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蒋华杰 发布时间：2016-06-3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新中国夫人外交始于1950年，由于观念、语言等因素阻碍，这项工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起色。鉴于夫人外交在宣传、国际统战和搜集外交信息等方面的作用，外事系统于60年代初实现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经常化运作。同时，这项工作的重心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中间地带国家，以此配合反帝反修斗争。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经常化运作正值中国外交急剧“左”转时期，显示新中国外交具备超越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的现实主义张力，折射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
关键词：夫人外交；革命外交；制度化；现实主义；国际统战；张力
通常而言，民族国家的外交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此后200多年中，外交始终为男性角色所主导。进入20世纪后，女性在外交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才开始凸显，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内将第一夫人的角色扩展到外交领域并加以制度化。随着女权主义和公共媒体的兴起，夫人外交逐步成为西方国家经常性使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同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领域的热点。
近代中国的夫人外交肇始于1878年郭嵩焘在伦敦以夫人梁氏名义举行的茶会（冀满红、林广荣：《郭嵩焘与“夫人外交”》，《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20世纪40年代，夫人外交随着宋美龄等人开展一系列对外交流活动而实现了经常化。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进行夫人外交活动，经常性和制度化的夫人外交在60年代形成并发挥作用。直至后冷战时期，夫人外交在中国的对外活动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有关中国夫人外交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民国及后冷战时期，相对忽视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夫人外交的研究。对于新中国夫人外交历史的探讨不仅可以拓展和完善关于整个夫人外交历史的既有认知，而且也可以为观察新中国外交提供一个独特视角。新中国外交的最大特色被认为是“革命性”（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主导了整个国家外交的走向。夫人外交这项缘起于西方的现代外交政策工具，其本身所蕴涵的政治文化理念就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不相一致。然而，新中国外事部门却在60年代初实现了夫人外交的系统性和经常化运作，而此时恰是整个国家的革命外交政策的快速“左”转时期，这显示了新中国外交在革命属性之外的某种特性。本文利用来自中国外交部与省市的解密档案、当事人回忆录、口述采访以及报刊等资料，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夫人外交的缘起、制度化以及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前述问题给予阐释。本文研究对象为广义的夫人外交。相对于“第一夫人外交”这种个体外交行为而言，广义的夫人外交是一种体系化和制度化的外交政策工具，它不仅包括以第一夫人为中心的政府和政党首脑层面上的夫人活动，而且涵盖整个国家的外交系统（包括驻外使节、国内外事部门等）中各个层级的夫人活动，其内容不仅涉及官方外交，而且包括非正式的民间来往。
一、革命女性当“太太”：夫人外交的缘起
1950年1月15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北京出席捷克驻华大使的国书递交仪式。这是有记载的新中国成立后高级干部夫人首次参加的正式外交活动。2月14日，江青和王光美参加中国国内为庆祝中苏条约签订举行的宴会，驻苏使馆也同步举办庆祝宴会，驻苏大使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出席（王光美：《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苏联对于中国夫人给予相当重视，苏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作出决议，赠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夫人礼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毛泽东等人赠送礼物》（1950年2月15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06-108。）。
相比仪式化的首脑夫人活动，更为专业的驻外使馆夫人的外交工作也于当年全面启动。为培养新中国未来的外交人员，中共中央于1950年初决定从各大野战军抽调约300名师参谋级别以上的干部到北京参加外交干部培训班。这批干部中有不少是女性配偶，她们随丈夫一起接受外语、国际关系知识、外交礼仪等方面的培训，并陆续被派遣出国。1952年底，外交部明确要求驻外使馆中的女同志应把做“夫人”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外交活动，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因为“夫人”在国际交往中比外交官有更多的活动机会，外交部特别强调一切轻视这一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关于驻外使领馆女同志工作的暂行规定》（1952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6-07(1)。）。
当时国内外事部门所开展的夫人外交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外事部门与驻京外交使团之间一系列官方性质的夫人来往以及民间外交性质的外国夫人来华访问活动。此类层级的夫人外交均以宣传中国妇女解放、建设成就为主要内容。为规范国内外事部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际活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典礼局制定一套交际礼仪规则，其中有关夫人活动的内容十分详细，如“（男宾）尽量照顾坐于自己右手的女宾”、“（茶话会时）女主人坐在桌前为客人斟茶”、“酒会为女宾设座”、“舞会请外宾时亦请其夫人，主人在开舞时应与自己夫人跳第一场舞，然后与主客之夫人或女公子跳第二场舞，再轮流请其他女宾入舞，不要只与某一个女宾去跳”等等（《对外宾交际须知》（1951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D820-6。）。
民间性质的外国夫人访华通常由全国妇联、对外文化协会、和平委员会等负责民间外交的非政府部门出面组织，内容涉及经贸、妇女、工联、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宗教等领域。1951年，半官方性质的外国夫人来访活动陆续开展并见诸报端（《印度访华妇女代表团汉纳·森夫人离京前致函我妇联邓颖超副主席》，《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1日。）。外事部门与外交使团之间的夫人活动正式开始于1951年。当年，中方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参加首都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首都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名单》（1951年3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84-002-0030。）。此类活动尤以1954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最为隆重，这次大会邀请了80多名来自苏联、捷克、印度等国驻华使节的夫人，中方事后认为此次活动在宣传上收效明显（《外交部关于“组织驻华使馆外交官夫人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情况”的函》（1954年3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84-002-00066-0103。）。
尽管如此，50年代前期的国内夫人外交工作总体上进展缓慢，尤其是高层来往中的夫人外交并未形成机制。出于保密等原因，中共中央规定干部在党际往来中不能携带夫人（王光美：《王光美访谈录》，第169页。），因而党际交流中几乎看不到夫人身影 (根据中央联络部所编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汇编》（共九册）的记载，毛泽东在1954年到1975年间会见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及其他左翼政党外宾时，几乎都不携带夫人。)。就国家层面的交往而言，中共中央则没有明文规定高级干部在出访或外宾接待中是否需要携带夫人。毛泽东本人在接待国宾夫妇时也不经常携带江青出席，如他在1955年12月8日单独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夫妇(《毛泽东同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及大使夫人谈话纪要》（1955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55-04。)。
驻外机构的夫人外交在最初几年中开展得也并不到位。驻朝鲜、苏联和蒙古等较早开始对外交际工作的使馆的情况显示，自1950年到1953年，使馆虽然在举办大型招待会时邀请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夫人参加，但经常性的夫人活动十分缺乏，也没有明确规划(《驻朝使馆关于国庆两周年招待会情况的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143-08；《驻朝使馆关于1952年交际活动情况的报告》（1953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181-01。)。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朝鲜战争的影响外，观念冲突、语言障碍和外交资源限制是最主要的。
苏联专家曾在1950年的外交干部培训班上根据本国经验提出，外交官夫人不安排内部工作，只专职配合丈夫从事交际活动(采访章钟娥（前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夫人）记录（2014年12月）。)。然而，这项建议却遭到大部分女干部的抵制。对于这些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女性而言，专职“夫人（太太）”在她们看来不仅有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是一项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作，与她们为革命服务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个建议引发了一场集体抗议风波，惊动了周恩来。很快，周恩来委派邓颖超向大家解释。除了指出女同志当外交官是属于“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外，邓颖超特别强调女性在外交方面具有的先天优势，因为“国外夫人地位高，枕边话可以影响丈夫”。( 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2—13页。)邓颖超的谈话实际上道出了当时外交部安排夫人活动的主要考虑，即协助使馆搜集外交信息，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具有针对性地再次强调了开展夫人外交的必要性，认为外交工作要“以巧胜人”，外交人员要从集体主义出发服从使馆安排(《周恩来在第一次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1952年4月3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57-8-44。)。尽管如此，观念的障碍并没有完全消除。1956年，外交部通知各驻外使领馆夫人放弃内部工作而专职对外交际活动，依旧遭到很多女干部的反对 (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第77页。)。
语言障碍和经验缺乏也是造成夫人外交难以经常性开展的原因。第一任驻瑞典大使耿飚的夫人赵香兰根据自己多年的外事活动经验，深感语言交流的重要性 (翟晓光：《先锋：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金城出版社，2010年，第82页。)。新中国成立之初，因语言障碍和外交经验欠缺，中国外交官在对外工作中时常态度僵硬，即便是兄弟国家的外交官也对他们“敬而远之”，而苏联、东欧国家外交官之间却因为没有语言障碍而相处得“愉快欢乐”(《驻朝鲜大使馆一九五三年交际工作情况报告》（1954年7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259-06。)。外交官夫人大都外语水平偏低，很多基本不会驻在国语言，而使馆的翻译力量常常有限，虽然到任后采取边做边学的方式补习外语，但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直到1958年，周恩来还在强调外交队伍“专业知识不够，外文学得不好”(《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4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69，长期。)。
观念和语言障碍之外，就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外使馆有限的人手和经费而言，让夫人专职外事活动的建议也难以落实。李克农曾经估算一个外交官每年活动经费等于30个农民家庭的年收入总和 (采访章钟娥记录（2015年11月）。)。周恩来要求外交人员勤劳朴素办外交，不能处处学苏联(《周恩来在第一次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1952年4月3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57-8-44。)。因而，驻外机构的女性实际上通常身兼数职，她们既要担负对外交际工作，同时大量从事繁重的内部杂务，使馆内部因而将夫人所担负的任务称为“夫人工作” (采访章钟娥记录（2014年12月）。)。然而，对于夫人外交而言，这事实上也造成了潜在的负面影响：由于没有明确内外工作的具体分配界限，加之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存在，夫人们往往消极被动地对待交际工作。
1955年后，一系列因素使得夫人外交的前途逐渐明朗。毛泽东于日内瓦会议之后重提中间地带理论，新中国外交正式结束“打扫屋子再请客”的阶段，开始实行“走出去”和“请客人来”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6页。)。中国外交活动的重点从亚洲转向全世界，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展与中间地带的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为重点。万隆会议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驻外机构的对外交际活动大量增加，针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开始提上日程，外交部要求各驻外使馆进一步开展对外交际活动以应对新局面 (《外交部关于开展对外交际活动的指示》（1955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019-03。)。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倡重视妇女参政，他于1956年指出参加政府和人大工作的妇女要从20％左右的比例提升到50％，妇女参政“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一半”(《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5-3-849。)。女性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由此进一步提升。苏共二十大后，中方高度关注苏联国内的局势变化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此的反应，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使馆要加强友好活动和调研工作，通过“上层为重点，适当深入下层”的途径扩大联系与接触(《刘晓在部务会议上的汇报》（1957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099-02。)。夫人活动在大部分驻社会主义国家使馆对外活动中的重要性开始增加。1958年初，为更好地搜集外交信息，驻阿尔巴尼亚使馆首次将夫人活动列入使馆年度的对外交际规划(《驻阿尔巴尼亚使馆1957年交际工作总结》（1958年2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781-03(1)。)。波兰使馆也加强了夫人活动，波匈事件后，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夫人张浴云与哥穆尔卡夫人往来频繁，相互传递重要的政治信息(《王大使夫人张浴云与哥穆尔卡夫人谈话纪要》（1957年2月11—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141-03。)。
在经历几年的发展后，50年代中期的民间外交初现规模，新中国已经通过这种非官方渠道与60多个国家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4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69，长期。)。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评估中国的民间外交活动已经卓有成效，成功塑造了中国“和平”“理智”的形象，使得外界缓解了对中国“好战和侵略性”的恐惧，事实上使中国外交打破了国际孤立 (转引自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情报评估：解密档案选编（1948—1976年）》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41—191页。)。在这一过程中，夫人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来华的澳大利亚、智利、丹麦、埃及、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荷兰、瑞典等国的各类代表团中，她们在宣传和沟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58年4月，周恩来在谈及外交工作的策略时，强调需要同时掌握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这是为了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具体而言，周恩来认为成功的外交工作要求在求同存异的总方针之下，既要有坚定的立场，又善于区别对象并采取不同方式加以分别对待。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对民族主义国家、西方资产阶级人士采取交朋友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思想工作，以此与他们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另外，周恩来还提醒，要想在国际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4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69，长期。)周恩来关于外交策略的谈话事实上成为此后夫人外交活动的指导原则。
1958年前后，驻苏、匈、捷、波、阿等社会主义国家使馆和驻瑞典、丹麦、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使馆开始陆续在驻外使团和驻在国之间开展以友好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夫人活动。赵香兰回忆自己在瑞典、丹麦、芬兰交了不少朋友，并在有关朝鲜细菌战的宣传工作上得到了外国朋友的帮助 (翟晓光：《先锋：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第74页。)。章钟娥在中国驻丹麦代办处开展的夫人外交颇有成效，她曾多次于谈笑间解决了包括代办处升级在内的诸多外交问题 (采访章钟娥记录（2016年1月。)。这一时期使馆夫人工作的情况可以更为具体和系统地从中国驻匈牙利、挪威使馆的案例中反映出来。
作为中国驻挪威大使徐以新的夫人，陆红于1958年9月7日抵达奥斯陆。从9月12日到10月20日，她通过家庭拜访、私人宴会、送礼等方式与30多位挪威政要、社会名流以及驻挪威的外国使团成员建立联系，其中包括挪威首相、外交部秘书长、礼宾司司长、工党议员芬·穆等政要的夫人，以及波兰、匈牙利、瑞典、瑞士、阿联等国驻挪威大使夫人和演员盖达琳、画家诺伦等当地社会女名流。
经验的缺乏是中国大使夫人当时普遍面临的困难，陆红为此选择首先访问兄弟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大使夫人。波兰大使夫人热情而详尽地向她介绍了外交使团和挪威政要、社会名流夫人的性格、喜好以及当地社交文化，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外交信息。例如，她告诉陆红要重视与挪威首相办公室侍长安纳森夫人的往来，因为安纳森本人的很多观点与首相基哈德森一致，而他本人嗜酒并且酒后话多，安纳森也喜欢中国文化，很愿意同中国使馆接触。(《陆红与波兰大使夫人谈话记录》（1958年9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754-02(1)。)双方的交谈也涉及一些政治内容，陆红介绍了中国“大跃进”、农村生产等情况，波兰大使夫人则谈及波兰的宗教问题、对台湾问题和美国的看法(《陆红与波兰大使夫人谈话记录》（1958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754-02(1)。)。陆红同匈牙利大使夫人的交谈也甚密，她告诉匈牙利大使夫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像自己家里人一样。”(《陆红与匈牙利大使夫人贝克谈话记录》（1958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754-02(1)。)
相比之下，陆红与挪威外交部秘书长夫人、礼宾司司长夫人、阿联大使夫人的初次谈话多为孩子、天气、旅行、购物、健康、园艺等非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话题。尽管如此，她还是通过私人谈话向诺伦、芬·穆夫人等挪威友好人士宣传了中国国内建设、“大跃进”和妇女解放等情况。陆红也从她们口中了解到一些重要外交信息。挪威工党议员芬·穆的夫人透露自己丈夫的访华之行在挪威政界反映强烈(《陆红拜会挪威首相基哈德森夫人谈话记录》（1958年9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754-02(1)。)。当时恰值中国争取挪威各党抵制南斯拉夫共产党大会之际，1958年4月，中方邀请芬·穆访华并参观游览(《挪威议会外交、宪法委员会主席芬·穆谈中挪两国关系》，《人民日报》1958年4月21日。)，芬·穆夫人的消息无疑便于中方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另外，首相夫人告诉陆红自己丈夫访问印度、奥地利的行程动向以及未来访华的打算(《陆红与芬·穆夫人谈话记录》（1958年9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754-02(1)。)，这使得中方把握了挪威的对华外交动向。
驻保使馆夫人工作的侧重点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是利用“三八”节、“五一”节、国庆节等节日活动和平时往来，配合使馆在驻在国和兄弟国家使团夫人中进行友好活动，并在此过程中搜集一些外交信息。此外，使馆夫人还单独开展活动，她们与保加利亚全国妇联、索菲亚市妇联建立联系并参加各类活动。一系列的夫人活动使她们宣传了“大跃进”和中国妇女解放成就，使馆在总结时认为以夫人身份进行的宣传工作有利于建立广泛的中保友好联系。同时，她们还了解到一些外交信息，如通过夫人交谈，她们打听到索菲亚市友好代表团访华期间的很多详细情况以及索菲亚市长等人对中国“大跃进”的真实看法。(《驻保加利亚使馆1958年夫人工作总结》（1959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861-03(1)。)
1959年1月，驻保使馆总结过去一年夫人外交活动，认为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积累了一些具体经验。这些经验的核心内容是夫人既要在观念上突破革命女性不能当太太的束缚，也要合理、灵活地把握周恩来提出的外交策略。具体而言，为了建立友好关系，除了送礼、关心孩子等社交技巧外，使馆夫人需要耐心对待多数外国夫人所感兴趣的诸如文艺、小说、吃穿戴等被认为是“非政治化”“资产阶级性质”乃至“低级趣味”的内容。同时，她们也要明确而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既定外交方针和政策，做到泾渭分明。例如，在南斯拉夫被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后，驻保使馆夫人马上疏远之前往来甚密的南斯拉夫外交官夫人。(《驻保加利亚使馆1958年夫人工作总结》（1959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861-03(1)。)
二、夫人外交的制度化与内容调整
尽管如此，50年代末期的夫人外交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驻保加利亚使馆对此进行的总结就很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夫人活动没有突破旧圈子，大部分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交际圈，国际知识的缺乏和语言障碍使夫人的对外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多数夫人难以独立应付一般的对外交际。使馆认为夫人工作如能充分发挥作用，可以配合外交官“了解更多情况，做更多工作”。(《驻保加利亚使馆1958年夫人工作总结》（1959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1861-03(1)。)
就当时国家的对外方针而言，扩大夫人外交活动已有了迫切性。1958年后，基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判断，中共中央开始愈发重视争夺国际上的中间力量，陈毅认为争取中间地带是外交的中心问题(《陈毅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外事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3月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87，长期。)。相应地，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成为邀请访华的重点对象(《中央外事小组关于1959年国际往来规划的报告》（1959年1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87，长期。)。由此，发展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开始在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而由于外事部门全面的外交“跃进”，来华外宾数量猛增。1959年，国内外宾接待数量由1958年的4472人陡增到8000人(《中央外事小组关于1959年国际往来规划的报告》（1959年1月21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87，长期。)，中共中央因而要求外事部门调动一切力量，利用各种形式系统、恰当地宣传中国(《中央外事小组关于1958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1959年外事工作方针规划及中央指示》（1959年2月13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1-018-0121。)。而当时外事系统的女干部又占据很大比例，仅外交部就有女干部686人，占整个队伍的27.2％(《章汉夫在第五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22，长期。)。
1960年12月20日，在邓颖超的建议下，国务院外办邀集外交部、全国妇联等单位的30多位负责同志夫人召开第一次夫人工作会议。陈毅肯定了过去几年夫人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认为夫人很重要，否则许多对外工作无法开展，要求女同志应该将对外活动和内部事务三七开，使馆和国内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要带头开展夫人外交活动，开辟夫人外交的国内国外两条战线。(《陈毅在外交部夫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12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1049-02。)邓颖超则详细总结了夫人工作的方针、方法。她认为夫人外交是展现新中国妇女形象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有效途径，夫人活动要服从总的外交方针，工作对象以驻在国为主，兼顾外交使团，以上层和官方为主，适当接近中下层。她还强调了夫人活动要尊重驻在国的文化习惯，遵循“实事求是、积极稳妥、顺其自然、入情入理、细水长流、合乎时宜、恰如其分、逐步深入”的原则，忌操之过急、出风头、轻率、张扬。关于夫人外交的形式，邓颖超提出可采取家庭访问、小型茶会、烹调、探病、婚礼、送礼等。(《邓颖超在外交部夫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12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1049-02。)
次年1月，张彦在第五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夫人活动光荣、重要，外事部门要把国内夫人组织起来参加对外活动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张彦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稿》（1961年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22，长期。)。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孔原被指定负责规划和设立夫人外交制度。考虑到1958年外事制度建立时并没有成立相关的夫人外交机构，2月10日，陈毅建议在中央外办下成立妇女小组，北京的各部门和单位将夫人外交列入议事日程，并且“培养面要大，多方面入手，做足这方面工作”，陈毅同时还提醒要注意做外国专家夫人的工作(《陈毅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1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22，长期。)。3月，第一次驻外使节夫人座谈会召开，外交部听取了驻苏、印尼等使馆夫人活动的经验和建议，初步讨论了妇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的作用、意义及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和健全组织领导等具体问题(《驻外使节夫人座谈会情况》（1961年3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1049-01；采访章钟娥记录（2016年1月）。)。
6月23日，廖承志和孔原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妇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的请示报告》，综合了前几次夫人工作会议的意见，认为夫人活动已是外交工作和国际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但目前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报告认为夫人外交本身绝非简单的交际应酬，而是礼仪、国际上层统战的需要，任务是发展友谊、进行宣传。报告建议在政府、人大系统内建立一支基本队伍，设置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以及国务院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夫人职位，并建立经常性的培养教育机制。(《中央外事小组转发关于妇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61年9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857-1-448-16。)
9月，中央批转报告并决定在中央外事小组领导下建立夫人外事活动指导小组，陈毅夫人张茜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刘新权、郭建、龚普生、俞沛文、郝治平、丁雪松、吴青，孔原为小组会议召集人(《中央外事小组转发关于妇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61年9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857-1-448-16。)。月底，中央各部门根据陈毅的要求，向夫人外事活动指导小组提交参加夫人活动的人员名单，根据每个夫人的交际能力和已承担的业务情况，指导小组将其分成一、二、三线安排接待活动，其中第一线25人、第二线71人、第三线35人(《张茜关于夫人工作的汇报和建议》（1962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5，长期。)。为培训这支相对业余的夫人外交队伍，外交部邀请夫人们参加有关国际国内形势及外事工作的报告会。各驻外使馆夫人活动的建制也同时进行，使馆陆续在党委下成立以大使夫人为负责人的夫人活动指导小组，小组专职制定夫人外交的方针和工作计划，研究工作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交流经验。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定期会议和汇报机制。
在机构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夫人外交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1962年初，外交部要求外事部门和驻外使馆加强夫人活动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在从事友好活动的同时开展针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具体包括宣传中国的反修反帝主张、重点搜集“修正主义国家”动态信息以及“帝修国家”对中国反修活动的立场和态度(《外交部关于一年来驻外使馆夫人工作的情况和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的请示报告》（1962年1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0141-0032。)。
外交部强调夫人外交的反修反帝目的与当时的国际情势密切关联。自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美苏印等国相互之间频繁开展夫人外交。肯尼迪政府推行“家族外交”，1961年总统夫人访问印度以增进美印关系；作为回应，尼赫鲁携女儿访美。苏联此时也频繁利用夫人活动发展国际关系，赫鲁晓夫访美时携带夫人。同时，苏共邀请大量兄弟党负责人和家属赴苏度假。为了发展与印尼的关系，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相继邀请苏加诺夫人来访。中方认为美苏印等国的夫人外交意味着“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者正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家属的交往来互相拉拢和勾结”。(《张茜关于夫人工作的汇报和建议》（1962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5，长期。)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夫人外交开始被苏联用于从事反华活动。1961年1月，印度亚非团结委员会通过反华决议，苏联政府于5月授予该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列宁国际和平奖金(《苏联的对外文化联系》（1962年9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7，长期。)。1962年3月，北京使团外交官夫人在庆祝“三八”节活动时发生了针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事件。保加利亚大使夫人以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大使夫人的身份举行招待会，但有意排斥阿尔巴尼亚夫人，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抗议，此事件也引起中方的警觉。此外，中国驻苏东国家的使馆在夫人交际活动中也遇到了类似被排斥的情况。(《张茜关于夫人工作的汇报和建议》（1962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5，长期。)
为应对美苏的夫人外交攻势，中国开始借尼泊尔国王夫妇、比利时皇太后、苏加诺夫人访华之机开展夫人外交活动。其中，苏加诺夫人哈蒂妮所受到的接待规格最高。1962年9月24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举行家宴招待哈蒂妮(《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举行家宴热烈欢迎哈蒂妮·苏加诺夫人》，《人民日报》1962年9月25日。)。29日，毛泽东亲自接见哈蒂妮，江青、王光美、邓颖超、张茜、朱霖等多位中央领导夫人参加(《毛主席和江青接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谈话记录》（1962年9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873-01。)。随后，张茜又全程陪同哈蒂妮到各地游览参观。中方的高规格接待令哈蒂妮十分满意，她认为自己在中国受到了真正的第一夫人待遇，其规格超过苏联、柬埔寨和越南(《陈毅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1962年11月13—14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6，长期。)。
哈蒂妮之行让中方切实感受到了夫人外交的作用。针对之前干部中出现的轻视夫人外交的情绪 (当孔原被陈毅任命为夫人外事活动指导小组召集人时，便遭到了诸多干部的嘲笑。)，11月13日，陈毅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夫人外交是中央的政策，得到总理和邓大姐支持，建议日后领导人外访尽可能成双成对。除了要态度大方并且慎重地做好上层妇女工作外，陈毅还要求工会、妇联派夫人出国从事下层妇女工作。(《陈毅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1962年11月13—14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6，长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驻外使馆和国内的夫人外交到1962年11月前后已经初步制度化和经常化。张茜经调查后发现，驻外使馆党委已经开始普遍重视夫人外交，大部分外交官夫人已经被组织起来并实现了分工协调，使馆夫人在思想上“打破了过去认为对外活动和内部工作相互矛盾的看法”，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夫人的业务能力和外文程度都有了进步，成绩和经验因此得以初步积累起来。张茜认为国内夫人工作已经形成了一支基干队伍，接待苏加诺夫人的活动显示了中国夫人外交的力量和阵容。(《张茜关于夫人工作的汇报和建议》（1962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5，长期。)
相比政府层面的夫人外交，党际交往中的夫人活动的局面在此前后依旧没有改善。不仅毛泽东当时仍然单独接见党宾，来华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携带夫人。例如，在1960年访华的26个共产党代表团中，只有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携带夫人(《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18-233。)。为进一步完善夫人外交制度，以适应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外事活动的需要，尤其是为应对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迫切性，张茜认为夫人活动需要拓展到党际交往中去。为此，她建议中联部在接待兄弟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负责人时开展经常性的夫人活动。相应地，夫人外事活动指导小组要吸收来自中联部的成员，并建立经常性的联络机制。此外，为了使夫人活动更加专业化，张茜建议中联部等单位定期培训回国的驻外使节夫人，并吸收她们参加活动。(《张茜关于夫人工作的汇报和建议》（1962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145，长期。)
三、反帝反修与中间地带工作：夫人外交的成效
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批评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种种错误，将其访问美、法、印、缅等国时进行的夫人外交视为导致苏联对外活动花费高昂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赫鲁晓夫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以前），АПРФ，ф.2，оп.67，Пакет №223。)。苏联的夫人外交由此走向低谷。相比苏联，新中国的夫人外交此时正处于经常化运作的高峰期。
1963年初，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内容调整基本完成。从1963年到1966年，国内外事部门在对外交往中频繁开展夫人活动。除各种外国妇女茶话会以及妇女代表团互访外，中方在与巴基斯坦、尼泊尔、锡兰、阿富汗、马里、阿联、几内亚、坦桑尼亚、中非、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政要和高层代表团互访中，均安排了夫人外交活动。例如，1963年4月，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和北越，并一度使访问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王光美、张茜和朱霖等夫人随行，产生轰动效应；12月，张茜等人随周恩来出访亚非洲十四国，重点开展对非洲国家的夫人外交；1965年2月17日，刘少奇夫妇、周恩来夫妇、彭真夫妇、乔冠华夫妇和何英夫妇共同接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夫妇。
1963年后，驻苏联、阿尔巴尼亚、阿联、捷克斯洛伐克、加纳、马里、缅甸等国使馆根据要求，已将夫人外交列入使馆经常性的对外交流计划(《第三次驻外使馆夫人工作座谈会纪要及驻苏联、阿尔巴尼亚等使馆报回的材料》（1963年3月7日—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1356-01。)。然而，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已使中国驻苏东国家使馆的夫人活动严重受限。1964年，中国驻苏使馆举办春节联欢会，苏方和蒙古方面反应冷淡(《驻苏使馆致电外交部：潘大使夫妇邀请苏、朝、越、蒙人员春节联欢情况》（1964年2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10-02。)。次年，苏联完全抵制破坏了中国使馆安排的活动(《驻苏使馆1965年对外交际交涉工作总结》（1965年12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871-02。)。驻捷克大使仲曦东夫人刘锦琳回忆，1961年后，使馆的夫人活动因捷克政府的限制而难以开展 (翟晓光：《先锋：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第161页。)。驻阿尔巴尼亚使馆1963年举办国庆宴会，除朝鲜和东德商务随员夫人外，其他东欧国家夫人皆未出席(《驻阿尔巴尼亚使馆1963年国庆宴会、阿庆祝活动和宣传报道情况》（1963年10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60-01，第4页。)。情况到了1965年更为糟糕，使馆与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夫人之间的交流几乎中断(《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夫人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07-05。)。驻波兰使馆夫人的友好活动也遭到阻挠，她们只能通过电影、展览、画展、宴请、歌舞团演出等途径开展反修宣传(《1965年驻波兰使馆夫人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69-05。)。
此时，中国驻外使馆夫人活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位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中间地带国家。驻苏丹大使曾涛夫人朱黎清认为使馆1962年的夫人外交工作颇有成效，她们通过招待会、宴请、看电影、喝茶等方式与苏丹外交部秘书长、礼宾司长夫人建立来往、增进友谊，了解到很多信息( 翟晓光：《先锋：新中国大使夫人传奇》，第114页。)。据章钟娥回忆，1963年后，驻阿富汗使馆的夫人们与皇室的来往更频繁，夫人活动三天两头地进行，收集到的有价值的外交信息大幅增加 (采访章钟娥记录（2014年12月）。)。这一时期，在中间地带国家从事夫人外交活动收效最大的是中国驻中非和法国使馆。
驻中非使馆的夫人外交开始于1964年初建馆不久，使馆共有三位夫人，她们除参加一般交际活动外，还单独进行少量的夫人活动。中非实行一夫多妻制，妇女地位相对较低，较少出席外交场合，使馆的夫人外交不仅面临着当地“传统封建陋习”的挑战，而且受到殖民时代教育形成的反华观念的阻碍，中方发现中非妇联曾多次组织反华活动。
考虑到夫人外交是一种可以通过宣传、发展友谊来提高非洲妇女觉悟，从而争取平等地位、消除殖民主义影响的有效途径，使馆有意安排中非本国官员携带夫人出席各种外交场合，结果过半中非夫人应邀出席。在正式外交场合之外，使馆夫人则通过产后探望、观看电影等私人社交方式发展个人关系(《驻中非使馆1965年夫人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8-00622-02。)。1965年12月在中非举办的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成为使馆全面开展夫人活动的契机，使馆邀请总统夫妇和其他高中级官员夫妇参观、购物，中国夫人配合对主要官员的夫人开展了大量活动。
通过一年来的各类活动特别是展览会期间的工作，使馆欣喜地发现中非夫人多数诚恳老实且易于交往，虽然觉悟很低，但也并非毫无政治感。一部分中非妇女开始改变对新中国的态度，主动与中国夫人交朋友，她们对中国的商品、中医、旗袍产生兴趣，不断赞扬中国经济建设和妇女解放成就，之前持有反华立场的中非妇联此时也开始通过互访改善对华交往。使馆因此认为“非洲夫人工作大有可为”。(《驻中非使馆1965年夫人工作总结》（1965年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8-00622-02。)
中法建交被视为“外交核爆”，驻法使馆的特殊性因此凸显。1964年5月，外交部要求驻法使馆在对法关系上采取高度的政策灵活性，使自己成为中国开展对第二中间地带工作的主要据点之一，调研工作因而成为使馆的重要任务。外交部指示使馆要与“戴高乐派政要”、“老牌资产阶级政要”、部长级官员和议会代表团、前法属共同体非洲国家使节和官员等各类政治力量进行接触，以便掌握第二中间地带的重大动向。《(驻法使馆的工作方针和任务》（1964年5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2002-02。)考虑到法国上层社会的社交传统，中国使馆将夫人外交作为接触外国政要、官员和使节的重要途径。
根据法国政府的规定和外交习惯，总统、总理和部长夫人一般不接见外国使节夫人且极少参加外国使团活动。尽管如此，驻法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还是利用当时法国国内的中国热，从访问戴高乐夫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拜会活动。除总理、国民议会长夫人外，朱霖成功地拜会了法国财政部长、新闻部长、退伍军人部长、外交国务秘书、国务部长、外长、文化部长、巴黎市长的夫人以及社会党妇女组织负责人。( 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第117—121页。)
朱霖在拜会戴高乐夫人时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夫人的问候，使“对方反应很强烈，很受感动”，她在谈话中以巧妙的方式邀请戴高乐夫人、法国外长夫人、法国新闻部长和巴黎市长夫人访问中国，所赠送的中国礼物让法国夫人觉得中国产品名不虚传。朱霖在与法国夫人的接触中发现，法国上层妇女多数支持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甚至连之前反对中法建交的财政部长和反对派参议院议长夫妇在拜会时也十分友好，议长夫人还特地到使馆回拜。朱霖发现，许多法国夫人对中国印象良好，愿意到中国使馆喝茶、看电影、参观手工艺品，也有一些夫人邀请朱霖参加她们的活动。大部分法国夫人也愿意谈政治问题，朱霖发现在与她们的交谈中“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和可资利用之处”。(《驻法使馆建馆初期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动》（1965年1月19日），中宣部编印：《宣教动态》第1156期。)显然，这对中方搜集外交信息、完成动向调查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宣传工作也是驻法使馆夫人外交的一项任务。由于长期的敌对和缺乏相互沟通，50年代后期，英法美等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诸多关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歧视，其中，“蓝蚂蚁”（Blue Ant）便是一个典型例子。1957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Robert Guillain）在英国出版的著作中首次使用“蓝蚂蚁”一词，意在讽刺中国大陆的普通百姓呆板地统一穿着蓝色衣服，暗指中国国内缺少自由和多样性 (Robert Guillain,The Blue Ants: 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 Criterion Books, 1957.)。此后，该词陆续被西方公开媒体和出版物使用 例如，1962年下半年，抵达西方的匈牙利作家帕洛斯·霍瓦斯（George Paloczi Horvath）在英国出版的书中频繁使用“蓝蚂蚁”一词。(参见George Paloczi Horvath, Mao Testung: Emperor of the Blue Ant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2；《英国出版新书：“毛泽东——蓝蚂蚁之王”》（1962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390-03。)，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而朱霖的旗袍却轻而易举地破除了法国公共媒体和部分知识分子及政要关于中国人是“蓝蚂蚁”的偏见。法国人还通过朱霖的介绍了解到中国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情况，大部分人对此表示很惊讶，并认为“外国人对中国的变化思想跟不上”。(《驻法使馆建馆初期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动》（1965年1月19日），中宣部编印：《宣教动态》第1156期。)
对“修正主义国家”夫人的宣传和分化也是使馆夫人活动的重要内容。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朱霖在与苏联大使夫人首次见面时，就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形成分歧。苏联大使夫人认为男女间的职业平等并不等于妇女解放，妇女有展现温柔美和做贤妻良母的天职和特点，朱霖以理驳斥，双方不欢而散。朱霖接着对东欧国家大使夫人进行拜会，并试探她们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看法。令她意外的是，除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外，捷克、南斯拉夫大使夫人都赞同中方主张。南斯拉夫大使夫人甚至认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以及“继续革命”理论，并表达了对本国国内诸多政策的不满。匈牙利大使夫人对中国也颇为友好，她在中国核试验后举办的一次宴会上，通过桌下握手向朱霖表示祝贺。朱霖因此与这些国家夫人成为朋友，这让中国使馆意识到“修正主义不是铁板一块”。(《驻法使馆建馆初期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动》（1965年1月19日），中宣部编印：《宣教动态》第1156期。)
中法建交增加了中国与一些亲法国家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夫人活动成为中国使馆与这些未建交国家接触的理想途径。通过友好国家大使夫人的介绍，朱霖约见了喀麦隆、马达加斯加、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未建交国家的大使夫人，受到热情接待。其中，喀麦隆大使夫人赠送本国茶叶，邀请朱霖参加非洲大使夫人的定期聚会。除了宣传中国的建设、妇女解放成就以及对外政策主张外，朱霖还向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试探建交的可能性。驻法使馆的夫人外交于60年代在巴黎建立的友谊和交际网，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甚至影响了70年代的中国外交。1971年，中国与十几个国家在巴黎谈判建交，朱霖透露当年使馆的夫人外交“起到一些作用” (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第117—121页。)。
四、结语
1966年11月，张茜以中柬友协副会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访问柬埔寨(《中柬友好代表团赴柬埔寨访问》，《人民日报》1966年11月5日。)，此时夫人外交已近尾声。不久，“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外交工作全面停滞。随着刘少奇、王光美、陈毅等人被批斗，夫人外交被视为“资产阶级残余”而遭到批判并陷于停顿。直到80年代初，夫人外交才全面恢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夫人外交诞生，新中国的夫人外交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60年代制度化和经常化的夫人外交活动持续短暂，但这段历史依旧可以给我们带来诸多的思考启示。
就本身功能而言，夫人外交能通过展现女性柔美的一面，通过具体的言行及其象征作用实现对外宣传，并以此达到改善国家形象和促进国际沟通的目的，进而在公共认知层面提高本国的外交软实力，以期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一点已被现有研究证明。本文的研究证实，新中国夫人外交具有类似的个体化和相对隐秘的宣传功能，通过私人谈话、非官方化的聚会，夫人外交活动侧面地展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妇女解放成就，改变了外界对新中国的诸多偏见。相比于传统的第一夫人外交，新中国的夫人外交具备多层次多方位的格局，可以同时进行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工作，在宣传和国家形象建构上发挥着更为全面和有效的作用。除公共外交职能外，新中国夫人外交可以在其他方面助益于国家的对外交往。夫人参与外交活动可以利用特殊的身份和优势，在发展国家友谊的同时协助搜集、传递有价值的外交信息，推动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一点在新中国驻外使馆的夫人外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主观动机的角度观察，夫人外交活动的历史体现了新中国外交具备超越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的现实主义张力，折射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不可否认的是，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革命的理念一直主导着中国外交的走向，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在外交中建立一种新型国际交往模式的结果。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新中国外交的性质是人民外交，与帝国主义国家外交和旧中国外交完全不同(《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4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24-69，长期。)。他不但主张资本主义外交不可用，甚至认为连苏联的社会主义外交也不能完全用(《周恩来对外交部全体干部的讲话》（1954年11月3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57-8-44。)。在实践中，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已经实现了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在东西方冷战的条件下，它被用来作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替代性选择而加以维护和发展。在实现替代之前，中国理论上（事实上也是）要与诸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就需要新中国的领导人和外事部门超越自身的革命意识形态去理解、接纳和掌握既有的国际外交通则和外交策略。
夫人外交缘自西方的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其本身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理念与中国外交固有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相悖，“资产阶级太太”的形象始终难以为革命女性所完全接纳。而在冷战年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常常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目标的选择以及具体外交政策工具的运用。夫人外交之所以能被新中国用来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政策工具，最大的原因在于周恩来所确定的外交工作要把握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策略。这一策略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调和具体外交政策工具与核心外交价值观（通常也是本国的核心意识形态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这使得革命观念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在具体的实施中具备了极为坚韧和厚实的内在张力。这种超越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的现实主义张力体现在夫人外交身上的结果就是在6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部门可以在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急速“左”转的情况下，依旧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观念的阻碍，对夫人外交采取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对此，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曾有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女同志穿上旗袍搞外交就是为了党的利益去演戏 (王正民：《毛泽东在新中国之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这里的利益，在本文的历史叙述中，除了宣传和国家正面形象的建构这类公共外交范畴的功能外，最主要的是指中间地带革命理念之下的国际统战目标。国际统战很好地将革命外交的目标和夫人外交的多重功能相连接，促使外事部门在中国外交完全“左”转的前夜实现了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经常化运作。事实证明，在面对中苏分裂、中国发展与中间地带国家友谊的情形下，担负对外友好交流和反帝反修斗争双重任务的夫人外交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功。
可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外事部门对夫人外交的理解和运用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带给今天夫人外交的历史启示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实现夫人外交的经常性和制度化运作，需要灵活调和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具体外交目标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长远而言，夫人外交功效的最大化需要获得相应的持之以恒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文化的支持。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871）
|
|
发表于 2024-11-8 07:24:11
发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