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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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暂至67年1月昆明地区两大派分立为止)

昆明八．二三《风展红旗》

前言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违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八月廿三日，革命小将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十六条的鼓舞下，杀向社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直捣阎、孙黑帮老巢!

阎红彦叛党自杀后，但是他的阴魂不散。大叛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赵健民之流跳出来了。他们煽阴风，点鬼火，挑拨离间，分裂造反派，导演了“1．26夺权”丑剧，挑拨支边工人，兄弟民族、华侨和造反派的关系，使造反派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然后取而代之。他们又秉承反革命两面派王力的意旨，策划“大揪军内一小撮”“武装一派，屠杀一派”的新阴谋……。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闯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他们正在经受着战斗的洗礼，不断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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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一—1966年5月16日《通知》。通知指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丧钟。

五月廿四日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露了彭真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把矛头直指《三家村》后台——旧北京市委。阎、孙黑邦见大势不妙，孙雨亭私下召集其得力干将张曙光及其爪牙，密谋“舍车马，保将帅”，收集整理了群众早已揭发出来的三反分子高治国的材料，密送阎红彦，准备抛出三反分子高治国。

五月下旬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阎、孙黑邦制定了一个大逮捕、大收监、大劳教的黑计划。省公安厅专门设立了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六月四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旧北京市委。

六月五日旧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阎红彦不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只传达西南局重庆黑会上李井泉的黑指示，强调说：“现在关键问题是加强领导，运动重点是放手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并布置“有啥揭啥”，有意将矛头引向群众。会上，阎、孙黑邦打着批判《四月提纲》的幌子，开始把高治国抛在一边，孙雨亭掌握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实权。

六月六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

但是，阎、孙黑邦秉承刘、邓黑主子的意旨，极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加强领导为名，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向几个主要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并由孙雨亭亲自抓大学片。

六月七日在地委书记会上，阎红彦为旧云南省委定调子说：“1963年单干风、翻案风，文艺上的自由化，机关读古书风，全国有，我省也有”“我省有单干问题，过去被于一川、梁浩隐瞒了，所以认为问题不大”“我们的问题是阶级觉悟不高，水平低，当时没有发现”。

云南日报发表署名陈岩(王甸执笔)的文章和“《滇云漫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材料抛出了李孟北。接着，各地群众来信，要追《滇云漫谈》的根子。孙雨亭在大专院校叫嚷：“把李孟北揪出来了，说明省委是正确的”。

六月十日阎红彦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阎红彦在会上以“组织革命化”为名，阴谋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五千人顶替”。根据这个黑指示，各专州组织大批工作组，集中整训中、小学教师，把大批教师打成“反革命”。

六月中旬阎红彦最害怕机关干部起来造反，后院起火，本来他们的方针：对机关是‘压制”。先收拾学生，回过头来收拾干部，但迫于形式，不得不研究开展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由“压制”变为“控制”。为了控制党政机关，旧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省级机关文化革命小组，由刘明辉出面任组长，并直接安插一批阎、孙黑邦的亲信，如阎南君、李文、王腾波、张克、荆克洲、刘华等控制掌握各级党群、农水、政法、工交、财贸等六个大口，孙雨亭并亲自指挥省级机关的运动。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一次研究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的省人委党组会议上，阎、孙黑邦再三强调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突出重点”，“干部要按左、中、右排队”。孙雨亭还说：“重点搞学校，如果机关也开展四大就会干扰中心”，会议确定全省的重点是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勘察设计院等单位及文教系统。决定立即派出工作组。

六月十八日阎红彦、孙雨亭布置各大专院校运动时，除了抛出几个臭名昭著的老右派如李广田掩人耳目以外，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大叫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普遍揭发”“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论是谁都可以揭”，“有什么揭什么”，对广大教职工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围攻。据统计，云大、师院、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五所高等院校的3470名干部及教职工中，被大字报点名围攻的达1867人占53.7%。

六月廿二日阎、孙黑邦妄图扑灭已经燃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孙雨亭立即派出得力干将率领大量的“工作人员”到各校镇压。并亲自在师院“蹲点”，总结“控制运动的经验”。

六月廿六日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带回文化大革命的步骤草案和孙雨亭密谋制订了全省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阎从西南局带回的一个绝密文件上说：“全国要抓40万右派”。在一次常委会上阎问：“57年我们搞了多少右派”?孙雨亭、岳肖峡回答：“l.1至1.2万”。阎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

六月廿八日阎、孙黑邦闻讯全国已经揪出了一小撮盘踞在宣传、文教部门的三反分子后，旧省委慌忙召开常委会议，对高治国进行所谓“批评帮助”。当晚，密电西南局决定免除高治国省文革小组长、西南文革小组成员职务，由孙雨亭任组长。

六月三十日旧省委组织部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阎、孙黑邦的意旨，制定了全省文教系统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庞大计划，并拟成两个黑文件，一是：“省委对各地区中、小学文化革命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个是：“省委批转组织部关于抽调五千人加强教师队伍的报告”，批发全省各地执行。

六月下旬中央公安部明文通知在运动中不准多抓人和过早抓人，这个通知与旧省委要多抓人的通知针锋相对。公安厅荆××却按照阎红彦旨意，大肆宣扬：“两个通知精神是一致的”“省委通知适应于社会上，公安部的通知适用于内部”。为大逮捕计划作舆论准备。

六月×日赵健民又把王任重大抓“右派”的反革命方案、私自给工交系统的某几个负责人传看，暗示给他们要在革命群众中大抓“反革命”。在赵健民的指使下，工交系统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仅就省级工交厅局机关等十八个单位的统计，就有八百人之多。

七月一日《红旗》第十期发表了“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的社论。

七月二日——五日旧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高治国进行了假批判、真包庇，会上根本未触动省委任何问题。五日，阎红彦在会上对高下了个结论是：牛鬼蛇神。

七月九日旧省委写报告上报中央，吹嘘省委揪出高治国的“英明”，闭口不谈省委的问题，背地里与李井泉、邓小平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包庇高治国。此后西南局关于处理高治国问题报告的批示中就说：“关于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经我们与省委商议，改为在内部进行批判。撤销高治国职务问题，可待进行批判到一定阶段再宣布。”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竭力掩护，提出三条黑指示：1 高治国过去是一个好的地委书记；2 不要开除他的党籍；3 不要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旧省委秉承黑主子意旨，一直包庇三反分子高治国，从未在群众中进行批判斗争。

接着，阎、孙黑邦散布“省委宣传部是烂了的单位，立即组织庞大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扑灭刚刚兴起的从高治国问题烧向黑省委的革命烈火，并以宣传部作为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试验田”。对省委机关干部给领导贴大字报的就加以扣压、围攻和打击。

七月上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雨亭到各大学工作组开会，总结“经验”，出笼了“关于高等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一些初步意见”，是疯狂镇压各高等学院群众运动的黑文件。孙雨亭还提出，要“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右派”“要在学生中抓右派，让他们在运动中暴露”“有反动言论的学生，一般都要记一笔账”。孙雨亭还推行昆明师院成立“文革”的经验，布置搞“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形成“领导核心”，加强“组织控制”。阎红彦十分赞赏，叫立即在各校推行。

七月十五日孙雨亭到云大检查工作，反动透顶地说：“只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实际上连毛主席也不相信了”。

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就毛主席畅游长江发表“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

七月廿五日旧省委又发表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小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大清洗、大换班、大斗争作了具体布署。各专县普遍派出工作组，在中、小学大搞“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进行武斗，把不少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加以清洗开除。许多县达到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七月下旬阎红彦说：“这次摸摸，机关里家庭被杀、关、管、斗的，表现不好的，拿钱不干工作的多少”。阎红彦参加十一中全会以前，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机关运动，提出“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要排排队，要搞彻底”“一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另一种不是分子，但问题较多，也比较严重”“排队的名字直接送王甸亲收”。

还规定一系列清规戒律，框框套套缚住广大革命干部的手脚，借口“保密”“内外有别”，“不准机关之间相互看大字报”，否则“要经过省委文革办公室同意”“本单位的大字报不得到外单位议论”“不准机关干部上街看大字报，不准干部和学生串连”“不准机关职工成立战斗组织，这是为了“防止内外勾结”。控制不住了，就搞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阎、孙黑邦专门在新华山上成立了黑情报站——省委机关文革办公室，收集各种黑情报。

七月下旬阎红彦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下令撤销工作组，但阎红彦拒不执行，借口说：“云南的工作组没有打过一个反革命，问题的性质和北京工作组不同”。严密封锁中央的指示。

七月廿七日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毛主席已提出大学不要工作组的问题。从27日至31日，阎红彦接连就工作组问题打来电话。只是叫省里各大学“酝酿”是否撤出工作组。

八月二日孙雨亭对各大学工作组讲“撤了不要怕，右派领导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来打倒右派，左派就坚强了”，“工作组在，右派暴露不够，左派锻炼不够”，“工作组撤了，右派反攻也好，要引蛇出洞，混战一场有好处”。

八月四日下午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说：“昨天清华大学开两万人大会，总理说，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暗示孙雨亭赶快作好对抗中央的准备。

八月五日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撤销工作组，阎红彦感到实在混不过去，不得不撤出工作组，又继续玩弄花招，散布说：“派工作组是对的，现在撤工作组，也是正确的”。孙雨亭还露骨地主张：“不按北京的解释”(不承认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八月六日孙雨亭走窜各大、专院校。他在云大胡说“撤工作组是受到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启示”。“云南工作组少而精，没把学生打成反革俞。当时派也对，现在撤也对”。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接着发布了十一中全会公报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旧云南省委书记处却召集会议，讨论工作组再派回学校的问题。阎孙黑邦继续对抗中央，欺骗群众，又巧立名目，以派“调研组”、“联络员”为名，继续派出大批人员到学校控制学生运动，扑灭革命烈火。

八月十日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五日孙雨亭仍继续召集各大学工作组会议，他说：“一、今后不要工作组，怎么领导运动，大家要想个办法；二、各校成立文革，工作组都要表态(支持)，各校成立文革时，工作组一定去，一祝贺，二做点鼓励性的检讨今后就更好了解情况”“选举文革筹委会，实质是争夺领导权”。会后各工作组都以联络员等身份，幕后操纵控制各校群众运动，煽阴风。点鬼火。

八月十六日省委宣传部的革命同志提出要斗争高治国，追省委根子，孙雨亭即密令工作组切断高治国与黑省委的关系，宣扬“不要追无底洞”。省委机关干部一给领导贴大字报，就遭到打击迫害。省委卫生所同志给阎南君贴了大字报，不仅大字报被扣压，阎南君还诬蔑这是“阶级报复”，并散布“大字报是揭露牛鬼蛇神，也是暴露牛鬼蛇神”的论调。孙雨亭立即把矛头引向下，大肆挑动群众斗群众，扬言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揭”“一锅煮”，掀起一场群众之间的大混战．

同时，阎、孙黑邦通过刘明辉宣布：“其它单位转入理问题，梳辫子”“搞思想革命化”，布置在十月份即草率结束运动。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大军。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月十九日云大二同学贴出大字报揭露揪斗高志国是旧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丑剧。孙雨亭慌了手脚，立即组织上千人的大字报围攻，孙雨亭还亲自到云大讲：“曹、保(二同学的姓)大字报，说它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也不过分”。

八月廿日毛主席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文件发到云南，中央要求立即传达。而阎、孙黑邦公然扣压和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孙雨亭在一次省委会议上说：“现在学校闹得很厉害，机关再乱起来，可不得了。已经传达了的，就算了，没有传达的就暂时停一停。”阎红彦立即赞成他的意见，结果把毛主席大字报扣压了一百多天。

阎红彦开十一中全会回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不作认真传达，对刘、邓的问题闭口不谈，歪曲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不能随便套，没有党的历史知识的人也看不懂”。并狗胆包天地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首先要炮打工交口司令部!我说的话也算对工交口的一张大字报!”

从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一个月里，阎、孙黑邦在省级机关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省级机关参加运动的8900人中，被列为重点就有1900多人，占20%。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的干部就有4400多人占45%，而阎红彦等却没有一张大字报。给孙雨亭贴了一张大字报的干部，就遭到围攻，受到迫害。

八月廿一日《红旗》十一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

八月廿二日深夜，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冶金工校的革命师生，在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接见首都革命师生的鼓舞下，连夜串连，传送北京学生给农学院学生周鸿的一封“清华来信”，传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传送北京及其它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出校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情况，互相鼓舞，组织炮轰省、市委。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中医学院、冶金工枝等院、校的革命造反派，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到省委礼堂集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点燃了全省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限的生命力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吹起了向阎、孙黑邦等一小撮走资派的进军号，吓得阎、孙黑邦胆战心惊。阎红彦玩弄两面手法，表面“欢迎”，另一方面又制造反革命舆论，把“八．二三”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说什么这是“匈牙利事件”“小政变”等等。

下午和深夜，省委秘密派马文东、王甸等人蒙蔽、煽动大、中学校的部分学生到省委机关“保卫省委”，围攻主张“炮轰”的革命学生。同日，昆明工学院成立“金棍子”战斗小组。

他们认为：“红卫兵没多少‘炮弹’，真正有‘炮弹’的还是机关干部”。当晚，阎红彦说：“机关干部不要急于上街，不要急于搞反击，让他们再暴露一下。”刘明辉对机关干部谈话“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站队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是每个人表明态度的时候了。”黑省委立即下令停止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致对付红卫兵”，强迫干部“保卫省委”。既阻止了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又制造机关干部和红卫兵的对立，把干部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真是恶毒之极。

旧省委深夜组织机关干部围攻写大字报炮轰省委的宣传部等部门的45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叛徒”，强迫写“检讨”。阎红彦还亲自下令秘密拍摄了五张大字报的“黑照片”准备秋后算账。

阎红彦、×××，利用军权，调动一批部队及公安人员进驻省委。廿三日深夜，刘明辉到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动用专政工具，派出警车监视镇压革命群众，省公安厅副厅长×××座镇指挥。还公布收到北京来信的昆明农林学院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以进行政治迫害。

八月廿四日旧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名为贯彻十一中全会精神，实则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放了“八．二三”大会录音，作为“反面教材”。晚上，旧省委指使马文东、王甸调动一批受蒙蔽的学生来围攻革命造反派时，还通知地市委书记参观，美其名曰：“接触实际”。孙雨亭亲临现场指挥。

阎红彦还亲自交待杨西文、史烽等人布置拍照，特别要选择“炮轰得厉害”“有刻骨仇恨的照下来”，“以后是有用处的”等等。又叫王甸布置人把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也拍摄成黑照片保存下来，准备秋后算账。

八月廿五日旧省委在云南艺术剧场召开各大中学校的筹委会负责人大会，地市委书记出席旁听。阎红彦大耍两面手法，叫嚣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还说：“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赵健民也为旧省委涂脂抹粉，说什么：“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紧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时间长达二月之久，革命派学生受到激烈围攻。

八月廿六日地市委书记举行小组会，大肆攻击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的炮轰派，说这两个学校是“右派控制领导权。”

下午，孙雨亭在地委书记会上大讲对待“八．二三”事件的四种人，把干部分为四类，即“一、左派肺气炸了；二、中间派无动于衷；三、右派暗中窃喜；四、有的里应外合。”

孙雨亭发现“八．二三事件中，昆明工学院学生十分积极，立即密召工学院院长赵凤歧，威胁他必须立即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否则就“开除党籍，直至逮捕法办。”

八月廿七日周兴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把话说透一点，地市委书记要心中有数。革我们的命，我们欢迎，但革什么命?炮打司令部打什么?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打，但执行的你还能打，本来是造帝、修、资的反，不是造有缺点的人的反嘛!不分清红皂白地反，就搞乱了”。“通过这样一来，暴露了敌人，有问题的人，胡涂的人，也发现很多‘左派’，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反革命”等等。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镇压“八．二三”的反革命经验，纷纷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

刘明辉到公安厅布置组织近百人的工作组，由两个副厅长率领，到昆明市东风、新华两个公安分局坐镇指挥，抄大字报，抢传单，跟踪盯梢，刺探情报，大搞黑名单，黑材料。

旧省委成立省委文革接待站，调张曙光为站长。确定方针是：“应付、吸引红卫兵，突出接待站掩护文革办公室，确保书记处”，各地市委接待站也相继成立。

八月廿八日第一批南下学生共23人来到昆明，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赵健民为阎红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好，说什么：“阎红彦同志在八月廿五日、廿八日两次讲话都讲得很好!水平很高，很有辩证法，既没有伤害‘左派’的积极性，就是有右派也抓不住什么把柄，红彦同志讲话我们要好好学习。”赵健民在工交厅局长会议和厂矿负责人干部会议上公开说：“对炮轰应该有阶级内容，阶级分折，说炮轰是给省委提意见，我赞成，说炮轰是打倒，我反对!”

八月廿九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对付南下串连革命学生。周兴在会上拍着桌子说：“问题很明了的他们的方针已定了，就是来打倒我们的。”×××还露骨叫嚷：“这些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孙雨亭还叫喊：“这些人一来就钻昆明工学院。”大造“大抓南下一小撮”的舆论，春城开始出现围攻南下学生的大字报。

黑省委文革办公室开始建立“情报小组联络办公室”，各大专院校及有关机关，设立小组，收集“情报”。如“××厅，何时成立了什么战斗组织?有多少人?负责人是那个?”“××厅×××，今日上街参加辩论”。凡集会游行，要及时汇报队伍的行动、目的，喊什么口号，向何处去，谁领头等等。

八月下旬黑省委密秘派遣公安人员便衣侦查监视盯梢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并制定了大逮捕计划，并已准备好劳改农场。

八月底阎孙黑邦釆取真包庇假批判的两面派手法处理了“汽车技工学校镇压学生事件”，“昆阳的九．九组织农民、干部围攻昆明化工学校红卫兵的事件”、“呈贡的七．七把大批给县委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事件”、“云省勘测设计院八月中旬镇压革命大字报的事件”。并四处散布：“省委正确”“是十六条中的第一种类型”妄图上骗中央，下欺群众。

八月三十日云大陈立新、师院李木昆等革命小将秘密成立“反修战斗队”，是组成炮兵团的第一个战斗队。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九月初在一次工交大口会议上，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和×××都说“大敌当前”“九月十五日是个大关，这些学生可能来大闹一场回去过国庆”。赵健民私下还攻击说：“毛主席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组织反击，还在稳坐钓鱼船。”

九月二日阎红彦、孙雨亭搬进昆明军区招待所，把黑省委指挥中心移到军区。设立了大三线(阎红彦、孙雨亭退居三线，为最高决策，周兴等居二线，岳肖峡、张曙光等人居一线)、小三线(接待站，大门口接待站居一线，黑省委是二线，书记处属三线)对付群众。

九月三日中央文革小组与西南局来电了解省委中有那些人不能但任文化革命的领导，省委书记中有严重问题的有谁?书记处当晚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只报了高治国一人是牛鬼蛇神。

阎红彦与×××密谋，挑选了四个军区部长级的干部冒充《解放军报》记者，分赴大、中学校刺探情报，每天向黑省委汇报。他们汇报了南下学生中带头的是李忠、麦克元，阎红彦就立即下令文山地委书记火速调查李忠的家庭情况，把李忠家庭原属上中农硬说成是恶霸地主，准备陷害，还在学生中物色培养“保”字派。

九日四日北京南下学生和昆明师院红卫兵小将，在省委机关门口冒雨静坐20多小时，要求阎红彦接见，阎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孙雨亭还在军区大骂“今天是什么‘世道’”、“哼!革命几十年，现在成了革命对象了”。

九月五日云大政治副主任尤正发和省公安厅抛出了一张反动大字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周鸿》

九月六日黑省委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段，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省委书记处开会，阎红彦提出要搞“平衡”政策，要依靠“二司，平衡三司，打击杂牌”，秦××在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磨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辩子’，整一下”。孙雨亭、马文东立即对各大学文革发出四点指示：“一、不纠缠“炮轰”与“保卫”的口号，不主动挑起辩论；二、实在非辩论不可，要抓住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宣传十六条，不讲阶级路线等根本问题；三、南下学生中的黑崽子，由他们自己审查，我们不去抓，对很坏的要把材料收集起来；四、各大中学的坏人，要向群众揭底”。以上这些黑指示，成为当时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纲领。

九月七日阎、孙黑邦继续对抗毛主席指示，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昆明医学院学生×××歪曲八．二三大会真相，污蔑造反派是“右派”。岳肖峡得知得马上密令其秘书帮助编写修改，写成“八月二十三日在省委礼堂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大量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张贴，阎、孙黑邦大为赞赏，密令多印，散发全国全省。还专门指令要送给贺龙五份，后因阎红彦怕太露骨而未送。

九月九日黑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孙雨亭在会上讲话，要各地委“认真研究”“掌握控制”“地县委所在地城镇，着重搞一搞四旧”“正面宣传教育”等等，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我省文化大革命引向扫四旧，压制群众运动。

九月十日李井泉秘密来昆。下午，李井泉找阎红彦、周兴、秦××、孙雨亭等人密谈。晚上，在军区招待所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李井泉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组织“红五类”子女斗争“黑五类”子女。布置放由他带来的宣扬反动“血统论”的录音。二、核心是组织“左派”力量，组织红卫兵。李井泉说：“只要真正有几千个有战斗力的红卫兵就解决问题。三、提出要控制邮电大楼、电台、报社、公安等要害部门。他说：“机关大楼冲就冲，占了也不要紧，占了城市还可以到农村，无非打游击”。孙雨亭拍手叫好，说：“井泉同志一讲，我们思想开朗了，有办法了”。会上，阎红彦当即和贺龙通了电话。

九月十一日下午，李井泉召开保守派学生座谈会。会上，把“八．二三”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政变演习”。李并给云南省委定调子是“正确的”。他还鼓动“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血战到底”，要“几红夹一黑”。

傍晚，省委书记处匆忙开会策划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与革命造反派对抗．指定赵增益出面组织。大搞反革命“平衡”政策。

晚上，阎红彦指使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李井泉知道后对阎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了两个司令部，我看省委不是黑帮。”李还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电话转告陶铸。

九月十二日红卫兵总部成立，阎红彦率领省、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指定秦××等人为辅导员，拨给房子、汽车、大量活动经费，大肆推行反动的“血统论”，贩卖谭氏黑货，组织三万多人听李青源大讲所谓的“阶级路线”，并在云南日报头版刊登，还将录音送到各学校放毒，挑起大规模学生斗学生。

九月十三日旧省委秘密开会，确定在北京私设情报站(即北京食宿接待站)，派省科委副主任李书成任组长，省民政厅付厅长刘鑫任副组长，到北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北京南下学生和云南上京学生的活动情况。

昆明地区到处大抓“南下一小撮”。

九月十四日上午，云大、师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正式成立。

下午，南下串连学生和昆明地区革命学生，由于揭发了九月十日、十一日《云南日报》社论的严重错误，几千人整队到报社抗议，遭到围攻及扣留。随后到省委机关，再三要求阎红彦等人接见。阎孙都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同时，又用窃听器窃听礼堂会议情况，并指使岳肖峡贴出大字报污蔑革命师生。

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部分云南学生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讲了炮打司令部问题。刘明辉明目张胆地歪曲林彪同志的讲话，说：“阎政委的讲话与林总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黑省委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准备大反扑，孙雨亭密令王甸主持编写“反击材料”，针对炮轰省委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歪曲事实的答辩。还声称：“这些材料打出去，形势就会大变。”

九月十九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秦××献谋说：“最近贵州把一些内部情况，甚至省委常委会记录都弄丢了，我们这些人随便讲几句话都记下来，万一拿出去，说不清楚，我看清理一下。”阎红彦作贼心虚，立即赞成，会后即由王甸、林建中负责清理，烧毁了一大批书记处和常委会会议记录，毁灭罪证。

九月中旬阎红彦、孙雨亭组织人秘密收缴高志国、梁浩、李孟北、张更生的全部工作笔记、日记等，在机关内部，实行“坚壁清野”，把全部文件和材料，包括干部的私人笔记，一律密封转移，以此对付红卫兵小将查抄，怕泄露省委的内幕材料。

省委办公厅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孙雨亭指使下，大批烧毁全国各地寄来的传单，不让昆明群众看到，封锁消息。

对省委机关干部加紧控制，规定几不准；不准同红卫兵接触，不准暴露身份、说出姓名，不准记笔记和随身带笔记本，上街要三人以上同行，看大字报要编组前往。违犯规定以叛徒论处．

九月下旬周兴到各大专院校，到处接见革命师生，大肆为黑省委涂脂抹粉，他说：“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基本上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可以信赖的，先后打掉了于、高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凭良心说，云南省委没有做过亏心事。”阎红彦立即加以夸奖，说：“周兴主动出去接见效果很好，希望继续这样办。”孙雨亭也拍手叫好，说：“这些话只有你去说才行，别人是办不了的。”

九月三十日北京已经批判谭立夫反动血统论的黑货，但周兴在书记处会议上，却公开赞扬谭立夫的第一篇大毒草很好，说：“谭立夫很有才干，通过运动才能出这种人才。”阎红彦还说：“北京谭立夫讲话出名了，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九月下旬阎孙黑邦通过文革、组织部、公安部门三个系统大肆收集黑名单，查档案，查家庭情况，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调查了四十多个南下学生的情况，准备拘留逮捕。

九月下旬昆明地区各中学，大搞所谓“红色恐怖”，斗争“黑七类”的黑风，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黑省委为了逃避斗争，不顾中央的计划安排，大量怂恿炮轰派师生上京，对徒步串连的更是“有求必应”。孙雨亭还恶毒地说：“让他们(指中央)也尝尝学生的滋味。”同时，黑省委又借口“支援秋收”，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策划，把大批学生远远调离昆明，妄图使炮轰省委的烈火熄灭下来。

九月底吴作民召集财贸大口主管运动的厅局长开会，酝酿准备成立打游击的后勤部的工作。吴说：“局势紧张，省委可能和你们失去联系，要转入地下，你们要有独立工作能力，如果文化大革命搞不成，就准备上山打游击。”并布置各单位调查了解，到时候能带出多少人。

十月一日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十月二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十月×日阎红彦提出“大乱几个单位”(共七个：交通、邮电、粮食、物资、供销等)，企图破坏生产压中央。当时，有人提出交通、邮电还能停?阎恶毒的回答：“机器坏了就坏了，我到军队打电话，全国不怕就你怕?全国大得多的(生产单位)也不是停了?不是不要怕乱吗?怕什么?影响就影响嘛!汽车停就停嘛!”当时同全国比，昆明运动“冷清清”，阎又怕乱，又怕说他没有发动群众，因此，也是做样子给中央看，同时借此再抓一批“牛鬼蛇神”。

十月五日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出整群众的材料，经群众和被整同志同意，可以当众烧毁。黑省委拒不执行。并早在九月底就转移了一批黑材料，档案文件也大量转移，阻止干部揭发黑省委问题。

十月十二日谭立夫到昆后，周兴指使专人把谭立夫等九人隐蔽在二十二中。谭立夫的二篇大毒草《告全校革命师生》书交给周兴，由云南日报秘密印刷。周兴还派老婆、秘书看望过谭立夫。最后因谭被南下同学发现，要抓他，周兴又派专车将谭立夫、刘京等九人专程送往川沪州转赴成都。

十月十四日南下同学反复要求看揭发省委的大字报未成。黑省委后来又撰拟了“十月十四日，南下一小撮在省委机关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歪曲了实事真像的传单。并在群众中大量散布谣言，说：“三司专门学了一套打人经验，是从西安打到成都，呆不住才跑到昆明”“看来他们不带着几件血衣回去，是不甘心的”。

十月十五日旧省委听说中央要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由王甸指挥，秦××同意，连夜把第二批黑材料转移到军区。”

十月十八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黑省委为瞒骗中央，被迫成立清理黑材料小组，由周兴、岳肖峡等负责。中央十六日规定，“责成原工委组、党委或其它组织负责人”。但黑省委十月八日的通知却说：“要各大口、各学校、各单位成立“专门小组”“清理小组”，一直未发动各单位检查处理平反、黑材料问题，许多基层单位迟迟不动。

十月中旬中央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来电关于参加人员问题，曾经提出要有省委中持有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参加会议，但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云南省委意见一致，没有不同意见”，并决定由阎红彦、赵增益、马文东三人出席会议。

十月二十日昆明工学院成立：“井岗山八、二三战斗团’。

十月二十二日阎红彦与秦××密谋，将省委书记处大楼自行划为军管区，冒充军事机关，并指定云南军区付司令员王银山负责，周密布置，会同公安厅付厅长毛崇横组成三人小组，“保卫机关”，与红卫兵对抗。省委书记及办公厅部份工作人员都换上军装，伪装成军区工作人员。

十月二十七日市邮电局第一个造反组织“工人战斗总队”成立了。

十月下旬市公安局刘殷农同志作为机关干部第一个杀出来在街头贴出大字报，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刘殷农同志杀出来后，阎孙黑邦非常恐慌，布置要“防止内奸”，加紧控制。刘明辉要省级机关文革办公室摸摸各级文革办公室人员的底，“看看有什么问题”。王甸说：“凡是发现叛变、动摇的，要及时处理。”“你要揭发我，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我就先枪毙你。”张曙光说：要把揭发他们的人“装进麻袋里，扔到河里去”。

十一月三日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萆命大军。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昆明八．二三“井岗山”战斗团、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派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积极起来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阎红彦被迫在检阅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参加三干会的地、市、县委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在“检查”中顽抗抵赖，给旧省委定下了对文化大革命“只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调子。

十一月五日黑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为贯彻中央十月工作会议精神，实则继续顽抗，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午，孙雨亭在预备会上布置：会议准备开二十天，以十五天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五天期间要安排“四清”、财贸、生产，根本不提清算和批判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三干会期间，阎红彦被迫出来在宾馆接见群众，当群众高呼“炮轰云南省委”的革命口号时，赵健民仍拒不举手。当群众质问时，他公然对抗说：“共产党员旗帜要鲜明，我反对笼统地炮轰。”

这一天，工交大口继续烧毁黑材料，被昆明“八．二三井岗山”革命小将发现，取走了两箱，当晚赵健民亲自到新华山处理，竭力进行辩护。革命师生问他：“是不是黑材料?”他一口否定，撒谎说：“烧的不是黑料材，是多余的，重复的简报材料。”当革命小将问他：“中央军委十月五日的指示适不适合党政机关?”他狡辩说：“指示说适用于县以上的大专院校。”公开抵制中央军委的指示。

在检阅台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他仍然矢口否认，抵赖工交烧毁黑材料，革命小将当面斥责他“不要脸”，这位堂堂的“本届中央候补委员”竟然破口大骂“你才不要脸。”

十一月七日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进驻省委，串连机关干部起来造黑省委的反。

十一月八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今天昆明机床厂广大工人同志冲破了走资派设下的重重障碍，杀了出来徒步从北郊来到昆明参加了检阅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省人委、省委机关出现一批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十一月十日晚上，阎红彦召开地、市委书记、厅局长座谈会，有人反映机关干部对拍炮轰大字报的黑照片有意见，阎红彦说：“有权利拍大字报的照片，拍照有什么错误。”有人谈到学校文革选举和党委领导问题，阎红彦插话说：“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阎还说：“你对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还露骨地威胁说：“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长，副厅长”，妄图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压制革命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保护以他为首的黑省委一小撮走资派过关。

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十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指出：必须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今天中央又发了补充规定。但是阎红彦、赵健民仍拒不执行，坚持不给革命群众平反。

十一月二十日中央发来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黑省委清理材料小组由一个部长乘专车去军区取回材料。阎、孙密令王甸，借口“现在条件不成熟”，怕“搞乱”，任何人不得启动这些材料。

十一月廿三日冶金机械厂十多个工人战斗组织在一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杀向黑省委，揪斗了阎红彦、赵健民。就在这一天十多个工人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11．23战斗团”。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织又联合组成“炮打司令部作战部”，并召开第一次“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革命群众喊出了“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的革命口号。阎孙黑帮派爪牙四处宣扬说：“这是反动口号”。

十一月廿九日早在十月初，云南砖瓦厂“八．八”“曙光”“红旗”等工人战斗组织联合成立了“重炮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怀恨在心，于11月29日这天勾结保守组织，趁重炮团召开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大会时，采用武力公开镇压“重炮团”。“重炮团”重伤十二人，轻伤十人。

十一月下旬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阎孙黑帮及其爪牙大肆反对中央文革。张曙光等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我想这些人写文章倒可以，作领导工作不行，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能力。”阎的老婆、农水大口组长王腾波攻击陈伯达同志说：“这些大理论家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你唯一的理论家讲话，也要叫下面能够理解嘛!”“陈说几种怕字派，他只在上面讲，把下面工作的干部都要整死了!他们在上面的都是正确的。”她叫嚷：“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秀才们，昆明已经乱成这个样子，最好来这里看一看”。她还直接攻击林彪同志说：“林彪同志讲的乱子观，没有向下面交底，到底要乱到什么程度?”原省文革小组成员、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竟狗胆包天攻击中央文革是“陈伯达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领导”，“这次尽搞的是北方局、西北局，就是搞宗派斗争，这样搞下去，我们党就要出现大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下旬昆明地区开始大规模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甸、林建中秉承阎孙“平衡力量”的反革命方针，一手泡制的保皇组织“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司令部”出笼，专门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这些组织直接向林汇报，林随时布置工作。

十一月下旬省人委机关革命造反组织“打倒刘明辉大会筹备处”，在东风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刘明辉三反罪行。

十一月底阎孙黑帮收到陈毅同志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对部队院校的讲话，认为捞到稻草，省委文革小组密令各大口迅速组织阅读，准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第二次大反扑。于是，黑省委组织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一)准备大逮捕、大清洗。在保山，昭通大盖“集中营”及监狱。

(二)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打、砸、抄家等，并广泛传播蒯大富失踪等谣言，大肆抄贴盗用姚文元同志名义写的“论造反者”的反动文章，威胁革命造反派。

(三)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煽动保守组织代表上京“告状”，黑省委一次就批准了二十多批。

十一月三十日今天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工人同志，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11．30战斗兵团”。

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冲破白色恐怖，召开了批判党群大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次大会。孙雨亭见到“后院起火”，惊恐万状，千方百计进行压制破坏。

十二月二日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是黑省委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绉的大黑会，是统一口径研究对策，交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经验，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会。会议结束的晚上，阎红彦讲话，一再强调：“路线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界限要划清。”并对地市县委书记说：“只有靠你们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十二月六日省建公司全公司工人造反派今天联合起来成立了“12．6战斗兵团”。

阎孙黑帮为了稳住阵脚，维持其反动统治，大搞加官晋级，收罗党羽，明目张胆抗拒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任免、不调动干部的决定，一次就在八十多个县提拔了县委常委以上干部三百九十四人。(其中有一些是党内走资派)

十二月上旬省委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刚开始贴大字报揭发省委问题，阎孙黑帮就以加强接待工作为名，把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负责人几乎全部抽调搞接待工作，企图把他们推向和革命造反派对立的地位，阻止他们揭发黑省委内幕。

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发表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社论的发表。社论对旧省委以沉重的打击。

十二月中旬阎红彦策划建立“地下省委”，代号叫做“红湖”，妄图同党中央、红卫兵小将对抗到底．并选定了西山党校高干读书班。还选择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便和黑省委取得联系。阎孙还同意拨出三万元钱筹建，安装了保密电话，准备了汽车及锅、碗筷、大米等生活物品。

十二月中旬阎孙黑帮镇压群众运动的阴谋不成!又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进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阎红彦公开煽动说：“七亿人口的大国吃不垮”，“打开仓库，要什么拿什么”。孙雨亭也宣扬：“谁要谁给。谁不给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还私下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多给钱，给东西，减轻对省委的压力，不然过不了关。把造反派放出去，快叫他们定。”赵健民在一次工交厅局长会议上布置说：“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低了应该解决”，还提出“工资福利要解决”，并在黑林铺作了试点。

由于黑省委发出了四个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黑文件，导致昆明大批工厂停工，市场紧张，造成极大混乱。阎孙黑帮的死党张曙光还唯恐天下不乱，咬牙切齿地说：“什么叫乱?就是要电源断了，汽车停了，自来水满街流就好了。”在制造大混乱后，他又反过来煽动接待站的一部分干部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他说：“你们可以给中央文革写信，这样写：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目前昆明地区形势大好：粮票告急，油漆告急，扩大器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封闭旧“云南日报”。黑省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煽动保守派在社会上开展了“是否该封闭云南日报”的大辩论。

十二月十九日旧“云南日报”地方版暂停，报社造反派改出“新闻电讯”。

十二月二十三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井岗山”、“红军战斗团”等十一个战斗团队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十二月下旬黑省委又开了两次会议，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他们选择了曲靖、红河、玉溪、楚雄等几个地方作为打游击的据点。会上还对高干子女及家属的转移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黑文件及一些贵重财物也先后进行了转移。

十二月×日赵健民在书记处会议上，无耻地边哭边说：“检阅台召开的会，提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我想不通。”

十二月底云南有色局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传达黑省委指示，反复说：“现在情况在变化，要作最坏的准备，把大多数党团员组织好，必要时把队伍带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粉碎了旧云南省委“秋后算帐”的阴谋。

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月三日张曙光在召开的接待工作会议上煽动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下午，阎红彦召开黑省委书记处碰头会，说：“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晚上，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潜来昆明，由阎红彦亲自秘密安排，住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李和阎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阎红彦如何检讨，军区内部斗争激烈，×××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深夜，阎亲自送李井泉飞往上海。

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旧省委书记处经过讨论，决定拒绝出席，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当夜，少数南下串连学生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

一月五日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黑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黑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态度非常恶劣地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威胁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胡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晚上，王甸在西山地下黑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黑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威胁，“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月七日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妄图欺骗中央，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竭力宣扬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污蔑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妄图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竭力夸大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阎红彦并对下发出黑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保皇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故意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阎孙黑帮妄图借此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一月八日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陈伯达同志在电话中反复指示要阎“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中央”，“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等等，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畏罪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清晨，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即派人前往小麦雨捉拿活阎王，清晨六时到达小麦雨时，见到的只是一个死阎王。

当日，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造谣说：“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

深夜，张曙光、×××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一月九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给中央汇报。

下午，黑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老婆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四十三医院泡制一封“控告信”，“控告”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旧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公安厅的“追悼会”上，一些人抱头大哭，为阎红彦招魂。

原“红卫兵总部”的黑三字兵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中央对云南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切，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况，支持革命造反派。并同意革命造反派、军区、旧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

一月十日革命造反派代表十三人及旧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一月十二日周总理对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六点指示，叫军区、旧省委彻底转变立场，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旧省委于晚十时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

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向毛主席致敬电”、“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等重要文件。

全国出现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开展夺权斗争的高潮。

凌晨两点三十八分，周总理在中南海东会议室接见了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

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来了支持电：“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指示，经过反复讨论，迅速撒出昆明军区。

一月十四日周总理接见各大区书记时，对阎红彦叛党自杀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阎供给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毛主席，不读毛主席的书……下不请教群众，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

周总理谈到赵健民的问题时说：“群众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告诉。群众恼了才把他押在车上游街三、四个钟头，住在医院，当防空洞了。……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周总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对群众的态度时，又指名批评了赵健民。

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叛党自杀经过。

一月十六日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会同红卫兵小将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孙雨亭及其死党十分惊慌，密令其爪牙四处活动，进行破坏。

一月十七日打倒孙雨亭首次大会于晚八时在检阅台召开，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各阶层群众约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孙雨亭等被揪出来示众。

一月二十二日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小撮走资派蒙蔽一些群众组织，假借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说，“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来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集）》，出版单位：昆明八．二 三《风展红旗》，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