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南街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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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的文章和声音就从中国媒体上消失了，他变成了一个无声的政治箭靶。尽管1980年“两案审判”时，他再次出现在聚光灯下，但却一言不发，给世人留下巨大问号。直到2015年《张春桥狱中家书》的出版，人们才确认张春桥始终都是坚持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非常欣赏张春桥的，因为在当年的中国，能够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并将其清楚地阐释出来的人，大概非张春桥莫属。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一直不抱过高期待，他在好几个场合说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或类似的话，但对张春桥却不吝说出“春桥是思想家”这样的赞誉之词，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期许之深。

什么是“春桥思想”？

“春桥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中受到反复批判。那么，“春桥思想”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有两篇文章最能代表张春桥的思想，一篇是发表于1958年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另一篇是发表于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第一篇可谓张春桥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之作，因为正是这篇文章使他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以此为起点逐步进入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第二篇则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谢幕之作，一年之后他就失去了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

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即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决定性问题。）

当然，严格说起来这也不是“春桥思想”，而是毛泽东的思想，只不过张春桥对这个重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最为关注，阐释的最为系统罢了。

“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他的晚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并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的语言比较“学术”，如果翻译成通俗的语言是什么含义呢？简言之就是按劳取酬（即按劳分配）——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的分配原则，也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优越性——是一项“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即资产阶级法权。

泛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人所拥有的资历、战功、地位、学历、职称等都有可能成为其索要更高工资和更好待遇的“资本”，因此这种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表现。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分配领域里的最主要区别，其实仅仅是没有了地主和资本家，即土地食利者阶层和资本食利者阶层被消灭了。

在今天的中国，按劳分配的原则早已被“按要素分配”所取代，土地和资本食利者阶层吞噬了大部分的发展成果，因此，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很多左翼人士馨香祷祝的目标。许多人可能不理解张春桥为什么对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投以警惕的目光，觉得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极左”，其实不然。

按劳分配有什么问题？

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把按劳分配的原则绝对化，确实有可能导致“修正主义”。比如在工厂，按劳分配的原则完全可以推导出“奖金挂帅”，此后则是承包制→厂长负责制→股权激励→MBO(管理层收购)→私有化；在农村，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可以毫无违和感的推导出包产到户的小岗村道路，下一步则是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土地集中……，直至土改的成果完全丧失。因此，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沿着“按劳取酬”的路标向前走，终点都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条又短又直的路，我们刚刚走过，记忆犹新。

难怪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党内就农村是否实行“包产到户”以及工厂究竟是应该搞“奖金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进行争论时，毛泽东当即将争论的性质定义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斗争”。在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叹服一代伟人见微知著的目光和洞悉未来的远见。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按劳取酬最终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道理很简单，按劳取酬所激发的劳动热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资本增殖所激起的巨大贪欲相媲美。这一点，只要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把一夜暴富的梦想寄托于股市就明白了。

另外，按劳分配诉诸的是人们的私心，在价值引导上极易发生偏差。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在实践中，由于“得”变成了“劳”的目的，“劳”变成了“得”的手段，“劳”和“得”的关系也会逐渐发生变异，由“多劳多得”，变成追求多得少劳、不劳而得。传统社会主义是一个公有制社会，价值观上要求人们一心为公，如果私心渐盛，那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腐蚀将是破坏性的。

为什么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按劳取酬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隐患，但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囿于各种因素又不得不将其作为主要的分配制度，怎么办呢？这让甚至有能力扭转乾坤的毛泽东也感到为难，认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限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获得了张春桥的热烈拥护。

由于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依靠土地和资本发财，因此地位和“知识”就成为最主要的“资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主要就是要限制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规模实验，张春桥的倾情投入，使他成为这两个阶层死敌，也是他在文革失败后不能幸免于“千刀万剐”的主要原因，而原本应该享有国父尊崇的毛泽东，也被标定为犯有“严重错误”，至今为精英所切齿。

简言之，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作为一对互相矫正的制度安排同时存在，才能保证制度的稳定——否则的话，则要么是苏联式解体，要么是中国式改革开放。

如何才能有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在“春桥思想”中也有两种，一种是制度性的安排，即恢复供给制，再一种是非制度性的安排，即主要靠在“斗私批修”、“人的思想革命化”等基础上的自我限制，如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军衔、主动降工资，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不加薪，以及提倡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等。

供给制的积极意义

这里重点说说供给制。在革命战争时期，供给制是组织上对所有参加革命的人员实行的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供给范围包括个人的衣、食、住、行、学习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贴，还包括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的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供给制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形式，带有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短暂的过渡之后，供给制被取消，改为薪金制。

在革命战争时期，供给制所体现出来的“每个人都是革命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精神，极大地调动了亿万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人的献身革命的积极性，尤其是那些被俘、起义的国民党军士兵，参加解放军后有一种进入新世界的感觉，焕发了极大的战斗热情。

供给制由于不能用“多劳多得”的承诺来激励，所以最主要的激励机制就是全体共同体成员高度的政治认同和领导干部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供给制对共产党/先锋队的要求极高，如果先锋队做的不好，供给制的制度安排看上去就会像是一种欺骗。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解放军进了城，面临着新的复杂形势。一方面，城市生活远比农村复杂，供给制很难满足五花八门的城市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当时仍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出于维护统一战线的考虑，毛泽东同意取消供给制，改行薪金制。但供给制所体现出的平等精神，在供给制下革命队伍的全体成员团结一心干革命的精神，都使得毛泽东深深留恋。所以在1958年，当他看到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批驳当时流行的贬低供给制的言论，主张恢复人人平等的优良传统时，其击节称叹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不仅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亲自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现在，供给制被高度政治化了，似乎一提供给制就是“极左”，其实不然。就本质而言，供给制是共同体（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国家、军队抑或是企业、氏族、村社等等）向共同体成员提供的保障，现代国家的社会福利就是供给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因为都具有凭借身份就可以免费获得的基本特征。

在文革期间，张春桥虽然相当钟情于供给制，但他也清楚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无可能恢复供给制，在他政治上的谢幕之作《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张春桥心有不甘地写到：“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一年之后，毛泽东逝世，张春桥被“粉碎”，“春桥思想”也被贴上“极左”的标签，沉没于历史最隐秘的角落，似乎永远不可能为世人所知了。

南街村道路的启示

不过历史的最奇妙之处就在于永远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春桥思想”虽然不再被人提起，但确实在中国的一块土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个地方就是中外知名的南街村。

我常常感叹，南街村的“班长”王宏斌生不逢时，如果在毛泽东时代，以他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政治地位不会低于陈永贵。而且，陈永贵带领大寨大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政治大气候是非常有利的，而王宏斌带领南街村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时，政治潮流却是分田单干。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王宏斌是生也逢时，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王宏斌在政治逆境当中，用自己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集体经济的道路才是农村繁荣的康庄大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贡献甚至比陈永贵还要大。

说王宏斌的实践受“春桥思想”的影响，并非空穴来风。2000年4月18日，王宏斌在全国扶贫研讨会代表参观南街村后，有一个汇报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回想1975～1977年那三年，我王宏斌在临颖县红得发紫，县委通报全县青年学王宏斌，不当工人回乡当农民，当生产队长产量一年翻番，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年年评先进少不了王宏斌。”1975年，正是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国掀起学习理论热潮的一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属于王宏斌的政治初恋，深刻地塑造了他思想，但他应该没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才获得了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

关于南街村如何富起来的，这里就不多说了，对外界来说，南街村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分配制度。目前，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其中工资占30%，供给部分占70%。村民们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购物券、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按照王宏斌的设想，以后工资的成分会越来越小，供给的成分会越来越大，供给的档次会越来越高，“最终让每个南街人富得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也就是说，最终的目标是要实行完全的供给制。

有人说，南街村是靠剥削1万多名外来工致富，这是恶意造谣。实际上，南街村在分配上是向外来工倾斜的，相同工种，外工工资要比南街村籍的职工高出20%—30%。南街村村民和外来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供给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村民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一员而享受的保障，并非劳动报酬。

南街村之所以能够有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然关键的因素是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南街村的资产规模已达十几亿元，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经营者持大股”之类的分配方式，王宏斌早就应该是亿万富翁了，但是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的干部一直都只拿250元的工资。王宏斌说，之所以定成250元，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要做“二百五”那样的人，发挥“二百五”精神，拿出“二百五”的干劲，做“二百五”的傻事。就王宏斌个人而言，他掌管着26家企业，爱人却在宾馆最累的洗衣房工作；其他村民都住进了现代化的小楼里，而自己却住在平房……有了这种精神，南街村就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共产主义小社区”。

这里顺便要说一句，如何评价南街村的成败？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南街村的内部关系有没有发生变化。在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南街村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自己定义为外圆内方。外圆，就是要以一个企业集团的身份和市场接轨，非如此不能生存；内方，就是内部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如果有一天南街村万一真的像南方系媒体炒作的那样“资不抵债”，是不是就意味着南街村道路失败呢？我要说：只要那时南街村的内部关系没有变，南街村道路就没有失败。“资不抵债”只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南街村失败，而南街村道路承载的社会主义理想并没有失败。这个道理，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失败是一样的。

最后胜利属于社会主义

追求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人类亘古以来从来不曾放弃的梦想，而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为平等的制度安排。冷战结束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都被贴上了“空想”、“疯狂”的标签，不允许人们深究，但实际上，即便被认为是最最“极左”的“春桥思想”，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理性思考的产物，而南街村的实践则表明，只要能够有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平稳高效运行。资本主义不会万古长青，最后胜利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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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

只有你还把那几个干部认定只拿二百五十块钱，中央为什么不把全国村镇都办成南街村呢， 至少就解决了村镇的贪腐问题了， 现在贪腐之风越演越烈，整治贪腐越来越难，有这么好的办法不用， 难不成中央其实并不想反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