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用信谈“遵义事件”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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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用信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贵州杨用信

时间：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

地点：贵州省委一楼接待室

采访人：贵州工学院教师赵安国、陈昭琼、廖昌明

被采访人：杨用信(现省监委副书记)

事宜：了解有关部门“遵义事件”的原因及处理情况

记录杨用信同志口述：

“遵义事件”是很令人痛心的，故称“遵义事件”。后来不说事件了，因为对干部的影响和压力都很大。

“遵义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贯彻中央指示。

1959年5月《党内通信》下来，贴到了每个食堂，但是没有执行。说了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有关吃饭问题及有关插秧问题，共六条。贵州59年的“五风一化”即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违法乱纪风、共产风、浮夸风等，特别是瞎指挥，把各队的劳动力集中起来，搞丰产田、丰产坝，因为58年省委搞了“插红旗、拔白旗”，谁庄稼不好就斗争。58年8月强迫命令风就下了了。59年至60年下指示：“吃饭集团化，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坚持办食堂，说把食堂办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办不好社会主义阵地就丢了。1959年减产，加上强迫命令、高征购达到28亿斤(全省)，59年国庆节征购完成，实际上完成任务是虚假的，没有入仓。待入仓后，群众没有粮食了，还要把食堂办好。上、下边都浮夸，主要在上边，都不说实话。浮夸的数字存在，刚完成征购，还不到估产的20%，省委不相信下边反映没有粮食，又不砍浮夸数字，不给下边发粮，群众说：“算起有，取起无”。谁也不相信谁。这样，59年12月到60年1、2月，有两、三个月没往下发粮。办公共食堂、没有自留地(大约59年就没有自留地了，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里头苗春亭有责任)。首先，60年2月份在湄潭发现缺粮，还不承认。三月开省党代表，批评过他们。遵义地委反映过，但不严肃。

1960年3月，我在北京开会，4月回来，看到情况很焦急。60年4月底5月初，中央派监委金兆典等同志来检查。检查后，周林大吃一惊，承认死人这个事实，但不承认死得那样多，说只有二万多人。于是统一口径，各专县按比例分死人数字。这个数字不足六十万，估计三十万，不能外传。为什么统计有那么多呢？首先湄潭发粮，每人每天一斤，人口报的多，61年普选，人口与浮报数字相差就大了。

1960年6月，金兆典走后，省监委李景膺同志去中央汇报，9月中央谢富治同志、李永利(中央组织部干部)与西南(局)余江震(书记)来贵州传达“十二条”，他很谦虚，作了报告，不讲贵州的事，讲云南，实际批评贵州。他派了几个组到毕节、遵义、黔南等地调查，也到过群众中。

处理主要是省委作的决定，有遵义地委第一书记李书波，毕节孟子明、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当时没有正式文件，后报中央批，李书波是补报的，批了没有不清楚。何林是1961年8月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

处理的县委有：遵义县委陈耀华(留党查看)、湄潭县委副书记柳耀华(撤职)、湄潭副县长容镜死刑，副书记王卿臣撤职。

容镜为了开丰产会，搞万头猪场，把全区的猪集中起来，说是一个地方的。开会大家参观丰产又看见死人，就把人关在烤烟房里，关死几十人，还私设监狱。

60年5月前，存在地方群众给中央的信件的情况，查获了就吊打、关押、判刑，谁说了实话，就说谁不相信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四清”时，李大章、钱瑛、陈纲来了，后来张健民从河南调来，张一樵从浙江温州调来。当时周林、苗春亭都停职反省，后改组省委，中央讨论情况就不知道了。周林、苗春亭的问题都搞专案，决定周不作(省委)书记(调西南局)，还说服大家，说河南、山东、安徽也这样处理的。周林的罪只有两条了，一是包庇伍嘉谟，二是搞单干。“贵州事件”已处理了。

对“贵州事件”处理，我认为有问题，即整下不整上。周林还会整自己？60年谢富治来，省委问题没揭出，处理了李书波、何林。64年省委问题揭出来了，一个也不作处理，我们有意见。贾启允形左实右，“四清”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各级检查，人人过关，后发现不对。省委有问题，地县都有问题吗？大家纷纷议论。65年7月开会，大家提了意见，说李大章“估计贵州情况过严重，批判过宽”，之后，贾宣布，“大家不要再讲了，作为一个纪律”就压下来了。

当时中央指示有《党内通信》和成都会议(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说该销则销，省委干脆不销，武昌会议指示，都没有执行。59年打“常、夏、李反党集团”，弄得人人自危，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不说大民主，连小自由都没有了。提供了解情况的人有：李志奇(黔南书记)、杨绍荣(省供销社主任)、耿焕民(现在毕节)、廖华锋(省农科所党委书记)、屈宪章(现在遵义专区秘书长)、李洪涛(绥阳县委书记)、李子风(现遵义地委书记)。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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