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铁：全球思想传播视野下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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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媒介”工作坊第十二期纪要

　　肖铁：全球思想传播视野下的“群众”

　　2019年10月21日 下午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会议室347举行了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学计划、“文化与媒介”工作坊第十二期讲座，主讲嘉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七期邀访学者肖铁，点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淼、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国华，主持人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讲座主题为《全球思想传播视野下的“群众”》。

　　这次讲座与肖铁201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 》有关，这本书主要讨论在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群众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思考自我和国家、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像载体。本书通过对小说、哲学、诗歌和心理学论著的细读，分析现代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中群众的核心性和历史性，更把中国群众话语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全球知识语境下，挖掘那些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理论、概念、和美学诉求，如何深刻地影响、并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面对群众的方式。

　　肖铁首先以一个40年代的名叫“服从群众”的小游戏来引出他在书中集中讨论的问题。游戏规则是20-30个人围成一圈，中间的人发号施令，只有这个人以“群众说”为开始时，其他人才能开始动作，犯错的人出局，最后留下的人胜出。游戏的设计者柯犂丝毫没有想要掩饰游戏的教育目的：要服从群众，而服从群众就是要服从那个能够“因众之名”而发声的人。他也没有试图去掩盖“群众”的虚构性，事实上游戏最终的目的恰恰是训练参与游戏的人们忽略这种被言说的群众的虚构性。肖铁强调，群众话语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群众的主体性的形成，群众不再是帝王或社会精英实施仁政的被动的对象，而成为行动的主体，历史的主角，有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声音。所以从政客、学者到小说家、诗人，各种各样的人都说现代是群众的时代，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动力。然而，另一方面，在这类叙述中，作为历史主角的群众的真正的欲望，必须靠专家、学者、作家们的阐发或转述才能变得可以理解。

　　另外，这个游戏其实是欧美流行的一个叫“西蒙说”的游戏的翻版，体现出关于群众的思考和描述与世界思想史的关系。群众心理学就是个很重要的例子，它从意大利和法国或通过日语或通过英语辗转在中国，深刻地影响、并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面对群众的方式。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以群众作为表现主体的小说，最有名的是作家丁玲的《水》。肖铁还追溯了暗示和催眠这类20世纪初的流行的心理学概念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并进入群众心理的讨论中，如何渗透进文学的创作之中的，比如叶圣陶的名作《倪焕之》，结尾就将群众的行为描述为被集体催眠的现象。追溯这些跨国流动的因素不是想要为现代中国的群众叙述找到什么欧美的源头，也不是要证明某些西方话语的“全球性”，而恰恰是要强调这些现代理论、概念、美学诉求强有力的、跨越边界的流动性取决于他们在本土如何传播、如何被赋予意义。

　　群众的崛起是二十世纪的核心叙述之一，但肖铁认为，关于群众话语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特别是把中国的群众话语放到世界思想史的视野里。这个问题可以从从两个语境来看：一是现代群众叙述的研究语境中，这十多来年欧美出现了一批重要著作，他们都强调群众与现代性的关系，群众话语的国际性，但以欧美作为立足点，鲜有人把它们放在一个全球性的知识文化流动传播的语境下来考察。二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语境中，肖铁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群众的发现的语境，关于群众话语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文学中的群众形象，而且大多是在两个语境下讨论，一是二十世纪初国民性讨论(鲁迅的小说就是例子)，二是革命集体主义的流行(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出现是例子)。但还需要关注现代心理学这一条脉络，也就是“群之为物”的问题，群众不仅是政治宣传和动员的对象，而且第一次成为了理论研究和美学想象的客体。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个人”的发现和现代性的“内转”，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把这两者视为现代性的标志。这样的解读把对内在真实自我的发现与一些文类(比如日记、自传、成长小说)和叙述方式的流行联系在一起，并把现代心理学视为这种”内转”的理论动因和表现之一。这种理解往往把现代性的主体定义为内向的、孤独的、压抑的、甚至变态的个体自我，并把这个自我与社会/大众、与政治革命对立起来。大都市人群中孤独、自恋、神经质的漫游者成了现代文学里的典型形象，而远离人群更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孤独的表演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比如作家郁达夫的代表作《春风沉醉的晚上》。

　　肖铁重点以朱谦之为例，认为五四时代的朱谦之凸显了自我肯定和自我超越之间的紧张，在传统观点中，“从个人走向群众”的叙述就常被解读成一种反动，是群众对个人的淹没和吞噬。但对于五四时期的朱谦之，反知复情、回归个性自存的实体恰恰为了超越个体，对自我英雄式的高歌正和对革命中爆发的群众的赞美一脉相承，启发我们重新考量把“内转”作为现代性的阐释线索、把局外人和孤傲的叛逆者作为现代个体典型的的传统观点。

　　主讲嘉宾讲完后，进入点评环节。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国华老师认为，从讲座中可以看到很多对于现代文学从业者所习惯的、作为真理性认知的对话，甚至是颠覆，比如说对于个人主义是否是中国现代的审美主体，比如所谈到的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面的“我”，把群众作为重要的话题放进来，对于理解郁达夫也好，对于类似郁达夫这样的“为文学而文学”的浪漫青年极速转向革命也好，都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思考方向。从其中能看到个人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个人的出现的确和群众的出现，或者说和清末民初社会学以及社会的出现，是一个共时发生的现象。除此之外，李老师还提到，这次讲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的脉络，历史性的事件怎么被我们认知，我们怎么在情感上感受它，这个心理学的线索非常重要。李老师还提了一个问题，对于“激情洋溢的共同体”，朱谦之本人是否有更理论性的表述，而这样的表述在周边学者，如陈独秀、鲁迅等人是如何看待的?

　　肖铁指出，这种共同体的确跟朱谦之的某种思想有某种契合。他提到，情感研究是写作本书的一个理论背景，2012年前后，“情感转向”在美国非常流行，于是借此视角来重新看待朱谦之这个例子。他在文章中恰恰强调了朱谦之的“情”并不是“情感转向”的“情”，但也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情感转向”的英语是affect,和emotion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关系，粗略地说，affect强调的是非社会性、本能、非理性主义之下的情感，emotion在建立在理性主义、人文关怀之下的社会性的情感，如果按照这点来看，朱谦之恰恰是站在中间的“骑墙派”，他强调的“情”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本能的，完全内在于个体的一种冲动体现，但同时却有挖掘政治的可能性，因为他强调这种情感如何能帮助建立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肖铁强调，过去研究动员更多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情感转向”为如何解释动员、政治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朱谦之提供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不完全印证了“情感转向”理论，但在某种程度上了体现了对某些比较流行的情感理论的批评。学界对周边学者反应的研究还不够，这涉及到朱谦之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位置，没有很多人把他当成严肃的对话的研究者，他的思想在当时有可能产生共鸣，但影响还是非常小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冯淼老师认为肖铁的报告所采取社会心理学视野非常好，抓住了大众这个物理历史现象出现的两面性。同时，她也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Crowd为什么翻译成“群众”，有什么含义?怎样理解与大众、人民之间的关系?其次，二三十年代的印刷媒体，社会上形成了消费大众，知识分子如何运用大众媒介去推动他们主张的理念，这部分是否可以展开?再者，知识分子和大众产生的有机的共情，这个基础和源头在哪?另外，30年代已经出现非常系统的群众动员，那在30年代社会思想的变革中，如何评价朱谦之对大众的理解?

　　肖铁指出，在他的研究框架中，Crowd指在特定空间和时间点，人的身体的集合。采用这个翻译跟群众心理学的译介相关，在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关于群众的理论，用的词就是“群”或“群众”。“群众”是物理的群众，有时候变成了大众的物理的载体，比如革命群众在左翼叙述中就是大众的代表。肖铁强调，他没有提前给“群众”赋予判断性的含义，群众首先是物理的，赋予它隐喻性意义时，变成了“劳众”、“大众”，这些词已经带有了价值性的判断。关于媒体与消费文化的问题，西方研究群众问题有两个线索，一个是本雅明谈大众文化，衍生出一大批研究，比如群众与电影的关系，群众与各种各样现代消费行为的关系，这些研究强调商业街、电影院等场所的群众，与纸媒相关的群众，它们与出现的新兴消费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本书研究的是政治群众、革命群众，群众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关系。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有一个脉络需要梳理，从中文研究序列的背景下，这就是作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左翼作家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他们靠什么来声称自己是群众的代言人，20年代大多只说是同情，直到40年代，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后，才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即参加土改，参加土改成了很多知识分子把自己转化为大众的必经之路，比如说丁玲参加完土改就反思道，这种与农民日益相处的体验不仅积累了素材，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了她自己的社会身份。朱谦之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个结点上，他出身不错，开始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后来自称超越了无政府主义，变成了虚无主义。他不仅反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甚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强调摧毁一切的革命。他这种思想背后没有任何可以实践的基础。如果对朱谦之思想持批判态度的话，是合理的，因为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空想的、对革命群众的高度的赞美，人与人在革命中形成某种“不期然而然”的共鸣，完全取决于怎么挖掘每个人内心的最本真的情感，他强调这种情感是不需要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或理性认同之上，而是完全基于个人本真的情感之上，他的思想资源就是柏格森之类反理性主义的思潮。所以跟30年代强调社会实践，或者40年代强调作家的自我改造，有着天壤之别。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洪喆认为“群之为物”的脉络梳理地很清楚。他提出的问题是，所谓情感充盈的状态，群众被情感所激发的集体性的状态，和现代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在19世纪的分类法里，情感一定是属于过去的，理性是属于现在的。在朱谦之的理解中，群体真正地进入一种本真的激发的状态，是现代性的产物。现在“情感转向”非常火热，更多研究是在强调情感对现代的反思，但朱谦之恰恰在强调情感的现代性，对此有什么看法?

　　肖铁认为，柏格森作为早期“情感转向”理论先行者，对他的研究还不够。北美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中，一个是柏格森，一个是达尔文，可以体现出柏格森在一个限定时期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但当时更多研究的是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包括罗素，实际上像真正站在现代性反思前沿的思想者，柏格森非常重要。勒庞的理论在当时变成非常流行的话语，他对群众的批判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之上。朱谦之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解构勒庞，实际上是吸收了柏格森的思想，因为柏格森完全是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的，他强调情感本能冲动，非理性思考过程在人的思考和认识世界中起的作用，这些都给了朱谦之很多思想资源。朱谦之仅是整本书中的个例，但通过对个例的研究，恰好能显示出镜像对面的主流是怎样的。

　　张慧瑜最后总结，肖铁关于群众话语的考察，是一个下了很大工夫的研究，他的这本书也是一本能够在学术史上留得住的书。群众是理解20世纪政治的钥匙，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需要群众动员，但肖铁的研究偏思想史、文化史，其实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都有不同的时代主题，对群众的理解和动员方式也有着本质的差异，就像“服从群众”这个游戏，就是一种仪式中的群众、一种社会实践中的群众。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远离了20世纪政治、社会的语境，是一个后20世纪的时代，群众又回归了“常态”，群众是看不见的风景，或者内心的恐惧，群众是数据分析中无差异的受众，群众不再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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