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觉：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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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张成觉

个人简介：张成觉，1939 年出生于香港，1941 年逃难去了大陆，1958
年 1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期间被打成右派，属年纪最小的右
派分子，发配到新疆 22 年。1988 年回香港定居。
从 1989 年至 2006 年，张成觉先后在《新晚报》、《快报》
及《香港联合报》写文艺专栏，并出版了八部文学作品。《西域
恩仇记》（长篇历史小说，同名中篇获广州花地文学奖；《西域
恩仇记》，电影剧本，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剧本徵选优等奖；
《香江谈艺录》，文艺随笔集，花城出版社，1992 年；《九七风
云》，长篇小说，上海书局，1996 年；《金庸能得诺贝尔奖吗？》，
文艺随笔集，上海书局，1998 年；《在那遥远的地方---新疆回
忆录》，长篇纪实文学，上海书局，1999 年；《笔底风云---二
战名记者朱启平传》（长篇传记，富达出版社，2005 年；《六十
馀年家国》，长篇传记，科华图书，2006 年。
他还有其它散文获奖作品。《心祭》，星岛日报“敬老思亲”
征文冠军奖，1991 年；《学海无涯念恩师》，星岛日报征文冠军
奖，1995 年；《和平•人生》，明报征文优异奖，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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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守时的重要性》，香港华商旅游协会征文优异
奖，1993 年；《邂逅》，新疆石河子文艺奖，1982 年。等等。

内容提要：针对中共十一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定性，从韦君宜的反
思说起，回顾中共八大以来的历程，依据事实，追根溯源，分析
文革的动因，揭示其与五七反右之联系和区别，尤其着重指出毛
乃罪魁祸首，反驳中外学界若干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力求恢复
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便彻底肃清毛毒，树立宪法的权威，推进中
国大陆的民主转型，振兴中华。

关键词：反右、文化大革命、宪法

张成觉 文革与五七反右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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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历时十年（1966-1976）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曾几何时，以“伟光正”
自诩的中共，于其十一届八中全会上（1981-6-27）定性文革“是一
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 、国家和各族人民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应该说，上述定性除了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溷淆视
听，应予摒弃外，大体符合事实。而“领导者”一词，应以“毛
泽东”置换，并加上“文革和毛策动的 57 反右一脉相承”以明
示其渊源。
由于中共黑箱作业的传统，大陆 1949 年 10 月以来历次政治运
动的档案，迄今为止尚未公开。所以，知情人的记述就成为十分重
要的史料之一。就反右而言，“身为延安老干部、一直从事共产党文
艺和出版事业的韦君宜女士”1所撰写的 《思痛录》2，值得征引。

居美学者孙乃修在《从回忆“反右”看两位知识女性：杨绛与
韦君宜》中称：
在 30 年代前期，年轻的韦君宜是一位热血爱国、追求理想的
知识少女，在国难时刻，她放弃父母资助她留学美国的机会，放弃
大学里曾一度研读的哲学专业而转而‘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说的一切’。3 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政治折磨和良心折磨，她晚年缠绵
病榻，撰写《思痛录》 ，沉痛回顾一生所历的险恶风雨，抒发内心
的愤怒之情，真话实说，毫无掩饰，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
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她的 《思痛录》 也写到“反右”事
件，文字处处表现出愤怒、痛苦、懊悔、自省构成的复杂情感、深
刻反思和强烈批判意识。她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运动：“盲目的、
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

1 孙乃修，《从回忆“反右”看两位知识女性：杨绛与韦君宜》，对杨绛的《我
们仨》的读书评论，豆瓣读书网，http://book.douban.com/review/6674053/
2 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痛思录》，2003 年出版。
3 《痛思录》，第 3 页。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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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她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
生道路， 错误地加入共产党， 盲目地投奔延安：“在反右派运动
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
不会来的。’”4
谈到“反右”这段历史，韦君宜女士驳斥某些人的愚蠢之说，
把批判的笔锋直向毛泽东和“中央”：“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
‘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
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她犀利指出“反
右”带来的精神伤害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
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
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 甚至还受
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
‘文化大革命’！”5“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
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
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
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6 她以十分
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和专家们，
诸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 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
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7
韦女士感叹：“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
史”8。
在下基本认同韦君宜女士的论断，以此为基础加以阐述。概而
言之，五七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棵藤上结的三个
大毒瓜，毛则是这三连祸的罪魁祸首！
如果用简括的话语，可以说反右缘自毛一心夺回中共八大期间
失去的独揽的大权，文革则旨在打到刘少奇等人进而建立毛氏家天
下。两者一脉相承。这当中至少三千万饿殍成了中共内部互相残杀
的牺牲品。

4 《思痛录》，第 45 页。
5 《思痛录》，第 50 页。
6 同上，第 51 页。
7 同上，第 61 页。
8 孙乃修，《从回忆“反右”看两位知识女性：杨绛与韦君宜》，对杨绛的《我
们仨》的读书评论，豆瓣读书网，http://book.douban.com/review/667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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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运动的关系，众说纷纭。其中“序幕”
说和“预演”说颇有一定的影响。章立凡称：“‘反右’在某种意义
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
重。”9 朱正断言：“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革的彩排或预演。”10李
慎之先生则分析称：“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
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
公社红遍全国。
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
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
1966 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
一章了。”11 魏紫丹先生认为，“下一章”说把文革与反右的关系“说
得最清楚”。可谓，言之成理。
为此不妨扼要回溯一下有关的历史进程：
毛的挫折与反扑
1、中共八大（1956-9-15－27）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
成，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政治报告主
旨）；应秉承综合平衡的建设方针（周恩来报告）；不再提毛思
想，同意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邓小平报告）。毛虽举
手赞成，内心却极为不满。
2、当年国庆节毛在天安门庆典上对刘少奇说有关国内主要
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的提
法不对。
3、同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匈牙利人民起义，赫鲁晓夫接受
毛武力镇压的主张平息事件。毛乘机向刘周等务实派反扑，处心
积虑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
大”路线。12

9 章立凡，论文《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对李慎之先生迟到
的纪念与商榷》，http://www.aisixiang.com
10 朱正，《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电子刊物，“巴山夜雨”，第 27
期。
11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麽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网文。
12 全兴文，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许，转引自冯治军《刘少奇与毛泽东》，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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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57 年 1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7-1-18－27）
隐含杀机，提出后发制人.而后最高国务会议（2 月）和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3 月）引蛇出洞。
5、整风半月后的 5 月 15 日毛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5
月 18 日邵荃鳞接到周扬电话说“转了”，意味着由鸣放转为“反
击右派”。“反击”实际上是贼喊捉贼，因为“三大右派言论”
当时均未出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 月 21 日），罗隆
基的“平反委员会”（5 月 22 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 月
1 日）
7、毛亲自部署 6 月 8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正式拉开反右大幕。
8、四个月后，10 月 9 日八届三中全会，毛强调“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
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9、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的南宁会议，毛面斥周恩来
“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远”。2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称周及陈云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于是大跃进无人敢持异议，工农业生产竞“放卫星”，全属吹
牛。尤其所谓小麦亩产 3000 斤，水稻亩产 11 万斤，荒谬绝伦。谚
云：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遂导致大饥荒接踵而来。 整个中国饿殍
遍野，惨不忍睹。面对弄虚造假酿成的大祸，刘还算天良未泯，对
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他主持制定“调整 、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自 1962 年起实行“三自一包”，挽狂澜于既倒，
使百姓得以果腹。经调整，经济渐次复苏。
毛对于刘触犯逆鳞怀恨在心，刚愎自用的他负隅顽抗，蓄意夺
回党内的绝对优势地位。1962 年夏天他重提阶级斗争老调，抛出
“党的基本路线”，并步步紧逼，一方面牢牢抓住军队的枪杆子；同
时让江青登场，以文艺为突破口，抓住笔杆子，借《海瑞罢官》掀
开序幕。接着请出军方的林彪，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推倒彭真的《二月提纲》，完成舆论准备。

皇福图书，295-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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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狂飙从天落。《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毛登上“九五之尊”宝
座，开历史的倒车。 孙中山尝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毛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也说：“现在的
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
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
变为主流。”（1945-6-11）竟公然置往昔所言于不顾。
其实自从五七反右始，毛治下的大陆中国一直是“反动的逆流”
大行其道，歪风邪气成了主流，淫威泛滥，发展到文革时期，毛一
言九鼎。用林彪的话说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七亿人被洗脑，除林
昭、张志新外，无人公开敢对毛说个“不”字。这是古今中国历史
上从来没有过的超级红色恐怖。
之所以如此，可从国际国内两方面找根源。国际的根源来自苏
共列宁斯大林一贯实行领袖独裁的影响。中共是苏共一手豢养的
“儿子党”，自然效法苏共，历来是一把手说了算。中共奉为圭臬的
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无非把群众视作群
氓。至新世纪之初，中共官员对民众说得更白一点：你们算个屁！
国内的根源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国人恪守儒家“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甘于做“顺民”（即奴才），渴望
“明君”（即革命领袖）当道。“东方红”之所以从原先颂扬刘志丹
的陝北民歌演变为讴歌毛泽东，并进一步成了毛寡人御用的圣诗，
盖源于此！
所以，反思文革及反右的历史教训，必须大力培植“天赋人权”
的观念，真正贯彻《国际歌》所揭示的真谛：“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
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实现林肯
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原则。
与五七反右始终在各级党组织操控下（中央则由邓小平为首的
领导小组具体部署）迥异，文革前期是天下大乱，号称“无产阶级
大民主”。其实乃毛一手造成，无论保皇派，造反派以至红卫兵，俱
属毛排兵布阵的棋子，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的影子。而邓之后，
中共竭力宣扬“稳定压倒一切”，便是利用普通民众怕乱的心态，假
借“维稳”之名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人们务必擦亮眼晴，拨开迷雾，戳穿这个幌子，逐步推进民主
宪政运动。高举宪政大旗，走出民主运动低谷。无可否认，现时大
陆及海外的民运俱陷低潮。中南海当局仗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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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雄厚财力，施展软硬两手，在箝制普通百姓的同时，对知识份
子和文化人给予若干甜头以招安之。正如当年毛打天下时所言：反
动派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人民的不觉悟。大陆民众普遍受愚弄，
对反右、大饥荒、文革冤案及六四事件均已麻木，失去了义愤填膺
的正气。
基于此，宣传维护宪法尊严以保障基本人权，极具紧迫性和不
可替代性。五七反右派运动本身就违宪，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并无规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属于犯罪，右派只是发表言论，殊
无触犯刑律。结果因言获罪，简直岂有此理，千古奇冤。
在这里有必要记述一下，郭沫若为虎作伥的丑行嘴脸。1957 年
5 月 27 日，即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十天，《光明
日报》记者问他“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就答称：“无罪者的言
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不管怎样，郭以科学院
院长、文学大师之尊如此回答，无异于公然替当局违背“言者无罪”
的承诺找借口，也可视为给毛“引蛇出洞”的“阳谋”预作辩护。
一个多月后的 7 月 1 日，毛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题为《文
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对因言获罪的右派作这样的
分析：“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
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也就是说，毛
对所谓的右派的言与行之间的区别也不承认了。这种强词夺理，和
郭末若的上述答记者问，堪称前呼后应，吭非一气。
根据宪法，中共党组织不是司法机构，无权划公民为右派然后
剥夺其自由。不过，毛历来就视宪法如无物。
1961 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毛说：“世上本无事，
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
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
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
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
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
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
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
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
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
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
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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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
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
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
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
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
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
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
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
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
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
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 如果党不领导宪
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
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
们也只好说：这个人比工农群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
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毛如此赤裸裸地否定宪法， 其发动文革之违宪也就不言而喻
了。文革时“革命群众”秉承毛的“无法无天”之反潮流精神，肆
意打砸抢，砸烂公检法，随意揪斗奉公守法的公民，哪怕国家主席
也不能倖免。
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内遭批斗后被押回住处，他
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
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五四宪法保护不了刘少奇。
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
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
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1969 年 10 月，刘少奇“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
护’”，11 月 12 日去世。临终时身边没一个亲属，直到 1972 年，妻
子儿女才知道他已不在人世。国家主席尚且如此下场，遑论芸芸众
生，人身安全及财产岂有丝毫保障？
温故而知新。上述历史啓示我们，宪政运动的推进完全合法，
可以有理有利有节地唤起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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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总理遗嘱》谆谆教导我们：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
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
此目的，必先唤起民众……”
但愿当今及未来的人们吸取反右和文革的惨痛教训，以争取早
日实现大陆的社会转型，以宪政为契机，实现振兴中华的民族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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