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四川重庆“一0·二七”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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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重庆“一0·二七”血案

这是 1967年10月27日，重庆军地两方的“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在总参通信兵学院进行武斗时，该校驻军向冲击营地的“八·一五”派开枪造成的流血事件。因该军校的对外番号是四二一，故又称“四二一”血案。

“四二一”血案是在重庆两派进行谈判，开始交枪停战中发生的派性冲突造成的严重流血事件。

1967年8月下旬，鉴于重庆和四川严重的武斗局面，中央召集重庆、成都两派代表和四川省革筹集军方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并派出中央调查组进驻重庆，四川省革筹、重庆市革筹也分别组成调查组和制止武斗小组，协助中央调查组，解决重庆两派武斗问题，“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重庆和四川的两派开始进行交枪停战的艰难谈判。

9月1日，两派达成立即停止武斗的初步协议，商定于2日18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日前封存武器。

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

9月9日，重庆警备区发布关于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办法。同日，重庆反到底派发表《紧急告全国人民书》，表示“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公开认错……未经中央允许动用了国防企业的武器、弹药是不对的”，保证“立即集中上交用于自卫的一切武器、弹药”，并抢先作出姿态，将一批武器、弹药送往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上缴，中央调查组组长陈斌、四川省革筹调查组组长张西挺接见了上缴武器、弹药的代表。

9月16日上午9时，重庆两大派负责人在市革筹和警备区司令部主持下，签订了《重庆两派关于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双方商定：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务必于9月25日前返回原单位；各群众组织已抓的人于9月16日14时前送到警备区司令部；各群众组织修筑的工事、埋设的地雷、各种障碍物等于9月22日前拆除；全市水陆交通运输于9月20日前恢复正常，群众组织和个人抢劫的车船，于9月20日前上交警备区司令部和归还原单位，全市银行、邮电、医院、商店、粮店及其它行业立即恢复正常业务；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立即返回农村。

9月17日，中央调查组、省革筹调查组及市革筹制止武斗小组一同到潘家坪武斗现场验尸，运回26具武斗中的死难者尸体，尚有6具待处理。

经过各方的努力，9月以后，重庆市区的武斗事件剧减。但是，两派仍然剑拔弩张，局势仍是极为严峻。其间，各种冲突仍在时常发生。

就在9月1日的两派谈判前，“反到底”派“工总司”负责人邓长春率一批谈判代表，乘车下黄山过江进城，在长江边被控制车渡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抓到水泥厂，遭到殴打。经中央调查组和驻军严令放人，获释，而邓长春因伤未能参加两派谈判。“反到底”派极欲为邓“报仇雪恨”，为中央调查组和驻军反复做工作，才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在交枪停战谈判的同时，“八·一五”头头一面进行谈判，一面“保存实力”。9月5日，重大“八·一五”专业武斗生力军“三○一野战队”，按总团头头的决定，上华蓥山建立“根据地”，并以私设电台与学校总团勾通联络。

直到9月29日，在两派基本实现停战、中央调查组和四川省革筹调查组一再要求下，重大“八·一五”“三○一野战队”从华蓥山区撤回，在北碚向驻军上缴武器。

尽管双方的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两派组织还在，“人还在，心不死”，两派仍然处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状态。“八·一五”派自恃有省革筹和军方领导人的支持，不断主动挑起事端，制造武斗。

尤其在那些“八·一五占据优势、曾将之作为武斗据点的单位，奉命返回的“反到底”派群众屡屡遭到“八·一五”派人员的压迫和攻击。而“反到底”派群情激奋，“自卫反击”的呼声不断。停战面临危机，武斗大有战火再起之势。

9月29日，刚返回单位不久的845厂“反到底”派“八·二八”遭到“八·一五”派的攻击，双方发生武斗，“八·二八”人员再次被赶出厂。

同日，刚返校不久的西农“八·二六”遭到“八·一五”派的挑衅，双方发生冲突，随即，两派人员大打出手，“八·二六”派数十人被打伤，负责人李玉麟、陈德学等人被“八·一五”派抓走，以私刑逼供炮制出“反戈声明”、“交待”。

9月30日，一度撤离的解放军302部队“红总”、424部队“红联”等反到底派组织乘车返回北碚区原单位，遭到“八·一五”派围攻，发生武斗，多人受伤。

10月2日，两派在武斗。刚返校不久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遭到“八·一五”派攻击，双方发生武斗。由于西师是“八·一五”派长期经营的武斗据点，“八·三一”惨败，大批人员受伤被俘，再次被赶出学校。其头头羊衍海、李盛龙等被“八·一五”派“春雷兵团”抓走后，以私刑逼供，炮制出《羊衍海反戈声明》及录音，广为传播。

就在这极为微妙的形势下，10月27日，通信兵学院发生了“四二一”血案。

10月27日，总参在渝的通信兵学院“联合造反总团”，为向该院的对立面的“八·一五”派显示力量，邀请“反到底”派总部及其下属的六大司令部负责人黄廉、李木森、邓长春、段炳森、胡兵、汪友根、朱正坤、王以时等到校，为该院“反到底”派“红旗造反团”举办的中层干部学习班作“形势报告”。“反到底”派头头携该派“财贸井冈山”宣传队作拥军慰问演出。报告会后，“财贸井冈山”宣传队开始演出。

该院“八·一五”派得知黄廉及其手下六大司令部负责人来到该院，于是组织该院“八·一五”派“红色造反团”及附近中学“八·一五”派学生，在节目演出中冲击会场，并向台上扔石头和小凳，双方开始在礼堂进行武斗。武斗中，双方大批人员挨打受伤。

在“反到底”派“战士”和驻该学院勤务连（警卫连）战士的掩护下，黄廉等人即退出会场，转移到该院警卫连连部。随即，“八·一五”派为了“活捉到四二一挑起武斗的反到底的头头，为我受伤流血的革命战友报仇”，抓获已被警卫连接到驻地保护起来的“反到底”派负责人，于是聚众冲击警卫连驻地，并在与岗哨哨兵冲突中，抢夺其枪支。

勤务连以执行“九五命令”为名，鸣枪警告。无效后，即以密集的火力向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八·一五”派学员也开枪还击，造成一些警卫军人伤亡。

据黄廉回忆说：当警卫连派人护送他撤出现场时，“黄大德护送我从后面下山，走出指导员的办公室，经过一个坝子，我看到一片人倒在血泊里，有的人手上还拿着武器，男女都有，全部都是穿军装的，起码有三十个人，走楼上几个战士把着冲锋枪靠在栏杆内侧，倒在地上还有人喊口号要与‘麻联总血战到底’……我们从营地8点多下山……下山之后经过一片农田，就到了重庆大学的后门，此时就听见八一五的广播在叫：反到底的头头到412挑起武斗，现在打死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50余人；反军决无好下场。这个时候已经夜深了，八一五的广播都全部开了，都是同一腔调。我们走到小龙坎的时候，学校首长派了一辆中吉普赶上来送我们，上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五十四军全副武装往林园这边开，我们的车子就一路上给他们让路，我数了是九辆卡车，他们数了说是十二辆，总有两三个连荷枪实弹的兵力过去了。”

在“四·二一”惨案中，有32名通信兵学院的造反派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当时传言，死者中有叶剑英的孙女儿，“反到底”派头头们吓坏了，黄廉等人以向中央汇报事件真相为名，跑到外地避祸。

事后，梁兴初按中央军委指示，提出车辆方案，勤务连连长、指导员被拘留审查，排级干部被隔离审查，全连被解除武装，集中整顿。

（资料来源：揭批“四人帮”在重庆的帮派人物资料；红卫兵小报；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何蜀：《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

（余习广） 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