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应国：评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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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杜应国

（《七十年代》原编者按：王希哲的长文《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在本刊二月号发表之后，海内外人士咸表关注，许多人在各种场合，有的还通过传播媒介，评价和讨论中国的这位青年理论家在这篇近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和看法。本刊的不少热心读者也寄来稿件、信函，对王文表示了各种意见，有的赞同，也有的严肃认真地展开了讨论。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即使是对历史学家来说，也始终只能是一件永远不会完结的工作。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孜孜于这种没有了局的研究，也只是寄望在历史的辙印中寻求继续行进的鉴戒。我们认为，这就是王希哲先生和本刊的读者们今天所进行的讨论的意义所在。被人们称为“庚申改革”的中国的全面政经改革，是在毛泽东的影子下和文化革命的余波中开始的，因此，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还有着更深的实际作用。
在许多来稿中，我们特别向读者介绍毕博先生的这篇文章。毕博先生从中外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纵横论列，剖析了毛泽东其人和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对王希哲的某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在近年的难以数计的评毛和评价文革的文章中，毕先生的的许多见解，是我们所未曾见过的、十分新颖的、独特的见解。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毕先生用流畅的语言，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对于关心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篇极富启发性和吸引力的文章。——1981年第四期特稿）

当今的中国，面临着一场对毛泽东的清算和批判，这场清算和批判的意义，正如同当年南斯拉夫人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和批判那样，将是一个旧时期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长期以来，毛泽东，这个象征着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以他那激进的革命理论、普遍贫困的农业社会主义和反动落后的集权专制主义，困扰着中国人民达数十年之久。毛泽东已经成了一块压在人们心头的巨大阴影，现在，是走出这块阴影的时候了。
我国优秀的青年理论家、著名的李一哲成员之———王希哲先生的近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就是投向这团阴影的一束耀眼的亮光。
这是一页历史的卷首语。当时代的巨手还来不及把未来的篇章翻开之前，剖析一下这篇文章和它所提出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对未来事件的发展进程及其走向的理解是不无帮助的。

（一）毛泽东其人
毛泽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还是一颗需要切割而且马上就该动手切割的赘瘤？这就是作者这篇文章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这也确实是个恼人的问题。
几年前，当毛泽东还在他紫禁城的住地里深居简出，指挥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时候，我本人就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预言：如何评价毛泽东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大问题，而且无疑是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此话不假。就是在他离开人世已经五年之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他的形象仍在纠缠着人，就连新兴的青年民主运动亦不能免，例如我们现在就要评论的这篇文章和它所批驳的“珍贵思想论”，就是那种纠缠的表现。这并不奇怪，只要毛泽东身上的灵光还没有完全消失，只要毛泽东所代表的那种专制和集权没有完结，对他的评价和争论就会继续下去。历史人物总是有他奇特的命运。
不过，我们对作者的回答却不敢完全苟同。作者认为，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农民领袖”，因此，他之所以要在后来“复辟帝制”，成为一个“真正的末代皇帝”，就完全是他的“农民领袖的阶级必然性造成的”。
这个结论的前一部分是对的，后一部分却有欠于准确。诚然，毛泽东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只是一个“农民领袖”，一个像朱元璋、李自成或者比他们还要伟大一点的农民起义军统帅。确切地说，毛泽东是一个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者，只不过，他更多地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要证实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把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作一番稍微不同于王希哲所作的那种考察就行了。
1920年，当年轻的毛泽东和他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们，在选择什么样的思想信仰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和争论时，蔡和森，这位毛泽东的密友，被杨昌济称为国家栋梁之材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从巴黎给毛泽东写来了一封笃信俄国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毛泽东对此“极表赞同”。这个决定在王希哲看来，也许不过是青年人的幼稚之举，因而不是足为训的吧？其实这是一个影响到毛泽东一生活动的重要选择，不管他当时和以后是怎样理解他这个选择的。1975年，也就是在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年，他再一次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并亲自审阅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重头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仿佛是对他那个思想开头的一种呼应，在他的人生篇章就要完结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再次回到了原先的题目上，这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悲壮的故事，回想一下青年毛泽东的生活环境和时代特征，我们对于他为什么会选中这样的信仰以及在他的一生中为什么总是一直紧紧地抓住这个信仰不放，就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
近代中国是一个民族危亡、外祸频仍的多难之邦。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鲸吞蚕食，逐渐把中国从一个独立、完整的闭关自守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民族的沉沦，唤起了多少人救国救民的热情呵！但是怎样救国和用什么方法救国，却是所有一切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们都共同面临的问题。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概括了中国人民对各种救国之道的探索，只是在经过这样的探索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要使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套先进的社会制度，而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作指导又是不行的。于是人们转而注意起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思潮来。于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主义，诸如什么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等等，便被源源不断地介绍给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封闭的国度，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激烈的震荡和冲击，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青年毛泽东的救国道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然而，近代中国还不只是一个民族沦亡的问题。殖民主义的入侵，同时开始瓦解着中国古老的小农经济体系，在毛瑟枪的后面还有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机器。传统上男耕女织的竹篱茅舍当然挡不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来自曼彻斯特的纺织品比起黄道婆手纺车上的粗纱土布来，不仅价廉物美，而且产量极高。很快地，沿海一带的农业、手工业被淘汰了，破产的农民们纷纷卷起铺盖，离开了他们的命根子——土地。不用说，这幅凄凉的画图在沿海一带以及濒临沿海一带的中原各省会引起怎样的怨恨和恐惧了。如果说康有为时代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还抱着某种信任的话，那么，二十年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只是这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以及战后各国所面临的饥饿、失业、贫困、经济萧条等等，这一切开始使很多人感到了资本主义的不美妙，转而希望有一种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这个在欧洲游荡了差不多一整个世纪的幽灵，现在受到中国人的刮目相看了。谈论社会主义差不多已经成了当时的一种时髦，即使是最著名的保皇党人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好，只是他认为中国因为没有资本主义，所以也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但承认社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差不多已经是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普遍之论。“资本主义底国家已经盖上棺材盖了，继起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据现在大家公认的道理，代资本主义而起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我们中国除非那些闭眼瞎说，不晓得世界大势的顽固党，也决没有胡乱反对社会主义的！”（转自丁守和、殷叙彝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207页、208页）这就是为什么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人竟会成为中共早期创建人的原因；而曾经以“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出名的戴季陶，也曾是中共上海小组的初期筹备人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毛泽东选定社会主义的信仰就是很自然的了。
民族主义的救国热忱、农民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意识、以及各种新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浸染，这一切错综地构成了毛泽东信仰选择的复杂背景。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十月革命的影响。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的现身说法，而在毛泽东的眼里，它更多了一层意义，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工农专政，对于许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东方国家来说，无异于是摆脱民族危机和封建愚昧的捷径，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像列宁谱写的新福音书那样，在这些国家引起了高度的赞赏和崇拜。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它在中国农村所引起的破产恐慌，以及它在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些内部矛盾，对于这位来自湖南中部的忧国忧民的农村知识分子来说，始终是难于忘怀的。因此，他所要追求的就不只是如何推倒一个地主阶级政权的问题，更还有如何打通一条能够在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灾难的道路问题；也因此，井冈山的意义就不仅是梁山泊水寨的聚义厅，而是通向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起点。
我们的朋友也许会用毛泽东所接受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反驳我们。他们会说，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那里不过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虑幻言词罢了，正像洪秀全曾经假借宗教的语言来表达他早期的民主主义一样，毛泽东也无非是借用马克思主义来转述他的那一套农业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是，“农业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不是从一个农民身上自发地产生出来的那种，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农民知识分子的心灵镜头中的复映，这种复映是那样的奇特，以致于它常常是以一种扭曲和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系列思想畸变和行为扭曲，正像外界事物的影像总是以颠倒的形态投映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而人们皆不觉其颠倒一样，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样的扭曲和变形也是他无法感觉出来的。在他看来，既然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以他和斯大林主义的那种个人极权为表征的党专政，既然修正主义就是对这种极权主义的修正和对资本主义的妥协，那末，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去反对这种修正和妥协又要反对什么呢？这就难怪他要那样毕其余生矢志不移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了。也难怪他要在那誓言一般的“念念不忘”声中去拚命捍卫斯大林主义和他的那种专制主义了。可是，既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过是一次力图以马克思作为指导的农民革命，既然这个革命不过是在一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产生的，那么这场革命客观上所要解放的不是那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来遏止资本主义不依靠一种强制的行政权力又依靠什么呢？可是，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为纵然是在一种强大权力的保证下终究也还是万难奏效的，毕竟“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按照它自身的运动固执地发展着，这就使毛泽东在他的后期总是感到脚下不稳，总是感到来自资本主义的强大冲击，“复辟”的危险，像幽灵一样总是苦苦地困扰着他，使他的整个思想和神经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斗争状态中。这正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合理根源。
诚然，这是一种曲解。这种曲解确实算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是什么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难道真有一座什么“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圣殿，里面放满了所谓永不卷刃的钢刀，取到一把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吗？我们的朋友一方面喜欢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但另一方面又总是要有意无意地力图保留着一座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丰碑，彷佛世间的所有迷雾都是违背了它或者曲解了它才发生的一样。可是，如果有一种理论老是容易叫人产生曲解（伯恩斯坦不是曲解了吗？考茨基不是曲解了吗？托洛茨基不是也曲解了吗？现在斯大林、毛泽东又曲解了，而且看来列宁也有曲解的嫌疑），那么能够说这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吗？能够说它自身与这种曲解就完全无关？王希哲先生敏锐地指出：“存在，决不仅仅是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存在，它是一切社会存在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存在的总和。”完全正确！对于一个人来说，既有的观念和意识也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必然要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毛泽东那里，这就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不完善和谬误。因此，对毛泽东的批判，着眼点就不仅是一个封建主义和农民意识的问题，也还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不完善和谬误进行甄别和廓清的问题。应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清算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把毛泽东放到国际共运的宽大舞台上，放到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斯大林化背景中去考察，这是王希哲在评毛问题上的创见卓识。就像牛顿手中的三棱镜把太阳光谱的七种颜色分解得一清二楚那样，作者通过一对比清晰的背景透视，把建国以来中共内部的一系列纷争统统归结为社会主义各国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所形成的改革与反改革之争，这一匠心独到的归纳安排，一下子使人豁然开朗，峰回路转，往日那些扑朔迷离、困惑难解的问题，均得到入情入理的解答。作者的文章素以逻辑上的严谨见长，而此文尤以之甚。围绕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主线，作者顺理成章，令人信服地回答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使无数的人们为之苦苦思索不已的问题，进而更揭示了毛泽东那些貌似激进的革命理论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作者不得不把笔墨侧重地放在对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叙述与分析上，这就使他本来应有的结论给人的印象不够鲜明突出，甚至难免不会有易于产生误解的地方。例如作者在回答“珍贵思想论”的朋友时所写下的那一段具有结论意义的话，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好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由某种权欲的驱使似的。有鉴于此，现在撇开那些冗烦的叙述，再把作者的观点扼要地复述一遍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49年革命，是一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农民革命，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革命后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把革命导向何方的问题。毛泽东，这位中国革命的导航手，出于他那农民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是一定要把中国革命引向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的，只是有一个时机问题罢了。因此，尽管中共七大和继之而来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立了一条包括毛泽东也赞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三年“解放战争”对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迅速胜利，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经济状况恢复的顺利，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顺利和迅速，这一切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唯意志论迅速地膨胀起来。于是，他认为人的力量不仅可以发动革命，加速社会发展进程，而且可以干涉历史，对经济规律发号施令，改变社会运动的方向。于是他认为推进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可是，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宣称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党内民主派的反对，以此为发端，逐渐地形成了中共内部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反对新民主主义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就一定要使国家专制化，党内极权化。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国家民主化，党内民主化。”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就是这样伴随着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政治路线的抉择而日益发展起来，尖锐起来，最后终于导致了六十年代的大对抗。文革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建立一个旨在以他的个人专制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如果说1956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他头脑中的这个乌托邦还幻影糊糊，没有任何具体的设计和构思的话，那么，继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却帮他勾画出了这个乌托邦的初步轮廓。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向政治局委员们讲解道：“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把这个“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的公社翻版放大，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兵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从1958年的人民公社到1966年的《五·七指示》，我们看到，这个“军事共产主义”的梦想始终紧紧地抓住毛泽东。就在王希哲所提到的那篇湖南“省无联”的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里，《五·七指示》被当作文革后建立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纲领而大声颂扬。天真烂漫、富于幻想的青年红卫兵们从极左思潮的立场上来领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倒是惊人地准确。
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又不同意建立“公社”呢？ 这又是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必然。对于一个既鄙薄于资产阶级民主，又不相信巴黎公社选举的农民社会主义者来说，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的宗法家长制权威才是他所最感惬意的。《五·七指示》没有讲到组织形式，这大约不是一时的疏忽，文革的夺权斗争自会对之作出补充。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另一些原则，例如所谓“军工、军农”之类被强制地推行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试图把现代的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硬塞到一个几分是幻想、几分是对陈旧生活形式的抄袭的社会形式中，这就是毛泽东“珍贵思想”的实质。这种与历史趋向背道而驰的空想主义的实践活动，能够说它是革命的、先进的，是应该继承下来的吗？但是，又如何来解释毛泽东所获得的那些声誉？如何来解释文革在人们心目中所造成的那些错觉，即它的反官僚主义性质呢？这个错觉是那样的严重，以至于连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一度以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官僚化困境的有效形式。此外还有文革的群众性特点，这又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疑难问题。香港有一份杂志曾经组织过一次有关文革的讨论，有人评价这次讨论存在着一个“缺口”，就是文革的这一群众性特点几乎无人敢予触及，就更不用说恰当的解释了。纵然我们说它是一场“群众性的法西斯运动”也罢，希特勒法西斯运动的群众性可以从民族主义的人种说得到解释，可文革的法西斯主义又该如何说明呢？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确实还有一些尚待探讨而且也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再度把视野放到个人作用的范围之外去了。

（三）文革爆发的原因
有一种包括笔者过去在内的流行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王希哲先生断然否定了这一看法，他提出了他的“两个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一个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煽动和蒙蔽下产生的“旨在建立一个以农业乌托邦为基础，以毛泽东为帝王的专制王朝”的“红卫兵法西斯运动”。另一个文化大革命则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们对毛泽东“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反毛泽东专制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只有这一个“文化大革命”才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是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爆发的。
但是，既然连作者也认为这后一个“文化大革命”无论“你叫它什么都可以”，那又何必一定要把叫作“文化大革命”呢？既然把它叫作“文化大革命”，那就说明，它和前一个“文化大革命”一样，有着某些应该叫做“文化大革命”的东西，这就是它的群众性，它的来源于这种群众性的反叛精神和斗争热情。显然，作者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区分，与其说是因为它们的区别，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的相同。无论作者对这样的相同是怎么看的，也无论他是怎样想通过这种区别来使他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显得合理而完整，使某些连他也认为不好否定的东西逃离开他这个全盘否定的灭顶之灾，他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群众自发地、由下而上地行动起来，以大字报的形式向党内的几个权势者挑战，向毛泽东的专制主义挑战，的的确确是来源于第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或者，不如说是对这种精神的合理继承与发扬光大。尽管它们的意义是那样地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由此可见，“两个文化大革命”的区分除了容易引起讨论上的混乱外，对于我们的认识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倒是相反，它只能使人这样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不用说，这种把历史事变归结为某个人恶意煽动的结果的看法，对于一个素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的理论家来说是多么的不合适了。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只存在一个文化大革命，即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只是，这些力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有先有后，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在毛泽东的“第一次推动”下，它们都被调动起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这场社会“大灾变”之中，使它终于成了它所实际成为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的煽动和鼓吹下，由各种错综复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因素综合而成的。如果说，毛泽东的这种煽动和鼓吹不是来自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那么，也应该说，他的这种煽动和鼓吹是存在相应的矛盾条件下才发生作用的。
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呢？它是一个按照斯大林体制建立起来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跟所有斯大林体制的国家一样，官僚化是我们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毛病，这些毛病早在1957年“右派分子”的担忧中就表现出来了，所谓的“党天下”，所谓的“沟与墙”，所谓的“党委治校”、“以党代政”等等诸如此类的议论，都表明了官僚化趋势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克服和削弱，反而在毛泽东一系列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进一步深化。1961年，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现在看，生产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干部关系紧张，所有制关系紧张。”这一连串的“紧张”颇能说明当时的官僚化状况。但这是不是说官僚化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提呢？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不是反对官僚化，这一点已见之于王希哲的分析。我们所要指出的是，文革的爆发和最终结果与官僚化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尽管在当时还没有尖锐到激发一场社会动荡的程度，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毛泽东的煽动却从反方向上触发了这个矛盾。它的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诉诸群众的方式遭到了党内民主派的抵抗，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使这种抵抗奏效，最方便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利用党和国家机构的力量来控制局势，使之不至发生大的骚乱。而毛泽东呢？却正好相反，他要获得群众的支持，就只有首先打破这种限制，使群众能够作为一支由他本人控制的政治力量与党内民主派相抗衡。于是我们就看到双方的争夺竟以这样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的反动表现为革命，一方的进步表现为反动，双方都以自己出发点的反面来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所以，《二月提纲》要加强党的领导，而《五·一六通知》却以不同的解释来取消党的领导；所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而毛泽东则要撤回工作组。这就产生了某种戏剧性的效果：要求变革的力量不能不以官僚化的机构来表现自己，而要以一种更加反动的东西来加强官僚化的力量却是以打碎这个官僚机构的要求来表现自己。无论我们今天说毛泽东是怎样的反动，也无论就当时和今天的情况来看党内民主派的求稳思想是多么的合理与必要，这种相反的表现不能不产生与之相应的后果。于是，所谓五十多天的“资反路线”发生了，在群众和学生中揪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勇敢分子”和“反党分子”的结果，当然只能使群众和学生产生敌对情绪。“资反路线”终于激化了本来还没有激化的矛盾（我们切不可忘记，按照当时的势头发展，一场第二次反右斗争已经在所难免了）。于是，当毛泽东号召人们向“资反路线”进攻时，人们所积下的一切愤恨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即由此而生。至此，毛泽东的发动才奏了效，文革爆发了。可以说，如果没有“资反路线”，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正像如果没有相应的反作用力就不会有作用力一样。“资反路线”像一副催化剂激化了官僚机构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而毛泽东的煽动和鼓吹却在客观上迎合了人民群众这一反官僚主义的情绪，于是，一系列的迷雾就发生：冲击官僚机构为毛泽东带来了崇高的声誉，也为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带来了迷惘，不仅在那些“珍贵思想论”的朋友看来，而且在另一些拥护赫鲁晓夫主义的人看来，毛泽东做了赫鲁晓夫应该做而终于没有做的事情。于是，甚至连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也显得独出蹊径，别具一格了。看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似乎比改革派共产党人的“资本主义”似乎还要更加棋高一着，人们还没有看清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打破这种迷惘就是王希哲此文的的主旨，它正确地揭示了毛泽东主义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这是一次比改革派共产党人所努力实现的变革还要更加反动和落后的“革命”！但是，他忘记了，在这种落后和反动中，还包含着人民群众从本能的反官僚斗争中产生的那种极为可贵的革命激情和抗争精神——尽管它当时还从属于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利益，但它毕竟是群众性的，是属于人民自身的。所以，一旦它解开毛泽东迷信所加在它身上的锁链，懂得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时候，它就不能不表现为对毛泽东的反叛，不能不表现为被王希哲称之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斗争。
总之，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矛盾并未激化，但无疑已潜藏着危机的社会。由于各种矛盾的消长和制约，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是这样形成的：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严重存在，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对这种官僚主义的缺乏认识——人们普遍还处于党和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观念”之下；一方面是毛泽东极左路线对官僚主义的加剧影响，一方面是党内民主派对这条路线的抵制；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繁荣和复苏（这种繁荣和复苏缓和了人民群众与国家的矛盾），一方面又是随着经济发展提出的变革国家体制的要求。凡此种种，使得各种危机处在一种引而待发或者伏而未发的状态。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一种击发装置，一个引爆点的话，那么，它将继续维持着原先的平衡，在经过相当时间的孕育之后发生震荡，如果不是一次中国版的“布拉格之春”的话，那就可能会是一次面目不同的毛泽东专制主义的胜利。正因为这样，当文化大革命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不合时宜地从相反方向上打破了这种平衡以后，那些本来互相制约的因素便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和控制，有如解冻后的冰块，砰砰硼硼，横七竖八地互相冲撞，这就产生了一种地质学家们所说的“板块运动”，它更加剧了社会由于倾斜而产生的震荡和冲突，然后形成了一种高热般的痉挛，痉挛之后，便是各种矛盾的恶性发展：本来还不尖锐的，现在尖锐起来了；本来比较隐蔽的，现在也暴露了；本来在抑制状态下表现良好的，现在则恶化了。但同时，各种力量的互相冲击、彼此磨擦也大大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防卫能力和自我意识，人们——不管是官僚还是人民，都更加懂得了怎样去捍卫自己的利益，所谓“思考的一代”的崛起和官僚阶层的自觉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种社会性的自我成熟在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压抑下，又必然要产生一些活泼的、要求改变现状的因素。于是，在一次全面的大倒退之后，社会开始要求更高的回复，各种力量取得了反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共同点，并在这个共同点上提出了比大倒退之前更高的变革要求，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样的自我否定走到了它的反面。如果说，它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以一种任何别的革命都不可能有的方式，把中国社会隐藏得最深刻的那些矛盾都彻底地暴露出来了。这正是它的复杂之处。

（四）关于共产主义改革派
五十年代初，已经遍布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在日益加剧的民族压迫和官僚暴政中暴露出来的反动本质，引起了东欧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现实迫使一些正直的、富有民族气节和批判精神的共产党人开始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官僚化发展寻找一种非斯大林化的解脱，这就产生了所谓“共产主义改革派”。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前捷共中央书记滋德涅克·姆林纳日曾经这样写描写过这个改革派的产生：
“勤于思考的，原来持斯大林主义观点的共产党人的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通往所谓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对他们来说，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列宁）究竟写了什么。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们当然可以看到，马克思以及列宁有许多思想根本不同于党的官方解释者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引起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他明确地主张人的自由和解放，对他说来，阶级斗争只是必要的手段。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有批评精神的共产党人用马克思（或列宁）来反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思想，因而不是科学的客观认识，而是错误的思想意识。”（《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48页）
毫无疑问，铁托、卡德尔、吉拉斯以及其后的杜布切克等，都是这样的改革派。那么赫鲁晓夫呢？他究竟算不算这样的改革派？对这个问题作出正面回答，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评价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并肯定他对改革派共产党人的贡献和影响，这又是王希哲此文的又一独到之处。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的官方和民间的理论家中间‘确实’还是不多的”。“官方的”自不用说，撇开别的原因不谈，单就在中苏关系还处于“冷战”状态的今天，要使人们去回想起这位中苏交恶的主角不用说是多么的令人不愉快了。那么“民间的”又为什么也“不多”呢？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对“共产主义改革派”的评价。在不少人看来，赫鲁晓夫之所以不值一提，是因为他也不过是苏联官僚阶级的一个“正式代表”。看来，这是目前青年民主运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牵涉到对中共党内改革派的评价和态度，因此，大有讨论的必要。
如果说，铁托是以他的“工人自治”从外围炸开了斯大林主义的缺口的话，那么可以说，赫鲁晓夫则是以他“反个人迷信”的中心突破对所有斯大林主义的群堡——社会主义各国带来了一连串的震动。由此开始，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各国形成了一股此伏彼起、方兴未艾的改革浪潮。无论这些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怎样的不同，无论领导这些改革的是赫鲁晓夫那样的“莽汉”还是铁托这样的“伟人”，也无论这些改革是以杜布切克似的惨败还是以卡达尔似的“成功”宣告结果，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所有的改革都具备了的，这就是力图改变斯大林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僚政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为处于困境中的现实社会主义寻求出路。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些改革都是从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到斯大林的官僚阶级专政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出发的。因此，领导改革的那些力量，除少数的例外，差不多都是从一个党、一个集团、甚至一个派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深刻在他们思想中的党专政的意识和传统理论的偏见，使他们总是把那些来自自身之外的变革要求和民主化倾向视为一种异已的力量，因此一无例外地将之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这种偏狭的自私和短见表明，所谓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主义为谋求自身发展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内部调节和内部更新，因此它是不可能进行什么彻底的改革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彻底清除斯大林主义的迷误，更不用说清除那些除了斯大林主义之外的来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了。倒是恰恰相反，历史和现实的局限决定了，他们的改革只能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斯大林主义迷误的“二律背反”的迷魂阵里打转转。不错，铁托以他的“社会主义自治”体系“整整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半个世纪之久”，但正是铁托，却容不下一个吉位斯，容不下一个宣称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的哲学流派——实践派；不错，铁托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但正是铁托，却至死也不肯放弃他的终身总统的职位和享有一片领地（布尼俄里岛）的特权。这就说明，即使是对那些最优秀的改革派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也只能把改革推进到这样一个地步：尽快地把那些阻碍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斯大林主义清除掉，为处于困境中的现实社会主义寻找一种非斯大林化的解脱！
可是，非斯大林化的解脱就意味着经济和文化的开放，意味着极权主义的崩溃和政治民主化的开始，而这些在今天开放的国际生活和广泛的技术、文化传播中，在发达的信息交流和传输系统的影响下，只能加深，而且实际上已经加深了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加深了它们彼此的渗透、影响，这就为改革派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一种“第二次推动”，使既有的改革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彻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氛围，从那个“二律背反”的迷魂阵中冲出来并最终消除这个迷魂阵的第一步，而且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步。这就是今天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历史作用。姆林纳日曾经说过一段很好的话，把这一层意思表述得恰到好处：
“一个从来不赞成共产主义思想信仰的人会觉得，改革派共产党人仍然是在共产主义的迷魂阵中打转转。可是，对有信仰的共产党人来说，改革的共产主义显然是他们能够走出这个迷魂阵的唯一道路，改革的共产主义虽然尚未消除这个迷魂阵，但是创造了一种局面，使自己的拥护者能够逐步认识到迷魂阵的确存在而且是不应再存在下去了。”（《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52页）
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也适用于这个评价。“在实践中形成有效的民主制度以前，至今仍在实行垄断和专制统治的共产党不能失去领导权。”（同上）
跟王希哲先生一样，我也是有点改良主义思想的。不过，和他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如果要获得成功的话，首先的一点并不在于领导改革的力量是否能够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倒是相反，首要的一点是在于它能不能够放弃独尊马克思主义的“一神教”意识（这当然并不妨碍它愿意以这个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实现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用以打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的那种封闭性结构，使未来的中国能够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界上来选择自己的发展。因此，我们所希望于党内改革派的，并不在于要它在某一天之内把变革推进到一个他所不能推进，但却为我们一些性急的朋友所心向神往的那种地步；理想的社会只存在于美好的想象和追求里，在现实的土壤上，总难免要长着杂草和荆棘。我们只希望改革派能把变革推进到这样一个台阶之前：人们能够站到它的上面自由地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吸取包括社会民主党、欧洲共产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等等在内的一切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将作为人们脚下的一片陆地，而不是套在人们眼上的一块镜片而继续存在下去。

（五）关于毛泽东批判
去年，当我有机会见到早就想一见的王希哲先生时，我就听他谈起过对毛泽东的批判。当时，他正在着手组织对“珍贵思想论”的讨论，他给我看了晋君那封尚未付印但即将付印的信。他认为晋信的观点是一种很有代表性但无疑应该给予及时批判的观点，正像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清算一样，我们今天也应该对毛泽东进行一次清算。我是很赞同他这个意见的，因此还泛泛谈起一些论题，可惜事后并没有很好去做——至少我是如此。不过，我却知道他一直在认真准备他的“重头文章”。实在说，这篇文章也真够重的，别的且不论，单就它所使用的那些尖刻的言辞让我几乎都有点受不住，为此还一度怀疑他是不是在进行一种心平气和的批判。但这并不十分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批判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着重于追究个人责任的倾向，反而使人感到批判本身还不够深刻。试看作者给我们描写的是怎样一场毛泽东胜利行进的凯歌：
毛泽东首先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来打垮抵制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的“党内外民主改革力量”，然后开始推进他的农业社会主义。随之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灾难性后果引起彭德怀的犯颜直谏，毛泽东不仅再次以反右倾把彭德怀打了下来，而且当后来出现了党内改革派要求为彭德怀翻案的势头时，索性以此为发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彻底把党内改革派打下去……
——瞧，这是怎样的一场进军啊！毛泽东一路顺风，所向无敌，简直是不容忤逆地就把中国推上了他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道路，从而建立起了以他为帝王的毛家王朝。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打败改革派的抵抗，并使每一次的结果都形诸于党的决议；至于毛泽东的那一系列倒行逆施为什么总是在得到包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的赞同而推行，并总是使之成为全党的指导性原则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作者除了给我们提供出毛泽东个人权力和阴谋的解释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但是如果毛泽东能够凭着权力和阴谋而把中国引向灾难，那么别人又为什么不能凭着权力和阴谋而将中国引到光明呢？如果毛泽东手头的权力和阴谋总是那样地有效，那么为什么又不问一下他的权力和阴谋是得之于谁呢？阴谋可能来自他的品质和本事——毛泽东是个“坏蛋”？而权力呢？如果有这样一个党，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最高领导人竟能无所顾忌地、不受约束地（至少是有效的约束吧），并且总是行得通地推行一套对这个党、这个国家也显然不利的方针、政策，那么这个党、这个国家本身不就是很可悲的吗？显然，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凯歌行进并不单纯是他个人的作用。同理，中国之所以从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逐渐蜕化为毛泽东封建法西斯专制国家，也并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过，它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所建立的那一套还不完善的制度的产物。对于这一套制度的建立，毛泽东本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别人呢？就毛泽东一个人行吗？显然追究个人责任是找不到根本答案的，这个道理对于一个相当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以往的理论著述证明这不仅不会是他的观点，而且恰恰相反，正是他一向反对最力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由于作者在论题侧重点的选择和表述上的某些不足，使他本来很深刻独到的批判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连他也决不会赞同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此文比较突出的一个薄弱点。当然作者是否对此另有安排我们就无从知晓了，只能说，我们期待着作者又一次“大公无私”的突破。
写到这里，我们的评论似乎也该结束了，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谈，这就是对毛泽东的思想清算问题。
评价一个人是离不开他的思想的，批判一个人也不能不批判他的思想。作者对毛泽东“珍贵思想”反动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使我们想起了另一个问题：他的这些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一般认为，毛泽东的前期思想基本上无可非议，毛病都出在他的后期。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我们撇开单纯实践活动的效果看，那么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与他的前期思想其实是分不开的，有的甚至就是他前期思想的延伸。例如他的“阶级斗争论”和“不断革命论”，就是来源于他的《矛盾论》中的“斗争哲学”和他的哲学认识论中的主观唯意志论；再如他的“农业社会主义”，就是他仇视资本主义的农民意识的自然表现。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不应有前后期之分，而应该是对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包括他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内所进行的一次全面清算，因此还有大量复杂的问题值得研究。
法国新左派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论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时写到：
“任何一个思想家都必须在某日某地诞生，然后在一定的世界中开始思想和写作。……马克思开端的偶然性，就是必须从他诞生时包裹着他的那块巨大而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中解脱出来。由于马克思确实从中解脱了出来……我们容易以为青年马克思的意识是生而有之的，却看不到他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受到襁褓的奴役和影响。我们容易把马克思后来的意识提前到这个时代，并把这段历史写成人们所说的‘将来完成式’。”（《哲学译丛》）1980年第二期）。
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毛泽东。不同的是，马克思从包裹着他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中解脱出来了，毛泽东却没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农民意识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精神条件。所谓毛泽思想，实际上就是西方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与东方的封建文化和农民意识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变异，只不过它不是直接从“亲本”马克思主义演变出来的，因此它是一个复杂而混沌的体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体系，在过去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正像奥林帕斯山顶上的众神之王一样，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时代精神王国里的宙斯，不仅垄断了一切真理，而且垄断了对真理的评判。难怪王希哲要抱怨毛泽东式的批判方式，不过他似乎忘了，这种批判方式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曾经盛行一时，公正地说，这倒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的专横——或者说专制！这种意识形态习惯于相信这一点：它是全部真理的主宰！因此，思想上的控制和奴役就成了它王位上必不可少的两根扶手。也因此，思想解放的先决条件就是首先动摇它的这个地位尊严，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要做到而且事实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一次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光荣革命”。不过人们发动这样的革命并不是为了要在思想解放的王国里重建一个“君主制”，而是“共和制”，它不仅要证明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一个“正统”，而且要证明在整个人类的意识领域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正统”！既然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比海洋和天空还要辽阔的世界，那么照射它的为什么就只能是一颗孤独的恒星而不应该是一片灿烂的星空呢？既然思想统制的锁链曾经造成了那么沉重的奴役，曾经勒死了那么多颗杰出的大脑，那么打开这条锁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所有的大脑都能在精神王国的土地上自由地翱翔又是为了什么呢？应该对那些喜欢挥舞锁链的人大声说：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戴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因此，对毛泽东批判的自然结果就是：思——想——自——由！

1981年2月3日  稿毕
（原载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四期，署名“毕搏”）

附记：此文系应王希哲先生之邀而作。1980年冬，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问世后，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我拜读之后，曾给希哲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希哲回信称，该文亟需配以必要的评论，建议我不如将自己的意见整理成文，于是就有了这篇东西。写成寄希哲后，他当即回信予以肯定，认为既发挥了他的观点，又说出了一些他想说而又来不及说的话，并表示将尽快送往海外发表。谁知希哲旋即被捕，双方就此断了联系，从此音信杳无。直到1994年，有人自香港为我捎来一份《七十年代》的合订本（1981年1——6期），才发现此文已然刊布，作者署名“毕搏”，想来是希哲代起的笔名。文前的编者按即采自该刊原文。遗憾的是，希哲自1993年中国政府为申办奥运而将之释放出狱，到他1997年流亡美国前，我们竟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屈指算来，希哲去国已经9年，而我们的羊城一别，则已是整整26年矣。当年的翩翩少年，而今都已垂垂老矣。未知在此后那所剩不多的岁月里，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否？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