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蒂：毕竟皤然一书生（关于周一良）

reading

毕竟皤然一书生

培蒂  

（一）星殒朗润园


　　中国史学界泰斗周一良先生于十月二十三日清晨在睡梦中去世，守在病榻旁的儿子们没有听到一点动静。二十二日晚，周先生是看完了凤凰卫视播出的《张学良传》才就寝的。周一良先生就这么安详地走了，享年八十八岁，是米寿。
　　周一良先生的夫人邓懿于二零零零年病逝，葬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座公墓里。那里原是“东北义园”，种满了桃树。大理石的墓碑上刻着“泰山情侣”及周一良和邓懿两位先生的名讳，底座上有家人撰写的对联。
　　周先生晚年患帕金森病，右手颤抖不能握笔。八十六岁上又摔倒两次，造成左右股骨的骨折，卧床许久。后来靠轮椅代步，有人搀扶时，可以勉强走路。虽然这样，他直到临终都头脑清晰。今年国庆节期间，他把周家三十多人召集在“无名居饭庄”聚会、合影，可谓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团聚。他的四个儿女难得一同由美国、天津到北京看望父亲，他先安排全家到万安公墓西静园给他父母扫墓，又率领儿女为邓懿扫墓。这是他想做的三件事，都做到了。
　　还有什么想做的？儿女们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的周先生想了想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快上天堂了，祇是从没去过苏杭，希望能去看一看。”可是医生不同意他出远门，苏杭之行未能实现，这可能是他唯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了！
　　去年，他从朋友那里听说我在《星岛日报》上有一个专栏，便要求看看我的文章，尤其是我写的我外婆俞氏家族的故事。我给他寄了去，他于八月九日亲笔给我回了封信。在别致的信纸上是他歪歪扭扭的字，最后有一方图章：“一良左手”。原来周先生是用左手写的字！他对我夸奖了一番：
　　“一口气看完寄来的文章，甚为佩服。清新隽永，尤善于刻画人物。没想到西语系出身能有如此文采！……目前国内开始时兴写文化世家，已出了《新会梁氏》、《德清俞氏》等三本。我想，《山阴俞氏》也应写，而你是最合适的作者人选，因为海峡两岸你都了解。望来信！我是：不能（非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
　　承蒙先生错爱，我又写过信，寄过文章给他，以报他“爱书来”的企盼。他没有再亲笔覆信，而是嘱在纽约的次子启博不断给我寄来他的近作复印件，我知道先生惦记着我，已经很感动了。豆腐块的专栏，我还在写。若说写什么大部头著作，我有自知之明，无此打算，但缺乏胆量对周先生明说。想不到周先生竟与世长辞，即便我鼓起勇气写《山阴俞氏》，也不能再就历史问题请教他了！北大燕园上空又殒落一颗明星；朗润园里，又熄灭了一盏灯光！


（二）“泰山情侣”


　　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第一次教研室会议上便认识了邓懿先生。我们那个年代，无论男女老师，一概称“先生”，以示尊重。我怯生生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知道面前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竟跟他们共事，能不悚然？一位中年老师发言时，我留心观察了她：这是位美丽端庄的妇人，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字正腔圆。后来知道她的名字是“邓懿”，跟我母亲同名。不仅如此，她跟我母亲也有同样的遭遇：在派出所登记户口时，户籍警嫌那“懿”字难写，索性写“一”，于是变成了“邓一”。
　　同事们还告诉我，她是历史系副系主任周一良先生的夫人。周先生在他的自传《毕竟是书生》里对他的名字“一良”解释道：“良”是家族排行名；“一”是他父亲周叔弢取自《说文解字》中“惟初太极，道立于一”中的“一”。“邓懿”变“邓一”，夫妻俩倒同名了！
　　渐渐地，我知道了更多邓懿的故事：她父亲邓镕（一八七二 ─ 一九三二），字守瑕，四川成都人，是有名的律师。邓懿一九一四年生于北京，一九三二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后来保送燕京大学国文系。（怪不得她祖籍四川，却说得一口京片子！）她的大学毕业论文《纳兰词研究》得到导师的好评。当时燕京仿效美国，也有“斐陶斐荣誉学会组织”，名称取自三个希腊字母，意思是德智体。毕业生中成绩优异者可被推荐成为会员，并获“金钥匙”，邓懿和周一良先生都有此殊荣。邓懿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为研究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的夫人、著名航空航天学家陆士嘉第一次看到邓懿时赞叹地说：“什么是大家风范？邓懿就是大家风范！”可见邓懿的风度不一般。
　　周一良原是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一九三二年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第二年春天，燕京的学生们组织到泰山、曲阜旅行。同学们在泰山顶上的玉皇岭过夜时，周一良的钱包和大衣被窃，次晨祇好狼狈地裹着棉被向同学借钱。国文系一年级的邓懿慷慨解囊相助。自此，两人成了恋人。一九三七年春订婚，一九三八年在天津结婚。燕京同学们认为他们定情在泰山，便称他俩为“泰山情侣”。这个浪漫的称呼，如今镌刻在他们的墓碑上。

（三）留美归国

　　一九三九年秋，周一良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从上海坐邮船到美国留学，邓懿和初生的儿子留在了天津。两年后，邓懿也有了赴美的机会，在哈佛大学女校学习了一个时期，便在哈佛远东语文系任教。一九四三年，赵元任先生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在哈佛开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专门训练美国陆军士兵掌握中文。赵先生挑选了几位北京话标准的留学生作他的助手，邓懿是其中一位。她在赵元任的熏陶和培养下，对用英语教外国人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她后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五年，邓懿在波士顿又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周一良刚刚得了博士，便给儿子取名“启博”。（这两年负责跟我联系的就是这位老弟，他已在纽约定居。）
　　一九四六年，周一良先生跟哈佛大学的合同期满，他自己说：“去国已八个年头的我，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偕妻挈子奔返祖国了！”周一良先受燕京大学之聘，在国文系任副教授，邓懿留在天津，两地分居诸多不便。后来周一良转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在外文系教授日文，并有了住房，便接邓懿和三个儿子来京。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周一良转入清华历史系，专门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并任历史系主任。这时，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友好”国家派留学生到中国来要求学习汉语，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创设“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邓懿负责教学工作。她从赵元任先生那里学到的本事正好派上用场，便亲自编写教材，安排课程，培训年轻教员，连如何批改作业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开课后，她以身作则开办“公开课”，让大家来听她的课，切磋教学艺术，提高教学水平，“专修班”越办越好。
　　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使周一良和邓懿都成为北京大学的教师。周先生任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清华的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邓懿任教研室副主任。那批东欧学生毕业回国后，多数担任了外交官，也有人成为汉语教授或研究人员。邓懿先生的谆谆教导，他们一直铭记在心，常常给她写信，驻北京的外交官还常常看望她。
　　一九五三年，邓懿生下一个女儿。在三个儿子之后，来了女儿，如愿以偿，取名“启盈”，跟我们湖南人叫最小的孩子为“满”一个意思。启盈乳名“小妹”，受到全家的宠爱。

（四）政治风波

　　邓懿先生主持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对外汉语教材，有系统的语法，有丰富实用的词汇，听、说、写、读面面俱到。这本教材的成就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堪称首位，教科书沿用了十多年。她创建的语法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其它国家的汉语教学。邓懿先生的功劳应永载史册！
　　邓懿生性耿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为私利说些取悦于人的话。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想法，邓懿给当时的领导提了不少意见，险些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被冠以“漏网右派”的帽子，百口莫辩。加上“组织上”调查出她的胞弟邓宝善自一九四七年便在台湾，在政治上对她越发不信任。六十年代初期，她被迫离开了自己呕心沥血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调到西语系公共英语教研室，我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她。
　　担任公共英语教学，每个人要教三个班，每个班少则二十人，多则三、四十人，仅是课后批改作业工作量就很大，晚上还要求老师到学生宿舍辅导，回答学生的疑难问题。每星期教研室和系里还有两个下午的“政治学习”，负担不可谓不重。邓懿先生当时已年近半百，还跟我们青年教师一样工作。他们一家住在燕东园，常见她骑一辆已不再新的女单车，穿行在校园里。
　　一九六五年，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掀起“开门办学”的热潮。要求师生“走出燕园，走出北京，跟工农相结合”。历史系决定将一、二年级的学生“拉”到北京郊区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建立“教学基地”。开学后，历史系派了十来位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带领这几十个学生奔赴太平庄，同时“配备”了外语和体育老师，还有炊事员、医生等等。我被西语系委派担任英语教学，于是有了一段跟历史系老师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教学的难忘生活。（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叫窦春起的，有一副很好的嗓子，曾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解说，现在是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动”，北大掀起“开门办学”的热潮。要求师生“走出燕园，走出北京，跟工农相结合”。历史系决定将一、二年级的学生“拉”到北京郊区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建立“教学基地”。开学后，历史系派了十来位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带领这几十个学生奔赴太平庄，同时“配备”了外语和体育老师，还有炊事员、医生等等。我被西语系委派担任英语教学，于是有了一段跟历史系老师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教学的难忘生活。（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个叫窦春起的，有一副很好的嗓子，曾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解说，现在是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
　　教师中，我年纪最轻，他们叫我“小郑”，常跟我开玩笑。我认识了历史系的骨干教师张芝联、宿白、张传玺、李克珍等等。李克珍成了我的好朋友，她是湖北人，跟我一样爱干净，也爱吃辣椒。她的丈夫田余庆是我湖南老乡，叫我“细妹子”。学校和历史系的领导也不时到太平庄“视察”，因为路远，常常留宿。记得周一良先生也到太平庄来过，喜欢找我聊天。跟我们女教师住在一起的还有北大党委的负责人彭佩云，她来北大以前是北京市委分管高等院校的，个子很矮，非常朴素，说话慢条斯理，不大开玩笑。我听出她的湖南口音，一问，果然是湖南人。（近年她的地位越升越高，烫了头发，人似乎也漂亮了。）

（五）文革初起

　　一九六六年三月初，太平庄下了一场大雪，大家啧啧称奇──哪有三月还下雪的？又有一天正上课时，地动屋摇。是地震！我们带着学生连忙跑到空旷的地方。这些自然界的怪现象都不足以影响我们的“开门办学”，我们还到附近的村子里“访贫问苦”，回来用英语作总结。
　　历史系老师们传阅着一本《燕山夜话》，三位作者联名“吴南星”，其中一位是北京副市长。我也找来看，非常欣赏三位作家的文笔，欣赏他们借古喻今的手法，鞭笞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谁知，五月初开始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批判《燕山夜话》，暗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惊魂未定，彭佩云又被星夜召回学校，大家传说，她是北京市委派到学校来的，恐怕有干系。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的大饭厅墙上贴出一张由七人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要干什么？》为首的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他们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立刻引起了北大两派人的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消息传到太平庄，大家无心上课，急于回校看个究竟。六月一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仅广播了大字报全文，还附上“编者按语”，称它是“马列主义大字报”。过了两天，学校派车到太平庄把全体师生接回学校，我狼狈地收拾了准备“长期扎根农村”的全部家当，挤上汽车，就这样结束了“开门办学”。
　　回到燕园，大吃一惊，平时幽静的校园成了一个大集市！到处是自行车，到处是人群。据说从六月一日起，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赶庙会般涌进北大。不仅如此，大、小饭厅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各种颜色的纸张，各种大小笔体，用流淌的墨汁发表着自己的想法。因为被“上面”肯定了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人们就歌颂它，揭发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罪行”。大字报的海潮渐渐蔓延到学校的布告栏，就是人们称为“三角地”的地方。
　　这就是由北京大学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它顷刻之间燃遍了全中国，开始了“大串联”、“文攻武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整整十年的苦难。学生们成立了“红卫兵”，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他们要“破四旧”，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停课闹革命”。北京大学瘫痪了，老师们人人自危。

（六）牛棚岁月

　　近来香港出现一个“牛棚书院”，一些“新新人类”也侈谈什么“牛棚文学”，甚至以为养牛的茅圈便是“牛棚”。祇有真正被关过“牛棚”的人，才能体会这两个字的辛酸。我年纪轻轻，便“躬逢其盛”，在北京大学的“牛棚”里度过一段地狱般的日子。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当时并没有叫开。聂元梓们称之为“劳改大院”，群众称之为“黑帮大院”。地点是进西校门左手位于民主楼和外文楼后面的三排教室，同学们称为“外平”的，是“外文楼平房”的简称。现在要去“凭吊”牛棚遗址已经不可能了，那里矗立起一座恢宏的大楼，叫“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可是我仍常常在噩梦里见到那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劳改大院！
　　“牛棚”一词源于关在里面的“犯人”是“牛鬼蛇神”。北大的“牛鬼蛇神”包括校系领导人，德高望重的教授，尤其是留学回来的老教授，“历史反革命”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我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讲过江青曾跟我表舅黄敬（俞启威）同居过。对立派“新北大公社”一个同事揭发我跟她讲过这事，即便我是文革前几年讲的，仅仅因为我参加了反聂元梓的“井冈山”派，他们必须打倒我来削弱井冈山的势力，便一口咬定我是“造谣”。红卫兵们等我把儿子一生下来，就跑到家里来抓人，将正在吃奶的婴儿一把扔开，当着我婆母的面推着我踉踉跄跄下楼，一卡车的“小将”们把我押回北大。
　　在受过各种审问和污辱后，我被关进了牛棚，从此失去了自由和人格。我父亲、母亲、弟弟都受牵连，分别被“隔离审查”，因为世敏远在西藏，婆母祇好带着嗷嗷待哺的初生孙儿回到广州。我带着洗漱用具，换洗衣服以及简单的铺盖，被押往牛棚。我才发现：外平的教室用苇席给圈了起来，以民主楼为“指挥部”，在民主楼和外文楼之间建成了“大门”，有“监改人员”日夜把守，他们是各系挑来的学生，也有学校庶务处乃至图书馆的工人，都是“铁杆”保聂派。
　　我给分配到最西边的那一间，“室长”是地质地理系的党总支书记陈凯。她一见来了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年轻教师，便把她的铺盖挪了挪，叫我睡在她旁边，挨着墙。同一个房间的有北大一些党政负责人，包括彭佩云。我意外地见到邓懿先生跟我同屋，牛棚纪律规定不许彼此交谈，她祇跟我点了点头。
　　我们都睡在地上，祇铺了点稻草，夜晚砖地的凉气直袭脊背。成群的蚊子在耳边飞舞，好象也仗势欺人，我被咬得体无完肤。记得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地上望着破窗外的夜空，流着泪，思念刚出生的儿子，思念远在西藏戍守边疆的丈夫，不知何时才能熬出头。

（七）地狱熬煎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驱赶到院子里排队、训话。监改人员先把我们臭骂一通，然后打开“红宝书”，要求我们当天背诵哪几页哪几段“毛主席语录”，晚上收工时检查，接着分配当天的劳改任务。散队时，我偷偷瞄了男“院士”们（既然是劳改大院，那我们都应当是“院士”啰！），不仅见到我熟悉的东语系、西语系的老师，还看见周一良先生，他已满头白发，似乎瘦了一圈。
　　周一良的罪名很多：“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和“美国特务”。邓懿的罪名是“漏网右派”、“美国特务”和“周一良的臭婆娘”。他们共同的罪名“美国特务”是因为他们曾在美国参加过训练陆军的专修班。夫妻双双被关进牛棚，根本原因是周一良先生参加了“井冈山”这一派，反对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
　　我们在劳改大院，不许私自交谈，不许抬头，不许翘“二郎腿”。无论跟监改人员说什么，首先要喊“报告！”才可以说话。（我获得自由后很久，还改不了这个习惯，在家里说话也先喊“报告！”妈妈陪着我掉泪。）红卫兵常常“提审”，或者押我去开批斗会。他们揪着我的辫子，强迫我弯腰，那是当时流行的“喷气式”，我回到牛棚就把辫子剪了，以免下次再给揪得生疼。
　　夫妻一同关在劳改大院的不多，而且不许交谈。有一次大概是家中有急事，必须商量，周一良和邓懿就在监改人员的监视下，站在院子里面对面低着头匆匆谈话，他们说什么，那几个围在他们身边的监改人员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祇有从房间里偷偷望着这一对学富五车的患难夫妻，替他们难过。
　　监改人员兴之所至就折磨人寻开心。一日天气炎热，他们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树下乘凉，叫我和朱光潜先生接了水一盆一盆泼洒在土地上为他们解暑。给我们派这“轻活”，因为我刚生完孩子，体质很差；朱先生是西语系的教授，美学界的权威，白发苍苍，瘦弱不堪。红卫兵们甩着打人的皮带问他：“老家伙，想怎么死？上吊有绳子，抹脖子有刀子，你要哪样？”我十分害怕，祇见朱先生照旧泼水，好象没听见，使我既感且佩。
　　又有一次，是中午，不知邓懿怎么得罪了监改人员，他们不许她吃饭，叫她到院子当中罚站，并且强迫她仰着头直望太阳，不准低头，不准眨眼。邓懿本来高大，因为瘦了，衣服仿佛“挂”在身上，脚下是一双黑布鞋。那天她在毒日头下站了很久，并不求饶，那倔强的模样，叫我至今难忘。

（八）百般受辱

　　我们的劳动项目很多，最多的是拔草，分成小组，在校园各处拔野草。外面到北大来“串联”的人就像看野生动物一样围观，他们有权利问我们的姓名和罪行，有权利对我们拳打脚踢。几个月下来，又不许回家，我没有机会洗澡洗头，祇在民主楼后临时安装的水管那里接点凉水随便擦擦一身的臭汗。我们这群人排队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要掩鼻而过。身上脏，我们尚可忍受，最难忍受的是精神上所受的污辱。
　　除了每天早晨的训话，每天晚饭后，监改人员还要叫我们在院子里排队训话。训话的人不固定，但是有共同的内容，就是极尽污辱折磨之能事。他们站在队伍前面一个小讲台上，开口就是：“牛鬼蛇神们，乌龟王八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蚊子开始肆意地咬我们，不知从哪里钻来的孩子们走进队伍向我们啐唾沫，我不祇一次地被一个女孩狠狠掐过，因为她父母跟我不一派，她还嫉妒我曾主持过大礼堂的春节晚会。
　　劳改大院的四周是小山坡，在黯淡的灯光下，影影绰绰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没有孩子们走进院子的勇气，却又压抑不住好奇心。监改人员有了“观众”，越发得意。他们会随便揪出一个“罪犯”来，叫他背诵当日指定的毛语录段落。稍有“磕巴”，就是一顿毒打。他们没有揪我出来背，知道我能背下来。他们专门跟老先生过不去，尤其是国外回来连中文都说不好的老教授。教过我的徐锡良老师是美国华侨，因为爱国，全家投奔祖国。他的英语口语非常好，跟美国人没有不同，可是他讲中文有困难。他总背不下来，便遭毒打，还叫他头顶一碗水在搓板上跪着……徐先生从劳改大院放回家不久就溘然长逝了。文革一结束，他悲苦的妻子带着成年的儿女又来到了美国。
　　劳改大院的监改人员有些是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肯定不好，便迁怒于教过他们而又不给好分数的老师。我认得的教公共俄语的王家福，是个严格的老师，常常被生物系的一个学生“提审”，王老师被打得脸肿不能说话，浑身青紫。夜晚，从“刑讯室”常常传来监改人员的怒吼声，清脆的耳光声和皮鞭、棍棒的声音，还有受刑者悲惨的叫声。
　　一九六八年底，上面看到北大两派斗得不可收拾，便派了“毛泽东思想工、军宣队”进驻学校。我作为两派第一批被交换的“俘虏”，获得了自由。周一良被押回历史系“监督改造”，邓懿因身体不好，放回了家。自此结束了“牛棚”里暗无天日的生活，可以抬起头走路了。但我背的“政治包袱”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卸下。

（九）劫后余生

　　一九六九年，北大、清华两校师生员工下放江西农场，我被派到机务连开拖拉机，暂时脱离西语系。第二年开始“复课闹革命”，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不用通过任何考试，全凭“推荐”。英语专业来了不少穿著军服的陆、海、空学员，邓懿负责教陆军快班。上课就在农场的草棚里，所以又叫“草棚大学”，因陋就简。邓懿还是不改她认真的作风，学员们没少给她气受。
　　一九七一年，全部人马又撤回北大，邓懿担任了朝鲜和越南留学生的英语教学，这些人没经过什么“文革”，对老师十分尊敬、爱戴。他们学成回国时，拉着邓懿的手，依依话别，泣不成声。邓懿又一次体会到当老师的幸福。但她念念不忘的是对外汉语教学，总希望有一天重返她喜爱的工作。教了二十多年英语，在她年逾七旬那年，经副校长朱德熙力争，终于调到北大“对外汉语中心”，并升为教授。她主编的《汉语初级教程》，现在东西方各国争相使用。
　　“泰山情侣”墓前的对联，有上下联。下联是：“对外汉语虽非显学，教师教生教书教人，鞠躬尽瘁，多少国桃李芬芳。” 表达了对邓懿先生的评价。
　　一九七四年一月，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周一良被指定在会上讲些历史典故，名为批判林彪和孔子，他哪里知道江青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他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学识总算派上了用场。不久，成立了“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用笔名“梁效”在中央各报发表文章，周一良是“梁效”的成员之一，他学识渊博，凡有学术或历史上的问题，他都能查明出处，圆满解答。
　　谁知“四人帮”一倒台，“梁效”这一段工作成了周一良的新罪行。他又一次失去人身自由，又一次被隔离审查。人们对江青之流恨之入骨，对“梁效”的“助纣为虐”也更加义愤填膺。在首都体育馆的一次万人批判大会上，
我远远看到须发皆白、骨瘦如柴的周一良，作为陪斗，跟“梁效”负责人迟群、谢静宜站在一起。“梁效”的批判和审查，到一九七八年才结束。对全中国人民来说，文革十年苦难，对周一良来说，前后整整十二年！
　　回首往事，周一良感慨地说：在文革这场灾难中，几乎人人受骗，他自己信了“神”，也上当受骗。对于迫害过他的人，他表示原谅，因为他们也信了“神”，才受了骗。他说他从来服膺这样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十）含笑九泉

　　周一良甫出生母亲就患急病逝世，他的父亲周叔弢当时很年轻，不知所措。幸而有一对德国夫妇把嗷嗷待哺的婴儿抱回家里用牛奶喂养，周一良才能活下来。周叔弢又先后娶过两个妻子，一共十个儿女，周一良始终是大哥。父亲教导他：“人能笃实，自有辉光”，周一良按这个原则为弟弟妹妹们树立了榜样。
　　周一良先生幼时进学得干嘉朴学的熏陶，青年时代又受欧美史学的浸润，功底扎实，造诣深厚。他通晓日文、英文，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佛学、朴学、敦煌学、中国历史、亚洲史等等，确实是一代史学宗师。他著作等身，多收入五卷本《周一良集》及《周一良学术论着自选集》当中。例如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对《三国志》、《晋书》、《宋书》、《周书》、《隋书》等十部正史中的人物、事件、典籍、制度、用语等疑难问题作了缜密的考据与准确的阐述，成为中外史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读著作。
　　一九八零年以来，周一良先生先后担任过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编委等等学术职务。他的学术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到各国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专题，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的实力和丰采。他在北大数十年，悉心培养青年教师，指导研究生，为国家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史学专业人才，桃李满天下。
　　我一九八四年去国后，跟两位先生联系就不多了。从朋友那里常常听到他们二位的消息，知道他们搬到了朗润园。周一良先生在回顾往事时说：“毕竟一书生”应当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们夫妇在潜心钻研学术的同时，也成功地培养了四个儿女，他们都成家立业，孙辈也茁壮成长。邓先生去世后，周先生曾寄给我一张照片，是他去年七月在“泰山情侣”的墓前拍摄的。他满面带笑，穿著白色“T恤”，捧着一盒巧克力，并告诉我：“请老太太吃美国巧克力，上供也有人情味，非迷信也！”巧克力是他在康奈尔读书的外孙思萌由美国带给外祖父母的。
　　墓碑上镌刻的对联，另一联是：“自古文史本不殊途，同学同事同衾同穴，相依为命，数十载悲欢难忘”，正是周一良和邓懿夫妇一生鹣鲽情深、甘苦与共的写照。
　　周一良和邓懿两位先生对中国、对北大的贡献，山高水长，名垂青史。我能结识他们，三生有幸。他们待人宽厚，诚恳谦虚，淡泊名利，奖掖后学，是我的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心中。


https://zggds.pku.edu.cn/zxgk/qbxz/zyl/0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