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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风暴”中的潘国平
蔡丹宙 （转自 天涯社区）
凡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说到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一定都知道王洪文。这主要是因为后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其表面上的地位，甚至比江青和张春桥还要高，他与万万岁的距离，仅差一步之遥，已经是到了伸手可及的地步。而潘国平，即使是在革命造反派最为得势的时候，也没有跑出上海半步，到北京混个什么官当当。这个小混混即使是做梦，也不敢想象能做一个平肩王！
其实论资格，潘国平的造反经历要比王洪文更长；论上台演讲的口才，王洪文根本不是小潘的对手。1966年11月初，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之邀请，参加“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经验交流大会”。会上有人提议：“我们造反派工人光是串连和交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会更加有力量”
这个提议刚刚提出，立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并决定马上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于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当然成了众目汇聚的中心，人们一看，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上海市内江路上海玻璃机械厂里的风云人物，厂里的“造反有理战斗队”的年轻头头潘国平。潘国平当年只有24岁，18岁参军，22岁复员到玻璃机械厂工作刚满两年。小潘不但他的提议得到拥护，而且其能说会道的那一副风流倜傥的勃勃英姿也博得众人的齐声喝彩，以致当场就有几个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建议，要他担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临时召集人。
但是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个人，在讨论选举“工总司”临时核心时，他提议道：“今天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彼此还不十分了解。我建议各人都来一个自我介绍，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简单经历，说说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厂里担任何种工作，以便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做一个参考。”提该建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共副主席的王洪文。
让我们接下来介绍王洪文，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以后简称为“永忠”）的头头，1935年出生在长春的一个贫苦家庭里，1951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先是当某一个团长的警卫员，后来当通讯员，还入了党。朝鲜战争结束后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后来担任保卫科副科长。不久前搞四清运动时，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就是由张春桥领导。所以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四清时就认识并有了联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王洪文积极响应，在厂内第一个贴出批判党委的大字报，从此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风云人物。他最先反厂党委，后来又反上海纺织局派来的工作队，并当上了“永忠”的头头。
王洪文的建议自然又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参加会议的工人造反英豪都自报门户。当轮到王洪文介绍时，他一下子扔出了三块响当当的王牌──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副科长。由于他的三块金牌非常硬，是一般的造反英雄所无法具有的，这就使他很快被与会者刮目相看，并与潘国平一起，立即被选入“工总司”的核心组。
但这毕竟是高叫“造反有理”的特别时期，也有许多人对王洪文响当当的三块金牌并没有太多的理会，再加上潘国平能说会道，许多人还是看好潘国平。所以1966年11月9日中午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和“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还是由潘国平一手主持。老实说吧，那时候的王洪文，因为身上背着“共产党员”的红牌子，做起事来多少还有点患得患失，顾虑重重，不敢面对面的去造上海市委的反，所以有些事情他都不公开抛头露面，只是躲在幕后煽风点火。这无疑在客观上抬高了潘国平的地位，所以潘国平的大名，还是盖过了王洪文。所以那些老造反还说，潘司令除了造反经历超过王洪文，其他如随机发言和即时辩论等快速应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王洪文；最后有人还说，即使是两个人的长相，咱们的潘司令也要比姓王的帅得多。
不过笔者认为，说潘司令比王洪文帅，那是部分造反先生的看法，我们很多人大概在电视上看到过王洪文，他是一张标准的“国”字脸，看上去的确有点英俊。而潘国平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见过，他是圆形的娃娃脸，看上去真像一个小娃娃一样讨人欢喜。
不知后事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自从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经验交流大会”之后，上海有几家销售棉布的百货店，出现不少怪事。11月5日清早，上海西藏南路八仙桥协大祥和金陵东路的几家百货店的店员上班时，发现店门被虚掩着，显然是晚上有窃贼光临。可是当他们检查货架上的货物时，发现只少几匹红布，其他货物丝毫未动，而且还留下一张字条，上面用非常蹩脚的汉字写着：
某某商店广大要革命造反的无产阶级战友们：
我们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向你们借用红布两匹。等我们彻底批倒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上海的无产阶级真正掌握上海的大权之后，我们一定如数奉还。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66年11月5日凌晨
几个商店经理把情况和纸条汇报到公安局，可是公安局内也在争论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人会理会这些小事，经理们汇报和不汇报其实是一个样的。除了棉布店，长江刻字社白天就有人光顾，他们要刻一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圆形大印，十几个身强力壮又自称是造反队员的小伙子，团团围住身材并不十分高大的刻字厂经理，立时三刻要去了这颗大印。等小伙子们离开之后，刻字经理也报告公安局，所得的结果也像棉布店经理一样。
1966年11月8日星期二是笔者的厂休日，无事就到市中心区看热闹。只见在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工总司”的海报，海报的最前面，按照当时书写各种公私文件的惯例，雷打不动的是一段毛主席的语录，清楚地写着：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
接下来就是海报的正式内容：上面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热烈欢迎革命造反派的战友，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踊跃参加大会，共同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除了海报，还有许多首都红卫兵的宣传车在大街小巷到处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唱罢语录，就转发一个重要通知：“明天中午12点正，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热烈欢迎响应毛主席号召、要革命造反的工人和广大群众前去参加。”
与此同时，潘国平和王洪文等“工总司”的代表来到上海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向市委提出三项条件：
一、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 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三、 提供宣传工具。
不知道上海市委如何答复“工总司”的挑战，却看下回分解。
上回提到，工总司的代表向上海市委提出三点要求，要承认工总司，要曹狄秋到会接受批判，还要提供宣传工具。市委接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结果是不参加、不支持、不承认的三不政策占了上风。
潘国平等见市委不予回答，非常气愤，但大会通知已经布告了全市，所以成立大会还得如期召开。
在紧锣密鼓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11月9日中午，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上海国棉17厂的王洪文、30厂的王秀珍、31厂的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等17人，带领17家工厂造反队成员和听到消息自动前来参加大会的其他大约数万名群众，在上海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后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以及彻底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可是上海市委和市长曹狄秋根本不予理睬，并做出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答复。 这使得会议的组织者很没有面子，难以向群众交代。到下午五点钟左右，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许多人准备散会之际，大会执行主席潘国平再次到前台，对着台下即将四散的造反群众大声说道：
“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至今还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也不肯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我们还必须要继续战斗！本来，曹荻秋已经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就到延安西路的市委办公室去找他，一定要他承认我们的‘工总司’。”
在潘国平鼓动性的讲话之后，接着有人把“工总司”的大旗一扬，就带头冲出会场，向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进发。许多人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不加思索的跟着大旗走。于是在上海的马路上，就形成了一支长达数公里的游行队伍。在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也不断有人加入进来。
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市委办公地原来是一个大院，当造反队伍到达时，院内各幢大楼早已是空空如也，找不到一个办公人员。于是造反英雄们冲进各个办公室，施展出各自的造反本领，翻文件和砸门窗桌椅。顿时，整个大院一片狼藉，许多几分钟前还是完好的门窗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碎片，原来装订得很整齐的各种文件变成了满地的废纸，房间内外的白粉墙上写满了《砸烂上海市委》、《打倒曹狄秋》、《打倒陈丕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和《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等许多革命标语。
当小造反们在市委大院内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和尽情发泄对市委不满的时候，潘国平、王洪文等头头们却在努力寻找曹狄秋的下落，到了晚上十点，老天爷还下起蒙蒙细雨，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这位上海的书记市长。忽然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是曹狄秋跑到友谊电影院避风头去了。于是潘王立刻又举起“工总司”的大旗，带着上万名造反群众冒雨赶到坐落在上海展览馆后面的友谊电影院，造反英雄们把电影院团团围住，挤得水泄不通，可是还是没有曹狄秋的踪影。
不知曹狄秋能否摆脱“工总司”的追捕，请看官们去看下一回分解：
上回说到潘国平率领造反队员，包围了友谊电影院，要捉拿曹狄秋，可是一直没有捉到。直到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第二天的生产。可是许多造反英雄们却七嘴八舌地问他：
“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张祺回答说：“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所没有的！所以我不能承认。只要是十六条上规定有的，我一定承认。”张祺的话刚刚说完，就立即受到群众的围攻，他看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电影院。由于曹荻秋坚持不肯接见，潘国平就对在场的许多群众说：
“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到北京向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好！我们都跟着潘司令到北京去告状！”
潘国平的话，激起了一阵热烈的响应和欢呼。于是他们立刻向火车站进发。黎明时分，一夜未眠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高举着大旗，高唱着“造反有理”、“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等战歌，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静寂。
潘国平首先率领队伍冲进北站，检票员看到这无法阻挡的汹涌人流，只好退到一旁，眼看着他们冲进月台。这时候，正好有一列赴京的红卫兵列车正停靠在月台旁边，潘国平向车上的红卫兵打了一个招呼，就挥手说了声，“大家一起上！”，便有一千多名造反群众冲上列车，列车挤得比出口的沙丁鱼罐头还要拥挤。把刚才还在车上热烈欢迎上海工人造反英雄的红卫兵，挤得大叫救命！造反司令潘国平忙着指挥别人登车，却把自己留在车外，看看上面实在再也挤不下人，只好在月台上等待后面的队伍到来。
当王洪文率领的队伍来到北站，已经挤不上那辆红卫兵列车，只见潘国平还在月台上。有人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潘、王便率领一千多名造反队员登上该车，把该辆列车也挤得满满的，又是一车出口的沙丁鱼罐头。后面的人愈来愈多，他们来到北站时，又没有车了。他们便嚷着找铁路局的头头，要求为他们增派北上列车，因为他们要到北京告状，这是革命行动，不支持革命行动的就是反革命。
清晨五时许，天还没有大亮，去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发出“呜”的一声长啸，车轮开始转动，在列车内外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列车终于驶出了上海北火车站，在中午时分抵达江苏省首府南京。
眼见战友们的车辆已经远去，坐在602次列车上的人们更是焦急万分，当他们听说该车要到晚上23点才能发车，责骂声就像开了堤的洪水，纷纷要求造反司令潘国平和王洪文想办法解决。两位司令出于无奈，找来十几个身强力壮的造反队员，把列车长团团围住。他们说是要上北京告状，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列车长提前发车。
不知列车长能否提前发车，却看下回分解：
（续前）被围困的列车长只好派人报告调度室，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后来得到最后通知：602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当天上午七时正就准时发车。
列车在造反英雄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八时十七分到达安亭。但到安亭后列车没有继续往西北方向运动，而是向后倒开，进入了一条岔道，当列车停止前进时，离安亭车站已经有三公里。这里是一片荒野，四周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满了大量的木材和无数的煤。原来是不可一世的造反英雄已经受骗了，他们上了上海市委的当，是市委指示铁路局，把火车开到这个冷僻的荒郊，把这些造反英雄全部截留在安亭！
潘国平一见情况异常，急忙派人跑到安亭车站，挂电话责问上海火车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上海火车站却在电话里有点幸灾乐祸地回答说道：
“你们留在上海车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市委传下来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的头上。”真是好事难成双，怀事接着来，不久之后，又从南京火车站传来消息说：那趟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车站之后也停止不前了。至此为止，潘国平和王洪文要到北京告状的计划几乎完全告吹，可是他们绝不甘心。
这样，从上海出发的造反英雄队伍已经被上海市委人为地分割成为三截，第一截流落在南京，第二截停留在安亭，最后第三截却仍在上海原地不动。
上回说到从上海出发的造反队伍被分割成为三截，在此我们需要分别叙述这三路造反队伍的情况，其实留在上海的一路最容易解决，他们没有了领头的人，离自己的家又很近，等到他们肚子饥饿的时候，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回家吃饭。有问题的是在南京和安亭的两支队伍，让我们先来介绍在安亭的那一路队伍：
从上海开出来的装载着这批造反英雄的火车，在这儿被上海市委拦下了。开始时盲目跟随潘司令的造反大旗，冲上了火车的英雄，一下子就失去了方向。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是九日中午，太阳光还是相当火辣辣的，所以他们穿在身上的大多都是短衣，有的甚至还只穿着马甲，可是已经是深秋时节，早上和晚上的气温，还是比较寒冷的。到了10日上午9点多，首先是肚子发出抗议，再加早晚的寒冷，夸张一点的说法，早已是饥寒交迫了。因此，他们就找开始时煽动他们到文化广场开大会和到上海车站爬火车的头头，他们大叫大闹，责问他们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这时候的王洪文，已经是吓破了胆，哪里还敢面对前来责问的群众，早已躲到厕所里不敢出来了。只有潘国平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他面对一大群吵闹不休的乌合之众，首先叫大伙安静，然后带领大家朗诵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来真是有点神奇，现代年青人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一样，一定不会相信，可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刚才还在吵闹不休的人们读了毛主席语录以后，不少人就安静下来。也许他们都在用毛主席的话，来对照自己的行动，责怪自己在困难的时候，怎么会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责怪自己为什么一看到困难就失去了勇气？现在的人可能是不相信的，在那个时候，毛主席语录可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潘国平就用这幅妙药，暂时治好了许多人的急躁和饥饿的综合并发症。当他看到大伙的气有点平了，就进一步号召造反英雄要不怕牺牲，一定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斗争到底。经过潘国平的鼓动，才使群众的情绪又激昂起来。
正当群众的情绪再次激昂之际，忽然有人打探得中午12点正，从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要从安亭经过。潘国平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又计上心来，于是再次召集大伙，并鼓动说：
不知潘司令又要说出什么话来，请同志们却看下回分解：
[table=100%][/table] “一月风暴”中的潘国平(连载8）
上回说到潘司令计上心来，就召集大伙说:“同志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欺骗了我们，把我们丢弃在这个没有人烟的荒郊，现在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已被上海市委和曹狄秋彻底出卖了。┅┅，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救自己。现在，到北京去的第14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在这里经过，同志们有没有勇气？让我们把它拦下！我们一定要冲上车去！我们要到北京去告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志们，造反派的战友们，有勇气的人跟我来，不怕死的英雄好汉跟我来，我们一定要把14次列车拦下来！用我们的革命精神挤上车去，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好！把14次列车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真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成千上万名造反队员，立刻跟着潘国平冲上铁路线拦截第14次列车！
不久，一列火车从上海方向驶来，那些造反队员们站在铁轨两侧，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的队员干脆横躺在铁轨上，阻止铁路线上的火车通行！火车司机看见前面人头涌动，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只好来一个紧急刹车。
停下来的不是14次特快列车，列车长从车上走下来了，而工总司造反队员们则嚷着要挤上车去，列车长拒绝他们说：“车上有电话，你们可以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命令，我这个车长决不能让你们上车的！”
正当潘国平和王洪文等正在与列车长交涉的时候，又一辆列车从上海方向呼啸而来，潘国平又指挥造反队员如法炮制，又把第二辆列车也拦了下来。其实，潘国平即使不去阻拦第二辆列车，它也会停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安亭段的铁路还是单轨，只要有一列车辆停在线路上，就是把整条铁路线完全切断了。造反英雄们一看第二次拦下来的正是14次列车，于是他们立即高声欢呼，并立刻要求把他们趁坐的车厢挂在14次的后面，拉着他们一起上北京！
潘和王与14次列车长的马拉松谈判在安亭车站展开，造反英雄一定要挂车，列车长却一定要请示上级。列车长喊破了喉咙，向上海站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潘国平和王洪文也轮番上前接过话筒叫喊，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谈判陷入僵局，造反队员堵住了列车，特别快车也只好停留在安亭车站。
不知后事如何？却看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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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4 10: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