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铁：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现代中国的方式

reading

2019年9月24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肖铁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现代中国的方式”。第七期邀访学者波特伦•谢弗（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姜南、石立善、李放春、周月峰、田雷、彭春凌、叶晔、姚达兑，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肖铁教授于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革命之涛：现代中国的群众》（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研究了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群众”如何作为核心概念，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思考自我和国家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像载体。这本书通过对小说、哲学、诗歌和心理学论著的细读，分析现代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中群众的核心性和历史性，更把中国群众话语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全球知识语境下，挖掘被忽视的跨国互动和差异。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综合文学研究、思想史、批判理论和人类科学史，凸显现代人类科学知识的形式、新兴艺术的表现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诉求之间的纠葛。本次内部报告会，肖铁介绍了这本书在内容和方法维度展现的几个主要问题。

群众的崛起是二十世纪的核心叙述之一。在普遍的政治、文化叙述中，群众不再是帝王或社会精英实施仁政的被动的对象，而成为行动的主体，历史的主角，有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声音。从政客、学者到小说家、诗人，人们都说，现代是群众的时代，现代的人是群众的人，而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动力。在他们看来，呼喊沸腾的群众的爆发成了对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的救赎。群众成了现代身体政治最重要、也最持久的想像载体之一。群众的形象与一种关于集合的道德话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与群众的形象在现代中国文化、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相比，关于群众话语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一方面，就关于现代群众叙述的研究来说，近年来，欧美学界出现了一批重要著作。但这些著作都以欧美为中心、立足点，该区域外关于群众的理论和文艺作品少有人涉及，更鲜有人把它们放在一个全球性的知识文化流动的语境下来考察。肖教授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希望在关于现代群众的故事里填上中国的一页，而且更希望以此反射出欧美案例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中关于群众的研究，也还有问题值得讨论和扩展。肖教授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是关于群众之“发现”的语境的问题。关于群众话语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文学中的群众形象，而且大多是在两个语境下讨论——一是二十世纪初国民性讨论（鲁迅的小说是例子），二是革命集体主义的流行（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出现是例子）。但二十世纪上半叶，群众成为研究对象的方式以及它被分析被言说的特定形式，不能仅从国民性话语或革命集体主义里找答案。肖铁的研究表明，群众作为研究、表现的对象在现代中国的出现和心理学作为一种现代人类科学学科在中国建立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将其放在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考和处理人类行为的方式在全球流行这个语境下考量。他在书中集中讨论了中国从清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群众被心理学化的过程和方式，分析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语言和阐释方式以如何形式渗入进现代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从而希望读者得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群众理论和叙述的历史性和特殊性。

就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而言，肖教授介绍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个人”的发现和现代性的“内转”（inward turn）。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把这两者视为现代性的标志。这样的解读把对内在真实自我的发现与一些文类（比如日记、自传、成长小说）和叙述方式的流行联系在一起，并将现代心理学视为这种“内转”的理论动因和表现之一。这种理解往往把现代性的主体定义为内向的、孤独的、压抑的、甚至变态的个体自我，并把这个自我与社会／大众、与政治革命对立起来。而肖铁的研究揭示了群众的发现和对个体性的歌颂之间共时辩证的关系。很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群众的书写，在响应现代性的内转、发现自我的同时，体现出的恰恰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超越个体限制、突破孤寂的欲望。阅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群众的书写，给了我们重新观察这种欲望展开形式的机会。

最后，肖教授提出，现代中国群众话语激发主体性，鼓舞行动，既促进也限制了关于团结的表达，因此同时扩展并约束了大众政治兴起时期政治的“地平线”。作为第一本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中群众美学与政治的深度研究，《革命之涛》一书不仅审视革命时期现代群集想像的许诺和羁绊，也同时放眼于后革命时期对集体生命的重新思考。


http://www.ihss.pku.edu.cn/templ ... &contentid=3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