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则：南师附中高二乙班关于“自来红”整同学往事的一次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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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乙班关于“自来红”整同学往事的一次交流讨论


张人则  转自《南师附中老三届的博客》

        对附中文革经历，我们家两个附中人从未忘却，而且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是在反复地回顾思考。我们很愿意与同学分享我们的想法，也赞成（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公共园地讨论。其目的是多重的：首先，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在反思中提升自己，超越历史局限；其二，防止文革那样的事件重演；其三，为培育“公民社会”而实践。成熟的公民社会的运作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要素是公共讨论──人们就各种事件、论题、政策、思想、价值观等等进行开放而自由地交流，在讨论辩驳中形成“重叠共识”，或“社会价值”。公共讨论是更大的制度性安排的一部分，这里不能细论。人们对文革中的事物（或者任何事物）持不同观点，是世间常态。通过公共讨论而形成“重叠共识”，在中国，则仍然是将来时态。中国总是要成长为这样的社会的。我们愿意从脚下开始，尝试着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深知，对文革中的大小事端进行反思交流讨论，都是至为艰难的。当年的伤痕，长期的隔阂，现在思想认识的差距，都可能使结果有违初衷，甚至产生强烈的负作用。因此，每次想到要做这件事（更准确地说，每次看到交流讨论的机会，动心想参加时），我们都会再三叮嘱自己：小心！
        2003年1月，高二乙班同学曾经有过关于文革中“自来红”整同学往事的一次交流讨论。整个过程，涉及的许多事项，对“老三届”网站现在面对的问题，也许仍有意义。现在根据当时的e-mail通讯，作一概述。下文中，凡引号中的话，或单独列出的信件，是原文，已经征得作者的同意发表。有些人名，已做技术处理。

        事情的发端，是陈光华回国，请老同学聚会。红联、井冈山的一些同学，收到陈光华所托的一位在宁同学代为邀请，但没有出席。 “陈光华在宴会上说了一些话，承认过去做了一些错事，希望受伤害的同学能原谅当年的年幼无知......比较诚恳。 ”席间还有这样的对话： “YYY对张大中说‘你能来，就说明你已经原谅我们了。’张大中回答‘我当时逃到外地去躲了两个多月，没有受到你们的迫害，如果我也受你们迫害，恐怕今天也不会来。’张大中和陈光华初中关系较好，去江宁‘挖烙印’前向陈请假不去，陈说‘除非你不在南京’（可能是暗示），所以他就溜了，逃到外地去躲了两个多月。事后XXX还带了几个人去张大中家贴大字报，令他回校‘挖烙印’。”
      
        受邀而不去的一个同学是安嘉莹，她还回复了一封信：

        看到你代陈光华作的邀请，谢谢。但我元月2日不放假，而且下午晚上都有课，所以不能来。你我虽然中学同学多年，但接触很少，不够熟悉和了解，但最近我在WJ处听到一些关于你的为人，她很赞扬你的。所以我想是否可以尝试着和你多沟通一下，交换一些看法。
        我们的初三乙，在陈敖老师的带领下，是一个健康的集体，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同学们奋发向上，团结友爱，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可是到了高中，也许是大环境变了，文革的前后，一个宁左勿右的扭曲了的年代，加上我们有个左得离谱的班主任，在班上大搞血统论，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被冷酷地打入地狱，有的被可笑地捧上了天，以至于发展到文革中“挖烙印”、迫害同学的残酷局面，在同学之间造成了深深地裂痕。高二乙和高二丁发生的事，在全校是出了名的，是至今让别的班的同学无法想象的。当然两者都是受害者，责任不在幼稚的孩子身上。而大多数同学，都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唯恐一个不小心，就会灾难临头。由于各自的地位不一样、处境不一样，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当然感觉也不会一样，但是都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你可能知道，我的母亲是附中的老师，文革中受到非人的迫害，一群被蒙蔽的初一的小孩子做出了惨无人道的行为（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我实在不想再回忆这段可怕的往事）。但是，初一丙的所有学生在文革后和我妈妈相处得非常好，老师原谅他（她）们当时年幼无知，给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在他们入党、提职、提干的外调材料中丝毫不损他们一点，希望他们健康发展；这些学生非常关心早已退休的老师，他们常来看望她，替她过80大寿，给她的晚年生活带来很多的快乐。母亲病逝后，一个没赶上追悼会的学生秦利国，后来在附中“校友”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回忆了往事，提到“寿玉老师若地下有灵的话，不知能否听到我的忏悔......”我看了很感动，妈妈早就原谅他们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怪过他们。
        而今旧的一页翻过去了，大家都五十多岁，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善良的人们都可以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作深呼吸了，随意欺负人，践踏人权的恶梦时代过去了。和初一丙的“小孩子”相比，我们班可是优秀人才济济，对过去会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虽然大家都不再提及往事，但心中的阴影、疙瘩还在，见了面除了虚伪的尴尬，难道有什么友情可叙吗。最近看到GGG的自传“天边”中关于在南京念高中的一部份内容，令人啼笑皆非，大家都说，应该寄给那位班主任老师看看。
        寄上徐捷最近回国时我们班女生聚会的照片，看大家笑得多灿烂，因为彼此没有隔阂，只有友情，是多么美好。
        好了，不多说了。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让大家戳破那一页纸，消除隔阂，故此，同时发给有Email地址的其他同学。
        我是个说死就断气、留不住话的人，若不能苟同，就当我没说。

        消息传到美国，高二乙的同学陈劲、徐捷、麦纪玲、蒋为民等，以及其他附中同学，和我们电话、e-mail往还，议论纷纷。因为对反思讨论有前述的正面态度，既然安嘉莹已经“戳破那一页纸”，引发了大家议论，我们何不跟上？于是就有以下这封信。

        张人则致安嘉莹信全文：

        陈劲转来你和项振玉的几封e-mails，读后很有感触。这里的附中同学也有大小聚会，通常免不了涉及“自来红”时代留下的裂痕。其实，如果老同学多年不相往来，倒也无事。作为当年被整的人，我们固然无需旧事重提，要求对方道歉。但近年来校友聚会似成风尚(“知天命”以后的心态的表现？)，如何处理旧事，就无可回避了。
        就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对直接伤害过自己的人是不愿意见的。“何必呢？”三个字，就道尽了充份理由。而我不愿意见的附中同学，也就几个人。YYY不幸是其中之一。下乡“挖烙印”前我征得陈光华同意，没有去。等你们回来后，就看见成立“红外围”的通报，点名若干“黑五类”子弟包括我定时去北操场集合。我按时前往，YYY出来，自己在树荫下站定，让我们在似火骄阳下站成一排，听他训话。先宣布成立“红外围特别班”(专为我们这些人而设)，再挨个把我们每个人痛骂一顿，历时总有一个小时，最后勒令我们以后天天去报到，“补‘挖烙印’的课”。要补的课是：“你们这些‘狗崽子’，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混蛋’，通过狠挖‘阶级烙印’，争取不当‘混蛋’。你们要甘当‘混蛋’，我们也不允许！红卫兵会帮你们‘触及灵魂’！”由于有班上陈光炎、谭钢屏被“触及皮肉”的先例，我们很清楚“帮助”我们“触及灵魂”意味着什么。但那时大形势正在改变，开始批“资反路线”、“自来红”了，我没去“补课”，不几天“红外围”也就解散了。
        对于我的这种态度，曾经听说“那一边”的一个同学这样的评论：“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记得那些事！？”我不以其为是。自尊和相互尊重的人们之间交往，当然有一定规范。当年如此待人，现在如果不首先示好，受伤害的一方有什么必要虚与委蛇呢？
        伤人的事，不是仅仅发生在干部子弟与其他同学之间。我自己也干过。几年前第一次回国时同学聚会吃饭，我正好坐在你旁边，曾问及你母亲。你告诉我她已去世。我当时心里一动，席间无法多谈。运动初期班上几个男生一起写大字报，把一些老教师都点名批了一通，其中包括吴寿玉老师(当时涉及的是“教改中的保皇派”、“用‘唯有读书高’毒害子女、学生”之类)。你从我们旁边走过，看见这张大字报，没说话，我当时心中有些尴尬。我其实是希望向你说一下，我记得这间事，我应该道歉。我参加的批老师、斗“走资派”的事当然远不止于此，如果要见这些老师，我都要先道歉。
        这种道歉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关系的范围。我们整个社会要有所进步，我们这一代人就要提升自己，做出努力，否定导致文革悲剧的思想根源，消除制度性弊病。陈劲在电话中说，“当年他们是雅利安人，我们是犹太人。但在相反的形势下，我们也可能当雅利安人去压犹太人”。实际上，运动后期“我们”这一边的一些同学对“那一边”的一些老师的打击，也是不堪回首的。我们从插队到现在，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做力所能及的事，一方面是思想上摆脱当年谬误而接受更新更好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方面有显著成绩，但很难说在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基本观念方面也有相应的提高。你们信中提到的XXX上电视慷慨陈词初二时“学雷锋”一事，正可用作佐证：“雷锋精神”中，关心、帮助他人，“象春风一样温暖”是正面的，但“驯服工具”/“甘当螺丝钉”是奴役/奴隶的思想，而“夺过鞭子揍敌人”(还记得“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首歌吗？)蕴涵着一种仇恨和暴力倾向，在文革中就演化成谭力夫的逻辑和真实的鞭棍交加的血腥场面。我们这一代人，现在不应该不加分析批判地重复当年一些饱含毒素的东西。我确实觉得，一些最好的观念还没有在中国扎根，与此相联的制度改革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在1999年写过一篇文章，涉及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附上请指正。
        从来信中我第一次知道张大中也是得陈光华助而逃避了“挖烙印”。我刚刚打电话和陈光华谈了我正在写的这些事(他才下飞机到家几小时)，他提到在聚会时对当年做错的事道歉。陈光华对文革往事的态度，在多年前就很明确，所以我们在文革前、文革后到现在都是朋友。附中同学在这边的聚会，凡日程合适的，他都参加了。我觉得他让YYY出面请人，可能是所托非人──“这边”的同学记得YYY当年的行为，并不知道他如今的看法。YYY对张大中说“你能来，就说明你已经原谅我们了”，确实不够得体，“原谅”与否应该由别人说。难怪张大中反驳。但YYY用了“原谅”一词，这可以肯定吧。
    如果你认为合适，可以把这封信转给其他同学。我也把它发给这边的同学。这里所谈，全部对事对理不对人。高三丙班搞了一个“网班”(只限同班同学的网址)，葛家覃老师也参加了。据说那个网站天天有人留言，热热闹闹，但不涉及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你的信引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反省思考，谢谢你“捅破一层窗户纸”。
祝
好！

                                                                                    张人则    2003/1/7     

附件（略）：

由女儿参加的一次学生抗议活动所想到的
任    赜
发表于北美“世界日报”周末版“世界周刊”1999年5月19日
网上杂志“华夏文摘”增刊2000年6月3日
http://www.cnd.org/HXWZ/ZK00/zk215.hz8.html


        安嘉莹的回信，对张人则的一些观点提出意见，例如，“关于你的‘对直接伤害过自己的人是不愿意见的’的观点，颇有同感，但修正一下，如已认清过去的过错，以诚待人的不在此列。”同时报道了南京的新情况：当时接着有另一同学回国的聚会，“我没有去，据说还有一些受过伤害的同学也托词没去。但有人将我在陈光华回国时给YYY的回信，打印了带到现场，许多没有Email地址的同学都传阅了”。“我上次发给YYY的信，同时发给了有Email地址的同学，以期沟通。大家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了我回音，当然各自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概只有YYY没回音，但据说他说‘安嘉莹的信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另一方面，陈光华和张人则讨论之后，决定把他在一场大病、几乎死掉、痊愈之后感悟人生的一篇文章作为致全班同学的信，发给同学交流。文章是用英文写的，由蒋为民翻译出来，寄回南京。该文及译者后记如下：


        陈光华致全班同学的信（蒋为民的中文译文，经陈光华审校）

致谢与道歉
－陈光华

亲爱的同学们：

        这个假期我回到南京，邀请了老同学，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聚会。我很高兴见到一些三十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尽管好像我们突然又回到了我们的年轻时代，充满活力和梦想，然而韶华不为少年留，如今我们已经年过半百。
        或许我是一个在这个年龄倾向于回顾所走过的人生历程的人。或许是我的九死一生的经历（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又抢救过来，在一个美国医院重症特别护理病房住了7天），促使我反省生与死和我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与参加这次聚会的人一起分享了我的这些反省。
        反省我九死一生的经验，我醒悟过来更好地理解我自己，活着还是不活着，以及生命的意义。死亡像似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强烈的冲突和无法忍受的疼痛逐渐消逝，进入到一个安详、美丽、略带悲哀的场景中，最后达到永恒的宁静。尽管在那一时刻，死亡像似一个毫无疼痛的解除而生命在凋萎憔悴，然而因为我对那些至关重要的人的关系的执著，以及我对于爱情和友谊负有的永难完全回报的责任，奋斗以重返人生是值得的。确实，在那一时刻我既没有为看来是虚度的年华而悔恨，也没有为我在一些人生目标上的失败而遗撼。我也没有细想崇高的理想。实际上，在那可能是我的人生的最后的时刻，我的思想是和我的母亲和妻子在一起。
        因此，对于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人际关系和对于这些关系的依恋。所以，人生的意义是理解和感激这些关系。换句话说，人生的历程是超越我们的局限性、偏见以及被误导的状态，达到理解人类同伴，以及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并感激所有这些的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对待人类同伴，如何做人。
        因为生命是脆弱的，所以我不愿意错过我的机会。我乘上次聚会的机会，现在再借写此信的机会，对所有和我一起学习过，工作过、分享过经验体会的人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友爱的帮助，容忍，和耐心，以及教我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关系，和如何做人。
        我是一个学的慢的人，花了我一生的时间才学会了或许是简单的道理。我曾经不成熟的，有局限性和偏见，误入歧途。我不懂如何做人，做了错事。我伤害了好人。我伤害那些我应该永远怀有感激之情的人。我对我的错误表示歉意。
        说几句话关于文化大革命。尽管情况可能不同，当我伤害了其他家庭时，我的家庭也在受伤害。因此，从个人和家庭的经验推广到人类的更一般的的经验，对我并非很困难。我曾经在八十年代在南京大学和一些老同学和校友交换过关于某些悲剧性的情况和事件的意见。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早期有一个学习班，大家必须谈文化大革命教训。虽然几乎所有我的同事都使用了现成的语句，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缺乏理解，受四人帮和林彪蒙蔽”，我陈述我的两条教训，没有用这些语句。我只需要用简单人性的措词。首先，做一个好人。其次，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简而言之，我感谢你们大家和我们的友情，它们构成我的人生而且赋于它意义，我也对我的错误表示歉意。
        像在一只歌中所述，请允许我向你们这些好人－－我的老同学，致以最良好的平安的祝愿（“愿好人一生平安”)。

陈光华
（请将此信传给全班同学。因为我没有中文书写软件，此信用英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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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感
－蒋为民

光华同学：谢谢你的来信。
        人则同学昨日来电话建议我将你的信译成中文，便于更多的同学分享。我今天已译了一个草稿，权当抛砖引玉之作。
        你的九死一生的经验独一无二，发人深省；你对人生的意义的理解十分深刻；你的诚垦的歉意，难能可贵。
        古人有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又说“人有十年旺，鬼神不取谤”，你躲过这一劫，那怕是鬼神也奈不了你何。
        文化大革命之事，红卫兵既是当事人，又是受害者。你的词“misguided” “误入歧途”很贴切。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都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我很高兴有你这样正直的好朋友。

蒋为民 01/12/03 于旧金山。


        陈光华的信在南京同学中流转，反应是正面的：“不断地收到陈光华信件的中英文新版，我想，看到的同学都会体会到他的诚意的。”事情到此，本来可以算是不错的结果了。但接下来又起余波。一些受过“自来红”压迫的同学，对班上几个非干部子弟而参与整人的同学，也起责难，认为他们有关歉意的表态不够深刻。被批评的同学受到压力，感到委屈。陈劲与张人则商量，我们不能搞反向的“挖烙印”。于是，陈劲与南京同学打电话，麦纪玲与美国同学打电话。中心意思是，反思要由各人自己做，不能要求别人的认识达到自己的水平。我们的目的是消除历史隔阂，千万不要再造新创伤。这种意见在沟通中得到共鸣。大家对文革往事的看法、认识当然仍有差异，但同学之间在有过上述那样的交流之后，就不再追究了。

         从高二乙班同学的这一场讨论来看，反思讨论要取得正面成果而避免负作用，绝非易事，但并非不可能。上面提到，我们对反思讨论文革一直持赞成而谨慎的态度。关于反思讨论应该如何进行，我们的一般想法是：（1）反思依赖事实，我们应当努力建立附中文革史实的尽可能完整的纪录，作为反思的基础；（2）对文革中的事端，是非判断立于道歉，一经道歉，双方就有了反思讨论的共同出发点；（3）思辨固当力求深入，讨论无妨相互辩驳，态度则务须符合公共讨论的规范──理性、开放、尊重对方等等；（4）所追求的成果，并非观点的统一，而在于形成比出发点更深入、更广泛的“重叠共识”。这种共识可能需要在多次交流沟通中经逐次逼近的过程而形成，已形成的共识，也可以随时间而演化发展。附中的老三届同学啊，我们能不能通过反思，尽量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更多一点正面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