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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 质疑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读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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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15 02:53: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质疑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
         ——读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有感

阎长贵

一、张颖等的说法流布很广,简直成了不刊之论了

  1972年8月,江青会见来访的美国某大学的历史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两次(一次是8月12日在北京,一次是8月25—30在广州)共谈了60多个小时,江青热切希望和要求维特克学习30年代访问陕北写出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的斯诺,为她写传记,江青向维特克比较详尽(还是有不少隐讳)地谈了她的一生,其中特别引人注目和诟病并闹得沸沸扬扬的是她谈西北战场的情况。所谓“西北战场”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1948年3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撤出延安,他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留在陕北,一方面指挥陕北彭德怀率军抵抗和反击胡宗南,一方面指挥全国的整个战场。江青是随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的唯一一位夫人级的女同志。这是江青一段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经历,所以她特别仔细和认真地向维特克介绍了她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情况。

  应该说,江青随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这段经历确实不简单,值得肯定和称道。江青谈这段经历当然主要是为了宣传和炫耀自己对建立新中国的功劳。维特克写到这个问题时说:“在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考验人们意志的长征中的幸存者,成为一代革命的创始人,被称为‘长征老战士’。这种地位的差别永远是江青的一个劣势,同时也促使她在另一次谈话中谈起后来她参加过的解放战争。”(见《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第146页;以下该书简称《江青同志》,这也是维特克英文版原名)所谓江青参加过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随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

  关于江青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她向维特克究竟谈了些什么?据全程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外交部新闻司原副司长张颖女士在“文革”后(注意是在“文革”后)写的关于这个会见的书籍(《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下简称《风雨往事》;《外交风云亲历记·“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以下简称《亲历记》)和接受的访谈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称“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或“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我们看看她书中记载的一些说法。

  ——“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见《亲历记》第217页)
  ——“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见《亲历记》第230页)
  ——“……她(指江青)还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斗,真有那回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还指挥打仗?”(见《亲历记》第245页)一位参加会见的姓陈的工作人员跟张颖说。
  ——“我看江青简直是疯了,什么西北战场是主席和她共同指挥的,瞎吹!许多话她不该说的。老张,明天我给她少翻一些,怎么样?”“我想可以,有些少翻,甚至不翻。反正江青又听不懂,那位女士的中文水平又不怎么样?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对外影响。”(见《亲历记》第247页)这是参加会见的翻译小沈和张颖的对话。
  ——江青:“……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指维特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见《亲历记》第249页)这话是江青听张颖说维特克“对战争听不大懂、想听你私人的故事”的话后说的。
  ——我向总理汇报时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大笑话吗?”(见《亲历记》第312页)

  如此等等,就是在张颖书中所谈的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情况。应该指出,张颖等这种说法传播和流布很广,几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都信以为真,传来传去,简直成为不刊之论了。

二、维特克如是说

  我们再来看看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关于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一些说法。

  ——她(指江青)和主席待在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见《江青同志》202页)
  ——“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期间,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见《江青同志》第194页)大家想想,和战士“相反的假定”是指什么?
  ——江青被任命为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转战中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说我是做军鞋……”。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的情形。(见《江青同志》第204、196页)
  ——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就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在一个驴棚里。(这段可笑的回忆让她很开心。)……中央领导人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才把她叫了回来,听到她的抱怨,还教育了她——江青是这样说的。(见《江青同志》第206页)
  ——在佳县休息时……主席召开了一次领导人紧急会议,重新制定战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她还是感受到军中的紧张气氛。(见《江青同志》第215页)

  江青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的会议,她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单独接触时,她关于西北战场是否出过什么主意,提过什么建议,这只能推测,不能作为历史根据。在二十世纪40年代,江青和毛泽东虽早已结为夫妻,但还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开“夫妻店”。

  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她“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江青除了凌凌乱乱地向维特克介绍了西北战场的一些情况和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别不止一次地向维特克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江青说,毛主席坚持留在西北战场,在那里指挥全国的战争。他同时指挥着两支军队:我们的和敌人的。他把敌人引到我军能够吃掉他们的地方。“我亲自见证了他的指挥艺术。”(见《江青同志》第200页)。

  江青说:1947年夏,战场上的敌军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毛主席负责制定全局的作战方针。他首先统帅着自己的军队,同时也在指挥敌军。敌军跟随我方行军的路线前行……(见《江青同志》第210页)

  《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江青说,她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因为是听主席念稿时一句一句记录下来的。然而,她立刻补充说明,全文都是主席原话。(见《江青同志》第218页)

  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谈西北战场的情况。不难看出,维特克和张颖的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无疑,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

三、质疑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

  对所谓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问题,我提出若干质疑。张颖女士15岁就到延安,是革命的老同志,我对她非常敬重,她关于江青会见维特克情况的书,也使我们了解到不少有关的情况,但对她所说江青称“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记载(姑且不说其他),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张颖对所谓江青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说法,也提出了相反的证明。如张颖记载江青所说:“4月12日到王家湾,距敌人只有20华里。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6月7日。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我和毛主席住里面,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他们一开会,我就到驴棚里。”(见《亲历记》第234页)这里说的和维特克《江青同志》中的记载基本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即不能参加领导人会议,江青怎么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第二,是不是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话,维特克没听懂、没记上呢?按照张颖等人的说法,维特克“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对中国革命史“一窍不通”。“对中国什么也不懂”。鉴于这种情况,翻译说“明天我给她少翻一些,怎么样?”张颖说:“我想可以……反正江青又听不懂,那位女士的中文水平又不怎么样……”(见《亲历记》第208、212、247页)。——按照张颖等对维特克的这种描述,是很可能发生她没听懂、没记上的情况的。

  然而,维特克是这样一个人吗?把《江青同志》从英文译成中文的范思先生说:“作者维特克毕业于美国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60年代在台湾作研究工作,懂中文,能听能讲。1970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博士学位。她专攻中国近代历史,尤其中国革命中的女权问题,属于美国知识界的左派。1972年访问中国时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分校任教。维特克是一位成熟的美国学者,没有被江青利用,在此书中客观描述与分析了她奇迹般见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贬低。”(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对维特克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相信范思先生的评价。

  要不,我们怎么看待维特克女士写出的《江青同志》一书?

  范思先生告诉我们:“海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

  维特克“懂中文,能听能讲”。显然,对江青的谈话“不翻或少翻”,骗得了江青,却骗不了维特克。张颖等说,江青“老说”即不止一次地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斗”,怎么维特克一次也没有听到、也没有记录?

  在国内,就是很不应该贬损维特克的张颖女士也不得不承认:“作者(指维特克)并没有盲目的(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准确,别人可以去考证评论。但对当时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见《亲历记》第329页)

  这个评价不错。按照张颖女士对维特克及其所著《江青同志》的这种评价,可不可以“设想”维特克把江青所说“和毛主席亲自或共同指挥西北战场”一类的话给“修改”了?我觉得,如果做这样“设想”,那简直匪夷所思!

  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对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作了很高和比较恰当与全面的评价。他2012年6月19日在给我的信中说:

  “《江青同志》当然算得上是后人研究江青生平和思想的一本极重要的参考读本。
  “严格地说,罗克珊·维特克虽然是一位不错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江青同志》并非是一本研究江青的专著而是由维特克整理的江青关于其一生经历的口述记录。所以,不能也不必要求此书对江青的所有说话(包括所谓‘自吹自擂’)加以评论、验证和核实,只要此书所记录的是1970年代初江青的真实思想就足够了。以口述史的标准衡量,此书还原一个本来面目的江青、‘精确地转达她所说的话’(维特克语)的目的,基本上是达标的。
  “在维特克之前及之后,从来没有人能有与江青对话六十小时并详加记录的‘荣幸’。这就保证了《江青同志》的主要素材来源是独特的、第一手的。根据维特克在该书‘序言’中的说法,该书是在江青表达了出版愿望的情况下得到‘授权’的。在北京的谈话,维特克未有记录,中方在两周后将经整理过的谈话记录副本交给了她。‘如我所料,一些诋毁林彪的惊人话语及其对于她身心健康的伤害,从官方记录中删掉了,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应她的要求,这些细节也没有出现在本书中。’而在广州的会晤中,维特克自己作了笔记。‘包括她说的大部份话以及我对她的观察,她的言谈举止,行坐起卧,以及其他人的参与。’江青保证我会象(像)第一次那样拿到一份记录副本,但此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所以,此书写作过程中绝大部分依靠的是维特克自己的笔记。而这样做反而有好处:‘他们不交出江青谈话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了出版这本书的自由。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有关的评价,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作为江青的传声筒。’
  “维特克毕竟是一位仅粗通中文的外国人,因此,在记录和解读江青的谈话时不可避免有一些错讹或不到位之处。如第十五节‘林彪弄巧成拙’中,江青‘回忆1970年对北京中山公园碧云寺令人紧张的访问’,‘因为她所钦佩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吴德(彭真被罢免后任北京代理市长)有其他事情,她便由王力(1967年被指控属于516兵团)陪同。王力是个笨蛋,她厌恶地回忆说,那天表现得很不谦虚。’碧云寺应在香山而非中山公园,王力既然1967年已倒台且还在囚禁中怎么会在1970年出现陪同江青?幸好,类似这样明显的错误全书并不多见。
  “顺便说一句,《江青同志》原著英文版1977年面世。加上俗气的“红都女皇”书名的中译本2006年由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译本并未得到原著作者的授权,印了一版在维特克提出异议后停止发行。中译本定价港币120元,由于印数稀少,现已一书难求。”

  我完全同意余汝信先生观点,我希望余先生的观点能够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共识。

  第三,张颖说第一次即8月12日江青会见维特克的谈话记录是送给了维特克的(对此维特克也承认)。总理看过这份记录,并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改过。(见《亲历记》第314页)江青不止一次说她的谈话记录“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还在“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字样。”(见《亲历记》第313页)江青明明白白地说,在西北战场总理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见《亲历记》第225页),她又深知总理严肃认真和极其仔细的作风,她若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难道她不知道这通不过总理的审查?她这样做不是明摆着要在详知西北战场情况的总理面前丢面子吗?江青也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她会干这种蠢事?!

  第四,仿佛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记住,那就是:江青会见维特克,不是在别的年份,而是在1972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略的。

  先介绍《江青同志》中的一段记载。维特克说:在江青谈到过去的工作之际(指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我向她提示了当年她和毛泽东相似的生活道路。12年前,毛泽东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俩都是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著作,也都是在此后的一年里加入了共产党。江青直截了当地反驳说“我不能和主席相提并论。他在各种岗位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只是在学生、农民和工人中做了少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工作过一段时期。”(见《江青同志》第67页)所谓“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工作过一段时期”,就是他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如果江青“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这不是和毛主席“相提并论”以及平起平坐了嘛!

  众所周知,1972年,毛泽东虽然受林彪事件严重打击,但他还健在,头脑也清楚(改善中美关系,接待尼克松来访就是明证),江青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什么“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这种胡话吗?尽管“1972年正是江青得意忘形的时刻”(见《江青同志》第121-122页),但她还是绝对不敢触怒“龙颜”的!

□ 摘自阎长贵:《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红旗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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