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1962年毛泽东为何大讲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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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一旦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就这一番话，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阵狂风暴雨，让几亿人的心弦都紧绷了起来，让思想文化战线处处风声鹤唳，让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陡然增多。阶级斗争的风雨催动了国人好斗的本性，好端端的地方硬是常年不得安宁。争斗的结果，是带来更大的灾难，“四清”运动的风雨还未散去，“文革”的狂飙便突然降临。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多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一直延续的传统的说法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力量做出了错误的过高的估计，所以才提出了错误的口号。

　　但是要问一句：毛泽东为何会对形势发生误判？为何会过高估计阶级敌人？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信息那样闭塞，条件如那样困难，却能对敌我双方了如指掌，指挥战争得心应手，为何在一统天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之时，却不了解下情，误判了形势？

　　众所周知，1961年初，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以解决“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决心不大”的问题，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让自己的秘书、卫士全部下到各地调查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高潮。毛泽东称1961年是“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为何紧接着1962年会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为何恰恰在这一年过高地估计了阶级敌人？

　　可以说，毛泽东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对整个国内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1961年果断地解散了自己一再高度赞扬的公共食堂，制定了《六十条》，实行了调整充实的八字方针，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正在形势逐步转好的时候，毛泽东为何会错判形势，高喊“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呢？

　　显然，毛泽东心如明镜，绝不会错判形势。他通过各种渠道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基本情况不能说了如指掌，起码是八九不离十。他之所以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号召，完全是出于自身设计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了让自己重新站在政治的制高点，重新掌握绝对权威的话语权，而祭起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杀手锏。而产生这种动机的背景原因有如下几条。

　　一、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也是毛泽东受到非议最多、心情最不痛快的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原本是批评各地的分散主义，以解决中央征购粮食困难的问题，不料与会的大多数人员根本不理会什么“分散主义”的，纷纷倒起了大跃进的苦水，纷纷批评大跃进的错误。

　　中央规定刘少奇讲话，刘撇开讲稿，滔滔不绝讲了3个小时，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示，对造成困难的原因、工作的失误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实际上是十分人祸），说明大跃进的灾难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又提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实际上是九分错误），公开否定了毛泽东习惯说的“一个指头”（错误只占十分之一）。而这种讲话居然赢得热烈掌声。刘还对毛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还主张在各地立纪念碑，以纪念大跃进灾祸。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悦。

　　不仅如此，刘少奇的大将彭真竟然在会上说：“毛主席不是没有一点错误，三五年过渡，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如果有千分之一的错误都不检讨，将会给我们党带来恶劣影响。”公开声言毛泽东有错误，要检讨，这对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

　　还有那个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多次点将让其发言，陈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三缄其口。而在其后的西楼会议上却口若悬河，痛陈大跃进的错误和灾难现状，博得了满堂喝彩（据说这是陈云一生中最辉煌的发言）。

　　所有这些，都在毛泽东心里记了重重的一笔账。虽然他也做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是不服气、不服输、要设法反击、要秋后算账的怨恨在心底潜滋暗长。而恰在此时，林彪发言，说据他自己长期体会，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总是符合实际的，大跃进的错误是有些人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一番讲话，使毛泽东一度灰溜溜的心情大为激动和振奋，使他有理由原谅自己的错误，有信心推脱自己的责任，有资格对清算和批评自己的人予以反击。

　　1966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的大字报上就说，“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1967年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巴卢库时说：“1962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江青则在多种场合中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憋了一肚子气。”这是在和刘、彭公开翻脸后毫无忌讳的语言。而在1962年，毛泽东虽然心中不满，却不动声色。在经济方面吃了败仗，他要在政治上抢占先机，祭其阶级斗争的大棒，渲染阶级斗争的气氛，使那些要清算自己的人有所忌惮，同时为自己将来秋后算账埋下伏笔。

　　二、彭德怀申诉要求平反，让毛泽东心惊而恼怒。

　　功勋卓著而又耿直无私的彭德怀，原本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元帅，可是在大跃进期间却和毛唱起了对台戏。他不仅在下面不让战士们唱《东方红》，不让群众喊毛主席万岁，对各地给毛主席大建别墅十分不满，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意见书”，说什么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就仓促上马有点急躁，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农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是违背经济规律，浮夸风在各地蔓延滋长，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容易犯左倾错误，纠左比纠右困难……

　　这些“意见”事后看来，完全正确，绝无虚假，毫无恶意，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彭德怀拿着“鸡毛蒜皮”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不仅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雷霆万钧式的批判，而且临时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进行更大规模批判并作出《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将彭德怀等人在政治上判处死刑。

　　不料一年以后，也就是1960年左右，国民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全国各地爆发了饿死人的大饥荒，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庐山会议给彭德怀所作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从未承认错误，他一直认为，庐山会议打退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捍卫了三面红旗，是非常必要的。但软禁中的彭德怀却满腹冤屈无处可诉。他在庐山会议上，明明知道自己所提的意见是完全真实和正确的，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低头认错，使会议很快做出决议。会议一结束就后悔不已。1961年，彭德怀趁着“调查研究之风”回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越调查，越觉得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越研究，越感到八届八中全会给他做的结论是错误的，于是他奋笔疾书耗尽心力写了8万多字的申诉书，实事求是地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剖肝沥胆地吐露了自己在庐山会议写意见书的原因和经过，满怀希望地恳求毛主席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并予以平反。

　　事情就是如此奇怪。此时如果彭德怀沉默不语，或者一直低头认错，也许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彭德怀越为自己喊冤，越要求为自己平反，遭到的审查就越升级，受到的批判就越严厉。彭德怀遭软禁的地方增加了岗哨；中央专门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小组，开始深入清查彭德怀的反党问题。62年全国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的“小彭德怀”都被平反，唯独这个真正的彭德怀却不能平反。刘少奇说过，彭德怀向毛主席写信的程序是合法的，信中反映的一些意见也是符合实际的（这成了文革中红卫兵攻击刘少奇和彭德怀互相勾结的证据），但是他在党内有一个反党小集团，和国外对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里通外国（当然这些话代表毛泽东）。

　　其实，所谓的“里通外国”，“颠覆活动”“反党小集团”，连毛泽东也知道是子虚乌有的欲加之罪，其后连续审查了12年也未审查出什么证据，但毛泽东偏偏抓住这些问题不放，不查出问题决不罢休。

　　毛泽东正在为彭德怀翻案问题伤透脑筋，忽闻康生报来一个为彭德怀翻案的消息，说是原西北局最高领导习仲勋支持发表反党小说《刘志丹》，公然为高岗、彭德怀翻案。毛泽东一怒之下，又定了个“习仲勋反党集团”，将西北1万多人牵连进去。就在这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搞了个习仲勋专案审查小组，将其和彭德怀连在一起，狠查狠挖，穷追猛打。

　　看来，面对彭德怀的一再要求翻案，面对习仲勋支持翻案，毛泽东必须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棒，来震慑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来威胁彭德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三、“包产到户”的兴起让毛泽东疑虑重重。

　　1961年中期，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终于在一片强烈反对的声浪中一哄而散，刚刚从死亡线上爬出来的广大农民又陷入了缺粮断顿的困境。为了救民于倒悬，不少地方实行“借地”（把生产队的土地借给社员，自种自吃，啥也不交）“包产到户”等政策，农民很快有了饭吃，经济很快有所恢复。多少年后，河南农民还私下说，“借种地，救活了广大农民！”“要想吃得好，土地就得包。”

　　然而就是这个能给广大农民带来实惠，能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好政策，毛泽东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一年不到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有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娶小老婆，广大贫下中农就会重新受剥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认为，愿意包产到户是极少数地富残余、富裕中农，广大农民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支持包产到户，那他就是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中央一些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不是认错，就是噤声。刘少奇由支持包产到户变为反对，主张搞集体化（尽管如此，文革中这一罪名跑不掉）；陈云、邓小平此时三缄其口。毛泽东倚重的秘书田家英原本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曾接到安徽一农妇的来信，哭诉她那里实行包产到户后自己种地的艰难，他含泪向毛泽东表示不支持包产到户。然而当他到湖南农村调查时，农民们一起向他哭诉一大二公集体化的危害，反复陈说包产到户的好处，他终于转变了思想。回来后向毛泽东转述农民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是为群众服务的，但有的群众意见就不能听，比如包产到户。而田家英因此被认为是“一贯右倾”，为后来的被逼自杀埋下祸根。

　　最让毛泽东头疼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50年代就因为在合作化问题上右倾保守，被毛斥为“小脚女人”。60年代竟然又极力鼓吹包产到户，一次次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反复陈说包产到户的好处。毛泽东的观点是，集体化程度越高越好，而邓子恢竟然唱对台戏，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冲着邓子恢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你还要搞呀？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呢！”“封建主义”“修正主义”两根大棒打得邓子恢瞠目结舌。不仅如此，毛泽东一怒之下撤销了邓的一切职务，解散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由此彻底堵住了包产到户的口子。

　　发生在1962年初的几件大事，让毛泽东苦思焦虑，恨意难消。他把七千人大会的揭露斥为“黑暗风”，把彭德怀等人的申诉定为“翻案风”，把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定为“单干风”。这三股“风”当然都是资本主义的风，修正主义的风。这也正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实践基础。他要一边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一边拿着这三顶大帽子，使那些要清算大跃进错误的、要翻案的、要包产到户的，统统收敛起来，到一定时候再来一个彻底的大清算！

　　当然，毛泽东此时高喊阶级斗争，还有一个令人惊恐的“背景”，使其觉得“师出有名”。1960年后，国内先后爆发了几起震惊全国的饿死人事件，河南“信阳事件”饿死100万人，安徽“无为事件”饿死30多万人，甘肃“通渭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这些事件完全是大跃进极左政策造成的，然而当地的领导为了推脱责任，掩盖真相，编造了一个个惊天谎言，都异口同声说是“地主富农分子搞破坏，国民党残渣余孽兴风作浪，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相互勾结企图颠覆革命政权……”

对于这些编造的谎言，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然而毛泽东却深信不疑，批示在这些地方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演变为“四清运动”）。于是就有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分化瓦解，拉出来，打进去，不要几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的说法。那么在1962年及以后高喊“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就顺理成章，理所应当了。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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