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南京的“好派”和“屁派”——崔之清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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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南京的“好派”和“屁派”

作者：崔之清，卢元伟、梅雪莹、董国强      时间：2014-11-14   来源：共识网
     
　　本文系董国强(策划、采编)：《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一书的节选，作者授权共识网发布，纸质版已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

　　时间：2006年3月1日晚7：00

　　地点：南京大学文科楼二楼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访谈对象：崔之清

　　访谈者：卢元伟 梅雪莹

　　[崔之清：南大历史系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海研会常务理事等职。“文革”爆发时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梅雪盈：崔老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从您进入南大以后开始吧。

　　崔之清：我是1962年入校的。到了1964年的10月份，我们班就到江苏省海安县的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带领我们下去的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斯维华。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一开始并不是作为工作队的正式成员下去的，而是叫我随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一直到1965年的春天，那时候“二十三条”下来了，组织上才批准我参加工作队，叫我到驻扎在海安县胡集公社谢河大队的工作队搞文字材料。我们一直到 1965年10月份才返回学校，在那里搞了一年。

　　回来以后不久，当时我们的校长匡亚明就召开全校大会，他在大会上问大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教育怎么办?”然后他就提出要学习“抗大”，就是当年延安的那个“抗大”。怎么学呢?就是到溧阳果园去办一个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把所有的文科院系都搬到那里去，实行“半工半读”。

　　溧阳果园离南京大约有90公里，在现在的宁杭高速公路边上，当时那还只是一条沙石公路。我们是1966年2月份去的。本来叫我们打背包步行走到溧阳，但是很多同学走到了中山门就走不动了，后来学校就用车子把我们送到了溧阳果园。到了溧阳果园以后，我们暂时借住在农民家里。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是很艰苦的，那里的房子都是草房、土墙。住下来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劳动建校，建造校舍。当时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打通合并，按年级分成62大队，63大队，64 大队，65大队。我们是62大队的。

　　参加建校劳动时有一点比较好，就是能够吃饱饭。大家每天劳动都有任务，体力消耗比较大，能够吃饱饭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菜不太好，几乎没有肉吃，但饭可以吃饱。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三十六斤米，对我们来说能够把饭吃饱就很好了。

　　建校劳动期间什么课都不上了，不过有时候有一些政治学习。其实我们1965年秋冬从海安农村“四清”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文革”的预兆了。当时姚文元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戚本禹呢就批判罗尔纲关于李秀成的评价。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当时就认为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读历史。

　　当时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不断革命”，要“狠抓阶级斗争”，对外要坚持反对“美帝”和“苏修”。我们1962年进校以后，正碰上中苏论战高潮，中共发表了“九评”，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是很正统的马列主义。当时的宣传学习资料还分析了“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修正主义”，大概的结论就是赫鲁晓夫他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腐朽变质了，变成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我们当时笃信毛泽东的判断，相信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也有，搞“社教”和“四清”就是要揪出混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所以我们下去搞“四清”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整那些“四不清”干部，从生产队里面的队长、会计，到大队、公社的基层干部。我们下去以后他们全部都靠边站，由工作队组织一些非常纯洁的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贫下中农小组”，这些“贫下中农小组”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过去生产队队长的权力全部给拿过来，然后就每天组织群众开会，揭发那些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四清”搞到1965年初，毛泽东又有了新的看法。他怀疑自己身边有赫鲁晓夫。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仅在下边，不仅仅在基层，不仅仅在农村，上边也有;还说这些人有时候就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所以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已经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他使我们这些人相信，既然中国要搞共产主义，就要把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掉。所谓“继续革命”，就是说过去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命，要推翻三座大山; 现在则要开始革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的命了。具体到我们文教、学术领域，当时就是要批判一些老专家，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我们系的茅家琦先生在此之前也参与了关于李秀成个人评价问题的学术争论。他当时是我们历史系的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年纪很轻。他写了一篇《论李秀成》的论文寄给《文汇报》。起初《文汇报》并没有打算发表这篇论文，可能是编辑部不赞同这篇论文的观点。到后来为了组织论战，他们有意识地把茅先生的这篇文章登载出来，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箭靶，为“左派”们提供一个批判对象。因此这篇论文的发表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是刻意设计的政治陷阱。

　　客观而论，茅先生的文章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认为李秀成不是叛徒，而是一个有污点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个评价尺度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茅先生很快就受到了批判。江苏省委和学校有关部门组织人批判他，江苏的许多报纸杂志都点了他的名，他的党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被停止了。他是南京大学和整个江苏省较早受到批判的学者之一。

　　不过这种批判在我们班基本上没有搞起来。因为我们班同学对茅先生的印象很好，而且大家觉得那篇文章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是采用很客观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来评价李秀成的历史功过的。所以学生们对批判茅先生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地，大家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霸道，他批《海瑞罢官》相当蛮横武断，还很牵强附会地把历史与现实硬扯在一起。比如《海》剧里说到海瑞“退田”，姚文元就说是吴晗有意鼓吹农民分田单干;再比如那里面说海瑞要给被冤枉的人“平冤狱”，姚文元就说吴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他的目的显然在于为那些解放以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我们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就是恶意构陷吴晗，利用学术批判整人。他的那些观点简直就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戚本禹的文章大家也不同意。我们觉得戚本禹的文章写得比较尖刻，会钻空子，有点无限上纲。

　　所以尽管当时报刊杂志上的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实际上在学术与文化领域，在高等院校内部，尤其在一般学生的内心并没有太大触动。理科的学生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整天就是搞他们的专业。文科的学生呢，像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学历史的，历史要讲历史主义，历史评价要讲“两点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承认李秀成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过李秀成又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我们认为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代人好像不够实事求是。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在讨论《海瑞罢官》与李秀成问题的时候，只有两个同学比较左，支持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其余30个人(我们班一共有32 个同学)基本上不支持他们。我们系的老师们也基本上不支持他们。

　　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就叫“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这两篇批判文章就是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文章出笼的背景，只是出于学术争论的思考，觉得姚、戚的文章不对头。后来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把我们茅先生也拖出来了，我们就更不能够接受了。不过运动之初茅先生虽然受到点名批判，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比如说给他戴高帽子之类。不久我们就到溧阳分校去劳动建校了。

　　到溧阳分校之后，大家天天劳动。比如我们62大队的劳动任务，是在离我们分校40多里路的采石场里挖掘和搬运石头，为学校建造房屋提供基石。我们每天早出晚归，非常劳累，业务学习基本荒废。

　　卢元伟：崔老师，那就是说1966年2月份之后您就到溧阳分校参加劳动了?

　　崔之清：对，那时候就开始劳动了。当时课不上了，不过每天晚上我们自己都抓紧时间看点书。我们一般看两种书：一种书是马列著作;另外就是外语。我当时觉得外语很重要，所以选修了两门外语：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英语。我的俄语原来学得比较好，当时常常有新华社的文章被翻译成俄语，我就看那个东西。英语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学的是哑巴英语，就是拼命的记单词，看了单词知道中文意思，但是不会读、不会讲。我在劳动空闲之间主要看看外语，这个对我后来考研究生比较有好处，不然恐怕考不取。

　　卢元伟：我听您讲的意思，好像在1966年2月到5月“文革”爆发前这段时间，你们就是白天劳动，晚上看看书。这和我们一般印象中那种人人大搞理论学习、大搞革命大批判的热闹景象不太相同，是不是那段时间在学生中间还没有形成很浓厚的关于“文革”的那种氛围?

　　崔之清：那个时候学校里很少组织理论学习，我们成天就是坐着卡车去工地采石头回来造房子，根本没有时间组织理论学习。

　　卢元伟：听了您的介绍，我感觉那个时候南大的政治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虽然当时匡亚明校长说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教育学抗大，但实际上和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紧张氛围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崔之清：不一样。不过当时大家都知道报刊上总是搞批判。那个时候不仅批判到了罗尔纲，还批判到了周扬。周扬对《海瑞罢官》也写了一篇文章，署名“方求”。我们看了觉得很实在，不像姚文元那些扣帽子，乱打棍子。不过他的文章后来也受到批判。

　　周扬和中宣部那些人过去一直是“左派”，老是批判别人的，这次把他们也批判了，所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议论，感觉好像这次批判火力比较猛嘛!当时大家感觉火力最猛的就是《解放军报》，另外还有上海的《文汇报》，这两家报纸相互呼应，发的文章都比较尖锐，批判的调门很高。同时我们还发现《人民日报》当时比较保守。所以大家还感到有点奇怪，怎么这次中央的声音好像有点不一致嘛。后来“文革”爆发了，盖子揭开了，我们才知道当时《解放军报》是林彪控制的，《文汇报》是江青、张春桥控制的，《人民日报》是中宣部控制的，它们之间有矛盾。

　　当时大家觉得风声比较紧，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会搞成那个样子。我们还认为这依然只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批判，不过声势更大、涉及领域更广、批判中上纲上线更严而已。当时文、史、哲等各学科领域都有特定的批判对象和议题，显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性很强的学术批判运动。

　　卢元伟：也就是说，学生们当时还是认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觉得学术界、理论界的这种批判风气比较浓烈了一些而已。

　　崔之清：对，大家对“文革”并没有思想与心理准备。我们当时基本上是看客。

　　卢元伟：就是看热闹。

　　崔之清：对。但也不是消极地看热闹，而是相当关心批判的议题和参与论争的人物，大家也在讨论和猜测着批判运动的发展方向。不过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文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早在1966年2月，彭真主持的“五人小组”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基本上是按照《二月提纲》的调子来的。但是《解放军报》、《文汇报》对此并不买帐，所以出现了几家报刊不同调的现象。这使我们感到相当困惑和费解，后来才明白这里有所谓“路线斗争”。不久后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就是1966年4-5月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给整肃了。接着，中央通过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号召大家开展“文化大革命”。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透过一些蛛丝马迹隐约觉察到中央高层的一些矛盾，至少在1965年1月公布《二十三条》的时候我们就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大正常。因为1964年我们下去参加“四清”的时候，学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刘少奇还依据这个“经验”重新修订了中央的《后十条》文件，用来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按照“桃园经验”及《后十条》修订案去搞“四清”的。现在中央又颁布了一个《二十三条》，就不提那个《后十条》修订案和“桃园经验”了，要我们按照《二十三条》来重新部署“四清”运动。当时我们就私下议论，好像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观点不太一样，对运动的定性似乎有分歧。当然我们都是私下里谈，公开场合是不敢谈的。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央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冲突，也看到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主导了“文革”，成为主流派，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渐渐失势，还有些领导人已经被打倒了，成为所谓“党内走资派”。当时我们已经感觉到所谓文化和学术批判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

　　卢元伟：您能就南大的具体情况谈谈“文革”的发动吗?

　　崔之清：南京大学“文革”的发动，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溧阳分校的所谓“六·二事件”。

　　卢元伟：就是1966年6月2日发生的事情。

　　崔之清：对。6月2日清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那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正在进行户外活动，因而较早地收听到分校广播站大喇叭里的转播。当时我看到匡亚明校长也站在那里听广播，手背着，神情很专注的样子。我深感北京出了大事，听完广播之后立即回到宿舍，这时同学们还没有起床，我就喊“快起来!快起来!”大家睡眼惺忪地问什么事啊?我就告诉他们，刚才广播里说北大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北大校长陆平他们都被点名批判了，现在中央肯定了聂元梓他们写的大字报。

　　后来分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再次转播那个消息，大家都伸长耳朵注意听了。听完后同学们就议论。我对大家说：“看来匡校长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知道。”

　　大多数同学认为我的判断不正确，他们说：“匡校长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作为南京大学的校长，中央要是有这么大的动作，事先肯定会告诉他的，这样他好有所准备呀。”

　　我说：“他肯定不知道。我看他站在那里听广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要是事先知道了，还听什么广播啊?文件都看过了，听广播还有什么意思!”

　　歇了一会，刚刚吃过早饭，大家正要去劳动。突然有人跑来说，中文系有大字报出来了，是批匡校长的，说他按照《二月提纲》的调子来搞“文化大革命”，还说南大冷冷清清，天天让学生们干活，也不搞大批判，这是用劳动建校来冲击政治运动。

　　卢元伟：中文系大字报的写作背景您知道吗?

　　崔之清：当时中文系写大字报的是61大队(5年级)的几个同学，匡校长认定其中的一位调干生胡才基是大字报的组织策划者。此人原在《黄石日报》工作，是中共党员。

　　中文系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们都相继参与，很多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这个事件使当天的劳动受到冲击，大家都不去干活了，都在那里思考、讨论和行动。我们班同学也在宿舍里自发地讨论写大字报的事。我当时对此没有兴趣，我说该写的人家已经写过了，你再写也写不出什么新鲜内容了。但是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出身不好的比较多，大家的胆子都比较小，所以他们在写大字报之前首先在那里讨论：匡校长究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个要搞清楚。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写大字报就应该是善意的;如果是敌我矛盾，那就要彻底批判他。

　　结果有的人说他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的说是敌我矛盾。争论了一番以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说两类矛盾没有搞清楚之前，为了谨慎稳妥起见，我们写大字报的时候不要对匡亚明直呼其名，也不要另外给他戴什么帽子，包括不写“匡亚明同志”，因为称“同志”似乎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写“匡校长”，这样比较稳妥，“校长”是他现任的一个职务，比较中性，不管将来他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们都很主动。即使定敌我矛盾，我们没有称他为“同志”，表明我们已经与他划清界线了。

　　他们讨论了好长时间，然后就开始写，由H同学执笔，大字报的标题叫做《政治处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我们到溧阳分校的时候，匡亚明在分校设立了党总支，是分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党总支下设政治部，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劳动与学习》。匡校长亲自起草了一份《溧阳分校政治部的按语》，刊登在《劳动与学习》上。那个按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基本上是由《二月提纲》克隆下来的，和北大校长陆平他们搞的路数差不多。而这里提到的《解放军报》的社论呢?则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路数来的，因而其基调跟《二月提纲》根本不同，当然也就与匡亚明的《政治处按语》相对立。所以我们班部分同学就以《解放军报》社论为准，批评《政治部按语》。大家都知道《政治部按语》是匡校长写的，但他们有意不点匡校长的名，只写《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避免与匡校长发生正面冲突。

　　他们写了大概有七、八张大白纸，写好以后拿给我看。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然后对他们说：“这个大字报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现在人家的大字报调子都高得很，我们搞的这个东西恐怕人家看都不要看。”他们争辩说别人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写这个东西就是想表明自己参加批判运动了。

　　我考进南大之前工作过四年，有一些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我私下考量一下，觉得他们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新意，根本不会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想借这个大字报出名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将来出了事情你却跑不掉。当时匡亚明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是党委书记，又是党内资历很老的“老革命”，我担心写他的大字报不会有好什么果子吃，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被打成右派的。而且除了聂元梓等人，过去还没有给单位领导贴大字报而最后能够逃过打击报复的例证。因此我很害怕，当时就不想在那上面签字，想找个借口退避。当我看他们要签字的时候，就刻意跑到浴室去洗澡。我在浴室里呆了一个多钟头，估计他们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了，我才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回到宿舍后，我就把英语课本拿到床上去看。哪知道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却过来招呼我在大字报后面签名。

　　我很诧异：“你们还没有贴出去吗?”

　　他们说：“就等你签名呢!”

　　看来他们是非要拖我下水了。

　　我就在床上说：“那就请你们代我签个名算了。”并且我还批评他们说：“你们搞得那个烂东西，调子那么低，谁要看啊?人家都要看调子高的!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真是书生气!只要以后上头讲一句‘贴大字报错了’，谁也跑不掉!那时候才不会跟你细细讨论什么‘两类矛盾’呢。”

　　他们就用激将法激我：“老崔你是胆子小不敢签吧?”

　　我一听，就从床上爬了下来。

　　后来，听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他一直在宿舍门口给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我签名。那个老乡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私下里和我关系很好。可是当时我背对着他，根本没有看到他使眼色。于是我就下来签名了。

　　他们说：“要不要再看看大字报的内容啊?”

　　我说：“不必了，你们搞得那个烂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在哪里签?”

　　于是，我就在最后一页签上了我的名字。

　　当时我们班有13个人签了名，我的名字是最后一个，签的字最大。然后他们就把这份大字报贴出去了。

　　那一天就不劳动了，师生们都在贴大字报、看大字报。溧阳分校的党政领导见此情景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匡校长此时在南大校本部，不在溧阳分校，学生们一下子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卢元伟：崔老师我打断一下，您刚才不是说6月2日那天早上，匡校长还在溧阳分校听广播的吗?

　　崔之清：对，他是在那里听广播的。不过后来他就回南京了。

　　卢元伟：是他走后学生才开始贴大字报的吗?

　　崔之清：对。匡校长刚回到南京，就听说学生们贴大字报批判他，他很生气，就又立刻回到溧阳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天我们吃过晚饭，领导上叫我们加班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砖头。我们一边在那里卸砖头，一边就在那里商议，说我们贴的那个大字报没人看，是不是要再写一篇。我说：“要写就写一篇有新意的，否则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13位写大字报的同学中，有一位叫做S君，他是我们班的才子。他说：“我有一个主意。匡亚明有一次做报告，说一个人要又红又专，要三分红七分专，三分的时间搞政治，看党的文件，七分的时间要搞专业，要把时间调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这个事情来做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红专能够三七开吗?—— 评匡校长一次关于红专问题讲话’”。

　　大家纷纷说好。

　　我问S君：“你有那个报告的记录吗?”

　　他说：“我有记录，匡校长每次做报告我都有记录。”

　　我说：“那就好办了，我们可以搞批注，把匡校长的原话拿出来，然后在下面加批注。”

　　我们正说着话，一块砖头落下来砸在我的脚上，把我的脚背打肿了，同学们就说：“正好，老崔你回去休息，和S君一起把大字报写出来。”于是我们两个就回去了。

　　S君文笔很好，所以很快就把大字报写好了。我看了看觉得写得不错，就准备找纸头来抄。不过我还是不大放心，就对S君说：“先不要急着抄大字报，我出去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否则万一出了事情不好办!”

　　我跑到大家贴大字报的那个地方，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匡校长正站在那里读大字报!

　　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走过去了。

　　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回答说：“我见过，我们历史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呢，一个月就拿18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这下惹了大祸了!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我赶紧一瘸一拐地跑回去——因为脚背肿了——对S君说：“大字报不能写了，匡校长发火了，说写大字报的都是右派。我们现在已经难逃一劫了，这张大字报要是再贴出来，我们就彻底完了。我们赶紧把这个底稿处理掉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把大字报草稿撕碎了扔到窗户外边去。因为是在农村，窗户外边都是很高的杂草，东西扔到外边就找不到了。然后我们就统一口径，说我们回来没有写大字报。

　　那些劳动回来的人问：“大字报写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们没写，你们出去看看吧。”

　　他们出去看了以后，回到宿舍时都呆掉了。写大字报的同学心情相当沉重。我说匡校长发火了，恐怕要反右派了。

　　我那个党员老乡这时候纠集了我们班8个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我们，标题是《这是为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13个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那8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过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12点，全年级紧急集合。当时有一个叫Q的青年教师，是溧阳分校的党总支委员，后来被任命为我们62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然后他叫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去，没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左边来。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

　　会议结束后，Q老师要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们回到宿舍以后都不敢睡觉了，坐在那里一面学习文件，一面考虑如何检讨。那些没有写过大字报的同学现在就写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搞得我们想睡觉也没有办法睡，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当时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我们遭到蚊虫叮咬，非常受罪。

　　我是工作过的，有经历政治运动的经验，因此我只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纲，不写文字检查材料，准备口头检讨。我知道写了文字的东西，以后就会摆到我的档案里面，那就会很麻烦。其他同学当时都急于解脱困境，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说法，就在那里认真地写检查。我又不敢劝他们，担心他们会出卖我，引出更多麻烦。

　　大概到了凌晨两点多钟，那些左派们又来了，一共点了5位同学的名。幸好，我不在其中。为什么没有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签名的，连大字报的内容都没有认真看过。还有一点，就是我那个党员老乡是左派学生的头，他有意要放我一马，所以帮我开脱。这样我当时就稍微安心一点了，估计自己不会被划为右派。

　　当时班上的左派们认为，我们班最大的右派是主导并执笔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同学H。其次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被认为是团干部中的右派。

　　听到这个消息，H的精神状态很差，几乎要崩溃了。他走过来轻轻对我说：“老崔，你多保重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他说：“老崔你不知道呀，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当时我们班有个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为这个老师抱打不平，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学校里狠狠地批了一顿，还让我写了检讨。那个检讨就在档案里。现在他们把我揪出来了，我是有前科的呀!我这次肯定要被打成右派了，这辈子算是完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我说：“H，你可不能自杀呀，自杀是叛党呀!”然后我就私下对他说：我们南大和北大的情况差不多，其实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你看我不是在自己的学习材料上写了“南大≠北大?”吗?我也想不通啊。说不定我们也会象北大写大字报的人一样，最后会翻身的。我还劝他说“好死不如赖活”，希望他要坚持住。

　　哪知道这番话惹出事来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我那个党员老乡把我叫到宿舍外边悄悄告诉我，H把我对他说的话报告党支部了，党支部马上要采取行动，叫我赶紧回去处理!我赶紧回到宿舍，把那个写了“南大≠北大?”的学习材料本塞进了暖水瓶里，免得被抓到证据。

　　不一会，我们班的几个积极分子来了，冲着我喝问道：“崔之清，你的学习材料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就到处搜查，把我的胶鞋、枕头套子等都搜了一遍，结果没有搜到，我的那些学习材料都让开水泡烂了，连字迹都化掉了，哈哈……。

　　接着马上开会。本来我是不被点名的，现在把我排到为首的第三位了!他们集中火力批判我，说我非常狡猾，到现在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想蒙混过关。几个和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也翻脸了，猛烈地批判我。我想到自己出身不好，现在又被抓了个现行，这次怕是难过关了。于是我当时表现出一付很痛苦的样子。

　　卢元伟：这是6月3日凌晨的事情吧?

　　崔之清：对。后来我又私下去问我那个老乡，我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属于敌我矛盾?我的老乡说，因为没有抓到证据，恐怕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一听是人民内部矛盾，心理安稳多了。然后我就把H告密的事情转告其他挨整的同学。大家都觉得H太不仗义，就联合起来把当初写大字报的责任都推到H身上。不过这样做也没有多大用处，H是第一号“反党分子”，我仍然还是第三号。然后就叫我们劳动。劳动了几天，到了6月 5、6日的样子，学校里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

　　卢元伟：是谁出面找的呢?

　　崔之清：是溧阳分校党总支副书记徐福基。他当时是分校二把手。

　　卢元伟：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所有写大字报的人都去开会吗?

　　崔之清：对。徐福基召集我们开会，传达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热爱党、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把矛头搞错了。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你们不是右派，不是反党急先锋。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啊，大家都很感动!当即就有人站起来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

　　实际上我们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严厉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的不对。所以他很快找到了徐福基，要他传达学校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属于好人犯错误，学校不予追究，所有问题一风吹啦。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背景情况，所以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那天中午学校食堂还加餐。大家几天来都没有心情吃饱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没有事啦!我那天吃了三大碗米饭。

　　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6月7、8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他们。

　　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他们说：“我们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我问：“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我说：“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呀?匡校长已经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把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嗦。”

　　他们见不得要领，就讪讪地走了。

　　后来晚上召集全体师生开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卢元伟：是在溧阳分校开会的吗?

　　崔之清：是的，就在我们分校的大饭厅开会，全体师生参加。戴为然就在大会上宣布：匡亚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写大字报不是反党急先锋，而是革命急先锋!我代表省委支持你们!

　　讲到这里，下面是欢声雷动啊!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什么呢?

　　当时大家认为自己被整了，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就要求省委来的人给他们定性。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造反派”、“保守派”的说法，就是希望最好把他们也整一次，这样我们心里才能平衡。

　　梅雪盈：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你们13个人中的人吗?

　　崔之清：我们当时没有讲话，是别人讲的。那时候大家在下面七嘴八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整个会场乱哄哄的。后来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革命大批判，斗争矛头要指向匡亚明，要集中火力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纠缠了。

　　大概到了9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索毅然从南京到溧阳分校来。小轿车一进溧阳分校的门，同学们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了省委的 “三点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是“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对他要彻底揭发批判。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南大党委是好的，与匡亚明不同。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在溧阳坚守阵地，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坚持劳动建校。

　　听了他的传达以后，同学们议论纷纷。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另外那个地方晚上蚊子又多。大家都在想这个夏天怎么过呀!

　　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闹革命!”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索毅然说：“你们不能回去，你们必须坚持在溧阳分校闹革命!”

　　人群中就有人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批判谁啊?我们还是回去闹革命!”

　　又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索毅然一看控制不住局势了，他就想溜走。同学们就拦住他不给他走，还叫他打电话向上级请示。

　　卢元伟：听您刚才的讲述，当时学生们在溧阳分校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崔之清：是的。当时大家最觉得头疼的就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里的水。但是我们人很多啊，七七八八加起来有500多号人，用水量是很大的。如果水库干涸了，那就麻烦了。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个地方的蚊子比南京厉害多了。所以谁都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呆着，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都想回去!因此，大家给索部长和学校领导施加压力，坚持要求回南大干革命。

　　所以当时索毅然来了，大家就不放他走。而且大家扬言要把行李打着，走回南京去。最后南大领导没有办法，从南京军区借了35辆解放军的大货车，把我们都接回去了。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留守在南大本部的理科学生都在那里欢呼雀，热烈欢迎我们，大家一起握手拥抱啊，哈哈……，当时大家感到有一种战斗友谊。因为就在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的时候，南大本部也发生学生贴大字报的事件。

　　卢元伟：学校本部也出现大字报了吗?

　　崔之清：对。学校里有理科的学生，还有外文系的学生，他们也写大字报，不仅批评匡亚明，还批评学校党委。因为溧阳分校贴大字报比他们早一点，所以我们这些人回南大的时候，就自我感觉有点象革命先锋，有些自我膨胀，哈哈……。第二天全校开大会批判匡亚明，溧阳分校的代表还上去发言。

　　这个时候省委开始派工作队进驻南大。工作队的队长叫做彭冲，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另外还有三个副队长，一个叫梁辑卿，一个叫吴大胜，一个叫杜方平。后来这三个人都卷到“文化大革命”里去了，变成了“好派”和“屁派”的后台。工作队的一般成员则是从省级机关、南京军区抽调的干部。他们来了以后就被分派到各个系去。我们溧阳分校也进驻了工作队，都是解放军干部，组长是赵复华。此人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是某军事学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能言善辩，很有水平。

　　卢元伟：省委工作队到南大时，匡亚明已经不是党委书记了吧?

　　崔之清：不是了。工作队来了以后，彭冲兼南大党委书记。匡亚明这时已经被看管起来了。中文系第一批写大字报的那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分队看管他。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就是专指南京大学匡亚明的，他是继北大陆平之后第二个被中央点名的大学校长。

　　卢元伟：那么打倒匡校长是中央的决定?

　　崔之清：当时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和匡亚明共事过，可能与匡关系不好，现在乘机报复。康生告诉江苏省委，说匡亚明这个人很坏。江苏省委为了保自己，也为了表示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需要抛出一些人作批判的靶子，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抛出几个人了，什么艺术家呀、学者呀……，包括我们茅先生也算，现在又把匡校长给抛出去了。

　　当时省委工作队想把群众运动管控起来。他们说南大只有匡亚明一个人是“黑帮”，其余党委一班人都是好的，因此南大“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批判匡亚明，否则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文革”运动。他们主要是害怕群众运动逐步闹大了，最后会从校党委一直搞到省委去。

　　另一方面呢，匡亚明搞倒了之后，学生们就没有什么兴趣再搞他了，他们想揪出更多的“黑帮分子”。而学校党委曾经镇压过南大理科写大字报的学生，因此有辫子可抓。

　　卢元伟：当时党委也整了理科学生吗?

　　崔之清：他们整了写大字报的理科学生。那也不是匡校长要他们整的，是他们自己搞的。学生们认为，你们党委是一个集体，难道就匡校长一个人是“黑帮”，党委其他人就都是好的吗?好不好要拿出来检验嘛!党委不能自己说自己没有问题，那样群众怎么能够相信呢?

　　卢元伟：那么溧阳分校的文科学生回来以后，就和本部的理科学生结合在一起来批判学校党委了。

　　崔之清：不对。溧阳分校回来的学生很快被省委工作队控制住了。工作队告诉我们，南大党委没有问题，主要目标是批判匡校长。结果造成了溧阳分校学生和本部学生的尖锐对立。

　　卢元伟：您不是说刚回来时同学们还相互拥抱吗?

　　崔之清：到后来情况不对了。因为本部的学生不听工作队的指示，开始批判学校党委。更有学生认为工作队包庇党委，贴了工作队的大字报。工作队就分头做师生们的工作，其中溧阳分校师生是工作队的主要依靠力量。赵复华等组织我们写大字报，去反击校本部那些主张批判校党委及工作队的少数师生。

　　卢元伟：就是说在对学校党委的态度上，溧阳分校学生和本部学生发生了对立。

　　崔之清：也不是全部的本部学生。那些积极主张批判校党委的本部学生中，有数学系五年级的学生，简称“数五”;还有“法四22人”，就是外文系法语专业四年级的22个学生。他们不仅仅坚决批校党委，也对工作队不满。

　　另外还有一个人，当时是生物系的实验员，叫李太平。他够胆大的，当时竟敢直接批江苏省委。他写大字报，一个礼拜贴一张，每张只有几十个字，质问为什么新街口有孙中山的像没有毛主席的像?为什么《新华日报》报头没有“毛主席语录”专栏?为什么……?就凭这些现象，他就认为省委有问题，他就要批判省委。然后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就写大字报批他，说什么“李太平?不太平!”哈哈……。

　　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一开始都是很团结的，就是听工作队的安排，根据工作队的策划写大字报反击“数五”和“法四”的那些同学。后来我们班贴大字报的13个人，主要是我，对工作队产生了怀疑心理，觉得我们被利用了。

　　卢元伟：就是开始认为工作队领导“文革”的做法有问题?

　　崔之清：我们开始发现工作队在有意识地利用我们这些学生来整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例如每次找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写大字报，他们都要向我们口授大字报的提纲，我们按照提纲将大字报写出来之后，再交给工作队审查修改，然后才抄写贴出来，目的就是整“法四”、“数五” 的学生。这样次数多了我就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另外我觉得“法四”和“数五”的同学，也和我们在溧阳分校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在本部，说不定我也会参与他们的队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觉得我们跟着工作队整人家，要把人家搞成“阶级敌人”，实在是于心有愧。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消极，工作队叫我搞什么，我就找一个借口躲避。

　　卢元伟：原来溧阳分校内部的左、右派学生现在在工作队的引导下是不是就成为一派了?

　　崔之清：工作队还是比较喜欢那些出身好的左派学生。我的那个党员老乡不久就取得了工作队的信任，成为他们的骨干了。他就来和我讲：“你不愿意参加写大字报，工作队认为你很消极，因此他们对你很怀疑，你应当注意。”他还说：“可能在解决了少数同学反省委及工作队的问题以后，要在同学中清理阶级队伍，你务必要小心，不要被工作队列入清理的对象!”

　　我说：“工作队这样搞干什么呢?本部那些同学要揭批校党委，还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反而要整他们呢?而且都是同学搞同学，这和中央精神并不符合嘛。”

　　他说：“学校党委没有错误。”

　　我说：“这个我也不能接受。你工作队才来几天，怎么知道党委的情况啊?党委有没有问题应该先揭发嘛!把材料拿出来让全校师生来鉴别，比如每一次党委开会的记录都应该公布出来，在重大的决策问题上谁怎样表态的，谁干什么了，都把它弄清楚，这样师生们就可以通过鉴别和比较来给党委及其成员定性。现在工作队刚进校，什么材料都没有交给群众，具体的情况大家都不清楚，你就说党委没有问题，难免被有些同学质疑为捂盖子。”

　　梅雪盈：崔老师，这个时候你们是在公开辩论吗?

　　崔之清：那倒不是，这是我跟我那个党员老乡两个人私下里聊天。我们之间比较信任，可以说一些知心话。

　　他说：“你这个思想很危险，你出身又不好，工作队要抓你的小辫子是很容易的。”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给你指一条路。”

　　我说：“什么路啊?”

　　他说：“我去跟工作队讲一下，让你到溧阳分校去看守桃园。”

　　那个时节溧阳分校的桃子成熟了，周边的少数农民经常去偷桃子，所以学校里需要派我们同学去值班，看守桃园。

　　后来我想想这个办法挺好。我并不想听从工作队的指使去参与整人，但是我如果不听从工作队的指使，他们又会认为我革命意志动摇，恐怕以后会成为被整的对象。如果我去溧阳分校看桃子，就可以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可以躲避两难的选择。于是我就到溧阳分校看了十来天桃子。这样推算起来，看桃子是7月上旬的事。

　　回顾前一阶段的经历，一开始我们跟着工作队批判本部的少数同学，我还是蛮来劲的，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头了。工作队指使我们把那些批评学校党委、工作队和省委的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都给记录下来。这就是抄人家的黑名单啦。后来在赵复华的策划下，以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为主，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拥护工作队的大游行，游行队伍走到“数五”、“法四”宿舍的时候还高呼口号，大意就是“揪出牛鬼蛇神!”呀之类。这些举措引发了学生们更激烈的抗争，当时学校里闹得很厉害。而且工作组越是这样镇压那些学生，学生中同情他们的人就越多。工作队的威信渐渐低落。

　　实际上我们不少人心里都觉得省委工作队的大方向有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应该指向那些党内的走资派，这些学生又不是党内的走资派。工作队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说那些反对工作队的同学就是“牛鬼蛇神”。我们则觉得这些人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还是学校党委。工作队还说教授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权威”，一天到晚都在谋划着如何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但是我们天天与他们接触，并不觉得他们真有那么大的野心，也不觉得他们会对党和国家构成什么威胁。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不会出现在学生中间，也不会出现在教授中间，因为他们手里没有任何权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只可能出现在那些掌握权力的党政干部中间。所以批判的矛头应当始终对准有权力的党委中的走资派。

　　卢元伟：崔老师，这是您个人的想法还是一种普遍的认识?

　　崔之清：这是我们原来在溧阳一起写大字报的13个人后来私下里讨论的看法。

　　卢元伟：那么当时整个溧阳分校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崔之清：当时整体上还是绝对听从工作组的。整个溧阳分校开始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少，我们这13个人算是比较早地对工作队产生怀疑的群体。

　　当我从溧阳果园值完班回到南大的时候，7月20日左右，工作队已经把反对派学生镇压下去了，转而批判匡校长和那些知名教授。我们13人对此根本没有兴趣，私下议论更多了，共识也不断增多。我们认为工作队整那些教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工作队把矛头指向学生和教授，不符合中央的文件精神。

　　梅雪盈：崔老师，你们那个时候讨论这些问题会不会感到很害怕?

　　崔之清：我们都是私下谈，有时候到玄武湖。我们13个人中有3到5个人是比较知心的，也是这个群体的中坚分子。

　　梅雪盈：您说的“中坚分子”包括那些人?

　　崔之清：我一个，还有我们原来在南通的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叫做Z君的。我们几个先聊，然后再分别和其他同学聊，最后再去找H，请他谈看法。他的判断基本上和我们差不多。

　　其实我回校以后，工作队虽然控制着局面，但消极和怀疑的同学更多了。“文革”相当冷清，工作队员们的士气普遍下降，溧阳分校的同学半数都缺乏积极性。这样，我们的压力就大为减轻了。

　　大概是到了8月1日晚上，有一个标题为“北京来电”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陈伯达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派工作队是错误的，还说工作队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都是这样。而且这张大字报还附贴上了一张北京来的油印传单。很快，这张大字报被有心人士覆盖了。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全校师生对此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个消息的真伪。我们13 个人也立即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消息的可信度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工作队的方向肯定错了。因此，我们准备采取的立场是：第一、不再参加工作队整“法四”和“数五”同学的事情。第二、大家回去整理一下工作队过去给我们讲话的记录稿，我们要保存好材料。我们是学历史的，知道这是原始资料。第三、看来学校的局势要发生重大变化，不过我们这些人出身都不大好，要是冲在前面的话，就得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只能暂时保持中立。

　　所以后来工作队和班干部喊我们开会，我们都不去。这时候工作队的士气也急剧低落，有的工作队员就自行离开南大了。溧阳分校那些紧跟工作队的积极分子们这时候也进退失据，人心散乱。

　　卢元伟：“北京来电”公布以后，整个局势对反对派是非常有利的。

　　崔之清：对，学校的局势迅速逆转。那些保党委的，保工作队的，保省委的，特别是溧阳分校的左派同学的气势严重受挫，他们就宣称所谓“北京来电”是造谣。而那些反工作队的同学则士气大振。而且那时候北京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红卫兵，南大的学生也迅速跟进，立即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第一批成员一共36个人。

　　卢元伟：这个主要是理科生……

　　崔之清：主要是理科和外文系的学生，溧阳分校一个也没有。这些人全部都是“红五类”。“红色造反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一份名单，上面写明了参加者的姓名、家庭出身、所属院系、住在哪个宿舍等等。他们都是遭到工作队打压的反对派骨干，这个时候就表态要坚决、彻底地批判工作队的路线错误。

　　卢元伟：“红色造反队”的领袖是什么人?

　　崔之清：“红色造反队”的领袖叫做文凤来，当时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教师。他是东北人，中共党员，革命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学校外办工作，职务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他此前贴大字报揭露了学校党委内部的很多问题，什么搞特殊化呀之类的。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党委的什么内幕，他敢于站出来揭露，学生们就拥戴他了。

　　卢元伟：他就当了第一批造反派的头。

　　崔之清：对，大家都拥护他。学生们还是希望有干部、教师领导他们与工作队抗争。

　　卢元伟：那么当初溧阳分校的学生在工作队的授意下冲击过本部的反对派学生，这些造反派组织起来后，有没有回敬溧阳分校的学生?

　　崔之清：没有，这时候他们力量还不是很大。

　　卢元伟：哦，他们还是属于一小部分。

　　崔之清：不过我发现中立的人越来越多，工作队的压倒性优势没有了。被他们整过的学生都乘机组织起来，掀起新一轮揭批工作队的高潮。工作队呢，这时候也不敢再整学生了，而且也没有办法再整下去了，所以就转入消极防御。不过，溧阳分校还是没有一支力量公开地站在他们造反派那边。

　　卢元伟：溧阳分校没有人公开站在造反派那边，就是保持中立态度啦。

　　崔之清：当时溧阳分校学生中的骨干力量还是支持工作队的。那些出身好的、受到工作队重用的人，基本上还是保工作队的。他们还在与造反派进行大辩论，打大字报战。多数同学则比较消极，当逍遥派，成天就是看看大字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我们13人认为“红色造反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敢有所行动，怕运动矛头又搞到我们的头上来。

　　卢元伟：那“红色造反队”的人是不是也对学校党委进行批判呢?

　　崔之清：不再批判学校党委了，他们的目标已经集中到省委工作队身上了。“红色造反队”说工作队的方向路线错了，就开始批判彭冲，批判工作队，还有人批判溧阳分校的工作组组长赵复华。

　　卢元伟：也就是说造反派的那些学生现在把矛头指向工作队了。

　　崔之清：对。

　　卢元伟：那学校党委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崔之清：党委这个时候早已经靠边站了。省委工作队一来，学校领导为了躲避运动，早就把权力交给工作队了。

　　卢元伟：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时学校里的几股势力，造反派算一派，工作队和支持工作队的学生算一派，另外还有溧阳分校大部分学生算是中立的一派?

　　崔之清：当时派性的划分不是这样绝对的。溧阳分校的同学基本上还是站在工作队一边，至少表面上还没有发生分化。另外本部同学中也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工作队的。但是明确支持工作队的人越来越少，保持中立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人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就是对工作队有不满情绪，但是不敢公开表露出来，不敢站出来批判工作队。当时敢于公开站出来造反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记得每当有人报名参加“红色造反队”时，他们都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其姓名和其他情况。我们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他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但是扩大的速度非常缓慢，后来大体发展到七、八十个人。这时候双方决定举行一个公开的辩论。

　　卢元伟：您说的“双方”是指工作队和造反派吗?

　　崔之清：不，是支持工作队的学生和那些造反派的学生。

　　卢元伟：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辩论。

　　崔之清：对。不过造反派这个时候也很发愁，他们指责工作队有意整学生，大方向错了，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材料作为论据。

　　卢元伟：您刚才说溧阳分校的人手里有材料呀?

　　崔之清：就是呀，我们手里有材料。所以我们13个人就开会商量近期的行动。我在会上发言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13个人有事情做了。我们可以公布我们手上掌握的工作队的材料，提供给全校师生评判。不过为了稳妥谨慎起见，我们只公布工作队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我们不加评点，也不要表态站在哪一边。”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提议。于是我们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大字报，一共用了35张大白纸，题目叫做《我们所知道的溧阳分校工作队的言论(第一辑)》，内容都是工作队成员的讲话记录，有时间、地点、讲话人、内容等等。这个大字报一贴出来，整个校园引起轰动啊，抄大字报的人多得不得了，哈哈……。

　　卢元伟：那实际上也就是帮了造反派的忙啦。

　　崔之清：对。

　　卢元伟：这下子工作队被动了。

　　崔之清：大字报的最后有我们13个人的签名，并写明了我们的宿舍房号。于是，到我们宿舍来串联的人络绎不绝啊，什么“数五”呀、“法四”呀都来了，宿舍里到处都是人，乱哄哄的，哈哈……。

　　后来要举行辩论，大家要我发言。我就代表我们13个人发言。我当时就根据材料进行了分析论证，明确指出工作队对“数五”和“法四”的所作所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围剿行动。下面就有人骂我是地主的狗崽子，要把我拖下台来。多数同学不同意，他们热烈鼓掌，要我继续发言。

　　卢元伟：崔老师，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们已经从溧阳分校那一派学生中分离出去了，有点支持造反派了。

　　崔之清：不是“有点”，就是公开支持了。

　　卢元伟：所以溧阳分校那些坚决支持工作队的人不让你讲话。

　　崔之清：对，他们是我们隔壁政治系的。他们说我们出身不好。

　　卢元伟：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们13个人已经也是造反派了?

　　崔之清：对，实际上是，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加入。

　　卢元伟：那溧阳分校的其他人有没有加入造反派呢?

　　崔之清：其他人也有零零星星加入的，但是人数比较少。

　　卢元伟：造反派组织最初成立的时候，溧阳分校的人一个也没有。然后后来就是零零星星地加入，你们13个人，还有其他的人……

　　崔之清：我们并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似乎分校同学也没有群体性地加入。

　　梅雪盈：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你们起来造反了，却又没有加入造反派组织?

　　崔之清：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好啊，“红色造反队”不大想吸收我们，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参加进去，就把他们的组织搞得不纯洁了。

　　卢元伟：但是后来也接收了吧?

　　崔之清：后来我们加入造反派组织是到已经很开放的时候了。通过这个插曲呢，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家庭出身不好似乎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在当时，造反派组织和我们都必须很小心地保护自己。我们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参加造反派组织得要看合适的时机。而造反派当时的政治合法性完全在于其组织成员的阶级纯洁性，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指责，他们自身就很难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谨慎。

　　卢元伟：不过你们当时认为跟对了政策。

　　崔之清：对。我们认为这次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当时都是年轻人，终归比较富于理想和激情，都想积极参与这个“文化大革命”，总想在这个中间得到锻炼嘛!加上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总是比较尊重史实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当时北京的讯息比较多，比如当时北京高校的工作队已经被勒令向造反派作检查了，但江苏省委工作队还试图向我们封锁消息，这哪里封锁得住啊?而且他们还公然撒谎，明明是他们在背后策划和推动围剿反对派的，就是所谓“挑动学生斗学生”啦，但是他们后来却死不认账，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当然看不下去了，我们亲身的经历就是见证。

　　所以我们公布了第一批材料之后，校园里像引爆了原子弹一样。他们“法四”和“数五”的人都来联络我们，希望寻求更多的内幕。

　　卢元伟：那么在那天的辩论中，工作队这边，或者说溧阳分校这边的人处于下风。

　　崔之清：那天也没有看出什么上风、下风。反正就是双方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没有打架。

　　卢元伟：就是和平辩论。那之后呢?

　　崔之清：他们宣称要揪斗我，不过没有采取行动。他们知道形势已经大变了，他们的后台工作队也自身难保，因此只能搞点口头威胁。不过我们也不再象运动开始时那样恐惧怕事了。包括后来回到宿舍，我们班的那些左派们看到我眼睛瞪着，也就拉倒了。

　　接着，北京又传来中央下令从高校撤出工作队的消息。于是省委工作队在南大成了多数师生的批判对象，造反派就在酝酿发起驱逐工作队的动作，保守派则要挽留工作队，双方激烈争辩，大打大字报、大标语战。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群体开始成形。

　　按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也在部署从江苏各高校撤出工作队，南大的工作队计划在8月27日撤走。大约在工作队撤出的前三天，消息就传出来了。 “红色造反队”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将工作队堵在校园里，不给他们走，要他们向南大师生作彻底检查，并且向受到打击迫害的学生道歉。而那些保工作队的同学也动员起来，准备热烈欢送工作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其各层级领导都是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他们统一佩带红底黑字的袖章，还制作了很多旗帜，显得声势浩大，组织严密，言行规范，号令统一。大家都知道这是江苏省委和工作队刻意打造的“革命组织”，其任务是拥戴和支持省委，遏阻南大造反派力量的发展，阻碍和干扰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省委。“红旗战斗队”一亮相，就被造反派指称为“老保”、“黑字兵”。

　　当时还有很多人因不能参加“红色造反队”，就想酝酿成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数五”的学生张建山此前已经参加了“红色造反队”，而且是“红色造反队”的骨干，不过他认为“红色造反队”的人过于狭隘和偏执，也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政治立场更加灵活、包容性更加广泛的造反派组织，于是就通知各系熟悉的同学前往“数五”学生宿舍开会商讨。大约在8月24或25日，各个系的同学代表如约前往“数五”宿舍。我作为历史系的代表也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番，一致认为他们“红色造反队”只要那些出身好的人，门槛太高，我们应该另外建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把那些出身不是“红五类”的学生也吸纳进来。这个时候张建山就说：“我们‘数五’班的辅导员曾邦元曾老师水平很高，是我们的参谋，下面我们就请他讲话!”于是曾邦元就出来亮相了。后来曾帮元是南京“屁派”的头。

　　卢元伟：您说的是什么派?

　　崔之清：“屁派”。“文革”时期南京主要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个是“好派”，一个是“屁派”。这种派性划分与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向江苏省委夺权有关。当时围绕夺权问题，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好个屁”，就分成两派了。不过这是后面的事情，一开始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就是造工作队和江苏省委的反。

　　卢元伟：哦，曾邦元后来是“屁派 ”的头。

　　崔之清：这时候大家还是一致的。曾邦元当时给那些前来串联的学生代表讲话，他说得比较圆滑：第一，我们的矛头不要指向省委，而是指向工作队。第二，对工作队如何定性，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统一口径，就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另外，我们目前没有证据打倒彭冲，你们不要说彭冲是阶级敌人，你们写大字报的时候还是要写“彭冲同志”。第三，我们暂时不要叫什么组织，因为成立组织需要经过上面批准，现在中央同意可以进行串联，我们这个就叫做“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因为我们准备在8月27日举行游行示威。

　　卢元伟：“红总”和“八·二七”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崔之清：不是，所谓“红总”是南大“红色造反队”后来搞起来的全省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现在还没有成立。现在“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是一个比较庞大的造反派组织，与“红色造反队”有着同盟关系。“红旗战斗队”则是保守派组织。这些群众组织的成员都是南大师生，与社会上并没有联系。

　　卢元伟：也就是说当时很多同学都想参加红卫兵，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红色造反队”排斥，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叫做“八·二七革命串联会”。

　　崔之清：对。“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人数很多，人气也旺，盖过了“红色造反队”。“八·二七”里面也有一些出身好的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八·二七”，是因为不服气“红色造反队”的那些人，他们也想当头。当时曾邦元就讲，“红色造反队”太左，“红旗战斗队”太右，我们“八·二七”就是在正中间，不左也不右。他还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组织，我们不要公开地支持谁，哪个不对我们就批评谁。

　　“八·二七”成立的时候，我是作为历史系代表去的。我当时就看出来曾邦元这个人有野心，想当我们的头，因此我对他就不大看得起。而且他为“八·二七”定的调子，要不左也不右，各方面都不得罪，这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于是我就站起来提出质疑。

　　我说：“曾老师刚才讲的都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去做是很难的。如果‘造反队’要是输掉了，我们‘八·二七’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你在‘造反队’和 ‘红旗’之间搞中立是不对的，我们从根本上还是应该和‘造反队’站在一起。我很佩服他们那些人，我们没有他们那个胆子。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不要‘红旗’也打五十板，‘造反队’也打五十板，这样不对。我们与‘红旗’的分歧是‘革’与‘保’的争议，与‘造反队’的分歧只不过是造反派内部的策略上的差异，这两个分歧的性质完全不同。”

　　我这么一讲，他也没有说什么。

　　我们原来准备在8月27日举行游行示威，阻止工作队离校。后来又一想，你不给他走，摆在这个地方也是个麻烦，当时学校里已经乱了，哪个有时间去管他们啊?而且撤出工作队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啊。所以到那一天，“八·二七”就突然改变态度了，不是堵工作队，而是赶工作队，大家敲着饭盆将工作队赶出南大。其实工作队员们此前也跑得差不多了。当时其他各个学校都这样送走了工作队。

　　卢元伟：工作队离开南大以后，南大的“文革”是如何发展的?

　　崔之清：简单说来，一直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都保持着同盟关系，一致对抗“红旗战斗队”。不过“红色造反队”后来跑到南京的一些工厂里去串连，帮助工人们拉起了一个“江苏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后来又将各个高校观点相同的学生组织吸收进去，建立了“红总”。南大的“红旗战斗队”呢，也在省委的支持下走上社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我们“八·二七”是南大内部势力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当时没有到工厂里面去串连，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因而在1966年冬，南京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红总”和“赤卫队”。

　　到了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江苏的造反派也联合起来向江苏省委夺权。江苏省委倒台以后，“红旗战斗队”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就彻底瓦解了。这样原来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就不存在了。不过后来围绕“一·二六夺权”问题，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又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认为夺权“好得很”，一个认为夺权“好个屁”，这样就分成“好派”和“屁派”啦。而且后来“工总”内部也发生分裂，少数派就和“八·二七”搞在一起了，叫做“老工总”。多数派则继续与“红色造反队”保持结合，成立了一个“新工总”。此后南京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省的群众派性斗争，主要在“红总”和“八·二七” 之间展开。

　　以上这个分析和描述当然是十分概要的。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力量是如何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导致这些分化组合的诱因有哪些，以及1967年1月以后南大“文革”的曲折发展，我们就需要另外再找时间详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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