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红、余习广 湖南长沙“六.六”惨案

tuffy05

湖南长沙“六.六”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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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67年6月4日～6日，湖南长沙两派组织“工联”派的30多个组织和“红联”派的“高司”，在长沙中苏友好馆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又称“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

“高司”全称为“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1966年8月19日，“高司”组织了在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静坐示威的“八"一九”事件，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造反有理”的火种。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对这些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给予了声援。

随即，“高司”在大专院校中得到迅速发展，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积极帮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单位领导“矛头向下”的打击下，因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学生、工人和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其得以平反，并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

但在“一月夺权风暴”中，“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高司”要以自己的造反老资格来组织湖南省夺权后的权力中心，而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要争夺领导权。双方很快发生分裂。“高司”演变为湖南新的保守派。

1967年2月8日，在湖南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省红联”；该派组织即称“红联”派，为湖南“文革”中两大派之一）。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

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被排斥于门外，这自然引发出湖南“文革”中新的一轮你死我活的派性大战。其对立派的代表组织为“工联”。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其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

1967年“一月夺权”后，“工联”成为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三"三一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工联”成为统领二十多万工人、与“红联”派长期抗衡两大派组织之一。

  4月22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章伯森发表对于形势的《公开声明》，不同意省军区领导人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处理，认为湖南存在“二月逆流”问题的根子就在省军区。

  24日，他又与其他两名领导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进一步把湖南“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省军区。这在湖南省级机关和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工联”派连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的口号。

  5月8日～12日，湘潭和长沙相继发生矛头指向军队的绝食斗争。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指使，北京南下学生在潭、长之间来往串联，支持学生和工人与军队对立。而章伯森发表等人也发表支持群众要求的声明，一时成为湘潭和长沙拥护的“革命亮相干部代表”。

14日，“工联”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成立“绝食指挥部”，一部分群众在省军区大门前进行绝食，大批群众在省军区门前游行示威。湖南的造反派势力大增，湖南省军区及其支持的保守派“高司”派逐渐转向被动。

控制舆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点之一。随即，“工联”即投入了与“高司”控制的“红联”派的舆论控制权争夺战。双方为此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武斗。

进入4月下旬以后，“工联”派已在长沙工人和市民中大得支持，“高司”派设在湘江河东市区的16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群众砸抄。至5月底，“高司”在河东仅剩下设在中苏友好馆的一个广播站，该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

6月初，“工联”派头头决定要拔掉中苏友好馆“高司”广播站这颗钉子。并决定由“六号门挺进纵队”打头阵，其他组织出动人员配合行动。“六号门”全称为“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该组织声称是“刘邓路线下受压迫最苦大仇深”的搬运工人的造反组织。其武斗队伍强悍敢拼，勇不畏死，在湖南“文革”的武斗中，屡建战功，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武斗队伍。

  6月3日上午，“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向“高司”发出“武斗照会”，并提出相约武斗的三个条件：“（1）、时间在一星期内，由你们选择，但必须是白天。（2）、地点必须在你们老巢中苏友好馆。（3）双方如有伤亡，各自料理”。“高司”接到该照会，面对声名赫赫的“六号门”，也有几分“秀才遇到兵”的畏惧，但明确表示决不退让的立场。

6月4日，以手持钢钎、棍棒等武斗工具的“六号门”武斗队伍的精壮汉子打头，“工联”派出动了数百人围困中苏友好馆。双方发生冲突，开始进行石头和砖头战。武斗中“高司”退进大门内进行防守。“六号门”武斗队伍开始发起冲击，但高阶大门易守难攻。“高司”的增援队伍又被“工联”派堵在湘江大桥桥西，寸步难进。

  6月4日晚10时，“工联”派武斗人员开始以自制的燃烧瓶攻击中苏友好馆，有人在该馆正门纵火，中苏友好馆门前，烟火熊熊。围攻的武斗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围观的人群，密集的人群从中苏友好馆门前，一直拥挤至五一路解放碑。进攻者会围观的人群中，近百人受伤。当晚，五一路马路两旁，不断有被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受伤者，匆匆赶往医院。

  6月5日，“六号门”又向防守中苏友好馆的“高司”发出正式照会，主要内容是：“你的爹爹‘六号门’即将上阵，和你决一死战，杀个天翻地覆，鸡犬不留。”

  当日下午，以“湖南井冈山总司令部”名义，“工联”派召开了一个有30多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攻打中苏友好馆会议”。会议决定支持“六号门”行动：由“井冈山”、“长沙工人联合委员会”做宣传工作；由“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孙大圣”先向馆内扔砖瓦，将“高司”派的人赶上楼；由“省体委红旗”用射击比赛的小口径汽枪监视“高司”，以便放火；由“水电司令部”断水断电。

  5日晚7时至11时，“六号门”的武斗成员，相继在该馆周围和通向该馆的南阳街口、息湘街口、黄泥街口派出重兵，并将该馆严严实实包围起来。

  楼内被围困的学生和“真理军”已经多次派人向总部求援。面对中苏友好馆的危局，“高司”总部的头头心急火燎，于5日下午，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派出增援队伍援救中苏友好馆问题。

会议决定，于当晚派出最有战斗力的“红色怒火”敢死队，并以大队人马作掩护。“红色怒火”是当时声震长沙的专业武斗队伍，其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加上一些返城知青和社会底层的流散人员，打起武斗来，格外敢拼命。

  当晚，“红色怒火”一行五十多人的敢死队，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黑衣，手执木棍，在三百多人的掩护下，乘着夜色，冒着雨点般投过来的石块，冲进了被围困的“中苏友好馆”大楼。

  深夜12点后，“工联”派的“水电司令部”切断了该馆水电。同时，“湘江风雷闪金光战团”使用土制毒气，出动30多人次，用“六六六”粉对馆内进行纵火熏烟。防守馆内的“高司”学生、“真理军”和“红色怒火”敢死队节节败退，再也难以防守，于是试图突围，均遭围在馆外的“六号门”武斗人员围攻追打。遂退守防御。

6日上午9时，“工湘”派从折毁的围墙中攻入“高司”派阵地，再次冲进该馆纵火，并将“六六六”粉投入火中，进行烟熏“毒气战”。“红色怒火”敢死队掩护学生进行突围，部分学生从右边门逃出去。

  10点左右，“高司”派第一批共150人从馆内冲出，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简称“工湘”派）的武斗人员围堵追打，死2人，伤29人，其中重伤7人。中午12点以后，馆内剩余的84人陆续向外突围，又被打死5人，伤33人，其中重伤19人。下午4时，“工联”、“湘江风雷”派占领了“中苏友好馆”。

  这次武斗事件中，共打死10人，即“高司”派7人，“工湘”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工湘”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受热77人，重伤43人，解放军119人。砸毁省军区大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一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折毁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人民币。

  据当时在现场的武斗指挥者向余习广回忆：眼见一个个此前不久还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谁敢反对我们，就是反革命”自称的“高司”学生，被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六号门”壮汉满街追打，至打得眼镜落地、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女学生的上衣都被撕毁，死尸倒地，很有几分惨烈。  最终，“高司”派的武斗学生几乎全部落网，成为俘虏。被俘者皆受到毒打，数十人至重伤。

“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是湖南“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武斗。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长沙市“揭批查”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朱永红原稿  余习广搜集资料改写）
  这是1967年6月4日～6日，湖南长沙两派组织“工联”派的30多个组织和“红联”派的“高司”，在长沙中苏友好馆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又称“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

“高司”全称为“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1966年8月19日，“高司”组织了在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静坐示威的“八"一九”事件，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造反有理”的火种。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对这些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给予了声援。

随即，“高司”在大专院校中得到迅速发展，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积极帮助在“文革”初期省市委和各单位领导“矛头向下”的打击下，因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学生、工人和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其得以平反，并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

但在“一月夺权风暴”中，“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高司”要以自己的造反老资格来组织湖南省夺权后的权力中心，而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要争夺领导权。双方很快发生分裂。“高司”演变为湖南新的保守派。

1967年2月8日，在湖南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省红联”；该派组织即称“红联”派，为湖南“文革”中两大派之一）。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

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被排斥于门外，这自然引发出湖南“文革”中新的一轮你死我活的派性大战。其对立派的代表组织为“工联”。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其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

1967年“一月夺权”后，“工联”成为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三"三一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工联”成为统领二十多万工人、与“红联”派长期抗衡两大派组织之一。

  4月22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章伯森发表对于形势的《公开声明》，不同意省军区领导人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处理，认为湖南存在“二月逆流”问题的根子就在省军区。

  24日，他又与其他两名领导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进一步把湖南“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省军区。这在湖南省级机关和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工联”派连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的口号。

  5月8日～12日，湘潭和长沙相继发生矛头指向军队的绝食斗争。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指使，北京南下学生在潭、长之间来往串联，支持学生和工人与军队对立。而章伯森发表等人也发表支持群众要求的声明，一时成为湘潭和长沙拥护的“革命亮相干部代表”。

14日，“工联”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成立“绝食指挥部”，一部分群众在省军区大门前进行绝食，大批群众在省军区门前游行示威。湖南的造反派势力大增，湖南省军区及其支持的保守派“高司”派逐渐转向被动。

控制舆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点之一。随即，“工联”即投入了与“高司”控制的“红联”派的舆论控制权争夺战。双方为此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武斗。

进入4月下旬以后，“工联”派已在长沙工人和市民中大得支持，“高司”派设在湘江河东市区的16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群众砸抄。至5月底，“高司”在河东仅剩下设在中苏友好馆的一个广播站，该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

6月初，“工联”派头头决定要拔掉中苏友好馆“高司”广播站这颗钉子。并决定由“六号门挺进纵队”打头阵，其他组织出动人员配合行动。“六号门”全称为“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该组织声称是“刘邓路线下受压迫最苦大仇深”的搬运工人的造反组织。其武斗队伍强悍敢拼，勇不畏死，在湖南“文革”的武斗中，屡建战功，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武斗队伍。

  6月3日上午，“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向“高司”发出“武斗照会”，并提出相约武斗的三个条件：“（1）、时间在一星期内，由你们选择，但必须是白天。（2）、地点必须在你们老巢中苏友好馆。（3）双方如有伤亡，各自料理”。“高司”接到该照会，面对声名赫赫的“六号门”，也有几分“秀才遇到兵”的畏惧，但明确表示决不退让的立场。

6月4日，以手持钢钎、棍棒等武斗工具的“六号门”武斗队伍的精壮汉子打头，“工联”派出动了数百人围困中苏友好馆。双方发生冲突，开始进行石头和砖头战。武斗中“高司”退进大门内进行防守。“六号门”武斗队伍开始发起冲击，但高阶大门易守难攻。“高司”的增援队伍又被“工联”派堵在湘江大桥桥西，寸步难进。

  6月4日晚10时，“工联”派武斗人员开始以自制的燃烧瓶攻击中苏友好馆，有人在该馆正门纵火，中苏友好馆门前，烟火熊熊。围攻的武斗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围观的人群，密集的人群从中苏友好馆门前，一直拥挤至五一路解放碑。进攻者会围观的人群中，近百人受伤。当晚，五一路马路两旁，不断有被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受伤者，匆匆赶往医院。

  6月5日，“六号门”又向防守中苏友好馆的“高司”发出正式照会，主要内容是：“你的爹爹‘六号门’即将上阵，和你决一死战，杀个天翻地覆，鸡犬不留。”

  当日下午，以“湖南井冈山总司令部”名义，“工联”派召开了一个有30多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攻打中苏友好馆会议”。会议决定支持“六号门”行动：由“井冈山”、“长沙工人联合委员会”做宣传工作；由“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孙大圣”先向馆内扔砖瓦，将“高司”派的人赶上楼；由“省体委红旗”用射击比赛的小口径汽枪监视“高司”，以便放火；由“水电司令部”断水断电。

  5日晚7时至11时，“六号门”的武斗成员，相继在该馆周围和通向该馆的南阳街口、息湘街口、黄泥街口派出重兵，并将该馆严严实实包围起来。

  楼内被围困的学生和“真理军”已经多次派人向总部求援。面对中苏友好馆的危局，“高司”总部的头头心急火燎，于5日下午，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派出增援队伍援救中苏友好馆问题。

会议决定，于当晚派出最有战斗力的“红色怒火”敢死队，并以大队人马作掩护。“红色怒火”是当时声震长沙的专业武斗队伍，其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加上一些返城知青和社会底层的流散人员，打起武斗来，格外敢拼命。

  当晚，“红色怒火”一行五十多人的敢死队，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黑衣，手执木棍，在三百多人的掩护下，乘着夜色，冒着雨点般投过来的石块，冲进了被围困的“中苏友好馆”大楼。

  深夜12点后，“工联”派的“水电司令部”切断了该馆水电。同时，“湘江风雷闪金光战团”使用土制毒气，出动30多人次，用“六六六”粉对馆内进行纵火熏烟。防守馆内的“高司”学生、“真理军”和“红色怒火”敢死队节节败退，再也难以防守，于是试图突围，均遭围在馆外的“六号门”武斗人员围攻追打。遂退守防御。

6日上午9时，“工湘”派从折毁的围墙中攻入“高司”派阵地，再次冲进该馆纵火，并将“六六六”粉投入火中，进行烟熏“毒气战”。“红色怒火”敢死队掩护学生进行突围，部分学生从右边门逃出去。

  10点左右，“高司”派第一批共150人从馆内冲出，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简称“工湘”派）的武斗人员围堵追打，死2人，伤29人，其中重伤7人。中午12点以后，馆内剩余的84人陆续向外突围，又被打死5人，伤33人，其中重伤19人。下午4时，“工联”、“湘江风雷”派占领了“中苏友好馆”。

  这次武斗事件中，共打死10人，即“高司”派7人，“工湘”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工湘”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受热77人，重伤43人，解放军119人。砸毁省军区大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一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折毁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人民币。

  据当时在现场的武斗指挥者向余习广回忆：眼见一个个此前不久还以“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谁敢反对我们，就是反革命”自称的“高司”学生，被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六号门”壮汉满街追打，至打得眼镜落地、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女学生的上衣都被撕毁，死尸倒地，很有几分惨烈。  最终，“高司”派的武斗学生几乎全部落网，成为俘虏。被俘者皆受到毒打，数十人至重伤。

“六"六中苏友好馆事件”，是湖南“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武斗。

（资料来源：长沙市“处遗”材料；长沙市“揭批查”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朱永红原稿  余习广搜集资料改写） 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