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四章

邓振新

第四章 红卫军与李再含

（一）李再含持“不同意见”由“保”变“革”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因四川、贵州文革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批评。他从北京带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的指示，于9月7日到达贵阳。他向贾启允布置：只要做到“五不动”，即军队不动，工人不动，农民不动，居民不动，干部不动，就会使“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李再含以政治辅导员身份向“号码兵”传达陶铸的指示：“（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
在李井泉的启示下，9月12日至10月3日，李再含因“持有不同意见”，先后向贾启允写了六封信（见附件7）。10月8日至25日，经李井泉推荐，陶铸点名，李再含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
11月2日，西南局同意调整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免去苗春亭的副组长职务，增补陈璞如、张健民为副组长。
11月2日上午，贾启允、李再含等在贵阳金桥饭店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陈璞如在会上向红卫兵小将们介绍说：“这是军区的李同志，他是与贾书记有不同意见的，你们不相信贾书记，以后可以找他。”贾启允接着说：“在对待‘6．6’ 事件问题上，我们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从此，李再含便转向“支持造反派”了。贾书记早在9月4日就说过，领导班子要分一、二线。李再含开始站到第一线，在群众场合露面。
11月底，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发起，炮轰派成立了“贵阳市统一行动指挥部”，红卫军、地化所等所有炮轰派组织都参加了。这是贵州造反派革命大联合的最初形式。
12月3日，西南局同意增补李立和李再含为省文革小组副组长。李立是原省人民委员会省长。贾启允被揪斗后,陶铸来电:“同意撤销贾启允贵州省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职务,由李立同志主持,李再含同志协助。陶办。”
从李再含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以后，直至1967年1月，先后私自向中央文革和林彪发出18份攻击和诬陷省委的电报，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赞赏和支持。
12月10日，李再含在给林彪转毛泽东、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省委已完全瘫痪”，“全盘机器已完全失灵”，“有影响三线建设的危险”等。

（二）“二李”由接近到对立

12月3日，贵阳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工纠”开车压死2名“红卫军”，市公安局未能及时出面处理。李再含为了取得红卫军的信任，公开表态罢了市公安局长的官，并带头签字同意在全市停产3天，游行追悼，还以省文革小组名义发出全市停产通知。次日，统一行动指挥部举行追悼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花圈，并致悼词，还追认这两名死者 为“烈士”。会后佩戴大白花游行送葬。事后，红卫军要求解散“工纠”，把躲在省军区地下室的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揪出并扣押起来，哄动省城。红卫军声威大振。李再含和李铁乃被人们并称“二李”。“工纠”因面临解散危机，挟持李立上北京告状，被炮轰派截堵抢回。12月17日，陶铸来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纠察队是群众组织。既然是群众组织起来的，就不要撒销。陶办。”11月4日起，省三干会在省委党校召开，后转到市内交际处等地，历时40天。会上，李再含宣扬“李铁乃是革命的”，“在革命组织中李铁乃是最有头脑的，他很冷静，我佩服他。”
九、十月间，西南局阎秀锋在贵阳时听说李铁乃“有问题”，便叫省公安厅作调查。李再含在省军区一次会议上看到省公安厅对李铁乃搞的调查材料后，当场替李铁乃辩护，质问：“是谁叫你们搞的？这是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并将材料转到李铁乃手中，引起李铁乃要揪斗公安厅的当权派。
12月5日，红卫军以查抄“黑材料”的名义，从《贵州日报》社抄出很多材料运回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二李”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李再含对李铁乃的态度变为“一看、二帮、三警惕”。
12月27日，李再含找李铁乃和地化所徐英年到省军区商量大联合问题。李再含说：“老李，你以前领导红卫军很辛苦，但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以后由地化所领导是否有利一些？”李铁乃不同意，不久就宣布退出“统一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计有红卫军、赤卫队等74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打倒折衷主义”大游行，矛头针对地化所。李铁乃说：“地化所他们知识分子想垄断贵州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老子三天就可以踏平地化所。”1967年1月初，李铁乃经昆明、重庆前往北京告状，并找曾在贵阳帮助过他的一位《光明日报》记者再寻求帮助。他在京刷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标语，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李再含在贵阳则从红卫军中扶持另一个头头于1967年1月3日拉出另一个山头“红卫军造反联络站”。
1967年1月5日，陶铸被突然打倒的消息传到贵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时宣称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自此陶铸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
1967年1月初，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即“夺权”斗争，毛泽东公开支持。从1月15日起，上海的夺权斗争在贵阳市引起了连锁反映，贵阳矿山机器厂的造反派率先在厂内夺权。从16日至19日，《贵州日报》社、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医学院、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省文化局、贵阳棉纺织厂、贵阳钢铁厂、贵阳造纸厂、林业厅汽车场、省建一公司等单位的造反派都先后夺了本单位的权。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革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贵州省公安厅夺权派“1.13”革命战斗总队就是以颁布这个规定的日期命名的。

（三）李再含告状，李铁乃被抓，红卫军解体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1月17日下午，红卫军出动20余车人到省委大楼去夺以李立为组长、李再含为副组长的省文革小组的权，因大楼内无人，未达目的，绝大多数人走了，留下20多人守候大楼，至18日凌晨1点多钟，发现有2名武装流动哨兵。红卫军增派一车人来，并问：“是谁派你们来的？军委有命令，解放军不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要保旧文革 ？”双方发生了冲突。红卫军抢了手枪1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1件，并拍了照片，作为军队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证据，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拒绝答复。李再含向中央写了“对李铁乃总部一小撮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
1月21日，根据李再含的报告，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了李铁乃。赤卫队的黄世明、贵州兵团的施其利等工人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在贵阳被捕。随后这些群众组织的总部相应被瓦解。
李铁乃在京被抓的情况，重庆“反到底”头头黄廉是见证人：
“贵州“红卫军”的李铁乃到重庆约我一起去北京，想要通过我找中央文革，说我在中央文革心目中还有点地位。贵州的情况是李再含明里支持李铁乃，暗地里支持地化所徐英年，李铁乃觉得不公平，就起来反对李再含，去北京也想找周恩来，把事情向上反映，寻求合理解决。

“李铁乃请我在西四吃火锅，还告诉我那天晚上二点半，总理要在四马桥接见他们，他一定要我参加。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屋子，门口站了一个解放军，我们进去之后他们把六道门全部关紧了。我看屋子里很简陋，不像是总理会客的地方，就问解放军。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12点多的时候，进来很多便衣带枪的人，问谁是李铁乃，一下子把他铐起来。对在场的人，他们说：首长说都要带去。我很纳闷，以为是‘联动’的出来绑架，最后才知道是被卫戌区管制起来了。等到第七天的时候，才有两个公安局的人过来，验证我到底是真黄廉还是假黄廉。又隔了两天才来一个军车，一个叫赵文成的干部告诉我，李铁乃犯了滔天大罪，把造反派开进进不得的地方。他还告诉我，重庆问题严重。我走出卫戌区，就看到中国氢弹爆炸的喜讯。”

李铁乃押回贵阳在邮电大楼前广场批斗时，他站着挨批斗的台子就是他自己安排搭成用来斗走资派的。
1月23日，中央公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泽东在决定中指出：“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月26日凌晨，贵州某师部队和省公安厅“1.13”在群众组织配合下，查抄了红卫军总部和红卫军甘荫塘分部，抓了100多人。
1月26至27日，省军区宣传车在贵阳市街头和市郊反复宣传“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
1月27日，在“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的舆论攻势下，贵阳煤矿发生“工纠”向红卫军反夺权，红卫军被捆绑吊打达54人之多。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红星拖拉机厂、贵州柴油机厂、市邮局等红卫军夺权单位也发生类似事件。“工纠”反夺权后纷纷到省军区报喜。
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代理组长江青等接见贵州代表团。江青问：“李铁乃是什么人？”听了代表们的介绍后，江青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
代表团中的南下串联队代表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