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迪：读敖本立先生著述时想到两点商榷意见

reading

读敖本立先生著述时想到两点商榷意见

陈永迪

　　敖本立先生是文革前期群众造反运动时的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头头和国务院财贸口造
反组织负责人之一，曾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和倚重，后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
“要犯”，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长达四年，至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获释出狱。文革结束后
又因文革中的“问题”受到反复“清查”，不得不南下深圳特区谋生。后在香港创办中国
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专注于文革史料的挖掘、搜集、出版和研究工作，做了许多值得
赞赏的工作，近年先后出版了《清华蒯大富》《王大宾回忆录》《戚本禹回忆录》以及聂
元梓的《在文革漩涡中》、孟祥才的《学部文革亲历记》等书，他自己也写作完成了“亲
历与思考”系列，其中包括《周恩来要我批陈云》《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
《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运动》《周恩来与文革抓叛徒》《周恩来领导财贸口文革史料
汇编》等书，都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前不久在读到本立先生的几部著述时，对其中的两个重要观点不敢苟同，特将自己的
想法写出，以作商榷并求教于对这方面有研究有思考的师友。

一、毛、周关系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吗？

　　本立先生在所著《毛泽东批右发怒斥“二月逆流”与周恩来批左发威抓杜向光》一书
的自序——《毛泽东·周恩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认识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７６年的
中国共产党”》一文（书名较长，本文中简称“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一文）中，〔见本
刊《文革博物馆通讯》１１６９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日，zk２２１０a）所载敖本立：
〈《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自序和后记〉一文——编者〕把毛泽东与周恩来
的关系总结为“和而不同，斗而不破”。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中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意思是说，君子与他人和谐相处，同时也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小人是两面派，表面
迎合他人，内心并不认同，不能得到真正的和谐。抛开孔子的“君子”“小人”说——用
这样简单的概念来评判政治家不合适；同样也不能用此概念来定性毛泽东和周恩来谁是“
君子”谁是“小人”——只用孔子的“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的哲学含义来探讨毛周
关系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可以这样说，延安整风前，毛周关系是“和而不同”，延安整风后毛周关系是“同而不和”。

　　周恩来本人就说过类似的话，他的秘书范若愚回忆１９５７年帮助周恩来因“反冒进
错误”写检讨时的情况：

　　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
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
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
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
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

　　延安整风前，周恩来在政治上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延安整风后，“忠君”成了
周恩来的第一原则，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例如：１９５７年在“反冒进”问题
上作检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文革中跟着毛整倒刘少奇等开国功臣等等。
周恩来是真的认同毛的做法，或者是为了顾全毛的大局而放弃原则？我看后者居多。周放
弃原则的后果，是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改善了他与毛的关系，最终还是未能与毛泽东和睦
相处。从批林批孔批周公到评水浒批“投降派”，周恩来到死都念念不忘能得到一个“我
不是投降派”的评价。

　　推而广之，从１９５７年反右到文革结束前，全国都处于“同而不和”状态。表面上
“拥护”，“万岁”喊得震天响，人们把真实的思想隐藏起来，大量不满的意见不能表达
，也不敢表达。等到老人家见了马克思，这种表面的不稳定的“和谐”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毛周的“和而不同”，本立先生有一种解释：“毛泽东是个坚持他认定的原则，
认定的真理绝不放弃的人；不喜欢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常取折中、调和立场和宁犯政治错
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一句话，毛泽东讲原则，周恩来搞折中，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周恩来受中庸之道影响，处事四平八稳不走极端，这是一方面；但是，自遵义会议后
的党内斗争中，周就坚定地站在毛一边，既不“折中”也不“调和”。周的“宁犯政治错
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并非毛“不喜欢”，恰恰相反，而是正中
下怀。延安整风后，“不犯组织错误”就是绝对服从毛的领导，所谓“宁犯政治错误”，
就是对毛泽东的指示、意图，对的要执行，错的也要执行。

　　“斗而不破”，指双方虽有争斗，但没有撕破脸皮，用这句话来描述毛周关系是客观
的。为什么毛与周会“斗而不破”？本立先生列出几点理由：一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坐
在同一条船上，和党共命运，靠党成大事，都不想这条船翻船落水”；二是“毛泽东倚重
周恩来，应是把周恩来定位于‘办事之人’”；三是“周恩来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而
能知错即改，检讨最多最快”；四是毛泽东“善于团结，总能团结大多数，这里的关键是
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特别是能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这些说法显然不够严谨或不符合史实。刘少奇难道不是与毛泽东“坐在同一条船上”
？但是被毛打落水中；章士钊与毛泽东没有“坐在同一条船上”，却受到毛的特别保护安
然无恙。从逻辑上说，“坐在同一条船上”是“斗而不破”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
“坐在同一条船上”可以是同志，也可能成为“敌人”，因此，这不是“斗而不破”的必要条件。

　　周恩来是公认的会“办事之人”，刘少奇、高岗、邓小平等也都是会“办事之人”，
他们都有能力承担周恩来所办之事。毛泽东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倚重周恩来的
同时就准备了备用篮子。建国初，搞了一个与政务院平起平坐的小政务院——国家计划委
员会，让高岗当家；１９５６年成立的书记处，把国务院的很多权力拿到书记处，让邓小
平当家。这样，即使周恩来被拿下也无妨大局，因此，周恩来是“办事之人”或者是最能
“办事之人”，都不是“斗而不破”的条件。

　　周恩来“检讨又多又快”。作为毛泽东的同事，不管有错没错，只要毛认为有错就必
须检讨，把检讨当作把柄攥在手里是毛泽东的治臣之道。周恩来深知其妙，他是写“检讨
”的高手。其实，刘少奇也是“检讨”高手，１９６４年因“走资派”的提法与毛发生争
执后，检讨过“不尊重主席”的“错误”；文革初期又检讨过派工作组的“错误”，中共
八届十一中全会过后，９月１４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
检讨提纲（草案）》时，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
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
请酌定。”同样，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中央高层领导都有这个本事，文革中邓小平还
做过“永不翻案”的检讨，给毛泽东当“大臣”不会写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到了文革，从
官员到群众都成了“检讨”高手，民间流传着：“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做不完的检
讨，流不完的泪。”著名作家沙叶新还专门写过一篇《检讨文化》对此现象做了详细论述
。“检讨最多最快”早已不是周恩来的专利。周恩来“检讨最多最快”是“斗而不破”的
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检讨有效的必要条件是其人被划入“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的
厄运表明，被毛泽东划为“敌我矛盾”的人，不管“检讨”有多快，认识有多深，都逃不
脱被打倒的命运——即使已经得到了“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的肯定评价。

　　至于说团结人，在战争年代，为了壮大革命队伍，毛泽东确有团结人的雅量。毛团结
过犯了错误的王明、博古；团结过兵强马壮想要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张国焘脱离中共队
伍后又团结过曾跟着张国焘走的四方面军将领；团结过“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
内奸”的干部；团结过社会上的开明士绅等等。建国后，毛泽东掌了大权，则连逆耳忠言
都难得有倾听的雅量了，对那些历史上反对过他的人则更是老账新账一起算，大者如王明
、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小者如肖克、陈昌浩、何长工，连被敌人枪杀的瞿
秋白也不放过；甚至没有反对过他的，如刘伯承、粟裕、贺龙、罗瑞卿、陆定一、周扬…
…也不能幸免。在“毛泽东时代”，随着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的开展，打击面越来越宽，
团结面越来越窄，到了文革，“总能团结大多数”的毛泽东最终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
事实表明，毛泽东的“团结”是“利用”的代名词，事过之后弃之如敝屐，如文革中的红
卫兵、造反派，就是如此。

　　综观党史，被毛斗倒的人：一是向毛泽东挑战，如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不斗倒张，毛
就要被斗倒；二是地位在其上者，如：遵义会议确定的负总责的张闻天，不斗下来毛泽东
当不了王；三是外国代理人，如：王明；四是有损毛的威望的人，如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
；五是被疑为有可能在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秘密报告”的“阴谋家”，如刘少奇、林彪…
…总之，对毛的地位和权力构成威胁者，必除之而后快；反之，对毛的地位和权力持拥护
和服从态度者，即使被斗，也会“斗而不破”，这是必要条件。这里还要加上一个限制，
必须是毛泽东认可的，对他的地位和权力持拥护和服从态度者，否则，难以解释那么多对
毛并无二心的人被打倒的事实。

　　周恩来是毛泽东走向高位的推手，获取权力的有功之臣，不遗余力捍卫毛泽东权力与
地位的忠诚战士。就凭这几点，周恩来具备了不被斗破的本钱。

　　与传统宣传相反，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取消
了“三人团”，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
是“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助手。当时的红军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事，张闻天虽负总责，不
过是作一些召集会议之类的行政工作而已，周恩来才是实际上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在遵义
会议上，是周恩来举荐，毛泽东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常委；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０日，还
是周恩来的举荐，毛泽东进了“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１１月３日成
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的中央军委），周恩来主动让贤，毛泽东当了军委
主席，周恩来成了军委副主席，从此，毛正周副的格局形成，周恩来功不可没。如果，周
恩来死死把住权力不放手，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伟大领袖”，说话也没有“一句顶万句
”的威力，毛屈居副手的地位很难改变。延安整风后，周对毛口服心服，从此恪守君臣之
道，始终把自己摆在副手的位置，绝不越雷池半步。对于周恩来的忠心，毛泽东是认可的
。在文革的险恶岁月里，毛专门给中央文革打招呼：“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
不懂军队的事。”放心地把军权交给周，大至军队高级干部的任免，小至调动营以上的部
队，都要先过周这一关才能执行。但毛也是随时警惕的，不然不会有批林批孔批周公和评
《水浒》批宋江。

　　周有恩于毛，对毛又忠心耿耿，毛也把大权交给他，为什么还是要批周？为什么又批
不倒周？

　　“九一三”后，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发生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也许早就开始了，但
是没有公开表露。一场批林彪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的明争暗斗，暴露了周对文革的态度，
不批周，毛担心他的文革有被清算的危险。周恩来初期支持文革，后来面对文革造成的巨
大灾难，周恩来殚精竭虑，力图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维护文革“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
形象，但是说他会怀疑文革甚至否定文革是不对的，没有证据能证明周认识到了文革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批周的另一个原因是“功高盖主”。特别是打开中美关系后，迎来新中国外交
事业的新局面，国外的舆论称这是“周恩来外交的胜利”，招来毛对他的不满。

　　“九一三”后，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解放出来，壮大了务实派的势力，使毛与周
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倒转。务实派的势力超过了文革派，周恩来的实际威望超过了毛泽东；
毛泽东寄予希望的文革派，王、张、江、姚之流是扶不上墙的稀泥，他们既无威望又无治
国之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批林批孔批周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重新引发社会
动乱的风险。种种因素，促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让步，批林批孔批周公不到一年就草草收
场。毛泽东已经没有信心和力量上演“倒周”大戏，他多次承认“全面内战”和“打倒一
切”的错误不能重演，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和而不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世界充满生机的源泉。现代政党都会建立一套制度
容纳不同意见，使“和而不同”成为常态；成熟的政党也会建立一套约束党内斗争的机制
，使“斗而不破”成为常态。其中正常的退出机制起关键作用，持不同见解者偏离太远可
以自愿退党或在同一党内另成一派展开良性竞争，不必关起门来斗个你死我活。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权威（领导人）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
和法理型，用他的理论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定位，也可以一定程度地解释他们之间的矛盾。
传统型权威以宗法和血缘为基础，皇帝是典型的代表。魅力型权威有三大特点：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信念，强烈的反传统反理性色彩。乱世英雄
、革命领袖属于此类，如：乱世英雄项羽，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苏联的列宁、斯大林
，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是魅力型领袖的典型。他们可以建大功立大业，
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大灾大难。法理型权威（又称理性权威），尊重规则与法制，思维理性
，办事稳妥。现代社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属于此类。

　　毛泽东雄才大略，无疑是魅力型领袖。然而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革命年代
，他不合时宜地继续推行“阶级斗争为纲”；他刚愎自用，发动文革，即使给国家造成巨
大的破坏也在所不惜。毛泽东的一生，正应了他很喜欢的著名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二、周恩来对文革不理解吗？

　　本立先生在《周恩来与清查“５１６”运动》一文的自序中，对周恩来的文革认知，
应对文革的策略，与林彪、江青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周恩来虽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定等不理解，但组织上服从执行。对文革不理解的上层老干部，集
合在周恩来周围，形成文革中党内的‘不理解派’。虽有过与文革派激烈冲突的表现，但
周恩来始终把握与告诫‘不理解派’采取忍耐、等待的态度、策略应对文革潮流；而与林
派、江派亦是又团结、又斗争。”本文就这几个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与本立商榷。

　　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定不理解吗？答案是否定的。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当时都称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伟大统帅”，林彪是“副统帅”，
周恩来则被称为“总参谋长”。古今中外没有那一位总司令会选一个对他的战略意图不理
解的人当总参谋长，也没有那一位总参谋长不理解总司令的战略意图敢于坐到这个位子上
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三大干将（周恩来、林彪、江青）中，周恩来对毛的忠诚、对文革
的理解、统领全局的能力与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毛最看重的，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殚精竭
虑运筹帷幄，文革进行到大串联时就会搞不下去了。回顾文革的过程，可以证明周恩来对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充分理解并全力支持的。

　　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但他明白毛
策划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采取迂回战术对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开刀。在１９６６年４月
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
是反对毛主席的。”表明了他打倒彭真、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心；１９６６年５月１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周恩来４月３０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的大会上的讲话
，准确地阐述了发动文革的必要性，他说：“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
命，目前正在我国兴起。”“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
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讲得这么清楚，还能说周
恩来对发动文革不理解吗？在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对林彪的讲话大加赞
赏：“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大谈古今中外政变问题的５·１８讲话），讲得
很好”，还配合毛泽东制造紧张空气：“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
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
。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在５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帮助毛泽东
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推荐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７月，为了让周恩来充分
理解发动文革的意图，毛泽东把他写给江青的信拿给周看，信中透露发动文革是要通过“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判断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否理解，还有一块试金石，那就是对打倒刘少奇持
什么态度。所谓文革“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是指政权出了问题
，毛泽东有一整套关于文革的伟大理论和宏伟愿景，但那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事，当务之急
是要把刘少奇掌握的权力夺过来。周恩来对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了如指掌，
对毛发动文革的首要目标是打倒刘少奇不仅明白，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支持与配合。在八届
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抛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周恩来连续几天在会下给军队负责
人，地方负责人打招呼说：“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
了毛主席的希望。”各路诸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纷纷表态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毛
见时机成熟，立即与周恩来商定改组政治局常委。在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中，刘少奇、邓
小平被降序，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一年后，周恩来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把刘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以周恩来的丰富阅历和政治经验以及明察秋毫的缜密作
风，说他看不出专案组给刘少奇罗织罪名的“材料”漏洞百出，那是低估了周的洞察力和
智商，只能说明周恩来紧跟毛泽东对刘少奇痛下杀手，即使把假材料公之于众，让刘少奇
到另一个世界去报到也在所不辞。

　　文革中是否始终存在一个“不理解派”？文革初期，确实存在“不理解派”。大多数
干部对自己被打成“走资派”不理解，他们认为自己对毛忠心耿耿，没有功劳有苦劳，即
使有错误也不至于成了敌人，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走资派”？毛泽东提出的“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属于个人所有的经济制度，以
私有制为基础，没有私有制就不能称为资本主义。１９５６年完成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和农村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共产党的
干部没有条件搞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伪命题。群众拿着批“走资派”这
个武器，主要是发泄长期积累的对官僚特权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形成“打倒一切”“残酷
斗争”的现象，用斗地主、资本家的方法对付他们，使当权派们对文革更加不理解。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深化，对文革的认识亦然。
转折点是“九一三”，毛培养的反修防修的接班人居然投向苏修的怀抱，给那些对文革抱
有幻想的人当头一棒，无异于宣告文革彻底失败。《５７１工程纪要》攻击整个国家就是
一架“绞肉机”，《纪要》指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
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
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纪要》的杀伤力极大。经历了林彪叛逃事件，大多数干部对
文革的认识已不可能像文革初期那样“不理解”，而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很多人都
走进文革反对派的队伍里。“不理解派”只存于文革初期的短暂时间，作为一种过度形态
很快就消失了。

　　说周恩来始终把握与告诫“不理解派”采取忍耐等待的态度应对文革，根据何在？周
恩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或暗示过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周恩
来对所有干部的忠告始终是要“保持晚节”，要忠于毛主席。周恩来有一句名言：“要跟
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忍耐、等
待”，忍到是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是否要等到毛见马克思后再“秋后算账”？这样看
待周恩来，有把他说成阴险的反毛分子、“赫鲁晓夫式人物”的嫌疑，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文革闹了一阵，没有出现毛泽东描绘的“到处莺歌燕舞”，反而是国破家亡，民不聊
生，面对文革造成巨大破坏的现实，周恩来自知难辞其咎，力图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
九一三”以后，周恩来借批林彪的极左，巧妙地把锅甩到林彪身上，借此对文革的错误进
行一定程度的纠正。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已经不是当初的大力支持了，他的行为首先引起
江青一伙的注意，进而受到毛泽东的指责。毛泽东怀疑周会清算他的文革，决定在高层内
部对周展开批判。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并不会彻底清算文革，因为文革实际上是他具体
参与发动和组织的，他只是不事声张地纠正文革中一些极端思想与做法造成的具体错误，
而且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毛泽东的责任。周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与他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作法
相似，那时，他支持刘少奇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措施，但是绝对不说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
话。这一次，他埋头纠正文革的具体错误，把错误的责任推到替罪羊身上，如：造反派、
陈伯达、林彪。

　　不能把周恩来说成自始至终坚定的支持文革，也不能把他说成自始至终对文革不理解
，更不能把他说成自始至终的文革反对派。周恩来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他是一个现实
主义者，他的政治态度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本立先生所言的周恩来对林派和江派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这种提法也值得商榷。

　　周恩来应对林彪、江青的策略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毛泽东的态度。试问，当毛要立林
彪为接班人时，周恩来能和林彪斗争吗？当毛泽东要废掉林彪时，周恩来敢和林彪讲团结
吗？江青是毛泽东的政治代表，周恩来和她斗争过吗？当江青受命批周公时，能把她团结
过来吗？周恩来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林、江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一切都得听命于毛
，这是君臣关系的制约。

　　“又团结，又斗争”说，把江派、林派混为一谈，没有区分他们对文革的不同立场以
及周恩来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林彪曾经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得益于他多年来为树立毛的“个人崇拜”做出的贡献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独树一帜的发言与刘少奇的发言形成鲜明对比，让龙心大悦。毛
坚信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是他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有了军队就不怕天下大乱。但是，军队
还有另一面，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是同根生，文革把党政机关冲得七零八落，令军队反
感，他们对地方干部遭到“打倒一切”的对待也非常不能理解。大多数军人对文革的基本
态度是负面的，表现在军队一介入文革就亲近保守派甚至镇压造反派，“７·２０”事件
竟敢公开与毛、周的指示唱反调；文革对军队领率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冲击极其严重，使林
彪这个文革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也头疼不已，林彪对文革的立场也从支持渐变到反对。他支
持陈伯达起草的被毛泽东废掉的结束文革转入建设的“九大政治报告”，在九届二中全会
上又向文革派的理论家张春桥发起进攻，凡此种种，使毛泽东对这位接班人大失所望。在
对待文革的立场上，毛泽东绝不会让步，林彪的倒台是他在文革这个根本问题与毛对立的
结果。

　　周恩来对林彪、江青都大力吹捧过，在不同场合讲了很多肉麻的话，但是，周对林彪
更亲密。林彪与周恩来有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中央苏区到
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林彪一直是周恩来的学生和部下，他们经历了
枪林弹雨的考验，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并不为过。林彪领导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
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还是黄永胜，他们掌权时
的军队从未参与过江青的倒周活动，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江青攻击周
恩来时，林彪要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向周恩来及时通报。对于林彪的情谊，
周恩来感慨道：“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周恩来和林彪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处和谐。
庐山会议上林彪闯了祸，周恩来连夜为他修改讲话稿，甚至致信康生帮助修改。与此同时
，周恩来还向毛进言，请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上去掉吴法宪的名字，在山上帮助吴法宪
写检讨，下山后帮助黄、吴、李、邱检讨过关。当周恩来看到林彪死于温都尔汗的照片时
，曾大哭一场，他一哭林彪的悲剧，二哭自己未来的命运。在林彪当政时，找不到林和周
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也查不到周恩来有那些事与林彪做过斗争。

　　“九一三”后，周恩来把“极左”的帽子扣到林彪头上，是找一个借题发挥的题材，
真正指向的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不然，江青为什么听到批“极左”就暴跳如雷。

　　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一体的，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江青是贯彻毛泽东路线的急
先锋，江青说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比喻得非常恰当。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是毛泽东发动
和开展文革的基本力量，他们靠文革起家，靠文革发家，毛泽东花大力气扶持他们，让王
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让张春桥当了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即使这样也树不
起威信，成不了气候。随着造反派被镇压下去，真心支持文革的人越来越少，文革派成了
孤家寡人，毛担心的为抢夺执政权而暴发内战的血雨腥风并未出现。

　　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在政治上，周恩来决不与江青
直接作对，生活上对江青关怀备至，如处理江青身边医疗事务，委派医生、护士，解决江
青的私人纠纷等。就是对那些得到江青支持的文革新秀亦是如此，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曾
深情地回忆说：“我对周恩来怀着一种对待自己父辈一样的感情，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我
觉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对年轻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九一三”后，周恩来发起批
“极左”，江青在毛泽东指使下对周发起反击，把批林批孔变成批周公，对周施加了巨大
的压力。这一次周恩来没有屈服，他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在周管辖的国务院各
部门，江青的那一套行不通；毛泽东关于“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指示也无疾而终，因
为，现代企业的运行必须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毛的奇思妙想不切实际，江青的胡作非为也
只能在她掌管的文化、体育部门闹腾。

　　总之，“九一三”以前，周恩来与林派和江派都没有进行过大的斗争，周与林派在理
念上相同，林派是周执政的支柱，谈不上斗争；周与江派虽有不和，碍于江派是毛泽东的
代表，周不能也不敢与他们斗争。“九一三”后，周恩来明为批林实则把矛头指向江派。
周采取软磨硬抗的方法对付毛和他的文革派，在国计民生领域尽量减轻他们的危害，并取
得了一定成效。

　　周恩来不像江派那样走极端，为国计民生而能适度纠正一些极左做法，尽力消除一些
极左造成的危害，这是他的晚年最得人心的一页。

　　周恩来的气质兼有魅力型和法理型二者的优势，更接近于法理型。他是革命年代的领
袖，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有坚强的信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志；他尊重
规则（法制），思维缜密，办事理性，是文武双全的难得之才。在革命年代与毛泽东相比
，周恩来在对敌斗争的谋略、当机立断的魄力等方面都略显不足，革命是毛泽东的强项；
在和平建设年代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外行，而且喜欢随心所欲地违背
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建设是周恩来的强项。毛泽东是革命英雄，周恩来是治国良才。而
在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天马行空一意孤行，周恩来的治国良方不被采纳，这是他们产生
矛盾的关键。


http://museums.cnd.org/CR/ZK24/cr1261.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