所谓"极左派"。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希望用新的政治观来解释文化大革命，而不再满足于"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官方学说。他们指出中国新的高薪特权阶层的问题，呼吁中 国需要重新革命，并提出真正实行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民主等观点。这些人很像苏联 、东欧国家内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执不同政见者。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有北京大学" 共产主义小组"，湖北"北斗星学社"，上海"支联站"。湖南"省无联"以及山 东的"十月革命小组"等，这些"极左派"组织后来都被一一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对各种"异端邪说"的镇压一方面是因为群众性政治自由导致了文革的发展有 可能会脱离毛泽东利用人权问题搞宫廷斗争的轨道，另一方面是一九五九年的经济 大崩溃造成的秘密政党活动在文革中又活跃起来了。这使得毛泽东最后决定暂时停 止打民意牌的政治策略。
文革中的秘密政党非常活跃，主要有亲苏倾向的劳动党，亲西方的民主党，亲 台湾的反共救国军，以及农民会党性质的一贯道等。因此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 的"清理阶级队伍"、"九九运动"，一直到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文 革出现了又一重大反复，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派联合起来重新支持基层的保守派 ，对文革中的造反派进行全面镇压。毛泽东从右边打民意牌的策略就此结束，他从 新恢复党的左的本质，强调阶级路线，解放各级干部，并以党团骨干、保守派的群 众作为党的社会基础。这一连串镇压造成了比"二月逆流"更严重的人权问题，特 别是一九七○年，中央将杀人的审批权下放到各省，枪毙了大批政治犯。其中很多 没有确凿证据，只有从事政党活动嫌疑的人也被当作政治隐患而遭杀害。林彪事件 后，又来了一个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凡是在文革中造过反的都受到了严 厉打击。
值得强调的是，一九六七年夏天以后，毛泽东自信已完全能够操纵造反派，而 造反派不但口头上拥护毛泽东，实际倾向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但是"造十七年的反 "与造共产党的反并没有绝然界限，所以十七年来一直受压的国民党人士、民主党 派人士、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纷纷活跃起来。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下决心镇压这些异端。事实上，毛泽东只是发动了一个没有结果的造反异端 ，而没有真正形成在上下层有合法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平等竞争局面。这众所谓造反 也是以恶对恶，迫害曾迫害过的人，它当然只会带来新的暴政。但文革与以往的革 命不同的是，它不是一个新老暴政的交替，而是毛泽东匆支持造反到镇压造反的政 治策略上的否定之否定。很显然，如果他任造反派发展下去，被推翻的国民党势力 和右派等的平反问题都会自然发生，而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合法性是不容挑战的， 作为倾向于这种挑战的党外任何被镇压的政治力量自然也绝对不能平反，很可能引 起动摇他自身权威性的任何异端邪说都必定被镇压下去。例如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他 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即清查出超出他所能容许的造反范围的执不同政见者），他 说"文化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到了一九七一年他和周恩来派 联合起来彻底镇压造反派时，他又说"五一六"（造反派的别名）"是和国民党一 样最大的反革命"。从这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国民党以及其它政治势力进行压迫的 合法性实际上也决定了问个不可能有所谓的民主色彩。

三、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后果及其意义
真正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所突破的文革只有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八年 上半年的短短一年多时间。而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痛恨的文革黑暗时期，主要是这 之前的红卫兵运动和这之后的军事管制和半军事管制下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包 括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农村，许多共产党的领导被监禁致死，大量的政治犯被 枪毙，社会上派系斗争导致的政治报复等）。但是真正的造反派运动是发生在这两 个时期之间，造反派运动的本质是反迫害的，在这个运动的前后，造反派都没有权 力，因为前后两个时期都是残酷的真正迫害最盛的时期。这些真正迫害是直接由军 人和保守的真正官僚相结合推行的。当然，力是倔不悔抹去在造反运动中那些不良 分子所干的打、砸、抢、抄的恶绩，但对整个造反派到底给于什么样的历史评价， 这也许是中国未来政治家仍可利用的一张牌。
在我看来，文革的灾难主要应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病负责，应由党是 中共当内的当权人物历次所搞的政治迫害负责，而貌泽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 年支持的造反运动却突破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今后的政治演变有了一种内 在的动力机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开了人权问题和民意牌的先例，把党内的权力 斗争向社会开了门，因而使这个制度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挑战。毛泽 东在文革后期使党内两派并存下去，他自己超越于两派之上，见风使舵，施展平衡 手法，从这方面而言，他确实通过文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从一九五九年后的被 动转为主动，用搅混水的办法，形成新的党派结构，使得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和周 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都要通过他来与对方打交道。当然，这只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暂 时的权力结构，他在接班人问题上还是彻底失败了。
现在的一般舆论谈到文革，总是以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作为其时间 标志，而且一概加以否定，这样往往使文革成了一段混淆不清的历史。我认为就中 国市民的情绪而言，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打人权牌时。他们是 真正支持毛的路线，并对刘少奇的倒台兴高采烈，而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以 后，毛泽东、林彪重新与党内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时，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受 害者，他们开始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所以说，中国市民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 ，也是文革后期党内保守派和军人联合专政的受害者。以上这个说法自然涉及到文 革的分期和定义的问题。按我的想法，文革应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一个是批判"三 家村"和破"四旧"时期，这是毛泽东将党的政治路线推向极左的时期。在这一时 期里，中国市民是受害者；第二个时期是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这是 毛泽东、林彪打人权问题这张牌的时期，也就是周恩来后来说的"形左实右"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市民是积极参与文革的自由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迫害； 第三个时期就是毛泽东联合和依靠党内保守派与军队镇压造反派运动，企图恢复文 革之前的政治秩序，这个时期对中国市民的创伤最大，他们对文革的反感也最深。

四、文革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政治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深。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可以 说是受了苏共社会主义民主化和赫鲁晓夫改革的影响。毛泽东当初发动整风运动时 并不是真的放长线钓大鱼，二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知识分子真的支持党的政 策。后来他发现情况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于是才停止搞大民主，采取了紧缩政策 。反右运动后出现了经济大崩溃，从此开始，毛泽东最大的心病就是害怕重踏斯大 林晚年之路。这一精神压力终于导致了他发动起文化大革命。所以说文革的爆发在 某种意义上是苏联政治制度失败的一个间接产物。毛泽东晚年基本上是奔忙于突破 或保持苏联式政治制度之间。他想要不重踏斯大林的老路，就必须突破苏联的政治 制度，但是这种突破却又与他的基本政治素质和理想相冲突。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 便是中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政治大幅度波动的主要根源，而文化大革命几乎使这 种波动的形势固定下来了。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特点，那就是政治空 间的一元化与时间上的多元化相结合的格局，也就是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空间内，政治是高度一元化的，而在寻求政治制度的突破和进行政治试验的时期， 其一元化的政治局面是极不稳定的，所以形成了时间上的多元化（波动）。中国人 已经习惯了这种政治特点，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已不会使中国人太吃惊 了。在每次波动中，任何人都不敢也不可能反抗政治潮流，而任何政治潮流的受害 者都已把其希望寄托于下一次的波动。
但是，以上这种奇特的政治格局并非是永恒不变的。由于文革中不仅广大市民 受到迫害，中共党内一大批政治领袖也受到了伤害。因此当这些政治家在后来的政 治波动中被再次推上权力中心时，他们有意打破以往的政治格局。所以在邓小平复 出后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空间有了多元的趋势，而时间上的多元，即 波动的频率，已减少。我认为邓小平复出后所创造的新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文革对 中国现代历史的最大影响。
形成这种格局除了政治领袖的个人作用外，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市民对革命 民主主义的本质有了很透彻的认识。十年文革后，人民群众都普遍有一种"反革命 "的情绪，至少是对革命厌倦了。在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中，真正活跃的人大 多是文革中还不太懂事的年轻人，文革中的造反者在民主墙运动中都没有多少活动 ，而他们中许多人在后来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却是真正的活跃分子。他们这些人不仅 活跃于学术界、文化界、经济界，甚至也在政界发挥其影响。这些人在改革中扮演 的角色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文革的教训，已经认识到专制和政治迫害必然引起革命 ，而直接的革命民主一定会带来新的暴政，革命与暴政是非民主政治的双胞胎，是 一种恶性循环的政治结构。
二十年过去了，文革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目前仍难全盘估计，但至少他对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破是非常明显的。在不久的将来，史学家们还会严肃地面对文 革暴露出来的社会政治冲突和制度缺陷等问题。但那时候大家不会再争论在文革中 谁错谁对，不少人会承认谁也没有掌握所有的真理。今天很多骂文革中迫害过自己 的人，他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在文革前搞了多少政治迫害。现在谁都说自己在 文革中是被迫害的，但谁都不反省自己对别人的迫害。如果谁都认为自己迫害别人 是有理的，那么政治黑暗永远也不会结束。很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文革前中共党官 僚对市民的政治迫害，毛泽东也不可能发动起这场革命。所以我们有必要从这点去 重新思考文革的教训，通过这种思考，也许我们真的有一天能找到不同政治派别和 平共存、平等竞争、禁止一切政治迫害的新秩序。这样的话，中国就可能真正长治 久安了。

□　原载于《知识分子》Ｎｏ．４（１９８６）

cxdo

有道理啊！作者非常有思想。

yangharrylg

此文是转载于《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4年第227期。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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