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禾 重庆在１９６８年（《国家历史》2008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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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火炉在燃烧

有人把1968年的中国红卫兵与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和美国的反叛一代相比。这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同样是“闹事”，同样是“反政府”，但中国的青年当时完全是按照最高领袖的号召和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宣传思维模式在“造反”，追求的不是自身解放、个性解放而是压抑个性、牺牲自我和“解放全人类”。■黄艾禾

1968年3月，重庆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黄顺义26岁。已经参加文革运动两年，身为“重庆大学815战斗团”的“1号勤务员”——勤务员，在那个年代是“头儿”的代称。3月17日这天，他正在铜梁县主持当地两个同属“815”的派别的联合工作，忽见当地驻军的炮团政委进来对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打“刘张”错定了！所谓“刘张”，指的是刘结挺和张西挺。这对夫妇，前者曾是宜宾地委书记，后者曾是宜宾市委书记。在文革中，重庆的两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分别是反“刘张”和挺“刘张”的。

黄顺义知道，此刻，重庆两大派的头头加上当地驻军54军、50军的负责人正在北京开会。炮团政委的消息，就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它意味着，北京表了态，“815”错了！黄顺义火速赶回重庆大学。他得知，北京的这个表态，是在3月15日做出的，16日晚就已经通过电话传达到学校。

后来史家们将北京的这个表态称为“三一五指示”。黄顺义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看到的那些令他五雷轰顶的电话记录。康生说，打“刘张”就是为李（井泉）廖（志高）翻案。而另一位领导人上纲更凶：打“刘张”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在1968年，李、廖都已是中央明确表态要打倒的“走资派”，刘、邓都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中国的赫鲁晓夫”，说你为他们复辟，那就等同于宣布你也该是革命对象了！

重庆大学一片哗然。

本来，在经历了两年的文革运动，特别是1967年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后，重大的学生们已经日趋消沉。他们没想到，原以为三个月半年就会结束的运动能拖这么久，他们无法毕业，不能就业，也不能结婚生子，有些人开始戏称自己是“长胡子兵团”。然而“三一五指示”让他们又情绪激动起来。有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开始怀疑：“康老，你不老吗？那为什么你说的话有糊味？”署名是“重大长胡子兵团留守处。”虽然校园里到处可见“毛主席说了算，八一五照着办”，“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这样的大字报，但是黄顺义也记得这样一条：“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的红司令，说句心里话，下辈子我决定不参加您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署名是“重大八一五觉醒的红卫兵”。红卫兵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直是听毛主席的话闹革命，今天却错了。

造反怎么有理？　　

“815”是重庆文革中造反最早，也是势力最大的一支造反派。

1966年5月29日晚上，当北京清华附中的一批中学生在圆明园的山坡上商议创建中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时候，重庆的学生们还在校园里按部就班地上课，但是，运动已经开始搞了。北京在批“三家村”，重庆大学里也开始出现大字报，要反修防修，要揪本校的牛鬼蛇神。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正式展开。

6月8日，按照刘少奇的部署，重庆市委向重庆大学派出了工作组。6月17日，重大出现了第一张反校长郑思群的大字报，7月29日，重庆市委宣布郑思群的四大罪状，并对其进行“监护”，8月2日，郑割腕自杀。郑在重大学生中威望很高。怀疑他是被工作组迫害致死，成为后来重大学生们造反的直接导火索。就在这个时候，重大的工作组像在刘少奇主持下向全国高校派出的工作组一样，气数尽了。8月6日，工作组向重大学生做检查，准备撤离。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革命青少年……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学生们在校园里一片欢呼，反工作组、反市委的大字报遍布校园。造反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为什么他们叫造反派？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流传甚广：“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条语录，被到北京去的重大同学带回到了重庆，令重庆的学生们热血沸腾。然而，重庆学生的造反不仅仅是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模仿。学者徐友渔对红卫兵运动做过深入研究，分析他们造反的动机。在这里，这些动机也适用于解释重庆的红卫兵。

他们是在自己的青春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的。像所有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一样，他们急于向人证明，自己已不需要家长和教师的监护，要独立地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但他们又长期生长在高度政治化和禁欲的环境中，当文革把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外力撤去，他们体内洋溢的青春潮水不是按其本性自由发泄，而是由坚实的政治堤岸被导向既定的方向。”而与这种青春期骚动浮躁相对照的，是学校中十分枯燥刻板的生活，是“分数挂帅”那种压抑个性的教育。这种枯燥压抑的学校环境与从小听说的革命前辈们在战火中成长的英雄传奇故事，形成巨大反差。他们向往着到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文革一来，他们觉得，解放了，原来自己并不是生不逢时啊！文革开始时正在重庆工业学校上学的韩平藻对这种感觉的描述是：“解放的快感，一开始是有的。起初，我们被管，被当权派管。后来，我们来管。领导被我们管。最简单的心理就是你被压，然后你被释放，翻过身来。文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所谓‘四大民主’，对大家非常刺激。你看到毛主席的话很高兴，好像毛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把这个权力或是武器直接给你，当然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8月15日这一天

8月12日晚上，重大的学生周孜仁起草了一份后来被称为“重庆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目前，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局面打破了！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同志们站出来了！……要革命！！要造反！！那就顾不上几个坛坛罐罐。老一辈打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咱今天为无产阶级保江山，就要敢于迎困难、担风险！有毛主席领路，有共产党撑腰，还怕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面前，他们越抵抗，他们就只能完蛋得更快！失败得更惨！……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高职务，多大的权威，多老的资格，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批判！都要打倒！！毫不留情！！！一个都不例外！！！”这样充满暴戾的语言，在那个年代里，如在干柴上点了一把火。大字报起草完，参加签名的人足有几千，签名的大字报纸都铺出上百米。

13日，重大的学生们就是抬着这份大字报，在管乐队的铜管乐器伴奏下，浩浩荡荡开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校园。当时建院的学生们正在教室里学习文件，从窗户里看到，重大的学生们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建院的操场举行仪式，将自己的大字报宣读一遍，又吹吹打打回到本校，意犹未尽，顺手把校内的两个“走资派”再揪斗了一场。这一天，是“815”的一次预演。

8月14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们找到重大，要求声援。重大学生们慨然应允，很快制定好了次日的行动计划。

15日，数千重大的学生与重庆师专的“保守派”在师专大操场对峙。在这种时候，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引爆的火种。而这时双方为毛主席像究竟该挂多高而吵了起来。当时操场前面的图书馆楼正在装修，师专的保守派在上面挂出“815不受欢迎”的大标语，重大学生提出要把毛主席像挂得比标语更高，对方坚决不同意。双方的对骂很快提升到对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感情的高度，僵持不下，决定到重庆市委请领导来断个公道。学生代表去了一批又一批，市委文革办公室以礼相待，请吃馒头请喝开水，但领导人就是不出来。这样，时间接近傍晚，仍没有市委领导的回音。学生们一天没吃饭了，在重庆38度高温的烘烤下，情绪几近爆炸。这时，重大校田径队的一个同学对黄顺义说，你是校文筹（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文革初期官方承认的一个文革机构）的，只有你亲自出马去请市委书记了。黄顺义骑着同学开的摩托车，直奔市委。在接待处，他看见先前去的同学，正吃着稀饭，抱着馒头，他气不打一处来。他对出来见他的市委领导们斥道：共产党是靠学生运动起家的，哪有共产党干部怕学生的道理？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并领导的，市委书记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应当身体力行，领导重大的文革。我们的同学已经晒了一天的大太阳，许多同学和老师都中暑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人民的公仆，还有没有良心？一请二请三请都不来？还拖到何时？最后，市委的二把手辛易之硬着头皮去了。黄顺义形容，“我们七八辆摩托车在前边开路，辛的小轿车在后面跟着”，来到师专广场。重大的学生要求他表态支持，师专的人要求他表态这是反革命行动。而辛易之恐怕也根本不清楚其中是什么逻辑，在这种群众运动情势下，他只能支支吾吾装聋作哑。深夜十二点过了，重大的学生们决定暂且收兵，在军乐队高奏的《团结就是力量》声中打道回府。第二天，重大学生连夜写出的“辛易之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的大字报就上了街，铺天盖地。其后十年，重庆再无宁日。重庆“815”这天发生的事，实际已经隐约勾勒出文化大革命这场群众运动的狂热、暴力与不可控。

“革命是暴动”

有人根据文革中的“四大民主”，认为文革是中国民主的一次尝试。实际上，中国人只有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中，才渐渐认识到，民主是建立规则的一个过程，是要建立一个让每个人、每个利益阶层都有平等讲话机会、维护自己权益的规则的过程。而文革，则是以对规则的破坏、唯我独尊、不让对手讲话为快事。1976年2月6日，重庆造反派中对立的两方，“815”和“反到底”派在重庆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前有过一场大辩论。“反到底”的文科学生辩手妙语连珠，纵横裨阖，而“815”的工科辩手，以严谨的逻辑不紧不慢地防守反击。这种辩论，不若今天的大专辩论会，没有双方都承认的辩论规则，没有评委，更没有最后仲裁人。只是看双方谁能把握会场气氛，煽动起听众的情绪。辩论到一半，周围大楼的窗口已经陆续挂出大标语：“八一五好得很！”支持815的人开始向反到底的人起哄——最后在听众山呼海啸般的喊叫声中，反到底派输了。周孜仁曾听一个朋友讲过一个故事。文革中有一次辩论，对方女辩手在模仿毛泽东那种气吞山河的口吻说出“周家喻（815派的头头）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时，因被台下起哄的人搞晕了头，竟说成：“周家喻的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会场上马上有人接话：“周家喻是个男生，你摸他的屁股不合适吧！”全场哄堂大笑，把这个女辩手轰下了台。实际上，发生在解放碑的那场辩论，是造反派两大组织间最后一次仅仅用语言的平等较量。此后，双方就用暴力，甚至是枪炮说话了。

周孜仁，重庆815派《八一五战报》的主编，文革后曾写文对这场浩劫进行深入反思。他在讲述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的“124事件”时，揭示了造反派的大会造反战术。这个程式为：纠集人员——冲击会场——抢夺话筒——发表造反声明——占领主席台，最后取而代之。这纯粹是一种捣乱行动，它的结果，轻则大会流产，重则大打出手。目的，是事情闹得越大越好。12月3日，造反派们精心制定了他们的冲击方案，谁先冲击主席台，谁控制两侧看台，甚至连马路旁的救护车都安排了，一个头头说：我们就是要以血唤起山城人民的觉悟！要准备死人！要血战一场！12月4日，“815”的头头周家喻本来是作为嘉宾被请上台的。但他一上台就抢夺话筒，强行要求发言。这种无礼取闹激起满场“保守派”的愤怒，“815，滚出去”的口号震耳欲聋，造反派这时从四面八方汹汹涌入，双方开打。现场的几万人，从开始的相互谩骂，到后来拳脚相加，到后来连旗杆、标语牌、砖头都用上了。这场混战，被文革史学者何蜀称为在重庆“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他披露，仅造反派这边公布的数字，那天就有405人受伤，若加上对立一方的，至少应多出一倍。

从造反派行径来看，这真可谓不折不扣的“打、砸、抢”。然而这种看似无法无天的造反，其实有“天”，造反与对领袖的狂热崇拜，是一个硬币不可分的两面。在一份当年红卫兵的回忆中，曾有这样的记述：“那天检阅（受毛主席接见）回来，大家激动得不得了。同来的一位高中同学割破手指写下一份血书，‘紧跟毛主席，永远不变心，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一脚踢开我们的房门，举着血书进来说，谁赞同，来签名。我们二话没说，都割手指签名……第二天我们就杀回老家造省委的反去了。”

战火中的青春

到1967年，重庆的武斗已全国闻名。从使用棍棒、钢钎、砖头开始，到使用从半自动步枪、高射机枪到三七高炮，从水陆两用坦克到炮舰——使用了除飞机外的几乎当时所有轻重战斗武器，一场武斗出动的人数动辄数百上千甚至上万，那已经不仅仅是武斗。而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战斗双方，为的目标都是一个：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重庆，武斗的双方并不是“保守派”与造反派，而是同属造反派的两派。

笔者曾经问过当年的“反到底派”武斗队成员、重庆工业学校的中专生韩平藻：既然大家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到互相用枪炮来打呢？韩平藻说：应该说，到今天我们看，对立的那一边，他们对毛的感情是真诚的。我们也是真诚的。只不过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最听毛的话的。是毛最欣赏的。而对方那派，是离开了毛的路线的。毛这回是支持我们了。我们打了半天，最后比的，就是谁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暴力革命的教育，就是不能容忍异己，我们从小就知道解决矛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枪杆子。所谓民主的宽容，我反对你，你反对我，最后双方握手，这个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些语录，那些观念，已经深深在内心扎根，全是那种非黑即白，必须把双方消灭掉的观点。”周孜仁亲身经历了重庆最著名的武斗之一：1967年6月发生在西南师范大学的“六五”大武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道：“总攻开始，号手将冲锋号吹得很凄厉，云梯被长绳迅速拉上三楼，武斗人员顿时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大楼涌扑过去，援云梯攀爬而上。多是些中学生。他们什么装备没有，光着头，也不穿劳保服什么的，但勇如飞蝗，势不可当，全不管石飞如雨，只顾闷着头前赴后继，奋勇争先。有人被砸，有人落梯，或仰坠，或立扑，血流横飞，喊声震天，但无一退缩，那场面真个惊心动魄。飞石是从二楼倾泻下来的，如瀑如雨，飒啦啦掷地有声……我站在远处呆看，很快便被狂乱的冲动所感染，难以自抑，遂提着棍棒冲了上去。”学生们的英勇，也来自当时看的电影。

韩平藻说，“记得当时对我们刺激最大的，文革时反复演的，就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那片子就是讲残酷。讲最凶恶的敌人就是党内的敌人。有时，我们这些学生，内心也会感到有些恐惧，或是感到有点不对的时候，但是一看《列宁在1918》，列宁教育高尔基：‘当两个人在生死搏斗的时候，你能说，哪一拳重要，哪一拳不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残酷，镇压是应该的。当时苏联共产党内季诺维也夫反对起义，认为俄国还没到这个时候，列宁说：‘等待等待，老是在等待，我们决没有权力等待资产阶级来绞杀革命！’——这都是烂熟于心的当年的警句。当时年轻人都是看这种战争影片，崇拜战斗英雄。”

1967年3月6日，周孜仁偶然走进重庆人民大礼堂。他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我踏进这个雄伟壮丽的宫殿般的大厅的时候，心潮起伏，激情汹涌。我想起了一幅画：十月革命攻打冬宫后，两个水兵正在安静的大厅里吸烟。华丽的大厅在战斗之后，弹痕斑驳，满地狼籍。这时候，我自己不也在走进一幅历史的画卷么？看一看几个月来大字报和标语的废迹，我觉得，这些不就是一场激战后留下的弹痕么？”

周孜仁记得这样一个场面，它宛如一个电影镜头：“一天晚上，我和张忠云去沙坪坝卖（815战）报，一个小女孩笑嘻嘻地走来。我们以为她要买报，正要抽出报纸给她，对方却连连摆手。她把自己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伸向张忠云，要他把手掌伸开。张把手掌打开了，她把她的小拳头伸到上面，也打开：一枚金属落在张忠云握满硬币的手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响。我看清了，是一粒半自动步枪子弹。 女孩快活地笑道：“拿去打砸派（即反到底派）！” 然后又是一阵胜利的大笑，她飘然而去。

然而，当真正的战斗打响以后，周孜仁看到的却并非是这种浪漫：“暮色如晦，并不宽大的校园里，少男少女们正在全力备战。正值花季年龄啊！他们应该穿着宽松的T恤和漂亮的连衣裙去黄昏的花园小道谈说自己的梦想和温情，但是这时的他们，却全都穿着肮脏的劳保服在抬石头，构筑教学楼前工事；还有的人则坐在地上，把石块砸碎，再用筐子挑进大楼作武器；更多的女生则用作业纸分包石灰，一小包一小包地放好，也是做武器用的。所有窗户都已砸得精光，学生们便挂上草帘作为掩护……这景象和革命电影《地道战》上老百姓对付‘鬼子’进村时的繁忙毫无二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武斗必定要死人。在重庆大学，当年每个参加武斗的“烈士”，会得到800元的抚恤金。黄顺义解释说，那是按照当年的排级干部的抚恤金标准给的。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就是排级干部的级别。800元钱，在当时还真不是一笔小数目，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个月的工资。但是，很多死者家属都不要。他记得有一个湖南籍的同学死后，他爸爸来了，说，我儿子是为保卫毛主席路线牺牲的，不要这个钱。我儿子命都献出去了，我还要那钱干什么？在《815战报》二十六期上，刊登有“邹茂林烈士”追悼会的消息。邹茂林，重庆石油学校学生。死时仅19岁。从《815战报》上刊登的照片看，完全是个稚气未脱的娃娃。而邹茂林母亲在追悼会上的发言，题目是：“红卫兵勇献青春，烈士志气贯长虹”，发言除了一些流行的豪言壮语和孩子如何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之类的事迹，孩子的死情只字未提。

黄顺义只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能让今天的人们体会当年的人失去亲友的至悲：当一位姓冯的同学下葬时，他的女友，把自己的头发剪下一束，与爱人同葬。文革后，作家郑义曾写过一篇名为《枫》的令人唏嘘的短篇小说，文革武斗时，一对中学生恋人分属两个对立派别，战斗中女孩子就在男孩的面前英勇自尽。但实际上，在当年的战场上，谈恋爱的事是极少的。那是一个禁欲的时代。如果有这种感情，也要偷偷摸摸在地下进行。何蜀记得，在1967年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一个红卫兵写的一份情书，被人捡到了，抄成大字报，公布在解放碑新华书店的旁边。其实那情书写得挺革命的，只是有一句，希望得到对方一张照片，大一点的。当时人们认为，大家都在轰轰烈烈干革命，你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很不道德的。公布出来，就是要叫他无地自容。那时我们是完全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革命的洪流里面去。内心还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觉得，我很可能会死掉，不愿想这事。我也面临有女孩对我好，我也知道，不愿意的重要原因，就是想到自己会死掉。”韩平藻说。1968年的3月，北京的“三一五指示”让重庆815的红卫兵们掉进冰窟，而与他们对立的“反到底”则直上九霄。“反到底”的头头黄廉记得有这样一景：一个“反到底”的人看到“815”的蔺习廉，就从背后喊他：站到！听我传达最高指示：“《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蔺习廉气得全身发抖，想打他又不敢。“那个时候‘八一五’就像投降时期的日本人一样。”但是，到了4月27日，北京的又一个指示下来了，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其时，双方的武斗本来已经逐渐平息下去，武器也大都已上交，但在这两个指示后，双方又开始到军工厂和部队抢枪了。

5月31日，重庆两派分别举行庆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游行途中，两派在两路口等地发生武斗。重庆武斗的真正结束，是在1968年的10月。15日，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自即日起撤销总部。此后，重庆真枪实弹的全面武斗基本平息。而在此时，重庆的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中学红卫兵们则和全国的学生们一道，开始了上山下乡，离开城市，奔赴边疆农村。真正开始对文革发生怀疑，产生叛逆，也正是从他们成为知青后，开始了。

死者与生者

2008年4月，重庆蒙蒙细雨。全国闻名的重庆文革“红卫兵墓”。老人与孩子们惬意地享受着自己的休闲，并不在意清明时节来到此间的形形色色人等。这些人，多已年过半百，满面沧桑，神色凝重。他们年年清明都会来，而这两年来的人似乎更多。这里的113座坟莹中埋葬着近400名文革武斗的死难者。他们都死于1966到1968年。40年的风雨，令许多墓碑已经斑驳，甚至根本无法辨认出名字，但并不能阻挡亲人朋友们的思念之情。一对中年夫妇，在一座已经看不出名字的墓碑前，摆上了一束花，和一个桔子。有知情者告诉说，那里安葬的，是一个15岁的男孩，叫张朝熹，在1967年6月10日这天，被对立派别的人追赶，跌落于水塘中，岸上的人不断扔石头土块使他无法上岸。三天后，他的尸体浮上水面。来为少年扫墓的，是他的弟弟和弟媳。40年的时光，已经让他们变成了中年人，而他们的哥哥张朝熹，却停在了15岁。

沙坪坝的武斗死难者墓，埋葬的都是815派的死者。而重庆大学的武斗死难者，是埋在重大的松林坡，一共24人。与他们对立的反到底派，则另外建有墓地。但到今天，这些墓地只剩了沙坪坝这一处。它也可能是文革死难者集体墓地中仅存的一座。有那么多的年轻英灵，竟然已尸骨无存。逝者已往。尽管当年他们死得英勇，死得自觉自愿。让人隐隐不忍的，是今天活着的人，是不是把他们抛却得太快？

黄顺义已经退休了。走在街上，人们已无法看出这个身材瘦弱的老人曾经经历过的叱咤风云。对于这已经或正在退出社会主流的一代来说，今天的中国，他们是万万也想不到的。他们当时还想不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会在大洋的彼岸，结出一个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