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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亚非文学运动，与非洲文学的中译史
袁明清、张丽方
来源：澎湃新闻
当中国与非洲各国都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代表，反帝反殖民联盟的修辞也已在当下失效，文学还能够再次为我们提供关于“亚非”、关于“第三世界”、关于“全球南方”的想象吗？我们现如今是如何又该如何进入非洲文学？
《世界文学》期刊2017年第1期推出非洲短篇小说特辑，选译来自乌干达、肯尼亚、埃及及尼日利亚四国、五位作家的作品，特辑后对当代非洲文学述评中写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三个字让遥远的非洲走进中国……成功地占据了五零后和六零后的儿时记忆”，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与非洲却渐行渐远。除了三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们对于那个辽阔大陆上的文学所知甚少……”【1】。
对于非洲文学在中国的境遇，与“所知甚少”同样呼吁我们思考的是这些“五零后和六零后的儿时记忆”在当代叙述中的缺席，上世纪中叶这场轰轰烈烈的亚非文学翻译运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鲜有提及，亚非作家会议也没有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对象，而今公共话语中的“非洲”与当初那个“憨厚、朴实且亲近”的形象也已相去甚远。在现象层面不断重返60年代的今日，在中非关系进入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当下，也许正是我们重新展开这段历史的契机。
冷战，文学与政治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之后，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兴起和华沙条约组织在1955年3月的建立，世界逐渐分化为两个阵营。同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倡导下召开。已经独立并“一边倒”向苏联的中国也受邀参加，在会议上，周总理提出“求同存异”，以争取超越意识形态的广泛联盟，并且同印度尼西亚签订协议，取消民国时期的双重国籍政策，来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还有海外华人的顾虑【2】。然而，“冷战”不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文化和文学，作为一个看不见硝烟的前线，在“冷战”以及之后的世界文化图景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作为“冷战”二元对立中的“一极”，苏联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增加对文艺活动的影响。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设立了一种政治与文学创作结合的组织模式，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更是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树立为文艺标准，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这种理念不仅在苏联内部得以实施，发展成将文学创作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日丹诺夫主义”，还通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对整个左翼文学影响至深。1954年斯大林去世不久，第二届苏联作家大会召开，会议上确立了党对文学的领导。周扬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老舍、丁玲作为团员一同参与该会议。1955年，国内的胡风整风运动开始。之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加上“文革”的开始，中国与苏联的交流逐渐减少，并淡出亚非文学运动，而苏联对于亚非作家会议和组织的影响一直持续到80年代，这包括组织亚非作家会议，评选“荷花奖”和编辑《荷花》杂志。除此之外，苏联作家协会也承担了联结其他地区、扩大苏联影响力的作用，邀请一些作家访问苏联。例如，肯尼亚作家恩古吉（Ngũgĩ wa Thiong'o）的《血色花瓣》就是在雅尔塔完成，南非作家拉古玛（Alex La Guma）曾将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写成游记出版。
相较苏联大张旗鼓的文化宣传，美国奉行的文化政策则完全是另一种模式。正如一位英国工党内阁大臣所讲，“好的政治宣传是看着完全不像政治宣传的宣传”【3】。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议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简称CCF）倡导文化自由民主、世界和平，却于1966年被爆出在其成立和运作中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指导和资助。该组织在高峰时期在35个国家和地区存有分支，资助了包括1957年创刊的尼日利亚杂志Black Orpheus，1961年创刊的乌干达杂志Transition，1953年开始在伦敦出版的杂志Encounter等。CCF还在1961年雇用了流亡中的南非作家Es'kia Mphahlele作为非洲分支的负责人，也正是Mphahlele组织了1962年在马卡雷雷举办的英语非洲作家会议(African Writers of English Conference)，邀请了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英语非洲作家参会。除了对于文学机构的支持，现代主义也被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面在文学艺术中提倡。这一部分是由于苏联认为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从而促使现代主义成为倡导自由和反专制独裁的代表，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主义所提倡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作家和艺术家在“冷战”两极中间保持中立成为可能【4】。但同时，现代主义与社会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贬低了大量左翼进步文学的文艺性和美学价值，影响了作家在具体文学创作中对政治议题的处理。阿契贝曾在一个讲座中生气地说道，“‘为了艺术而艺术’就是另一坨除过臭的狗屎”（art for art’s sake is just another piece of deodorized dogshit）【5】，否定将文学与政治分离的文学实践。在美国境内，“冷战”对于大学学科和课程设置也有深远影响。尤其在英语文学系，在二十世纪中旬流行起来的“新批评”和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与当时盛行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背景紧密相关。文学表现形式和美学研究成为流行，文本本身成为一个自洽的研究对象，而与文本相连的政治历史批评则被相对淡化【6】。
亚非文学运动
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万隆会议被认为是亚非国家在超越两极、联结“第三世界”的努力。会议结束后发表的《万隆会议公报》提倡“（一）取得对于彼此国家的认识；（二）彼此文化交流；（三）交换情报”，这被刘禾称为“万隆会议人文主义”（Bandung Humanism）。其后开展的亚非作家会议、亚非妇女会议和亚非记者协会等，都是在此框架下的人文交流。1958年10月，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召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当时文化部长的茅盾作为代表团主席率领周扬、巴金、丁玲、冰心、赵树理等近20人的代表团参会。学者王中忱将这次会议和之前的准备置于当时的国际政治语境之中，结合史料指出中国作家参与亚非作家会议，会场上所应采取的立场、表示的态度和发表的言论, 都受到外交部门的指示。在此意义上，参会人员和参会本身即是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之内。但也如熊鹰所指出的，由于成立初期的国情，中国并未与很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国作家协会在这些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属于“民间外交”。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王中忱和熊鹰都把参会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将中国作家视为国家的代表。这一方面由会议本身的性质决定。在冷战背景下，这些会议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尽管亚非作家会议和亚非作家协会与万隆会议及不结盟运动息息相关，然而苏联官方，或者说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作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苏联对会议的支持延续之前的共产国际主义传统，增强了其在亚非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当时刚成立的新中国有很强的外交需求。尽管中国当时已经宣布独立，但是并没有受到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认可。因而联结其他国家，取得外交上的认可，才能巩固独立的成果。
另一方面，王中忱和熊鹰的讨论暗含的背景是国内的文学机制，即和苏联相似的作家机构和组织体系。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在周恩来的号召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同时，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当时北平成立，简称为“全国文协”，成为“文联”的下属机构。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了翻译局，负责译文的选编和翻译。1953年“全国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作协”。尽管该组织被定义为自发性的团体，但是其与政府以及政党的密切关系，使得作家和组织本身并非也不能完全是个体性的表述。毫无疑问，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亚非作家会议上，带有强烈外交目的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实践了刘禾“万隆人文主义”中的人文交流，但是这种交流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通常体现在甚至停留于国家层面上。
除此之外，自1956年的苏联“二十大”之后，中国与苏联在外交方面的差别也逐渐显露。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召开之际，中苏关系恶化已有端倪。在1958至1960期间，苏联支持亚非地区的去殖民运动，但强调与西方社会“和谐共处”，保持现有的世界权力架构，而中国则支持亚非地区革命【7】。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参与亚非作家会议，联结亚非地区进行反帝反殖民运动，大力翻译和在海外传播毛泽东文集以及被视为宣扬革命的文学文本，经常被描述为与苏联争夺舆论阵地或者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但是，这种表述忽略了非洲作家的能动性，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深入到非洲作家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的历史细节，那么在中国视角下常被视为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中是否存在更复杂多元的互动？
1958年亚非作家召开之际，中国已经取得独立，但是，其他一部分参会的国家和地区仍属于英法葡殖民地，处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这些反殖民斗争力量也在寻求国际支持，文学作为冷战的前线之一，也成为唤醒国民意识和民族独立的途径，但同时这些去殖民力量是否能完全被归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还有待讨论。1958年参会的塞内加尔（独立于1960年）政治家迪奥普（Majhemout Diop，1922-2007）和作家桑贝内·乌斯曼（Sembene Ousmane, 1956-2003），前者在1957年成立了非洲独立党，后者1947年从塞内加尔偷渡到法国之后，因小说《塞内加尔的儿子》（1957）而成名。两人的作品和政论都曾在巴黎的《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杂志上发表或通过非洲存在出版社出版。《非洲存在》于1947年由阿辽那·迪奥普（Alioune Diop，1910-1980）在包括萨特在内的众多法国哲学家的支持下创立，吸引了包括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 1913-2008）、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 1906-2001）、理查德·赖特（Ricahrd Wright, 1908-1960）等众多黑人知识分子供稿，甚至成为了二战后黑人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亚非作家会议之后，《世界文学》和《非洲存在》两个刊物均在1958年着重突出了该会议，《世界文学》9月、10月号推出了“亚非国家文学专号”（1958年9、10月号），《非洲存在》则在十月至十一月的22期上发表了法语版的《亚非国家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8】。除此之外，《世界文学》亦刊登了多首译自《非洲存在》杂志上的诗歌。如果说《世界文学》作为由中国作家协会译文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机关刊物”，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那么《非洲存在》作为一个泛非主义杂志则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强调广泛的去殖民运动上的国际联结。
在1958年的塔什干会议之后，1959年亚非青年会议，1961年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1962年在开罗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1963年亚非作家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等接连召开。除了会议上的交流，一些非洲作家应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邀请，到中国参观访问。例如，安哥拉（1975年独立）作家克鲁兹（Viriato Clemente da Cruz，1928–1973）参加了1958年的塔什干会议，并于同年的11月和1960年八月访问我国【9】。他的诗歌“十三陵的水”经历多个语言的转译发表在1959年《世界文学》杂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特辑中。尽管克鲁兹的访问属于外交范围，他与中国的接触本身就说明位置的不同并没有减弱双方的互文和对亚非作家之间联系的重视，以及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框架下增加亚非接触和交流的努力。这些交流和互动展现出的是我国在亚非交流中的官方色彩，通过与亚非作家的交流来寻找同盟，扩大外交和国际认同。克鲁兹在1966年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一直流亡在中国直至1973年去世，在此期间由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立场他在1967年被迫退出亚非作家协会，并逐渐被排斥在亚非运动之外【10】。
除此之外，《世界文学》1964年7月刊在“世界文艺动态和文化往来”栏目曾记录，1963年年底肯尼亚独立，1964年肯尼亚作家联合会主席加亨格里（Gitu Kahengeri）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到华访问。
笔者于2019年有幸在肯尼亚采访到现年已90多岁高龄的“茅茅”老兵加亨格里，他表示，肯尼亚作家联合会这个组织并不存在，这只是为他前去中国访问专设的理由和身份。在此身份构建的过程中预设了一个与中国相似的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和组织。这实际上一方面说明了个体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有政治、经济条件实现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个人和国族之间的联系有被政治叙述挟持的危险。正是由于亚非交流被定义在外交的层面上，非洲作家也被视为民族国家的代表，其作品和行为内化到国内的政治宣传和国族想象，然而，正是在非洲被约化为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亚非联结的标志之时，其内部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参与者的个体经验和命运在这种大背景下被简化成了符号性的政治能指，甚至其作品的翻译和展开也被限定在中国语境之内，将翻译文本与中国政治运动相联系。
1958-1966年的非洲文学翻译概况
《世界文学》（1959年更名前为《译文》）作为建国初期唯一出版翻译文学的期刊，从1953年创刊至1966年停刊，译介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民间故事等不同体裁的非洲文学作品近两百篇，主要集中在亚洲作家会议之后即1958年至1964年间。除此之外，《世界文学》中还有十几篇国内作家撰写的非洲文学的评论文章，以及“世界文艺动态”、“国外书讯”、“文化往来”等栏目中关于非洲文艺最新动态、中非文坛往来等简讯若干。《世界文学》在这一阶段曾推出多个非洲文学特辑，最早为1957年1月号的“埃及文学专辑”。为迎接1958年11月的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译文》在1958年出版了“迎接亚非作家会议”特辑之后，又在9月与10月发行“亚非国家文学专号（上、下）”，非洲文学的作品主要集中在9月份的专号上，其中包括“现代非洲诗选”7首诗歌，阿尔及利亚和南非联邦的短篇小说以及埃塞俄比亚、西非的民间故事等。此后还有1959年的“黑非洲诗选”，1960年的“觉醒的非洲人民”等多个非洲文学特辑。
除了《世界文学》期刊之外，这一阶段还曾出版非洲文学作品单行本近50种，涵盖了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喀麦隆、马里在内的16个非洲国家的文学作品。与《世界文学》类似，这些单行本不仅包含小说、诗歌等经典文学体裁，也关注民间文学的译介，如《亡灵书》、《埃及古代故事》以及史诗《松迪亚塔》等。这一时期的非洲文学翻译不仅覆盖面广、体裁丰富，也有一些处于文学生涯初期的重要作家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如最为我们熟知的“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Chinua Achebe），他的成名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的部分章节刊载于《世界文学》1963年2月，完整的译本译自英国海茵曼出版社的原版，在196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高宗禹译）。近半个世纪后，同一译本又于2009和2014年先后再版，当下对作品的解读与当时相去甚远也更加多元，这一事实本身就为我们在更广义语境中追溯国内译介非洲文学观念的嬗变提供了线索。另一位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上文提到的桑贝内·乌斯曼（Sembene Ousmane），他也是这一阶段被译介最多的非洲作家之一，除了《世界文学》上的多篇译文，他的两部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9版又译为《塞内加尔的儿子》）（O Pays, mon beau peuple! 1957）和《神的儿女》（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1960）也分别在1961年和1964年出版。乌斯曼不仅是塞内加尔的重要作家，也是非洲现代电影的奠基人，被称为“非洲电影之父”，他于1962年至1963年在苏联学习电影，《世界文学》1964年3月刊还专门介绍了乌斯曼的“第一部非洲作家拍摄的影片”。如今国内对他的关注侧重于电影，对他的小说如《神的儿女》等非洲文学的经典文本以及这些文本在国内的翻译还鲜有问津。
在更广义的语境来说，这些非洲文学作品的出版与流通也连接着同一时期国内对非洲认知的需要。学者李安山指出，建国后的非洲研究始于1950年代晚期，主要集中在民族独立运动上，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对国外非洲研究的介绍所占比重很大。这一阶段成立了若干奠定国内非洲研究的重要机构，如中联部直属管辖下的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等，前者的两份内部刊物《亚非译丛》和《亚非资料》是当时中国学者了解国外非洲研究的主要渠道【11】。这一时期也出版了若干关于非洲的知识普及性读物，如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地理》 、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列国志》等。这些出版物展示了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对亚非地区增加了解和知识交流的意愿，但追溯这些文本的来源，会发现其中许多知识和信息译自前苏联或者欧洲出版物。同时，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大的集合体被讲述，内部的差别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区分，而是作为反帝反殖民的国际主义代表。不仅仅有关非洲的文本翻译出现，有关非洲的中文文学也逐渐进入视野。冯振文的《非洲魔术师》在1951年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发行。作为短篇儿童文学，这篇科学童话将故事背景设置在非洲，通过将各种动物拟人化来描述生物和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联系，展示了非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1965年海军文工团话剧团编写的《赤道战鼓》在北京公演，支持非洲人民、尤其是刚果（利）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同年，北京人艺编排的话剧、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刚果风雷》，海政文工团改编自《赤道战鼓》的舞剧《战斗，前进！刚果河在怒吼》，都以支持刚果人民反帝国主义、响应毛泽东《关于支持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为主题。《赤道战鼓》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并以连环画、地方剧、报纸连载等形式的文本出版和发行。1965年7月10号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韩北屏的诗歌“奔流吧，刚果河！看舞剧《刚果河在怒吼》有感” 。除此之外，1965年湖南省民间歌舞团编排的《风雷颂》也以越南、刚果、多米尼加为叙述主体展现亚非拉反帝国主义斗争。非洲的反殖民斗争被纳入到国内反帝国主义的版图之内，增加国内对于国家独立和革命性的国族想象，但同时也被放置在从革命至民族独立的线性时间线上，地理和时间的重合亦显露了一种先进落后的历史判断。
非洲文学离我们有多远？
在文化作为前沿战场的冷战壁垒中，文学交流与政治诉求彼此捆定，并非简单的后者决定前者的关系，而是前者同样反作用于后者。因而追溯非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是我们理解这个时期亚非运动、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今天重新再谈起这段历史并非为了呼唤抽象的“亚非团结”。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重访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注意政治意识形态裹挟的宏观叙事所掩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参与者的个体经验，从而顺着这些具体的历史互动所提供的线索，重新勾勒出其复杂的肌理。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我们如何在中非关系新的张力中反思和继承这个遗产，从而打开一个空间，探讨它可能给我们当下提供的启示？
这个问题又将我们带回非洲文学在中国的境遇。尽管60年代的这一互动过程仍囿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的框架及知识权力结构的作用，非洲文学文本的流转、翻译与接受也受限于当时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但中国与非洲文学的互动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径，去构建、联结和实践超越当时政治格局的另一种世界想象。当中国与非洲各国都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代表，反帝反殖民联盟的修辞也已在当下失效，文学还能够再次为我们提供关于“亚非”、关于“第三世界”、关于“全球南方”的想象吗？我们现如今是如何又该如何进入非洲文学？以何种立场、何种语言进行对话和互动？谁或者在何种层面上来进行这种对话？文学作为当下非洲现实和个体经验的表达，我们如何在保留其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去寻找主体间性的共鸣？这实际上不仅仅关于非洲，而且关乎我们对自己还有整个世界的定位、描绘和想象。也许这段被忽视的历史可以提供一个视角、一种参照，去探索对话的多种路径，想象一个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1】刘雪岚，《遥远大陆的文学景观——凯恩奖所折射的当代非洲文学》，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3期，第115页
【2】Leo Suryadinata. The Rise of China and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3】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4】Peter Kalliney. “Modernism,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old War”.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6:3, 2015, pp. 333-368.
【5】Chinua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London: Heinemann, 1975.
【6】Bhakti Shringarpure. Cold war Assemblages: Decolonization to Digital. London: Routledge, 2019.
【7】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8】“CONFERENCE DE TACHKENT (1 Er. Présence Africaine, no. 22, 1958, pp. 135–137.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4348481. Accessed 20 May 2020.
【9】【安哥拉】克鲁兹，胡克敏译。《世界文学》1959年9月号，pp16-17.
【10】Sun Yuzhou. “Viriato da Cruz and his Chinese Exile: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2020.
【11】李安山，《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108-129页。
作者简介：
袁明清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University of Bayreuth）拜罗伊特非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张丽方 南非罗德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 非洲与南南艺术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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