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回忆录第二部：十年文革第五章矛盾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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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矛盾由来

    来了新搭档

    1973年12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时也很受广大干部拥护、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同志则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一起分别照了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楚照像时，毛主席特别指着我对韩先楚说：“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同志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这么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韩先楚这个同志我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这个同志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1955年授衔时被授于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了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兰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去的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后来皮定均同志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免职的时候，我们兰州军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笔钱。

    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一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军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便嫌兰州军区“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园，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了一台，我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了电冰箱，我记得是沈阳出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

    生活上的问题好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74年中央还专门为此发了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出和批评了韩先楚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同志，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李先念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也举手赞成了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把韩顶了回去。

    二是韩先楚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为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9.13”以后，毛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进行检查，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总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司令员，实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从来没有象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扎扎实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底到1977年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同志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查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广大的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殷切希望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宝贵意见。但韩先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部都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改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个老实话，兰州军区自1955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员以及军区其他领导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元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本军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我们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乱，还是在59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1962年解决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我们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奖。60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大后方”一变成为“反修前线”。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十分重视，赋予军区的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1966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同志一同视察了新疆、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了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主席批准实施。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置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态。

    而韩先楚同志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先楚对别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谋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总参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的矛盾甩给别人。

    有些同志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别人，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劳很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并不想要这“四个第一”。

    上书毛主席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一书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了“文革”的那一套，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支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积极批邓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了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问怎么办？我说：“一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保护了他。

    韩先楚同志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有“圈圈”、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干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各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安定团结，这种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军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且反感。还例如在有的大会上，韩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等，搞得许多基层的同志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给大家解释，要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先楚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电话或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

    在韩先楚等的干扰和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军区几个原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和机关的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对此情形也十分为难和焦虑。韩先楚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出面处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1975年9月向党中央、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报告了韩先楚同志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主席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了电话：“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

    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领导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了一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这样兴师动众一番，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韩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领导放在眼里。

    “谈心会”始末

    关于谈心会的问题，我认为军区党委常委开个谈心会，完全是党内正常生活，并且是韩先楚同志提议召开的这个会，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开的。

    1976年7月30日，我从农村视察工作回来，晚上我去看郭鹏同志，郭说韩司令身体不好，我说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韩时，韩先楚提出要召开常委谈心会，我当时表示，现在谈恐怕时机不成熟，谈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谈不好还会引起新的矛盾。但韩先楚态度很坚决，坚持要立即开，我也不便坚持，只好同意。

    8月4日起至11日，我们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会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气、消除误会、寻求团结的精神，讲了自己的意见，也对韩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别的常委同志和顾问也都发了言，也有给我提意见的，也有对韩先楚同志提出意见的。但韩先楚在听了大家的批评后却很不高兴，他在会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见，但会后却到处讲说我是借谈心会故意整他。结果根本谈不拢，谈心会开了个不欢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众所周知，谈心会并不是我要召开的，当时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开会时机并不成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正是韩先楚自己的极力坚持才召开的，怎么能说是我召开谈心会有意整韩先楚呢？参加谈心会的很多同志都还在，会议的记录应该还保存在党办，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讲话呢？

    会上，有的同志还批我是在跟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甚至是四项、五项指示为纲（都有记录在案）。我在会上对韩先楚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别是他曾经说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排外等。他的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下面到处讲，我对他的这些说法和搞法是不满意的（对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反映，请求中央调查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由个人审阅后上报中央军委。可会后，韩先楚同志又迟迟不愿意上报，但同时却又违背党的纪律，私自把党委会记录拿到北京、武汉去，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不断向军委某些领导吹风、打“小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维嵩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反映谈心会情况。他的秘书拿给我念时，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级紧急战备命令，明确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昼夜坚守工作岗位，以防不测。当时韩先楚正在北京。军区接到中央电令后，我当即指示参谋长马友里同志打电话向韩报告，请他尽快返回兰州坐镇指挥，部署军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可是韩先楚却在电话中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天不会塌下来。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领导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请别人代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只好由当时分管作战的李书茂副司令员组织机关作了传达部署。

    可是，1977年7月兰州军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在总结发言中却反咬一口说：“……尤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发出一级战备命令，他们（指冼恒汉、高维嵩、李书茂）竟延误了几个小时不传达、不部署。”并将此事作为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战备工作”的罪状。

    关于我和韩先楚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开会时，也曾向当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作过汇报。当时叶帅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么办？”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调走，叶剑英还给我做工作说：“你在兰州时间长，情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中央派来了肖华

    1977年4月，中央军委突然任命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在下达任职命令之前，军委、总政没有象通常那样给我们打招呼、通气，也没有征求过意见、说明意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是很能引起人们猜测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图？我还曾经为此打电话请示过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问中央军委调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上面有何考虑？由于他曾当过总政主任，来后位置如何摆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肖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什么别的考虑。至于到兰州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

    肖华来兰州后，也多次对我讲，他是调来协助我抓好军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冼政委工作的，”并说对此感到很高兴等。

    但是肖华来了以后，却并不是象他所宣称的那样，而是象一位钦差大臣。他把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军区的工作多方指责，并明确表示兰州军区领导对清查“四人帮”工作很不重视，抓得很不得力。还煞有介事地说，有人在“捂盖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过总政主任，我对他是比较尊重的，但是他下车伊始，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怕联系实际，怕揭深揭透等，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并给我们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结合军区实际情况”，集中揭发军区主要领导与“四人帮”的关系。

    1977年4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阴谋活动罪行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对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刚刚调来还不满半个月的肖华和韩先楚联合起来，首先转移会议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帮”罪行，也不研究对团以下部队如何进行正面教育问题，而是带头对我搞突然袭击，煽动大家集中揭发我与“四人帮”的关系。由于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来，他们又要求与会的每个人亮相，表明态度。当时会议上对他们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齐振兴，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等同志，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打击迫害，统统被定为所谓“冼家帮”的主要核心或骨干、亲信，先免职后审查，有的则被关押。

    肖华这个同志原来作过总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级，我对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触，没有私人交往，更没有搀杂任何个人恩怨在里面。对于他搞“莫须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谓“冼家帮”并以此为借口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径，我考虑了十几年，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

    回想起我和肖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有些不那么光明磊落。关于在兰州军区“四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以及先定调支持后拒不认帐并嫁祸于人的角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

    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因此，这也就不难解释热衷于宣传“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明领袖、忠于英明领袖”的肖华，在华国锋下台后便又立刻抢先批判华国锋了。

    肖华的政治品质在我党几次党内斗争中都有所表现，例如，1957年反教条主义，他就积极追随林彪，整了刘伯承元帅。又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又跳出来揭发彭德怀元帅“里通外国”，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私下谈话反对三面红旗。彭老总解释说，他不懂俄文，赫鲁晓夫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在场，两人如何密谈？彭老总的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肖华又紧跟林彪，利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总政主任谭政和副主任刘志坚、甘泗淇、傅钟等老同志。升任总政主任后，随之又整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同志。后因文革期间在写检讨时犯生活作风错误，听说江青骂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帮”垮台后肖华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帅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同志的问题，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去后，肖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后来回去后，无论是关于贺龙同志的问题还是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们几个都达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发。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时间早已还历史于其本来面貌了，当时的混乱思想也经过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得以彻底澄清。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谁去翻箱倒柜搬出来刻意追究，到是许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肖华本人是否还因心虚而耿耿于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一个挂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人来讲，作这样的猜测是否有些不合适？

    肖华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韩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给我罗列罪名，然后到中央、军委找关系吹风、打小报告，走政治后门，以达到置我于死地的目的。

    打倒我，这是肖华到兰州军区来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对人炫耀过，并且在1985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上作为发言总结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了冼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将来若是有人出来翻这个案，你们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为你们做主。”

    在甘肃省委，宋平、冯纪新看肖华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胆惟恐闪失；在军区，这么大的案子只听他一个人的，连中央具体参与此案的人都整天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想想参加革命也半个多世纪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也都过来了，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免职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次话！所谓的“结论”也在没有同我本人见面核对的情况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还是可叹？不是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吗”？对干部“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吗？党的这些干部政策经过肖华们的转手处理后已经在下面变味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悲剧。(完成于198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