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重庆驻军的几个故事

tuffy05

“文革”时重庆驻军的几个故事
2010-04-12 13:10

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凸显出军队在中国的重要性。而林彪在替代彭德怀上台后，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在军队里大搞“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极“左”的一套，深受毛泽东的赏识，使得军队在中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毛泽东甚至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文革”开始后，各地的党政机关、公检法都被砸烂，社会陷入动荡、混乱之中，此时军队又受命“支左”，控制政局，维持治安，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军管”，可见毛泽东对军队的信任和器重。但即便如此，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文革”中部队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这场大动乱。
我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1、尽管当时毛泽东需要军队来支撑其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保持军队的稳定，所以明确宣布野战军等正规部队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运动。但是他又对部分高级将领不满，加之林彪、江青两大极“左”集团势力也想打倒军队中的老干部，以夺取军队的领导权，煽动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刘、邓在军队内的“代理人”、“军内一小撮”，而一些军队的干部也想借“文革”这个乱世当“英雄”，所以造成了军队（主要是机关和院校）的内乱。
    2、林彪、江青集团对“文革”领导权以及“文革”果实的争斗，通过其各自支持的造反派组织，演变成两派的武斗。在江青集团的暗中怂恿支持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组织公然袭击部队，抢夺枪支弹药，打死打伤军官和士兵，全国不少地方均发生了此类事件。
而军队在没有得到上面的明确指示前，为避免落下“压制革命群众”的罪名，一度命令官兵“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出去制止武斗时不得携带武器，只能带上一本《毛主席语录》，结果许多官兵被那些名为“造反派”实为暴民群氓的人打得头破血流。
以重庆为例，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曾是林彪手下的一员猛将，赫赫有名的38军军长。重庆驻军54军也是从红军时期就创建起来的一支部队，其军长丁盛后来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还和“四人帮”沾上了什么关系。
重庆的两派中，“8.15”与54军的关系较好，因此54军在“支左”的时候，就有些偏袒“8.15”。而“反倒底”的后台、当时四川掌权的“革命干部”刘结庭和张西挺夫妇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在四川的代言人，与成都军区的关系不好，导致54军与“反到底”派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在1969年54军和云南的13军换防之前，重庆多次发生“反到底”派袭击部队、甚至将54军副师职干部打伤、截去一条腿的恶性事件。
● 内乱
我父母所在的第七军医大学及其三个附属医院（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和大坪医院），由于不属于野战部队，“文革”开始不久就陷入了动乱，大学和医院的一些低级行政干部、教员、医生、护士、学员和工人纷纷开始造反，造反组织如雨后森林里的蘑菇一样遍地都是。这些造反组织的名字各有特色，大多数都以“红”字打头，什么“红总”、“红联”、“红大”、“红工”，还有以成立时间命名的，如“10.1”、“10.5”，还有一些就千奇百怪了，什么“战黑风”、“斗恶浪”、“平型关”、“破私立公”、“杀气腾腾”，还动不动就是什么“总部”、“兵团”，甚至还有夫妻两个人联手成立的。同时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干部、医务人员和学员成立了所谓的“保皇”派组织。
一开始，局面还在校、院党委的控制之下，造反派做的事也就是贴大字报、和保皇派辩论，但是到1966年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造反派开始揪人、抄家
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其中大学的“红色造反者总队”（简称“红总”）、“红色造反者大队”（简称“红大”）、“10.1”等和地方上的“8.15”是一派，而“10.5”、“杀气腾腾”等和地方上的“反到底”是一派，他们不仅内斗，还都积极的参与了地方上的武斗，有个别学员当场被打死。
   
● 冲击档案室
    “文革”开始以后，军医大学和西南医院也渐渐卷入其中，造反的主要是学员，但“保皇派”组织“捍卫”兵团的力量也颇强大。初期的局势也还平静，除了有一些大字报，还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辩论外，最热闹的就是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跳“忠”字舞、自己动手用有机玻璃制作毛的像章和“破四旧”、“立四新”，烧书、砸胶木唱片等等，大学和医院的工作还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着。
1966年秋冬之际，一天中午，午休还没结束，医院的大喇叭里忽然响了起来，而且破天荒的传出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急促的声音，他说医院的档案室现在正受到坏人的冲击，要求全院的干部、党、团员以及革命群众尽快赶到，保护档案室！
医院档案室就在我家后面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那儿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四周围着一圈儿平房，医院的院办公室、政治部等等部门就在这里。档案室的隔壁是医院的图书室，那时我们经常去图书室借书，看到的档案室始终是大门紧闭，后面的窗户也有铁栅栏，颇有些神秘色彩。如此机要重地，居然有人敢冲击，令我们惊诧不已。听到广播后，我的父母亲以及他们的同事纷纷走出家门，朝档案室聚集，我们也跟着跑去看热闹。
等我们到政治部广场时，只见那里红旗飞舞，喊声震天，整个广场全是军人：医院的一些干部、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几道人墙挡在档案室的前面，而一些大学的学员（造反派）则拼命往里面冲，双方推推搡搡、拉拉扯扯，一时也僵持不下。
在档案室的后窗，是一些中年女护士组成的“防线”，我母亲也在其中，她们手挽着手，一遍又一遍的唱着毛泽东语录歌，抵抗着那些曾经恭恭敬敬的称她们为“老师”的年轻人。也许是觉得那个被铁栅栏封死的窗户很难突破，也许是觉得对这些中年妇女下不了狠手，也许是要显示造反派的力量，那些年轻力壮的学员始终在冲击档案室的正门，后窗这里相对还比较平静。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冲突时也就是推推搡搡，相互叫骂，造反派们似乎拿那几道人墙也没有办法，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但不断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被人架着挤出人群，显然力有不支了。突然间，造反派实行了新的一轮突击，只见十几个学员在“战友”的帮助下猛的跃上人墙，踩着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人头窜到了档案室的门前，医院的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愤怒的指责，却毫无作用。人墙开始松动，随后就被冲开了一道缺口，学员们蜂拥而入，领头的几个人用榔头、撬棒打开了档案室的大门，造反派们顿时欢呼起来，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是中年人，和那些学员们对峙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已经精疲力竭，见大势已去，他们只好无可奈何的散去，档案室前剩下的就是那些兴高采烈的学员和一些支持造反的干部、医生（后者在学员们冲击档案室的时候非但袖手旁观，还对那些组建人墙阻拦学员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冷嘲热讽）。
造反派们取得胜利之后，还采取了一个“革命行动”，他们将医院政治部主任刘仲明抓起来，给他扣上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子，把他推上一辆板车，再给他手里塞上一面锣，几个学员拖着板车慢慢前，四周围着十几名学员和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包括我）。刘一面敲锣，一面高喊“打倒刘仲明”，围观的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笑声，这个曾经在这些学员面前威风八面的医院政治部主任此时真是无比的狼狈。而刘的小女儿（小名叫“狗狗”，那时大概是7、8岁的样子，长得还满可爱的）则一直跟在板车的后面，满脸惊恐的嚎啕大哭，可能是担心爸爸被人抓走回不来了。那些学员们对“狗狗”还比较客气，没有赶她走。
当天晚上刘仲明就被放回来了，他还算运气，没有遭多少皮肉之苦，但是从此以后他就失去了官职，从“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整整十年都没有再给他安排工作，基本上一直闲着。他的孩子从高干子女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小孩，地位一落千丈，“狗狗”经常穿着破旧的衣服，郁郁寡欢的独来独往。
● 被击沉的巡逻艇
在当时那种公、检、法被“砸烂”、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军队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中央下达了由军队负责稳定地方的秩序、对抢夺战士武器人在鸣枪示警仍然无效可以击毙的指示以后，军队有了底气，开始理直气壮的采取行动。那时重庆的道路上时不时的可以看到一队军车（其中有些车子还是缴获的美国制造的中吉普、“道吉”牌十轮卡车，有些则是苏制的“嘎斯”牌卡车）驶过，上面端坐着一些全副武装、表情严肃的军人，这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出的武装巡逻队在巡逻。为了确保航运畅通，长江上也有部队的快艇巡逻。
这个措施对压制一些小规模的武斗有一定的作用，社会环境也相对平静了一些。民众对此拍手称快，但对那些已经打杀成性的“武斗狂人”来说，却对这种作法恨之入骨。
1967年8月3日，重庆驻军某部的一艘小型巡逻艇正在长江上巡逻，当行驶到“反倒底”派的一个重要据点、其“金猴”战斗兵团在重庆的武斗中“赫赫有名”的望江机器厂附近江面上时，突然传出几声炮响，巡逻艇随即冒出火光，发生爆炸，转眼间便沉入江底。目睹此情此景的人都目瞪口呆，没有人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敢炮击军队的巡逻艇！
过了几天，巡逻艇才被打捞了上来，从报纸刊载的照片上可以清晰的看见艇身上被炮弹击中形成的大洞，艇上的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牺牲。
这种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行为令大多数重庆市民震惊和愤怒，包括“反到底”的头头以及许多支持、同情“反到底”的群众，都对此事表示谴责。这为查清此事、惩办凶手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氛围。在中央调查组的干预下，重庆警备司令部很快查明血案为望江厂“金猴”兵团所为，凶手随即被逮捕关押。
“四人帮”垮台后，帮派爪牙被清理，重庆的那几个已经成为“市领导”的造反派头头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逮捕，那些犯有“打砸抢烧杀”罪行的人被清算。1977年，我在重庆的报纸上看到了揭发当年击沉军队巡逻艇事件真相的材料：凶手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后来进望江厂当了工人，后来成为“金猴”兵团的“战士”。为了报复解放军，在摸清了解放军巡逻艇的规律后，他用高射炮平射，将毫无防护能力的巡逻艇击沉。据说，凶手事后还得意洋洋的炫耀：“老子一炮就把它打沉了”。此人被逮捕后一直关押，但这次他没有躲过去，被判处死刑。
此时，距那三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了。
● 车队遇袭
1967年8月22日，一个由3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上清寺方向朝重庆警备司令部驶去。那时重庆的机动车不多，这样的车队一定大有来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车队是54军的，车上坐的是54军的几位高级军官，他们刚刚参加了一个关于迎接中央派来制止重庆武斗的调查团的会议，现在要回到部队驻地去。
由于那时从上清寺回驻地要经过由“反倒底”控制的两路口地区，而“反倒底”又对54军十分敌视，因此车上的人都做好了应付突然情况的准备，但他们又觉得没有人有这个胆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部队的军车。
当车队行驶到两路口、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面时，忽然传出一声枪响，紧接着几个不同的方向都闪动着射击时枪口喷出的火光，车队果然遭到了伏击！
第一辆车虽然中弹但仍然冲了过去，跟在后面的车见势不妙，赶紧掉头，飞驶而去，从另一个方向，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才回到驻地。
第一辆车上的司机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将车子开回54军军部大院的，车上的一个处长被打死。后面一辆车上有54军的一位副师职干部，他的腿部中弹，伤势很重。送往医院后，据说医生是个同情“反倒底”的人，故意拖延治疗时间，等到动手术时，宣布伤口已经出现坏死，为了挽救伤者的生命，必须截肢。54军的一位领导就这起事件气愤的表示：这支部队从井冈山时期建立以来，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经大小战斗无数，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官才是一名营职干部，没想到“文革”中居然有副师职的干部差点儿被打死，还给锯了一条腿！
“反倒底”承认此事乃他们所为，但他们辩解说，当时并不知道车队是54军的，也不知道车里都是些什么人，以为是“8.15”来偷袭，所以进行了伏击。这件事好像当时没有处理，也无法处理。
“四人帮”垮台后，两派几个主要的头头（后来好象都是重庆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被逮捕，经过调查、审讯，弄清了当年很多的事情，这起严重袭击军车的恶性事件也真相大白，那是“反到底”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伏击，目的就是报复54军，同时也给中央调查团一个下马威。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终究还是受到了正义和法律的严惩。
● 歌乐山军校血案
196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们大学“红总”设立的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忽然传出了悲壮的乐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一首歌曲的前奏）。凭经验，这一定是“红总”又要宣告什么人“牺牲”的消息了。然而，这一次乐曲不停的放，却没有说什么，搞得我们很纳闷。
中午，我们听说大学门口早晨来了好多卡车，运来了许多满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的人，鲜血从车上流下来，洒得满地都是，据说是位于歌乐山上的总参通信兵工程学校（当时的番号是总字412部队）昨天晚上发生了武斗，送来的都是该部队和“红总”一派的那个组织的人。有人还说昨天夜里的确听到歌乐山上隐隐约约传来了枪声。
歌乐山是一道南北走向、高低起伏的山岭，我们大学所在的高滩岩在歌乐山的东面，相距并不遥远。虽然那一座座青黛色的山峰天天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却只在“文革”前的一个星期天，由父母带着我和我哥哥，徒步去过山上一次。那次的目的好象是要去看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墓地—林园，但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累得要命，结果半途而废，但在一个山岙里看到了一片很美丽的云海，算是那次远足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回忆。
我经常站在山坡边上，遥望着对面的歌乐山发呆，想象着山那边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夜幕降临，歌乐山隐没在黑暗中，但却有寥落的灯光彻夜长明，和天上的星星混在一起。在我的眼里，歌乐山是美丽而又神秘的。想不到，就在歌乐山上的一所部队的院校里，竟然发生了一场解放军屠杀解放军的惨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地方上的一些“反倒底”派到该学校去慰问“战友”，晚上还有文艺演出（演出地点就在该学校警卫连的院子里的篮球场上）。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连“样板戏”电影都还没有），何况又是在歌乐山上那样一个封闭的地方。因此，当演出开始以后，该学校的一些“8.15”派成员和地方上的一些群众也跑去观看。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由于对有些节目的内容不满意（可能是攻击了“8.15”吧），“8.15”派的那些人就起哄、喝倒彩（也可能是蓄意的），“反倒底”派的人被惹恼了，便派该学校的警卫连（“反倒底”派）驱赶“8.15”派的那些人，双方从口角发展到打斗，演出提前结束，“反倒底”派的人纷纷离开，“8.15”派成员和那些群众在现场滞留了一会儿后也开始离去。就在这时，已经埋伏在球场两侧的警卫连战士突然向人群射击，一阵枪响过后，院子里的空地上倒下一片，其余的人惊叫着四散逃命。一些警卫连的战士在连长胡文斗（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名字）的指挥下冲出院子，追杀那些逃出去的人，还有人就在院子里，朝那些受了伤，在呻吟、哭喊、挣扎的人补上一枪。
等到院子里已经听不见声音，出去追赶的人也都回来以后，胡文斗带领着那些参与了行凶的战士，携带着枪支弹药，匆匆的跑出学校大门，消失在歌乐山沉沉的夜色之中。
逃出去的“8.15”派的那些人都躲了起来，直到天色微明、确信没有危险以后才胆战心惊的走出藏身之地，来到凶杀现场，抢救伤员，把还有呼吸的人抬上卡车，送到西南医院。这次杀戮，共有30余人死于非命。
当天下午，为了向人们“控诉”“反到底”派的“血腥凶残的罪行”，血案的现场开放参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事件发生地、位于歌乐山南端的那个山中小镇—山洞。我和我哥哥在母亲的带领下，裹在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人流中，怀着探险般的心情，沿着曾经走过的那条公路，第二次徒步走上了歌乐山。
惨案发生以后，“反到底”派的人可能已经跑掉或是躲起来了，我们看到的都是“8.15”派的那些军校学员，他们在维持秩序，但看上去情绪低沉，显然这个事件对他们的打击很大。
参观分三个部分。一个是惨案发生的现场：警卫连大院。那是个不大的院子，三面有平房，中间好像是个篮球场，地上有一滩滩已经变成黑色、四周有粉笔画出轮廓的血迹。院子里有一些没有戴袖章的军人，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议论着什么，据说他们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来调查的。还有一个图片展，放大的黑白照片上再现了当时发生的可怕一幕。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人趴在一个水沟里，文字说明说他是逃出院子、躲在这里，被对方发现后打死的。还有一张是地上的一团东西，文字说明说那是死者一块被子弹打飞的连着头皮和脑浆的头骨！最恐怖的是看“烈士”遗体：在一间大屋子里面有一个水池，水池里面并排躺着10来具尸体，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只在身上盖着一块大油布，遮住脖子以下、小腿以上的部位，最后一具尸体还是一个短发的姑娘。这些尸体面目完整，神态安详，看上去就像在熟睡。人们列队从水池前面走过，所有的人都捂着鼻子，不少人还在流眼泪，但并不是因为伤心，而是被那一大池子福尔马林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熏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没有“少儿不宜”的概念，但也有一些东西只能是成年人才能了解、参与，比如说“性”，对孩子就绝对讳莫如深。可是，对有些血腥恐怖、对儿童的心灵足以造成严重伤害的场面，却从不禁止未成年人观看，比如杀鸡、杀猪、车祸现场等等。别的孩子如何我不知道，但那一次我是被吓得不轻。晚上睡觉的时候，电灯一关，屋子里一片漆黑，白天看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一幕幕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幽暗中，躺在另一张床上、早已入睡的哥哥越看越象一个死人。极度的恐惧中，我只好用被子蒙住脑袋，但很快又憋得透不过气来，只好再把被子掀开一个洞，让自己呼吸到新鲜空气。折腾了大半夜，最后才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后来从当时的报纸上得知了事件后续的一些情况（这件事报纸上刊登过连环画）：当天晚上，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接到报告后，当夜即派出部队对胡文斗和跟他一起逃走的士兵进行围捕，据说那些人本想逃出去“打游击”，“坚持革命”，但几天以后就在重庆某个郊县被全部抓获。胡文斗好像是被处以极刑，指导员虽然没有参与此次屠杀，但也受牵连被开除军籍，那些士兵如何处理的我记不清了。
2005年的国庆节，我利用假期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交通十分便利，去歌乐山的汽车很多，有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是林园。我便和妻子一起坐上了车，去追寻往昔的痕迹。
万万没有想到，公交车的终点站就在总参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大门前！当年这所军校的大门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现在看到的这所军校的大门非常气派。也许是节日放假，进门时哨兵并没有阻拦我们。这个军校地处山坳里的一块平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山坡。夕阳下，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跑步，还有人三三两两的坐在草地上聊天，欢声笑语，一片宁静祥和。
我努力寻找当年看到的那些房子，但却没有找到，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等等都是新建筑。看来，三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已经将这所军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校园深处，就是已经被列为文物的抗战时期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机构在歌乐山的住宅和林森的墓。来看这些文物的人不多，山上静悄悄的。参天的大树十分繁茂、石阶上长满了青苔，夕阳映照着老式的建筑和已经有些荒芜的庭院，幽静中又透出一种无法用文字描述的苍凉。60多年前，这里曾是何等的一番景象。故园依旧，斯人何在？
离开时，望着大门口那些进进出出、穿着时髦、笑得十分灿烂的年轻人，我很想问问他们：知道当年这所美丽安宁的校园里曾经发生过的那起轰动全市的血腥惨案吗？
当然我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怕他们认为我在胡说。的确，如此疯狂的事，今天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和理解的。我想，当年那些佩戴着红袖章、满脸悲戚的造反队员，是再也看不到了。怀着一丝遗憾和更多的欣慰，我离开了山洞，离开了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