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岩：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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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

高晓岩

　　四清运动是一桩历史公案，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两位历史巨人的分歧在运动中公开化。本文采访的两名对象，刘源（现任武警总队副政委）是刘少奇与王光美之子，他在文革开始时期，曾耳闻父母对有关问题的说法；何家栋是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的顾问，对刘少奇研究有素，又曾就相关主题采访过王光美本人。他们使用第一手材料，又援引有关文献资料，对这一段历史公案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判断。刘源何家栋审定了文稿。

　　对四清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结论。相信本文的发表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论断，并认真地反思历史。

一、“四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四清运动肇因于１９６３年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

　　对刘少奇素有研究的何家栋说：“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在这次会上，两人共同确定在全国展开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运动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确定搞“四清”之后，刘少奇就准备出国访问。在这期间，指导运动的文件紧锣密鼓制定起来。刘少奇之子刘源说，“这一年一四五月份，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等他们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出笼。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这次运动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关于形势估计和运动性质的提法未表异议。”

　　在当时，刘少奇或许并未意识到同毛的分歧，以为运动会按自己的思路展开。他支持毛搞运动的前提是，认为干部党员确实需要洗一场澡，革除特殊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多吃多占、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不良现象，平息民怨。他有一种危机感。“早在１９６１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４４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何家栋说，刘少奇发现，下面普遍不说真话，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

二、王光美和“桃园经验”

　　搞四清，刘少奇的思路仍旧是先调查研究。为了获得一手材料，他决定派夫人下去蹲点，这里有率先垂范的意思，因为国务繁忙，只好派夫人下去，此其一；王光美长期担任刘的秘书，懂得其思想，又一起在湖南搞过调查，此其二。

　　但引起了麻烦。“父亲所在的党支部批评父亲，认为这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大家担心我母亲下乡后，父亲的身体没人照顾……父亲患有失眠症，晚上须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平时都是母亲精心照料，如果夜间无人，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刘源说，刘少奇晚上一般有这样的习惯，吃完药，躺在床上看文件，然后上厕所，再入睡。有一次入厕时，药性发作，摔到地上，头都磕破了，王光美吓坏了，叫警卫员才抬上床。周恩来知道后，到刘宅严厉批评了王光美。意思是，刘少奇的身体不仅仅只是刘本人和家庭的，他还属于党和人民。刘源说，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支部反对她下去，并要刘接受。刘少奇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王光美走后，自己在地板上打地铺。就这样，他一睡就是五年，一直睡到１９６８年病危。

　　王第一次下乡是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去的地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一去就是五个月。离京前，她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说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为了有利于工作，她改名叫“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做一个普通队员，被分配到桃园大队工作组，任副组长。

　　刘源说，王光美每月回来一次，跟刘谈体会，向毛泽东汇报。毛听了汇报，不止一次指示道：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她说，她自己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她不知如何挖上边的根子。

　　五个月精细地调查工作后，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她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这个长达十余万言的讲稿被称为“桃园经验”。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亲自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他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到文革中，大字报说桃园经验是刘少奇推向全国的大毒草，正在读初中的刘源回家追问父亲，“第二天午饭时，父亲拍拍兜，对我说‘我带来了文件’，”刘源说：“母亲特紧张，看看窗外，拍有人看见。父亲拿出文件让我看，上面果然有毛泽东的指示。大意是，非常好，我意值得推荐，予以批转全国。下面还有好多用笔划来划去的字。我还没看完，母亲就把文件收回去。父亲说：‘你不该看文件，但我们给你看，是让你知道，你的父母从不欺骗你。’”

　　在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１９６４年９月１日，刘少奇才在前面加了按语，称其“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刘同时又指出：桃园经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

　　王光美说，毛泽东多次鼓励她，让她到各地去讲。“毛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要他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何家栋说：“后来，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弄出更对毛泽东胃口的经验，一下子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毛备加赞赏。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原编者注）”

三、刘少奇逼干部下乡

　　刘少奇派夫人下乡蹲点，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但各级干部却不愿下去。刘便通过视察讲话，加压，逼人们下去。

　　记者从许多材料里看到，他在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找地委书记座谈，不厌其烦地介绍蹲点方法，讲解在四清中应注意和把握的政策问题。

　　刘还现身说法：“１９６１年胡乔木带了一个工作组，在湖南的天华大队搞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未搞出问题来，我住了１８天发现了问题，然后就找县长，叫他召开贫下中农会议，扎根串连，没让支书参加，支书就造谣，说我搞乱了，耽误生产，……一个大队干部就有这样的本事。”

　　在湖南他批评道：最近我到几个省跑了一下，我一听那些发言，就听出他们是未下去过的，长期听汇报，就这样领导工作，“整个党，整个政府就这样领导工作，这样下决心、下指示，危险得很。如果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我看我们要灭亡。就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的尽是从基层干部那里来的，表是他们填的，汇报是他们那里来的。什么我们中央在领导他们，还不是他们领导我们。”刘愤激地说，我看我们现在，不是省、地、县、中央在领导基层，而是基层在领导省、地、县和中央，你们相不相信，实际上是。

　　刘说，听汇报不可靠，因为基层干部最重要的情况不告诉我们，看报表更不可靠。有一个地方，会还没开，就把报告写好了往上面送，会议到了多少人，诉苦的有多少，发言的有多少，占百分之几，情况都有。但是会还没开。

　　刘在江苏时，问省委书记江渭清：你做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了，你现在了解江苏的情况比十年前多了还是少了？江不好答复。刘就批评道：“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不了解，我说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还追问：“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

　　刘少奇要中央组织部部长下文：不下去不能当官。这样，没过多久，１８０多名正副部长、一千多名司局长都下去了。刘高兴地说：这就很好了，这就像个革命的样子了。这是个大革命。

　　刘源说，“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１９６４年７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何家栋说，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即《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原编者注）。毛泽东称赞“后十条”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去同一个队参与社教。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这次去的是河北省新城县高镇大队。刘源说，“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人心惶惶。王光美向刘少奇汇报了看到的情况，引起刘的高度注意，正好组织部长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怀疑一切的倾向。刘立即批转全国，指出：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让她到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人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四、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与决裂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何家栋说，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

　　会议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上，两个主席争论起来：刘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包括在自己的生日晚宴上，毛对刘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意味着“四不清”干部都得成为敌人。

　　刘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缓地解释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激动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请教式地问道：“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正部级官员。——原编辑注）

　　刘少奇不敢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

　　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这天，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通知王光美也参加。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到北京厅时，发现夫人在场，一下子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她的对面，四目相望，却不好说什么。”刘源说。

　　毛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转脸问刘：“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连，搞神秘化”。毛严厉批评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的一通批评，叫人摸不着头脑。

　　组织部长见局面不好收拾，请出开国元勋从中调解。陶铸、安子文又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顾全大局，主动向元帅们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这次冲突结束后，在原二十条基础上修订颁布了“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出来之后，运动陡然降温，”何家栋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文件纠正了‘左’，更重要的是，由于目的变了，不是搞“教育”，而是对敌斗争。敌人在哪里？谁是走资派？找不着目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自己都想不通，就更不可能积极指挥运动了。文革一起，‘四清’便不了了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８月５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即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刘源在外面看到了就回来问刘少奇：什么是“形‘左’实右”（毛大字报结尾句是“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原编者注）？“我讲自己在外面看到的一切，父亲什么都听，一放筷子就开始讲，有时一讲就是两个小时，母亲话比父亲多，父亲从不反对，就说明是真的。”刘少奇对儿子讲述了上面那场冲突的惊心动魄的过程，文革结束后组织部长安子文也对刘源追忆了整个事件的见闻。

　　说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刘源记起他父亲讲过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一幕。

　　那是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外地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请毛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王说对了，田果然领会错了毛的意思。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动，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也冷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刘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以为得到理解，总算长舒口气。谁知七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毛突然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原定的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何家栋慨叹，“１９６３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却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激情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１９６６年３月，刘少奇针对“四清”写下了一段话：“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做。”何家栋评论说，“这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早了十几年，而且更准确。”

五、刘、毛分歧的背后

　　波澜起伏的“四清”运动结束了，留下无数个谜团和疑团。人们不明白，刘和毛之间为何由战友变为对手，他们两人的分歧背后究竟是什么？

　　何家栋说：“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建国思路，做历史的回顾。毛泽东最杰出的理论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思想，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民主主义的超越，为党提供了意识形态武器。但遗憾的是，他过早否定了自己的伟大创造。当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毛却指责‘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份送进历史博物馆。刘少奇一直坚持并创造性地执行、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思想，取得巨大成积。刘认为，由于土地革命的不彻底，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从土改到四清，刘少奇一直都把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列为大敌，把我党的腐败根源归结于此。”

　　刘源说，“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是阶级分化出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有人或许要问：刘和毛既然都强调阶级斗争，那么，区分“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意义呢？

　　刘源指出：在四清中，刘少奇也强调反对资产阶级，但实际上指的是在封建特权基础上，由等级分化产生出的官僚资产阶级。

　　刘源认为，“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他还说过，‘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何家栋认为，“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尽管刘少奇坚持了毛泽东的‘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但并不意味着是指在敌人手里。他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意见、但多次强调，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强调矛盾不上缴，就地处理，分别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

　　许多过来人很难弄明白：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一直紧跟毛泽东，处处迁就附和，为何还被毛泽东斥责为“形‘左’实右”？

　　何家栋解释说：“所谓形‘左’实右，指的是，刘开展大规模教育运动，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桃园大队四清只开除了一个贪污腐败的支部书记的党籍，其他退赔好、检讨好的干部都恢复了工作，怎么是打击一大片？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陈伯达在小站一下子抓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毛倒很赞赏。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则发动群众革命，用‘大民主’对付假想敌，使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否可以这么说：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得逞？我作为记者时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戚本禹１９７９年交待：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批刘右倾，响应者无几；批形‘左’实右，响应者无几；刘是机会主义，党内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看不出来。恩来同意。毛最不满意的是，刘少奇在批评江渭清时说，毛泽东思想是我提的，现在我不提了，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是教条主义。我查了刘少奇的谈话记录，没有前两句，后一句原话是，‘就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

　　何家栋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断裂。这也是他的最大失败，最大的自我否定。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继而精心构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集中反映在第五卷中，又为实践所否定。那么，毛泽东留下的理论遗产还有什么呢？作为真理，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就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空壳了。”

　　对四清运动应该如何评价呢？

　　何家栋认为：“四清，早已经成为历史，但桃园经验却散发着活力。王光美的这份汇报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真正共产党人的调查，简洁生动的叙事，细致、直追真相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我看还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纪实作品，在当代可以作为纪律检查部门的必读书，还可以作为记者采访的入门书。毛泽东的所谓形‘左’实右，作为当事者，也许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难以看清想透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后世的学者专家，甚至当年的省委书记，至今回忆评价，仍是一团浆糊，甚至间或还夹着私情私怨，真正还是四不清，这就难以正确总结经验，难以警醒后人了。”

　　刘源这样评价四清运动中的刘少奇：“在力图保持廉洁、保护群众利益、扫除恶霸特权、落实主权在民方面，他做了一次可贵的尝试。”

2003 华夏文摘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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