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母亲杨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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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上世纪80年代母亲在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很佩服卢梭，很佩服卢梭敢讲真话的勇气。所以也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尽可能大胆地写出来，以一个真实人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总把自己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一个人总是有很多缺点的，有很多内心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东西。
　　可是因为年迈体衰，身体多病，母亲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母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放下了手中的其他稿件，花了一年多时间，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书稿，概述了母亲的一生，算是对母亲的一个怀念。
　　我遵循母亲的愿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一生中我所认为的重大经历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但碍于年代久远和自己的视野所限，在事实和看法上难免会有不足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再版时补正。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
　　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 老 鬼
1.缺少温暖的家
　1914年8月25日（阴历七月初五），母亲杨沫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杨成勋，长杨沫12岁。二妹杨成亮，小杨沫4岁。三妹杨成芳，即白杨，小杨沫6岁。
　　杨沫是个圆脸，大金鱼眼睛，扁鼻子，阔嘴，胖乎乎的。自幼有点“笨”，3岁才会说话，少哭少笑，安安静静，外号“老乖子”。
　　杨沫的母亲叫丁凤仪，湖南平江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俊美出众，懂诗文，远近闻名。
　　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出身农家，中过举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商科，先后创办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和国内第一所私立大学——北京新华大学，并任校长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新式商业金融人才。他头脑聪明，又懂商业，通过办教育为名，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低价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收取农民地租，以此维持学校的运转，他自己也很快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管全家老小。
　　很多人都羡慕大户人家，其实大户人家的孩子并非个个都幸福。
　　杨沫虽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
　　杨沫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父母不和，他们都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儿女。我幼年虽然生活在这个大学校长的书香之家里，家中有时还有几个佣人，人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是，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脓血。浑身长满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在寒风中乱跑。夏天，母亲嫌我麻烦，把我送到舅舅家里去寄养，表兄弟多，他们欺负我没人疼，骑着我，打我，唾我，骂我是杨老狗。”
　　这些孩子还像踢皮球一样地踢着弱小的杨沫，恣意取乐。
　　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温暖的，光明的，舒服的场所。但对杨沫来说，却是个冰冷的，阴暗的，不堪回首的地方。
　　她下学回家，母亲丁凤仪总不在，即使在家也冷冷冰冰，不理睬她。
　　她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母亲无动于衷，不闻不问。还是嫂子悄悄用自己的钱托人买药治好了她的病。
　　父亲杨震华有钱之后，整日出没于娱乐场所、妓院、百货店，并娶了姨太太。但丁凤仪很厉害，不断跟他争吵，还一个一个打跑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姨太太都是杨震华用很高的价钱，从当时有名的妓女中赎买出来的。但丁凤仪打跑第一个，杨震华再偷着讨第二个，打跑第二个，再讨第三个……反正他有钱，这位大学校长风流成性，后来干脆搬到外面居住。
　　家里除了哭喊就是吵骂，逢年过节也如此。
　　到讨了第五个名叫红凤的姨太太时，丁凤仪没力气管了，杨震华就长久留下这个女人。为丈夫的行径所寒心，丁凤仪心灰意冷，她想你既然不管家，凭什么我管？气愤之中，她整天与一帮阔太太们打牌、看戏、串门，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对孩子完全撒手不管，还常常动手打。
　　她把孩子当成出气筒，懒得费口舌，说打就打。用苕帚疙瘩、鸡毛掸子打或者手拧，甚至牙咬，因为咬比较省力，又解恨。她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
　　三个女儿之中二女儿杨成亮最漂亮，最受丁凤仪疼爱，可也免不了挨打。这个妹妹性格刚烈，挨打时拼命反抗，不惜伤痕累累。一次，当着母亲的面，客人问她胳膊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她瞪着母亲说：“是狗咬的。”
　　杨沫挨打时虽然一声不吭，非常温顺，也照样被咬。一天深夜，杨沫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疼惊醒。原来丁凤仪正在她的小腿上使劲拧，大骂：“小兔崽子，谁让你把我的花瓶送人？”
　　这花瓶本是丁凤仪的一个好友拿走，保姆不敢阻拦，当丁凤仪来问时，为推卸责任，保姆就说是大小姐杨沫送给那人的。
　　丁凤仪怒火满腔找大女儿算账，狠狠拧着杨沫的肉。
　　幼小的杨沫哭喊道：“不是我送的，我没有送！”
　　但她母亲掐得更狠：“好，你还敢抵赖！”
　　“真的不是我送的啊！”
　　“我让你嘴硬！”丁凤仪暴跳如雷，双手抓起杨沫的小胳膊就咬，把孩子疼得尖声惨叫。
　　杨沫的腿上、胳膊被掐得红肿，留着一个个大牙印。
　　“虎毒不食子”这句话在丁凤仪身上不灵。母亲的严酷无情给童年的杨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时，丁凤仪晚上常常出去打牌，留下杨沫一人守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深夜，杨沫已上床睡着，被开门说话的声音惊醒。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见丁凤仪正要向外走，急得哭了起来。她不顾一切地跳下床，追了过去，要跟妈妈在一起。年幼的她害怕黑暗，害怕妖怪。可万万没料到，丁凤仪却狠狠抽了她两个嘴巴，怒吼道：滚回去，睡觉！
　　……
　　她名为大小姐，实际上远不如有母爱的穷人家孩子幸福。她穿得破破烂烂，身上又脏又臭，虱子把她咬得全身一片片红，却没人过问。望着那些有母亲疼，可以偎依在父母膝盖上撒娇的孩子们，稚嫩的杨沫非常羡慕，常常黯然神伤。
　　这个家是个破碎、畸形的家。
　　因为杨震华不给生活费，丁凤仪常常缺钱花，不得不当东西，可她自己不好意思去当铺，就让大女儿去。杨沫年纪很小时，就已经熟悉了当铺。
　　父亲看破红尘，在外面花天酒地，沉溺于脂粉堆，根本不管家。
　　为了生存，丁凤仪只好和杨震华打官司，老公不得不同意从滦平的农田中划出一部分，给了丁凤仪，以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
　　大约1924年以后，也就是杨沫10岁时，这个富裕家庭开始衰败。滦平的农田不断变卖，家里不再租包车，佣人也逐一辞退，宅院不断出卖，变得越来越小。到后来连白杨奶妈的工资都无法付，只好让奶妈把白杨带到她昌平小汤山农村的家里寄养。那时候，白杨才4岁。
　　所以杨沫后来填履历表时，“出身”一栏中总填破落地主。
　　奶妈家是个佃农。白杨在这个佃户家里整整呆了5年，完全变成了一个农村土丫头。父母对她不闻不问，几乎把她忘记。
　　这个缺少亲情温暖的家唯一的好处就是藏书很多。
　　孤寂的少女杨沫，识字之后，就用看书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冷漠。
　　最初看的都是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峨嵋剑侠》、《江湖奇侠传》等等。
　　杨沫有个毛病，特别容易被书感动，特别轻信。看了《红楼梦》，她难受了好一阵子，还给自己起了个“野鹤”的绰号。读了《水浒》，她就幻想自己练出一身好武艺，去闯荡江湖，杀富济贫。她看武侠小说时，总是一拿起书来就放不下，非要一口气看完，顾不得吃饭睡觉。
　　受武侠小说影响，她立志要当个侠客。于是来到鼓楼附近的四民武术社，拜著名武术家邓云峰为师，习武学艺。大师哥吴子珍也常常给予指导。在四民武术社，杨沫还认识了另一位武术师的女儿杨斌贞，很快成为朋友。其父杨德山原是位镖师，后成为太极拳名家吴鉴泉的大徒弟。母亲也向这位老镖师学过武功，为了学习刀术，还特地请老镖师代她选购了一把好刀。
　　镖师的女儿经常到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杨沫的大哥熟悉了。那时大嫂刚刚病逝，大哥非常痛苦，遇见了这位镖师的女儿之后，情绪才好了一些，不久结为伉俪。
　　可以说，大哥的婚姻，还是杨沫练武术带来的。
　　每天放了学，杨沫都步行到四民武术社，压腿、踢腿、蹲桩、冲拳……苦学六合、太极、八卦和形意。并在腿上绑沙袋，练轻功，希望能飞檐走壁。她还练过飞镖和弹弓，企图练出百发百中的本事。就这样她坚持练了三四年。后来去英国定居的同学李绍强是她练武的师妹，她们兴致勃勃，不论酷暑严寒，坚持习武，为当剑侠，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因为练武，杨沫身体健壮，在中学拔河时，三四个同学都拉不过她。人们再也不叫她“老乖子”了。
　　都说峨嵋剑侠厉害，杨沫动了心思，想去峨嵋山学武功。但她身无分文，峨嵋山在四川，路途遥遥，怎么去呢？她就偷偷和李绍强商量，想出了要饭去的办法，这不用多少钱，只要有个饭碗和打狗棍。
　　碗和打狗棍都准备好了，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个亲戚突然去世，家里让杨沫第二天前去看望，并在那里住了几天。这桩乱哄哄的丧事才打消了她去峨嵋山的行动计划。
　　白杨9岁时，大哥向父母提出：爹好歹是一个大学校长，你们把三妹扔在农村不管，会让人笑话的，该把她接回家念书了。
　　父母无言以对，这才把白杨接到北京城里上学。
　　白杨刚从农村接回家后，土里土气，什么也不懂。二妹杨成亮经常欺负她，又骂又打。杨沫看不惯，就站出来保护小妹妹，成亮则转而攻击大姐。丁凤仪的娇宠，养成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打起人来，又撕又咬又踢，凶猛无比。杨沫心慈手软，跟二妹撕打，很难占到便宜，虽然练武几年，还是打不赢。
　　有一次，娇小的妹妹竟把胖胖的杨沫推了个大跟头。两个人扭成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个小白杨吓得目瞪口呆。
　　母亲杨沫后来在文章中说：当她压住二妹时，白杨敢上来帮助她，踢二妹一脚。但当二妹压住她时，小白杨就躲得远远，恐惧地望着她们，不敢靠前。
　　丁凤仪知道她们打架后，首先惩罚，挨打挨骂的是杨沫。
　　老牛会用舌头一下一下舔自己的犊子；大鸟会嘴对嘴地喂雏鸟；鳄鱼会把小鳄鱼含在嘴中；母狮会让小狮子踩着自己身子嬉闹……可杨沫却还不如这些动物的小崽子们幸福。她对童年的记忆是悲惨的：寒冬腊月，穿着破棉袄，全身污黑；脚腕上的冻疮流着脓血，走路一跛一跛；天气炎热了，还趿拉着一双破棉鞋，露出脏脏的脚趾头；动不动就挨打挨骂……
　　除了这些片断的画面，再无别的印象。
　　破裂的，冷酷无情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的敏感、多疑、忧郁，不重亲情的性格。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在提到她的父母时，从没说过他们一句好话。
2.抗婚与失业
　　大哥为人厚道，自从与镖师的女儿好了之后，母亲丁凤仪极力反对。她鄙视练武术的，认为这些人又穷又没地位，因此，她把大哥骂得狗血淋头。大哥一气之下，带着女友离家出走，他看不惯父母的行为，又不满母亲干涉他的婚姻。以后无论生活怎么穷困，也咬牙自己忍受，绝不回家。
　　杨沫对大哥充满同情和尊敬。
　　1928年杨沫14岁时，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那年全校共招生22人，编为一班，均住宿。校址在温泉村的一座庙旁。
　　这时候，杨沫对武侠小说的兴趣淡漠了，而更喜欢读中外新小说。最早读的是郭沫若用书信体写的小说《落叶》，一个中国男青年和一个日本姑娘的恋爱故事。此后又读了不少郁达夫的小说。这些书籍更贴近现实生活，更能引起她的共鸣。特别是日本文学作品对她影响很大。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让她流了不知多少泪。小林多喜二的左倾作品则激发了她对革命，对动荡生活的向往。
　　因家境的衰落，生活越来越窘迫，杨沫回到家中，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饿肚子习以为常。有时候，家里根本不做饭，上街买几个烧饼，就着酱萝卜，打发了事。等1931年上到初三年级时，父亲为躲债，逃之夭夭，全家更加贫困。
　　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母亲打算把大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这样既省了一笔开支，家里又能有个依靠。一天，丁凤仪突然打电话把杨沫叫回家说：“孩子，咱家现在维持不下去了，你父亲跑了，就剩下咱们母女几个。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说着哭了起来。
　　杨沫的心情也万分沉重。
　　过了一会儿，母亲说：“好孩子，你也老大不小，该嫁人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给我说说。”
　　杨沫回答：“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只想上学读书。”
　　母亲脸上露出了平日少见的笑容：“现在有个机会，你可以嫁个军官，不愁吃，不愁穿，有房住，有钱花。咱们家的生活也能有个依靠，你看行不？”
　　杨沫说：“不，我还要念书呢。”
　　丁凤仪说：“那我实在没力量供你上学了。就剩下那么两个钱，我还得留着养老呢。”
　　杨沫说：“哪怕借钱，我也要熬到毕业。”
　　丁凤仪说：“为了全家的生活，我才给你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个军官多好，薪水高，不受欺负，全家都能沾光。你听妈的话，去学校收拾收拾东西，回家来结婚吧！”
　　杨沫头脑发懵，久久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杨沫，已经读过不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如冯沅君的《隔绝》等等，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大哥勇敢抗婚的举动也直接给她做出了榜样。她鼓起勇气，对母亲说：“不，我要念书。我不嫁人。”
　　母亲没料到女儿竟敢跟她顶，生气地说：“这不能由你，我到哪儿给你弄钱念书？”
　　杨沫天真地说：“找人借。”
　　“到哪儿借？”
　　“反正我不嫁，我不当小军阀的老婆。”
　　丁凤仪勃然大怒：“不嫁，你就别再进这个家门！好，你上学去吧，从此以后，你的饭费学费，我概不管！想一辈子当大小姐让我养着呀，没门儿！”
　　杨沫愤然返回学校。
　　一向温顺的杨沫，几乎逆来顺受的她，这时候竟跟自己的母亲顶撞。她哪儿来的胆子，敢不听母亲的话？
　　——都是那些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给了她力量和勇气。
　　她曾有个很要好的女同学，也喜欢文学，两人经常在一起聊世界名著。可惜这姑娘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当了军官的姨太太，最后沦落风尘，下场悲惨。这件事对杨沫刺激很大，知道自己绝不能重蹈她的覆辙。
　　最初杨沫以为母亲不会真的不给自己饭费，这只是她的气话。某日，她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声明从此她上学的一切费用自己解决，家里不再管。
　　受此突然一击，杨沫当场昏了过去。
　　1931年暑假前的几个月，杨沫的饭费是同学们自发地捐钱提供的，其中有个失恋的音乐老师也曾给过她资助。
　　杨沫暗恋这个音乐老师，可音乐老师却热恋着另外一个女同学。
　　杨沫跟那个女同学很好，常帮音乐老师与那个女同学搭线，然而那女同学偏偏不喜欢这个音乐老师，让老师伤透了心。杨沫常常安慰痛不欲生的音乐老师，为他出谋划策，照顾他，陪他说话。老师很感激杨沫，却始终没有接受她的感情。
　　解放后，这音乐老师还来看过杨沫，早已没有当年的英俊和倜傥。大冬天穿着单鞋，全身给冻得瑟瑟发抖，临走时杨沫送给了他一双棉鞋。
　　杨沫感激地说这个老师品行很好，始终像亲哥哥一样对待自己。
　　孩子般的初恋带给杨沫的是忧愁与迷惘。
　　这一时期，母亲还看了很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书籍。当时“叛逆女性”这个词儿非常时髦，杨沫也很神往。其中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既让她惊骇，又让她敬佩。
　　邓肯出生在海边，喜欢大海，富有激情。她因贫困很小就开始跳舞，以此为生，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舞蹈观念，成为了现代舞的先驱。她的舞冲破一切传统理论和习惯束缚，不守成规，大胆奔放，不落俗套。她的私生活也像她的舞蹈一样落拓不羁，放浪纵欲。她可以随便跟男人上床，只要喜欢，哪怕是船上的伙夫……为此，不少国人斥她“淫荡”、“伤风败俗”、“高级娼妓”。
　　杨沫对这个舞蹈家却从无恶感，觉得她活得真实潇洒。受邓肯影响，杨沫喜欢大海，追求爱情自由，有叛逆意识。
　　暑假到了，杨沫终于读完了初三。
　　回到家，母亲态度依旧，她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见杨沫死活不肯嫁，大骂她“不听话”，“没良心”，“忘恩负义”。最后恶狠狠说：“不听我的话，你就滚蛋！”
　　滚蛋就滚蛋，杨沫心一横，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哥哥为争取婚姻自由，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杨沫把他当成了英雄。
　　但哥哥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没能力帮助杨沫。他生活极其贫困，妹妹来后，时间一长就产生了矛盾。杨沫很痛苦，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请大家快快帮自己找个工作。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杨沫的情绪极为悲观。受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影响，她常常想到死。当她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上，望着茫茫滔滔的大海时，她感到生命是那么短暂渺小，大海才是永恒，何不让自己这渺小融入不朽的永恒？
　　芥川，以及有岛武郎这些日本大作家自杀身死的行动，使年轻的杨沫羡慕和敬佩，她觉得自杀也是一种美，一种光荣。
　　回想起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她感到生活对她太残酷了。有家却无家的温暖；有母亲，却无母爱；有房子，却没有住处；有男人，却得不到爱……她想入非非，觉得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不如追随那些小说中的人物，自杀算了。这大海是自杀的最理想的地点，美丽，壮阔，万世长存。
　　可快满17岁的她，又不甘心这么早地喂给鱼吃掉，化作乌有……
　　终于，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
3.与张中行相恋
　　这个练武的师妹李绍强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表哥帮忙。她表哥跟当时刚考入北大的张中行认识，又托张中行，因张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这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
　　因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
　　那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
　　哥哥回信说缺人。
　　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
　　当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绝不狎昵。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去香河教书没多久，大约也就两个来月，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孩，现在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没怎么觉得难受。
　　在她少女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冰冷，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从没感受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他极为不满。
　　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这个家也随之就散了。杨沫没掉一滴眼泪，挤也挤不出。因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春，14岁的二妹杨成亮嫁到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这个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时认识的。以后音信全无，仅在“七七”事变前来了封短信，说她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并寄来一张像片。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仅20岁。
　　而三妹白杨却走上了当演员的道路。那是1931年秋季，联华电影公司要在北京办演员养成所，登报招募学员。眼看着这个家庭难以维持，就要垮台，为了谋生，白杨和成亮都去报名应考。哪知考试的那一天，成亮被票友拉去唱戏，白杨不得不独自前去。她年纪虽小，才12岁，居然录取了，从此进入了电影界。
　　迫于生计，姐妹三人各奔东西。
　　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毕竟杨沫年轻，不难看，有文化，他农村的妻子没法比。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
　　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白杨来到大姐和张中行的住处。
　　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
　　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
　　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
　　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
　　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
　　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4.两人分手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
　　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
　　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解放之后，张中行还与母亲见过面。但与母亲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母亲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但他政治上还算平安无事，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就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晚年，张中行私下曾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给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很惨了。
　　所言极是。
5.共产党员是好人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母亲杨沫很早就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叫方伯务，后与李大钊同时就义。
　 母亲说，她十多岁时，有一阵子，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个子，长脸盘的大学生常到家里做客。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她父母亲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人挺热情，称他为方先生。来了以后，母亲杨沫喜欢躲在角落里听他跟大人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母亲听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谈，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母亲聊。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经常给母亲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尊重小杨沫，见面总要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注意倾听她的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母亲见了他感到非常亲切。
　　记得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方先生又来了。那时，母亲的家中已经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亲才13岁，听方先生和她父母说了一阵话后，就睡着了。等她睡醒一觉后，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谈话声。母亲感到奇怪，这么晚了，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呢? 往常方先生从来没呆过这么晚。母亲看见白布幔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来回踱着步。刚开始还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这是方先生。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帐上。接着，母亲又睡着了，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两天，母亲忽然看见《顺天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了，20个人中有方伯务的名字。
　　母亲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个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务总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里躲一躲。
　　又过了些日子，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母亲发现了更加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全部被判处死刑，绞杀了！
　　什么，那个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大学生给绞死了！母亲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他的死，使母亲难过，更多还是惊奇，迷惑。他有学问，待人谦和，温文尔雅，根本不是强盗土匪，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说他是共产党，那这样的共产党并不坏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绝对是好人！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13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
　　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三十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18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万美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1932年11月，鲁迅来到北平，在五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1932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1956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著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
　　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
　　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1933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呆下去，又失业了。
6.与共产党员马建民结合
　　1936年这次去香河教书，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母亲有一个同事，叫贾汇川，也在该校教书，与马建民认识。下面是母亲叙说她是怎样找着党的。　　
　　1936年前，我曾听贾汇川谈起过马建民，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我心目中对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他来后，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他才到香河来躲避的。但具体是谁被捕，他们没有对我说。我对马非常同情，也非常愿意和他接近。马也是听了贾的介绍，对我很信任。他在香河住在贾的房间里，我课外时，常和他在一起谈话。印象中他鼓励我参加革命，并给我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蒋介石不抗日，共产党坚决抗日，红军已到了陕北等（我还记得有一个题目叫《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么？》），还教给我当时进步青年都喜欢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因为马建民积极热情地帮助我，所以我很高兴和他接近。且庆幸自己认识了一个革命同志。马当时并没有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我心目中却当然地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那时马也没有讲过他自己的过去。直到1950年后，要写《青春之歌》，才向马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他1926年12月即参加了共青团，在保定上中学时，先后两次被开除。在宛平田各庄搞地下工作时，常和同志在河边的苇子丛或坟地里开会。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敌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个学生家里躲了几天。这个学生和他母亲对他非常好，掩护他和帮助了他。
　　他于1930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
　　在我和马建民经过一段时间来往后，他和贾都对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为了使马能够在香河栖身，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叫我找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请他为马安排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我欣然答应，就对张一真说了，叫他帮助给马找个地方当教员。开始张一真不愿意，但我和张再三地说，叫他一定帮忙。大概张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关系上，最后答应替马打听一下，找到了后，可以叫马去。后来，约4月初，张就把马介绍到香河河北屯教书了。
　　马和张中行不认识。我记得他们俩从没有碰过面。
　　以后，贾汇川和马建民又向我提出，叫我替马到北京取一趟东西，并打听一下马出走后，北京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革命同志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欣然接受。在1936年4月5日趁学校放春假时，我就到北京去了。在我离香河前，马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到北京西单附近地方去找当时正在中国大学上学的侯薪，叫他帮助了解情况和取东西。我到北京找到了侯薪。大约过了一两天，一个傍晚，侯到我住处找我，我们一同到宣武门一条东西街的一个小门前（马当时的住处），侯叫我在门外等着，他进去一会儿，取了一包东西就出来了。他把这东西交给我。当我回香河后，马已去河北屯教书。我给马写了信，过了几天，马到香河来找我，就把东西取走了。从此后，我在香河没有再看见马建民。
　　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这就引起了张一真的怀疑。他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非叫我辞职和他一起回天津不可。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张中行听从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
　　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
　　但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母亲看他那么痛苦，只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这时母亲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母亲不是很孔老二的人，她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一套观念。她欣赏舞蹈家邓肯，敢于叛逆传统习俗、传统道德……妹妹白杨也相当前卫，自然对母亲有所影响。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刷碗、洗衣、扫地、睡觉。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来元的收入。
　　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
　　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后来在文章中写道：1936年10月后，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里，我们就结婚了。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两个人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母亲心甘情愿。
　　白天父亲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母亲。他很少说感情上的话，却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说来的红军长征传闻。
　　母亲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她想起了那些纷纷坐牢的进步青年，猜测他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她渴望自己能与他们为伍，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入党要求，父亲一次一次答应，却都没有结果。母亲挺着大肚子，整天在家闲得无聊，总缠着父亲要入党，要父亲帮她这个忙。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
　　因为这件事总没进展，母亲非常着急，一度对父亲有些不满。
　　刚刚与母亲同居的父亲，其实有个农村的妻子，但由于躲避敌人抓捕，被冲散了。无奈现在陷于爱河，不能自拔。他不住安慰着母亲，劝她不要着急。因他有难处，自从同志被逮捕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关系已经失掉了一段时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 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老学究都那么冷酷，而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老马却那么呵护，这两个人的巨大反差，让母亲深受感动。
　　想想方伯务，想想许晴，想想老马，母亲更加觉得自己找个共产党员当丈夫找对了。她巴不得自己也赶快入党，便隔三差五地催父亲，缠着父亲，要父亲向上级反映。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
　　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
　　母亲问：写它做什么？以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工作。
　　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
　　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母亲觉得幸福极了。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以后，父亲常常给母亲一些文件和材料看。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儿，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
　　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
　　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
　　母亲这时22岁。
7.战火中锤炼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随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不久上海又发生战火，妹妹要去重庆，劝母亲也去。这时候，母亲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泽。母亲决定返回河北，寻找父亲。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她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徐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深泽县，随即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
　　她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
　　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社工作
　　1942年4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
　　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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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从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母亲当时工作的地区冀中十分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永清、霸县、固安、雄县、容城、新城等县。白洋淀就在这一片。
　　冀中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而母亲所在的十分区，又邻近北平、保定、天津，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驻有重兵，碉堡林立，并频频扫荡，斗争就更加残酷。不像四分区地处阜平一带，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虽然生活艰苦，但因是山区，偏僻遥远，鬼子控制薄弱，相对和平一些。
　　这里敌我阵营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相互渗透，彼此都是对方的眼中刺，肉中钉。互派特务，互相对杀。工作十分危险，说死就死，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递补频繁。十分区所辖的几任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一个一个或牺牲，或被俘，或叛变，又一个一个上任。
　　据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记载：冀中十分区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势力很大。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修建据点。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驻有一万多日伪军，204个据点。
　　十分区司令员先后为周彪、刘秉彦，政委先后为周彪、师荣、李斌、旷伏兆。参谋长肖新槐，政治部主任王逸群。
　　所谓战火的锤炼其实就是死亡的锤炼。死神的影子总在母亲身边飞舞。
　　1939年12月27日，我十分区27团在雄县神堂抗击2000多敌人围攻，杀伤了大量敌寇，自己也伤亡了250余人。虽然打了胜仗，受到吕司令员的嘉奖，但把烈士遗骸集中起来之后，放在地上也占了老大一片。
　　1940年12月22日，我十分区32团一部，约500余人在容城县大后台被围，从黎明战至下午，顽强不屈，最后仅数十人冲破敌人包围圈，共有400多干部战士壮烈捐躯，震动了全分区……
　　很多同志，几天前还聊天交谈，几天后再也看不见，长眠在泥土之中。身边每一个人倒下，都似利刃刺扎着母亲的神经。她是个对死亡特别敏感的女人，几乎有点神经质。
　　1942年4月5日， 二联县六联区区长王泰和警卫员李尚亚（外号小厉害），被敌人包围在雄县马浒村。当时正刮大风，对面看不见人。为了群众安全，他们离开堡垒户，跑到村边的一个磨棚里。敌人包围了这个磨棚，伪军头子将劝降信用弓箭射入。王泰奋笔疾书：共产党员视死如归！将回信裹个土块投向敌人。日伪军立刻发起进攻，王泰与警卫员沉着还击，一连打倒了10多名敌军。后来敌人爬上房，凿开屋顶，往里扔成捆成捆的柴禾，放火烧，王泰和警卫员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几天以前，这个胖胖的王泰还见到母亲，送给了母亲一块精致的小怀表。那是他缴获敌人的胜利品。他微笑着说：“老杨呀，你看这玩意儿稀罕吧，送给你掌握时间吧，别起晚了，叫敌人逮住。”
　　母亲非常感谢。但万万没料到几天之后，王泰就牺牲了。小怀表成了王泰区长的最后遗物。
　　虽然战争环境经常有人牺牲，可听到王泰牺牲的消息后，母亲还是感到晴天霹雳，像被电击中一样，愣了好一会儿。因王泰原来当过教师，有文化，看了很多书，很能跟母亲说到一块。他死得又那么英勇壮烈，让母亲万分悲痛，久久不能平静。她把这块小怀表一直保存，到最后根本不能走了，还舍不得扔（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1942年10月22日，三联县县长胡春航驻永清县庞各庄，因暴露目标，遭敌包围，突围中左臂和右腿被打断，伤重被俘。在敌人将其用担架抬往永清县城途中，悄悄把手绢塞入口中，希图自杀殉国，不料被日寇发现而未遂。原副县长叛徒贾树元说：“胡老师，你别走这条路，到了县城，皇军错待不了你。”胡春航回答：“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没你这样的学生。你叫我老师，等于骂我八辈子祖宗。”当担架抬到惠元庄时，他再次偷偷扯破衣服，将布片塞入喉咙，终于自尽成功。
　　同月，二联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杰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将其关押在马庄据点，严刑拷打，谭杰宁死不屈，在牢房中把吃饭的筷子插入耳中，撞墙自尽。
　　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战友，平日貌不起眼，关键时刻却那么英勇，惊天地，泣鬼神，能写上书。他们牺牲的细节，被同志和当地老乡们广泛传颂。
　　把布片塞入喉咙，活活憋死自己，这是何等的毅力？
　　把筷子放入耳中，对着墙撞，这是何等的勇气?
　　母亲听说了之后，数日食之无味，夜不能寐。在文人的爱的巢穴里，温情脉脉，哪里会接触到这些？
　　母亲还有一个好朋友，原二联县八区区委书记吕烽，河间县人，1943年夏母亲曾在他的地区工作。吕烽常常夜间带着警卫员陪母亲下到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他管母亲叫大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这是个勇敢机智的小伙子，曾带区小队3人，在刘庄巧俘伪警察8人；还曾指挥游击队员夜入高庄，击毙日军小队长和班长各一人，后任县敌工科副科长。1945年5月25日，日军400多人将吕烽等抗日干部包围在四联县小卢昝（音：赞）村。经过4天激战，击毙日军50余名。最后转入地道战，又坚持了3昼夜，总共战斗了7天。地委城工部长穆占祺牺牲，吕烽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被俘，惨遭杀害。
　　据生还者说：极度饥渴之时，在地道里的同志们曾喝自己的尿，生吃腐烂的小猪……
　　这种种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让母亲震撼，让母亲刻骨铭心。
　　烈士的鲜血洗礼了母亲的灵魂。她曾反复质问自己，如果换了自己，能否像牺牲的同志那样视死如归？她在日记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怕死，特别是怕腐烂的尸体，臭烘烘的。但身边那些勇敢献身的人又激励着她，正视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软弱。
　　她担心自己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在小包里，经常带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橹子，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母亲的小资味儿很浓。她不喜欢刀枪，却喜欢花儿，看见一朵花，欣喜得要命。因为多愁善感，她对死难的烈士总是忘不了。经常恍恍惚惚觉得这些人还在自己身边走动，说话，开玩笑。
　　换了别人，难受几天就过去了，她却要沉痛许久。在大城市北平，她身边的熟人哪有这么多死掉！每一个熟识的战友倒下，对她都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使她惊悸，使她难忘。
　　她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他们牺牲的时候都不过20多岁，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头——在我的心头矗立着一座丰碑。现在，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出来，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远记住这些英勇献身的同志们。
　　——马敦来。他牺牲时不过20岁，我们黎明报社的刻字员。他刻得一笔好字，圆圆的脸总是含着微笑。前一两天，我们还在一起，突然听说他夜里遇见敌人，被杀害了。
　　50年来，母亲始终保留着他的一张照片。至于这个马敦来是哪里人，详细情况如何，他死时就这么年轻呢，还是这是他年轻时的照片，均已无法知道。
　　母亲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好几个战友，他们是：
　　新城县县长杨铁，1943年7月13日被敌人堵在地道里，打死一名敌人后，开枪自尽，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头示众。母亲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我们的农民县长杨铁，这个矮矮的个子，敌人笑他是卖豆腐的傻蛋。
　　人民却爱他像爱自己的母亲。
　　鬼子搜捕抗日的县长杨铁，把他堵在地道里，千呼万唤，甜言蜜语：出来吧，出来没事，到皇军那儿也一样做官儿。
　　在死亡面前，这矮矮的卖豆腐的汉子，没有恐惧，没有悲伤，从容殉国。
　　分区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喜欢文学，常和母亲切磋写作，1944年3月31日被敌人包围在一所房内，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饮弹自尽。
　　母亲的战友，曲阳县妇救会宣传部长任霄，南方人，热情奔放，喜欢写诗。1942年10月被俘之后，用衣服拧成绳子，断然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霸县县委书记高均，当县长马建民被企图叛变的副大队长抓住后，就是高均率部队冒险前来解救，但后来这位老战友被反动的红枪会杀害。
　　还有韩菊林、韩超新同志……
　　从延安来的新华社记者安适。母亲在平西根据地与他相识，常常向他打听延安的情况。他喜爱文艺，跟母亲能谈得来。母亲调回平原后，他曾送给母亲一本精装的《联共党史》，可不久，就听到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记者牺牲了的消息。
　　这还都是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牺牲率不算高，远比不上吕司令员领导的冀中主力部队，一牺牲就是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
　　……
　　母亲说太多了，太多了！无法全把他们一一给描绘出来。然而这些同志却永远活在她的心头，她说：我爱他们！
　　确实，母亲打心眼儿里热爱他们。这从她特别喜欢搜集烈士的传记、遗书、各种资料等能够感觉出来。家里有很多烈士传，如《湖南革命烈士传》、《江西革命烈士传》、《荣哀录》、《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等等。
　　早在五十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字叫《牺牲》，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有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简历。其中还附有不少烈士死后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里照的，也有躺在刑场上的，如罗亦农就躺在草地上，头部给打得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相当惨烈。
　　母亲说她看了这本书后，难受得哭了，一夜睡不着觉。
　　母亲去世后，我真的在母亲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看后，心脏怦怦乱跳。这部印制粗糙，纸已经发黄的书里展示了70多具装在棺木中的尸体相片。有的是同一个人两个相片，一个生前，一个死后。个别的还呲牙咧嘴，相当恐怖。男人看了脊梁骨都要冒冷汗，别说女人了。等于是在死尸堆里走了一遭，能闻见尸臭和血腥。可以说，任何人看了这部书，都会被震撼，毛发竖立。何况母亲这么一个多愁善感，富有小资味儿的女性，她看后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就太正常了。
　　母亲是城里人，家境富裕过，平日看见一只死老鼠都吓得吱吱乱叫啊。
　　自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牺牲》这本书的影子总也摆脱不掉。母亲在她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本书。她说，就在她开始写《青春之歌》时，还浮出了《牺牲》书里的画面，那一具具死难烈士的尸体，刺透了她的灵魂，几十年怎么也忘不了。
　　她把这本书当作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
　　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也有怕死的一面。她对死极端敏感，因而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这一点，从母亲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
　　1946年4月22日 张家口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同志遇难的消息，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革命同志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愿记下来，作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事。
　　两天前，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而且很重。根据过去复发的原因，不外是精神过度疲劳或者受了刺激。但是这次，我的精神并没有疲劳，也没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静。我对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发现我犯病的原因了。从12日以来，只要和人谈话，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报纸也是王、秦等同志的死。这里是追悼会，那里是公祭、唁词……而每次谈话、看报、念祭文、读唁词，我都抑制不住地要流泪。尤其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泪珠不知不觉地淌得更凶。有时甚至捧着报纸放声大哭。孩子看着我无故流泪，睁大眼睛感到惊奇。一天、两天如此，三天、四天还是如此。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于是怕受刺激的心脏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说，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同志牺牲，母亲悲愤异常，以致犯了一场心脏病。
　　连根据地的一些地主也那么忘我、爱国！雄县东河岗村的开明士绅王汉秋，为支援抗日，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将自己的土地无偿献给农民。当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认为他别有用心时，他用镐头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铁了心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
　　当这位小地主把血淋淋的手指头和血书当面交给我父亲马建民时，母亲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可歌可泣呀……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残酷、最紧张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身边的同志三天两头牺牲，母亲却说：“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 （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
　　是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才有机会与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亲切聊天，并一同在小饭桌上吃饭；才有机会在大苇塘里，过着“天当被子，地当床”的野外露宿生活；才有机会与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随便开玩笑，被他称为“洋（杨）马同志”。
　　她曾冒着危险去一个大地主家进行说服反正，却无功而返；也曾在盛夏季节领略过躲藏在青纱帐里的酷热和憋闷。农村里一贫如洗的老大娘曾给过她大枣，让她充饥；在日本鬼子进村的危急时刻，一个被称为“傻蛋”的老实农民，把她给带出了村……
　　多少难忘的经历啊！
　　抗战中她也写过一些通讯，却没有特别精彩的。因为那些有名的战斗，如齐会之战、掌史之战等，她一个都没参加。她是一个女同志，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搞宣传，写的东西就是些伤员、老大娘、小姑娘等平淡无奇的琐事。
　　她自然不满意，心中的激情发泄不出去，难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写出八年抗战来，于是她孜孜不倦地写，一生就写抗日战争这一段，别的不写（应景的小文章除外）。
　　我们下乡插队八年，并没有生死危险和那么些激烈斗争，大都平平淡淡，想写的欲念都那么强，母亲经历了战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内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现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来，那些倒下的英魂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笔写点什么不可，这样就诞生了《青春之歌》。此外还写了不少怀念牺牲烈士的散文。如：《忆“哥哥”许晴》、《一只小怀表》、《再上雨花台》、《烈士与爱情》等。
8.写《青春之歌》前夕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120师行动。部队在前面打仗，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后面从事战斗结束后的群众工作。这一段日子非常紧张，经常连续几天地行军，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亲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大运动量的徒步行军，整夜整夜地走。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终日发着高烧，肚子又大又硬，像石头块子。
　　骨瘦如柴的母亲濒临死亡。
　　组织上提出让她回北平治病，她却舍不得战友，舍不得大清河，不肯去。后来多亏固安县牛驼的一个农民老头儿，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但身体总没好利索，这样维持了两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实在无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县十分区后方医院休养，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重又回到北京。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很压抑。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
　　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与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一个炕头生活和工作，使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有些土里土气。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结果到妇联后，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她在日记中这么说：　　
　　1949年5月2日
　　……这些天来，我是痛苦而沉闷的。原因也许是我的地位观念。我觉得我工作了这多年，却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几乎同等的职务，使我很不高兴。加之又无固定业务，打杂式的飘来飘去，我怕这样进步更慢……因此，我心里常常被苦闷占据着。十几年来对工作第一次如此地情绪不高。
　　母亲对这样的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她到市妇联时，正值初建阶段，领导工作比较忙乱，不那么细致。她参加革命十多年，却还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干同样的工作。而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在其他单位都提拔了，自己却还是个小办事员，母亲嘴里没说，心里却有些失落。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为件小事，市妇联的某领导对母亲大加喝斥，让母亲难以忘怀。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当母亲向妇联某领导反映这个女同志的担忧时，出乎意料，这位领导发了脾气，她脸涨得通红，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样没水平！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定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亲克制着怒火，没跟她争吵。事后她百思不解，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再加上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喝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年底，母亲因养病无法上班，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体依旧不见好转，日记中所记载的全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不少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母亲的脑海。
　　老马的搭档，霸县县委书记高均；
　　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杨铁；
　　把衣服片塞进喉咙，自戕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组织部副部长谭杰；
　　送给自己一块怀表的区长王泰；
　　喜好文学的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
　　在敌人面前忠贞不屈的妇救会干部任霄；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区委书记吕峰；
　　还有仓夷同志，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晋察冀日报》的战友，这小青年镶有两颗金牙。母亲在张家口怀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着军棉帽的单人照片都是他拍摄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个月后的8月8日他在大同被敌人活活刺死，年仅24岁。
　　他给母亲拍下了有生以来最好的几张相片。
　　母亲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1951年6月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两天，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也比现在不死不活，一事无成的好。这是孤注一掷的想法，当然不对。可是这种养病的生活，实在烦人。
　　1951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母亲，激励她快点把那部盘旋在脑海中很久的书稿写出来。她想先大胆写吧，等身体好了或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再写，是没日子的。
　　她对自己说：不要总这么怯懦，成天酝酿呀，思索呀，准备呀，就是不动笔。保尔一个瞎子、瘫子都能写，我还犹豫什么呢？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笔。9月25日那天，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自从一开始写，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那个虚幻世界里。全部精力被吸引进去，对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变好。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别犯病影响写作。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睡在老乡的热炕上，关节炎从没犯过。她就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在小西屋里盘了个热炕，有钢丝床不睡，却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她终于修改完了全书的提纲。
　　也就是在这个月，1951年9月份，母亲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唤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1941年左右，母亲所处的十分区根据地沦为敌占区。母亲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母亲总打摆子（疟疾），每日或隔一日就先冷后热，缩在老乡炕上难受得低声呻吟。晚饭多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碗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被有的同志反映了，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一个衰弱的病人用玉米饼和老乡换碗小米粥喝，竟也招来非议。母亲得知后，心里很难受，可又不便说什么。路扬知道了这件事，悄悄来安慰母亲，向母亲解释道：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扬说得母亲心服口服。
　　自那以后，母亲对路扬就有了好感。那时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母亲觉得父亲待她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路扬虽然比母亲小，却很有修养，对母亲体贴入微。
　　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以致于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
　　路扬送给母亲一本《鲁迅选集》。大约是1943年春天，母亲曾带着这本书爬封锁沟，涉大清河。从1943年到19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走。1945年春天，敌人铁壁合围时，母亲把它坚壁在新城县或雄县的东照村一个姓杨的村长家中。因为村子发大水，这本书就再也没有找到。
　　1942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
　　后来经过整风，母亲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但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当晚，路扬就找到母亲，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
　　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母亲已经消除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为了母亲，他1942年拒绝了李××，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
　　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母亲很高兴，并表示想和母亲“死灰复燃”。
　　母亲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对方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路扬失望地走了。
　　到了1951年9月，母亲忽然收到了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这使母亲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他在信中说，他现在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样两个人又恢复了联系。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不融洽。他们俩个性、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母亲爱吃零食，父亲一点不吃。母亲一到了隆福寺，总要买两大碗羊双肠，可父亲闻着这味，却要掩鼻。母亲有小资情调，多愁善感，父亲严肃沉稳，很少激动。母亲喜欢文艺，父亲却毫无兴趣，对母亲写的东西看也不看。
　　据母亲的日记记载：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我现在发现了犯病的规律。
　　父亲把脖子一扬，满脸不高兴地说：又是什么规律，规律一年了……母亲十分气愤，嚷道：什么夫妇，还不如同志，朋友，邻居！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还谈什么爱人民！
　　母亲觉得父亲对她漠不关心。她在1951年10月22日日记中叹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许是个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来，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隔的远远的。
9.动笔写《青春之歌》
　　我是1951年4月16日被母亲从河北农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时起，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分着住。母亲住在北房的东屋，父亲住在北房的西侧，有一个屏风挡着床，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母亲与路扬恢通信复联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1951年10月，当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这封信，又引起了母亲深深的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她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对，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
　　母亲爱幻想。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父亲恰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她一些欣慰和满足。她和他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现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恢复了起来。母亲常常想起他：他正在朝鲜和美帝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
　　母亲本想和他一刀两断，不再联系。但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母亲的信，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母亲就跟他通起了信。
　　他们具体的感情经历，母亲绝少透露，但根据母亲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父亲时，曾和路扬认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母亲已经结婚，路扬还没有结婚。母亲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
　　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母亲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做了一段组织疗法之后，不想再做了。因为每做一天，要难过好多天，什么也干不了。
　　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对别人说。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因为天天忙着写作，她不怎么记日记了，担心写日记要夺去写作的精力。
　　该去看病时，她也经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成一摊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她感到了创作的愉悦。
　　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总不能算作错误吧。
　　到了年底的时候，母亲已写了7万5千字。她似乎和保尔抱有同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的生命快到头了，必须抓紧时间把作品写出来，做一点有益于革命的事。
　　她的身体依旧时不时地捣乱。有一次，她的头痛起来，大晚上，竟忍受不了哭出声。在深夜中，一个成年女人的哀嚎，令人悚然。
　　为了治病，1952年春天，她连着几天到协和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的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在写作的时候，她也曾怀疑过：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 动笔后，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不全，这能写好吗？接着而来的是失望、泄气、难过。后来她想起了解放军战士高玉宝，文化很低，认的字还不如自己多，不也写成了自传体长篇吗？人家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她又想起了保尔·柯察金，一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重病号都能写成书，自己四肢五官都健全，还写不出来吗？若真写不出来，那就只怨你是笨蛋一个。想到此，保尔的那双黑眼睛仿佛在盯着自己，她终于又涌出了勇气。
　　这年7月底，组织上决定让母亲到北戴河休养。
　　母亲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在北戴河，她的住处紧靠海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她一个人睡在宽敞的房间里。夜半醒来，听到大海安静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这个月，这样的天气，17岁的她，只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庙里。那时候，她是为了逃避母亲包办的婚姻，离家出走，却因找不到工作，感到走投无路，想到了死。
　　而现在，虽然快40岁了，旧地重游，却一扫凄迷之感。她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她在这里能住两个月，多么幸福啊！
　　她像个孩子似的，成天在大海边玩，笑呀！跳呀！她感到大海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它那么大，气吞山河，又那么安静，如泣如诉。它坚忍不拔，无休无止地奋斗，向目标奔跑，一波一波扑向海岸……
　　有时候，因为关节炎和闹肚子，她不敢下水，就坐着小船，在波浪起伏的海上游荡。她把双脚泡在海水里，遐思悠悠。远离人世，独自置身在大海上，她感觉愉快，胸中澎湃着一种诗似的情感，这美丽的景色太迷人了！
　　在北戴河期间，她一方面用海水和热沙治关节炎，一方面仍旧写着自己的长篇。这一段时间，她感觉特别好，文思如潮，进展极为顺利。她后来说在海边写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从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后，她继续写。
　　到1952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
　　这年秋天，《新观察》发表了她的中篇纪实小说《七天》。是为了纪念战友——原二联县八区委书记吕峰而写的。他牺牲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7天的地道战中，同志们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吃腐烂的死小猪。
　　《七天》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新观察》准备出单行本，还请来阿英同志亲自为母亲修改。这是继1950年出版《苇塘纪事》之后，母亲写作事业上的又一个成就。
　　母亲没有单位，在街道过组织生活，接触的是一帮街道妇女、三轮车工人、小商小贩等。时间一长，她感到消息闭塞，什么文件都看不见，什么会议都参加不了，水平难以提高。父亲当时在国务院文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通过父亲与电影局领导协商，1952年底，母亲正式调到了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编剧。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这里，成为她的同事。
　　剧本创作所设在西单舍饭寺。
　　母亲到创作所之后，遇见这许多文学人才，如同从小屋里到了一个大操场，视野开阔，耳濡目染，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都大有提高。她的精神紧张而愉快，天天上班、身体竟也支撑了下来。
　　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本职工作就是写剧本。母亲想首先要干好本职工作，自己的小说先放一放，等以后再说吧。
　　进入1953年后，随着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母亲的神经受到一次大刺激。那一段日子，母亲见到的所有党员、干部、群众都在哭泣。母亲也哭红肿了眼睛，她甚至曾起过一个念头——拿自己生命换得斯大林同志多活几年，哪怕几天也好啊！母亲参加了苏联大使馆的吊唁，还参加了3月9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80万人追悼大会。沉重的国际歌声，回荡在北京城上空。
　　可能是过于疲累和悲痛，母亲的神经性疼痛突然发作了，她全身骨头疼，尤其是双腿和双肩痛得不敢动，只好请病假，回家休息。
　　但歪打正着，这样，她又有时间来修改自己的稿子了。利用这次病休，她集中干了几个月，把长篇的初稿完全弄出来。还曾给创作所的同行林杉和其他领导看过，受到肯定，并让她改编成电影剧本。林杉当时曾创作了《吕梁英雄传》、《刘胡兰》等剧本，有些名气，后又创作剧本《上甘岭》、《党的女儿》等，反响不小。
　　母亲信心大增，计划1953年9月底最后完成初稿。
　　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认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示中直各单位都要下农村帮助农村整改。
　　母亲放下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来到了通县田家府村，参加蹲点。每天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经常组织老百姓讨论学习，给农民群众讲解政策。
　　她的写作完全停止了。
　　直到1954年春天，才结束了农村蹲点，回到北京。
　　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只要能写她就抓紧时间写。又过了一年，到1955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约35万字，费时3年7个月。
10.《青春之歌》出版坎坷
　　《青春之歌》的出版非常不顺。
　　1955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母亲写了一部反映三十年代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要去了这部书稿。但看完了后，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他们提出，要母亲自己找一个名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当时，母亲是个刚进文艺界的一般编剧，不认识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找了阳翰笙，托他看看这部稿子。阳翰笙曾是总理办公厅副主任，当时是中国文联秘书长，日理万机，但答应5月15日开始看。
　　母亲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让妹夫蒋君超看了稿子，评价不错，还表示他愿意改编成电影剧本，认为小说后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后母亲又到广州，采访青年学生，为写剧本搜集材料。后因开展反胡风运动，单位让立即回来，6月底母亲就返回北京。
　　此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运动。8月，母亲担任了文化部京沪调查组的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又出差了两个多月。
　　因骑河楼马圈胡同的院子要征用，准备盖公安医院大楼，回京后母亲就忙于搬家，于11月6日搬到了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生活这才安定了下来。
　　母亲一直惦念着自己的书稿，这期间，她曾几次给阳翰笙打电话，问看完了没有。阳翰笙一直没有顾上看，后来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对母亲说，实在太忙，没时间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欧阳凡海同志看。这位专家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
　　母亲在征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应了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母亲心里很烦，来创作所3年了，却还没有写出一个剧本来，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看见别人一部作品还没有写完，报纸上就大登起来了（如秦兆阳的《两位县委书记》，在北京日报上连载了好几天）。而自己的书稿写了4年，经过多少遍的修改，迄今完成8个月了，还没有人看，就很有些愁闷。
　　母亲曾对父亲说：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文艺界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怨不得有些人形成了小集团，互相扶持，又怨不得胡风他们利用了我们这个弱点。但我是讨厌这种行为的，我绝不走任何人的门子。像有的人那样，为了自己的写作事业，竟然可以去抱某些名作家的粗腿，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实在没人理，我就给乔木同志或中央写信。一方面喊作品少，一方面有了作品又没人理。（见1955年11月15日日记）。
　　胡乔木曾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一个多月之后，到了1956年1月27日，欧阳凡海看完书稿，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对书稿肯定了两点，一是语言简练，结构活泼而紧张，二是对其中一些人（如卢嘉川、王晓燕、两个铁路工人、白莉萍、许宁等人）写得相当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许多缺点。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主人公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加以足够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华和戴愉两人还有许多地方要重新写。对左倾机会主义揭露的不够。
　　这封长信，大部分是分析手稿的缺点，优点只提了一小部分。
　　乍一看，母亲有些失望，情绪沉重，但后来又平静下来。
　　起码，自己塑造的卢嘉川这个英雄人物是成功的。只此一点，她就知足了。毕竟没有白费力气。母亲最热爱他，这是母亲理想中的英雄和爱人。别人也能承认他，喜欢他，给母亲带来了莫大安慰。而林道静的一些缺点，也正是母亲自己的缺点。母亲承认自己有这些毛病，认为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也对一些意见持保留态度。比如对揭露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就有不同看法。
　　母亲把自己的意见对欧阳凡海谈了，同时，还想请他将来修改好后，再给看一下。
　　谁知，欧阳凡海说：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揭露问题，你那样说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不赞成你把稿子改了后再给我看，因为改完后，还是那双眼睛，看的人难免要受原有看法的影响，容易有片面性，需要换一双眼睛看。
　　母亲也就没有再坚持。
　　但母亲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张羽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老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母亲的这部书稿被放进抽屉，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林杉同志的剧本，对母亲是个刺激，她联想到海默也写了不少东西，光电影剧本就五六个，还写有小说《突破临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啥也没有，光秃秃的零蛋，思想压力特别大。
　　这年3月，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式解散，母亲和海默等留在北影。接着袁文殊找母亲，让母亲当编辑处副处长，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答应。她的身体确实糟糕。
　　1956年2月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当老实承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面前，它也在考验着我的意志。近来常常在夜间，猛地醒来的刹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惧。它是那样尖锐地折磨着我，我留恋着世界，我怕死。
　　她的肝部老是难受。4月26日那天，母亲的右肋下面，肝脏部位突然剧疼起来。正巧前两天，她看了一本医学杂志，上面说肝癌的特点是肝部剧疼。死的恐怖立刻抓住了母亲，她无比地绝望。晚饭后，痛得更加剧烈，以至于双脚冰凉，全身没一丝力气。这时，她不得不告诉父亲，让他要车去医院。
　　父亲一听，愣住了，忙问母亲详情。母亲面色惨白，说以前肝部从来没这么疼过，恐怕凶多吉少，得了肝癌。父亲有些慌了，眼睛里噙着泪，赶忙打电话要车。
　　等车的时候，母亲倒不恐慌了。她平静了下来。迅速回想了自己的这一生，觉得自己虽然犯的错误不少，但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暗暗作出决定，若到医院诊断出是肝癌，就吃安眠药自杀。她准备好了一瓶鲁米纳。
　　到了中央人民医院，母亲下车后连路都不能走，是用推车给推进去的。
　　但出乎母亲意料的是，医生检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是什么病。
　　母亲很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肝癌？
　　大夫说不像是。母亲的精神立刻就轻松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当夜就叫母亲回了家。吃了一些镇静药，小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仍然疼。国务院的沈大夫介绍母亲去协和医院，检查了一天，内科、外科都闹不清是什么病，最后妇科大夫勉强说是盆腔炎，打了许多天的盘尼西林。
　　虽然没搞清楚是什么病，但起码不是癌，母亲放了心。她松了口气说：总又可以多活几年了。
　　也是在4月26日犯病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
　　报纸广播立刻开始宣传双百方针，声势浩大。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母亲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母亲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已认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担任过《黎明报》社社长，母亲后来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母亲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母亲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母亲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可不知何故，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母亲。母亲很敏感，以后就不大找他了。所以当中国青年出版社让找名家给看看稿子时，母亲找了阳翰笙，却没去找秦兆阳。
　　1956年春，母亲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茅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母亲，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母亲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母亲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
　　任大心给母亲的时间是6月20日以前改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母亲一千块钱稿费。
　　母亲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1956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40万字，书名最后定为《青春之歌》。
　　随着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想起了母亲。编辑张羽给母亲打来电话，问稿子修改得怎么样了？当听说作家出版社要出，他们急了，匆匆忙忙找到母亲，表示他们最先拿到这部稿子，答应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书。母亲说恐怕作家出版社不同意，请你们和作家出版社协商。果然，作家出版社坚持自己要出。最后任大心找到母亲，请母亲定夺。母亲觉得还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这是老秦介绍的，又那么热情和重视，还预支了钱。
　　于是，《青春之歌》这部书稿，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身边溜走，进到了作家出版社。
　　双百方针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很多过去不敢出的作品，这时都有希望出来了。母亲高兴之余，又感到了一丝悲哀。为什么干啥都是一阵风？现在是百花齐放了，《青春之歌》才能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政策，还不知拖到哪年哪月。
　　其实，交稿后，离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长的路。
　　到了这年8月中旬，小说还未付排，因为责编任大心搞审干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母亲的身体又犯了病，思想很苦闷。她想，自己的病这样多，怕是活不多久，看不到自己的书出版了。
　　12月底，母亲又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日期。编辑回答：因题材新颖，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还不能肯定。母亲在日记中说：
　　看样子，书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1957.12.21）。
　　这是母亲所有日记中，我发现的唯一的一次说粗话。
　　到了1957年1月18日，任大心来电话告诉母亲，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要到明年才能出。
　　母亲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把书先弄出来呢？老秦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他说《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于是母亲给责编任大心写了封信，表示趁这个机会还想再做些修改。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长了。她想等责编来送稿子的时候，问问情况，甚至想到给周扬同志写封信，反映一下这个意见（见1957年1月19日日记）。
　　到了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给母亲。据他说，副社长楼适夷看了这部稿子后表示，如果杨沫同志把小说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为这部稿子留下了40万字的空间。
　　这时，海默告诉母亲，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母亲因此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内心深处还是苦痛不堪，在日记中说：
　　这是因为书出版有望了，还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看我的面色总是红红白白很健康的样子，可是内里，我总有死的预感。因为我常想到母亲是四十七八岁死的，我也快到这个年岁了，而且浑身上下这么多病（1957.2.19）。　　
　　1957年3月，父亲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碰见了阳翰笙。阳询问了母亲的稿子，还很关心。母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讲了手稿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母亲别着急。母亲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母亲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母亲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1957年3月27日）。
　　到了6月份，当母亲给任大心送稿子时，他又说：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母亲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为什么又把别人的4部书稿放在母亲的前面出？母亲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母亲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母亲写不写序？母亲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
　　但母亲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望着白浪滔天的大海，她激动、凄迷，感慨万千。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母亲很快看完，并改完，交给了出版社。任大心告诉母亲这部书稿已由王仰晨负责看。但王仰晨最近会很多，暂时没时间看。
　　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母亲看见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因为怕被定成右派，卧轨自杀。母亲听说后非常惊讶……
　　肝疼还在折磨着母亲。在协和医院检查了两年，依旧查不出是什么病。她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十分区给她治好了黑热病的那位姓勾的土大夫。只吃了三剂药，立即见效。也许这老头儿能治好自己的肝病。
　　为此她坐长途汽车到了固安县的牛驼，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赵文元就住在本地，陪她找到了那老头儿。这人外表上看有70多岁，去年刚剃掉小辫儿。他的配方还保密，不告你都是什么药。但母亲相信他。因为在1939年，他真的救活了母亲一条命。
　　住了几天，看完病后，她顺便看望了当年的老房东，杜庄的一个干妈，眼睛几乎瞎了。过去，她每见到赵文元都要打听老马和老杨的情况。她对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怀念和关心，让母亲深受感动。这次来特地上家去看望了她，称她为“娘”。老大娘激动得语无伦次，一遍一遍抚摸着母亲的头、脸、手，悲喜交加。
　　吃了勾老头儿的药，当时没什么效果，但母亲回到北京后，身体是有些见好。而这时，老战友秦兆阳却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
　　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母亲，他还发现和支持、帮肋过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
　　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母亲很幸运，这部曾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怀疑、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
　　母亲十分感激秦兆阳，文革中曾私下对马联玉说过不下几十次，是秦兆阳帮助《青春之歌》出版的。
11.出版后的影响
　　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上的“新书介绍”栏内，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同时提到的还有李劼人的《大波》和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
　　从1月3日起，《北京日报》开始连载《青春之歌》。连载一周后，田藏申告诉母亲，还没有收到读者来信，但报社的同志们反映较好，都挺爱看这部小说。
　　与此同时，历经数年坎坷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终于在北京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母亲紧张地等待着群众的反映。她很怕读者不欢迎，徒劳一场。
　　还好，有了一点反响。北京人艺去找了《北京日报》，说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剧本……
　　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想不到单位领导却突然点名批评了母亲。
　　那时正赶上北影厂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双反运动。1958年1月31日，星期五，在全厂数百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上，厂领导点了母亲的名说：杨沫同志几年没有写成一个剧本，可是却写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
　　言外之意，母亲只顾个人成名成家，不做好本职工作。
　　母亲乍一听到后，感到非常愕然。连林艺同志也觉得很意外（因她已退出领导小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北影厂为何把她当成了一个浪费典型。自己如果有错误应该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她仔细回忆了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首先，1952年11月她来到剧本创作所时，《青春之歌》初稿轮廓已大致完成。
　　到了创作所后，就投入了整党运动中，大约两个月，接着参加剧本创作会议。完了之后，与黄岩海接受任务改编赵树理的《罗汉钱》。为此搜集材料，研究如何改，弄了两三个月，到了1953年夏天，领导上忽然决定不改了。因关节炎，她无法下去。7月去了北戴河，一直到10月写了4个月的小说。
　　1953年冬，到通县参加统购统销工作，单独负责一个大村子，搞了4个月。
　　1954年3月回来后，被选为支部书记，脱产工作。6月投入国际民主妇联的剧本《陈秀华》。9月完成，又做支部工作。直到11月改选。袁文殊又让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因病到第二年春天才去天津、广州、上海生活3个月。6月回到北京后，投入肃反运动，到南京、上海外调，搞了4个月。10月回来后，发现肝病，继续在北京搞肃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为止。
　　从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强在病中写了一个剧本，10月交给了编辑处，同志们提了意见。1957年重写这部剧本，可是9月份又参加反右斗争。整天开会，身体又坏了，因此这个剧本没有完成。
　　想到这里，母亲提笔列了一个工作表，向北影厂的林艺和鲁军说明情况。这两位同志也都认为杨沫没有出剧本，不该负多大责任。
　　当时也有人写大字报，附和厂领导的说法，指责母亲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写剧本，却给自己写小说。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她确实有点想不通，她于是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列举实例，反驳了对她的指责，以正视听。
　　母亲对领导的批评相当重视，也相当地抵触，她认认真真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统计出来，公诸于世，请广大同事评判。
　　不久，《青春之歌》的社会反映开始出现，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告诉母亲，头一版已经全部销售一空，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万册。
　　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从3月份，母亲就收到了一些群众来信，《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中宣部的《宣传动态》等均有介绍和评论《青春之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
　　这部书稿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已能明显感到。
　　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长王阑西让人捎信给母亲说，你写了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这也是对党的贡献。安抚母亲，不要介意北影厂对她的批评。
　　但神经质的母亲能不介意吗？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世德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青春之歌》。
　　4月23日，海默写信告诉母亲，周扬同志在前两天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
　　才出版4个月，反响已经极为强烈。
　　北京大学、北京29中、北京6中、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河北北京师院等学校纷纷给母亲来信，邀请母亲与同学们见面。
　　北京大学团委也给母亲发来信，原文如下：
　　杨沫同志：
　　您的作品《青春之歌》是目前我校同学最爱读的好书。大家都抢着读，大家都在读，大家都从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加之书的背景是北京大学，所以同学们又感到特别亲切。同学们一再要求和您，敬爱的作者同志见面，请您和大家谈谈。我们知道您身体不大好，可是同学们的热情这样高，要求和您见面的心情这样迫切，要求即使不能听您的报告，如来能见见面，谈几句也很满足。因此，我们派徐佑球同志前来与您面谈，希望能得到你让大家高兴的答复。
　 　此致
敬礼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1958年5月26日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也给母亲来函说：
　　据北大团委会同志讲，北大同学对《青春之歌》很感兴趣，争先恐后读，读了之后就特别希望见一见作者，听听作者的讲话。我们知道杨沫同志身体不大好，不敢冒昧介绍又感到他们的盛情难却，尤其是北大同学的要求与别处还有所不同。现在介绍他们去跟杨沫同志当面谈一谈。如果健康情况允许的话，是否跟北大同学讲一次。……
　　于是，母亲分别去了北京大学和第6中学，与大学生、中学生们见了一面。　　
　　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印了39万册。刘导生和袁鹰都撰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
　　群众来信络绎不绝。
　　17岁的天津读者王世廉来信说，看完书后，对作者有一种孩子想母亲似的感情。特向杨沫提出：您作我的好妈妈行吗？请答应吧。
　　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认为她是一个受人爱戴和敬仰的同志。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由于反应强烈，当年8月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找到母亲，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这年的12月2日，大连工学院学生发来一份字数很长的电报，代表4320名共青团员和6371名同学请求母亲去大连与他们一起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　　
　　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门求见，向母亲表示要把此书翻译成英文。
　　朝鲜和苏联的同志也与母亲商谈，要把小说翻译成朝鲜文和俄文。
　　只短短几个月时间，母亲就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一跃而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林海雪原》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也几乎家喻户晓，但它似乎更倚重传奇的故事情节取胜，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而《青春之歌》没有那些传奇情节，靠一个有小资味儿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这种影响，比一个战斗故事，一场剿匪战斗，也许更深入灵魂，更为广大学生和知识文化界所接受。
　　也有头脑比较封建的人批评《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接二连三地恋爱，很不严肃。其实那正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也往往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所以才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强烈共鸣。
　　随着《青春之歌》一书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母亲忙了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这儿请，那儿请；这约稿，那约稿；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父亲劝母亲：采访一律不见，邀请一律不参加，以免让人说你搞个人名利。
　　母亲却认为这太绝对了，会脱离群众。
　　母亲在1958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邵荃麟的爱人葛琴告诉她，这次去苏联开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名单里有她。
　　10月4日，母亲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苏联塔什干。代表团团长为茅盾，副团长为周扬、巴金，秘书长是戈宝权。团员有叶君健、刘白羽、曲波、祖农·哈迪尔、季羡林、赵树理、袁水拍、郭小川（兼副秘书长）、纳·赛音朝克图、库尔班·阿里、许广平、张庚、杨朔、杨沫、玛拉沁夫、谢冰心、肖三。
　　女作家中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三人。
　　母亲从无名之辈一下子与这两位文坛名流连在一起。
　　恐怕连母亲自己也没料想到，总在疾病的折磨下频频恐惧的她，单位调级唯一没有份儿的她，小说出版后还被点名批评的她，几个月之后，竟然会被上级如此重视。
12.不和谐声音
　 到了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全社会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在部分青年群众中，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琐碎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了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并看了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就向总编邢方群汇报了。
　　邢方群当即表示，这个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让文艺组进行组稿准备。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将刊发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决定从1959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本来，《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中国青年》杂志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性刊物。当它刊登郭开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后，立刻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轰动，并为此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这是第一篇尖锐、系统地批判《青春之歌》的长篇文章。
　　《文艺报》也和《中国青年》一样开辟了专栏，登载对《青春之歌》的各种意见。来稿中以不同意郭开观点的为多。
　　有个别人支持郭开的意见，对《青春之歌》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的张虹的文章，认为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是不严肃的，“先后和4个人发生了恋爱”，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不受一点道德约束”。并说有些作风不检点的人会以学习林道静为借口，动不动就闹离婚，把两性关系看得非常随便。
　　《文艺报》第4期上发表的刘茵的文章也说作者在爱情描写中，流露出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比如作者所极力讴歌的共产党员卢嘉川在宣传革命时，却对一个有丈夫的年轻妇女发生爱情，这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
　　但批评意见是少数，多数人都认为郭开的意见过于武断，过于简单。
　　为此，郭开本人又发表了《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见1959年《文艺报》第4期）。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而是一个由愤世嫉俗才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没有认真的和工农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的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锻炼。郭开还认为林道静是地主出身，她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
　　针对《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郭开指出：对那些喜欢《青春之歌》的人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看看都是些什么人。他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而工农出身的老工人、老干部则寥寥无几。
　　郭开的辩解又一次激起了广大读者对这场讨论的兴趣，更多的人卷进了讨论。
　　其实，根据母亲所收到的读者来信看，只要是年轻人，哪怕文化程度不高也都喜欢，比如战士、农民、工人等等。
　　这么讨论下去，无休无止，显而易见，多数人是不同意郭开的意见的。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了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看来，我以为指责《青春之歌》坏处多于好处，或者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了这本书的优点”。
　　之后，何其芳在同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指出：郭开虽然在他的文章开头和结尾说过一两句肯定《青春之歌》的话，实际上他是否定这部小说的，和许多同志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
　　他说：“在这几部小说中（指《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我当时估计最能广泛流传的是《林海雪原》。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这次，《中国青年》发起了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我才重又读了它一遍，这一次是一气读完的。读完以后，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优点，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确地了解它广泛流行的原因了。”　　
　　《文艺报》同年第9期发表了副主编马铁丁①的文章《论〈青春之歌〉及其论证》，全面肯定了《青春之歌》。认为此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青春之歌》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有出路。文章指出郭开口口声声马列主义，但他的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的表现。
　　有关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文艺评论家孟亚辉指出：
　　下至中小学生，上到文艺界领导人，从青年到老年，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从专家学者，到以文艺为捷径的政坛过客，几乎成了全民族的一场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重影响，几度脱离了文学艺术的范畴，但应该说，这种讨论还是人尽其言的。因此，研究当代文学史就不能不了解有关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及其背景……
　　《中国青年》连续讨论了4期。稿子大部分是文艺组的编辑组织来的。为了这次讨论，邢方群还请示过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见。郭开的文章代表了目前自上而下的教条主义思潮，是得好好地搞一搞了！”
　　结果这次讨论的直接后果是《青春之歌》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大增。很多不知道这本书的人知道了，很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也看过了。
　　1959年2月底，北影厂开拍电影《青春之歌》前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等都去了人，把本厂会议室挤得满满。还请来郭开参加。会议由导演崔嵬主持。他说：《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曾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在场。我们也欢迎他对小说拍成电影，提出宝贵意见。
　　母亲就坐在郭开的对面。这是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三十岁左右男子。他的文章发表后，母亲没有对他的批评进行过任何反驳。她觉得一本书好坏应该由读者来定，自己说没有什么意思。
　　母亲本以为郭开会对《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没有料到，郭开尚未开口，周围同志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
　　有的说，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这样写她才有艺术感染力；有的说郭开不懂文学，没有缺点的人物是没有的，文学就是要写出有缺点的人物如何进步，如何变完善，这种有缺陷的美比完美无缺的美更有意义；还有的说，郭开的批判不实事求是，简单片面，粗暴武断……
　　发言之热烈，应接不暇，郭开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场面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导演崔嵬和陈怀皑也都没有想到。约来对《青春之歌》的电影开拍提意见的会，竟然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了。
　　据母亲说，郭开当时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解释说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是有个记者鼓励他写的。那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听到有些老工人说，《青春之歌》里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谨。这个记者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给整理出来，想予以发表。郭开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从来没写过，但那个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工人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还答应帮他修改，这才把文章写了出来。
　　座谈会上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
　　崔导演在会议结束时有些激动地说：不管怎么批判，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面对巨大的成功，母亲非常谦虚。她根据这次讨论中广大读者所提出的意见，也采纳了郭开批评中的正确成分，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以突出她和工农相结合。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报》上连载。
　　不难看出，郭开的批判是极左的，他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概念出发，对《青春之歌》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改动，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郭开极左观点的一些影响。
　　她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的内容；增加了对林道静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增加了林道静思想改造方面的描述。
　　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思想大解放，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的，违背了生活真实，从而降低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
　　张化隆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说：
　　修改后，并没有使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为了完成林道静阶级立场的转变，在后增加的8章里安排了正反两种生活教员，让她过两关：为解决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让她过郑德富那一关；让她在麦收斗争中认清地主宋郁彬的真面目，从而过阶级斗争这一关。这两关集中一点是过家庭出身关。这样作者就从一定的政治命题出发，把无限丰富的生活做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绎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严重地损害了林道静的形象。
　　他认为，修改版本增强了对林道静的批判，是作者的一大败笔。
　　张化隆还认为：
　　《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党后的林道静不如入党前的林道静，这原因就是作者已不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已不再把她按照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所固有的生活规律来写，而是过早地把她作为理想化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来写了。
　　但是母亲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的章节。相反，她正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因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人随手就可以说出很多来。她认为这样的修改补充，对林道静的塑造是有益的。
　　从表面上看，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全面了，思想性更强了，更紧跟时代了。按母亲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这完全是真实的。但在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看来，母亲这样做却有迎合政治口号，图解政治概念，随意编造情节之嫌。
　　战争年代，因为极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知识分子干部所遭受的各种考验、磨难，甚至批判远比工农干部为多。似乎知识分子干部天生就比工农干部矮一头，因此必须要拜工农为师，脱胎换骨地改造。母亲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局限。她诚心诚意地意识到初版的《青春之歌》对女主人公与工农结合部分写得不够，批判不够，立刻补写了一段林道静在农村。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认为这么增加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虽然母亲也知道有相当一批人对修改本持批评意见，认为改糟了，但她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恢复初版的原貌。她认为《青春之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为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一部作品不能变来变去。
　　1991年6月，母亲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 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她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 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直到晚年，她都坚持这一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并翻译成英、日、法、德、俄、乌克兰、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乌尔都、哈萨克、世界语以及藏文等18种文字。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能有这么多文字译本，实属罕见。
　　据我所知，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出版发行的小说中，《青春之歌》的外文译本之多，名列前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出第二本。
　　《青春之歌》成为了共和国一部长篇经典小说。
13.电影《青春之歌
　　小说《青春之歌》的巨大影响，使电影界的人都明白，谁拍摄，谁成功。
　　谁都知道，选好林道静的扮演者，是电影《青春之歌》成功与否的关键。
　　导演崔嵬和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为此，北影厂与《北京晚报》联合召开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并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
　　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从调查中了解到，广大群众都主张选用年轻演员，鼓励北影厂大胆挑选新人。
　　崔嵬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他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儿。在演员的选择上，他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名演员和新演员都要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
　　到底让谁来演林道静呢？
　　据郭开在文革中的揭发，导演崔嵬曾气势汹汹嚷道：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
　　3月份下了场雪，为了抢时机，在林道静还没最后定夺的情况下，电影就开拍了。崔嵬着急地物色着演员。他曾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当过院长，某日，突然想起了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就派副导演去武汉，火速把谢芳接到北京。
　　谢芳确实有些特别。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就不用说了，她父亲还是个基督徒，神学院的教授，留学海外，精通英文，翻译过《基督教伦理学》等著作，并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母亲也是大学生，与冰心是同班同学。谢芳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周要做礼拜，每餐前都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
　　崔嵬真有魄力，在当时就敢选这么一个右派的女儿当主角。
　　通过试镜头、试戏，谢芳非常理想，被正式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
　　为了隆重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
　　崔嵬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精心挑选了大牌儿演员来演：秦怡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连一个很次要的角色王晓燕的母亲，都由名演员王人美扮演。
　　崔嵬还请大作曲家瞿希贤为电影作曲，大指挥家李德伦为乐队指挥。
　　彭真后又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注意抓这部片子，说这是政治任务。
　　因此北影厂将《青春之歌》列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摄制《青春之歌》开绿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后由彭真亲率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审查样片，一致批准它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
　　母亲听到的反映都是：电影不错！很好!非常感人……谢芳演得好，把林道静演活了！
　　崔嵬冒险启用谢芳，被证明是对的，而且十分英明。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母亲：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母亲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母亲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母亲。母亲说她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母亲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母亲笑了笑，点点头。
　　电影放了近3个小时。演完后，总理对母亲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母亲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晕晕乎乎的……回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工农兵要占据银幕的极左文艺潮流，有所突破。
　　《青春之歌》成为我国五十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国内轰动一时，在日本也获得了轰动。在此之前，日文版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广大读者有所了解。电影从1960年5月26日到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此，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
　　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谢芳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就能看见，有两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狂热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
　　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日本人和田写的文章《放映中国影片运动的成就及其影响》，其中说：“在这些影片中，无论从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次来看，都以《青春之歌》为最高。因此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文中并附了一个统计表，列举了十部电影的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数。这十部电影是：《祝福》、《林则徐》、《五朵金花》、《聂耳》、《风暴》、《青春之歌》、《万水千山》、《红色种子》、《铁窗烈火》、《女篮五号》。
　　《青春之歌》影片在越南和朝鲜也都受到了欢迎（见《大众电影》1960年第18期）。
　　由于电影《青春之歌》的上演，母亲名声更大，成了一个公众知名人士。
　　下面是邓颖超给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杨沫同志：
　　我收到你来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兴！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你寄来的再版本，以后有空，我当再读它。
　　知道你年来都在治病，养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视疾病，摸索并掌握病的性质和规律，善于和病作斗争。治疗要有耐性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会善自消遣。休养时，安心休养，力争把病治好和恢复健康。我相信你在恢复健康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创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我的健康，近两年已在逐渐恢复和显著好转。但是六一前夕，从定期的妇科检查中，出乎意料地发现卵巢囊肿，须动手术，因此果断地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手术经过，十分顺利和良好。十天后即出院返家休养。现精神、体力，又渐恢复正常，请你不要挂念。这也是我迟复信的原因，希能见谅！
　　专复
　　　祝
　　痊好！
　　邓颖超 1961.7.15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母亲的关心和尊重。
　随着电影的轰动，小说发行日益普及和蔓延。《青春之歌》的影响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日本，反响之大，出乎意料。
　　《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日本首先翻译，而且6次重印，发行近20万册，这个数字在日本当时是空前的。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青春之歌》后，受林道静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日本共产党。可能因为她的美貌纯真，爱屋及乌，对她所热烈向往的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据说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参加国会选举，指示相关人员放映电影《青春之歌》，希望能为日共多拉选票。
　　1961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赤旗报》上著文，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他说：“《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这篇文章曾译成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一个日本读者藤井增藏曾给母亲写了长达20页的信，讲述自己怎么从一个天皇的信徒，渐渐转变立场，相信了共产主义。这其中就是受了《青春之歌》的影响。
　 ……
　　1961年还有一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苏联妇女彼得罗娃给母亲写来一封信。她不知道母亲的地址，是寄给《人民日报》转交的。信的一开头她就说：　　
　　亲爱的杨沫，我作为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姐姐从苏联给你写这封信。我刚刚读完您那出色的小说《青春之歌》，此书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
　　1963年11月，中国作协派人专门接母亲去参加招待印尼作家的宴会。前来接母亲的同志说：印尼共产党中央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必修教材，所以印尼作家很希望能见到杨沫同志。可惜的是母亲当时正在犯心脏病，无法前去。
　　越南共产党中央也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学习读物。
　　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能在国际上获得如此反响，是非常罕见的。当时，还有一些长篇小说，非常流行，广为群众所喜欢。但这些作品却没有《青春之歌》那样在国际上也获得巨大影响。
　　60年代初，有人曾对母亲说：现在报上除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外，就是你的名字了。从上到下，大家都知道杨沫，关心杨沫。
　　邓大姐惦念着母亲的身体，1961年她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与疾病斗争的文章，特地嘱咐秘书寄给母亲一份报纸。
　　习仲勋的夫人齐馨同志登门看望母亲并提出了治病和工作的很好建议。
　　肖克的夫人蹇先佛同志为母亲介绍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女战士事迹，请母亲写作时使用。
　　1962年母亲因心脏病，在颐和园后湖找了间房子休养。当时住在中央党校的李立三同志闻讯后，时常来后湖看望母亲。
　　冀中的老领导吕正操和刘沙与母亲来往更多，为她的写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帮助。
　　……
　　即使是偏僻穷困的地区的孩子们，也知道了杨沫，因为中小学语文课本有《青春之歌》的节选。
14.文革岁月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开始揭批炮轰本单位领导。
　　6月15日北京市文联贴出《把反革命分子赵鼎新揪出来》的大字报，赵鼎新为市文化局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之后，不少人写大字报纷纷表示支持。
　　6月18日作家骆宾基挺身而出，张贴了《赵鼎新是左派》的大字报，文中还宣称“周扬也是左派”，在文联引起轰动。
　　次日市文联贴出了大量批判骆宾基观点的大字报，骆宾基遭到围攻恐吓。
　　6月27日北京市文联成立 “文革筹委会”。主任赵树藩，浩然根红苗正，被选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因单位里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发生武斗。
　　截至到8月初之前，母亲的日子一直不错。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随会议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开完会后，休息两天，母亲即返回机关参加运动。
　　那时候，谁被毛主席接见，谁就有了一层圣光，能保护他不受冲击。所以暂时还没有人给母亲写大字报。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当时的林副主席喊出了“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红卫兵破四旧，风行一时，北京的文革运动随之开始显现血腥。
　　8月23日社会上的一部分红卫兵闯进文联机关大院，他们在大门口贴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大标语，声称要烧毁文化局下属各剧团所存的传统古戏装。下午他们开始揪人。市文联老舍、田蓝、金紫光、张季纯、端木蕻良、骆宾基、江枫、萧军等，被用卡车送到孔庙，在烧古戏装的火堆旁，受到红卫兵的皮带抽打。老舍因头部受伤，被提前送回，在市文联院内又遭批斗，受尽凌辱。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篇是《好得很！》。所以，人们眼看着老舍挨打受辱，却不敢出来制止。
　　次日午夜时分，绝望的老舍跳入德胜门豁口外太平湖，终年68岁。
　　把老舍揪出来时，母亲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
　　事后，母亲心有余悸地说，“我是漏网之鱼。”
　　母亲的朋友、熟人、战友一个个地被打倒了。
　　为写一二·九运动，母亲采访过陆平，现在陆平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大黑帮，万炮齐轰。聂元梓所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其矛头就直指陆平。
　　曾写文章为《青春之歌》辩解的陈笑雨（马铁丁），被批斗了一次，而不甘受辱，于8月23日，几乎与老舍同时，投永定河自尽。
　　曾帮助母亲联系出版《青春之歌》的阳翰笙四清时就开始挨批，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点了他的名，成为反动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之一。
　　老同事海默又给揪了出来，新账老账跟他一起算。在1960年海默被打成漏网右派之后，母亲曾借给过他500块钱。
　　所有为《青春之歌》说过话的文艺界领导现在全部被打倒，如周扬、蒋南翔、林默涵、陈荒煤、何其芳等等。母亲感到了黑云压顶，不寒而栗。她别的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青春之歌》，只要《青春之歌》不打倒，自己就不会打倒。她本能地想起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那是1961年5月23日，她收到了周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原文是：
　　杨沫同志：
　　你的小说《青春之歌》康生同志看了，他对此书的意见，周扬同志觉得很好，特嘱抄送你一阅。意见如下：
　　1.这是一部好小说。我没有读过初版，再版增加了七章农村斗争，这很好。增加三章学生运动，觉得很不自然。我在未读“再版后记”以前，就觉得这几章是强加上去的。电影《青春之歌》以入党结束，结得很好。从全书来看，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客观发展来看，以入党结束可能比以一二·九运动结束还要好些。
　　2. 书中反复强调“八一宣言”的作用，这样就减低了毛主席对党的领导作用和少奇同志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必须修改，这种修改是容易的。
　　3.江华在汽车上宣布戴愉是叛徒，对叛徒还要冒着很大危险去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既不合理也不真实。戴愉被国民党特务处死也不合理，很勉强的。
　　如果三版时能将这些缺点加以修改，这部书将是现代最好的小说之一。（1960.9）
　　以上三点就是康生同志的意见。
　　此致
　　敬礼
　　周扬办公室 谭小邢 转抄
　　 5月16日
　　母亲看后很高兴，她把康生的这三点指示工工整整抄在了日记本上。
　　1960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时时处处突出政治。可就在同一个月，康生却肯定了这部小资味儿很浓的小说。
　　原因何在？
　　可能是《青春之歌》的影响空前巨大，为建国后长篇小说所少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比较受压，《青春之歌》可能是第一部把知识分子当成主角加以肯定的大部头小说，引起了知识界，包括青年学生的热烈共鸣。再加上1959年10月电影《青春之歌》上演，谢芳的清纯形象，更推波助澜，加重了这本书的影响力和爆炸力，观众近千万之多。康生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做出的评价比较客观和实际。
　　文化革命开始后，眼看着文艺界的熟人纷纷打倒。母亲预感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就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让姐姐小胖给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想让红卫兵小将知道，中央领导是肯定《青春之歌》的。康生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绝对能代表中央。
　　我记得小胖除了油印之外，还用复写纸印了很多份，寄往各单位。用康生的批示保老妈，在运动初期，似乎确实起了一点作用。母亲还真没被当成反党分子给揪出来。当时北京市文联造反派的斗争矛头指向的是老舍、骆宾基、萧军等。
　　但到1967年3月之后，两报一刊公开点名批黑修养，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文革前就批过《青春之歌》的郭开又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批判《青春之歌》，说这部书是替刘少奇和彭真树碑立传。
　　于是康生的这个护身符有了问题（批示中有一段肯定刘少奇的话）。母亲权衡了利弊之后，把肯定刘少奇的那句话删去，又重新刻蜡板，重新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后来有人悄悄对母亲说，你这么宣传康生的批示，如果被知情人发现，会惹来麻烦，说你篡改康生同志的原话。康生本人要是知道了，也可能会生气。刘少奇打倒了之后，他肯定不喜欢人们老引用他当初含有吹捧刘少奇内容的批示。
　　母亲想了想，也有道理。以后，就再也不公开提康生的这段批示了。
　　因北影厂造反派勒令母亲前去接受批斗，母亲担心身体受不了，无奈中又想了一个办法，给康生和姚文元写信。
　　给康生的信底稿已找不见，但给姚文元的信底稿还在。
　　因姚文元在文革前曾写文章赞扬过《青春之歌》，母亲希望姚文元能给点面子，发句话，缓和一下自己的处境。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直接管文化战线。
　　然而这封信寄出后，渺无音信。母亲只好躲到朋友家，逃避了北影厂的那次批斗会。
　　母亲虽然恐慌，也没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办法。
　　当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郭开召开17万人的大会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时，蒋南翔、陆平、杨述等同志都被拉上台批斗，而母亲这个作者，却逃之夭夭。
　　5月10日 北影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时，导演崔嵬、演员谢芳等全都挨了斗，而母亲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当时不遵守造反派的命令，不参加批斗大会，擅自逃跑，是很招人恨，让人瞧不起的。但母亲觉得自己不是黑帮，她拿出了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
　　母亲原来的同事，香山的邻居王莹的日子就比母亲惨得多。江青在大会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坏得很，给扣上了“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她不得不每天到单位接受批判，终日被辱骂抽打。后逮捕入狱，于1974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她想造反派不是批《青春之歌》吗？我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来回敬造反派的批判，这一着肯定能让造反派哑口无言。
　　她记得姚文元的文章是收在《新松集》上的，就托助手小罗去找这本书。小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跑，终于给找到了。母亲让姐姐小胖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赞美和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做一对比，用姚文元的话来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
　　姚文元同志与郭开同志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
　　（摘要）
　　姚文元同志的评论文章《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评小说〈青春之歌〉》载于1962年5月出版的《姚文元论文集——新松集》第58页。
　　郭开同志的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载于1967年4月15日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
　　郭开批：《青春之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小说，是株大毒草。
　　姚文元评：小说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创作出色彩鲜明的形象，在生活发展方向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渗透了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无产阶级党性，因而在艺术上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
　　郭开批：《青春之歌》辩护士们都说，《青春之歌》是优秀的革命小说等等。《青春之歌》的辩护士、吹鼓手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大肆吹捧的《青春之歌》，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他们想把我们毒死——使我们接受他们谬论，好跟他们搞修正主义。
　　姚文元评：我们读着这部小说，就会感到革命胜利是经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才得到的……让我们大家从这样的现实意义出发来读这部优秀小说吧！
　　郭开批：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色情描写……（没有举出例证）对青年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诱惑年轻一代和平演变。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和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品一样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弃一切丑恶的个人主义打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郭开批：那种说《青春之歌》是学术问题，放在后期处理的论调是糊涂人的哲学。我们不能听。必须争朝夕马上干！过去几年没有批判，并不是群众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王爷陆定一压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批判是被陶铸这个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压住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批判吗？一定要批判。因为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青春之歌》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和《海瑞罢官》一样，是一个政治案件。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小说是沿着三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敌我斗争，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条是党内斗争，党内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三条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织出一幅鲜明的历史图画。
　　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
15.始终没整海默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韦明同志初到北影任厂长，在谈创作时经常说总理的意见如何如何，对海默与成荫合写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提出了批评，说这剧本“歪曲复员军人形象”，甚至上纲到“修正主义”。海默不服，就和他争执起来，指出“你这意见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甚至还坦率地对韦明说：“你不要张口总理，闭口总理好不好！我们也没听总理说过，是否真是总理的意见也难断定……”
　　他感到对方是借用总理的意见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领导这样的态度，自然没有好结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来，打成漏网右派，说他“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中央、毛主席，说大跃进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逼死了几十万人……”他所编剧的电影《洞箫横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后通过该片女主演王云霞把材料递给了陈毅，陈毅调来影片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最先提出海默的问题应该平反。海默得以死而复生。可到四清时北影厂又把矛头对准海默，要新帐老帐跟他一起算。由于周扬出面说大多数同志属于认识问题，结果又没得逞。文革开始后，北影厂的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收拾他——写了“黄歌”《敖包相会》，又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海默第三次给揪出来，剃了光头，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挨打，他总一声不吭。
　　据谢添说，批斗时，我们都低着头，海默却不老实，头给按下，又抬起来，再按下又再抬起来。给关起来后，造反派进屋打他，他还敢还手，并把窗户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难识人心。某天，海默发现有位挨整的朋友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老小。为让这位朋友早点解脱，海默用手指指自己说：“没关系，你揭发我几条，往我身上推。”劳改锄草时，女演员凌元发愁说：从小到大从没锄过草，锄错了怎么办？海默说：你就躲在我后面干，出了错，我担着。
　　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平反，海默已把生死沉浮看得很淡，置之度外。
　　私下，海默曾对众“牛鬼蛇神”痛斥过江青，给他们传看过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说她当初与王莹争着演《赛金花》……不幸这些言论被人揭发了。
　　1968年5月14日晚，经过精心策划，海默被骗到北影厂某处假装审问。一帮壮汉突然闯进来抓海默。海默极力挣扎，马上被蜂拥而上的人按住，怕他闹，特地用衣服蒙上他的脑袋，堵住他的嘴，强行拖上车，几个人用脚踩着他，拉到电影学院的摄影棚。在上千瓦聚光灯照射下，造反派质问：你反对江青同志，认罪不认罪？海默和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于是造反派开始乱打，边打边吼：我叫你硬，看你还硬不！直到把他打躺在地，全身是伤，他还是一声不吭……中间，也有人提出异议，不要这么打。主谋绑架行凶的王造反派却说：现行反革命，不抓不打，他能老实交代吗？
　　在沉默了两天一夜后，5月16日晚10时海默终于停止了呼吸。
　　作为“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遗体横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好几天，无人收尸。后单位出面火化，骨灰扔弃。
　　50年代海默与母亲来往很多，并一起切磋过《青春之歌》的创作，给母亲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上小学时，老听到母亲提海默。海默有困难时，母亲还借给过他钱。
　　1942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1953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舞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他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20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500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极其罕见。
　　1962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1964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500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
　　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该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胆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长年害病，实在痛苦得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根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么？来时找我来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 3．15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
　　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
　　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24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见《耕耘文集》第405页）。
　　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7年之后，1975年7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
　　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
　　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
　　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16.与关露的来往
　　除了海默，母亲与关露、王莹以及柳溪等人的关系也都很好。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给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私下场合，母亲从不避讳与这些人来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这些人一些帮助。
　　自从柳溪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后，丈夫与她离了婚，什么东西也没给她，经济上非常困难。很多过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来往。有一年，柳溪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绝望之中，托人向母亲求救。妈妈就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偷偷送给了她，东西虽不多，却也表达了母亲的一点心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脸不认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亲对关露也一直很尊重。在1957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她说：
　　今天我的心里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开会传达“十一”的事情。开会后同关露一同到西单商场买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关露，被公安局错押了两年，出来后，精神仍然是那么活跃，没有对党不满的任何怨言、姿态。这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而关露确实有骨气。她自己身受那么大的冤枉，背着“汉奸”、“日本特务”的帽子，却还敢仗义执言，替母亲鸣不平。母亲在日记中对此有记录：
　 （1957年）11月19日 北京
　　……今天开完会出来和关露同路。关露说：“听林蓝说，别人去年都提了级，而却没有给你提。他们都不平。这不是根据德才资取人，而是单纯根据‘才’。”她还打算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我赶忙说：“因为我没有写出剧本，所以并没有意见。你可不要提。”她说：“这与你无关，这是我们的意见。”
　　11月23日星期六
　　在这个会上关露替我鸣不平。说我思想作风如何好，如果评级以“德”为第一标准，那么我该升级。而岳×不该升两级，因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毛病云云。我听了这些话，心情是很复杂的。升级与否，我不愿计较这些。……我没有写出剧本，如果真的升级，也许并不好。可是一听关露说出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接近群众，谦虚，因而为我鸣不平这些话语，我又很高兴。大概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之故吧？
　　关露这么说，自然与领导的意见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却毫不在乎，显示出她刚正不阿的性格。与她相比，母亲就缺乏这样的斗争性。对领导唯命是从，即使有意见也不敢提。
　　后来，母亲在香山租了房子，常与关露来往。有时还带我去看关露。我记得，关露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有点像酒糟鼻，烫发，身材瘦小娇弱。
　　即使关露名声“很臭”，母亲还是与她的关系不错。母亲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关露四处奔走，帮母亲找来的。
　　还记得母亲带我头一次去见关露的情景。临走前，她睁大眼，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关露是个大特务，那神情像是在谈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险人物。我很不明白，既然是个大特务，母亲为什么还要去看她呢？母亲这么干不是两面派吗？
　　有时母亲甚至头顶烈日，步行到她的住处。跟她聊家常，嘘寒问暖，聊各种事，没完没了，有时还送给她些城里带来的小东西。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母亲为什么对一个“大特务”这么亲热呢？为什么对一个“大汉奸”还嘘寒问暖呢？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很不理解母亲，感到母亲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关露独居香山一农民小院，树木丛生。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两年，释放出来后，也从没有正式给她平反，恢复名誉，群众威信很低，没人敢沾。其实她是受地下党领导廖承志的派遣才去当“汉奸特务”的。
　　母亲就以这样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给悲苦寂寞的关露，送去一缕温暖。“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一关就是8年。1975年10月20日，母亲在日记中说：
　　被关了几年的关露前些时候放出来了。她仍然住到原来的房子里……自己生活很节省，几乎把钱都用在修房上。……关露是一个很好的同志。30年前，党派她做过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很有成绩。据说，她曾见过日本天皇。后来，在上海她的面目将要暴露时，党送她到了新四军中。在新四军中，她就因“汉奸”嫌疑被审查过。1955年“肃反”时又被抓起来审查（也因她是被潘汉年发展入党的）。文革后再被审查。可是，每次放出来后，她都是高高兴兴的，从没有一句不满的牢骚话。这次，她告诉我，她关在秦城监狱中，里面生活不错，有抽水马桶，有图书馆，有时还可以散步……听她叙说，我心里很难过。前些年，我、王莹、关露三个人都住在香山，经常你来我往，互相看望。听说，文革中王莹被捕后已死于狱中，关露虽然出来了，可是，她又在弄房子……我写作忙，没有时间常去看望她，但想起她来，总有一种不大舒畅的感觉。她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关露总是在造房、造房。造好了，将给谁住啊？她忘了她已是将70岁的人了。
　　关露年轻时结过婚，短暂地维持了3年后离异，终生未再嫁。晚年凄苦，病弱缠身，平反后9个月，用安眠药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17.小胖姐
　　母亲恢复组织生活后不久，领导上同意她写一部抗日战争的作品。她越来越经常住在香山。在那儿租了房子，户口也转到了香山，钱与父亲分着，等于跟父亲分居。父母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随着文革的彼此揭发，两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小胖就在他俩的相互指责的夹缝中生存着，直到离开这个人世。
　　小胖名叫马豁然，1945年8月3日生在河北雄县的刘家铺村。眼睛上有个小疤。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她是父母亲手带大的，一直跟在父母身边。母亲自己承认，全家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胖。只有她能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只有她能被父母带出去见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全家数她命运悲惨，死得最早，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仅29岁。
　　四五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母亲曾把我和她放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我们欢笑着，在浴缸里玩耍。十来岁时，我俩寒假回河北农村老家过年，我曾欺负过她，揪着她头发，把她疼得大哭。奇怪的是回北京后，她居然没向父母汇报我，可能把这事忘记了，她不记仇。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来往越来越少。家里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没事爱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却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难时期，我总是感到饿，多臭多脏多腐烂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却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我开始对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饿，却有品位，非鲜肉不食，非醴泉不饮，能在饥饿面前保持住尊严。对比自己，像头饿猪，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发了霉，长了毛儿的干窝头也当成宝贝。我服了小胖，曾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赞叹过她饿着肚子还能嗷嗷地唱歌看书。
　　那时候，我为交粮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为朋友吃饭的事与保姆吵。因为这保姆只认粮票，不认人，任何客人吃饭都要交粮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别高兴，感到小胖与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不怕父母骂她看不起“劳动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个妓女，很会察言观色，伺候人。但谁要稍稍有点对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变成泼妇，捶胸顿足，满院子的骂。
　　平时我跟小胖几乎没有来往，两个人都住校，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能见面。她爱看外国画报、《大众电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觉得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跟她的共同语言不多。
　　小胖特别喜欢唱歌，记忆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国名著及普希金的诗。她还很“臭美”，爱穿奇装异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难看，像个瘪三，她却能穿着上街。
　　自我给周总理写了告状信后，父亲再也没打过我。小胖取代了我，总挨打。因为她能言善辩，爱跟父亲顶嘴，父亲说不过就打。一次，她裤子没系好就从厕所出来，进到客厅。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她提着裤子与客人寒暄，让父亲非常气愤。客人走后，大发雷霆。小胖顶嘴，他动手就打。
　　记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听见电话铃响，光着屁股，披条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电话。父亲正在午睡，骂她这么一丝不挂，哪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她不服气，顶嘴，结果让父亲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义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宠。平时见了我和哥哥，并无很热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后，她在父母面前却常替我俩辩护，指责父母对我俩有偏见。她这么替我和哥哥说话，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她自己也招来父母的训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没家，父亲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贫困。小胖却从没对穷孩子另眼相看。她与燕玲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周末总邀请她来家住。
　　燕玲讲：小胖知道我经济困难，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我，自自然然，一点没施舍的意思。我考上北师大后，小胖说：燕玲姐，你上大学了，什么像样衣服也没有。我有一件大红棉袄，还有一个紫色的方围巾都给你吧。我还有，穿不了。这些衣物的质量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尤其那个红棉袄，非常漂亮，很少见。
　　燕玲说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迟钝，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外语学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无锡农村的，家里很穷，盖着床破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她却一点不嫌弃，还骄傲地对人说男友对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从来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数她最敢给父母提意见。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难，她却最坚决地保爹保妈。我与她不同，我支持造反派对父母审查。当得悉父母有严重问题，可能要被打倒之后，我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态度。
　　文革开始后，父母两人都被凶猛的群众运动吓得够呛，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复安慰父母，帮助父母四处搜集各种消息，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1966年小胖串联到上海，还敢去三姨白杨家看望。那时候，很多人都视白杨为资产阶级电影明星，包括我在内，对揭批她都持拥护态度。可小胖却公开站在白杨一边，帮白杨写检查，出主意，带材料。
　　父亲被揪到单位里劳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说两句话，回来向母亲报告。是她帮母亲一笔一画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话刻成蜡板，还是她把姚文元和郭开的文章，对比地摘录出来，抄成了大字报。
　　当革命造反派召开17万人大会批斗《青春之歌》时，小胖带着母亲四处躲藏。后来左派郭开找到文联，那天正好小胖陪母亲到文联看大字报，在文联的走廊里，迎面碰见郭开。她一把拉住母亲，左转右转，迅速脱离了险境。
　　她对报上点了名的大黑帮也敢同情。一次批斗完吴晗，把他押到一边。小胖自己买了面包，又弄了碗水，送给吴晗，什么话也没说。回来后，她坦然告诉同学：我看吴晗挨斗挺可怜的，给了他点吃的，不管是谁都要按政策对待。
　　在外语学院，她属于保陈毅那一派的。当批斗陈毅，对他推推搡搡时，小胖和一些拥护陈毅的同学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她确实善良。谁处境不好，她同情谁。
　　1968年12月，小胖去唐山军垦414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正碰上那里搞清理阶级队伍，她开始挨整。有人说她有三反言行（对现实不满，替白杨传递翻案信），生活作风不好，思想颓废，她的精神很紧张，寝食难安，面黄肌瘦。一度脸不洗，牙不刷，整天发呆。数次给母亲写信求救，言词恳切，很是可怜。但父母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去唐山帮她？
　　因为是老保儿，她和丈夫给分到了徐州的一个小地方教书。她不甘心在那里，就通过假离婚，1972年调回北京，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外语。
　　之后，小胖又对人宣布，她是真离婚。为让对方同意办手续，才说是假离婚。因为两人结婚后，很快就产生矛盾。一吵架，丈夫就打她，有时打得相当厉害。
　　她说话坦率又尖刻。上高中时，曾当面质问母亲，你就知道打扮自己，给自己买那么多好衣服，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件？
　　我平日对母亲也有意见，却不敢向母亲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很虚伪。而小胖却真实坦白，表里如一。
　　对母亲使用那个男秘书，她很有看法，曾公开说：我妈找了个面首。两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大白天拉上窗帘，关上门互相打鸡血，这正常吗？
　　对此，母亲当然气愤得要命，说小胖四处给她造谣，诬蔑她。
　　但她又疼爱小胖，离不开小胖，因为小胖是她对付父亲的一个重要力量。
　　三十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在我率人抄家之后，尽管我绑了她，小胖还替我说过话。她对人讲：这事父母也有责任，平时对小波太不关心，太冷淡。
　　她只埋怨我在捆绑她时，把她胳膊弄疼了。
　　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社会上流传我是个穷凶极恶，“杀父弑母”的家伙。小胖却认为我打砸抢父母，是家里对我不公平所致。当我在内蒙古过着孤独耻辱的被专政生活时，也只有小胖，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明确向我表示这么处理不对，支持我向上面申诉。我深受感动。要知道，我平时瞧不起她，跟她很少说话，从没帮过她什么忙，文革中还绑过她，勒过她，给她嘴里堵过一团臭袜子啊！
　　茫茫草原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小胖姐的手足之情。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文革前，我为讨父母的欢心也曾积极向他们讨好。比如主动扫院子、倒垃圾、卖力地给父母擦地等。
　　记得有一天，小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别那么讨好他们，没用，要有点尊严。简短两句话，像一道电击，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她这么说，看似随便，却给了我重重一击，让我知道了争宠的可悲可怜。以后，我再也不讨好父母了。我觉得小胖就是一个良心的眼睛，她在看着我。
　　她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终生。
18.小胖姐遇害
　　小胖离婚回到北京后，工作不理想。每天得早早起床到石景山苹果园上班，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她感情生活孤寂，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
　　当时要离开教育系统，非常困难。为达到目的，小胖琢磨了一个办法，想通过唱歌调到专业文艺团体。她从小喜欢声乐，为此，她天天早上叽里哇啦大叫，练发音，还对母亲说朱逢博就是半路出家的，她要步朱的后尘。
　　母亲看她心诚，1973年4月19日写信为她设法联系上一个著名的歌唱演员。小胖前夫得悉后，还认为是好事（见1975年6月29日小胖前夫给父亲的信）。这唱歌的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当时因为唱“我为祖国献……”，而非常有名。
　　小胖很快就对这个人动了真情。与朋友聊天，嘴不离这人的名字，张口闭口总是他。她对一女友讲，老师说声音要从这儿出来，就用手轻轻摸她的胸脯，给他摸得心荡神怡。女友劝她留心，这人太流氓。她哪里听得进去。那家伙比小胖大10岁，小胖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叔。
　　在小胖的不断恳求下，母亲支援她数百块钱，帮她买了一架钢琴，这样她的老师就可以在家里教她了。不久他们就上了床，那唱歌的还有我们家大门钥匙。
　　1974年是她与唱歌的来往频繁的一年，小胖多次怀孕。陷入爱河后，小胖的工资根本不够花，常变卖东西，给情人买这买那。因为小胖白吃白喝家里的，父亲总想让她搬到学校去住，但小胖说单位没地方，拒绝离开。父亲就逼她交饭费，否则不让她吃饭。小胖没钱交，父亲就把家里所有粮食及吃的东西，包括剩饭剩菜全都锁在柜里。
　　她为了省钱，给情人多买点东西，忍辱负重，能蹭父亲就蹭父亲，惹得父亲对她极其反感。以下是她在激怒之中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从中可看出她与父亲的矛盾多么深。
　　妈妈：
　　我以万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控诉马建民虐待我的暴行。我劳累一天回家，要炒点咸菜准备第二天带到学校当菜吃（这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可是姑姑急于回家，还非得锁门不可，不让我用炉子。我觉得即使是邻居，也不会不肯借用一下炉子，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呢？所以我依然用那炉子。于是这位媚上欺下的黄脸婆就去向她的主子求援，马建民于是亲临炉子旁，杀气腾腾，耀武扬威地为他的妹妹助威打气，当她的面对我大肆攻击，极尽诬蔑打击之能事。仅仅为我用了一下炉子，就做了极大的文章。尤其可恨的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迫不及待地又要赶我，说什么限我在五一之前搬走，他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狠毒……
　　妈妈，希望你分清是非，听毛主席的话，对我关心、帮助、爱护，不要和马无赖、黄脸婆为伍，他们的灵魂是丑恶的！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站在非正义方面去了，而非正义不管一时多么强大，最后终要可耻失败。
　　请你帮助小禾买一个小自行车和几斤白糖给我，我好给他寄去。
　　我将向赵英阿姨、张晶心、赵文彬等人控诉马建民压迫我的暴行，并向他们要钱度过暂时困难，她们一定会给我，并看透马无赖的本性，我就是要到处让马无赖丢脸！
　 小胖
　　1974年4月20日
　　这封动不动就上纲，充满文革语言的信，反映出了小胖意气用事，好走极端的毛病。她说话毫无顾忌，怎么解恨怎么骂，尖酸刻薄，狠毒之级，夸大其词，全然不计后果。
　　就是这张嘴巴，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小胖把自己的工资全用来款待那唱歌的了。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下饭馆……每逢到月底，总是亏空。她还多次堕胎。有一次，小胖在新街口打电话给父亲老战友的女儿飞莎说我现在无家可归，生活费也没有，你快借我一些钱吧。飞莎赶快找到她，把身上所有的26块钱借给她，自己只剩下几毛钱。小胖见了也把几毛零钱要走。
　　她为了讨好那个唱歌的，倾尽了自己所有财物，甚至还曾把我给母亲寄的买衣服的20元钱，私自冒领走。连乳罩、裤衩都不买，偷母亲的。实在穷得没法时就向母亲要。母亲最后一次见小胖，就是来要钱的。她大冬天，没穿袜子，光着脚，趿拉着大棉鞋，一脸蜡黄。
　　母亲推说自己看病吃药，开销很大，没有钱。
　　小胖说，我这么大老远来找你，你怎么也得给我一点，不能让我空手回去。
　　母亲说：不行，我不能给你了。你成了无底洞，没个够。
　　小胖可怜巴巴说，那起码给我来香山的车钱吧。
　　母亲就给了她5块钱。
　　母亲知道小胖把钱全花在了唱歌的身上，自然不情愿给。她常对家人说，小胖在家里逮什么偷什么，偷了就拿到委托商店卖了，孝敬那个唱歌的。1974年11月12日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母亲特地叮嘱：
　　又：我新买的写字台及小圆桌请你拿到小屋里锁好，以免被小胖卖了。
　　母亲感叹：小胖一点不会料理生活，住房乱得像狗窝。自己什么家务也不干，却给那家伙织毛衣。
　　小胖也似乎有某种预感。她对家人和朋友都说过好友赵玉娥被丈夫割掉头颅的事，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弄不好将来也是这个下场；我嘴巴厉害，没轻没重，容易得罪人。
　　1975年1月22日，星期三，早上小胖对父亲说：爸爸，你今晚上不要插门，我有朋友要来。父亲问，什么朋友非要晚上9点来？小胖说有点重要的事。因为父亲每天晚上9点左右要插上大门上的门栓，到时你即使有钥匙也进不来。
　　那位唱歌的来了，小胖热情招待，又是饮料，又是糖果、点心，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晚上。她让爱情迷住了眼睛，相信那个唱歌的也爱她，怎么也没料到这个晚上会是她的末日。
　　那唱歌的3月份要随团去美国访问演出，走前不想离婚，有疏远小胖之意。那时，中美刚刚恢复来往，去美国的机会非常难得，政审很严。小胖总去单位找他，可能会对他出国有影响。
　　这位歌唱家访问过日本，据说曾向小胖流露过羡慕和出走的念头。
　　小胖急欲与他结婚，岂能让他跑了？就从生活和政治两方面进行恐吓：你要总不离婚，耍把我，我就把这些事捅到你们单位，让你身败名裂。还说：我要像毒蛇一样缠着你……
　　她哪曾想到歌星就是靠名气过日子，让歌星身败名裂等于要他的命。
　　第二天吃早饭，没有小胖，以为是上学校了。第三天也没见她，以为是上香山看母亲去了。学校来电话，考试卷子要她判，希望她快点来学校。父亲说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吃晚饭了，小胖还没有出现。
　　家人纳闷儿，连着两天不见，小胖去哪儿了呢？去她的屋看看吧。姑姑和大姐进去后，看见床旁有一双鞋，小胖蒙头盖着被子，平平整整，露着头发。她们害怕，马上叫来父亲，父亲那几天正患高血压，晕晕乎乎，赶忙跑过来，用手一摸小胖的鼻子，没有呼吸，全身赤裸，已经僵硬，嘴角挂着微笑。炉门是关着的，父亲以为是煤气中毒，马上用被子把小胖包起来，送积水潭医院抢救。医生说人早已死亡，你们送来的是一具尸体。医院立即报了案。
　　深夜一点，大姐乘出租车到香山，把母亲叫回家。父亲讲了小胖的死讯，母亲目瞪口呆。老两口相对无言，泪流不止。
　　姑姑哽咽着说，可怜她那么大的岁数，才29岁。
　　次日，公安人员来家里勘查现场。13处富有经验的马处长亲自参加，连钢琴和收音机都拆开检查。很快就通知母亲，小胖不是自杀，是他杀。从一个玻璃杯残剩的咖啡里化验出了是致命量20倍的冬眠灵。尸体解剖后，发现肚内有一个3个月的胎儿。小胖死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那唱歌的。春节前几天，在民族宫召开大会，公安局宣布那唱歌的与马豁然之死关系密切，当众给铐起来。那时他正在民族文化宫参加出国前的集训。3月底将随中国艺术团去美国访问。
　　这个人是靠唱一首石油歌起家的，江青很赏识他，夸他的声音好。在拘留所关押期间，江青还托人给他送过一件军大衣。
　　1975年春天，小胖遇害的消息轰动全北京，是街头上广为流传的桃色新闻。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常常能听到人们议论这桩事……
　　死后，小胖的衣柜里空空荡荡，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几双破袜子都露着窟窿。想到她死前的最后一段日子，过着清苦生活，怀着身孕，穿着单薄的小棉袄，趿拉着大棉鞋，有时饿了，竟靠吃糖块充饥，全家人无不唏嘘！她为了巴结那个唱歌的，卖掉了一切值钱东西，死后只剩下了一堆破烂儿。
　　可怜的小胖姐啊！
　　在小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父亲总是训斥她，骂她，赶她走。现在父亲心如刀绞，一提到小胖，泪流不止。小胖怀孕后住在家里，他还一毛一分地跟小胖算伙食费，逼小胖交。自己丢了钥匙，就怀疑是小胖偷的，连吼带骂，现在女儿死了，他的痛苦和内疚可想而知。他常常躺在沙发上发呆，涕泪交流。跟人一提小胖就哽咽，脆弱不堪，像变了一个人。
　　母亲说：老马，小胖活着的时候，你又打又骂，死后又这么痛苦。应该吸取教训，对活着孩子好一点，不要等死后再后悔。
　　于是父亲宣布，要把小胖的儿子禾禾接到家中照看。还宣布全家5个孩子每一家都给养一个小孩。一个时期，父亲对孩子的冷漠态度大有变化。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尽管母亲非常难过，也仅此而已，并不敢为小胖的冤死积极奔走，催公安局快点破案。因社会上有人说马豁然生活作风不好，拉拢腐蚀革命样板团的演员，而江青又特赏识那歌星，母亲怕催急了，得罪了江青。
　　何况小胖之死，她自己本人也确实有一定责任。
　　唱歌的很油，很老练。他面对审讯人员死不承认。他说他若是公安人员，也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嫌疑对象，可事实就不是他。他那天晚上虽然见过马豁然，又找不出证人证明那一夜他住在哪儿。可世间万物千奇百怪，偏偏就不是他干的。
　　因为在玻璃杯上提取不了指纹，现场被家人破坏，没有直接证据。只有一个小胖的日记本，记录了他们俩交往的历史以及直到死前的种种矛盾。尽管如此，哥哥姐姐去13处催问时，一女警察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是他干的。
　　由于江青送了他一件军大衣，办案人员面临着巨大压力，没有充足证据，谁敢轻易给个中央领导喜欢的著名歌唱家定成杀人犯？
　　于是这个案子就拖了下来。渐渐的公安局不再说小胖是他杀了。有个别人甚至说小胖是自杀。但我们家人绝对不相信。是的，她看过安娜·卡列林娜，但她不会自杀。她热爱生活，喜欢享乐，公开扬言好死不如赖活着。她怕疼怕苦怕死，连杀鸡都不敢看。她不是抑郁症患者，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她要调动工作，她要考进中央乐团，她挂念着儿子禾禾，她肚里还怀有一条小生命，她没有任何理由去死。
　　连不喜欢小胖的人都说：这么自私自利，一点亏都吃不得的人，怎么会自杀？
　　母亲坚信小胖是被谋害的，凶手就是那个唱歌的。她为自己帮助小胖认识了那家伙而痛悔不已。
　　小胖充当第三者，破坏别人的家庭不对，但她没有死罪。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
　　（一）
　　1978年11月母亲在天津睦南道招待所写书。一次去食堂吃饭时，与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员刘亚光认识。他主动与母亲说话，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科研，其能治疗冠心病、肿瘤的功效引起了母亲浓厚兴趣。
　　母亲不懂自然科学，过去接触的都是干部、文艺工作者，刘亚光是首次接触的科研人员，让她感到特别的新鲜。刘亚光满嘴的专业术语和英文，成套成套的学术见解，母亲如听天书，根本不懂，一下子就被糊住。
　　刘也就三十来岁，是应邀来天津卫生局办的一个学习班讲学的。他勤奋、刻苦、目光敏锐，善于抓住容易成功，取得成果的课题。他的毛病是骄傲浮躁，刚有一点成功苗头就大吹大擂，逼别人承认，而且动不动就给中央领导写信，用领导来压人。所以曾被本单位的群众贴过大字报，甚至称他为骗子。
　　一个亲戚维嘉得知母亲认识了刘亚光后，立即打长途电话劝母亲别理这人，说他是微生物所有名的两大骗子之一。在原单位混不下去，整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爱走上层路线。维嘉说，此人非常能说会道，颇能迷惑人，劝母亲千万不要上当。
　　可是亲戚的电话，却更引起了母亲对这个人的强烈好奇。
　　刘亚光有几个特点。
　　1． 他对母亲不像有些人那么点头哈腰，而是直呼其老杨，清高而不阿。
　　2．业余时间从不看电影电视，就是读书写文章，在招待所里过着清苦生活。
　　3．他说为了他的科研，谭震林曾给科学院发过指示；华国锋作过批示；邓副主席也批示方毅处理；科学院领导秦力生亲自研究他的工作安排。
　　这三条让母亲对他刮目相看，感觉这个人是个人物，非同小可。
　　他尽管在母亲面前昂头挺胸，从不像罗秘书那样对母亲毕恭毕敬，一口一个杨老师，但也很会变相的谄媚。比如1979年1月3日母亲给父亲的信中说：
　　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很年轻，很有才干，也懂文学。他把我已写成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部小说看了，他说不亚于《青春之歌》。他和我关系不错，不会是吹捧话，我听了很高兴，心里有了底，没有白费力气。
　把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读不下去的《东方欲晓》说得不亚于《青春之歌》，这不是吹捧是什么？可怜的母亲又被他骗住了。
　　她把亲戚出于好心，给她打电话，让她小心刘亚光的情况全盘告诉了刘亚光。刘就势讲了一番他在单位如何受压，受排挤的历史。说科学院的方毅、李昌、陈钦锋（微生物所党委书记）等领导怎么官僚主义，怎么压制他，还说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位科学家是个大学阀……母亲后又找了几个人，听了他们的意见。因为刘亚光来讲学是天津卫生局邀请的，自然不会说刘是骗子，所以在母亲能接触到的天津的有限的圈子里，那时肯定他的占多数。母亲就轻率地，完全地相信了刘亚光。
　　刘亚光有着科研人员的特点，不讲吃穿，工作狂。母亲看见他穿破棉袄，吃得简陋，又黄又瘦，就产生了恻隐和尊敬。她有时候特容易上当，只从外表看人。于是母亲开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79年2月21日，在认识刘亚光3个月后，母亲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请求转给华主席一封信，为刘亚光频频受压说话，后华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
　　方毅立即指示国家科委派两个人来天津，开会座谈刘亚光的科研成果。结果形成两派意见，各持己见，最后不了了之。
　　中科院微生物所对刘亚光的批评性看法，也有根有据：
　　1974年，刘数次上书，声称他在菸草花叶病毒增殖的研究中推翻了洋权威的结论，经查，不是事实。
　　1975年，曾给周总理、华国锋、李先念、江青、王洪文等写信，反映他科研工作的问题。
　　1976年，刘又上书，称他用环胞苷酸治疗癌症取得突破，经查，不是事实。
　　1978年，刘声称生脉散对心肌DNA的研究获得突破，经专家审查，实验有问题。
　　作为家人，我们当然要保护好母亲，再三劝她不要介入这个案子。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她是外行，还是少说为好，学术上的问题很复杂。刘亚光如果受了压制和委屈，应该寻求科学界里的权威或同行来支持，让一个不懂科学的作家给他呼吁呐喊，并动用中央首长的权威压对方，这绝不是正派路子，对方也肯定不服。
　　但母亲根本不听家人的劝说，继续与刘亚光频频见面，长时间密谈。刘亚光来我家后，非常傲气，对别人根本不理。母亲自然总是好菜好饭招待。香山那个秘书回家时，还让刘亚光长期住在香山。
　　我曾委婉地劝过母亲，这事千万要慎重。可母亲却说那么多中央首长支持他，难道都支持错了？为搞科研，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快40岁了也不结婚，都是明摆着的。母亲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完全被刘亚光给迷住。她在笔记本上写道：认识刘亚光之后，从此“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多年来不关心现实斗争，只沉溺于写过去的心情开始有了变化”。
　　她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决心为个小人物打抱不平。
　　应当说，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员受打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你得罪领导，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旧挨整。母亲帮刘亚光向上反映情况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她希望为这些受打压的小人物呐喊几声，帮帮忙。只可惜她选错了对象。
　　据科学院的人反映，刘亚光思想活跃，有干劲，能吃苦，活动能量大，研究能力较强。但在科研方面，他喜欢走捷径，找出成果快的课题。所以不踏实，朝三暮四，经常变换项目。
　　他抓住一些老同志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的心理，强调生脉散的研究有利于治疗癌症、冠心病，很轻易地就博得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支持。
　　看了双方材料，我作为旁观者，不得不承认微生物所对母亲的批评大部分是对的。她先入为主，完全偏听偏信刘亚光的一面之词。她从没有去微生物所调查，认真听听反面意见。微生物所多次邀请她去谈，她都不去。
　　母亲只能用刘亚光提供的炮弹对付微生物所。比如强调说刘亚光的研究，国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让国外表示浓厚兴趣有时很容易。微生物所回答说：一项科研成果的确立，“前提是要该成果能经得起实验验证，在此基础上依靠同行科学家的评议。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
　　母亲还强调说刘亚光对海参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驳道：海参粘多糖是天津药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刘亚光是后来才参加进来的，只干了一个来月，实验没有几次，就宣布成功，未免轻率。
　　……
　　母亲感到了压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848号提案，为刘亚光呼吁，说他受到了压制。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公开为刘亚光鸣冤叫屈。
　　外行都纷纷为母亲叫好，但科学界内部却激起了不同反响。他们说，判断一项科研成果应请有关科学工作者根据实验结果来定，不能由杨沫同志来充当科学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 《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样一个人》，系统地反驳了母亲的报告文学，看后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有道理。
　　母亲依然不服，又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王任重写信，请求他允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王任重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批示给《人民日报》：
　　　同意杨沫同志意见，可以发表她的文章。请你们和《浙江日报》共同调查一下，这大概又是一种不正之风作怪，应当揭露之。
　 于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来信：《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全面替刘亚光辩护，说对方破坏四化，压制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景沛看了母亲的文章后，立即给《人民日报》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所一位副所长交给我一篇文章，要我负责审阅，是刘亚光写的。“我阅读后发现该文根本不具备一篇科学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说不够科学性），同时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同志对此文做了我认为十分正确的评价。” “我本人与微生物所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过任何的公或私的接触……但是我有必要公开的再次申明，我所审查过的那篇刘亚光的‘论文’，是不合科学水平的。”
　　这位科研工作者还说：“杨沫同志的来信，给我叙述了许多我应该说它们是来自‘政治方面的’，或是‘权威方面’，甚至是来自‘国外的’论据，这完全没有向我说明任何学术问题。”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母亲那篇文章的致命之处。
　　微生物所当然有太充足的理由反驳母亲。198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微生物所的反击文章《这个事件的真相》。条分缕析，有根有据地批驳了母亲的那封信。两天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转载了微生物所的文章，揭露刘亚光“弄虚作假”、“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后又发表了汪德昭、邹承鲁等科学家的文章，围绕“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科学成果和人才不应该绕过科学界，而借助行政领导和新闻舆论来解决。
　　中国科学院为此打报告到邓小平那里，小平于10月下旬做出明确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
　　于是，198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约母亲谈话。在场的还有钱三强、吴明瑜。
　　母亲首先介绍了自己卷入刘亚光事件的经过。当谈到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读讥讽母亲的读者来信时，母亲激动了，气愤得泪水盈眶。那封大学生来信说，杨沫可能是刘亚光的老婆吧？为什么这么死乞白赖为刘亚光说话？
　　之后，方毅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很客气地说：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当众读信不对，可以说说他，你们双方都消消火。关于刘亚光的问题，这是科学之争，将由同行去评议，你杨沫同志就不必再管这件事情了。
　　母亲反驳说，这不纯是科学之争，而主要是是非之争，说刘亚光是骗子，这是科学之争么？诬蔑我和刘亚光的一些话是科学之争吗？她还引用了一些支持刘亚光的单位和专家为例子，说明刘亚光的科研是有价值的。
　　谈了三个小时，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分手时，母亲对方毅说希望你们不要当老太太。方毅有些愕然，不知怎么讲，母亲说护犊子呗，微生物所跟你们是一个系统的。惹得大家都笑了，使沉重的气氛稍稍得到一些缓解。
　　（二）
　　母亲为刘亚光，不惜跟科学院闹，跟国家科委闹，跟方毅辩论，写文章反驳童大林……她倔起来，就像个任性的孩子，真是鬼迷心窍！连邓小平的指示都不听。她为什么这么狂热？于是有人往男女之情方面猜。母亲虽比较喜欢接触年轻男性，但并非一接触就有那事。母亲认识刘亚光时已经65岁，仅有一个卵巢，又没有钱打上万元一针的进口滋补药，与父亲的关系相对缓和，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大为改善，而刘亚光早就有女朋友，且不止一个。母亲与他绝对没有那方面的事。但母亲为何这么不顾一切地为他奔走呢？原因不外有二，第一，刘亚光有超一流的公关才能。他就有这本事，能让不少高干或高干夫人相信他，重视他，为他办事说话。他善于用某某中央领导的“支持”来抬高身价，使母亲真把他当成了少见的优秀人才；第二，母亲骑虎难下，卷进去后，再下来就由不得她了。事情闹大已经直接危及到她自己的名誉，逼得她拼老命为刘亚光奋斗——为自己替刘说话的举动奋斗，否则太丢面子。
　　当《人民日报》登了微生物所的文章后，不少支持刘亚光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改变了立场。刘亚光在浙江办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终于垮台。浙江呆不下去了，刘亚光又通过母亲的关系调到福建。
　　这个人不是骗子吗？他自己草拟了给王任重的信，大吹自己，却让母亲抄写后以杨沫的名义发出去。我在整理母亲的材料时，发现了刘亚光亲笔写的手稿：
　　任重同志，
　　您好！
　　这次我向您汇报一些好消息。我向您反映过的中年科技人员刘亚光同志最近接到国际第八届药理会议主席的邀请，请他去东京参加这次会议。前几天，第八届药理会议又来函催刘亚光交一份论文摘要，以便国际会议用。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已批准刘参加此会议。这样，一个在国内受科学院多年压制的科研工作的价值就一目了然了。
　　不但如此，刘接到美国、日本以及香港许多著名大学、研究所的邀请，请他去讲学、写作，资助他研究等。最近中央办公厅在调查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时，也向国内专家询问刘工作价值，一些真正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认为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
　　刘亚光同志的论文集天津去年正式出版，国内著名专家吴咸中写前言高度评价。此书早已销售一空。
　　我是作家，不懂科学。但是一项国内外高度评价，尤其引起了国际会议十分重视的科研工作被科学院某些人攻击为毫无价值，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更令人气愤的是，中央办公厅几个月大量调查证明科学院微生物所在《人民日报》上对刘亚光的诬蔑全部是造谣。中办调查附有大量证据，科学院至今无法反驳。
　　我们搞四化，一方面需人才，不断呼吁开发人才，又同时对真正的人才残酷镇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某些人错误，那些人有错不肯认输。
　　……
　　这次事情，科学院是被告，但遗憾的是中办调查出结果后交科学院去处理。由被告自己处理自己，是不正常的，也不可能合理解决。中办调查是元旦前结束的，至今已有三个月，却拖着无人处理。使刘亚光在全国被点名为骗子的情况无法平反，更无法工作。由于分子医学所业务工作由刘负责，因此，整个分子所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伸张正义和顾全大局，不公开揭露某些人严重错误，我建议《人民日报》刊登正面报道刘亚光同志工作的文章。这样做既可解决当前矛盾，有利刘科研工作，而且也对国家四化有利。
　　我前几天与赵秘书联系过此事，这篇文章是《北京科技报》记者刘敬智同志所写，他为写这篇文章采访过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听说科学院已开始赖账，不承认公开诬蔑过刘亚光，这是很可笑的），又去科研工作现场262医院实验室实地调查。我认为报道是属实的。
　　任重同志，《人民日报》社曾告诉我，您过去在我给您信中批示“……这可能又是一种歪风邪气在作怪，应揭露之”。事实表明半年前您批示完全正确。
　　所以，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主动让步，请《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正面报告文章，不提及科学院的错误，这是最低要求了。
　　望任重同志批示给《人民日报》刊登此文章，若有可能，我想与您面谈汇报一次。
　　刘亚光以母亲的口气给王任重写信，自己吹嘘自己，这是老实人的行为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骗子，也未尝不可。
　　母亲完全变成了刘亚光的一杆枪。刘亚光给她提供子弹，她开火，刘亚光给她出主意，她跟人斗。刘亚光给她写文章，她署名。刘亚光把她完全控制住了。
　　据母亲1980年4月20日日记记载，刘亚光告诉她，马春气功专家检查他有肝癌，用手摸着他肝区特别凉。
　　母亲宽慰道，不会是真的，你应去医院检查。
　　刘亚光说，是癌检查出来也没有用。这个样子也许还可以工作一两年……科学家都愿意死在实验室里，而不愿意死在病床上。
　　母亲劝他，你这样一个人生活，工作累，营养差，应当成个家，有人照顾。他又瞪大眼睛说：我能够害别人吗？结婚一二年叫人家当寡妇吗？
　　第二天，他照样上实验室，照样忙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母亲大受感动，特地写在日记里。
　　刘亚光自称得癌症是胡说八道，却把母亲唬得一愣一愣。他与那个秘书一样特别会示弱、示苦、示病，能让母亲把他刘亚光当成了陈景润第二，不惜一切为他呐喊。母亲满怀正义的激情，全力以赴，动用自己的关系帮他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文章；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联系出版社出书；还为他创建分子研究所找卫生部的熟人……
　　《人民日报》登载了微生物所的批驳文章后，刘亚光如坐针毡，立刻给母亲出主意，唆使母亲找关系在《人民日报》上登吹捧他的文章。他在一张稿纸上写了5条登《人民日报》的必要性。母亲按照刘的思路，再次给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写信。
　　文彬同志：
　　您好！ 我又不得不写信来麻烦您了。
　　自从我写了一篇有关科研工作者刘亚光的报告文学后，触怒了科学院微生物所，他们在全国各处散发材料，甚至在《人民日报》及《科学报》上，接连不断地诬刘亚光为骗子，剽窃，弄虚作假，有政治问题，否认曾扣发他的工资等，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攻击我利用人大常委及名作家的声望，干预科学界内部事务等。微生物所这种拒绝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给刘亚光的科研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去年8月，我曾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反映，中央领导同志很快指示中办调查此事真相。信访局几位同志几个月来费了很大力量，十分认真，负责地核实事实真相，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党中央及在您领导下的信访局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元旦前，信访局的同志们告诉我，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材料已基本出来了。
　　我十分高兴。事实上，我也从各有关方面了解到，刘亚光同志决不是骗子，也没有剽窃，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个事件完全是微生物所某些领导人的不正之风所造成的。但至今尚未见到中办的正式调查材料，我内心十分焦急。事情已经调查四五个月了，国内外不少人士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真相（尤其它是一件文学与科学有关的事件），《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也明确表示，“不久经过调查后，将披露事实真相”。尤其被诬蔑的刘亚光，被公开戴上了骗子、剽窃、弄虚作假的帽子，无法回浙江原单位工作，使他从事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相结合的工作完全中断了。
　　我写报告文学本意是想为四化尽点力，为科研工作者的受压呐喊几声，不意在当前某些不正之风的泛滥下，反而给刘亚光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我感到异常的痛苦、焦灼与不安。我的创作任务也是繁重的，但因卷入了这个事件，滞留北京，不能专心写作。这对于一个年老多病，而又想为人民写出一些作品的人，又是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万不得已，文彬同志，我又写此信给您，请您尽快将信访局的调查结果转知有关单位——尤其是《人民日报》……当事实真相已查清后，如果《人民日报》仍不能及时披露，使这个事件迟迟没有下文，这对党的形象，这对党报的形象，以及对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刘亚光被诬蔑，一些谎言也只有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才能在全国（也包括国外）肃清其流毒，给他恢复名誉（其中也包括我的名誉），以利四化。
　　 为了安定团结，为了对事不对人，我要求把中办的调查结果用适当方式，择要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一下，如说明，经有关单位调查刘亚光不是骗子，在科研上没有剽窃弄虚作假行为，就可以了，我并不要求对微生物所的种种错误要在报上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小平、耀邦同志都曾批示过，现在他们很忙，我就不另给他们写信了。我只十分诚恳地请您多费心，设法把这个众目睽睽的事件早日了结。早日肃清这个事件在国内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早日解放我和刘亚光这两个生产力。
　　我企盼能够得到您的回音，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和您面谈一次（前两个月您曾约我谈话，但没有谈成）。
　　我现在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电话331631——438
　　敬礼！
　　 杨沫
　　　1981.1.11
　　中办调查的正式报告，最后给了科学院，却没有给母亲。中办信访局的干部仅仅口头向母亲表示了几点意见：刘亚光不是骗子；没有剽窃，弄虚作假；也没有政治问题；其科研有价值，应予支持……
　　过了几个月后，眼见《人民日报》没有动静，母亲再次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
　　去年我写信向您反映了科学院微生物所对科研人员刘亚光同志诬蔑打击一事，蒙您批示中办信访局调查，在信访局三四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大量事实证明我向您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刘亚光是个有创造性的，刻苦攀登科学高峰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微生物所曾在去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公开诬蔑刘弄虚作假的不实之词，理应由《人民日报》实践其在编者按中所说的“披露事实真相”的诺言，但由于此事件不知何故却批示给由科学院处理，而中国科学院却完全站在做了错事的微生物所一边，几个月来，对刘的事件不理不睬，似乎这件把一个有出息的科研工作者糟蹋得不像样子的事实并未存在。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在作怪，是令人痛心的。
　　刘亚光把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结合的研究，由于他的科学论点流传国内外，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不久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药理会议正式邀请刘参加。但由于《人民日报》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实可以不点微生物所的名，只稍微介绍一下刘的工作，也就等于给刘恢复名誉了），使这件本来可以为国争光的事却没有人敢批准他参加国际会议。而且由于微生物所无视中办调查结果，仍然不断发出种种流言，使刘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是我写了刘的报告文学造成了这种结果，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党员作家，我有责任和那些依仗权势，颠倒黑白的人进行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刘亚光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四化，是多少受压的科技人员都十分关切的事。如果像科学院这样对待刘亚光——明明错了，毫无对党，对人民，对四化认真负责的精神予以纠正，任不正之风泛滥，我国人才的被压制，四化的实现，不是更加困难吗？
　　我是为党的利益，才下决心与谬误作斗争的。刘亚光事件已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香港报刊不止一次报道评论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够正确处理好此事件，使刘的有意义的工作有条件顺利发展。其实，只要您批示《人民日报》用适当方式报道一下刘的工作，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礼！
　　杨沫
　　1981.6.25
　　但母亲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报》始终没有刊登肯定刘亚光的文章。后来，据说有关领导请邓颖超出面劝她不要管这事。在电话里，母亲依旧坚持自己意见。从此，邓大姐到去世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母亲认为自己这么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所有挨整受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气壮，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鸡”。
　　刘亚光知道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母亲继续帮他，连经济担保人都是母亲找的。1982年11月24日刘亚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兰州青年报》出于对母亲的敬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刘亚光自诩的所谓 “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远走他国，灰灰溜溜收场。
　　这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母亲来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亲。他定居美国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本人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学术上也再未见有任何建树。
　　母亲为刘亚光拔闯的劲头，是少见的，她先后给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铁瑛、冯文彬等诸多领导同志写信。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这么上心地帮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连这样狂热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劲头都没有。
　　我在刘亚光的问题上跟母亲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作为儿子，母亲不在了，不应该多说她的不是。但在母亲一生中，这是个很大的事，她曾把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出成书，大加宣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记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志新的事迹，我读后万分激动，6月份五届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在京召开。我估计母亲要参加这次会议，就在6月8日主动给很久没有来往的母亲写了封信，请她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条议案：为避免今后再有张志新被杀，请人大颁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许虐待政治犯……
　　但母亲根本没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刘亚光远比张志新要重要。她见人就说刘亚光是中年科技人员的表率，他怎么受压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几乎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翻来覆去就是刘亚光。
　　我自然对她有意见。这场官司也是我们母子俩谈不到一块的众多原因之一。
　　作家应该干预生活，但不应该干预具体的科学成果或某个学术论点。母亲却干预太深了，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为母亲这么干害羞，难道她不怕科学家笑话么？自己是个科盲却闯到科学界里大闹，太不自量力了，多丢人现眼！可是她自从当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觉良好，过分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可惜母亲选错了典型，为一个告状油子花这么大精力，实在是浪费精力，没有意义。一个严肃正经的科研人员绝不会整天钻营上层关系，缠着名人，靠名人写文章吹捧自己，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小平同志的指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 说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确。他讲出了我及家人的心里话。
　　据我看，母亲打的这场官司其实并没有赢。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后来都不再支持刘亚光，致使他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出国走人。根据母亲写刘亚光的报告文学而改编的电影最后也被“枪毙”；微生物所“压制过”刘亚光的领导照样在台上干着。
　　而在第六届人大会议上，母亲没有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记中说：
　　第六届人大会仍有我，我6月1日搭广东代表的专机来京开会，到21日结束。人大常委中没有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高兴的，可更多集中时间写作。
　　虽然母亲在报告文学中总说她胜利了。其实，这胜利是有争议的。也就获得一些个别外地小报的叫好，科技界并不认同她。
　　文联的司机说：“杨沫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员给打没了。”
　　老作家萧乾说“杨沫是只好斗的母鸡”。
　　聂华苓说她是一个傻大姐。
　　晚年的母亲对刘亚光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再也不提他。
20.创作上的教训
　 从1972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辛辛苦苦，反复修改完成了小说《东方欲晓》。1980年6月该书第一部出版后，反应冷淡。除了刘亚光，没有人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欢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实在看不下去母亲的这部作品。一个署名“秋夜”的读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提出批评。
　　杨沫老师，好！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说《东方欲晓》，觉得有几句话要说，故打扰一下。虽然知道你很忙——有作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说，写这部小说，似乎摆不脱“三突出”的束缚。说明你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说，却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尽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与愿违——读者并不觉得这个人怎样，或者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小说”中的人物。说得不留情点，是一个闪着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正与之相反。卢嘉川在小说中部就“牺牲”了。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深，也是这样难忘。这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曹宏远不愿意回根据地，“坚决留下”的表现，只能使人感到厌倦、虚假；什么有病也不看，手里有药也不吃（虽然读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点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几乎个个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实。
　　我认为让读者感到著者在尽力刻画人物是作者的失败。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而这发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许难就难在这里了。总之，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卢嘉川叫人难忘，曹宏远叫人难亲。
　　……
　　望：
　　早日见到二、三集
　　读者 秋夜
　　1982年10月
　　后来母亲承认这部书写成了夹生饭，是失败之作。
　　在文联的一次会上，母亲当着很多作家的面，做了自我批评，难过得流下了泪。她自己承认：《东方欲晓》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骄傲自满，不自量力。由于《青春之歌》在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就在潜意识里，自以为了不起。写《东方欲晓》，一定还要出类拔萃，超过以往其他人所写的抗日战争小说。为此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这部书写成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要全景式，史诗般的；并且规定了四大内容：
　　1.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2.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3. 要写出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我们和国民党投降派的斗争；
　　4. 要写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改造成长。
　　母亲就按照这四个政治要点,写出了70万字的《东方欲晓》。实话说，我看不下去这部书稿，太紧跟形势了！
　　比如开始，她还是以柳明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了10万字后，当时的《北京日报》忽然登了一篇文章，说成长中的人物不能当主人公。母亲就赶快将柳明改为二号人物。而把高大全，没有错误缺点的县委书记曹鸿远改为一号人物。
　　母亲尝到了编造这部书的苦头。为了表现120师所进行的齐会战斗，她不得不自己设计作战细节。母亲没有打过仗，又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仅靠一点点书本材料，怎么能写得真，写得好？她说连自己看了那些编造的战斗故事都不大愉快，已预感到它只会费力不讨好。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动手写这部书之前，她就为自己规划了一幅宏图：过去写敌后游击战争，多是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的小范围，视野窄，场面不大，概括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貌。她雄心勃勃，企图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大部头的作品。地域范围不限于一城一县，敌我双方都要出现较高级的领导人物，部队和作战也要有一定的规模……
　　要写这么大部头的史诗般的著作，有多少材料要看，有多少人物要刻画，有多少情节要穿针引线，精心设计，对一个年轻人都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怎么能够胜任？
　　母亲确实是被《青春之歌》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丧失了自知之明。
　　教训是惨重的。越给自己定的任务大，越要表现全景式，史诗般的，越要砸锅。正如母亲自己所说，这不能全怪“四人帮”。因为有的同志，如林斤澜就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坚决不接受那套极左模式，而宁可停笔。这“只能怪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低下”。
　　母亲曾说：文革的时候，自己除了佩服骆宾基外，还佩服林斤澜。当浩然被大会小会批判之时，他敢在大庭广众高喊：浩然是好人！
　　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政策面前，林斤澜拒绝写作，而母亲却做不到。她年纪大了，怕没有作品，黯然而终，因此就俯顺了当时官方的那一套极左的文艺框框，不敢再坚持自己以往独有的，有浓厚小资情调的风格。
　　母亲公开承认了这一切。
　　以母亲那么大的名气，能在大会上那么严厉地检查自己，承认自己狂妄自满，承认自己不自量力，妄图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部头，承认自己的《东方欲晓》彻底失败。她的坦率，她的诚恳，她的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在名作家中是极少见的，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在此之后，母亲还在文章中，会议上，反复多次检讨自己的这一失败。
　　《东方欲晓》的失败，就因为母亲没有冲破七十年代初左的文艺政策所规定的框子，它再一次说明文艺创作不能紧跟形势，为狭隘的政治服务。一定要独立的思想。大作品绝不靠迎合某项宣传政策，就能产生出来。
　　真正的伟大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后，私下人们觉得不怎么样，可又不忍对母亲坦言相告。毕竟母亲有72岁了，不能苛求。1988年5月7日广西苍梧县财政局的一位读者刘柱田却给母亲写了一封30页稿纸的长信，对《芳菲之歌》提出批评：
　　虚假的东西，最容易引起读者反胃，令人作呕。当我仅读到《东方欲晓》第13页，就发现一系列人工斧凿的东西，再无心读下去，而把书丢到一边去了。
　　他认为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之后，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依旧没有减弱，相反有某些扩大与增强。他还一一指出了《芳菲之歌》里面那些虚假不实的描写，并认为母亲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没有必要。
　　我认为作家不应对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就我所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很少有作家像你这样修改作品的。一部作品的缺点，宜应在新的作品创作中克服，或者在作品未发表之前，像白居易那样，先请人阅读，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发表。
　　母亲确实没有在作品出版前，广泛听取意见，反复认真修改，像《青春之歌》那样，致使稿件在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匆出版，出版后反映不好，又匆匆修改，大编大造，迎合读者。这样的大改确实没必要。
　　……
　　母亲的思想虽然有比较开放、开明的一面，但多年党的教育，锤炼了她的党性，又有紧跟《人民日报》，紧跟文件，紧跟领导的一面。她虽只有初中文化，可家里藏书很多，看了很多西方名著，对“四人帮”那一套从感情上说反感，却没有勇气反对。她总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来日无多，怕一事无成，虚度光阴，只好上面提倡什么就写什么。
　　我写《血色黄昏》的时候，母亲正在写《东方欲晓》。她坚决反对我写插队那一段经历，为此还与我断绝了关系，说我的书是大毒草。我没有听从她的话。我的宗旨就是忠实于生活，实事求是，绝不美化。因为我看到的真实与报刊广播电视上一些整天叫喊的完全不一样，充斥于四周的虚假使我不能容忍自己的书虚假。
　　实践证明，我的“大毒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她的《东方欲晓》买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真实的作品才有力量，你名气再大，写的东西虚假，照样没人看。
　　写到这里，我要替母亲说两句话。《东方欲晓》的失败，那个秘书也有某些责任。母亲写作这部书稿时，正是和那个秘书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给母亲出的主意全是迎合潮流，又俗又浅的馊点子。
　　通常，母亲是自己构思写作的。但有时候，遇到卡壳时，她也会和秘书切磋，探讨书中人物的刻画及情节的走向。有一次我去香山看望母亲时，亲眼看见秘书兴奋地，绘声绘色给母亲支招儿。
　　明明问题一大堆，他还对母亲过分地吹捧，更助长了母亲判断上的失误。
　　没有这个秘书的时候，母亲创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丽。她凭着自己的朴素艺术本能，凭着曾经生活在她身边众多的死去的战友身影，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味儿十足的知识女性当作全书主角，还大胆描写了她的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后，在有了那么一个专职秘书协助她创作《东方欲晓》时，受格调不高的人影响，作品却失去了最初那种朝气的、真实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变得世俗、虚假、循规蹈矩、紧跟形势，了无新意。
　　所以，我认为母亲创作上的失败，多少也跟她选错了助手有关。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个伶俐过头，爱说瞎话，品行有问题的秘书沆瀣一气，灵魂不会净化。我曾想过，如果母亲的秘书是一位特别崇敬彭德怀、张志新的人，刚正不阿，母亲与这样的助手耳鬓厮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她所写的《东方欲晓》绝不会惨败。
　　庆幸的是母亲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并尽力修补。
　　在小说《英华之歌》里，母亲有了进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肃托反特。这是在根据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属个别，影响巨大，一些相当优秀的干部，被当作托派、特务无端杀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被当作托派处决，这是一位1934年的老党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同志蒙冤45年后，于1985年被平反昭雪。还有母亲的老战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张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鲜同志，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在苏联第三国际工作过，却被当成“特务”秘密处决了（1983年被平反）。赵亚平因掌管冀中半边天而被贺龙戏称为“赵司令”，也受到株连而被降职。
　　过去从没有人写。母亲把这个血的教训，写在了自己的书里，从而增加了全书的分量。
　　但人是矛盾的。母亲能公开承认“自己狂妄自大”，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东方欲晓》失败”，能公开承认“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开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中，又有不少文过饰非之处。
　　母亲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故《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
　　日记是不能造假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
　　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我认为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1961年5月23日，母亲在日记中全文抄载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见。这本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生后来开除党籍了，人人憎恶，臭不可闻，就把康生的这段评价去掉。遗憾的是母亲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删得干干净净。
　　母亲对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母亲说过的话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都说过。保留着它就是保留着历史。然而母亲却统统给删去了。可能她感到这些随风倒的政治表态不那么好看，有些难为情。
　　书名既然是《自白——我的日记》，就应该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袒露出来，自白一下。可看完了全书，自白了些什么呢？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印象的事。
　　如果母亲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怀着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不怕露丑，那这部书将是会很轰动的。可惜母亲没有这样写。她的日记里凡有损她形象的东西，跟风的，随大流的，应景的大部删掉。经过这么处理，让知情的人读来就感到不真实，结果大大减损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1955年6月5日日记，原文是：
　　……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是这一个月的事实看来却大吃一惊，从舒芜发表的胡风给他的密信来看，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极阴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可是他嘴巴上却还挂着马克斯（思）主义。不单他一个人，他还组织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华东宣传部长，原24军军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
　　公开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去。
　　又比如她把对老战友秦兆阳打成右派后的谴责部分，全部删去。且换上现在的想法。原文：
　　1958年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老实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为认真为党工作的老朋友，却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他是处在反党的边缘上。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曾使我震惊。却不知道这位何直却是我的老朋友。他刚遭到批评，并没有认真改正观点，而是一边用何直的笔名写了《关于写真实》，一变上次用何直笔名的观点，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对这种观点……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出版后的日记却这么写：
　　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应当老实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 他就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击、反对，原来“何直”的笔名就是他。据说，他刚遭到批判时，并没有马上接受批评，改正观点。于是，就公开点起他的名来。
　　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
　　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改。
　　反右部分，该书也删去了一些尖锐话语。比如1957年9月17日，原文是：
　　组织上把我和王莹叫回了北京，参加反右派斗争，只参加了两次丁玲、陈企霞和一次吴祖光的会。……虽然仅仅的几次会，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为什么发展到反党的地步？只有一个原因，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可是个人主义在我身上也不少啊！有时一种虚无的阴暗心理，一种若隐若现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个人奋斗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而我的温情和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我常常想起××在写文章中，她不是也表现过歌颂党，爱党的吗？可是她灵魂中却有一个比党更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名利和私欲。她爱陈企霞是害了她。可是如果真是个共产党员，她就会不爱陈而弃绝他那种极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可是她却爱他，同他一起做着丑事。这正所谓物以类聚吧！
　　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除。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尽管她在该书序言里说：她崇敬卢梭，要向卢梭学习，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自己。可事实上却把一些自认为比较丑的，随大流的内容全部删去。她这么傻干，令人惋惜。殊不知，恰恰弄巧成拙，反而更丑了。
　　母亲好面子，爱美，注重外表。她梳妆打扮，穿漂亮衣服都没错，都可以，但给自己的日记这么“梳妆打扮”，就不合适了。
　　日记就是日记，必须真实，容不得粉饰和虚构，更容不得事后补写。而母亲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有三个缺陷：
　　1. 文过饰非。
　　把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对一些受害者的鞭挞、揭露大部删去，这不真实，不实事求是。
　　2. 补写太多。
　　当时没有写就没有写。你不能过了多年后，要出版日记，就随意补充。把事实上原来没写的日记创作出来，即使说明是事后补写，也不好。因为事后补写，却标明是当初的日期，等于虚构，毁损了日记的原汁原味。
　　3. 自白太少。
　　所谓自白应该是把坏思想或常人最不愿意说的思想暴露出来。比如对个人名利地位的考虑，随风倒的软弱，男女之情的欲念，母亲不是没有，日记中也有所流露，可是大部予以删除。
　　所以在我看来，《自白——我的日记》这部作品也算不上成功之作。尽管它反映出了一段历史，但链条的强度是由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事实不准，有深度的自白稀少，文不对题，这部作品还能说成功吗？
　　我想，这部书如果不删削那么多，少搞美化，多保留些原始面貌，其价值和效果会更好。为真实再现母亲当时的思想，我在本书中不得不引用母亲的原始日记，而不是这部经过加工了的日记作品。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部虚假不实，大体上还是真实的，还有一定价值。比如透露了《青春之歌》出版时的重重困难；多处提到了关露、王莹的情况等。这部书还挽救了一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原冀中十分区黎明报社社长黄雁星1944年2月一度被俘，后党籍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因母亲在这部书中提到了他的事，讲了一段为他辩解的话，促使这位同志的历史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只可惜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这部书“梳妆打扮”的痕迹过重。
　　母亲这么做自然与社会风气不好有关。文过饰非，随意修改历史的现象由来已久。母亲所干的这些举动，不少人，不少作家，甚至知名作家也都干过。删改过去的书信、日记、作品，把自己过去干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涂抹掉，以维护自己形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母亲在198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说：
　　我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总想保持一个外表的虚名、好看，……我恨自己的软弱、虚伪。
　　确实如此。
　　太喜欢美，太过修饰，反而不美了。
　　这是母亲的悲哀，也是母亲的一个教训。
21.儿女情很淡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及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母亲有个女同事韩霭丽，1963年左右调到市文联工作。母亲见她总不穿袜子，以为她生活困难。一次开完会后，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没人地方，塞给她几双袜子说：我给你带来几双袜子。
　　不料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谢绝；自己从小就不穿袜子，连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亲有点尴尬，在文联传为笑谈。可大家都感到了母亲的善良，对同事有爱心。
　　然而她对家里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临死前一段，常常也没有袜子穿，大冬天光着脚板穿双棉鞋，她却没说给小胖几双袜子。
　　在小胖的问题上，最能看出母亲的儿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颁布后，公安局因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杀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认罪。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给母亲，让她赶紧活动，否则那家伙就放出来了。母亲却平静地说：随它去吧，小胖已经死了，再关再判，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个人还有三个孩子。算了。
　　朋友很惊异，说母亲太善良了，连凶手的孩子都那么关心。
　　——然而这对小胖善良吗？难道小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杀了就杀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照旧唱歌吗？如果说，小胖死时，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嫌疑犯释放时，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亲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响，完全可以为小胖的事，找有关部门领导交涉，再给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给市公安局的张烈写过一封信，就再也没管，眼睁睁看着那个杀人嫌犯给释放。以后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脑后。当哥哥问起这事时，她让哥哥写信催，自己却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对林斤澜说过：这个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澜感到母亲非常的大气。但作为孩子，我却觉得她缺少母亲的责任感，心目中留给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无辜被杀，这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母亲坚信小胖是那个唱歌的杀的，看电视时，一看见有他，马上换台，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她醉心于帮助刘亚光打官司，她有时间为刘亚光，给这个中央领导，那个中央领导写信，却没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从没有为小胖的事给中央领导写信。
　　相比之下，一个农村妇女若遇见这种事，肯定会为孩子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访申冤，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可小胖出事后，母亲难受是难受，却没有为小胖的案子花什么大气力。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还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亲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记中说：
　　小胖，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为了写作，我没有精力为你去奋斗，去打官司。也许今生你就这样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长夫人说：1975年小胖出事后不久，曾在柳荫街碰见了杨沫同志。当杨沫同志说到自己的女儿出事时，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的，满面红光，让这位部长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母亲当然难过。小胖是她亲手带大的，她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钱最多。但她是情绪型的人，感情冲动得快，消失得也快。过了那一阵后，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为保护母亲使尽了力气，可小胖被害后，母亲却是这等表现，令孩子们凄然……她总以写那个很糟糕的《东方欲晓》为借口，逃避做母亲的义务，逃避为小胖之死伸张正义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绝对是个有欠缺的母亲！
　　她后来让家人把小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来，放在家中，说将来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许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吩咐秘书把小胖的骨灰给处理了。秘书去外面转了一圈后，说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卧佛寺的一个坡上。
　　从此，小胖的骨灰荡然无存。
　　母亲长年在外写书，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个人扔在小红楼那空洞洞的家中。这个孩子从十来岁就感受着说不出来的孤独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亲才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小胖，可能她有负疚之情吧。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可以说，那对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
　　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教给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观念。在她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惯孩子”。记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后，回家对我们说这个人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还得了？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认真想想，当时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冷冰冰，缺少亲情，才让外人有这个感觉。我也屡屡碰见过人们询问杨沫是不是你亲妈之类的问题。而母亲对自己近乎冷酷的行为总用“不惯孩子”来解释，说她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难保，还怎么能教育好？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孩子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她“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22.晚年的变化
　　1989年5月，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李蕴昌叔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变。
　　李叔叔是一个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县，正是十分区的地盘。母亲抗日战争时经常在此出没，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很能谈到一块儿。
　　母亲喜欢古典音乐，李叔叔也喜欢。母亲还喜欢听民乐，李叔叔也不讨厌，并帮母亲搞来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磁带。
　　两人都极度反感色情文学。对那种模仿《金瓶梅》写法，连篇累牍写床上事的畅销书嗤之以鼻。
　　李叔叔虽是搞理工的，但翻译过专业著作，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他博览群书，略知一些文学，跟母亲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叔叔待人真诚。妻子患病期间，他给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个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赶到外地农村劳改，后得了痢疾，回北京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却敢前去探望，并把病人接到自己家，养了很多天，直到痊愈为止。后来还主动给那人的单位去信，反映这个人的种种困难，结果使那人的处境得以改善。换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与母亲认识后，他感到杨沫是个好人，值得尊敬，就频频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时母亲正住院做一个整容手术。为照顾母亲，他常常早8点来，晚8点走，一呆就是一天，几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吃天福号的酱肉了。
　　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来得晚，上午11点多钟才到。满头大汗走进病房。买来了一包包天福的酱肉、酱肚、酱肝、酱猪耳朵、酱舌头……
　　母亲说：买这些怎么吃得了？
　　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大暑天从和平里到西单，再跑到国防科工委医院，小伙子都难以忍受，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何况心脏有病。
　　母亲很有些感动。
　　两个人接触了3个多月，彼此都挺满意，准备登记结婚。孩子们都持赞成态度。惟有罗秘书感到了恐慌。他特别找到了母亲的老朋友，解放军报社顾问毕永畅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诉说母亲与李叔叔交往及准备结婚的情况，贬损李叔叔……感叹杨老师太容易上当受骗。
　　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母亲：于陆琳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结婚让人笑话！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
　　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干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1993.6.4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烦，看来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会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亲的电话线中断，外面下小雨，并无大风，母亲怀疑有人捣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报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长前来看望母亲，安抚了一番并又交换了些意见。之后，他们正式出面找小罗谈，让他尽快走人，态度还很客气。
　　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分。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1993.7.22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与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结婚，自己的正直又发扬光大。晚年她干了几件漂亮事，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研究员被丈夫遗弃，携三个子女生活，遇到住房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93年7月给母亲写信求助。79岁的母亲因身体多病，无力介入，就让李叔叔代表她给北京市人大主任张健民写信，反映此事。
　　她帮雄县堡垒户王汉秋打官司，替一个冤死狱中的普通农民多次写信申诉。
　　她为老干部徐明清鸣不平，为正直说话，为弱者说话，为无权无势者说话。
　　她写文章高度评价老干部胡开明，指出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应该大书特书，大歌特歌。
　　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可敬可爱。
　　母亲去世后，家里的东西，除了母亲的几张照片，李叔叔什么也没有拿。他干干净净来，又干干净净走。——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为母亲办了那么多事，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买了那么多东西，如空调、彩电、微波炉等等。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东西，可他两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亲遗嘱中说给他6万元。他却以杨沫的名义全部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所以杨沫实际捐给了现代文学馆16万元。他把名声全送给了杨沫，自己隐姓埋名。
　　所以谁说他是图杨沫的名儿，杨沫的钱，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肠善良。尽管秘书的两个孩子痛恨他，对他很不礼貌，他还认认真真给两个孩子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雇他们的父亲，一桩一桩地列举事实，驳斥他们父亲的谎言。
　　他不愧是一个有骨气，不爱钱，不图名的学者。三姨白杨曾对李叔叔的小孩说：我真羡慕我姐姐找了个老李这么好的老伴。我就没有这个好福气。
　　母亲与李叔叔虽然只共同生活了6年4个多月，但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自从与李叔叔结合之后，母亲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复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个杨沫样子，平易近人，被秘书传染的邪气完全消失，正义凛然。
　　晚年，母亲干的那几件事可钉可铆，掷地有声，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像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发苍苍老翁，却纯洁如少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挽救了杨沫的灵魂，也挽救了我们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谢李蕴昌叔叔，他改变了杨沫，也改变了我们家。
23.不张狂
　 母亲对倒霉挨整的名人不张狂，对普普通通的人也不张狂。
　　作家舒丽珍含着泪说，1973年因为档案不到位，她好长时间没有工资，生活非常困难，冬天连取暖煤都没钱买。那时她还默默无闻，没人注意。在一个大雪飞扬的日子，杨沫同志全身披着雪花，来到她家，给她送去了100元钱，鼓励她不要灰心，把作品写出来。
　　1983年11月，北京92中学老师找他，想请她跟同学们讲讲读书方面的体会，因该校发现一些同学喜欢读淫秽书籍。本来第二天她要住院，听了老师的想法和安排后，母亲马上打电话通知医院，推迟两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着腿疼，一瘸一拐地与这间学校中学生们见面座谈，让师生们深为感动。
　　一个中学最高也就算个处级吧，母亲没有怠慢，也不敢怠慢。
　　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亲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当成功。她时时处处都知道自己骨子里有剥削阶级烙印，对人不得骄狂，不得摆谱，不得拿架子，翘尾巴。
　　母亲除了斗争性不强外，还比较虚荣，这给她惹了祸，比如当年为面子好看，多填了一个入党介绍人。可又因为虚荣，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她没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即使是表扬她，表扬过头了，她也不默认，怕人家说三道四。
　　1960年，《青春之歌》俄文译本中关于母亲有这样的介绍：
　　杨沫，中国著名女作家，共产党员。1915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她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师，后在小学校任教员。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杨沫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解放祖国的战士队伍。她领导了中国北部的一些妇女游击队组织。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她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
　　母亲说这篇文章错误很多。
　　1.自己是1914年生的；
　　2.自己没有中学毕业；
　　3.自己是1936年参加革命，不是1931年；
　　4.自己并没有领导中国的游击队组织，而只是一个普通工作者。
　　换了一般人，对这些错误可能也就默认了。因为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即使有错，也是翻译翻的，责任在翻译。况且也算不上什么严重错误，中国人能有几个懂俄文，看到这篇文章呢？但母亲却很较真。她特地写信到中国作协外委会，把苏联翻译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一一提出来，请示作协外委会怎么办。她重申：第一，我不是1931年参加革命，应为1936年。第二，我在这段期间从没有当过什么游击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妇救会干部，宣传干事，报社编辑。
　　以后当有人采访她，准备写她时，她总要提起俄文译本这件事，告诫记者或作者，写我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
　　1962年9月左右，《人民中国》和《中国文学》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采访了一些母亲的生活起居情况，折腾了半天，挺麻烦的。某天吃午饭时，母亲不自觉地把这次采访与同桌的同志谈了，他们开玩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母亲也哈哈大笑。但后来母亲狠狠责备自己：什么话也存不住。给人说这些干什么？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吗？告诫自己从今以后，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志谈自己这些个人的事（见1962年9月16日日记）。
　　她讨厌自吹自擂。经过长年的思想改造，不敢争位次，不敢盛气凌人。比如让她当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时，她多次向中国作协表示自己当团长不合适。后来作协说已经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面，不好再改了，她才只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后，副团长出于关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团长身份处理问题。母亲从不计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费神呢。
　　由于她不争官，不嫉妒新人，比较谦虚，与同志们的关系融洽，上上下下的同志都能接受他，她才能在1989年1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母亲也不爱透露哪个大人物、知名人士对她好，接见了她。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就曾与她握手，她却从没有对我们孩子讲过。在一个普通人的心里，能与全国最高领袖毛主席握手，是多么光彩，多么值得炫耀呀！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沉默。母亲却不曾对家人说过。我只是在她的日记中才知道她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前她住在颐和园期间，李立三同志多次看望她，与她聊天。1982年1月，她去海南岛访问，萧克同志曾到她的住处探望，这些她全都没告诉过家人。
　　当路扬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是母亲的老战友，她从不跟我们提他。
　 1982年6月15日，美国知名人士陈香梅给母亲来信，表示很后悔没有与她在美国相见，我是在整理母亲信件时才发现陈香梅的信，母亲自己从没说过。
　　台湾作家江南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江南成为新闻人物，港澳台及国内各地的大小报连篇累牍介绍他。母亲却沉默着。也是她去世后，我才发现江南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越夹着尾巴做人。
　　母亲很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
　　1936年冬刚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没有钱，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30元钱给徐然看病。一年后发生了七七事变，父母随即离开北京，参加了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再进北京，已是13年之后。母亲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柱子妈，归还了这笔欠款。又过了很多年，徐然长大成人后，一次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悄悄问姐姐：“我只给了柱子妈30块钱，是不是少了点儿？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
　　徐然姐姐感慨：柱子妈恐怕早就死了，妈妈把债还了这么些年之后，心里还念叨着这件事！
　　……
　　中国的一些风气不好，盛行吹捧。嘴巴甜的人容易升官，容易吃得开。
　　比如，明明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却非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著名”二字，什么著名科学家，著名作家，著名歌唱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可是母亲却绝不接受对她过分的不符合事实的歌功颂德。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因为有人在一篇文章里吹嘘她世界知名，老布什总统来华访问期间还特别约见了她。
　　母亲毫不含糊地声明，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根本没有。
　　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梅开二度访杨沫》，作者是一家知名文学刊物的副主编。他以杨沫朋友的口吻，对母亲大加赞美，说了很多过头话。
　　让母亲生气的是，他写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采访母亲，母亲根本不认识他，他却自诩是杨沫的老朋友。文中很多情节都是杜撰。比如说他去北师大的住所拜访过父母，还一起谈天说地——北师大住所是父亲去世后母亲才搬来的，他哪可能见到父亲？又比如说1977年他去香山看望杨沫时就先睹了《英华之歌》，也是胡说，该书是1991年才出版。
　　最为严重的是他声称：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时，特别接见了老作家杨沫……席间，布什总统举杯来到白发苍苍的杨沫面前，向杨沫微笑点头并高高举起杯。
　　——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布什和母亲从来没有见过面。
　　他还说：《青春之歌》的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亲自审稿，很快拍板决定出版。
　　——《青春之歌》是老战友秦兆阳介绍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与冯雪峰一点关系没有。那时冯雪峰早已挨整，怎么可能审定此书？冯雪峰在文坛上的地位很高，作者是想用冯雪峰来拔高母亲。
　　这篇文章还无中生有地说，1959年《青春之歌》一书引起争论之后，在周总理和有关领导关怀下，茅盾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才把这场争论平息下去。
　　——事实是那场争论，周总理并没有介入。
　　……
　　连俄文译本介绍杨沫的那样微小的不实，母亲都无法容忍，对这么严重不实的过分吹捧，母亲岂能无动于衷？
　　1991年，已经77岁的母亲给刊载该文的山东某杂志写信，指出该文的错误，请对方将自己的信公开刊登。但该杂志不登，母亲只好给其上级主管部门写信，依旧无人理睬……该文作者得知后，给母亲写信，解释其动机是好的，是歌颂母亲的，略致歉意，又表示自己文艺界朋友很多，奉劝母亲要三思而行，颇有威胁之意。在罗秘书摩拳擦掌，积极劝说下，母亲开始诉诸法律。
　　对方极不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歌颂你杨沫的，说总理关注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说布什访问中国特别约见你；说冯雪峰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等等都是突出你杨沫优秀，突出你杨沫受重视，即使有些过头，也都是说你好，怎么构成对你杨沫的名誉侵权呢？你还要打官司，索赔名誉损失费，你杨沫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母亲回答说，1959年那次《青春之歌》的讨论，总理从来没有过问；布什总统1989年访华也从来没有接见过我；冯雪峰跟《青春之歌》的出版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默认了这篇文章，明知不对也不更正，了解内情的同志们会怎么看我？那我不成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了吗？
　　谁都喜欢荣誉，母亲也不例外。文责自负，她已经77岁了，完全可以装不知道，置之不理。反正这都是别人瞎吹的，跟自己无关。但母亲担心面对这么过分的吹捧，一声不吭，岂不是默认？岂不是纵容虚假吹捧？午夜时分，扪心自问，能坦然无愧吗？将来还如何面对其他作家同行，如何面对单位领导？
　　在一般人的心中，能被周总理关注是非常荣幸的，能被老布什总统邀请并接见也是极难得的。这表明了你很重要，你很有名。有人为抬高自己身价，甚至会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自己和大人物的照片合成在一起，拿来炫耀，拿来过瘾。
　　可对母亲来说，让别人这么没边儿没沿儿的编瞎话吹捧，如同受了侮辱。
　　后来，对方四处散布说，杨沫为了屁大的小事，就打官司，无非是想敲人家几个钱。母亲回答说：我提出赔偿精神损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气氛，对这种不顾事实的吹捧阿谀说一声“不！”并不是图那几个钱。所得的钱我一个子儿不要，全捐出去。
　　最后她赢了，如约地把对方赔的钱凑够2000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对方感叹道：今后写文章确实应该少一些溢美之言，否则，碰见了杨沫这样的人，反受惩罚。
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
　　1990年底的某天，一位清瘦的老同志来到301医院病房看望母亲。她手捧一束鲜花，使病房充满温馨芳香。这就是母亲慕名已久的王观澜同志的夫人徐明清大姐。
　　王观澜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与王明政见不同，受到打击。回国后，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指派王观澜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该报同时也是新闻社。因此王观澜也是我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社长。
　　那段时间，王观澜住在毛主席隔壁，他们经常促膝交谈。当时毛主席也被排斥，两人都对王明左倾路线不满，很有共同语言，结为患难之交。
　　后来王观澜受王明一伙人打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职务。经毛主席多次催促，直到1934年才恢复了党籍。
　　长征期间，王观澜染上痢疾，极度虚弱，提着裤子行军。在最为困难时刻，碰上了毛主席。毛送给了他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鼓励他跟上队伍。以后，王观澜常说，我的脚和主席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路特别轻快。
　　到延安后，王观澜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王明、康生又诬陷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但毛主席明确表示：王观澜同志经过了我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观澜这才过了关。
　　1937年底王观澜与徐明清结婚时，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都到场祝贺。次年11月20日，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王观澜夫妇也应邀参加了婚宴。
　　1941年王观澜十二指肠溃疡严重，神经紊乱，彻夜难眠。毛主席在傅连暲的陪同下步行五六里山路来中央医院看望，还送给了王观澜同志一只热水袋，不久，又派警卫员送来了一幅题词：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做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主席想到王观澜肠胃不好，又把自己烤食物用的铁夹子送给他。
　　王观澜长期受王明打压，心情不舒畅。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特地号召到会的同志们都去医院看看观澜，并提醒大家不要同时去，以免把观澜同志搞累了。
　　王观澜资格这么老，毛主席对他又这么关心，可解放后职务却始终没有提升。什么原因呢？
　　据说他一贯右倾。
　　长征时，他曾负责审查过肃反对象，有些等待杀头的人，经他审理后，都给释放了。
　　1957年反右时，王观澜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是邓子恢，王观澜分工负责反右。当时很多单位不管有没有，都宁多勿少，按百分比揪右派。如农业部就揪出了140多个右派，观澜同志却坚持实事求是，结果全农村工作部只定了一个“右派”，相当扎眼，从此被上面认为严重右倾。
　　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农民大批死亡，观澜同志心如刀割，曾向爱人徐明清说，想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徐明清坚决支持他的想法。于是，王观澜就在1961年1月25日以爱人的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抒发了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信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饿死人）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四个多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广西二三千，是指饿死人数。他一针见血指出当时饿死问题的严重和浮夸、欺骗的根源。“改为毛讷”这句话，是暗示主席要采纳不同意见。王观澜写好信后把孩子们叫来，说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是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做好准备，也许我要回家去种地，但不要害怕。
　　提心吊胆几天后，毛主席来电话说信收到了，没有批评，这才放下了心。
　　196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严厉批判了邓子恢搞包产到户的错误，很多老干部都纷纷在大会上发言，揭批邓子恢。但王观澜却始终保持沉默。他认为邓老的意见就是毛主席最早的意见，只不过老人家自己后来变了。王观澜的这一态度，让毛主席很失望，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了他：有人解放后，整天吃饭、拉屎、睡大觉，就是不干工作……
　　面对越来越左的政策，王观澜夫妇非常痛苦。他们本可以紧跟主席，良知却让他们跟不上了，落后了，与主席距离远了。他们对党内很多受批判的同志充满同情，他们虽然能通天，却不趋附极左政策。
　　徐明清是个重亲情，不重做官的人。早在延安时，有些女同志为了革命工作，不大讲亲情。如关××同志的爱人，让她照顾丈夫，她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后来关××同志早早病死。而徐明清当时是陕甘宁边区的妇联主任，当党组织上让她照顾王观澜时，她二话没说，马上就交了官，回家伺候丈夫。
　　毛主席写给王观澜那一段对待疾病的题词，解放后公开发表，一时间家喻户晓。王观澜也全国闻名。这段话，鼓舞了无数疾病缠身的人，其中也包括母亲。
　　可惜的是母亲没有机会见到王观澜，他1982年就去世了，却在301医院意外地见到了他的夫人──徐明清大姐。母亲非常高兴，与大姐亲切地聊了起来。
　　明清大姐不由自主讲起了自己的坎坷遭遇。
　　徐明清1926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那时名叫徐一冰。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晨更工学团”，21岁的徐明清负责起“晨更”的校务兼党的地下领导。她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党在白区的一个秘密据点。
　　1933年夏，从青岛抵达上海的江青，经田汉先生的弟弟田源介绍，来到位于上海市郊的“晨更工学团”工作。那时江青已加入了共青团，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她在徐明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如同明清一生中结识过的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江青那时的工作表现还不错，不像后来那么坏。
　　可是人世苍茫，谁曾料到，徐明清的暮年，却由此获罪。
　　1937年7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了正在西安负责党的妇女工作的徐明清，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自然受到了徐明清的欢迎。不过她还是谨慎地询问了江青的详细情况，得知她没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就让她去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决定。
　　其后，邓颖超同志得知此情况，专门找江青进行了了解，看了江青所演的一些电影和戏剧的照片集，确实比较进步。后经博古同志批准，同年8月，江青才和其他青年一道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去了延安。
　　文革中，徐明清因为历史上曾经被捕，在1972年和1975年两次被原农林部核心党组定为叛徒，并开除党籍。对此处理，徐明清多次向上级表示不能接受，但单位却认为她不老实，反而对她进行残酷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江青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影响力，对自己被捕的情况了解，就给江青写信，请她出面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前后共写了3封，均是类似内容，但都没有回音。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中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徐明清也欢欣鼓舞，然而祸从天降。中央专案组的人查阅档案，发现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来往，就通过公安部找到徐明清，让她揭发江青。那时，一个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天天乘灰色的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一上午，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但徐明清一点也不了解江青这方面的问题，无法做出这样的揭发。她觉得对任何人包括坏人都要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造谣夸大。
　　于是公安部门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包庇江青”的罪名把她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由于在西安任妇女工委书记时，把江青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时，曾给组织上写过证明江青思想比较进步的材料；文革中又给江青写了3封信。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10号文件点名批判她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一段话，完全不是事实。历史上，江青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坏，否则毛主席也不会娶她为妻。徐明清1937年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与其他同志的证明材料都相吻合。当时的中组部也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胡耀邦同志在给最高检察院讲话中说：“四人帮”被粉碎两年了，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人，并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徐明清。
　　徐明清释放之后，经中组部批准，1980年3月10日她原在单位农业部为其平反，摘掉了“叛徒”帽子。但她与江青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完全澄清。1981年9月1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认定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要给徐明清彻底平反。
　　1982年1月，王观澜同志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到医院看望半昏迷状态的观澜同志，并对徐明清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与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谁曾想到，这事并没有过去，有人还在书中恶意丑化徐明清。
　　早在1980年12月，一位女士以笔名写的《江青野史》在香港出版，书中把徐明清说成是江青的死党。1987年作者以大同小异的内容又在香港出版了《江青秘传》。1988年7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女皇梦——江青外传》，这一次作者署了真名。紧接着，1988年10月，该作者所著的同样内容的《无冕女皇》又被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是个人人皆知的神秘人物，且又当过电影明星，因此有关她的纪实文学，出版后自然成为畅销书。所以该书作者才能反复出版关于江青的这部书稿。但此后她出的书中仍把徐明清写成了二号反面人物。继续说是徐明清把江青介绍到延安，为江青写假证明，帮她混入党内……
　　由于1977年中央10号文件的错误，该作者第一次所写的《江青野史》尚情有可原。可是当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已发出了“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的红头文件后，这位作者却接连出了3本有关江青的纪实文学，换汤不换药，不管把徐明清的名字改为“徐一冰”也好，“朋友”也好，“熟人”也好，其与江青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容并无改变。依然还用两人“亲如姐妹，一丘之貉”这样的语言，甚至还对徐明清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论她的长相，的确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不单个子矮，风度不佳，满脸都是麻雀蛋……”
　　这些书继续广泛流传于海内外，其有关徐明清的描述，曾被一些文章所引用，弄得徐明清不明不清，臭名远扬。
　　因为该书作者是位老同志的夫人，她所著的书自然有权威性，影响极大，结果严重丑化了徐明清同志的公众形象。尽管该作者在延安时也认识王观澜夫妇，私人之间并无矛盾。
　　其实，该作者当年跟江青的关系也相当不错，还经常模仿江青的衣著和发型，能说她是江青的死党吗？
　　一身清白的徐明清无法忍受这种诬陷。自1981年3月她读到《江青野史》中有关她的描写后，便开始了先向组织，后向法院进行的申诉。70岁的她用颤抖的手，悲愤地写道：
　　1980年12月×××用笔名在香港出版《江青野史》一书，利用“文革”中及“四人帮”倒台后对我迫害的材料，不顾事实真相，捏造情节，在该书中有7段文字指名道姓地对我侮辱诽谤。经我向中央申诉后，×所在单位党组织曾对她批评教育；……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伍修权同志当面对她严肃批评……但她始终没有公开声明，更正、承认错误，因而使许多不知史实的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继续扩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7月×××又在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江青秘史》一书，该书以《江青野史》同样的内容情节照登，只是以带括弧引号的“朋友”取代我的名字继续捏造历史……
　　在1984年1月25日的春节茶话会上，薄一波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委托，向老同志问候时，特别提及了15位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其中就有徐明清。尽管如此，那位作者却置之不理，当1988年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时，徐明清的恶名仍留在书中，徐明清没有办法，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法院却认为党员的问题应由党组织解决，迟迟不予受理。
　　明清大姐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的心情非常沉重。打倒“四人帮”后，我们的司法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可是对一位受到如此污蔑和伤害的老革命，我们的法院却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进行保护呢？
　　与明清分手后，一连几天，母亲脑中总是徘徊着这件事。不仅为明清大姐晚年的不幸遭遇，更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不足而沉痛。她忧伤、感慨、甚至愤懑。难道高干夫人就可以肆意污损别人清白，而免受法律追究吗？
　　母亲利用住院期间，详细看了明清送来的材料。阅毕，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平静。名誉屡屡受到诬蔑的明清大姐实在太不幸了！
　　1987年3月26日中央有关管理部门明确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央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的历史材料。可那位作者却无视这个现实，不把错写的部分删去或改正，只把名字稍加变动，继续再三出版。
　　鉴于该作者一连出了4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一连4次把徐明清当成反面人物写进书里，肆意往一位老同志头上泼脏水，年近八旬的徐明清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才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有关部门确实处理过，如中组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这些党内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被告也不曾向徐明清赔礼道歉。法院仅仅向明清口头上宣读了一下被告检查信的大致内容：
　　一、以责任心出发接受（意见）。
　　二、过去没有恩怨，现在表示友好。
　　三、原著是依照文件（而写）。
　　四、我已按新文件（精神）照办，无抵触，请徐原谅。
　　而该作者的4本书在此检查之后，仍继续在海内外发行。这样的内部检查，怎么能够为徐明清恢复名誉呢？徐明清理所当然不服法院的宣判，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她在诉状中说：“我要求通过法律使×××侵害我名誉权的问题得以解决，判令×××发表公开声明，纠正错误，在社会上为我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她没有提出精神赔偿问题，她打这官司不图一分钱，只是要对方认个错。
　　结果，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母亲很是不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不审理党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呢？难道法院只管非党群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吗？过去不是也有很多党员之间打过民事官司吗？
　　我们的老党员徐明清同志的名誉权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呢?
　　想到这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压抑。法院是否因为对方是高干夫人才不予受理？人们极易这样想，也不能不这样想。
　　换了普通人出书，这么恣意糟蹋别人的名誉，法院能不受理吗？为何对高干夫人就不敢触动？古人都知道“法不阿贵”，“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啊！
　　徐明清1911年出生，现已80岁还得打这场官司。让她痛心的是自己写的文章，国内很多报刊竟然都不予刊登，无非是对方的特殊身份。
　　母亲得悉了徐明清的处境后，决心写文章替她喊一嗓子。她与徐明清原本不认识，仅仅两家的孩子是同学。但当明清大姐向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愤然。她想即使毛主席的夫人，犯了错，都要处理，你怎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诬蔑人？
　　母亲全力以赴，奋笔疾书，于1991年初写了一篇《我为明清辩清白》一文。
　　母亲说，不平则鸣，自己已耄耋老矣，也该无所畏惧了。
　　果不其然，北京的各家刊物都不予登母亲的这篇文章。母亲只好托朋友吴康民在香港发，开始竟也碰了钉子，但经过母亲的多方联系，最终还是在《繁荣文摘》上发了。可国内却迟迟发不出来。
　　为能发表它，母亲没少费力气。内地各大城市的刊物都对该文望而生畏，害怕出事，不敢登。一时间，大名鼎鼎的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敢发表它的地方。她那时已经79岁了，白发苍苍，还要费口舌，四处找关系求人。
　　文稿漂泊了2年之久，到1993年5月才终于在海南岛上的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杂志《特区法制》上发表。为了徐明清的这个案子，姐姐徐然也与母亲并肩作战，撰写文章，四处奔走。
　　其实，很多老同志都对那位高干夫人写的书有看法。帅孟奇就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怎么写起江青来了？
　　刘英也有同感。曾多次对徐明清说：×××那几本书在海内外造成了坏影响，应当写点文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这不仅是为了你的清白，更是为历史的真面目。刘英还为徐明清的回忆录题了词。萧克同志则抱病为回忆录题写了书名《明清岁月》。
　　甚至连那位高干夫人的亲姐姐，另一位老同志的夫人，也对自己的妹妹有看法，因为她写的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
　　人们都是热爱正义的。
　　……
　　写到此，我不禁感叹：老战士徐明清真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她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人人痛恨的江青也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格。
　　而母亲则鲜明地站在年老病弱，多年受压的明清大姐一边。为老大姐写文章洗刷清白，她干得漂亮，干得正义。
　　母亲少年时，曾苦学武术，幻想当侠客四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六七十年过去，她这一本性仍旧未改，继为刘亚光鸣不平尽管站不住脚后，又为明清大姐拔刀相助。
　　这个时候，距离她的生命终点还有两年零7个月。
25.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
　　王汉秋是河北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一位农民。
　　他的父亲靠卖麻绳，挣了一些钱，置了些地。父亲死后，他继承了这些地，也就成了一个小地主。可他花钱大手大脚，从不把心思放在发家致富上。用媳妇的话讲，他一当家后，日子就没的过了。
　　他好交朋友，仗义疏财。看见村里有人没粮食吃，就主动把自己粮食送去。他对长工宽厚仁义，曾把一支鸟枪送给长工。长工的孙子到现在还喃喃不休地说这件事。
　　他是独子，念过私塾，看了不少书，特别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
　　1939年10月，霸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了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从各区、村选拔一批优秀分子进行培训。王汉秋及女儿王以云都参加了，并认识了当时的霸县县长马建民。从此以后，王汉秋父女俩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的家成了堡垒户。马建民杨沫夫妇来东河岗村时，经常住在他家。
　　王汉秋响应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当上了小学老师，教儿童团的孩子们抗日道理。那时，离村2里地的昝岗就驻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干这个工作要冒很大危险。
　　后来王汉秋成为了八路军联络员，经常为我党干部传送情报。他多次掏空窝瓜，将文件藏在里面，把情报送到宫岗。他还给路过此地的干部们画地图，标明敌人岗楼的位置，介绍同志们如何通过敌人的封锁圈。
　　除了掩护我父母外，雄县的张田县长和陈瑞科长以及区妇救会主任李子奇等等也都经常在他家居住，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1943年王汉秋看见本村农民生活困苦，就把自己的大部分土地无偿贡献出来，交村公所统一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当个别人对他这么做的动机有所怀疑时，他一时愤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剁下两节儿，写了血书“致函马建民”，面送给父亲。慷慨陈词，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决心。
　　他是在自家用小片镐砍下的手指头。当他送到父亲住处时，母亲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么一封血淋淋的信和血淋淋的手指头，内心为之一震。
　　父亲把这封血书和手指头保存了好几年，舍不得扔。曾多次对人说：我一看这个就很难受，王汉秋是个抗日爱国的好典型，真心跟共产党走的开明人士。
　　1945年抗战胜利，父母赶赴新的工作岗位，这以后即与王汉秋失去了联系。
　　1984年已离休的父亲准备写回忆录，就给雄县昝岗公社写了一封信，打听王汉秋的情况，没有回音。父亲不甘心，又写了一封，还是没有回音。父亲感到蹊跷，虽然已过去39年，王汉秋本人可能不在世，但他的孩子还应该在呀！父亲又写了第三封信。
　　河北省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 村级干部负责同志：
　　你们好！
　　我叫马建民，又叫程业，抗战时期在你们那里工作过。先作政权工作，后来负责分区抗联工作，除经常和你们村干部联系外，也经常和王汉秋同志联系。我们当时吸收王汉秋同志参加反攻建国同盟会。他表现不错。记得他有儿有女，可是忘记了他们的姓名。现在组织上号召写回忆录，我想打听一下，他儿女的姓名和地址，麻烦你们来信告诉一下。我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目前已离休，估计王汉秋同志可能不在了，只好打听打听他儿女。
　　附上邮票八分，请费心回信吧。
　　祝你们安好。
　　我住北京柳荫街29号
　　　　马建民
　　1985．3.21
　　这第三封信寄到了大队，有人偷偷转给了王以云。她立即带着女儿前往北京，向父亲详细叙述了这些年的遭遇：
　　我爹1960年死在监狱里啦！
　　虽然他抗战胜利前就把土地全献了出来，可1947年土改时还斗争他，说他是地主。他想不通，对干部们说，我不能算地主。你们这样对待我，不符合共产党的政策。
　　村干部硬说他贡献土地是“畏罪交公”。
　　他不服气，据理力争，村干部嫌他不老实，给他吊在树上打。村里就两户地主，但土改时主要打我爹，因为他嘴硬，不承认自己是地主。天天斗，不让洗脸，寒碜他，还拿砖头砸，给他腿上的迎面骨砸了个窟窿。不止打他，还打我娘，说她是地主婆。见她是小脚，就叫她踩小砖。
　　后来，国民党打过来了，我爹也没因为挨斗，受了委屈，就投靠国民党。他的腿给打坏，拄着棍子跑了，他从没有给国民党办过事，没有反攻倒算过。
　　我爹想不通，自己早把土地交了出去，为何还定成地主？他不断向干部们反映，结果说他顽抗，一次一次把他往区公所送，送一回，打一路，可区里每次都给退了回来。直到1951年镇反那次，送走后再没回来，这次给判了，被雄县法院判处死刑。听瞅见过他的人讲，在县看守所里整天给他戴着三大件：脚镣、手铐、铁砣子。
　　后来保定地区给改判成死缓，送到石家庄第二监狱服刑。
　　1958年大跃进时，我爹他们到徐水大炼钢铁，累坏了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最后给家里的明信片上说，我现在连10斤重的东西都提不起来，病得很重，你们来看看我吧。可当时家里很穷，哪有路费去看他，连五分钱都没有呀！
　　我爹是1960年生生给饿死的，才54岁。他个子大，吃得多。死前对人说：给我埋在老家。听到信儿后，我老伴找了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回步行600多里从石家庄把尸体拉了回来。结果村干部说我老伴没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把他的大队会计给撤了。
　　因为爹坐大狱，我3个孩子不让上初中，大队不给盖章；上学、当民兵都不行。其实我老伴是贫农，我大哥因拥护共产党八路军，1943年被敌人打了黑枪。我家应该算烈属，却给定成了地主。1943年时，也就是土改前4年，我们一家3口人就剩下6亩地，是全村大多数农民的水平，这怎能算地主呢？
　　村干部却说他是为了逃避斗争，提前分散了土地。
　　……
　　父亲听罢感叹道：抗日战争时，我和王汉秋经常接触。他是真心抗日，真心拥护共产党的啊！父亲亲自为王以云起草了给河北省委的申诉信底稿。
　　此时，王汉秋的老伴已去世，上告的重担就落在了女儿王以云身上。
　　1985年4月30日，王以云正式向河北省委提出申诉，从此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河北省委：
　　我叫王以云，河北省雄县昝岗乡东河岗大队人，现年62岁，是王汉秋的独生女儿。我父亲王汉秋生于1906年，地主成分，有地110亩。他当家后，经过两年时间，只剩下55亩地。小时上过私塾，在雄县高小毕业，后即在家务农，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组织。“七七”事变后不久，在抗日县政府领导下，在本村教小学，（19）40年日本在我村附近的咎岗村安上据点后，我父亲开始做八路军的联络员。我家逐渐成为抗日工作人员的堡垒户。如（区）妇联的李子奇，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离休干部马建民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等同志，经常住在我家。
　　（19）42年我父亲积极缴纳公粮，并献出一部分土地，1943年我父亲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切断一个手指，写一份誓死抗战到底的血书，交给我十分区抗联组织（这件事马建民和杨沫同志完全了解）。我父亲并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反攻建国同盟会，做了不少工作。1945年我父亲把剩余的土地完全献给国家，并将地契全部交给村干部。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昝岗后，因他积极献出土地，怕被国民党抓捕，拄着拐棍逃跑。总之，我父亲一生没有做过反革命事情，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积极拥护共产党，积极为共产党工作，不当汉奸，不进行反攻倒算。
　　可是在1947年平分土地时，村中却多次批斗他，最后一次竟将他的腿打伤。我的全家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到1951年，个别村干部又抹杀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颠倒黑白，制造假材料，将我父亲逮捕入狱。到1960年元月，我父亲体弱不支，含冤死在石家庄第二监狱。
　　为这事，我曾找过乡政府、县（委）农村工作部，要求复查，要求平反，但一直没有音信，没有结果。为落实党的平反政策，明辨是非，申张正义，恳请省委对我父亲这一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河北省雄县咎岗乡东河冈村
　　王以云
　　1985年4月30日
　　同年8月，父亲马建民病逝，雄县领导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当面向母亲表示王汉秋的问题已平反。
　　但当王以云到县法院询问时，却说还没有平，材料已报到省里，等省里决定。
　　一直拖到1989年春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正式决定下来了：此案不能平反，维持原判。家属得知后，大吃一惊，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王以云只好来北京向母亲求助。
　　已经75岁高龄的母亲立即提笔给河北省高级法院写了一封信，为冤死狱中的农民王汉秋说话。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有一件事想向你们反映一下。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我爱人马建民曾在雄县工作。当时，我们曾多次住在昝岗乡东河岗的王汉秋家，他虽是地主成分，但积极参加抗日，并主动交出土地。据我们了解，王汉秋一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抗日的群众，为革命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没有投敌叛变行为。但是在1947年土改时，他却受到了错误的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1960年含冤死在狱中。
　　多年来，王汉秋的妻子、女儿迫切期望给他平反，我们也曾写过证明材料。据说县里曾在1985年进行过调查核实，于同年8月底在马建民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上，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曾当面告诉我说，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即将此消息告诉了家属。但她们等了一年多，也没有见到平反的正式通知。后来多次去县法院询问，县法院同志说，案子的材料已报到省里，要听候省里处理。
　　到去年夏天已近3年了，仍无消息，家属很着急，又多次找我谈这事。我们建议她去省里询问。结果省里又推到县里。县法院一度说材料报到地区中级法院了，我们托人询问地区中级法院，却未能查到。
　　今年春天以来，家属又多次去县法院，后县法院终于答复，省里的处理结果已经送到县法院。决定是：维持原判，不能平反。
　　家属甚为震惊，我们也十分失望。
　　我实在不明白省里为什么不准平反？根据何在？而且为什么拖了4年之久才答复？据家属说，她们看到在维持原判的决定后面附有颠倒是非的材料。家属甚为愤怒，怀疑是个别村干部与县法院个别人在捣鬼。
　　我对此也感到困惑不解。
　　现在家属依然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包袱，十分苦恼，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省高院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关照一下此事，予以公正处理。如万一确实不能平反，也希望能拿出让我们和家属心服口服的证据来。
　　我坚信此案应予平反，并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尽早听到平反昭雪的消息。
　　 此致
　　敬礼！
　　　　 杨沫
　　1989年9月31日
　　接着，母亲又在11月6日提笔给雄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去信，说明王汉秋的冤案情况：
　　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王雁来（又名王汉秋）是位爱国的上层士绅。抗日战争中，我和我爱人马建民及其他抗日干部曾多次住在他的家中，他虽是地主成分，但抗日积极，拥护共产党，并先后献出自己的全部土地。当有人怀疑他是否真抗日时，他为表明心迹，曾砍断小指，送给马建民，当时我也在场，深为感动。从切身体会中，深知他确实是位爱国人士。但在土改时，却遭到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分子。（19）60年含冤病死在狱中。
　　她的女儿王以云1985年找到我们。我们深知王汉秋的为人，曾为他证明，并给你县写信请求予以平反。1985年秋，马建民逝世，在向遗体告别时，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同志曾当面向我说，王的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深感贵县认真落实纠正冤假错案的负责精神。可是后来王的女儿多次找到我们，说她父亲的案子并未平反，并说县法院把王的案子报到省法院。我有些惊呆，一个村民的平反案，县里完全可以决定，为什么要上报省里？
　　这件事，请雄县领导费心查处，亟盼早日落实党的政策，为无辜的群众平反，以实践郭维城、梅庆元同志的诺言。假如雄县法院无法解决王汉秋的冤案，必须经省法院才能解决，那么当年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我们曾多次受到王汉秋全家的掩护和舍命相助，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有义务、有责任为王的冤案争取昭雪平反。
　　是否需要到省里去反映？盼指教！
　　母亲为这位抗日战争中掩护过自己的老乡所蒙受到的冤屈，而难过，而悲哀。她有点火了，感到有人在敷衍她，糊弄她。
　　果然过了一年还是没有音信。看来，母亲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人家并不认。中国讲究行政单位的级别，作家再有名也没用。
　　时间一年年过去，此案毫无进展。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要想翻这个案实在困难重重。因为这起案子从1947年算起，已经过去40多年。即便是错案，按有关规定，凡涉及到镇反和土改运动中的案子，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何况原村干部极力反对，强调要保护土改和镇反的革命成果。
　　因此，王汉秋的冤魂只好在“反动地主”的阴影下面继续哀号游荡。
　　其实，十分区的很多老领导并没有忘记了这位农民。早在1987年原十分区政委旷伏兆在《严冬过后是春天》一文中就写道：
　　为了团结开明士绅和农村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分区抗联的领导下，建立了反攻建国同盟会，简称反建会。……小河岗村地主王汉秋入会后，断指写血书，表示抗日决心（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53页）。
　　同年原十分区地委副书记杨英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一文中也提及王汉秋断指的事（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77页）。
　　更早的时候，1985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区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第45页也清清楚楚说：
　　1943年10月，马建民任十分区抗联主任，恢复各县抗联会，加强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六联区小河岗王雁来（王汉秋）断指写血书致函马建民，表明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抗战到底。
　　可法院方面不了解这些，也不认这些。他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轻易更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尤其是涉及到镇反和土改的案子，更非儿戏，母亲的一封信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尽管把自己手指头切下来，要誓死抗日，紧跟共产党走的农民，全十分区就他王汉秋一个，全河北省恐怕他也是独一份；尽管数篇革命回忆录中都提到他王汉秋的名字；尽管母亲关注这件事，亲自出面为王汉秋鸣冤，却全没用，继续背着黑锅。

　　拖到1994年夏，这个案子申诉快9年了，忐忑不安的母亲实在忍无可忍，只好给老首长，原十分区司令员，文革后出任过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的刘秉彦写信求助。信中说：
　　雄县老房东王以云（的）父亲王汉秋系我和马建民的堡垒户，王汉秋蒙冤致死，至今尚未平反，为此我给程维高省长一信（包括王以云本人申诉状），烦您代为转交，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军将领中，刘秉彦是少数几位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将军，战功赫赫。他对十分区老百姓的苦难遭遇也充满同情之感。
　　刘秉彦立即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写信：
　　维高同志：
　　转来作家杨沫同志的信。虽然时过景迁，曲折若干年，但情况不会是假的。请批给有关部门去办。1942年到1943年冬，隐蔽活动，每人都有自己的保（堡）垒户。她的情况，我也了解，特此证明。
　　握手
　　　　秉彦
　　　　　8月30日
　　次日，刘秉彦给母亲回信：
　　杨沫同志：
　　久疏问候，深以为歉。
　　我们都经过冀中的血与火的生活，彼此都有过共同的“江东父老”。那里有多少沉冤未洗，难以推断。关于给王以云申诉情况的信，我已转给了维高同志，成否，固不可定，当尽力一谋也。专此奉告，顺问秋安。
　　秉彦
　　　　　8月31日 石家庄
　　程维高于9月10日批示省高院予以复查。1994年12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正式宣判王汉秋无罪。
　　刘秉彦最先得知了这一消息，马上把判决书寄给了哥哥青柯，青柯立即告诉了母亲。80岁的母亲得知后眉开眼笑，高兴地说：太好了，真不容易呀！你赶快把情况告诉她们家人！有关材料也都复印了给她们寄去一份。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4）冀刑再终字第177号
　　原审被告人王汉秋，又名王雁来，男，判决时年四十六岁，高小文化，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人。一九六○年六月病死于河北省第二监狱。
　　原审被告人王汉秋反攻倒算一案，雄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作出法刑字第70号刑事判决，以反攻倒算罪判处王汉秋死刑，剥夺公权终身。经原保定地区专署分院审核，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本院于同年十月三日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以（57）刑一字第683号刑事裁定，对王汉秋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被告之女王以云以王汉秋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党工作，土改前主动献出土地，原判事实不符为由提出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再审查明：王汉秋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热爱祖国，曾掩护中共党员及干部多人。一九四三年主动将自己大部分土地分给村中农民，原判认定暗暗分散土地避免斗争不实。王汉秋谩骂干部，说杀共产党，打邢福祥属实，但说杀共产党是针对个别人而言，而且事出有因，当时已分别据情对王汉秋进行了处理，原判又定罪处刑不妥。被告王汉秋拆分房户金秀花房上几块砖，砍分出的枣树枝子两个属实，原判认定拆王亮房上砖三百多块，在房上种瓜及强伐枣树两棵的事实查无证据，不能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汉秋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我党做过有益工作，土改前主动献出土地分给农民，土改中又被斗挨打，产生了不满情绪，有反攻倒算行为，但构不成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雄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刑字第70号刑事判决，本院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核准令及（57）刑一字第683号刑事裁定；
　　二、宣告被告人王汉秋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桂荣
　　　　审判员 段增云
　　　　审判员 陈国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赵长山
　　从1985年4月开始申诉算起，这起案子历经9年零8个月。
　　2004年10月4日，笔者去雄县采访王汉秋的女儿王以云，她现已81岁。老人对我说：
　　抗战那阵，你爸妈常在我家里住。雄县一带一提你父亲马建民都知道。那时候特别残酷，通八路是要杀头的。当时在炕沿下有一地道口，情况紧急时，就钻入地道；情况不紧急时，就让老马换上农民衣服，背上粪筐，由我爹给护送到安全地点。每次你父亲来，我爹都要亲自送老远老远。
　　判决书说他打人，完全是编的。人家哥儿五个，年轻力壮，我爹单身一人，能打他们吗？我爹是挨打的。其实，都是村干部背后指使的。他如果不打我爹，就不给土地证。
　　唉，文革中可受罪大了……没少挨打、游街，非让我承认是地主，不承认就打。揪头发，拳打脚踢。最后实在受不了，要跳井，让孩子给拉住。我还喝过煤油和洋火盒上的皮儿（磷），几次寻死……
　　说到这儿，81岁的王以云呜呜地哭了。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汉秋也算是其中之一。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十分区有一些干部经不住考验，成为可耻叛徒。如白沟区委书记郭刚、板家窝区委书记郑秀田、毛公寺区委书记张国昌、永清县县长贾树元等等都先后投敌叛变，疯狂追捕自己的同志。而他王汉秋，一个小地主，却比这些“共产党员”还可靠，还有操守，还顶天立地，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不背叛共产党，投靠敌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位上了众多革命回忆录里面的“反动地主”，依旧继续蒙受着已延续了40多年的耻辱。他为抗日贡献了自己的几乎所有土地和一个手指头，最后却背着“反攻倒算”的罪名，惨死监狱。
　　尽管给他判刑时，全县四处张贴大布告，可现在平了反，仅仅在村里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几次；尽管经济上一点没有赔偿；尽管判决书里还说他有反攻倒算行为——1947年土改时，他仅剩下6亩地，根本不算地主，怎么还能说他有反攻倒算行为？
　　但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花了9年多时间打官司，最终有这个结局已经非常难得了。他王汉秋总算被承认是热爱祖国的。那手指头总算没有白剁。
　　长眠在地下的王汉秋，可以安息了。
　　母亲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
　　这一天距离母亲去世还有一年零4天。
26.为胡开明大呼喊
　　母亲彻底摆脱了那个秘书的影响。她一度被教条和世俗所减弱了的正义感沛然四射。
　　首先，她已经不把服从当作党性的唯一原则。她觉悟到了上面也有可能犯错误。当上面犯错误时，最高的党性是以人民利益为本，是坚持真理。
　　1989年12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变动。两个机构的新班子存在一些问题，时间一长，下面意见较大。母亲同情和理解众多作家的呼声，曾几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994年3月的人大会，80岁的母亲因病没有参加，但她目睹作家们的不满情绪，决心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她在病榻上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的正式提案，文中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领导班子内部长期不团结，工作不力的情况，文艺界不少人反映强烈。这两个单位早已应当换届，却未换，作协主席团会议近5年中一次也未召开，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时常感到惶惑不安……因此建议上级领导予以重视，并请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尽管明摆着要得罪人，母亲也顾不得了。这份提案送到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处。在母亲的提案及其他主持公道的作家们的强烈呼吁下，1994年8月和9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最终做了调整，分别换上了高占祥和翟泰丰担任一把手。
　　1995年是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一年。
　　这年5月，一部介绍胡开明同志生平的书稿，送给母亲审阅。现在，她已经81岁了，身体每况愈下，肝部阵痛；膝关节受损，走路常要靠轮椅；头还常常晕眩；眼睛出现了白内障。
　　但是母亲认认真真地读完书稿，她非常激动地说：胡开明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他表里如一，始终把解决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上对毛主席，下对普通农民，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干部才是我们党最宝贵的人才，太少见，太难得了！
　　可以说，小说《青春之歌》的成功，也有胡开明的贡献，他曾经热情地为母亲提供了很多素材。《青春之歌》中曾有一个情节，写某革命青年为躲避国民党抓捕，拂晓时分逃到一老人的家，那老人让他钻进女儿的被窝里，就是根据胡开明的亲身经历。
　　或许是人到晚年，对战争岁月中的老战友更加怀念，更加珍重，母亲被胡开明的事迹深深打动。她苦苦思索了几天，要给老战友写一篇东西。
　　这时，距离她的生命尽头还有7个月。她的身体很虚弱。除了心脏病和血压高外，又患有肝硬化、糖尿病、盆腔炎、泌尿系感染、骨质增生等。她躺在床上，开始用颤抖的手，吃力地，一笔一划地讲述读了胡开明事迹后的感想。她写道：
　　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认识胡开明同志，我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时，他是我的领导。我为了写《青春之歌》，也曾向他了解过有关“一二·九”运动中的情况。当时我对他的印象一般：没有架子，时常乐呵呵地笑着。到六十年代初，胡开明的名字忽然震了，传说他为解决农民饥饿问题，主张实行“包产”到组，上书毛主席，后来遭到批判，革职…… 我和他多年不见，不知真情，又不知他发配何处，无法通信。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却从心里对他的遭遇暗暗同情。直到30年后的最近，读了你（贾文平）写的《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后，我眼前立刻矗立起一个闪光的、高大的、无私无畏的人。我这才比较全面深刻地了解他：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多么可贵的、难得的干部啊！
　　……
　　我当时也有所怀疑，但是不敢说一个“不”字，在我胸中，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即使“文革”闹得那样死人累累，我还跟老伴争论。他说：“干部有错误，谁错撤换谁还不行？怎么一打一大片，真有这么多坏人吗？ ……真奇怪！”我争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哪还会有错？”我把毛主席看成了神，直到“文革”后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我才有所觉悟。在我的一生经验中，像我这样的干部是多的：缺乏独立思考，不敢独立思考，绝对相信组织，即使明明是错了也相信。
　　相比之下，胡开明这样的干部太可尊敬了！
　　……
　　1959年当张家口地委书记葛启因对三面红旗有怀疑，有抵制而被撤职后，正在河北省担任副省长的胡开明去张家口接替葛启。本来他是受命反右的，但是到张家口不久，他就给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们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 看到这里，我不禁被胡开明这种高度负责、全然忘我的大胆行为深深感动。
　　胡开明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这个老干部爱提意见，常跟上面顶牛。他毕业于东北大学，喜欢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从不唯上是从，结果他的官儿总做不大。从1954年起他就是河北省副省长，过了44年之后，临去世前，他还是个副省级。
　　1959年秋，张家口地委一把手葛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开明率领工作组进驻张家口，指导反右倾工作。可是他调查研究了一番后，发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的话，办的事都没有错。特别是连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揪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击面过大。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果断决定公社一级的反右倾运动立即停止，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为了救老百姓的命，他还不惜与领导顶撞。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全省农民口粮从12月开始日均2两5。当时胡开明已担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面对农民大批死亡，他多次向省里反映2两5的定量不够吃，张家口气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并曾与省委领导刘××发生激烈辩论。他说人不是鸡，鸡每天吃2两5还差不多，但人绝对不行。经过艰苦的工作，最后终于争取到了日均3两75，农民的死亡人数立刻明显下降。
　　三年困难时期，他还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好事。
　　比如，在中央决定之前，胡开明就早早在张家口地区解散了食堂。他还允许集体牲畜私人圈养；允许个人开荒自救，谁种谁收；批准搞包产到组等等。这些措施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对整人从来没有兴趣。当省委领导认为张家口地区饿死人多的地方是坏人掌权，指示要开展“反坏夺权”斗争时，胡开明明确表示，饿死人的原因是粮食定量过低，不是什么坏人当道，下面哪有那么多坏人？在上级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开“反坏夺权斗争”，但竭力缩小打击面，结果受到省里批评，说他“不抓阶级斗争”。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响应毛主席号召，面对面地给河北实际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刘××提了意见，全然不顾个人得失。他指出刘××从大跃进以来，头脑发烧，不实事求是，一味反右，一味抬高指标，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却又拒不认错，打击异己，缺乏民主作风……并当众把自己老婆劝他不要提意见的信念给大家听，号召同志们不要被老婆扯后腿，积极鸣放，把气出完。——结果四清时，他被扣上了“向党猖狂进攻”的帽子，早早就给揪出来打倒。
　　为了让农民吃饱饭，提高生产积极性，他冥思苦索。既然上面反对包产到户，他就总结出一套包产到组的生产方法。他声称组还是集体性质，不属单干。在张家口地区推广实行后，效果很好。
　　他长期从政，饱经风霜，却还像孩子般纯真，对上不谄，对下不欺，没有一点看风向，上面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陋习。有些省领导虽然不喜欢他，下面却眷恋他。他调回省后，张家口地区的13个县委书记联名给省委写信，挽留胡开明同志，舍不得他走。这在全河北省史无前例，全国恐怕也少见。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他，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林铁让他代表张家口地区出席华北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逆着潮流，又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的主张，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批判。他虽然成为众矢之的，并不服气，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又把包产到组的材料直接递交给毛主席，希望说服毛主席，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几天后，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发表讲话，其中说到：河北有一个副省长，很开明，但就是“胡”开明。
　　随着主席讲话的传达，胡开明成为了一个反面教员，全国闻名。
　　省委立刻让他写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常务副省长自然泡了汤，以后一直坐冷板凳。四清中，张家口地委被打成了“胡、葛、解阴谋反党集团”。文革中他又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林铁的黑干将”……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殴打，甚至还被假枪毙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开明虽然被平了反，那个实际主持工作的省领导虽然被批判和调离，但在河北，一些整过胡开明的人还在，这位活着的彭德怀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
　　多年后，有人问胡开明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
　　他说：人命关天，顾不得了。
　　胡开明给毛主席上书的举动是自杀性的，跟雄县农民王汉秋砍断手指头一样，让母亲深受震动。
　　最优秀的，最高尚的往往又是最污秽的，最低贱的。很多好人都出自于监狱、劳改地、寒舍、农村。
　　母亲原来很正统，很左，也正是在彭德怀、张志新、胡开明这样敢于不盲从，敢于提意见的干部的感召下，促使了她的觉悟。应该说，母亲的出身和个性使她对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
　　五十年代，姐姐徐然穿双高跟鞋，母亲斥之为资产阶级，与姐姐大吵大闹；姐姐漂亮，追她的人不少，高中时就有了男友，母亲坚决反对，说这不像新中国的青年，是思想空虚和堕落的表现，甚至还写信到姐姐的学校揭发告状；姐姐要从新疆大学毕业了，她给当时在新疆工作的老战友武光去信，嘱托他一定要把姐姐分到最苦、最远的地方锻炼改造。
　　哥哥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时，很想买辆自行车，她不同意，认为是特殊化。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中，有自行车的并不少。哥哥一度总拉肚子，身体虚弱，向她要钱想买点营养品，她把哥哥臭骂一顿，说哥哥怕苦怕死，贪图享受，变修了。
　　文革中我养了一条小狗，被她批评为情调不健康，说只有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才养猫玩儿狗。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学校并没有怎么样我，她却主动给北大中文系领导写信，说我的政治观点如何危险，如何自由化，要求对我严肃处理。
　　可悲呀，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
　　——这是多年来党员要做“驯服工具”教育的结果。
　　对比胡开明的独立思考，敢于唯实唯真的精神，母亲属于平庸之辈，跟风干部。
　　她花了多年时间写的《东方欲晓》，遵循上头的宣传框框，突出工农兵，突出正面人物。全书充满了编造的痕迹，虚假的拔高，虚假的贬低。人物杂乱，情节杜撰，即使加一点儿俊男美女的点缀，也缺少可读性。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服务成了这个样子，一堆废品！多年的创作几乎毫无价值，这就是老母亲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悲哀。这就是随波逐流，盲目紧跟形势的悲哀。
　　因此81岁的母亲看到胡开明的事迹之后，才那么深深的不安和内疚。
　　胡开明为了老百姓不挨饿，屡屡给河北省领导提意见，直到给毛主席上书，提出解救措施，最后却受到一次一次的批判，落个身败名裂，臭名远扬。
　　而母亲尽管也受到过个别人的大批判，总体上却一帆风顺。这个荣誉，那个荣誉，又是出国，又是开世界大会，吹捧文章无数，光芒耀眼。有段时期，《青春之歌》名声大噪，远比胡开明有名。但随着岁月流逝，站在历史角度上看，胡开明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
　　相比之下，母亲这样随大流的干部，驯服听话的作家，黯然失色。
　　年迈的母亲，说话已经有点儿哆哆嗦嗦的母亲，现在沉重地，一笔一划地写文章批判着自己，忏悔着自己：
　　胡开明的经历使我深感到，开顺风船的干部好当，上级怎么布置、安排，下面就怎么执行，出了错向上面一推，完事大吉。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基层做了几年群众工作。那时也常遇到上级的布置并不适合基层实情，做起来群众并不欢迎。可是我的头脑中只知服从，绝不敢去违拗上级布置，实行实事求是的办法。经过“文革”，我才稍有觉悟。读了你的《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更加使我惭愧、汗颜。过去我的唯命是从，还总认为是对党的忠诚呢！胡开明与一般人不同，他的做法令人震惊。有人给上级汇报情况时，身揣截然相反的两份材料，待摸清领导意图后，再拿出上面喜欢的那一份交上去。而胡开明身上只有一份源于自己深入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虽然明明知道拿出它来会遭批判，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结果如何呢？历史雄辩地证明，胡开明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当时当地的主张、政策和办法，是经得住检验的。他十几年的苦难，也是党的苦难，人民的苦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理战胜谬误，雨过天晴，中国的天空霞光闪闪，胡开明同志被平反了！庆幸他亲自感受到了这份欢愉。可惜彭德怀元帅虽也平反，却没能亲自领会到这生命般的喜悦。
　　这是母亲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母亲后半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除了对老领导胡开明表示了衷心的佩服和敬仰之外，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从字里行间，能看出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些什么，坦诚批判了自己的所谓“组织观念”，它标志着母亲的思想境界已从“马列主义老太太”升华到新的高度。
　　母亲晚年的老伴李叔叔告诉我，母亲为写这封信花了很长时间。她身患疾病，下不了地。是躺在病床上，用块小木板托着稿纸断断续续写成的。原稿改得很乱，抹了改，改了抹，反反复复，看得出母亲费了很大的精力。
　　最后由李叔叔誊清抄好。
　　当母亲童年的时候，认识了共产党员方伯务，为此她感到自豪。而到晚年的时候，她又为自己的老领导胡开明同样感到自豪。此后一段时间，母亲四处向亲友们介绍胡开明，说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是我身边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她还买了很多本《真理与命运》，分送给亲戚朋友熟人。她郑重其事说：“这种书对我们的干部有用，对青年也有用，应大量印刷，我想给有关方面写信，写文章，宣传这本书。”
　　年迈的母亲用发颤的声音说：“胡开明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永存的人。”
　　这时，距离她生命的终点还有7个月。
27.去世前后
　　母亲似乎已看破红尘，对世间的污浊、虚伪、凶残感到厌烦。她在1993年1月5日日记中说：
　　今天午后，病房里突然紧张起来，大夫、护士往来穿梭，原来在抢救和我只隔一间房子的危重病人……到午后5时才安静了下来……那屋里的一张写字台被挪到走廊里……我知道，一定是人已不在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有此情景。生生死死，人的生命谁也奈何不得……我很平静，静静的等待那天到来。届时，我的灵魂脱离了躯体，飞向浩茫的天宇。当我回首下望时，灰蒙蒙，雾茫茫，好污脏的人寰！熙熙攘攘，为名来，为利往，一片血腥……
　　现在，她不像过去那样，一提死就恐慌和紧张。她心平气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终结。
　　1994年春，母亲的肝右叶发现了一小块可疑物。专家嘱每两月检查一次，监视其变化。这时母亲的思想有所变化，出于对巴金老人的尊重，她重做遗嘱：
　　　　　　（给家中人的）
　　　　　　1994.6.8日于香山
　　遗 嘱
　　我手中现在还有约26万人民币（美元2万8千，另有稿费约3万元人民币）。我如死，这些钱要这样分配：
　　一、赠现代文学馆拾万元。
　　二、分李蕴昌陆万元。
　　三、余拾万元，每个后代分贰万伍千元。
　　我如继续活下去，每年各种开支，需从贰拾六万元中用去约贰万元左右，以次类推，给各方面的钱适当递减。
　　　　 杨沫
　　1994.6.8日手书
　　20天后，又特地写了一个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的遗嘱。
　　遗 嘱
　　我把我的拾万元人民币积蓄，赠给现代文学馆,并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权及稿酬，也全部赠给现代文学馆。
　　（我现年八十岁，也许还要活几年，那么生活中会用去一些，也可能适当减少对现代文学馆的赠予）
　　　　杨沫
　　 1994.6.28
　　为表慎重，母亲把此遗嘱的复印件交给了原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宋泛，请他监督执行。
　　1995年6月，写完胡开明的文章后，母亲感到身体越发不舒服，到同仁医院检查多日。7月经核磁共振，诊断肝上那块东西转变为恶性。后又发现左肺上方有一恶性肿块。
　　9月20日，医院向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通报了母亲的病情。大夫说，经过40天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癌症，且已转移。由于同仁不是治癌的专门医院，建议转院治疗。
　　面对绝症，母亲相当镇静。她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想得开。一辈子多次大难不死，这条命早就够本了。况且，叶君健前些年得了癌症，不给治好了吗！
　　9月26日，经考虑再三，母亲转到北大医院治疗。因为她的好友，80岁的叶君健就是在这里治好了肺癌。
　　她不甘心保守疗法，她要求医院采取对叶君健采取过的方法，进行放疗，彻底消灭病敌。
　　10月6日，院方为她制定了一个医疗方案，进行放疗。
　　1995年10月10日，我在美国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说：
　　近两个月在同仁医院住院期间，发现肝癌，且又转移成肺癌。现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同志把我急转到北大医院，请肿瘤专家们商讨医治方案。我已82岁，恐怕凶多吉少，你们不要难过，着急，我精神还好，毕竟是经过战争的人。
　　这封信让我万万没有预料到。因为前几天，爱人刚从中国回来，说母亲身体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一时间如雷轰顶，我六神无主，竟然流了泪。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你的来信，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
　　亲爱的妈妈，看见了你的信，好像听见了你的声音，面对病魔，你是那么镇定，那么平静，我深深地敬佩你，我的好妈妈！
　　此刻，我心慌意乱，不知干什么好，坐在桌子前，提笔给你写信。
　　前一阶段我听说妈妈住了院，但觉得还会像过去一样，住一阵就会出来，没有去信，也没有打电话。目前，我正集中精力把我的《血色黄昏》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改好。原计划改好后，今年春节前就回去，不管官方批不批，都回去。现在，妈妈发现了这个病，我就更要提前回去。妈妈啊！两个星期以内我就回到你的身边，陪着你了。
　　亲爱的妈妈，我们是两代人，我们过去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小时，你打过我，文革中我从背后给你一刀，去内蒙后，你又帮助我，到西单民主墙时，你又跟我断绝了一段关系……但是你对我的好处，我是永生永世不会忘记的。妈妈给我买气枪，给我配无形眼镜，30多年了，都还记在脑海中。在内蒙古的那一段劳改，幸亏有妈妈帮忙，使我少熬了很长一段屈辱的反革命生活。
　　我们充满了矛盾，你怨我恨，又充满了母子之情的纠缠。我尽管身在遥远的美国，但每天都靠回忆过去过日子，而过去是离不开母亲的。
　　亲爱的妈妈，我敬佩你视死如归的气概。自然规律就是这么无情，我们迟早都要相会在茫茫的宇宙苍穹之中，只不过早几天，晚几天的事……
　　妈的精神状态是昂扬的，坚强的，有尊严的，真了不起，我服了，真的服了！
　　现在，面对身患重病住院的妈妈，我要诚实地告诉妈妈，我从13岁时，就爱你，就单相思你，就想回到你的肚子里！我爱妈妈……
　　因为我觉得妈妈非常美丽诱人。
　　在癌症面前，妈妈的沉着冷静态度就更加美丽，更加夺目！
　　只要保持乐观态度，妈还是可以延年益寿的。我的一个朋友，她母亲就得了胰腺癌，5年前动手术后，发现扩散得很厉害，但经过治疗，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亲爱的妈妈，我离开中国6年了，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会尽快地申请护照，在两个星期以内就返回我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母亲的身边。
　　好，这封信就先写到这儿，脑子很乱。今晚上，我会给你打个电话。
　　……
　　 想念你的儿子 小波
　　　1995.10.10 下午4点
　　晚上我与母亲通电话时，她的声音温和平静，还安慰我说：现在情况还好，还稳定，你别急，把该办的事都办好了再回来。
　　不久，81岁的母亲得知我回国的手续有困难，用她哆哆嗦嗦的手，给中央领导乔石同志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风烛残年得了绝症，来日无多，希望能批准让美国的儿子回国，最后见上一面。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乔石立刻就批了，于是我回中国一路绿灯。
　　那天，当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位处长来到病房，向她当面宣读了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病榻中的母亲十分激动，一再表示衷心感谢。
　　11月16日，她曾托人给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送去一信说：“目前精神很好，食欲有所增加，白血球恢复正常状态，近两周都在8000以上，心脏病、糖尿病都得到了控制，没有兴风作浪，看来近期不会远行了。”
　　一直到11月底病重之前，母亲都从从容容，安安静静，状态很好。
　　大家也都满怀希望叶君健的奇迹在母亲身上重现。
　　哥哥和妻妹都告诉我，母亲现在情况稳定，眼下没有什么危险。你先办你的事。如果有情况，会随时通知你。因此，我就订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去波士顿为母亲买了提高免疫力的药品，托人捎给母亲。几天后，仍没收到电脑。打电话问说是库房没货，得再等两天……
　　徐然的女儿蕾蕾获悉姥姥患重病，从美国专程来看望。她对姥姥的感情很深。几乎天天都来病房与姥姥说话。不幸的是那天她感冒了，却忘记了姥姥身体虚弱，依然前去看望姥姥。于是母亲被传染，开始咳嗽发烧。
　　鲁迅曾说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自己人，死于最爱自己人的失误。蕾蕾不是有意的，她真的很爱姥姥，但又是蕾蕾传染了姥姥，害了姥姥。蕾蕾回到美国后，又把她爱人传染了，这才明白了自己的罪过，大哭一场。
　　当然北大医院的探视管理不严也是原因之一。事后我和李叔叔议论，若换了301医院，母亲就可能不会被传染，那里探视制度严格，或许完全是另一个结果。
　　11月20日，母亲发高烧至40度，同时出现肺炎。3天后烧退下去，人却萎靡无力。母亲自感凶多吉少。一天深夜3点多钟，李叔叔扶她去完了厕所，她让李叔叔披上衣服，坐在她床前。她握着李叔叔的手说：看来那一天不久就到了，我一断气一切都完结，再过几天就变成了一小撮骨灰。老李，这几年，咱们在一起生活很美好，我心满意足，就是时间太短了，哪怕再多给我一两年就更好了……
　　把李叔叔说得喉咙干热，鼻子发酸。
　　“老李，不让你想我，不可能，但要是整天想得悲悲切切，那你可也快了。一定要换个想法，想咱们在一起的美好情景，高兴的日子。唉，过去的那一切多美呀！可惜这个幸福我再也享受不到了。”
　　“别说了！”李叔叔实在忍不住，低声啜泣，泪如泉涌。
　　“对不起，我知道你要难过，看你哭得这么难受，我也甘心了。但我要你记住我的话，以后少难过，多想想那些美好的事。记住了吗？听话。”她紧握着李叔叔的手。
　　夜深人静，静得可怕。
　　李叔叔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要有信心。你这一辈子经过了多少危险，抢救过多少次，每次不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的。”
　　老两口默默握着手，过了不知多久，母亲说：“睡去吧，今天还有很多事。”
　　11月26日晨，我接到哥哥打来国际长途，说母亲情况恶化，总昏迷，说呓语，不能下地，让我赶快回国。我当即打电话退了笔记本电脑，并订好29日的飞机票。
　　11月28日凌晨3时接哥哥电话说，北大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患梗阻性肺炎，呼吸困难，得吸氧，小便失禁，已插上导尿管。等晚上我再给哥哥打电话时，他说母亲有所好转，已能对护士说：我儿子要从美国回来看我……但还很危险。
　　11月29日晚上，我离开了居住6年的美国罗得岛，飞往纽约，之后再换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北京。在飞机上坐了14个小时，在上海又停了几个钟头，一路上真感到度日如年。心里默默祷告，希望母亲能挺住，活着与我相见。
　　12月1日上午飞机终于抵达北京。我从机场出来，办理有关手续，耗去几个小时。之后直接来到医院，此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却一片空茫。全家十来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们都围在她的病床边。
　　这天下午4时以前，母亲还能说话。上午浩然来看她时，她说了很多话，她向浩然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干，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将来身体好了，再考虑工作。这两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难之交，自知是最后一面，彼此含泪告别。下午3点中国作协一把手翟泰丰前来看她，母亲又说了很多话。她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即将远行，话格外多。再次向翟泰丰表示要把稿费和版权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下午4点以后，她渐渐的不能说话。
　　当我走到母亲病床旁时，姐姐徐然告诉她：妈，小波儿回来了。
　　母亲没任何反映。她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怨恨自己没有早点回来。为了等那个该死的笔记本电脑，永远失去了与母亲说话的机会。也埋怨自己太轻信了母亲、哥哥及妻妹的话，过分乐观。
　　徐然告诉我，就在上午，她还念叨白杨来了没有，小波来了没有。
　　握着母亲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三姨白杨因脑血栓半身瘫痪，没有探望姐姐，特让儿子晓松带来她的问候并给了一万元钱。
　　那一夜，母亲真是痛苦。高烧把母亲烧得双颊潮红，不住呻吟。她无法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她哪里难受，望着母亲那么痛苦，自己却爱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亲拉黑色的大便，尿红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给她戴着氧气罩，还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摇头，妄图脱掉氧气罩。嘴里嗫嚅着什么，后来我才猜到是说“没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气管。听说她清醒的时候，曾向领导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乐死，我憋得慌，给我些安眠药吧，我太痛苦了。共产党员也可以安乐死”。
　　母亲手背插着输液的针头，看护为省事，总把母亲的两个胳膊用绷带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乱动，使针头脱落。我不忍心总这么捆母亲，常把绷带解开，让她的手臂自由一会儿。
　　有时候，她难受得喊“妈呀！妈妈呀！”昔日雍容娴雅的母亲，此刻痛苦成这样，不止一次让我泪流满面。那撕心揪肝的惨痛呻吟，就像指甲盖擦水泥地发出的声音。实在难以忍受时，我不得不躲到走廊里，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偶尔时刻，母亲苏醒过来后，问：“我还活着吗？”
　　我们说：“妈妈，你还活着。妈妈，你会好的。”
　　“我还活着，这不是梦呀？”
　　我们说：不是，这是真的。妈，你现在的烧退了，正在好转。
　　她半醒半昏地说：“我做梦了，我梦见了宇宙，还梦见了很多人。”
　　她说话的音调变了，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有点大舌头，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们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复健康，出院与他们团圆。”
　　李叔叔从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泪汪汪，呆若木鸡。母亲临终前抽搐时，情景很可怕。人们劝他回避一下，以免心脏犯病。他却毫无畏惧，长时间地紧握着母亲的手，还俯下身把头贴着母亲的脸，希图减轻一下母亲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零3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们哥儿俩陪着她咽完了最后一口气。哥哥连续数星期吃住在医院，晚上就在沙发上打个瞌睡，面色憔悴。我也夜夜陪着母亲。徐然说我才回来几天就瘦了一圈。她眼睛很红，常常孩子似的默默啜泣。
　　母亲静静躺着，好像睡着了，那么安静，她的大双眼皮越发美丽。我亲手为她擦拭了身体，穿好衣服，又亲手给她搬到小铁床上，护送她到太平间。又亲手将她搬到锈迹斑斑的铁抽屉上，用纸包好。在送进冰柜之前，我吻了她的前额，又吻了她的双颊和嘴唇。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尸体。
　　11天后，我跟几个殡葬工人一起把抽屉中的母亲抬放到床上，费了好大力气为她换好衣服，抬上灵车，守在她身旁，抵达八宝山。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也不嫌母亲成了僵尸。
　　12月22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来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显示着各界民众对母亲的爱戴和怀念。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她为中国创作了一部革命经典小说。
　　原冀中地区老领导吕正操夫妇送来了花圈，秘书特地说明吕老因在上海不能参加遗体告别。老首长、老领导旷伏兆夫妇、刘秉彦夫妇、胡开明夫妇、张致祥夫妇、于明涛夫妇等也献了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巴金等献的花圈摆放在母亲的遗像旁。
　　尉健行、张致祥、伍绍祖、张健民、翟泰丰、李之琏、李宝光、杜导正夫妇、韩作黎、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邓子恢的夫人陈兰、邓拓的夫人丁一岚等以及浩然、管桦、柳溪等等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来的人里有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有一瘸一拐的残疾人，有失声恸哭的中年妇女，还有土头土脑的外地人。一白发苍苍的老者沉痛地说：“杨沫的书影响太大了！要不，我这么大岁数，是不会来这儿的。”
　　告别仪式完毕，照完相后，我又吻了几下母亲的脸，把脸贴在她冰冷的面额上，再与母亲身上的肉最后接触几下。
　　和哥哥办好手续后，经批准，我们陪她进入到那个空荡荡的火化车间。当年送别父亲时，我们俩就来过一次。这里除了一个工人，没有任何家属。大厅又高又大，里面排列着十来个放着尸体的狭小铁床。害怕母亲一个人孤独，我们哥儿俩耐心陪伴着她。一个钟头零10分钟之后，她从烈火中出来。我俩又一捧一捧地把滚烫的骨块放进两个红绸口袋里。我脑子一片空白，用手把其中较大的捏碎，像抚摸着母亲肉体。最后又用扫帚把铁床上的残渣扫干净，全部拿回。
　　我和哥哥不是她的宠儿，她比较喜欢两个姐姐。但得不到的才最爱，我们似乎更心疼母亲，一粒骨渣渣也舍不得丢。
　　因母亲级别不够，骨灰盒不能与父亲同放在一起，只能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院里。骨灰大部分我们带回了家。
28.母亲与我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1951年5月3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后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的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汽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40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碰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事发生，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 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
　　母亲从1963年认识了那个病号，到1978年认识了那个科研油子，到1985年纵容秘书抢父亲的东西，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专注写书，疏远孩子，缺少亲情。大年三十，从不说跟孩子们聚一聚，她根本没这个意识。有好些个春节，她是一个人在外地过的。从不想想孩子们的感受。所以每逢过节，望着别人全家团圆，欢欢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我对母亲的意见，也曾向她提过。在1986年2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我解释了为什么给她寄《法制日报》那篇有关遗产继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写道：
　　妈总说：孩子没有小罗对你好。其实，是你偏爱小罗胜过孩子。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一点妈妈的爱，能多多给妈妈一点爱，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场啊！
　　孩子没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种谦恭卑顺过头的人应须小心。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变老，她在变化。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很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是错误的，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与秘书濒临绝交，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学英文方面的书，她立刻托人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四五本别样的书，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的一片关爱。
　　她开始牵挂我的儿子马骁，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
　　这一段“洋插队”期间，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从没接到母亲这么多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起初是担心我容易激动，在外面闯祸；继而知道我迫切想回来，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够早日归来。
　　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拥抱你们， 亲小小孙儿
　　让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
　　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被世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
　　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我也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
　　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一肚子意见。从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像。除非有事，从不找她——难怪她骂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
　　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长久不忘。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秘书和母亲都说是他拿的，因小红楼无人居住，他经常去照看。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100元，以表内心的愧疚。29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圆乎乎的。
　　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恨她，冷淡她，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她给了我生命，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帮助过我，使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
　　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虞。——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不随文坛写工农兵的主旋律，大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母亲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种缺点，也犯过错误。她写过失败的作品，对孩子缺少关爱，看错过人，被别人当枪使过……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足矣！
　　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
　　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几乎流泪。可是当她漠视我的时候，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又极其愤怒，在外面我能受委屈，在家里却受不了一点委屈。我是个爱也极端，恨也极端的坏儿子。
　　自从母亲离开了那秘书，她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堂堂正正，我对她再也没有什么意见。她的晚年可以说是个完全合格的母亲。乐于助人，通情达理，富有亲情和母爱，无可挑剔。她的正义感喷薄而出，为老百姓干了几件很值得称道的好事。临终前几天，她在昏迷中还不断地呼叫着白杨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动。所以望着在痛苦中熬煎的母亲，我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
　　她走后，我给她戴了3个月的黑纱。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头，夜夜伴随着自己。
　　我悲痛过了头，变成了母亲的一条狗，对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发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传染给蕾蕾，再又传染给母亲的人，面对面地发泄了强烈不满；对徐然的小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浓妆艳抹，提出了批评；对有违母亲遗嘱的提议，哪怕是一点点变动也坚决反对；对母亲爱过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呵护……
　　年轻时，我和母亲冲突不断，多次断绝关系，但后来终于彼此相濡以沫。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亲就心如刀割，潸然泪下。
　　母亲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欢我，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可是身后，我却能永远地和你厮守——你的木盒子就摆在我的电脑桌旁，随时都能看见。
　　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间房里，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见她。
　　母亲的几块骨骸就放在一个小鼻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
　　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
　　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亲的病历、X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联，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10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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