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口述史的局限：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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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是当代中国出版社今年一月推出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其中一种。甫一面世，即引起文革史研究者群的密切关注。

　　根据吴德口述整理者朱元石先生所称，对吴德进行访谈的时间是１９９３年的夏天，时吴德已年届八十。“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此后，吴德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话题。两年后的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吴德去世。〔１〕

　　口述是近年史学界应用广泛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对吴德这样年迈体弱、自己已不能动手写作的老人，口述方法对抢救现当代史料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诚然，如口述史的推崇者所言：“当历史学家们从一段距离之外去研究历史的行动者时，他们对这些行动者的生活、观点和行动的刻划将总是要冒进行错误描述，将历史学家自己的经历和想象投影到对象之上的风险：一种学术形式的虚构。口头证据，通过将研究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有利于一种不仅更丰富、更生动和更令人伤心的，而且更真实的历史的形成”。〔２〕

　　惟我们在肯定口述史价值的同时，应该清醒认识到它的局限所在。正如用口述方法研究中国知青史颇有收获的刘小萌先生所说：“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３〕

　　口述史的局限性，在吴德一书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同样存在。吴德一书分为十三部分，本文仅列举该书第一部分“动荡的北京市委”中的数例予以辩析。

一、为什么是吴德？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４〕

　　当时，吴德这样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除北京市外，尚有２７人（还不算各中央局的书记亦可调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吴德？吴没有交代。此外，为什么是李富春打电话？李当时不过是政治局里的二十几人之一（三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方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也不分管中央人事调配工作，这一点，吴德也没有交代缘由。我们今天虽有疑问，但已很难判定吴德所言的真确性。

　　反而，同时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对挑中吴德却有如此说法：“５月２３日，……，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１９３６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５〕

　　李雪峰的回忆，思维上有些跳跃，连带语句也跳跃，但似乎不难解读。“１９３６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是指当年李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吴德任副书记。“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枣园，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情报部驻在地，吴德曾任中情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康生是部长。李雪峰的意思似乎应该是说吴德的人选，他和康生都是同意的。的确，当时李本人的意见非常关键，而康生的作用也不可忽略，他是在南方的毛泽东与处在北京一线的中央核心之间的传话人，在毛那里能说得上话。

　　如此说来，李雪峰的回忆所揭示的高层内幕应比吴德的口述更多一些。吴德的口述其实是他圆滑的官场风格的最好体现，而李雪峰的则有更多的棱角未磨平，这也是李的回忆录全文至今还只能躺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档案柜中的重要原因吧。

　　调自己进京的缘由，相信吴德多少是知道一些的，他滴水不漏，不说就是了，尤其是与康生的关系。这是一种口述过程中的所谓“选择性回忆”，即：对自己不利的事，少提、不提为妙。

二、首都工作组能改组北京市委吗？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６〕

　　吴德这一段有两处重要失实。

　　１、改组北京市委与首都工作组无关。

　　改组北京市委，是批判彭真之后的必然步骤。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９６６年４月中旬在杭州毛泽东处会议时已定调的事情。具体执行，是５月在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决不是５月中旬后才正式组成的“首都工作组”。〔７〕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５月１５日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遵照毛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首都工作组的主要职责为“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远远没有改组北京市委这样大的权力。〔８〕

　　２、关于华北局工作组

　　吴德口述的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的时间、领导人都有些偏差。

　　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的时间是５月１１日，据吴德自己口述，他抵京日期是５月２４日，这中间相距只有十三天，而不是吴德所说的“二十几天”。工作组的组长是李雪峰，副组长是池必卿，黄志刚是率华北局组织的另一个级别较低的工作组进驻北京日报社。〔９〕

　　此外，吴德说王尚荣是首都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疑点也很大。根据《周恩来年谱》有关首都工作组的记载，王尚荣未列为首都工作组的成员，其本人的生平大事年表也没有担任过该职务的记载。〔１０〕

三、有关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个问题

　　“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１１〕

　　这一段话有以下几个问题。

　　１、进驻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组是以何名义派出的？

　　以吴德的说法，工作组由公安部副部长率领，但又以华北局名义派出，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派驻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组名为“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联合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２日到达北京市公安局，这就名正言顺得多。

　　２、逮捕的是什么人？

　　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８》，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决定：对冯基平、狄飞、阎塘、邢相生、吕展、阎前江等实行隔离反省，对李一平、张烈实行撤职反省，派李钊、刘坚夫、程诚、马星五等人到公安局，分别任局长、副局长、政治部主任等职。

　　隔离反省及撤职反省的八人中，冯基平、狄飞此前早已先后调离市公安局。冯基平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４年为市公安局局长（后以副市长或市委书记处书记兼），１９６４年９月调任陕西省委书记，狄飞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６年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后调任公安部十二局局长。邢相生为现任局长，吕展、李一平、张烈为现任副局长（阎塘、阎前江情况未详）。所以，准确地说，逮捕的应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前任及现任负责人，而不全是现任领导。为什么连前任都要逮捕？那只有天知道了。

　　３、回避了本人宣布改组市局领导班子一事

　　还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８》，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日，“市公安局召开干警大会，宣布改组市局领导班子，撤销公安局原负责人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职务，隔离审查”。而据《冯基平传》，这次五千多名干警参加的大会召开时间是在６月５日，由新上任的吴德本人在大会上宣布李钊等人的到任和对冯基平等人的“隔离审查（实为逮捕）”。〔１２〕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关改组北京市公安局这一段，吴德口述所表露的问题，一为史实的偏差，二又是所谓“选择性记忆”，对自己不利的，虽是自己亲身参与的，避之不说则吉。

四、不完整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名单

　　“北京市委５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戌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１３〕

　　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８》，１９６６年５月，增加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兼任市委秘书长。吴德在这里遗漏了马力。

　　马力，调北京市前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文革中于１９７０年３月调离北京市，回河北任省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７１年５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１９７７年后曾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也算个闻人。

　　完整的情况应该是：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书记处，增加了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三人，万里、陈克寒、赵凡为原书记处书记留任。

五、准备拘留蒯大富？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１４〕

　　联系上下文，吴德这里说的是１９６６年六七月间的事，蒯大富此期间已提出打倒刘少奇了吗？而吴德因此还要准备拘留蒯大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蒯大富１９６６年六七月间，还是一个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大学生，远还算不上是什么“造反派”。根据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印的《清华大学大字报选（蒯大富同志的大字报）》，蒯大富等６月１６日写了《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６月２３日写了《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大字报。这两张影响较大的及期间另外几张大字报，矛头都是针对派驻清华的工作组的，根本没有涉及刘少奇的问题。即使是对工作组的领导人叶林，蒯大富等人也没有用“打倒”这样的说法，更不用说要去打倒刘少奇了。６月２４日至７月１５日，工作组在清华开展反蒯斗争，召开了两次批判蒯大富的全校大会，整个７月份，蒯为自己的问题自顾不暇，又何以再能提出去“打倒”谁？

　　７月２９日，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宣布，新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工作组撤离学校。据《周恩来年谱》，周于８月１日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问题，当天，周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了解情况。８月４日，周恩来参加清华辩论大会，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公开为蒯大富等平反。试问，当时周恩来要平反、要亲自接见谈话的蒯大富，吴德怎么能说成是坏人，而且要准备拘留？

　　红卫兵明确提出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派，公开以大字报形式点刘、邓的名，应该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后，吴德说蒯大富在当年六七月间已提出类似的口号，显然是记错了时间，将其向前漂移了至少３、４个月。既然前头的记忆有误，后面的“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以至“要准备拘留蒯大富”等等，以逻辑推理，也难以站得住脚。

六、存疑的“大学工作委员会”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总理指定我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１５〕

　　这段口述，存在几个记忆上的偏差和史实上的疑点。

　　１、一般认为，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是在７月２９日。如《周恩来年谱》７月２９日条目所述，在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李雪峰根据毛泽东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撤销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市委虽已在７月２８日作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但也是在７月２９日大会上才由李雪峰首次宣读的。

　　２、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８》，８月５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成立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说，为了加强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根据中央指示，市委决定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分别设立两个委员会”。据该《通知》所述，该委员会的名称应是“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是吴德所言的“大学工作委员会”，其职责范围也没有吴德所言那么大。

　　３、陶鲁笳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排名于薄一波之后的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此前，他是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孔原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他们的职务级别与吴德不相伯仲，以一个中央正部级高干的身份，是否可能屈就北京市委下属的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大有疑问。另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８７》，丁国钰（原外交部干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吴星峰（原石油部政治部主任）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分别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丁、吴两人此前调任北京市委下属机构的领导职务，倒还是可能的。

七、矫玉山不是“焦玉山”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

　　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

　　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１６〕

　　吴德说得并不对。钓鱼台没有“焦玉山”这个人，只有矫玉山。矫焦虽同音，但却把人家的姓氏搞错了。

　　矫玉山当时在钓鱼台薄有名气。他原是王力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副部长时的秘书，〔１７〕后随王力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惟在１９６６年冬吴德被吉林造反派揪住不放时，矫应该不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组长。

　　十分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内情的王力对其办事机构有此回忆：“十一中全会后，文革小组建立制度，从各处调人。要我兼办公室主任。没干几个月，到六六年十一月就不要我当了，改由解放军报的宋琼为主任。后来不到两个月，宋琼又被江青打成‘胡痴小集团’，也就不要办公室了，叫办事组。没有头，就要王光宇负责事务。他是马列研究院的一般干部”。〔１８〕

　　而时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后来对矫玉山也有更详细的回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１９６６年５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１５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２４小时不停地连轴转”。穆欣还说，自１９６７年１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凌晨，矫玉山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江青下令以‘特务’罪名拘捕，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被‘审查’了七年半之久，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６日方获释出狱”。〔１９〕

八、吴子牧与“天津矿治学院”

　　“再讲几件事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２０〕

　　吴德这段口述既有史实上的偏差，也有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的不明晰之处。

　　真实的情况是：吴子牧（１９１４－１９７０）江西宜黄人。１９３８年在延安加入中共，建国前曾任辽宁省委秘书长，建国后调到高教战线，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出任校址在天津的中国矿业学院副院长。１９５３年，学院迁至北京，改称北京矿业学院，吴随校到京，历任副院长、院长、院党委书记。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调外交部准备出任驻外大使，未几，文革爆发，未能成行。〔２１〕

　　吴德的口述，将在天津的中国矿业学院（后迁京改称北京矿业学院）误为“天津矿冶学院”了。此外，吴德的说法似乎使人觉得吴子牧是文革前夕或文革中才调北京市委的，其实吴子牧早在１９５９年已任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文革前夕已调外交部。吴子牧在文革中的具体遭遇我们尚不大清楚，但即使有学生要揪他，也是北京矿业学院而不是什么“天津矿冶学院”的学生。

　　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两种办法。其一是口述者怎么说，整理者就怎么记，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其二是整理者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作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笔者赞同后一种办法，因前一种办法得到的往往并非是信史，而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所用的恰恰却是前一种办法。以本书的整理者所处的位置，其实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可以将口述素材与历史档案相互补充印证，即使如吴德自己所坦言“我的记忆不行”，〔２２〕整理者也可用注释加以补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可惜，整理者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一种办法所得到的口述纪录，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注释：

〔１〕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前言部分。
〔２〕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９３。
〔３〕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页１３。
〔４〕同〔１〕书，页３。
〔５〕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回首文革》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３第二版），页６０６。
〔６〕同〔１〕书，页４－５。
〔７〕〔８〕《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３０－３３。
〔９〕《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１－１９８７》（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３１２、３１４。
〔１０〕《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页６５０。
〔１１〕〔１３〕同〔１〕书，页５－６。
〔１２〕《冯基平传》（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３３０。
〔１４〕同〔１〕书，页９－１０。
〔１５〕同〔１〕书，页１２－１３。
〔１６〕同〔１〕书，页１６。
〔１７〕《通讯录》（国务院秘书厅编印，１９６５．９），页２６３。
〔１８〕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９３９，王力原文中的王光宇应为王广宇。
〔１９〕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６９辑，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１９９９．３），页６３－９４。
〔２０〕同〔１〕书，页１７。
〔２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后大学科学工作部未任命正部长，这也是聂元梓等１９６６年５月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只点了该部副部长宋硕的名的原故。
〔２２〕同〔１〕书，页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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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在此文中搞错了一个地方，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确是陶鲁茄，见（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09月第1版,第1073页。），通知里也没有说这两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另外，九十月间新加的三个书记雍文涛、刘建勋和丁国钰，其中雍文涛在党政系统中也同时兼着国务院和中宣部的职务，论级别，不比陶鲁笳差，但他也屈尊北京市委，所以质疑陶兼此职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出现这种情况跟李雪峰在六七月间跟错了人有很大的关系，余汝信忽略了这个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