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厚文：毛泽东怎样欣赏和培养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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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2013年第12期  作者：彭厚文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各自开创了一个时代，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两位历史伟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邓小平一生经历具有传奇色彩，三落三起，全与毛泽东有关。他第一次被打倒是因为在江西中央苏区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当时的“左”倾中央推行的教条错误；第二次、第三次被打倒则是因为不赞成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思想和错误政策。他在每次被打倒后，都能东山再起，而且在党内的地位一次高过一次，最后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也与毛泽东对他的欣赏和培养有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也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

■邓小平是毛泽东最欣赏、最满意的接班人■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9月去世，毛泽东最为关注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经济建设。他曾怀有雄心壮志，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目的就是希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美国两个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件事是反修防修，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大部分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派斗争、“四清”运动、“文革”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认为，如果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他和许多革命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第三件事是选择和培养接班人。这件事是与反修防修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认为要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选择可靠的接班人至关重要。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至逝世，有不少人进入过他选择接班人的视野，主要有六个：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其中，刘少奇、林彪、华国锋处在较为突出的地位。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广为人知。这不仅因为自1945年中共七大后他长期是中共第二号人物，而且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公开宣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他继承人是谁，他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因为刘少奇被打倒，林彪在“文革”爆发后被确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林彪这种接班人的地位还被正式写入了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此后，“接班人”一度成为林彪的一个正式身份。在党章上正式确定某人为接班人，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

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成为中共新的领袖。

与上述三人相比，邓小平的地位看似不突出。毛泽东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接班人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也没有被写入过党章；邓小平也不像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最终实现接班。但实际上，在毛泽东考虑过的接班人人选中，邓小平是他最欣赏、最满意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会不时发表对下属的看法，对他们的品行和能力作出评价。在中共众多高级干部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赞誉之多，评价之高，是其他人所不能与之媲美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公开表示自己对邓小平的欣赏。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赞扬邓小平按辩证法办事。他说：“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在报告的另一处，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除邓小平外，毛泽东还赞扬过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可见，按辩证法办事，是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种极高评价。这种评价，毛泽东是不轻易作出的。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与刘伯承主政西南，在军事才干之外，进一步显示出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对此，毛泽东自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51年夏，民主人士梁漱溟参加西南土改团，在四川生活了四个月。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把他接到中南海吃饭，同时了解四川的土改情况。他对毛泽东说：四川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但解放不过两年，就出现了安定的形势，说明刘、邓主政有方。他特别赞扬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毛泽东听后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在这里，毛泽东给予了邓小平文武双全的美誉。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力荐邓小平担任新设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讲到为什么邓小平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时，他赞扬邓小平公道、厚道、能干、会办事，顾全大局，对自己要求严格。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他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还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谈话时，毛泽东说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赫鲁晓夫问他：有人接替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他一一评价了中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如果把毛泽东在这里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评价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的评价实际上是超过刘少奇的。与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寄予厚望。

“文革”爆发后，邓小平作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不久之后，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参加工厂劳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第二封信上写了一个批示，对他作出三点评价：“（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出：“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些评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站在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并因此遭受批判和处分。这个批示对邓小平的复出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1973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进行过多次赞扬，对邓小平优秀的政治品质、卓越的领导才干，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喜欢和欣赏。

在这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然后对与会的邓小平说：“你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在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这样介绍邓小平：“我们现在请来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12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再次谈到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1974年底，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又对邓小平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评价：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个概括性的评价是对上述各种评价的一个总结，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全部看法，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为邓小平量身定制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时，首先考虑的人选，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刘少奇，而是邓小平。

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应该是在1953年。这年3月，斯大林逝世。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这年下半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央领导层要分一线、二线，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毛泽东所讲的退居二线，实际上是要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后改称国家主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一些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想做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做名誉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就可以了。”

对毛泽东“两个主席都辞掉”的要求，八大之前中共高层曾开会进行过认真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什么是“将来适当时机”？虽然当时没有作出明确决定，但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是达成了默契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大后继续担任一届中共中央主席，将在九大辞职。

辞职问题确定后，接班人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毛泽东有一个“防风林”的说法，认为他的“防风林”有好几道，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在必要时都可以接班，但毛泽东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让邓小平接班。中共八大增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可以说是毛泽东为邓小平量身定制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邓小平当接班人。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作了正确的分析，并根据中国实际制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从而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领导制度和人事安排方面，八大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特点。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增加了一条重要内容，即“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增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一条是专门为毛泽东增加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这是准备后事。”它反映了毛泽东退居二线的意图。

增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并由邓小平担任。设立这个职位是毛泽东提议的，由邓小平担任也是毛泽东提议的。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一直实行单一的领导体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或者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或者为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与主席不并存，有总书记即无主席，有主席即无总书记。增设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后，由于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局面。毛泽东之所以不惜对中共的领导体制作出这种重大改变，提议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主要的考虑是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条件。


■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于培养其当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突出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了六位政治局常委，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其中，前五位在中共八大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当时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一机构，因此他们是事实上的政治局常委，只有邓小平是新进的政治局常委，他排名第六应主要是这一原因。这六位常委所担任的具体职务是：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从六位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以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看，如果不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邓小平所担任的职位至多只能是排名第五的副主席。设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后，邓小平成了唯一的总书记，而不是几名副主席之一。这样，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虽然排名第六位，但处在一个很突出的地位。

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工作方法发表讲话，提出权力要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然后，他说：“权力当然不止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你们赞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这段话曾让在座的很多人觉得莫明其妙，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怎么邓小平突然就成了“副元帅”呢？但实际上，它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处的突出地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虽然毛泽东解释说中国的总书记相当于外国的秘书长，外国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国的总书记，似乎总书记的职位与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前所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没有什么区别，但这样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邓小平出任总书记的阻力。毛泽东之所以不让邓小平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而让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因为这一职位能够突出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

邓小平的这种突出地位，有利于使他更多地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关注，提高他的威望，扩大他的影响。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在必要时让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直接接班。中共中央主席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存的领导体制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也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毛泽东可能有这样一种设想：他将来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后，就废除这一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这一设想付诸实施，邓小平将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工作方法发表的讲话中，除了提出他挂正帅、邓小平挂副帅外，还当着全体与会人员的面，对邓小平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段话，多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未来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直接接班的意图。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培养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其职责是领导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刘少奇是党内外公认的中央二号人物，而且他后来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因此后来形成了刘少奇、邓小平共同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局面。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对于培养邓小平驾驭大局的能力，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总之，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专为培养邓小平做接班人而设立的。

■毛泽东为什么放弃对邓小平的选择■

按照正常的情况，毛泽东会在中共九大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成为最高领导人。但中共九大并没有在八大五年后如期召开。如前所述，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向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宣布了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此时本应该召开中共九大了，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公开宣布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实际上意味着他放弃了对邓小平的选择。在此情况下，中共九大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毛泽东为什么放弃对邓小平的选择？“文革”爆发后，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基本透露了其中的缘由。他首先表达了对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他说：“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批评中央一线的工作，主要就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

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还专门对邓小平进行了批评。他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

因为不满邓小平不找自己汇报工作，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这是毛泽东放弃让邓小平接班的重要原因。但所谓“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是毛泽东一个夸张的说法。它实际反映的是1959年后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比较疏远的一种状态。这种疏远，与个人恩怨无关，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某些“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的含蓄抵制，反映出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上出现了分歧。

■1975年毛泽东第二次选择邓小平为接班人■

“文革”爆发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言：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心存一份赏识”。即使在邓小平被打倒后仍是如此。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对于批判邓小平，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邓小平要批，但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他始终反对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提出过中共九大是否可以继续选举邓小平担任中央委员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较小。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宣告了“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此后，邓小平先后于1971年11月8日和1972年8月3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希望能为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对第一封信，毛泽东虽然没有给予正面回应，但此后不久在陈毅追悼会上提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放出了邓小平可能复出的信号。对第二封信，毛泽东则于1972年8月14日写了一个分量很重的批示，其内容如前所述。这个批示当晚即由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邓小平的复出至此已成定局。

1973年3月，邓小平正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了长时期的观察，逐步委以重任。

邓小平最初复出的时候，毛泽东并无让他接班的考虑或者意图。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始终心存赏识，但无论如何，邓小平在他心目中都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二是当时毛泽东正考虑培养王洪文做接班人。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比较后，毛泽东发现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四人帮”，不仅在工作能力、工作经验方面不能与邓小平同日而语，而且在政治头脑、政治思想方面也相差悬殊。如前所述，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的赞扬实际上是相对于王洪文而言的。当时他就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因此，他逐渐地否定了王洪文，开始重新考虑让邓小平做接班人。邓小平在党内外的各种职务逐渐恢复。继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1973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初，邓小平在党、政、军三方面都身兼要职，其掌握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文革”前。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文革”前邓小平没有担任过的职务。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12名副总理中排序第一。邓小平担任上述职务，都是毛泽东提议的。至此，实际上形成了邓小平在党、政、军三个方面全面接班的态势。

此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先是接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然后又在7月接替离京去外地的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期间，他针对“文革”的混乱局势，发动和领导了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形势和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取得了很大成绩。

对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全面整顿，毛泽东开始是支持的。但随着整顿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对待“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纠正“文革”的一些过“左”的理论和措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产生了新的矛盾。到了10月，毛泽东开始批评邓小平对“文革”不满意，要算“文革”的账。

应该说，由于“人才难得”，毛泽东最初并不愿意因为在“文革”问题上的矛盾而影响对邓小平的培养和使用。11月4日，他在与毛远新谈话时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11月15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提出王洪文已回到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仍由王洪文主持。对此，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为什么要过一会儿再说？毛泽东给邓小平提供了一次机会，希望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与他达成妥协。

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婉拒了这一提议，表示：由我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于毛泽东全力维护“文革”，邓小平的态度是他无法接受的。此后不久，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放弃了对邓小平的选择。

■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由于主观与客观相脱离，逐渐陷入了“左”倾错误的误区。他两次选择了邓小平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但又两次放弃正确的选择，与他的“左”倾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邓小平没有在毛泽东逝世后实现接班，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成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了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他应是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

邓小平能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首先取决于他自身的水平、能力和素质，但也与毛泽东对他的欣赏和培养密切相关。毛泽东作为中共的伟大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够慧眼识人，能够发现和培养一个又一个的优秀人才。邓小平就是毛泽东所发现和培养的一个优秀人才。毛泽东不仅两次选择邓小平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对其委以重任，而且，即使在错误地放弃了邓小平，并对其进行了错误处分的情况下，仍对邓小平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分析自己为什么能够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原因时，除了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外，多次提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保护。他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和保护，使邓小平度过了“文革”中最困难的时期。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欣赏、培养和保护，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发现和欣赏，邓小平不可能被提拔到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并被两次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如果没有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工作的经历，邓小平不可能积累起必要的经验、资历和威望；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信任和保护，邓小平难以渡过“文革”难关。因此，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