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十五章

邓振新

第十五章 夺取“文革”全面胜利之年的省内大事国内要事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10-17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制订并通过夺取“文革”全面胜利的《规划》。
2月10-15日，贵州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贫代会常设委员会。
2月19日，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7日，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6月26日，贵阳地区军民举行“砸烂公检法”大会，提出“狠抓狠斗公检法中一小撮”。
11月30日夜，贵阳街头贴出了不少针对7611部队（49师）的大字报，署名的有7578部队（独立师）、省军区、贵阳军分区、七冶、贵柴、贵工等单位。是贵工革委成员何兴无首先挑开了这个矛盾，他在作报告时把十三军、十四军说成“叛军”，把7611部队说成是“牙膏兵、肥皂兵”。

（一）贵州的“三反一粉碎”和“全省一片红”

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大会,正式宣布中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理命令,李再含随即在贵州省开展“三反一粉碎”斗争,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对已结合到革委会的干部进行“回炉”、“补课”。全省县以上被“回炉”的干部达64.2%。在两个多月内，就推翻了两个地区革委、28个县革委，使20多个县革委处于瘫痪状态。
贵州大学围绕校长陈希文问题，支红派一分为二，一是曲（沐）派，一是麻（吴会祥）派。学校对陈希文组织了足迹遍及全国的专案调查。花了一大笔经费，最后是没有什么问题。
4月14日，《新贵州报》头版头条套红宣布“贵州高原一片红”，全省85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李再含随后大兴土木,在贵阳市遵义路修建红太阳展览馆和春雷广场(现人民广场南部),并在广场上建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
6月19日，《新贵州报》第三版刊登岳雄关文章“评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两次贵州之行”，矛头直指邓小平。大意是刘少奇已被打倒了，又该轮到打倒邓小平了。
8月13日，省革委会决定将原省工会干部学校改造为贵州像章厂，制作毛泽东像章，总投资暂定20万元，年产2000万枚。要求年内基本建成投产。

（二）“北航红旗”在贵阳街头贴出公开信

7月14日，北京航空学院在小河电机厂实习的40多个学生的大字报上街，署名“北航红旗”。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们给省革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贵州文化大革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公开为贵州“四一一”翻案。次日贵阳市满街都是反击“北航红旗”的大字报、大标语。
7月17日，省革委发出通知，低调肯定“北航红旗”的公开信，但对大字报有关省革委的结论则“不同意”。师院和许多单位贴出支持这份公开信的大字报、大标语。其中不少是支红派的，因为省革委表态了，马上跟风。
7月19-21日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全国多省造反派的“北航会议”，讨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将进校的新形势。在京的“四一一”总司代表姚德仁、曾廉溪等出席。

（三）红卫兵魂断清华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清华大学两派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百日武斗”，双方千余人披肩执锐，从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个学生死于自己同学之手，学校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成立。
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万多人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死5人，伤几百人。
次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紧急召见北京高等院校五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聂元梓（北京大学）、蒯大富（清华大学）、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毛泽东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毛泽东提出处理高校红卫兵的四种办法：“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工人统统撤出去，让你们闹。”毛泽东最后说，“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从此，红卫兵风光不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按“四个面向”分配离校。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拉下帷幕。
贵州省包括“四一一”中学生在内的贵阳市15，000名中学生，从10月至次年1月上山下乡 ，大学生进军垦农场，大大缩小了李再含的对立面。
位于清华大学西北部的清华10号楼，是7层砖混结构学生宿舍，被打出来的广西、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黑龙江等多省造反派的上访联络站都设在楼内。清华“727”事件后，各省联络站撤离清华10号楼，贵州“四一一”联络站也撤离该楼，撤离人员有袁昌福、郭平、莫伏林、曾廉溪、温思源、余孝颖、庞新、魏凤英、王云生、许定科等。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为题，欢呼新疆、西藏两自治区同一天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山河一片红”。（四）贵州铜仁地区武斗、“龙广事件”和“赤水事件”
8月2日，针对铜仁地区江口、石阡、沿河等县两派夺权发生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作出了处理决定。1、立即全面停止武斗；2、各群众组织应立即将用于武斗的一切凶器和物品送交军分区；3、放回互相抓、扣人员；4、占用的生产车辆一律送回生产单位；5、不准拦路、拦车、拦船，不准破坏交通工具，打死人的要偿命。6、罢工、停产的煽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要负政治和经济责任，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
9月18日，李再含、徐英年、康岩中等调动部队两个连、一个排和“818”兵团以及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装人员共计600余人，大小汽车10辆，土坦克一台，制造了武装镇压安龙县群众的“龙广事件”，打死9人，逼死1人，重伤致残12人，700多人被关进强制性学习班，200多户贫下中农被抄家。
10月15日，李再含调动五县联军攻打赤水，打死群众131人，伤残422人，2，460人被抓被毒打，数万群众流离失所。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逃中生小孩120人，由于环境恶劣，死去的产妇、婴儿、老人、小孩达30人。

（五）奇特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见附件13）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同时，邓小平被毛泽东保留党籍，安排在汪东兴手下做资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