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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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作者: 朱正


反右派斗争的远因

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提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言而喻，这是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这一方针的核心和重点，是“改造”这一项。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在全国知识界开始了历时近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正义感和独立精神，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养、经历、社会关系和世界观……无一不是有罪的。在运动的进行中，普遍采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史学家顾颉刚1952年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受：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7月30日）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8月8日）

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觉，就好像狱囚遇到了狱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样。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一些胆战心惊的知识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个伪君子，以保平安。这也正是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知识分子更沉重的一击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场被称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文字狱开展的，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工、工商企业、文化团体……都在紧张进行。列入“肃反对象”的多达一百四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四分之一以上。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这数以百万计的肃反对象中，查出了“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另外还查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人。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旧军政机关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官职的人。而在占肃反对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不但没有现行问题，就是在履历表上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记录的。把他们列为肃反对象来审查，来斗争，只能说是斗错了，肃错了。不用说，这被错斗错肃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当然是满腔的委屈和怨恨。

肃反运动是1956年基本结束的。正好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示出一种广开言路的姿态。于是，这一百多万被错斗错肃的人中间，就有许多人趁此机会诉说冤苦了。这表现为当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大矛盾。

概括地说，经过从思想改造运动到肃反运动这些不间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因而就形成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

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呢？在知识分子这一方，希望对于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无端伤害，给他一个说法，还他一个公道。他们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为肃反之类的政治运动，正是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以为自己蒙冤受屈的问题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殊不知这并不符合毛泽东整风的本意，毛最终是用反右派斗争来解决这一矛盾，把诉说冤苦定性为倡狂进攻。由此可知，反右派斗争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的猛烈爆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也同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当国共两大党的斗争激化起来，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之下，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投身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殊死斗争中，大敌当前，也很需要民主党派的合作，至少在影响敌占区人心向背这一点上他们能起的作用甚大。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即使有所不满，也是采取一种忍让克制的态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可见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这些同路人，而在心里却早已打定了胜利之后跟他们分手的主意了。苏联解体之后，从公开的秘密档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 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斯大林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复电中表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大约是几年之后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方针的最早渊源。

中国的那些热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才组织民主党派，才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才因此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当国民党的统治即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曾经幻想可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1948年10月，罗隆基以民盟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⒈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⒉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⒊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⒋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国民党被赶出了大陆，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这些民主党派的矛盾就尖锐了起来。其实，共产党早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了对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楚了：从这个文件发出之日开始，到反右派斗争为止，十年之间，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态度处理它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步一步实施这个既定方针。到了1957年，矛盾积累到了极点，终于给了他们毁灭性的一击。这些民主党派从此名存实亡，不再是一种多少有一点独立性的政治力量了。

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整风运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就内容和性质来说，反右派斗争首先是算前一阶段整风运动的账，所以有“由整风转变为反右”一说。就时间顺序来说，也可以说整风是反右的前奏曲。我们在探讨反右派斗争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之前，要先看看整风运动。

就我看到过的材料来说，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的，是1 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中央全会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起义之后几天召开的，听取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的报告，刘介绍了他如何同赫鲁晓夫商讨处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认为，这次中央全会就是为了讨论波匈事件而召开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他当然极不愿意在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事件。他在会上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的一项措施。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写的发动反右的党内指示中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即照此办理，在一些地方制造出“许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升学问题上街游行，被人为地制造成一起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处死了三个无辜者。这一案件有助于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理解，他说的“主动整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这次计划中的整风运动的性质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对于人们理解整风运动的性质，这一段话真是太重要了：“整风，就是思想改造”。人们对于数年前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记忆犹新，而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原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做法，毛泽东说了一项：发动学生斗教员，人人过关。他把匈牙利那种群众上街的情形称为资产阶级大民主，那么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这些了。

毛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不仅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也有国内甚至更是党内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为重印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倡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他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指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国内方面”的“反冒进”事件，显然更是他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解决的问题。1955年12 月27日，毛泽东为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谈到在这年的下半年，“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毛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他就这样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冒进的号角。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冒进的恶果大量显现出来，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感到形势严峻，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发表的社论宣称：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提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恼怒，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批了这样一些话：“尖锐地针对我”，“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七八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其中提出：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为了这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调侃地说：“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装饰品。它的头面人物虽说大都安排了颇高的职位，其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更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因而显得很是消沉。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之后，民主党派一时颇觉兴奋，他们就象经过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动活动了。1957年三、四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开会：致公党（3月21－23日）、民主建国会（3月22－23日）、九三学社（3月22－2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4月5 日）、农工民主党（4月12日）都开了会。讨论在这新气候下的工作问题。这里只举民主同盟的情况为例。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表示要更加广泛的参与国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却是毛泽东所厌恶的。这也就是后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不过这时他想要打击的还不是这些民主党派，而是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他想，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民主党派哇啦哇啦提意见，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只是如果把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加以引导，使其锋芒针对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那就化为积极因素了。他怀着这样一种愿望，就来着手调动民主党派这个力量了。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整风指示》见报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党中央的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也都到场。毛讲话的主旨就是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了这样一些话：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尽管他对民主党派开的这些会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夸奖了几句。他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们在他划定的范围之内多提些意见，这就是对国务院所属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部门，也就是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也就对刘少奇的系统多提意见了。假如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多提意见而且符合他的意图，毛还许诺给予一份回报。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这天毛泽东还讲到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也是知识分子很欢迎的意见。不过，后来凡是引用这话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整风指示公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日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了毛泽东借重民主人士进行党内整风的意图。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成问题的是，这些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并不在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对教育、卫生等等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批评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人在发言中还流露出反冒进的意思，例如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就提出了“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的问题。会上的许多发言谈到党委代替行政直接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肃反运动的偏差，等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体制问题和严重弊端。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也决不愿意听到的意见。

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内的情况其实颇为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的意见根本对立，而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体，他们没有想到在提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在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工作中种种错误的同时要赞美毛泽东的英明正确，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拥戴。像储安平的那篇要命的“党天下论”，标题竟是荒谬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陈铭枢甚至直接写信给毛，批评他本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种表现使毛泽东震怒。反右派斗争就从打击民主党派开始。

当年有机会经常接近毛泽东的李志绥在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简单化为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打击周恩来，李志绥的这个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确实知道这样几点：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为了反击向共产党倡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谈到为什么“反冒进”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可见他无意于把党内反冒进的人全都划为右派分子，给一些人另外准备了观潮派和促退派这两顶帽子，罪名轻得多了，并且接着说，“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这种不为已甚的态度当然有助于全党团结一致去反右派。

也因此，没有能够在整风和反右中去算反冒进的账。这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反右派斗争过去之后，毛还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 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说：“‘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调侃周恩来，这在上文已经引用了。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更说，有些同志不经合法手续，“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可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

反右派斗争的战果和遗产

前面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准确地表明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预告了：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的最后阶段。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要给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总结了，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真是说得简明扼要：“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反右其实是一回事，要说差别，不过是时间先后的两个阶段而已。

既然说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那么，开展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当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当初毛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究竟是真心诚意的求言呢，还是引蛇出洞或者说钓鱼的一种手段，阴谋或阳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敌视是一贯的，从延安的整风和抢救到进入北京之后的思想改造和肃反，开展一场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说这一回的整风运动，他已经明说就是思想改造。当然可以认为在决定整风之时即有钓鱼之意，这事实上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或准备阶段。是知识分子不知底蕴，以自己最好的愿望去解释整风指示的文字，误入白虎节堂，自投罗网。毛泽东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大战”来指挥的，提出了要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谋略。“引蛇出洞”不过是“诱敌深入”更形象化的说法，就是诱使那些将要打击的对象充分暴露自己。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呢？在《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这里所说的5月8日至6月7日，正是从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到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这两个座谈会期间。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了。引蛇出洞或者说诱敌深入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

李慎之认为，这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他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1956年）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他引证了毛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像“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的这些话当然表示他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了。但是我以为，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开展一场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我这看法有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在同一篇讲话中，毛说，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李慎之在致胡绩伟的一封信里批评了我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按：此书的增订本改名为《反右派斗争始末》），他说：（朱正）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1997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这里，他不是照引我书中的原文，而是概括地转述。在我的书里，对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原因并不是说得这样简单。在他决定整风的多种动机之中，我提出毛一开始确实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下执政党形象的愿望。这里也有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毛在5月16日写的一个党内指示。这时他已经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了，可是他在这指示中还是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即使在布置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要打出多少右派分子，7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一个党内指示的时候，写下了他对于“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的意见，他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到了8月18日，他在修改统战部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写的数字增加了许多：“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最后的实际战果，“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应该指出：这是给“错划右派”进行“改正”之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必定比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要少些。当年究竟划了多少，要等到他日档案公开的时候才知道了。不久前看到一个3178470的数字，我对它的准确性甚至真实性不无怀疑。这篇材料的标题是《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却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机关宣布解密的，也不见档案号。再就内容看，所提出的数字也不足信。1957年那时，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五百万左右”，那么这三百一十七万就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强了。在我这个过来人的印象中，没有这样高的百分比。在没有找到确证以前，暂且让它聊备一说吧。

反右派斗争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它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以及这许多右派分子及其亲友在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吃了多少苦头。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说的是“大逆转”。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历史的分水岭的，他说，毛泽东的领导在“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而来的，是大跃进。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情也确是如此。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这一场新的灾难造成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毛泽东知道：大跃进的失败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重建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以打倒刘少奇为重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有材料表明：准备工作是早就在进行了。毛自己说过，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就看出了问题。谁的问题？当然是刘。准备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造）能够置刘少奇于死的罪证。李冰封的《吁天辩诬董狐篇》一文谈的是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63年1月被秘密逮捕的事。逮捕吕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在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抗日的时候，刘少奇充当了内奸。所以李冰封认为，1963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各项准备完成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斗争的异同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同他在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一样，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打击有可能向他的权力地位挑战的对手。

在1957年，毛原来想借助为冲击力量的民主党派人士不明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分老和尚小和尚一律批评，不但出现了对他本人的批评，甚至还涉及到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他原本就认为民主党派怀有二心，这时候更感觉到虽然八年来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打压和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民主党派仍未归顺。面对着这种七嘴八舌纷纷议论的局面，他感到当务之急不是跟那些反冒进的党内对手算账，而是赶快把被他放了出来的那个魔鬼重新收进瓶子里去。于是以民主党派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反右派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倡狂进攻。

因此，在1957年，任何一个基层党组织，乃至任何一个党员，都是不能批评的，谁批评了就是向党进攻。因为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这些具体的支部和党员组成的。通过这样一场斗争，党的威势大大提高了；作为党的领袖，毛的威势更是大大提高了。这里我用“威势”一词，不说“威信”。因为有人说过，反右派斗争使共产党立了威，却失了信。

到了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一开始，毛就明确告诉人们：决不可把共产党看做一个统一体。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写下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更明确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来人都记得，当年那些大大小小的党内领导人几乎无一不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受到冲击，这就同1957年的做法完全相反，不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却是进一步大大提高了。

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毛还颇有一些自信。这时他执政八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群众中积累的不满，都不算太多。有错误，他以为也不过是某些党员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造成的，无损于整个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只要按照整风指示说的，让大家在和风细雨中批评批评就可以了。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甚至连这三个“主义”也不承认了。谁批评教条主义，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派主义，就是攻击党的领导……如此等等。用一顶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评都挡了回去。

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66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就更多了。其中还包括大跃进这样的绝大错误，甚至应该说是滔天罪行，远不是可以用“三大主义”那样的轻描淡写能够解释过去的。这时，人们对大饥荒记忆犹新，心里都在想：这些错误乃至罪行是怎样造成的？应该由谁来承担罪责？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解决的：有一条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十七年间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错误，灾难和罪行，都归罪于刘邓路线。毛要打击的一切党内对手，一切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归属于刘邓路线。这样强调党内的路线斗争，是1957年没有提出也不必提出的。

在1957年，毛原来想要利用的冲击力量是民主党派人士，可是他们太不识相，有负厚望，因而受到沉重的一击，早已溃不成军，尸居余气。到1966年时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力量，毫无使用价值了。这一回被毛泽东找来作为冲击力量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看来这是他因为有了1957的记忆而作出的决定。

在1957年部署整风和反右的时候，最开始，毛并没有想到学生。是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学报，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他们自豪地称为“五·一九运动”之后，才引起了毛的重视。在5月19日以前，毛泽东写的有关整风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学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别的一些大学的学生们，出大字报，办民主论坛，闹烘烘，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酝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回忆起1957年这些娃娃们为了自己认准的“理”而奋不顾身的勇气，觉得可以用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量。于是所谓“红卫兵”就应运而生。他们之中多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还有初中生。他们更年幼无知、更轻信、更容易被煽感。他们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连中共执政以来十七年的历史也不甚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但被告知这是受到刘邓路线的迫害，于是他们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他们成群结队，四处抄家，打死老师，破四旧，闹得乌烟瘴气。他们的这种种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都被称赞为革命行动，受到鼓励。在他们的冲击之下，各地党委在很短时期内就瘫痪了。“红卫兵”做到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

文化大革命当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都是1957年经验的直接继承。

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采用这种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对这几样是如此喜爱，后来甚至把这些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写入《宪法》之中。直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才有了一个新说法。他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他说的是“从来”，就是说，这个“四大”不论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从形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斗争相似之处甚多，只是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受到冲击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坏也更大。在这个意义上看，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

在1957年，毛泽东把他提出的“百家争鸣”解释为“两家争鸣”：“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这样的解释，所谓“两家争鸣”，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思想后来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可见就指导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想要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对手的目标，在1957年没有能够达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达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流产的文化大革命。同1957年那时不同的是，随着刘少奇及其同事在弥补大跃进灾难性后果过程中威信的日益升高，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变得更加强烈与急迫。十年之后，“霸蛮”的毛泽东终于腾出手来，开始了他自己视为一生中在打倒蒋介石之外的第二件大事，即发动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的的文化大革命。

（2006 年2月11日初稿，5月18日改定）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