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祥：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五二〇”事件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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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五二〇”事件实录

王增祥

　　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农一团九连，发生了一起针对普通军垦战士、支边青年的的屠戳事件。自始至终，由军管当局和团革委会一手策划和指挥。９人被射杀、暴殴致死，另有多人致伤、致残，事后被施以酷刑，或被投入大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五二〇”事件。——原编者注

　　一

　　黎明前时刻，各个“参战”连队都风尘仆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先后赶到了预定地点。因为各个连队驻地离目的地的距离远近不一，为了使大家能够基本都在预订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当初革委会和军管组联席会议制定方案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要求各“参战”连队带队负责人事先要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亲自到现场踏勘，一是熟悉分配给自己连队位置所在方位的地形地貌，以免黑暗中出差错；二是测算从自己连队驻地到达目的地所用的时间。不然到达的时间不统一，形不成严密的包围圈，就有可能使“敌人”事先发觉，从后到连队的缺口转移或者逃窜，使这次精密设计杀戮行动不能取得完满、彻底、干净的“胜利”。

　　毕竟不是经过正规训练的部队，各连队的“参战”人员到达指定的位置后，说话的、吸烟的、小便的，场面一片混乱。他们手中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长矛、钢叉、大棒、铁铣，好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赤卫队。

　　几名通讯员分别在各个“参战”连队通知带队负责人到临时指挥部开会。临时指挥部设在距九连营房５０米处一片小土包上。这个位置是几天前团里的头头和军管组长以检查麦子出苗情况为由，亲临九连周围“侦查”后选定的。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团参谋长李明让，副总指挥是副团长刘二贵，参加指挥的还有以军管组单副组长为首的四名军代表。

　　在临时指挥所，李总指挥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他身披军大衣，腰别手枪，脖子上悬挂着望远镜，一脸杀气，煞有介事地凝视着黑暗中的九连方向。不知是因为临战前的紧张，还是因为听到从各个“参战”连队隐蔽待命方位不断传出的嘈杂声，他双手叉腰，紧蹙眉头。副总指挥刘二贵和几位军代表围在一起低声研究着什么事情。团警卫班１０多人携一挺轻机枪，其余的是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在指挥所周围担任警卫任务。机枪架在指挥所前５米远的临时工事里，枪口虎视眈眈地指向九连驻地。除了三名通讯员外，还有一名司号员，紧随李总指挥左右听候指令。

　　各“参战”连队的带队负责人到齐后，李总指挥让大家围过来，在黑暗中向大家做最后的战斗部署：“各个连队报告参战人数和事先分配给你们连驻防的方位。一连。”“我们实到１００人，驻防正南方位。”“十七连！”“我们实到１２０人，驻防东南方位。”“十五连！”“我们实到１５０人，驻防正东方位。”“十四连！”“我们实到１００人，驻防东北方位。”“十二连！”“我们实到１５０人，驻防正北方位。”“加工厂！”“我们实到１００人，驻防西北方位。”“机修厂！”“我们实到８０人，驻防西南方位。”“好！９００比３０，胜算有绝对把握。下面我再强调几点战场纪律：第一，要安静。你们听听，从不同方位传来‘嗡嗡嗡’的嘈杂声。这要是在正规战场上，敌人早就发觉突围了。好在我们的敌人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只是一帮没经过正规训练的反革命分子；第二，没有命令不许出击，冲锋号吹响发动攻击。第三，注意各个连队结合部位不能留下缝隙，以免反革命分子从缝隙中逃窜漏网；第四，敌人手中有枪，要注意保护自己，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有人提问：“冲上去遇到顽抗怎么办？”“如果顽抗坚决消灭！下面看刘副总指挥和军代表还有什么指示？”他们都表示“没有了”“好！大家各就各位。”

　　二

　　西边的月牙渐渐坠落，启明星闪烁在东方天际，朝霞渐渐显露出她绚丽的色彩，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天渐渐亮了，九连驻地内开始有人影晃动，有早起习惯的人都起床了。有的去井边打洗脸水，有的人急匆匆赶往厕所解手。炊事班的烟囱冒着黑烟，炊事员正忙着为全连准备早饭。有个叫董义庆的小伙儿去厕所解手，他睡眼朦胧地看到不远处黑压压的人群，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用手揉揉眼睛再仔细看，就是人群，并且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他突然醒悟过来，吃惊地大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我们连被包围了！”边惊叫着边往回跑，连解手都不顾了。清晨的静寂中，这惊叫像炸雷一般全连都听到了，所有的人全都慌慌张张地穿上衣裳，出了宿舍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有聪明的溜到马号或躲到关系好的家属屋里藏了起来。

　　这时，朱森林心中也犯开了嘀咕——毕竟是“文攻武卫”的年代，啥样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几天前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曾和他的那帮弟兄商量着出去躲一下。但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满不在乎地说：“兵来将档，水来土掩。怕什么，不行和他们拼了！”看到这样，他也只好作罢，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吧。

　　昨晚，他一夜都没睡踏实。白天发生的一件蹊跷事令他颇费思量。二连卫生员刘×说是来看望教导员贾春芳的，但她却在营部后边的九连驻地大摇大摆来回窜动，一副目空一切、耀武扬威的架势。被这帮弟兄们看到，认为她是二连“一一四”事件的主谋，是有意来挑衅，就围住她进行审问。别看她是个女流之辈，但面对这帮当时在团里恶名远扬、骁悍善武的男人毫无惧色，振振有词，对答如流，并不时带出揶揄挑逗口吻，气的有几个人想动粗“修理”她，教导员老婆适时出现，拽她出了重围。朱森林当时没有参与也没有制止，只是在旁边察言观色，这个弱女子竟有如此胆魄，莫非她担负有特殊使命？

　　这时，他一边安排弟兄们上房顶占领制高点，一边紧急思考着应对措施：黑云压城城欲摧，四面八方全是人，九连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连只老鼠都逃不出去。看这阵势，反抗肯定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只有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他暗地吩咐都不许携带刀具棍棒之类凶器，每人只带上《毛主席语录》，那才是战无不胜的利器！

　　此时，另一位心中最明白的是指导员。这帮愣头青二杆子们，他们不听劝告、肆无忌惮，早就是天怒人怨，迟早会天理昭彰的，没想到是应在今天。他和连队干部招呼全连所有不相干的人都撤离是非之地，到较远点的粮食仓库内静坐学习，不许外出乱跑乱动，更不许参与。

　　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角色——团革委会委员、三营教导员贾春芳。头天二连卫生员刘×就是到他家。这时被通讯员通知来到临时指挥所。李总指挥问他：“二连卫生员刘×现在何处，目前有没有危险？”贾回答：“刘×现在我家，没有危险。”李总指挥让他把朱森林叫到营部谈话，命令他们：一、缴械投降，全体下房接受审查；二、交出坏头头朱森林、李成玺、张胜利；三、交出枪支弹药等一切凶器，否则后果自负。年轻气盛的朱森林当时断然拒绝，他心中早打定主意，与其举手投降、丢人现眼，不如像条汉子硬撑着，至多就是二连“一一四”事件的再现，挨顿毒打，流一些热血。二次上房，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房顶上的弟兄们：“我们手无寸铁，他们不敢真开枪。”

　　太阳升起来了，桔红色的太阳透过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临时指挥所前移到离朱森林他们所占据的三栋房子较近些的粮食仓库的顶部。

　　三

　　见“劝降”失败，军管组单副组长拿起话筒喊话“对面房上的人听着，对面房上的人听着，限你们５分钟，限你们５分钟：一、缴械投降，下房接受审查；二、交出坏头头朱森林、李成玺、张胜利；三、交出一切枪支、弹药、凶器。再重复一遍……”

　　听到喊话后，出现了一阵短时间的沉寂。这时，房顶上的人才感到事情比预想的要严重。但此刻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他们突然发现天津籍知青金燕宝也在房顶上，大家纷纷劝他下去，不要跟着掺和，因为小金是朝鲜人，已经拿到了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定居手续。再说，他只是和这帮弟兄关系处得近些，并不参与他们的一切行动，应该不算是他们圈内的人，这时不知咋地给卷了进来，也上了房顶。还有另一位天津籍知青滕继先，以前从不参与他们的任何行动，此刻也被卷了进来，上了房顶。而且，不知为何竟鬼迷心窍、不听劝告，坚持留在了房顶上没有下来。这一念之差改变了金燕宝的人生轨迹，没能去成他应该去的国度，而是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天国。

　　这时房顶上有人唱起歌来：“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去北京，红卫兵战士想念亲人毛泽东……”大家不约而同齐声和唱起来。唱完一曲又接着唱另一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喊话再次响起：“房顶上的人听着，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不然后果自负，不然后果自负！”这是最后通牒。

　　６０秒很快“嘀嘀嗒嗒”过去了。突然，随着李总指挥一声枪响，冲锋号也响起：“嘀哒哒—嘀哒哒—嘀嘀嘀嘀—嘀哒哒—嘀哒哒—嘀嘀嘀嘀……”攻击开始了。

　　“冲啊—杀啊—”已经等待的不耐烦的近千名“勇士”呐喊着。争先恐后地冲了上去。霎时间围住了朱森林他们占据的三栋房子。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手雷”——馒头般大小的石块一起向房顶上的人投掷，石头像冰雹一样砸到朱森林他们的身上、头上。按上千人每人投掷一次计，房顶上约３０个人每人就要承受３０个“手雷”的砸击，如果每人投掷两次呢？三次呢？这第一招就把房顶上的人整得晕头转向、难以招架。砸到身上痛，砸到头上就是包，他们无处躲，无处藏，《毛主席语录》也发挥不了作用，只好脱下棉衣蒙在头上。个别人也有腾出手拾起落在身边的石头向下扔进行还击的，但毕竟是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第一轮“石头雨”结束，房上的人刚想喘口气儿，忽然闻到一股并不陌生的气味儿，原来是训练有素的爆破手将竹竿顶部绑着已点燃导火索的炸药包举到了房顶上。房顶能有多大的面积？又没有遮盖物，房顶上的人在惊恐中只能尽量离炸药包远点，匍匐在那里等待着命运的裁决。在煎熬中炸药包响了，第一声爆炸把房顶上的人震晕过去，紧接着第二声爆炸又把他们震醒过来。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生”“死”两重天，体味着“生生死死”的滋味儿。这样“死去活来”反复数次后，爆炸终于停止了。房顶被炸出了多处大洞。惊魂未定，咳嗽未定，又感觉到一阵飓风从身边刮过。随即看到几个人中弹倒下。李成玺被机枪打中肚子，肚肠子流了出来，他对身边的李文建说：“我……不行了……”但当时还没咽最后一口气；杨嗣壮被机枪打中下身当即悲愤地死在现场；魏成爱被一枪毙命。他们躺在那里仰望蓝天，死不瞑目。朱森林被机枪打中右肩靠下部位捡了一条命，张胜利腿部中弹与死神擦肩而过。机枪手是十五连的复转老兵肖丙乾，当年被部队培养成神枪手，和平年代一直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没想到在这个场合给了他发挥的机会。他才一个点射就毙“敌”伤“敌”这么多，这样的战绩使其兴奋异常。光线适宜、距离适宜，目标是一群只能挨打不会还击，无处躲藏、没有遮挡的“活物”，就是打猎也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他调整了一下姿势，移动了一下枪口，瞄准其中一栋房顶上的目标，这次准备打连发，把自己的特长淋漓至尽地发挥出来，给在场的领导和战友们露一手，让他们重新认识认识我肖某人。他刚要抠动扳机，说时迟，那时快，军管组单副组长握住枪管向上举起，一梭子弹射向了天空。等他看清是谁时，尽管心中有无限不满但也无可无奈何。接下来，军管组单副组长卸下了他机枪上的弹匣。

　　三轮攻击过后，房顶上的人已惊恐不安且阵脚大乱，此时他们才明白，《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是阻挡不住机枪子弹的，手无寸铁也无法使杀戮停止。他们纷纷从三、四米高的房顶跳了下来。但是，从这时起，近距离的杀戮却开始了。谭建业手举着《毛主席语录》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回应，他被大批手持棍棒的人团团围住，乱棒活活打死在双杠跟前，他手中的《语录》本掉在地上，被众人来回踩踏。他至死也没能明白，能够“一句顶一万句”并能“立竿见影”的毛泽东的话，为啥没能挽救他的生命？高其林也同样被乱棒打死在现场。李文建从房顶跳下一个脚指骨折，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觉得腿软站不起来。许多人将他围住，其中一人咬牙切齿，手抡大棒朝他腰部砸来，他本能地躲开了。但那大棒没有轮空，而是抡到旁边的自己人身上，这一棒竟抡倒了两个自己人。又有一个头戴安全帽的欲用棍打他。这时，从营部方向冲过来一行人，其中一人扑向他，把他护在身下，才使他免遭荼毒。这一行人原来是三营水工排的部分战士，他们在施工员的带领下，冒着被误打误伤的危险，尽自己绵薄之力保护手无寸铁的受难者。先后保护了李文建、魏福星、刘小毛、冯健、王长安等人。否则，团部东面的山包上又会多出几座墓冢。参加这一救助义举的有施工员、景荣生、崔尚州、黄铁锤及九连副连长候贵新等人。被救助的人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恩德；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胆识和义举，应该书写上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功德。

　　闫兴贵的头被大刀砍的血往外涌，他无力地靠在李文建身上，血把李文建的衣服都浸湿了，在上报死人名单时一直有李文建的名字。刘小毛除后背被炸药包炸开了几个伤口外，头被棍棒打的肿的像斗，对人说话头不能扭动，得把整个身子一起转动才行。冯健被无数棍棒追打，无处躲藏，无奈地钻进刘小毛的双腿间，刘小毛的双腿也因此而被打断。魏福星的后背也被炸伤多处。老实木纳的姚易生被“手雷”多出砸伤鼓起了大包。

　　此时房顶上的人并没有完全下来，有几个人身负重伤动弹不得。参加屠戮行动的“勇士”们纷纷“勇往直前”，“协助”他们下来，许多人用棍棒、钢叉、长矛像高宠挑滑车一般挑起房顶上的伤员，“一、二、三”地喊着号子，扔到三、四米以下的地面。往卫生队解送时，也是几个人拉胳膊拽腿，“一、二、三”，把人扔到敞篷车厢里。到了卫生队，又是几个人拉胳膊拽腿，“一、二、三”，从车上把人扔到地上。就是往治疗室转移，也是两人各拽一条腿拉着走，被拽的人头磕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台阶上，发出“砰砰”的声响。这一幕幕惊心动魄，令人惊悚的场面，是现场的局外人胆颤心惊。然而“勇士们”却不时异常兴高采烈地相互传述着“好消息”：“又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金燕宝、李小盆、杨广、李成玺、闫兴贵这五人，就是这样先后被残害死去的。张胜利负伤后，被人从房顶挑落房下后，自己装死才躲过了真死。朱森林被挑落房下后，下巴被人恨恨地抡了一棒，鲜血溅到了几步开外的王长安身上。

　　屠杀现场，炸药包爆炸掀起的烟尘，加之上千人来回奔跑搅动起的土尘，在九连驻地久久没能散开，那情景真好像日本鬼子大兵压境在灭绝一处村庄。

　　四

　　在打扫战场和清点战利品时发现，现场实际击毙加“俘虏”的人数同事先掌握的人数对不上。为了不致有漏网之敌，又派人仔细搜查了九连的角角落落，先后搜出了韩永平、叶元胜、姬西安等人。他们举着双手被从马号押到操场等候发落。

　　军管组最关心的是“反革命”们手中的枪支弹药，这是当初决定围剿九连最关键的问题所在。整个“战斗”期间，情报中所说的枪支弹药并没有出现，战后让大家反复搜查，只是搜出了几把改制刀具。“战斗”结束后，四名参加了整个战斗的军代表，坐在营部的一间屋内面面相觑，心情沉重，大家谁都不明白，为什么情报中提到的枪支弹药就没有出现呢？谁心里都明白，如果真的没有枪支弹药，这次行动的合理性可就成了问题。

　　这是一场以多胜少的“战斗”、一场以强胜弱的“战斗”、一场全副武装对手无寸铁的“战斗”、一场设计得无懈可击的“战斗”（甚至设想到以西安知青为主的五连得到消息后会支援九连，因此事先把十连的武装人员埋伏在五连通往九连的必经之路上预备打援），这也是一场有计划、有准备、有预谋，由具有实战经验的现役军人参与并指挥的“战斗”。他们的“敌方”是一群手持《毛主席语录》、口唱革命歌曲、没有战斗经历也没有战斗经验，只是“瞎胡闹”，只知“打砸抢”的没有真正“组织”的群众组织。“战斗”理所当然地、毫无悬念地“完全”“彻底”“干净”地取得了全面胜利，并且“战果辉煌”，毙“敌”５名（后又陆续毙“敌４名”），伤“敌”１０多名，俘“敌”１０多名，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缴获为零。

　　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血案。显然，对这帮手无寸铁的“反革命”们，当初设计者并没想要斩尽杀绝，不然他们完全可以把进攻时使用的石块改成手榴弹。每人一枚，投掷１０００枚手榴弹，房顶上的人肯定完全都会死光，甚至三栋房子都会夷为平地。他们携带的武器有两挺轻机枪、数支冲锋枪、数支半自动步枪和手枪，如果想斩尽杀绝，三栋房顶上的人根本不够“消灭”的。另外，团武器库内还有迫击炮、八二炮等重武器都没有投入“战斗”，这说明设计者还是留有“善心”的，他们没有制造更“惨绝人寰”的大血案，还是“惨有人道”的。

　　五

　　每名“俘虏”都被五花大绑，然后再用绳子穿成串押往团部，两边都有端枪（或持棍）的武装人员押送。想必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在现实的战斗影片结尾处，人民解放军打了大胜仗，都是解放军战士押解着俘虏向集结地走去的镜头。不对，好像只要敌人缴械投降不再抵抗，解放军对俘虏不五花大绑穿成串押解。要不就是与另外一种场景相似—反动派士兵押解着革命义士走向刑场……不，话好像不应该这样说，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反动派士兵在押解革命义士。还是算了吧，不探讨这个问题了。因为那是一个人性泯灭、是非颠倒、谎言横行的非理性的病态岁月，是一个一团糟，说也说不清的年代。

　　押送途中，天气骤变，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空骤然黑了下来，厚重的乌云贴着头顶翻滚着、涌动着。风声似鬼哭、似狼嚎、令人心惊胆战。负责押解的人撩起衣襟遮脸，用来阻挡暴风沙石的袭击。“俘虏”们就没这个“福分”了，他们被五花大绑，并被串成串，头顶乌云，任凭沙石击打，艰难地行走在前途未卜、命运难测的路上。

　　１８名“俘虏”全部关押在团部所在的十五连先前装药材的空窑洞里。看押人员牢记伟人的教诲：“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他们对“俘虏”们绝不会有一丁点儿心慈手软。有个叫范小旺的“俘虏”就被五花大绑，胳膊勒得脱了臼。每名“俘虏”都要“过堂”，这样的场景想必大家也都不陌生。梁仲运在激烈的“战斗”中躲过了大难没有毙命，也没有受重伤，但他却躲不过“过堂”时的劫难，备用蘸了水的鞭子抽了１７８鞭，另加２００多棍，回到关押他们的窑洞，抱起水桶猛喝了小半桶凉水；刘小毛也是劫难连连，先是在近距离杀戮时头被打的肿的像个斗，头上还被刀砍了几个大口子。在团卫生队处理伤口时，医生不给打麻药，只是掰开伤口草草清理了伤口内的脏物，用针粗粗地缝上。当时他疼的死去活来，双手抓住桌腿硬挺着。缝完针他当即站起来对旁边的李文建说：“××死了！××也死了！”李文建眼含热泪，低声回答：“我都知道了！”随即，他们被转移到了“犯人”关押地接受审讯。受审时，刘小毛又被棍棒打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连身上穿的绒衣后背部位都被打的稀烂，回到窑洞也是抱住水桶一通“牛饮”。接下来，轮到李文建受审。“棍棒鞭子打的不计其数，有个人戴着手扣对准我肚子狠狠击打了６下，只觉得翻江倒海般地疼痛。”回到窑洞也同样像牛似的饮了许多凉水。魏福星被打时，打人者都嫌他没出声回话，说：“还嘴硬，继续打，只打到他会出声回话为止。”那位糊里糊涂被卷进该事件的天津籍知青滕继先也被严刑拷打，受尽磨难。

　　朱森林是应该被浓墨重抹的，他是本事件中之关键的人物。军管组掌握的情报中说：是他从西安带回了手枪、手榴弹，是他领着九连的一帮歹徒干尽坏事，杀猪宰羊、抢汽车，团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们给送花圈，还制造了头年“九二四杨XX事件”。他早已被革命委员会和军管组内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坏头头，是首犯。“战斗”打响之前，教导员贾春芳受命和他进行谈判，军管组指令要保住他的性命。不然的话他即使没象杨嗣壮、魏成爱那样当场被机枪扫射身亡，也会在跳下房顶之后象高其林、谭建业一样，当场被乱棍打死，或者象李小盆、闫兴贵、杨广、金燕宝、李成玺一样被捅、被叉、被戳、被摔、被虐待而毙命。看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弟兄们先后死去，他内心愧疚不安、悔恨不已，不愿意再妄活人世之间，要追随他们而去。于是，他拒绝治疗，扯掉绷带，拔掉输液针头，拒绝进食进水。但是，他不能死，不能让他死，团革委会和军管组精心策划的这次“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行动，据说是取得了战果辉煌的全面胜利，但是除杀戮了９条人命外，其他一无所获。他们无法向上级交代，无法向全国群众交代，也无法向自己交代。一句话他们无法为这次杀戮行动的理由自圆其说。现在，朱森林是唯一可指望利用的一个筹码，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死。军管组向卫生队党支部下了死命令，要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采用医学手段和非医学手段保住朱森林的性命，这下，朱森林想死也死不了啦。但是，他的灾难也就自此开始了。军管组想保住他并非是可怜他这个“反革命坏头头”的性命，而是要从他身上挖掘出能向各方都有交代的材料：是要从他身上找出能够证明实施这次“镇压反革命暴乱”行动是正确的理由；要从他身上捞到能混过关的稻草。为了这些，朱森林在受审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一条腿，经受了炼狱般的磨难，真正是九死一生，也真正是生不如死。在卫生队住了１００多天院后，仍被当作“反革命坏头头”判了三年徒刑，最终下了大狱。

　　结束语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４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把这段历史翻出来，弹去它封面上的尘土，翻开扉页，把它的真实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并非要追究哪个人或哪一方面的责任，因为事发后，在上级甚至中央的干预下，已经对这次事件定了性：它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镇压群众组织事件。为那些受冤屈者平了反；对死难者按正常死亡对待，开追悼会、重新入殓、重新安葬；对他们的家庭给与了一定经济补偿；对本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全部给与了处分，甚至师军管会主任、兰州军区参谋长项智毅也受到处分。

　　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日，关注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如今，我们都已年过花甲，子孙满堂，阖家团圆，享受着天伦之乐。而那些在这次屠戮中悲惨死去的鲜活的年轻生命，却永远孤独地躺在团部东面的小土丘下。面对他们，我们只能默默地道一句：安息吧，兵团战友们，愿你们在天国能够活得好，不要再像在阳世一样遭受不公。

　　最后，要感谢朱森林、李文建、梁仲运、魏福星等几位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在采访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虽然经过４０多年的时间跨度，但当事人对当时的场景、人物、甚至言谈话语及许多微小细节都记忆犹新，因为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是刻骨铭心的。还有一点要说及，经过４０多年的反省，特别是面对死者和这次事件中的一切受害者，上述当事人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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