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论“和平民主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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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平民主新阶段”

王年一

林彪、“四人帮”诬陷刘少奇同志提出过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可是，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今天我们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先让我们看看那些历史的渣滓是怎样给刘少奇同志横加罪名的。
最早提出刘少奇有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是曾经名曰“左派”、实为历史小丑的戚本禹。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说：刘少奇“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
接着，那个“理论家”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还说：“毛主席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是针对党内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
此后在报刊上常常可以见到这类的所谓批判文章。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和其他重要文件中，继续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刘少奇个人提出的路线吗？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吗？历史回答：不是。这一提法和类似提法，都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确定的。它是当时我党对广大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正确反映，是我党力争实现的一种局面。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中国人民的要求。报告指出中国人民在战后的基本要求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成立正式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所谓“联合政府”，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组成的政府。党的“七大”批准了这个报告，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了战后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
在抗战胜利前后，我党一再指出：新的内战将是一场灾难，中国人民必须制止内战，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废止，民主联合政府应该成立。
研究这一段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是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其中最重要者为：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在宣言中声明，愿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八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时期的路标——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社论说：“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社论指出中共中央宣言的重大意义：“它提出了行将到来的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民主、团结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基本口号。”
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指出：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到重庆进行和谈。此行举国欢腾，中外称庆。我党同意和谈，目的是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在八月二十三日以后，类似“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或有关的提法，屡见不鲜。事实足以说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刘少奇个人提出的路线。
在一九四五年，刘少奇仅在一个报告里讲过“和平建设阶段”。他说：“中国抗战阶段结束了，接着来的也可能是和平建设阶段”，“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希望和平，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但是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并不废止自卫”。“总起来看，国际上反对中国内战，希望和平，我们力量强大，人民反对内战，蒋介石内部矛盾很多，……再加上我们的正确政策，毛主席亲自去重庆谈判，他（指蒋介石——引者注）一定要打，很难打起来，所以和平有实现可能。”这些言论，体现了党的“七大”的精神，阐明了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有人抓住报告里的“这次蒋介石是真正要商量几个问题”和“美国也不愿意中国打内战”加以批判，完全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只要看看紧接下去讲了些什么，就知道无可非议。当时中共中央在内部文电中确有这类说法，毛泽东也有类似说法。
中共中央宣言的核心是“和平、民主、团结”六个大字。经过八年离乱，全国人民最强烈最殷切的愿望就是要和平，要民主，要团结；而蒋介石一意孤行，要内战，要独裁，要分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战后建国的根本方针，就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可以暴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双十协定》上写上了“和平建国”，好就好在这里。毛泽东说得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
我党力争和平，但是从来没有幻想和平；我党反对内战，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党的“七大”就要求作革命的和平发展和非和平发展的两手准备，唤起人们注意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在抗战胜利来临之际，中共中央非常清醒，确定了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果断地进行了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八月十日、十一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就是坚决进行斗争的明证。不放弃对于和平的争取，立足于战争的准备；力争和谈成功，绝对不依靠和谈；和谈达成若干协议，也绝不把纸上的东西看成现实的东西。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即新华社播发《双十协定》之日，中共中央在党内作出指示：“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中共中央作出过一系列内部指示，要求加紧练兵，加强战备，并且确定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为各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全年的中心任务。
刘少奇对战争的态度如何？吴老（玉章）在《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载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工人日报》）中说：“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
（他当时代理主席的职务）就提出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见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对我兵力和作战方向作了战略部署。全国战略方针的制定，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着。刘少奇不是搞什么“投降主义”，而是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分贡献。
“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它不是什么“投降主义路线”，而是我党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估计，并且是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个武器。
在《双十协定》签订以后，我军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英勇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也高涨起来。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两方面都失败了，不得不按照《双十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同日，双方分别下达停战令。中共中央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由毛泽东主席签署）中说到：“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协会议开幕。一月三十一日，政协第十次会议通过五项决议，政协会议闭幕。按照协议，在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必须立即改组政府。
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概述了政协会议所获得的结果，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指出：一切决议尚待实行，距实现彻底民主化还很远，英美大资产阶级和中国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中国革命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国民党军队仍有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应严加警惕。各地要开展大练兵，以练兵、减租和生产为三件中心工作，做好敌人破坏和平的一切准备。这个指示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经中共中央通过，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刘少奇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曾被诬为“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的报告，事实上是解释中共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其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与中央指示并无二致，一些重要提法（如“中国就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在文字上也与中央指示相同。刘少奇严于责己，一九五四年二月在《我的自我批评》中说，“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作了检讨。严格讲来，报告确有缺点，但是说什么刘少奇制造了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说什么
“毛主席坚决地反对了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更纯系子虚乌有。
中央二月一日的指示，是对政协决议基本上作了肯定，对政协决议的精神作了阐明，适应政协作出决议这一新情况，要求党内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它还着重指出不能放松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三大中心工作——这些都是战争的实际准备。
中共中央二月一日指示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在里面找不到“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子。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中共中央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坚决地放弃了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刘少奇随之抛弃了这个估计），而且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和十月三日《解放日报》社论里明确作了表示，这正是中共中央正确英明之处。
一九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报告，讲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其中一些话的大意是：当时分析有可能搞一个时期的和平民主。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中共中央文件上也讲得清清楚楚。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蒋介石有四项诺言，政协达成了五项决议，我们不能硬是一点也不相信。蒋介石答应了一些，我们应该做些文章。估计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力争和平，以练兵、减租、生产为三大任务，完全正确。反对这个估计是事后诸葛亮。从全国来说，确实有个和谈阶段，这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自卫战争的准备阶段。周恩来同志的这番话，符合历史事实。

（摘自《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