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四川重庆“八·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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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重庆 “八·二八”事件

这是1966年8月28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红卫兵，到江北区老城区江北城“宣传十六条”，与当地一些所谓“保皇派”，即支持市委的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和冲突，形成拳脚相殴的武斗事件。这是重庆市区最早的武斗事件，直接影响了重庆市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场武斗，关系错综复杂，影响至为深远。

1966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三反分子”、“叛徒”、“特务”。8月2日，郑自杀，激起重大师生对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的强烈不满。

8月3日，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大会未完，重大学生就已闻讯在校内写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当晚，周孜仁、吴庆举等学生写出《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随即引来众多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8月5日，焦头烂额的市委工作组奉命撤离重庆大学，遭到部分师生员工自发拦阻，要求澄清郑校长死亡事件并作出检查。工作组被迫暂留学校。

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正式公布的当天下午，工作组才“悄然遁走，撤了个精光”。矛头对准重庆市委的红卫兵运动在重庆大学兴起。

　　8月15日，因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今重庆师范大学）学生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其“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已占大多数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重大数千师生应邀前往声援，与师专保工作组一派展开辩论，附近的师专附中（今市第八中学）学生及一些工人、机关干部、居民也带着不同观点前往该校加入辩论，双方争执不下。

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被迫前来解决问题，被造反学生们纠缠至深夜。是为重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性大辩论及造反派师生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局面。

该事件后被称为“八·一五事件”，并被重庆造反派认为这是他们向市委造反打响的“第一枪”，将此日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而拥护市委的一派干部、群众则认为这一事件与“匈牙利事件”无异，认定“八·一五糟得很”。

于是，围绕“八一五糟得很”还是“好得很”，重庆市展开了大辩论。此后，“八·一五”成了重庆造反派中一派的标志性旗帜，与该派观点相同的组织，均称为“八·一五”派。

8月26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宣布成立。8月28日，“八·一五战斗团” 的红卫兵到江北老城区“宣传十六条”，鼓动群众起来造反。因他们贴出的“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大字报，引起当地一些干部、群众不满，遂被正在集中学习的民办教师以“毛主席万岁”标语所覆盖，双方发生争执。

在江北区领导的指示下，老城区大批干部和群众赶来围攻“八·一五战斗团” 的红卫兵，冲突中双方都有人因拳脚受到轻伤。

事件发生后，江北区和重庆市党政领导以此当作打击造反的红卫兵、镇压“八·一五”的由头，授意和组织一些干部、群众，炮制出控诉“八·一五暴徒”制造“八二八惨案”的传单印发，声称重庆大学有个名叫“八·一五”的组织去了一伙暴徒，在那里聚众闹事，搞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还围攻打骂跟他们作斗争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此事被市、区党政领导支持下反对造反的一派干部、群众夸张宣传为所谓“八·二八惨案”，“八·一五” 红卫兵被宣传为“暴徒”、“反革命”。

“八·二八事件”成为重庆市红卫兵直接向市委进行造反、重庆市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斗争的导火索。

在重庆市委领导人和有关单位领导人授意下，全市展开了大规模的声讨、批斗重大“八·一五”红卫兵及其同情者的浪潮，市内许多地方出现对“八·一五”派学生和赞同“八·一五”派观点的群众围攻、揪斗、游街、强迫请罪等现象，群众对立情绪加剧，武斗现象多有发生。

为争夺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和“把握运动方向”，9月3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市委派来了乐队和记者。同时，由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10个解放军“联络员”。

但因中央支持红卫兵造反的态度日益明确，重庆市委怕事件影响扩大“犯错误”，“激化矛盾，不得不改变态度，于9月3日晚上，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召开十二所大专院校代表会议，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作检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近千人到会“造反”，控诉在南岸等地继续发生围斗“八·一五”派红卫兵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围，并公开登报、广播承认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组织。

李井泉通过专线电话听取汇报，一面通知派人到南岸区解围，一面要市委书记鲁大东“顶住”，不答应八一五其他要求。市委答复：无法满足造反派师生的要求。当日，得到党政领导支持的一些干部、群众，晚上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八·二八惨案受害者控诉大会”，继续斗争“八·一五”派学生。

重大“八·一五”遭到全市性有组织的围攻、打击后，决定采取极端行动。9月4日，重大、师专等校千余“八·一五”派师生在师专宣布“绝食”，要求市委停止组织群众围攻“八一五”派师生。

在“绝食”10小时得不到市委答复后，9月5日凌晨，“八·一五”派红卫兵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乘上京“告状”。当晚7时搭上铁路方面增派的列车赴京。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阅“百万革命小将”中，“八·一五”派赴京的红卫兵参与了检阅接见。

随着重大“八·一五”日渐尖锐地把斗争矛头对准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的领导人，省、市领导进一步部署针对重大“八·一五”的“反击行动”。

9月5日，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纠察队”在首家试点单位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9月6日，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500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11辆卡车到市区游行示威。随即，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成立，负责人是重庆大学汽车班班长楚光辉。

9月6日,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500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11辆卡车到市区游行示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干警大会，副院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邢华民宣布成立“红卫兵”，分发袖章。

当日，全国四十几所大专院校赴渝师生组成“八·二八”事件联合调查团。

9月7日，为免“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嫌，重庆市委下令撤销设于江北区下横街小学的“八·二八惨案展览”。

当日，李井泉在重庆召开学生座谈会提出：要把从“八·一五战斗团”和“赤卫军”中的红五类，分出来组织统一的红卫兵，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起来，就可以在十天半月内取得优势，压倒“八·一五战斗团”。会后，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工人学生要进行阶级回忆对比教育。

同日，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重庆市50多家大型工厂党委书记会议，布置组织工人纠察队对付造反的红卫兵。

9月8日，重庆钢铁公司一批造反派工人群众，集中到公司办公楼外抗议保守派造谣宣传“八·二八惨案”诬蔑重大“八·一五，揭穿“八·二八”事件真相，遭到保守派围攻。事后不久，重钢造反派组成“重庆九八战斗团”。重庆产业工人正式以组织形式起来造反，登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

9月8日，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选拔“红五类”子女，组建成立了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总部设在五十四军军部对面坡上的红岭（即鹅岭，“文革”中改名）公园。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辅导员”，并派来解放军联络员10人。

随后，市委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大肆炒作，全市掀起“送子参军”热潮。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领导人支持下，保省、市委的“保皇派”大占上风。

重大“八·一五”的绝食行动和上京“告状”在重庆市内引起极大震动。“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及基层组织中不少人更对重大“八·一五”表示同情与支持。

为趁重大“八·一五”主力在京告状未归之前解决“中学生红卫兵”的问题，９月１５日，重庆市委在潘家坪招待所开会决定，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合并。

９月２０日，按照市委的布置，“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电话线被拆除，办公地点被强占。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强行"合并" ，合并后的组织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强行合并的作法引起激烈反弹。９月21日，就在《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中学生红卫兵”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已经撤销的同时，拒绝合并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四十一中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来自１０３个学校的代表一致抗议市委将“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的作法，选出了新的临时主席团。

随后，大批“中学生红卫兵”在人民大礼堂向市委静坐抗议，并随后赴京告状。至此，一个与重大“八·一五”并肩作战"的中学生造反派组织正式出现，并成为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由于重庆、成都和四川各地两派的串联，由此基本形成了“文革”初期重庆和四川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两大派格局。

（资料来源：重庆揭批“四人帮”在重庆的帮派人物资料；红卫兵小报；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何蜀：《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

（余习广）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