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谈文革前河南省委内部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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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谈文革前河南省委内部的斗争
　　
　　
　　 1967年7月4日
　　
　　[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者按：刘峰，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副秘书长，兼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本文原标题为《河南省委内部十几年来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罗霄山》1967年8月25日翻印]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处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在这场斗争中以二七公社为代表为核心的真正革命造反派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河南省委十几年来，到底谁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谁是执行刘、邓、陶的反动路线的?谁是革命干部?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分歧与斗争的焦点。二七公社的革命小将们认为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此，刘建勋、纪登奎同志是应该坚决保护的；吴芝圃、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是忠实执行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河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吴、文、赵、杨是应该打倒的。这完全是符合省委内部的实际情况的，我完全拥护二七公社的这个基本观点。我认为省委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现在就我所了解的，分四个时期来谈：
　　
　　 (一)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是怎样结党营私、残酷的打击和斗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潘复生同志的。一九五三年元月，河南和平原两省合并后，潘复生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到一九五四年秋，潘复生同志就养病了，一九五七年五月恢复工作，到十月又休养，前后工作两年多，在这个期间，潘复生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般说，掌握政策较好，实际经验较丰富，又有自我批评精神。因此在干部中威信较高，这样就为形“左”而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芝圃所不满，同时，他早就有心想当第一书记，所以就和赵文甫、杨蔚屏勾结起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阴谋把潘复生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wg1976.co m这是吴、赵、杨疯狂反对潘复生同志所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暴露。是他们在河南搞独立王国、搞左倾蛮干、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第一 对潘复生同志的第一次打击
　　　　一九五七年七月，潘复生同志从青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吴芝圃就勾结赵文甫、杨蔚屏等人，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追问潘复生同志是如何向中央汇报河南情况的，提出潘复生同志有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评，潘复生同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自觉的作了适当的检查，承认自己思想上有某些右倾保守思想，思想上赶不上形势，这个检讨被转到北京(当时我们在高级党校学习)，我们认为检讨是深刻、诚恳的、实事求是的，认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潘复生同志于八月以近一个月的时间深入到郑州郊区和新乡县耿黄大台营大队进行了调查，回来向省委作了汇报，写了河南农村考察报告，对农村阶级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吴芝圃看后表示同意。十月，潘复生同志参加八届二中全会后就休养，十一月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上经过吴、赵、杨密谋策划，对潘复生同志又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第二 对潘复生同志的第二次打击
　　　　我们以为潘复生同志作了检讨，这个问题就应罢休了，但是谁知到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为了达到个人野心和篡党的目的，竟不惜采用抗拒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恶劣的两面手法，对潘复生同志来了个突然袭击，那时潘复生同志正在北京颐和园养病，wengewang.o rg前两三天，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都去看过他，吴芝圃也去看过，但都没有提到要在会议上批判潘复生同志，但吴芝圃突然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把潘复生同志过去工作的成绩尽量加以歪曲，缺点尽量加以夸大，甚至造谣、诬蔑、拼命上纲，把原由省委常委共同制定的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宣传要点”(一九五七年)，硬说成是潘复生同志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合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从疗养院拉到会上进行斗争。这是吴、赵、杨经过策划后并经邓小平批准和支持的资本主义复辟事件。
　　　　第三 对潘复生同志的第三次打击
　　　　阴谋一次比一次毒辣，打击一次比一次残酷；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尚未结束，吴芝圃就准备布置对潘复生同志进行更残酷的斗争和打击，首先把他在会议上的发言稿转回来，叫省委副部长一级以及政府群团主要负责人学习，掌握“武器”，同时另一方面叫在家主持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吴的另一员干将主持，召集副部长以上干部，背靠背揭发潘复生同志，准备“炮弹”。
　　　　吴、赵、杨从北京回来后，就召集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全体(扩大)会议，逼着省委委员正副部长、厅局长、主任、地市委书记，揭发批判潘、杨，叫潘复生同志每天站在那里斗争，约一个月后潘复生同志支持不住，病了，也不停止，从他宿舍到办公楼约有三、四百米，得歇三次才能走到，仍然继续斗争，在斗争会上除了对潘复生同志工作上极尽歪曲、夸大之能事外，为了达到其罪恶目的，还捏造了几个事件进行诬陷，对潘复生同志进行大迫害。
　　 (1)所谓“赵波贪污集团案”，赵波本是平原省粮食厅一个干部，在一九五二年平原省三反运动中揭发他有贪污，这时竟诬蔑潘复生同志与赵波有牵连，进行野蛮追逼，而且还把赵波带到省委全会上去，当面对质、追查“赔款”，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阴谋总是要戳穿的，这一幕丑剧，以失败而告终。
　　 (2)诬蔑潘复生同志和一个干过伪军的蒋家璧有联系，并通过他和台湾联系，在会上进行无情斗争，残酷追逼。但因纯系捏造，卑鄙伎俩终被粉碎，在我们党内来搞这套手段，确实令人发指。
　　 (3)硬说潘复生同志隐瞒成份，潘复生家里本是贫农成份．但是，赵、杨硬是不信，在会上硬说：“你决不是贫农成份，贫农还能上起师范学校，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但是经过派人到山东调查之后，确实是贫农。
　　 (4)斗争潘复生同志以前，吴、赵、杨向省直一些负责人(我未参加)传达布置说，中央(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已经同意按右派斗争，经过这样一动员，大家受到莫大蒙蔽，因此，杨蔚屏、赵文甫就大喊潘复生同志是“大右派”、“老右派”、“极右派”，气势很凶，压力很大。
　　 (5)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后期，就向省直机关开放，赵、杨、戴还通过省委办公厅少数人具策划布置，在潘的宿舍门口写上“潘家黑店”四个大字，两旁放了很多纸，每天到省委斗潘的由几百人到几千人上万人，闹得潘复生同志每天晚上不能睡觉，大人小孩到宿舍里乱翻乱搞，潘复生同志被抄了家。
　　　　第四 吴、赵、杨把党内斗争扩大到全省五千万人民中去掀起一个全省性大反“潘、杨、王运动”
　　　　吴、赵、杨他们胆大包天，根本没有正式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就突然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在河南日报上点名批判，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了，报上登了几大版，发社论，吴芝圃、杨蔚屏还带头写文章(河南日报、中州评论)党内发通知，迅速掀起一个全省、全民大批判、大斗争，农村、工厂到处画漫画、发传单、编剧上演，有的地方还大肆丑化。
　　　　第五 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令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迫害——开展所谓抓小潘、杨、王运动
　　　　在全省批判潘复生的基础上，吴、赵、杨在党内布置在全省抓“小潘复生”运动，借以打击大批优秀的中层、基层革命干部，直搞到大队、生产队，被打成小潘复生的大多数都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实事求是、不搞浮夸、敢说实话的好干部，受到打击的全省约有二十万人，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时，我们这些人从平原省过来的干部也是提心吊胆，人心惶惶，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挨斗争，大批大批好干部被吴、赵、杨打下去，这就是吴芝圃大搞独立王国、推行左倾蛮干路线扫清了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六 潘复生等同志下放(劳动)改造，吴芝圃等人仍不放心，很害怕潘、杨、王翻案，两次组织斗争
　　　　一九五八年冬，潘复生同志被下放到西华农场当剧场长，赵文甫还要该场一个副书记对潘进行监视，杨珏同志被下放到孟津县的一个大队劳动改造，当时纪登奎同志在洛阳地委任第一书记，曾嘱咐县委第一书记魏乃和，要他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并去看过杨珏同志，因此未受不堪待遇，王庭栋同志被下放到许昌专区襄城县劳动锻炼，颇吃一些苦头。一九五八年夏，吴芝圃当上了省委第一书记，杨蔚屏当上了常务书记，赵文甫也成了书记处书记、兼常务副省长，成为比较有权威的人物，从此就掌握了河南的领导大权，爬上了独立王国的宝座。wg1976.com 但是做贼心虚，吴芝圃生怕潘、杨、王翻案，因此一九五九年九月召开省委全会时，通知潘复生同志回来参加会议，吴芝圃借口听潘复生说过团结很重要，我过去就吃了这个亏，就又在省委全会上由杨蔚屏发言“是人事关系还是两条路线斗争”，带头对潘复生同志进行了一次斗争。
　　　　第七 吴、杨、赵对潘、杨、王复议平反工作中仍然抗拒毛主席、玩弄阴谋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调刘建勋同志来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不久毛主席就指示，要给潘复生同志平反，建勋同志坚决执行主席这一指示，向省委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在省委书记会议上吴、杨、赵依仗他们是多数，始终企图顽抗，后来尽量软拖，拒不执行，直至一九六二年二月在中央一再催问和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后前来催促下，才组织一个潘、杨、王事件的平反复议起草小组，杨蔚屏任组长，我也参加这一工作，我们几个办具体事的人，将过去对潘、杨、王进行斗争的材料拿出查对研究，认为材料都站不住脚，应该彻底平反，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思想通了，实事求是的予以解决，本来不需要多长时间，但是却搞了差不多两个月，先后写了十来篇草稿，原因就是吴芝圃他们表面上虽然不敢反对平反，但内心对主席给潘复生平反一直思想不通，抱着抵制态度，开始他们不主张正式平反，只要在工作上适当安排就行了，weng ewang.org 后来在中央坚决要求平反时，他们又说帽子太大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当改变，至于六大错误内容仍不变，此后眼看阴谋不能得逞，才又被迫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平反，就这样平反一个问题改写一次，以致草稿改写了十来遍，时间拖了两个月，我们几个人非常不满。但到最后吴、杨、赵在陶铸和中南局书记金明的同意下，坚持一两个问题(如对合作化问题的态度上还留一个尾巴，说潘复生同志还有“右倾保守思想”。) 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他们斗争潘复生同志不是有意陷害，以便逃脱罪责。
　　 第八 一九六二年四、五月，潘复生同志在调往中央任全国合作总社主任之时，路过郑州，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以高姿态表示自己是为了党的团结而来的，自己工作上有缺点错误，为了党的团结，以后要向前看等，这说明潘复生同志是诚恳的、谦虚的，过去一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在这个会议上吴、赵、杨按理应该向潘复生同志作检讨，以示道歉，但是他们竟连一句歉意也未表示，这说明他们不仅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而内心里对给潘复生同志平反是抱着抵触情绪的。总之，潘复生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吴芝圃执行的是刘、邓的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在河南大搞独立王国，这个问题在五八年到六零年期间暴露得十分明显。
　　
　　 (二)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吴、赵、杨抗拒主席指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刮“五风”，疯狂的“左”倾蛮干，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对河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一九五七年冬季，全省范围内已出现了以打井为中心的生产高潮，一九五八年春，全省人民更是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和党的总路线，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出现了空前的跃进。如果能够正确发扬和运用这个积极性，一定会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吴芝圃等人却执行了形“左”而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任意践踏这种广大群众的极为可贵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的恶果，这和潘复生同志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比，恰成鲜明的对照。
　　 第一 大搞瞎指挥，大喊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几个大办，齐头并进，破环了农业这个基础。
　　 一九五八年夏收后，就开始大办工业，又大办钢铁，如果实事求是的量力而行，适当的办些工业是可以的，可是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却以个人动机出发，为了出风头争荣誉，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量抽人，秋后光大办钢铁就上山六百万人，不仅影响了秋收(那年秋季确实长得好，但没有很好的收回来，许多庄稼糟踏在地里，很可惜。) ，而且还严重的影响了五九年的生产，以致产量年年下降，其它还有大办煤炭，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社办工业，全民办电，………当时至少办八个大办，动员的人力至少有一千五百万，这就使农业遭到严重脱节，农业和工业极不适应，发生了严重情况，也是“信阳事件”的原因之一。
　　 第二 主观主义的追求高标准，高估产，高征购。
　　 一九五八年，小麦放卫星亩产一千斤，三千斤，又到五千斤，最后是西华县亩产七千三百斤，估计总产量七百亿厅，既然产量指标这么高，就来一个高征购，给农民留的口粮很少，这是后来农村死人的重要原因，钢铁生产也是日产几万吨，生产指标很高，但外地来调铁时没铁可调，制定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月的钢产量时，吴、杨坚持必须每月达到产铁六十万吨，对下边一平、二调、三收款，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产生一种极不正常的不良现象，干部给吴、杨、赵送了一个形象的话：“一手高标准，一手右倾帽。”
　　 第三 大刮浮夸风。
　　 由于五八年吴、杨、赵大反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在全省中抓“小潘复生”，五九年又反右倾，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思想”，这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造成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以致浮夸风大大发展起来，到处听到对吴、赵、杨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片赞扬声，歌颂声，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叫好，不能批评，这是当时吴、杨、赵大搞独立王国的特点之一。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高杨事件，吴、杨对高杨同志的打击和陷害
　　 五八年九月，中央工业部副部长高杨同志来河南检查工业生产情况，高杨同志原想去洛阳，省委派人家去许昌、禹县、鲁山看钢铁生产，当时因这些产量最高，高杨同志到禹县炼铁基地后，发现上报数字不实，有虚报现象，就他带来的干部在矿前监督过磅，核实产量，禹县县委书记刁文把这种情况反映给省委，吴芝圃、杨蔚屏听后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反对群众运动，那时我是省委工业部副部长，他们就派我去禹县一趟，传达省委意见，吴、杨当面向我布置：到禹县后告诉高杨，就说省委认为他是不相信群众，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反对大办钢铁群众运动，省委不同意他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我到禹县后，向高杨同志传达了省委意见，并一同到山上炉前看了看，从炼铁炉型、炉数估计，报的日产量确有虚报现象，(其实我们在家早已知道全省有这个问题，也向吴、杨反映过，但他们就是不听。) 那时我感到高杨同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认真负责的，上级领导同志来我处检查工作，提出这个问题，产生怀疑，实行监督本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只是觉得不一定在炉前过磅，因为既有弄虚作假，也不是群众问题，而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第二天，发现刁文还准备几个人围攻高杨同志 (是报告给邓小平、彭真的，还是直接报告给李雪峰同志的，搞不清。)
　　 我到禹县的第二天晚上，见高杨同志接到李雪峰同志 (当时是中央工业部部长) 的长途电话，批评了高杨同志，并让他很快回省委，再回北京，我第三天返回省委，高杨同志路过许昌地委，汇报了一下，即回省委，高杨同志回省委后，即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作了汇报，当时吴、杨当场批评了高杨同志，高杨同志回北京后，杨蔚屏又亲自布置禹县县委、许昌地委整理高杨同志的材料，他感到写的还不够高，亲自修改，提到反对群众运动，思想右倾的路线高度，把材料转到中央，这份材料就成为一九五九年把高杨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要根据之一。一九六二年高杨同志被平反，中央调高杨同志到石油工业部任部长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独立王国吴芝圃土皇帝和杨蔚屏已到何种程度，老虎屁股一点也摸不得，对上级来的负责同志竟采取斗争甚至陷害，确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吴皓(当时省委工业部长)和我对吴、杨这样飞扬跋扈非常不满，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对李雪峰同志的态度，一九五八年十月上旬，高杨同志返回中央工业工作部，过了十来天，李雪峰同志来河南，看来是李雪峰同志认为副部长和部里一些干部来河南发生些问题而专门来一趟作善后工作，向群众表示歉意。李雪峰同志来后，我陪他去禹县、鲁山一次，雪峰同志深入到炼铁基地的炉前，表扬工人、群众的革命干劲很高，生产技术已经过关，作风艰苦等，群众受到很大鼓舞，雪峰同志又到禹县、鲁山县委，表扬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并路过许昌地委，表示高杨同志在这里有些缺陷，返回郑州后，找书记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吴皓等人座谈，雪峰同志一九四八年解放开封后，曾在中央中原局工作，在开封住过一段，后又在华中局工作过一段，是他们的老上级，雪峰同志除和他们谈一些其他问题外，还谈到高杨来河南检查工作上对待群众态度有缺点和错误，回去以后已经给以批评等，对于雪峰同志专程来河南深入群众，挽回影响，并到省委代表工业工作部、高杨和他自己表示歉意，这种从团结出发的高姿态和诚恳态度使我当时很感动，按道理说吴、杨、赵当场也应该说几句，承认许昌地委、刁文和他们自己对待高杨同志的态度有些不对，但是他们竟坐在那里，傲然昂首，一言未发，严然象一个胜利者在受降，我对他们这种狂妄傲慢的态度实在气愤，散场后和吴皓同志在路上议论意见很大。　　这次高杨事件深深地教育了我，感到吴、杨、赵这帮独立王国的土皇帝们真是不得了，盛气凌人，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己达极点。许多同志对这件事非常不满，这也是他们的一场大暴露。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开封地委第一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惠智等同志都是因为对吴，杨、赵的瞎指挥、浮夸风表示异议，于一九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而且还在各级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斗争，把大批敢于反映农村城市工作中的缺点和如实反映群众情绪及呼声的同志都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思想”，完全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造成了人人自危，情绪极不正常。
　　　　关于反对浮夸，不要过高指标，要老老实实地工作，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份在“党内通讯”六条意见中，早就指示得清清楚楚了，要干部不要“一吹、二压、三许愿”。不要说假话，而且毛主席还亲自给吴芝圃谈过这个问题，但吴就是一直和毛主席唱反调，抗拒毛主席教导，以致越陷越深，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由于吴、杨、赵为了骗取荣誉，不择手段，实行高标准、高算产、高征购，一平二调兰收款，大刮五风，大放卫星，弄虚作假，使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受到挫折，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牲口大量死亡。五七年潘复生因病休息时，全省牲口五百七十万头，六零年下降为四百三十万头，死亡一百四十万头，质量更差。
　　　　第四 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由官僚主义发展到不可救药，以致发生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吴、赵、杨开始对于下边问题，由于胜利冲昏头脑，死官僚主义，情况不太了解，但后来当他们知道问题严重时，不敢正观，不敢承认，顽固到底，五七年冬，吴芝圃在予东商丘、夏邑、于城等地发现有饿死人的情况，回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反映这个问题，这时吴、赵、杨如果真关心群众疾苦，珍惜人和生命安全，就应该马上派人检查情况，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还可避免更大的灾难，可是吴芝圃在会上顶了回去，说他大惊小怪不看大方向，老抓个别问题，而赵文甫保官第一，收回意见，马上检讨，承认自己把具体问题夸大了，就这样把已很严重的问题掩盖下来。“信阳事件”也是这样，五九年冬即有人多次反映饿死人，中央追查省委，省委追查地委，地委写了一个报告，把死人的数字大大压缩，省委依此欺骗中央，盖子没有揭开，于是一九五九年冬六零年春这个关键时刻，灾难向着更恶劣的方面发展，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洗劫，吴芝圃已知问题严重了，六零年春，派省委书记处书记宋致和去信阳检查，宋致和也发现有死人现象，但没有深追就回来了，六零年六、七月，杨蔚屏又去信阳，本是去揭盖子的，却带着孩子老婆到鸡公山上，在这个避暑圣地开了个三级干部会议，但由于自己害怕盖子揭开会受处分，就没有决心来揭，只说发生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盖子未揭开，虽然如此，吴、杨已知问题的严重性了，于是就往信阳拼命多调粮食，但就是不将真实情况上报中央，继续欺骗毛主席，真是胆大包天，狂妄之极。wg1976.com
　　　　第五 阶级斗争的盖子终于揭开了，但陶铸、王任重包庇了吴、赵、杨。
　　 六零年十一月，在中央派人亲自坐阵下，阶级斗争的盖子终于揭开了，进行了民主补课，但陶铸、王任重包庇了吴、赵、杨，使下面很多同志成了“替罪羊”。当时全省被集训的县以下的干部有二十三万人，最后处理的约有二十万人，重的除无期徒刑，开除党籍，留党查看，轻的撤职降级，受各种处分的不下几万人。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们省委机关和地市委县的干部却认为吴、赵、杨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是“信阳事件”的罪魁祸首，要求严格处理。但是陶铸、王任重亲自来河南参加会议，把吴、杨、赵这样严重的滔天罪行说成是左倾蛮干，不敢提到路线上来，而且在王任重的讲话中，还把吴芝圃和潘复生相提并论，说就象开汽车过桥，从左边翻下去要死人，从右边翻下去也要死人，这都是没有经验，完全掩盖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这样，就把他们包庇下来了。吴芝圃仅在省委全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检查，仍然留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因为思想不通，仍把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坚持下去，后来才调到中南局去任文教书记。杨蔚屏思想上根本没有触及灵魂，拖着委屈抵触情绪，拒不认真检查。六二年春，省委向中央汇报“信阳事件”处理意见时，写了三条检讨，表示不满，不愿让写，当时陶铸决定杨蔚屏到广西自治区党委任农业书记，后因人家不愿要，他也不想去，后来又把他安排为河南的财贸书记，赵文甫自认一贯正确，六零年底，揭盖子时，他光揭别人，不揭自己，当时他在家主持一段工作，但他不是把精力用在掌握情况、贯彻政策上，而只注意扭住几个人，批文件，写报告，争取中央批转以待骗取荣誉，在成千上万的尸体上创建自己的荣誉，真是恶毒之极，正当六二年二、三月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大揭盖子之后，是全省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之时，赵文甫带着老婆到上海养病去了，他一直没有向河南人民作过一句检讨，照样当省委书记和副省长，没有触动他一个毫毛。这就不难看出吴、杨、赵这条黑线又粗又长，这个黑司令部里的干将没有交械，仍在河南占居要职，吴芝圃人虽不在，阴魂未散，准备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三)
　　　　六一年至六六年五月，这五年来，在河南省委内刘建勋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敏生执行的是刘、邓、陶的修正主义路线，这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继续着。
　　
　　 第一
　　 六一年一月前后，吴、赵、杨的“左”倾蛮干盖子揭开了，陶铸包庇他的干部文敏生(原广东省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到河南担任常委书记，掌握大权，文敏生的思想实质是修正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吴芝圃是左倾蛮干，因此互不尊重，互不团结，六一年四、五月间，对于牲口问题，文敏生主张小槽喂养，吴芝圃主张大槽喂养，文敏生就将这个情况汇报给陶铸。六一年六、七月，毛主席派在中央开会的刘建勋同志任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任第二书记，但吴芝圃并不服气，和刘建勋同志唱对台戏，六二年四月，调吴任中南局书记。文敏生是陶铸伸向河南的黑手，安在河南的钉子，文敏生很为陶铸所器重，是陶铸的心腹人，六二年二月调河南任常务书记，六二年又被选为省长，掌握实权，(当时何伟是第二书记不兼省长)就可看出是陶铸如何安排的。六五年七月提为第二书记，六六年九月提为代理第一书记。真是飞黄腾达，官运亭通，文敏生由于根子是陶铸，因此文对刘建勋并不尊重，文敏生经常吹捧陶铸，常常对于部说：陶铸可不简单，这个人非常精明能干，广东那个地方很复杂，老干部又多，要不是陶铸，谁也干不了，陶铸精力十分充沛，不但抓大事，就连干部生活小事也很关心等。因此，文敏生遇到重大问题都隔过刘建勋同志，直接请示陶铸。不仅这样，文敏生来河南后，很快就和赵文甫勾结起来，形影不离，狼狈为奸，对抗建勋同志，六五年文敏生、赵文甫二人向陶铸告刘建勋同志的状，陶铸又向其主子刘少奇汇报了，刘少奇就批评了建勋同志。
　　
　　 第二
　　 刘建勋所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文敏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上，对突出政治上，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态度上。刘建勋同志来河南后注意抓阶级斗争，注意抓政治思想工作，抓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工作方针政策。
　　 ①刘建勋同志来河南不久，六一年十月前后，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潘、杨、王的平反问题，但遇到吴、杨、赵集团的抵制，经过坚决斗争，才平了反，同时抓五九年反右倾，被搞错的平反工作，借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里要声明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别有用心的人说建勋同志大刮翻案风，主张一风吹，来攻击刘建勋同志；我亲自参加省委监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平反问题，建勋同志并未提出一风吹，而是省委监委书记会议上说：中央监委意见要一风吹，不要再留尾巴，省委是执行上级指示的。)
　　 ②六二年十一月，刘建勋同志从中央回来，传达了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形势、矛盾、阶级斗争的指示，并部署各地可以开展一下社会主义教育，(或叫整党、整社)不久就到广州治眼去了。南阳、信阳、洛阳等地区，在整个冬季，都开展了低标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时叫反对“黑风”或反对歪风邪气，(农村地富反坏利用农民的封建落后意识，大搞续家谱、会道门、敬神、赌博，一直到投机倒把，开荒过多，变相单干等)收到一定效果，但未抓住阶级斗争的实质，不得要领。这时，在家主持工作的是何伟和文敏生，六三年九月，我们办公厅同志在南阳作了考察，觉得搞的还好，有必要深入提高，坚持下去，回来后向省委写了报告，作了一次汇报，并建议省委召开一次会议，作为中心任务，统一布置，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后来省委农村工作部开了个地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座谈会)，交流了经验，写了一个会议纪要，但是被文敏生压了起来，后来也未转批，也未向下布置，而只注意抓陶铸布置的“分配工作”。这样当六三年二月毛主席路过河南时，受到主席批评：对社教运动没有重视，不得要领，没有抓好。
　　 ③六三年春，建勋同志回来后，亲自抓社教运动，及时的布置指导，检查、总结、交流经验，在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里，肯定了河南的经验。在毛主席批转的二十个材料中，有河南的三个，受到主席的表扬。
　　 ④六三年冬季以后，刘建勋一直抓了三个冬季的“四清”运动。
　　　　六三年各至六四年春，抓了初步四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六四年冬，建勋同志亲自到新乡蹲点，指导全省运动，六五年春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
　　　　六五年冬，六六年五月，刘建勋同志和纪登奎同志在长葛县蹲点取得了更大成绩，总结不少经验。
　　　　⑤六六年五月、六月建勋同志带领全省三级干部几百人分批到广东参观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回来后在四清地区和面上广大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深入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全省工人、农民群众和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大促进了思想革命化，由巨大精神力量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取得了人的思想和工农业生产的大丰收。
　　　　文敏生则恰恰相反，不仅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且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抵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刘建勋同志大唱反调。
　　　　①文敏生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只看文史资料，对那些军阀政客的东西颇感兴趣，谈起来津津有味，从未听到他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六五年文敏生在向地委宣传部长等人员的谈话时，疯狂地恶毒地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形式主义、不能简单化，庸俗化。
　　　　因此，文敏生对于批转下面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他总表示不高兴、挑剔刁难、加以阻挠，他对于批发业务性、技术性的文件极感兴趣，下去检查工作时，文敏生从来不问群众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
　　　　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不但不关心而且还进行捣乱，常常占用干部星期二、六下午的时间，安排其他工作，有时向他提醒说：今天下午是干部学习时间呀!他还很不耐烦，有时不吭，有时还恶狠狠地说：先学吧，不工作。照样安排会议或其他事。
　　　　文敏生对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采取抵制的态度，六五年以前根本不提这个问题，就是六五年二月份省直发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通知后，他也从未召开过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他未在一次会议上布置这一任务。前后发的三次通知、指示，他也没有组织省委讨论过，去年十二月发的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指示排出清样后，送给文敏生审阅时，他甚至连看也不愿看，说：你们看看改改发了吧!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恶劣态度。
　　　　②文敏生不但不关心阶级斗争，而且还狂妄地说：你先搞斗争，再突出政治，打不下粮食，没粮吃还是白费。明目张胆地公然反对林彪同志的指示，文敏生不仅抵触六二年冬的低标准的社教运动，而且对六三年到六六年春的社教运动一直不关心，消极应付，省委讨论社教运动时，他很少考虑和发表意见，这几年刘建勋同志一直负责抓四清运动，文敏生在家里主持面上工作，对四清运动不但不予支持，而且还背后散布流言蜚语，曾说：八个四清县中，中牟县搞坏了，偃师搞的也不好。
　　　　③六四年冬，六五年春，面上搞小四清运动，但文敏生并不很好抓这个工作，不下去检查，也不听汇报，不研究政策。等到下边运动搞退赔问题上发生一些偏差时，他又埋怨新乡、信阳地委负责同志带头搞退赔带坏了。
　　　　④文敏生几年来从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在部署检查、总结工作时，不分析阶级形势，不注意群众运动思想状态，从我们和文敏生接触中，他心眼里对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是厌烦的，每天只是满脑子粮、棉、油、水、肥、土，只是单纯的业务技术观点。
　　　　从文敏生自己主持的会议上，批发的文件上，基本上全部是业务技术性的，净是什么水利呀!肥料呀!改土呀!种子呀!红薯呀!牲口呀!抗旱呀!摧芽呀!混作间作呀!征购呀等等，文敏生主动自己提出批发的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方针政策这方面的文件，几乎没有。在这方面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对文敏生是有或明或暗的斗争和抵制的。
　　　　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不是依靠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单纯依靠经济主义，实行高奖政策，每收购一百斤烟叶，除照价付款外，再奖励二百斤粮食，收购一百斤皮棉，奖励七十斤化肥，还有布票。其他还有茶、蚕、麻也是高奖政策，文敏生对这很感兴趣，这完全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wengewang.org
　　　　文敏生在家主持工作，从不召集会议，研究中央文件，每天就是找省直机关各厅局负责人，了解业务情况，研究业务工作，如打井技术、原料等，这些事情是厅、局、委自己就可以解决的，每次下乡总是走马观花，转转看看只了解生产上的情况，根本不问农村的阶级斗争，群众思想动态，学习毛主席著作等情况，地市、县委同志主动向他汇报这方面的情况，他也不感兴趣，不愿多听。
　　　　⑤文敏生在农村工作路线上、政策上、推行的多是修正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套。
　　　　在借地问题上，文敏生是急先锋，我听他说过：“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很有头脑，在推行借地时，有的地方提出不愿借，有些抵制。”文敏生很不满，我在中牟县电话上听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于部中还有左倾残余，对借地有抵触，不管是那里都得执行，愿借也得借，不愿借也得借，还要借近地、好地，现拿党籍来保证。wengewang.org
　　　　在贯彻执行中央“六十条”时，文敏生主张生产队再划小些，因此，各地又出现了十来户的小生产队，这对农村坚持社会主义很不利。在山区，文敏生积极提倡农民分自留山、自留树，甚至还鼓吹农民私分集体的果树和树林，六五年发现内乡和嵩县都有一户卖水果一年收入五百元，一户开荒十多亩，不参加集体生产现象。
　　　　在牲口问题上，文敏生不但强调私人可以喂养牲口，而且还批准把磨面驴卖给私人，在个人牲口、架子车参加劳动时，还主张高工分政策，这些措施，完全有利于富裕农民。
　　　　在救灾问题，文敏生不强调依靠广大贫下中农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开展群众性生产自救运动的路线，而是拼命多向中央多要粮、款、物资。六四年予东、予北灾民一天有吃一斤多粮食的，因此灾区出现有“青年五保户”，这既助长了灾区农民的依赖思想，又影响了丰收地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和发展，这些措施都得到赵文甫、杨蔚屏的积极支持，这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政策、措施推行的结果，致使六二年到六五年期间，在农村特别是山区和灾区，资本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辟和发展。
　　　　⑥在干部问题上，文敏生和赵文甫密切勾结，反对毛主席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政策，而推行他们的任人唯亲、任人唯才的路线和政策，比如已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受到处分的杨志超、杨元章、路风庆等，文敏生都认为是好干部，对于一些真正是为党积极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好干部，文敏生却经常打击、训斥，对于犯有严重错误本应严加处理的干部却尽力庇护，不加处理，放弃党的原则，比如原国棉四厂厂长林湘，六一年四月失火，棉花被烧几百万斤，因救火牺牲的同志几十人，受伤一百多人，损失巨大，林湘应负主要责任，拖了好久不予处理，后郑州市委提出对林湘的处分是撤职，这本已很轻了，但报到省委文敏生又改为警告，许多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第三
　　 文敏生和刘建勋唱对台戏，除前面已谈的文和刘在方针、路线、政策方面直接对立外，遇到重大问题不向刘建勋同志请示报告，独自决定，比如六四年冬布置搞面上的小四清运动，就是文敏生自作主张没有向刘建勋同志请示。又如六五年刘建勋同志在许昌发现五多(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简报多、机构多)，问题很严重，要彻底反掉，派人到许昌、洛阳专区专门作了调查，回来后专题写了报告，但在家主持工作的文敏生不但不坚决反五多，而且还继续制造五多。
　　
　　 第四
　　 文敏生在人生观上是一套资产阶级人生哲学，首先是保命哲学，保官哲学，革命意志严重衰退，和平演变已达极点，满足现状思想蜕化，一般每天白天上班只有四、五个钟头，晚上不上班，曾多次向同志说：我在旧社会只当个小学教员，现在闹到这一步可不简单了。如果在旧社会还能干啥，连一个小学教员也不一定叫你干呢?言下之意，大有个人已经“革命到底”之概。因此文敏生就有一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养身之道。
　　
　　从以上各方面情况看，说明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司令部，是河南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他们对河南五千万人民和河南全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彻底把他们揭深、揭透、斗倒、斗臭。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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