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中共潢川县委的检讨

tuffy05

转自 余习广的博客

中共潢川县委常委：关于潢川县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初稿）

一、潢川县同全国其它各地一样，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充分发挥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近几年来，在工业、农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文教卫生、政法等各项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持续跃进的大好形势，特别是农业生产上的成绩为显著。去年秋季我县虽然遭受了近百年来所未有的特大干旱，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上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展开了伟大的全民性的抗旱运动，不分昼夜，轮番苦战，同旱灾进行了长期地、艰苦的顽强斗争，使全县 60%以上秋季作物获得了良好收成，一部份地区获得了大丰收，现在全县落实的粮食产量，仍然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斤，在去秋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发誓坚持到底，争取秋季丰收，高度地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极大的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坚定地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心。去年秋季抗旱斗争的伟大胜利，促进了今年夏季小麦的全面大丰收，这就为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由于县委领导上存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去年抗旱斗争胜利之后，对农村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抗旱斗争的成绩作了过高的估计，对于严重干旱带来的严重灾情和困难缺乏恰当的理解，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犯了浮夸的错误。因而在进行粮食分配的时候，脱离了生产的客观实际存在，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违背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政策和党高度关心群众疾苦的问题，不仅购了丰收地区的过头粮，而且购了平收地区与灾区的口粮和种子，使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矛盾暴露之后，而又不能正视客观情况，承认客观实际存在，改变主观片面认识，而是采取了普遍反瞒产的办法，企图通过搞两条道路的斗争，妥善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前段用反瞒产的办法搞征购，后段又用反瞒产的办法去安排生活，这就使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更加困难，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浮肿死亡，使大部份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元气受到了严重损伤，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思想状态，致使部份干部不敢正视真理，如实反映情况，因而使我们严重的脱离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使我们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重大的损害，更严重的是，当错误发生之后，又不能正视错误，当机立断，坚决纠正错误，而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错误，对错误躲躲闪闪，掩掩盖盖，抵制上级组织的检查，弄虚作假，欺骗组织，以致使严重的错误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得到纠正。恶果越来越大，总之，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从整个形势来说，这一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是暂时性的。只要我们能够认真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就能化消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变坏事为好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彻底转变潢川工作上的被动局面，如果把这一错误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而产生消极悲观情绪，丧失前进的信心，那就可能会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二、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是短时期的和局部性的，而是普遍性的，并且持续了七个多月。这就证明县委在指导思想上、立场观点上、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上都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主要错误事实和经过是：
（1） 在处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方面严重的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犯了主观片面性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生产决定分配，但分配处理得不好，反过来又影响生产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分酏对生产又起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也曾教导我们“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也曾写道“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作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与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实际”。而且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对照去冬今春我们所犯的错误，正是离开了上述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去年我县在遭受了特大干旱的情况下，秋季粮食产量仍达到 14700万斤，如果能正确认识这一客观存在，合理进行粮食分配，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妥善安排群众生活，就可以避免犯严重错误。可是，我们错误的把秋季粮食产量确定为 35000万斤，关且以此作为分配征购的依据，结果，丰收地区任务分配过重，普遍购了过头粮。双柳公社去年秋季作物总产量为1290万斤，按国家规定三项扣除应为1240万斤，实有余粮52万斤，而我们却按2713斤总产进行了分配，分给征购任务1100万斤，实际完成1050万斤，这就使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对灾区本来应当从生产救灾入手，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不仅没有抓生产救灾，反而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购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上油岗公社实际收入 316万斤，三项留量应为1399万斤，实际缺粮1082万斤，相反的却分配该社征购任务 360万斤，实际完成征购94万斤，后来国家虽然又统销了 481万斤粮食，但由于群众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也就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这种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今后必须正确处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必须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经常注意调节三者之间的矛盾，核实产量是搞好分配的基础，应该尽可能力求接近实际。当进行分配的时候，更应当在实际过程中不断改变主观的认识，修正自已的计划，切实核实产量，按照党的分配政策，实事求是地搞好分配。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犯严重错误。
（2） 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存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冷静地分析情况，承认客观实际，改变自已的主观片面意识。甚至更错误的认为当时的粮食紧张情况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错误的结论“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征购进展不上去，则认为是干部右倾，是思想问题，食堂停伙，认为是假象，是富裕中农操纵和威胁；人口外流，丢弃小孩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和反动富裕中农的煽动；对浮肿死人认为是一般疫情，而且还始终坚持了“大旱之后必有疫情”的论调，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甚至更错误的结论认为：那里粮食紧张，那里问题大，正是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表现。因而在全县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瞒产斗争。在干部中，以粮食为中心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层层批判，层层反，并且提出了“干部过粮食关”，征购搞不上去撤下来的极端错误的口与，对干部压力很大，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作风。据统计，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共计批判社队（包刮生产队）干部 448 人，批判斗争群众3062人，处理大队、生产队干部 548人。正是由于前段以反瞒产搞征购，后段又以反瞒产来安排群众生活，始终不能落实生活安排。尤其是县委亲自主持在传店、邓店、隆古召开的反瞒产现场会议，和在县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扩干会和万人贫农代表大会，都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不仅错误的分析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过分的夸大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倡大搞反瞒产私分，大挖粮食漏洞。而且在县召开的贫农代表大会上每个公社都带有3—4个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反动的富农”当场进行了斗争，斗后逮捕八人（法办一人，扣留七人），影响极坏。这样，我们就把解决两条道路斗争和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混淆起来了。反瞒产的结果使我们真假难辨，是非不分，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我们更错误的是往往对某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和群众，采取了怀疑的态度，认为他们有右倾思想，有的加以批评，有的给以处分，压抑了一些打击了些坚持正确立场关心群众生活的同志的情绪，也压抑和打击了一些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群众。去年八月至今年三月，群众来信中有14件是反映农村生活问题和死人问题，我们却把群众来信反映的真实情况错误的认为是攻击和污蔑，简单批转，草率处理。更错误的是将一封干部来信批给公安部门查处，有四封群众来信转到双柳后，对来信者进行了批评和斗争。这实际上是对来信者的打击和报复，使人们严重的脱离了干部和群众。相反的，对于一部份反映假象和浮夸虚报的同志，往往偏听偏信，加以表扬。这样，就使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长期难以完全了解农村真实情况，恶果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混入基层组织的坏份子则兴风作浪，胡作非为，以反瞒产为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全县去冬今春在反瞒产斗争中，打吊致死的 306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应当肯定，1959年下半年，我们根据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进攻，批判了少数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言行，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当时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形势缺乏冷静地科学地分析，对当时少数富裕中农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叫嚣和进攻扩大到了严重的程度。对于广大贫农和下中农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经济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对于大部份富裕中农愿意跟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估计不够。这说明，一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是存在的，今后两条道路是长期存在的，不认识这一方面就会犯右倾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如果把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就会犯“左”倾的错误。在粮食问题上，固然有少数富裕中农和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搞粮食投机洗动，必须反对和制止，但它不是处理粮食问题和安排社员生活的焦点和主流。至于少数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粮食，也应该加以具体分析，其中不少干部是因为我们购粮透底所引起的，只有极少数干部瞒产私分属于本位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因此，在处理粮食分配和安排社员生活的时候，绝不许采取反瞒产的办法，对少数人的瞒产私分，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加以解决。同时，还必须了解，采取反瞒产的办法，势必出现粮食损坏浪费现象，影响群众的生活安排，也必然会出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一教训，必须记取。否则，必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更加严重的恶果。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相信群众，相信绝大多数（90% 以上）干部是好的。这是我们党的必须遵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同时，今后在处理问题时，必须严格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和不同的处理方法。而且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必须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处理。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这一根本原则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3） 当严重错误发生之后，我们并不是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错误，正视错误，纠正错误，挽回不良影响；相反的确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错误，把个人的荣誉得失放在第一位，无视党和国家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当省、地委来检查的时候，确采取了抵制检查，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这更是错上加错。这一方面表现在去冬今春发生人口大量浮肿死亡的严重情况，没有主动检查澄清数字，及时向省、地委报告；另方面对省、地委的检查却抱抵制的态度，对地监委赵秘书去双柳检查，不独不支持，回来不但叫压缩老人、小孩，还向地委打电话说不应检查，第二次省民政厅张付同志来县检查，回县汇报双柳死人数字时，又不承认张付同志调查的数字，态度极不老实。省委工作组根据省委宋书记的指示，在我县搞两个重点大队死人的情况调查，我们并无采取积极负责态度，并对检查组阎处长不满，在一次党一次党委书记会上同着省委工作组的同志公开讲：今后没有县委介绍信，不准随便统计死人数字。更严重的是五月份省监委武书记率检查组来潢川调查死人问题，又公开封锁消息，在省委检查组检查期间，在一次扩干会上统计全县死亡31800多人，认为数字很大，没向武书记汇报，又以界限不清为借口，让公社党委重作研究，公社研究后，二次向县委报告全县死亡27330人。这个数字向省委工作组汇报后，省委工作组提出数字有出入表示不满意时，才又将第一次统计31800人的数字汇报给检查组。经过省委检查组最后澄清实际伤亡55032人，超过县委原统计报告数字一万余人。本来全县因生活安排不好，伤亡五万多人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犯了严重错误之后，不仅不主动向省、地委报告，反而对省、地委检查组抱抵制态度，封锁消息，弄虚作假，以多报少，欺骗组织，就是完全丧失了党组织的起码条件，也是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
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象，是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为共产党员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党和群众的利益，可以献出自已的一切，甚至可以牺牲自已的生命。因此，每一个党员和一级党的组织对党，对党的上一级组织必须是忠诚老实，不论是个人的或工作的错误，绝不能有丝毫的隐瞒和歪曲，一切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和歪曲事实真象的行为，都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对党员自已也十分不利，这一教训非常深刻，今后一定虚心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