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 五七干校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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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谦
来源：百年潮
来源日期：2006-12-5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出现在世人面前。

五七干校产生的现实原因

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尽管在报刊宣传中五七干校的成立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它的成立首先是满足大量精简干部的迫切需要。19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建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泽东提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据此,各级革委会成立伊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裁并和人员精简。例如,1968年初,河北省革委会把原省委、省政府全套机构精简为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组(部),工作人员仅为80人。同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肯定该县革委会把机构压缩为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四个组,把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再次对精简加温。1969年7月,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精简方案中提出,国务院所属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竟然是使多数机关干部成为多余人员。
当时之所以下放那么多干部,一方面是精简使原有机关容不下多少人,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则是许多人已经失去进入新生政权的资格。经过“文化大革命”前期激烈的揭发、批判、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反复审查,上层建筑各部门许多人都难免戴上了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有“历史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类的帽子。按惯例,这些人是必须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再加上派性争斗的失势者及动乱中大量的挟嫌报私之类行为,精简下放的队伍更加庞大。
如此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必然要求空前规模的干部下放——不管它以什么名目和形式出现——与之相配套。当时比较普遍采取边精简、边撤并、边下放的办法。有的是让他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或基层进行各种运动;有少数人被派到基层充实领导;有的采取举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多数人分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
1969年初,某省革委会开始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到当年10月25日,全省机关、厂矿、财贸、卫生和其他事业单位共下放3万余人,其中到五七干校的有1.3万人,到农村插队劳动或蹲点劳动(以劳动为主,结合搞调查)约1.5万人;下放当工人的约有3000余人;结合劳动搞斗、批、改的近千人。此外还有百余人去当售货员和赤脚医生。某省一专区直属机关及各县直、社直机关,总共下放干部1.5万余人,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1万余人,办五七干校的5000多人。
五七干校的创办及在短期内大范围普及,还有更为广阔的背景。从1968年下半年起,为安置大学停办、中学停课却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数百万中学生,各地均已开始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中城市又开始动员城镇居民“到农业第一线去”。此外,1969年,由于苏联军队接连在中苏边境挑起流血事件,全国立即展开全面的战备动员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疏散人员。这几方面的因素汇集起来,使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高潮。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全国性的大背景下,各地的干部下放显得十分紧迫和仓促。
正是因为满足了这样一种安置干部的迫切需要,同时也符合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得到高度肯定和普遍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10月5日,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发表后,按照惯例,全国各地纷纷敲锣打鼓,连夜上街游行、集会,张贴热烈欢呼和表态的大字报。各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落实计划,坚决贯彻执行。黑龙江省召开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全省县以上革委会都要有自己的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大批人员赴柳河参观学习、取经。到1970年9月,全国来参观的已达1300多个单位,1.8万人次。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截止到1969年底,河北全省共办五七干校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其中省直1.2万人。
在这种热烈的场面后面,有许多无法言明的辛酸和苦涩。五七干校成立之初所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于往其他地方安排的人员。1968年9月在北京郊区房山县举办的人民日报社五七干校中,学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干部,其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斗私批修”;另一类是有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主要是交代问题、罪行,接受审查”,参加劳动。1969年7月,黑龙江省主管五七干校的部门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原省直机关存在“甩包袱”思想,把大量老弱病残和“有严重问题的人送到干校”。第一批“五七战士”并不奢望与那些仍然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在职干部攀比,他们最为关心的只是“下放干部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在五七干校有没有毕业时间?”

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的理论

五七干校的产生,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下放劳动的传统,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
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时代与国情等各方面的条件,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府靠计划调控一切,国家行政权力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格外突出。这种体制在努力完成赶超战略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由此派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的代价。社会主义各国的执政党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同它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结果都不理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高度重视执政后的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那样激烈、持久、不妥协地反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僚化倾向,以防止党政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毛泽东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他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化大革命”前夕,根据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他甚至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由于时代的局限,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毛泽东也把官僚主义当成旧社会的“残余”,是剥削阶级留下的东西。他认为,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党和政府内的反映。
出于这种认识,为了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殚精竭虑,坚韧不拔,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他还提倡通过“四大”等形式实现“大民主”以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在宪法中加上一个“罢工自由”,以扩大工人群众的权利;设想缩小工资差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尽可能地缩小等级差别,等等。由于认识未能深入到体制层次,他特别突出了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他反复要求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于5月10日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说:“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预计在10年左右,经过几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就会得到全面锻炼和改造。
1963年上半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前夕,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5月20日,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发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单列“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一条,把它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同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四清”运动的要点之一,其中第七条便是“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65年初,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在搞好运动的五条标准中,第三条便是“干部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他具有纲领性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军、民、学等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和批判资产阶级,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赋予干部下放劳动以消灭三大差别、缩小分工等更为深刻的含义。
1968年,当毛泽东认定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时,便再一次把干部下放劳动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国面前,开始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改革国家机关和干部教育的实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

五七干校是根据《五七指示》创办起来的,是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出后迅速普及的。尽管各地、各级、各部门的干校以及其发展各个阶段存在着各种差别,但它们在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上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一以贯之的共同点。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最早由柳河干校提出,即以《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作为办校的方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后来,它又被概括为: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是干部教育的一场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包含三个基本的方面:
“下放劳动”。把下放劳动作为干部“重新学习的根本途径”,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教育方针,是五七干校教育方针的基础和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这一教育方针既是以往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继续,又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队伍的普遍批判、对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强调、对体力劳动具有反对官僚主义和“反修防修”功能绝对化的结果。与以往不同是,在当时的氛围中,干校的“生产劳动”特别强调劳动和生活的艰苦性,特别强调“越苦越累越能锻炼和考验人”,人为地强化劳动强度和生活的艰苦程度。这在建校初期尤为突出。
五七干校基本上是由一些农场改建而来,或干脆就是白手起家,这被认为是干校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建校之初,第一批学员修建校舍,开荒筑路,围湖造田,备极辛劳。中央办公厅干校提出,要创造一切条件,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学员打硬仗,打苦仗,让学员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自找苦吃,自找压力,自觉磨炼。下了火车,不问吃的,不管住的,1600名学员拿着工具直奔江西贤进县青岚湖边,开始围湖造田。学员们整天穿着湿漉漉的棉衣,在水里泥里艰苦劳动。仅用20多天时间,修了一条4300米长、填了34万土方的围湖大坝,用18个月将一片湖底改变成5500亩稻田。他们自己采石盖房,在40多度的高温下,上面烈日晒,下边热石烤,手臂被铁锤震肿,后背晒起了层层血泡,两年共打红石88500多块,不到两年建筑了9100平方米的房屋。7月份的的“双抢”时节,天最热,劳动强度也最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弯腰90度,胸怀五大洲”。在插秧时开展“50米不抬头,350米不直腰”的竞赛,以至有的人遇到田埂时已直不起腰,只能爬过去。
按照柳河干校的模式,各干校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头上,去经受考验和磨炼,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征开荒,拦河筑坝,住窝棚,吃野菜,爬大山,过沼泽”。“春寒时下水育秧,酷暑中抢收抢种,泥泞路上拉车送粪,暴风雨里防洪抢险等等,都是学员锻炼的好机会。大家在战胜苦、累、脏、难、险的斗争实践中,磨练革命意志,转变思想作风,学习生产知识。”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时,“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春夏之季,“秧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而在雨里又得穿棉衣”,每天“要走30里路,快速地插一遍秧,在水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
当时,这样高强度的劳动被认为是密切联系群众、改造世界观、克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劳动是艰苦的,也正是这样艰苦的劳动,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达到了“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的目的。建校之初,学员们或是服膺劳动能净化灵魂、纯洁道德、反修防修的道理,或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表现以期早日解脱,纷纷努力劳作。文化部干校的学员因此被当地农民称为“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
与这种劳动相配套,许多五七干校成立之初,都提出了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办公厅干校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1969年建校当年,就收获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口,达到平均每人每月45斤粮,半斤油,2斤肉,30多斤菜,实现了粮、油、棉、肉、菜五自给,并提出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
学习与运动。根据《五七指示》中“批判资产阶级”的要求,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七干校还进行了各种各样、不间断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以此为中心,安排了各种理论学习。
五七干校虽然建在农村,但也必须像城里一样频繁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加之干校建立之初安置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他们把一些本应在原单位、在城里进行的运动带到干校,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整党建党、落实政策等等。其中的一些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初建时的文化部干校 ,“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
与这些无休止的运动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路线分析”。柳河干校的“路线分析”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史,进行两条路线上的“忆苦思甜”;二是围绕办校的方向、道路,抓住倾向性问题,进行群众性路线分析;三是采取“一言一行一对照,一事一议一飞跃”的方法,引导学员就下放劳动中表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开展经常性的路线分析。一时间,干校路线分析风行一时,出现了“路线斗争无小事,小事之中见路线”,“言必谈路线,行必见路线”,“从阶级斗争中查革命大节,从生活劳动中查方向,从生活小节中查精神状态”等许多口号和说法。日常工作、生活中一些小事被看成是政治方向甚至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上纲分析,搞得人人提心吊胆,谨小慎微。
五七干校初期的学习,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运动进行的“天天读”式的学习。1970年前后,干校陆续由安置干部转入轮训干部后,学员成分已主要是在职干部或一些基层理论工作者,学习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习由“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方式,发展为比较有系统、读原著、课堂学习;学习的时间有所增加,学习和劳动的比例要么是一半对一半,要么是学习时间略多一点。1974年后还强调五七干校要开办短期轮训班,“积极为基层培训理论骨干”,“注重培养一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
五七干校的理论学习带有强烈的运动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这就是“坚持把组织学员认真看书学习和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当时各种名目的运动所决定。如1970年至1971年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时学6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批判林彪的“先验论”;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声称“五·七干校是批林批孔的重要战场”,“坚持办好五·七干校,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1975年又提出干校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到1976年,干校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声称“批邓是办好五七干校的动力”,等等。
插队锻炼。干部虽然在五七干校里学习、劳动,但仍未能直接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为弥补这个缺陷,干校坚持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使学员在接近工农群众中学习”,“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进行社会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不论是长期班还是短训班,干校都组织学员定期到农村插队一段时间,进行社会调查,请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作忆苦思甜报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向社员宣讲党的有关政策,与他们共同进行大批判。
除了以上三项基本的教学内容外,五七干校强调干部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生产劳动,以期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为此,干校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按部队建制以连、排、班为单位编队,设置各种条件使学员的生活接近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在干校学习劳动,破除了等级观念,不搞特殊化,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过着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有的文章赞美说:“进了‘五·七’干校,有千个变化,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这种火热的战斗生活,同志间团结互助、亲密无间的气氛,使许多领导干部不仅唤起了战争年代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回忆,激发了朝气蓬勃的革命劲头”,“而且进一步破除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平等,消灭各种差别,有的五七干校还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实验。1969年底,柳河干校一些学员自发地要求进行工资改革。他们表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为了使我们柳河五七干校不断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为了把我们培养成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要求立即实行体现我党光荣传统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当然,这种实验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以“斗私批修”为基本纲领,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激进的道德修炼为反修防修的基础。干校的教育方针和劳动、学习、运动、插队等学习内容安排,也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改造世界观,一定要把住要害。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个‘私’字。对干部来说,‘私’字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个‘官’字上。有些干部过去就是由一个‘私’字,追求一个‘官’字,演变成一个‘修’字。‘官’字就是要害。要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就是要狠狠打掉这个‘官’字”。要“刺刀见红,狠斗私字一闪念”。同时,将改造世界观最终归结为解决“三个正确对待” (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问题。实际上,这些经验和总结,更多的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敷衍。学员为了应付过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以迎合当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估计,满足“斗私批修”的需要。

“新事物”与旧思潮

五七干校不仅担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通过干校既要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群关系),又要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已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张扬的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对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的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态度可以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来概括。自近代以来,这种主流传统受到激烈的挑战。章太炎把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表示怀疑,挑战精英主义传统。他从道德标准出发,根据职业区分,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五四前后,“劳工神圣”之风在中国激进的知识界劲吹,19世纪俄国那些穿起粗布衣走向农村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先进的知识分子讴歌“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李达),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李大钊),表达了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在这些激进变革的思潮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出现过某些偏颇。有的用理想化色彩描绘农村和农民,把农村当做净化心灵的道德之乡和精神高地。“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们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一些人在推崇“劳工神圣”和民众社会力量的同时,“把劳动和劳工的概念理解为体力劳动或工农劳动者”,因而在尊重工农劳动者的同时,又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对“念书人”的鄙视。“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读书的,而是“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这些话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所说:“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要做鞋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中,在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的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成功地解决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形势、任务的根本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随之与时俱进。“革命从城市转入了乡村,有一个是否看得起农民的问题;革命胜利了,转入城市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有一个是否看得起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虽几经反复,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在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失误,是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源。“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错误发展到极端。知识分子不仅在实际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更在民间被戏称为“臭老九”,成为“再教育”的对象。
长期的宣传使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一种“原罪”意识,有人甚至被一种道德自卑感所笼罩。一些文化人默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认为知识分子确实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再教育”的理论。反之,一些人以“大老粗”为荣,在知识分子面前,只要亮出“大老粗”的身份,就自觉高人一等,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作为这种错误的派生物,在认识上否认脑力劳动具有劳动的性质,轻视或贬低理论、文化以及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轻视、贬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劳动,直至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比反智主义更极端的虚无主义论调。与此同时,把体力劳动甚至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作用绝对化,把艰苦奋斗歪曲为苦行主义,希望以贫困落后的农村抵制城市舒适生活对人们的腐蚀;认为沉重的、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具有改造知识分子的天然功效,蕴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尽源泉;仿佛这种苦行具有一种反修防修的神力,而贫穷则成为保持道德纯洁、精神高尚的载体,成为“继续革命”的动力……诸如此类的认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把社会分工、三大差别、官僚主义等等问题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和觉悟问题,而这个道德问题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艰巨的体力劳动,通过城市乡村化、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才能解决。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这些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些科学思想被严重歪曲了,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五七干校及当时的许多“新生事物”,只有放在这些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五七干校的衰落

1969年至1970年,各地五七干校相继转入培训在职干部,干校开始由初创阶段进入轮训阶段。1969年8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制定出在职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规划,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学习;各级五七干校可采取长期和短期两种培训形式,分期分批轮训干部。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五七干校创建以来的成果,总结了办校的经验,要求充分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发展方向,把干校长期办下去。会议还指出,当时干校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机关实行“三三制”,干校主要是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机关精简,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干校,有的正着手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单位撤销,全部人员下放到干校。随着“斗、批、改”任务逐步完成,干部陆续分配,干校根据需要适当调整合并,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分期分批,一般每期不少于3个月。学习期间,还要以干校为基地,实行学校与插队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各地干校的参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中,极左思潮受到批判和遏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的境遇有所好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七干校初期的一些极端做法有所调整,环境有所宽松。大部分建校初期来到干校的待分配干部或返回原单位,或重新分配工作;干校成立之初参与领导班子的各种“宣传队”陆续撤出;学员的主要成分已是在职干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干校的生产、生活条件已有较大改善,许多省、市级干校盖起了教学楼和礼堂。一些干校为保证学员的读书时间,缩减了生产规模,招收了青工、农工,建立起专业生产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在办学方针上,对看书学习更为重视,强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著。与此相适应,干校的组织结构有所调整,除原有的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外,又设置了教学组,配备了专职教学人员,学员队与专业生产队分离,生产、教学不断正规化。
随着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五七干校创办时期那层耀眼的光泽开始黯淡了。社会上对干校的作用不那么重视了。不少地方“提出要将五七干校搬回城里去办,有人主张换掉干校的牌子;不少单位向干校输送学员不积极,一般只送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去”。一些干校转入轮训后,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只愿意办短期读书班,不愿办下放劳动的长期班,学期也越来越短。因干校地处农村,城里的各种运动在这里已被淡化,这又被指责为“世外桃源”或“避风港”。
五七干校面临的种种问题很快引起注意并被着手纠正,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一些地方的干校没有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指出“在要不要办干校和如何办干校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斗争。有的单位至今还没有办干校,有的干校劳动时间比机关还少,甚至成了点缀”;号召“领导干部带头进干校很有必要”,强调干校要办下去,要办好,要坚持办在农村,不回城市;要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不搞关门读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等等。1976年5月7日,邮电部发行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共三枚),图案为“认真读书”、“生产劳动”和“插队锻炼”。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及其各种“新生事物”都被人们以新的眼光加以审视。五七干校也不例外。1976年底,中央领导正式提出“要办好各级党校”的问题。1977年4月,中央又提出:“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都要分期分批举办干部读书班。五七干校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党校和干校都应该长期坚持,认真办好”。这种党校、干校一起办的局面立即使干校的地位矮了一截。各种报刊上有关干校的文章骤然减少。虽然此时囿于“两个凡是”的禁锢,干校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但各级党校的恢复使它受到了质疑。干校是作为“旧党校”的对立物出现的,是在批判“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中产生、发展的。党校的恢复不能不使干校处在一种十分尴尬、被迅速冷落的境地。
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兴起后,“两个凡是”的藩篱顿时瓦解。当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称为了加强和提高教育、科研工作,保证教师和科技人员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业务,北京、上海市委分别作出决定,不再抽调大、中、小学的教师、干部和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劳动。同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六分之五”适用于一切科技人员》的评论员文章中说:“党中央反复强调,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中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批评有的单位指定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或分配各种与业务无关的劳动任务,“影响了他们对业务的钻研,对科技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亟需纠正”。文章针对“科技人员就不要参加劳动锻炼了吗?”的质问,尖锐地批评说:“这样提出问题的同志,实际上至今还不承认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在他们头脑深处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扛锄头、抡大锤才是劳动。因此,他们看到科学技术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科技工作,就认为是脱离‘劳动’。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思想。他们还不懂得,科学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正是一种劳动,而且是艰苦的劳动。”
五七干校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一旦社会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它便窘态百出。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的消息中,正式提出:“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

五七干校当初提出以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为己任。一些曾在干校生活过的“五七战士”,每当忆及这段生活时也都无限感慨。实际上,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和突出特点的是五七干校的前期。后期的、比较正规化的干校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干校参加短期轮训的在职干部往往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已不可能对它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五七干校成立之初,尽管报刊宣传中对它充满了美好的描述和热情的歌颂,但这并不能使第一批“五七战士”振作起来,因为他们都因此失去了在职干部的身份。但也有例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严重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躲避单位里无休止的斗争、批斗,反而希望离开城市,到农村、到干校以远离漩涡,求得安宁和解脱。与那些因“问题严重”而继续留在单位里被审查的人相比,“到干校的甚至有一种被从轻发落的感觉”,老作家陈白尘在听到自己已被批准去干校时,竟“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初期的五七干校的确笼罩着一层“与工农相结合”、“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一类理想主义光环,不同于城市、机关的生活也使各类干部受到震动。柳河干校经验中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放羊娃的老干部重新拿起放羊鞭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天下还有多少放羊娃、穷苦人没有解放呵!我怎能革命胜利了就享清福呢?今天赶着羊群爬山涉水,越走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近,越走越觉毛主席亲。”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表示,在干校“打掉了‘娇’、‘骄’二气”,“增加了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己原来“不懂工、不懂农的状况”。郭小川也曾被干校的生活所激动,他在诗中热情地写道: “走在‘五七’路上,就像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畅游。”“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浪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不能说这些感情都是虚假的,确实反映了学员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认识。
以上这些只是五七干校的一面,1970年柳河干校的参观学习小组在中办干校参观时看到了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在田间,遇见不少学员,他们都身着短裤,戴着草帽,穿着背心,或干脆光着膀子,身上披着一块白布单。他们身上晒得黑黝黝的,确实已和见到的江西老表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些人多数年龄较大,见到外人只是笑笑,缄口不语。就是主动攀谈,也不多说什么。”1975年仍滞留干校的郭小川再也写不出对干校的豪迈赞歌。他在诗中写出了另一种豪情:“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受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智清醒,大脑发达”。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书言事,批判江青等推行的极左路线。
五七干校逐渐远去了。但它却在中国一个特定的人群——干部、知识分子——中,留下了一段复杂、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一言难尽、挥之不去的记忆。在这里,他们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在炎天烈日的盛夏和朔风凛烈的数九寒冬艰苦劳作,备尝艰辛;他们或牧牛,或放羊,或饲鸡,或养鹅,或当厨,或采石,或筑路,或盖屋,或伐木,或栽秧,或收割,唯独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他们集体住在简陋的房舍中,集体吃饭,集体劳动,过着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以“五七战士”自称或相称,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实现了平等;他们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在昏暗的灯光下写检查和大批判文章,揭发批判别人或被别人揭发批判;他们屈辱、惆怅、无奈、苦闷、彷徨、怀念,有着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和难言的辛酸和苦涩;他们与家人天各一方,魂牵梦绕,愁肠百结,思之黯然,“一见家书便似痴”(吴祖光);他们虽然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但仍然动辄得咎,“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沈从文);他们因有知识而被轻贱和蔑视,有的自称干校三年与鸭子“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因为“只有鸭子从没骂过我”(陈白尘);他们也曾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收获欣慰:“小试翻天覆地手,白茅换作稻满湖”,歌颂“五七道路宽又广”(臧克家);他们或沉醉于迥异于城市的农村风光,“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王世襄),像隐士般恬淡超然和豁达,或像战士般激情豪迈:“满腔热血,鼓荡着我们革命情怀的飞舟”(郭小川);他们中的多数人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仍欲振作精神,有所进取,继续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沈从文);他们中一些人在逆境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不落井下石,不揭发别人以求自保,不怨天尤人,泰然处之,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坚信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一些人并未因艰苦的生活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渴望,在劳作之余读马列,看毛著,求新知,在与农民、农村的直接接触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这种经历成为他们后来工作中的明显优势;一些人在这所“大学”里实践学习,他们没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人”,却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
“念也‘向阳’,怨也‘向阳’”(阎纲,当年他在文化部咸宁向阳湖畔五七干校下放劳动)。这种复杂的心境和感情,可能比较符合多数“五七战士”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也比较接近对五七干校的评价。毕竟,用一种色彩描述五七干校是远远不够的。
历史已经证明,五七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是失败的。但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不是无的放矢,它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忧虑是深刻的。当然,对这些问题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