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海副书记胡立教与被判处死刑的儿子胡晓阳

tuffy05

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员主任胡立教是"红小鬼"出身。1928年，15岁的胡立教即参加红军。长征中，胡立教在红军总部(军委)二局做通讯情报工作，任副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新四军军部三科(通讯科)工作。皖南事变那场恶战中，胡立教和杨帆(解放初的上海公安局长)两人，从枪林弹雨的重兵包围圈中，最先冒死杀突围出来。

　　陈毅和刘少奇重组新四军军部不久，胡任三科科长。他领导的情报部门，被称为“胡立教部队”。新四军的老领导们都和胡立教极熟。刘少奇，陈毅等人见其均以"小胡"称之。

　　胡立教在解放后不久(1953年)即到李先念(前新四军五师师长)主持的财政部任副部长。其间胡曾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58年"大跃进"时期，全国实行“大地委”，刚回北京的胡立教即被“外放”到牡丹江任地委第一书记。三年后，胡立教回财政部任原职。1964年10月到文革开始，胡就任人民银行代行长，实际在职仅一年零八个月。

　　人民银行有“李葆华的房子，陈慕华的车子，李贵鲜的票子，朱镕基的刀子，戴相龙的招子”的顺口溜。胡立教没排进行长" 顺口溜"里，应和胡晓阳事件无关。八十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人民银行只相当于一个财政部下属的半独立机构。被戏称为"财政部的大出纳"。其间几任行长均无任何"独立操作空间"。何况出身财政部，且只"代理"行长一年多的胡立教呢?

　　人民银行具有企业职能是在80年代初(即李葆华时代)"拨改贷"以后的事情，具有中央银行职能是在1983年后，即吕培俭时期。所以车子、房子、票子的解决，只能是在银行的业务受重视，且拥有独立财源以后才能办到。国家用货币政策调整宏观经济，也是开始于吕培俭和陈慕华时代。形势比人强，即使没有胡晓阳事件，胡立教也不可能从业务角度和改善工作人员生活条件方面，给人民银行留下多大影响。

　　胡立教当一把手的时间较短，魄力却不一般。他在牡丹江任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时，因工作意见分歧，和军分区司令员发生摊牌性冲突。连省军区也惹不起胡立教这位级别相当于中将的老红军。大校军衔的司令员，只好在胡立教的严厉斥责声中，卷铺盖去了吉林。说那位大校因祸得福，在吉林升了少将。

　　胡立教虽是"红小鬼"出身，但“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在庐山受训，还长住过香港。在以“土八路”为主的老干部中，他算是比较讲究生活的。除了夫妻二人跳舞成迷之外，举止潇洒的胡立教还酷爱打网球和下围棋。他对起居条件也要求颇高。在牡丹江时，他的座车是从北京运去的“道奇”。他对为他和另三位书记盖的，附有简易网球场，假山和喷泉的宽敞新居还不满意。派人改建了不止一次才肯搬进去。

　　胡立教中年丧子，他的亲生儿子现在要是活着，也该有50岁了。胡晓阳是胡立教夫妇抱养的，胡夫人姐姐的二儿子(哥哥小名大阳)。 胡立教的岳父母一直同胡氏夫妻和小外孙住在一起。

　　有养子在侧的胡立教，还是忘不掉他那早早夭折的亲生儿子。他的老同事们都记得，有好多次，当别人的儿子从他身边路过，胡立教叹口气，对孩子的父母说，“我的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们的孩子这幺大了。”这时候，胡立教那充满忧伤和落寞的眼神告诉大家，中年丧子，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大概是胡晓阳的亲生父母既想念小儿子，又不好常来探望。他们有时送大儿子“大阳”到姨妈家住一段时间。和“表哥”在一起玩，是胡晓阳小时候最开心的日子。哥儿俩拿出胡立教珍藏的各种长短枪支，当玩具在院子里玩，那些只同五四手枪和7.62步骑枪打过交道的武警战士们，也趁机开了眼界。任凭两个外孙拿着真枪在院子里玩。外公外婆从来没有干涉过。也许是两位老人的溺爱，为胡晓阳后来的悲剧种下了远因。

　　幼年的胡晓阳并不是以“首领”的架式出现在孩子群里的。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的交往中，家庭条件优越的”晓阳”，虽然经常从家里拿出好吃和好玩的东西分给大家，却经常扮演吃亏受气的角色。有好多次，“晓阳”捂着被打出血的鼻子，或被沙子迷了的眼睛，喊着外公外婆，哭着回了家。像普天之下无数受溺爱的孩子一样，有些娇气的“晓阳”是在两位老人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

　　顺便说一句，胡立教的岳父母，是两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他们分担了外孙子在外面受的气，却从未训斥那些“欺负人”的邻家子弟， 更没有向孩子们的家长或自己的女儿女婿告过状。

　　还是在牡丹江的时候，一位保卫地委书记大院的武警战士，端着小口径步枪，追打一只受了伤，藏在丁香树里的麻雀，一颗子弹打掉一根麻雀毛后，穿透两层玻璃窗，钻进了地委第一书记胡立教的家。万幸的是，子弹从两位老人的身边经过，在他们房间的墙上撞了个坑。两位受到惊吓的老人，看着那个闯了大祸，吓得魂不附体的 “大孩子”，动了恻隐之心。 关于这次“枪击事件”他们始终瞒着女儿女婿。

　　随着年龄的增长，胡晓阳的性格渐渐受到朋友们的喜爱。除了他“大方”以外，他还从不记仇，不会算计朋友，更不歧视那些家庭条件比他差得多的孩子们。有些“缺心眼儿”的晓阳，经常在别人的怂恿下干些“淘得出格”的事。出了事胡晓阳倒霉，得到好处大家分享。晓阳这样的性格，在父母的管教和“庇护”下，倒也平安无事，可一碰上乱世，自然凶多吉少。

　　在胡晓阳刚满十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出其不意地降临了。在动荡起伏的政治斗争中，胡立教夫妇饱受冲击。与此同时，北京社会上却“玩儿”起来了一帮帮只知道吃喝，打群架，拍婆子的，流氓似的“老红卫兵”。涉世未深且无父母管教的胡晓阳，很快卷进了这些团伙之中。68年和69年，北京的大哥哥姐姐们下了乡。留下胡晓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 “独领风骚”。十年动乱一过，弱冠之年的胡晓阳，变成了地道的花花太岁。

　　七十年代末，胡立教携眷去河南任省长，和一机部老部长，八路军115师出身的段君毅“搭班子”。“家世显赫”的胡晓阳，到了郑州后，自然不甘寂寞。他和本地的流氓团伙一拍即合。几年时间，胡晓阳多次被刑事拘留，看在其父的份上，又被迅速放了出来。“省长儿子”的劣迹，很快传遍了郑州的大街小巷。

　　80年代初，胡立教被调到上海任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新四军系的老战友，陈国栋、汪道涵等人组成新的上海市委班子。此时，身为深圳某报驻上海记者的胡晓阳，又在短时间内和另两位“恶少”，陈小蒙，陈琳瑚兄弟等人勾结到一起，“淫人妻女”，无法无天。他们的恶行，使胡晓阳成了当时群众对上海市委领导们的“三个意见 ”(陈国栋的秘书，胡立教的儿子，汪道涵的房子)之一。

　　顺便提一句，陈氏兄弟的老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也非“等闲之辈”。据说，《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即由陈其五“原创”。

　　照当时的眼光看，胡晓阳等人的行为，是有些“罪大恶极”的味道。这群公子哥儿们，利用在闹市区深幽处的住所，以帮助调动工作和组织舞会为名，招引大量年青漂亮的女性，并使用各种手段诱奸、猥亵妇女42名，强奸甚至轮奸妇女9名。在胡晓阳等几个首领每人名下都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位的受害女子。据知情人士讲，这些受害妇女中，绝大多数来自上海文艺界或企图进入上海文艺界的年青女子，有的甚至事后多年还在春节联欢会那样的大场面上走红。那些被列为被“强奸”的女子中，也不乏“主动献身者”。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春秋时代郑庄公的话，像咒语一样降到了胡晓阳们的头上。在80年代中期，全国上下对高干子弟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多有不满。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正要抓典型，以便杀一儆百。恰有两起案件送到他的案前。一是青海省办公厅主任儿子杨小民杀人案。杨小民在其父包庇下，杀人多年后，仍逍遥法外。总书记批示“杀人者偿命”，杨小民终遭枪决。另一起案件即为胡晓阳等人的流氓团伙案。此案在上海影响很大，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不敢作主，向胡耀邦请示。一身正气的胡总书记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批示，胡晓阳、陈小蒙和葛志文在1986年3月以强奸和现在无法理解的“诱奸”罪被执行死刑。陈小蒙的弟弟陈琳瑚虽被判死缓，据说在狱中不甘受辱而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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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亲批胡晓阳等人的流氓团伙案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晓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
当年，此案轰动全国。
因为案件当事人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陈晓蒙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而陈其五的另一个儿子陈冰郎同时被判处无期徒刑。
胡立教是“红小鬼”出身。
1928年，14岁的胡立教参加红军，走完了长征路。抗战爆发后，他来到新四军军部三科工作，任三科科长。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均以“小胡”称之。
1953年，胡立教在李先念主持的中央财政部任副部长。其间，他被“外放”到牡丹江担任地委第一书记。从1964年10月到“文革”开始，胡立教任人民银行代行长，实际在职一年零八个月。
胡立教中年丧子，胡晓阳是胡夫人姐姐的二儿子，由胡立教夫妇领养。
有养子在侧的胡立教，还是忘不掉他那夭折的亲生儿子。他的老同事们都记得，有好多次，当别人的儿子从他身边路过，胡立教叹口气，对孩子的父母说：“我的儿子要是活着，也该有你们的孩子这么大了。”
在胡晓阳刚满十岁那年，“文革”降临，胡立教夫妇饱受冲击。缺少父母管教的胡晓阳，很快变成了花花太岁。
80年代初，胡立教被调到上海任市委第二书记。此时，身为深圳某报驻上海记者的胡晓阳，又和另两位高干子弟——陈晓蒙、陈冰郎兄弟等人聚到一起，胡作非为。他们的行为，使胡晓阳成了当时群众对上海市委领导们的“三个意见”（陈国栋的秘书、胡立教的儿子、汪道涵的房子）之一。
这群公子哥儿们，利用在闹市区深幽处的住所，组织舞会，“乱搞男女关系”。在那些被“强奸”的女子中，也不乏“主动献身者”。他们的被抓，有其必然性，也有着偶然因素。
1984年10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公安分局干警老赵和老王收到看守所转来在押罪犯的一份检举材料，全文只有15个字：“我听某某人说，有个女青年被轮奸了。”
老王和老赵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找到了那个被害的女青年。
她长久陷入沉思，之后，脸色渐渐地黯淡下来，泪珠在她眼眶里开始滚动，终于，她喃喃地叙述了两年前那个痛苦不堪的夜晚。
“我并不喜欢跳舞。纯属偶然，我被某某某带到一家人家屋里，没有想到他们轮流污辱了我……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记得一个是戴眼镜的，另一个有人喊他叫‘小鸽子’……这家人家好像很僻静。”
经过反复辨认，缩小了侦察范围。里弄干部反映说：在这条弄里有两家人家经常举行家庭舞会，一家是某号，但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另一家是某某号，出没的人员频繁，男男女女的一派乌烟瘴气。
调查得知，这家人家确是高干子弟，屋内住着兄弟两人——《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陈晓蒙、某厂工人陈冰郎。
老王和老赵找到那个带被害人去跳舞的某某某，某某某如实交代了前往跳舞的经过，并说“小鸽子”叫葛志文，是新华香料厂的工人。
老赵和老王收取了葛志文的照片请那姑娘辨认，她一口咬定：“不错，就是这个‘小鸽子’。” 经过审讯，葛志文交代了一个又一个遭到他们摧残的年轻妇女，同时也供出了胡晓阳、陈小蒙、陈冰郎等人。
一张围捕的大网撒开了。  1985年1月24日，北风凛冽。衡山宾馆的周围静静地停着几辆吉普车，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胡晓阳此刻正住在这里。公安干警在衡山宾馆整整守候了10多个小时，晚上9点多钟，老赵和老王走到宾馆三楼，轻轻地敲响了胡晓阳的房门，门开了。
“请跟我们走一次。”老王不露声色地说。“做啥？”胡晓阳若无其事地问。“有点事，去了你就知道。”
……
至此，6名罪犯全部落网。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正要抓典型，以杀一儆百。对胡晓阳等人的流氓团伙案，他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986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就胡晓阳案表态：“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胡晓阳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在同一场合，陈云也表示：“老子要开明，儿子要管严一点，要依法办事。”
一槌定音，胡晓阳、陈晓蒙的死刑算是定了案。1986年3月，胡晓阳、陈晓蒙等被枪决。
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

龙河

哎，时过境迁啊，今天这种男女的事情已算不上是什么犯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