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毛泽东与反右斗争 · ”章罗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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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反右斗争 · “章罗同盟”

　　1965年。冬。北京。

　　伴凛冽寒风，罗隆基孑然一身，孤独辞世。

　　孤独，是罗隆基的生命符号，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时代宿命。

　　罗隆基——右派之魂。

　　1957年，春意浓，百花开。知识分子们指点江山，啸傲华夏。然而，顷刻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掀动反右狂潮，划出55万名右派。

　　随着1959年开始落实政策，到1962年，右派群体大部摘帽，再到改革开放，几乎全员恢复名誉;然而罗隆基罪名依旧。

　　罗隆基是十亿中华的孤独，也是55万名右派战友的孤独。

　　罗隆基块垒难销：“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然而，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说：“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呼应毛泽东：“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据说，“‘章罗联盟’，千古奇冤”!

　　因为，章、罗二人吵了半辈子。为“联盟”之论，罗隆基愤怒地打上章府之门：“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盟’，现在没有跟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盟’。”然后，断杖绝交，扬长而去……(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罗隆基悲歌当哭：“我坚决信赖共产党，我认定党最后是有真是真非的。”(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香港请他赴港办报，周恩来批准。可是罗隆基掷地有声：“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他死在了北京。

　　1986年10月24日，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作结：“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罗隆基作了好事。

　　其实，不是罗隆基一个人做了好事，而是以“章罗同盟”为象征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做了好事。

　　1927年，迎着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屠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华革命党、中国致公党等，同共产党人一起，浴血抗争。邓演达、宋庆龄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章伯钧列身其中。

　　1931年，邓演达策动推翻蒋介石的武装起义，遭致暗杀。章伯钧领导同仁继续反蒋，并参加了起义的福建人民政府。

　　抗日战争，章伯钧、黄炎培、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分别结社组团，反抗蒋介石独裁政权。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君子慷慨于囹圄，宋庆龄舍身自请入狱。民主人士抗日救国，义动华夏，一时传为佳音。

　　抗战胜利，章伯钧、罗隆基积极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争民主、争宪政的强烈呼声，给予中国共产党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压上了民族资产阶级强有力的砝码，一代名流柳亚子红色亮相：“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见《中国民主党派词典》)

　　1945年，毛泽东致函赫尔利，建议召开各党派“国是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参加，这时的“民盟”，俨然第三势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信赖的盟友;而章伯钧、罗隆基则是“民盟”的重要领导人。

　　解放战争， 民盟、民革、民进、民联、农工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拒绝参加国民党政权，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进攻。民主人士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重庆“较场口血案”、南京“下关惨案”，以及先后饮弹的李公朴、闻一多、于邦奇、杜斌丞……

　　民主党派的正义行动，深深感动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赞陶行知：“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对进步朋友多加关照》)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战友的高度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 各民主党派参与共建民主自由的新世界，实现了多年夙愿，群情激昂，一时何等畅快!

　　然而，风云变幻，时事苍狗。“联合政府”下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赎买”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被釜底抽薪，阶级基础丧失，沦为依附共产党的虚幻存在。

　　接着反右风骤，无情吞噬了中国共产党天下的另类声音，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几乎归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终于掂出了斤两，醒悟了自身存在的虚幻。

　　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刻史册以深深之痕——不公正!

　　因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推翻旧政权而浴血，那么，在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当然应当分享政权。

　　因为，新民主主义确定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资产阶级具有参政的法理性，当然可以伸张自己的政纲，发出自己的声音。

　　更重要的，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参政的历史必然性。右派领袖章伯钧一语千钧：“尽管许多人说资本主义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见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换句话说，谁也剥夺不了资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刘少奇认同此论。1949年4月，他在天津指出：“今天中国资产阶级还处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见何光国：《刘少奇全传》)

　　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经济底蕴，并不随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失去生命力。

　　因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是脱胎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新生力量，都有不可阻遏的活力。资产阶级不能排除无产阶级而一家独大;同样，无产阶级又岂能排除资产阶级而独坐天下?“无我原非你”(《红楼梦》)，二者是孪生兄弟。张扬一个阶级，如何压抑得了另一个阶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同一体。在资产阶级国家，不发展社会主义，一定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国家，不发展资本主义，一定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孙中山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代表。

　　孙中山去世，大资产阶级篡夺革命果实，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兴政治势力显示了蓬勃朝气，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资本主义依然迸发源源不绝的生机。

　　民主党派是这个“生机”的代言。

　　建国前，民主党派以向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抗议，张扬这个“生机”。

　　建国后，“章罗同盟”以向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抗议，张扬这个“生机”。

　　这是被社会主义内核强力支撑的生机。

　　几乎与“章罗同盟”并列的右派战将彭文应曾如此表达这个“生机”：“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取得中国之独立统一，将全国的生产工具，放在民主的政府之下，由国家所有、经营并支配，以谋全体国民的幸福——这便是社会主义之路。”(《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

　　彭文应从资本主义角度主张社会主义，即资本社会主义。

　　孙中山如此“诉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如此“诉求”。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也曾如此诉求：“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的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宪法与孔教》)

　　普世价值!

　　然而是空想;尽管不乏真诚、善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取法英美，大多有着这样的真诚和善良;直至今天，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依然有着这样的真诚和善良。

　　它源于资产阶级“理论开山”卢梭、洛克规定的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的资本形态。

　　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是同一价值观的两个侧面：立足私有制，从个体 “私利” 角度争取社会整体的自由和人权，是资本主义精神;立足公有制，从社会整体角度落实每个个体的主权和“私利”，是社会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以个体的实现指向公有制;社会主义精神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张扬变革私有制。

　　社会主义精神，内在着对私有制的肯定。

　　资本主义精神，内在着对公有制的认同。

　　胡适——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国旗!

　　胡适期待建立资本主义新中国：“真实的为我，便是最益的为人。……争你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只有独立人格，才有独立国格;只有公民社会的崛起，才有新中国的崛起。

　　不可否认，胡适鼓吹为个体“私利”竞争。然而没有这个“竞争”，如何维护每一个人的主权?而所有人主权的总和，不就是公权吗?

　　主权岂能寄望特权阶层的施舍?胡适呼吁全体人民的觉悟和奋起：“法律只能规定我们的权利，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靠个人自己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民权的保障》)

　　法制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而公民必须用自由的手臂来支撑法制。

　　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温良恭俭让!不涌竞争之潮，如何吞没在“公义”名义下侵吞人民膏血的特权阶层，如何成长起一代有民主素质的国民和一个现代国家。

　　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等级剥削和特权横行的基础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转引自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胡适主张的，不就是以资本主义形态表达的社会主义内涵吗?

　　胡适旗下，立着罗隆基。

　　新月政论三剑客：胡适、罗隆基、梁实秋。

　　请看罗隆基书生锐气：

　　什么是法治?“法治的真意，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的，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什么是法治》)

　　什么是权利?“国家的威权是有限制的。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是相对的。什么时候国家担当不了我所托付给它的责任，在国家失了命令我的权利，在我没有了服从的义务。”(《论人权》)

　　胡适苦口婆心，劝导蒋介石专制集团拾起“崇高”：“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

　　罗隆基口无遮拦，向蒋介石专制集团步步紧逼——

　　他质问国民党：“‘党在国上’，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呢?国虽然成了党人的国，党又非全国人的党，那么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国民，站在什么一个地位?”(《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他抗争蒋介石：“我们小民的呼号是：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上的平等……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军人的军法子。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

　　他甚至主张人民革命：“一切的人权，都可以被侵略被人蹂躏，被人剥夺。只有革命的人权是永远在人民手里。”(《论人权》)

　　他竟然向国民党夺权：“我们要向主张‘党高于国’、‘党权高于国权’的国民党收回我们国民的政权。”(《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罗隆基主张的，不是更激烈地以资本主义形态表达的社会主义内涵吗?

　　然而，毕竟是资本主义形态。

　　资本主义形态的民主、自由、人权，立足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尊崇个人为私利的争夺，便不能不匍匐于金钱之下，纵容剥削，导致强弱两势的分化，终究沦为特权专制与资本垄断的奴隶;而资本主义精神不能从生产力进步的经济规律中，把握公有制的必然指向，终究不能与私有制彻底决裂。它必须向社会主义精神升华，否则一定被资本主义形态窒息。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制的保护。”

　　如此人权!

　　资本世界定义的“人权”，原是为了掠夺不至严重到激发反抗的程度，为了保卫剥削，为了“做稳奴隶的时期”长治久安!

　　当然，不是鲁迅曾经愤然的奴隶，而是资本专制下被冠以“公民”美名的“资本奴隶”或“文明奴隶”!

　　这是资本主义真实的“自我”。

　　胡适认同这个“自我”： “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政府’。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胡适日记》，转引自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

　　什么民主、自由，人权，拱手交与专制政府，老身自到政府里当官去也!胡适摇身混与专制政府一道压制民主、自由，做稳了“上层精英”。

　　鲁迅尖刻，但入木三分：胡适们的民主自由，不过最终是国民党专制政府的“帮忙”或“帮闲”。(见《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胡适到底随蒋介石去遍览海岛风光了。

　　然而，罗隆基留在了大陆。

　　蒋介石要罗隆基加入国民党当官，他拒绝;蒋介石派特务追杀罗隆基几致殒命，他无畏。罗隆基坚持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期待民主政治在毛泽东的新中国大放异彩。

　　不止罗隆基。

　　章诒和说得对：知识分子们“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进民主进程。”他们渴望事业，渴望大展雄才，渴望承担。“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 ”(《往事并不如烟》)

　　这是压抑心底已久的渴望和需要。

　　柳亚子诗情如镜，抒发新生资产阶级的雄心。他自诩“中国第一流政治家”;他放言：无论民革还是共产党，“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柳亚子选集》，转引自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章伯钧壮志冲霄：“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徐铸成渴望干出大事业。他“抱着一肚皮‘雄才大略’，想在北京搞一个文汇报……成为新闻界的巨头。”(见孙葵君：《记忆深刻的两次运动》转引自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沈从文心有不甘：“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以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见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沈从文失望在前。

　　接着，罗隆基失望了。民主党派失望了。知识分子们失望了。

　　蒋介石治下的罗隆基，是异类;毛泽东治下的罗隆基，还是异类。

　　实在说，不论蒋介石治下，还是毛泽东治下，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皆为异类。

　　20世纪的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胡适一番抗争，得了这个道理，权衡利弊，投了蒋介石;罗隆基们投了毛泽东，却不明其理，总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争得脸红脖子粗，终究自取其辱。

　　道理很简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中国资本主义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先机，只能如蒋介石拜倒在帝国主义脚下作代理人;要么走另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样不允许资本主义独立发展。

　　或者做帝国主义附庸，或者做社会主义附庸，中国资本主义处境尴尬。明乎此，便可知民主党派们的尊严和辉煌，除了虚张声势，实在剩不下什么东西。

　　然而，罗隆基们是要干大事业的。

　　宋云彬《北行日记》载：建国初，中国共产党曾打算解散大部分民主党派(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最终没有，毛泽东反而给了民主党派那么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么多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么多部长，那么多副省长、副市长……，位不可谓不隆;但虚位待之，或许真的“有职无权”吧!

　　民主党派们不满足于“虚”。

　　罗隆基要“实”，他要筹建变革共产党主张的“平反委员会”。

　　章伯钧要“实”，他要设立指导共产党方向的“政治设计院”。

　　储安平要“实”，他要扫除共产党的“一党天下”。

　　实在说，这几个“实”，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无可非议;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无可非议。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和民主党派们要求民主政治，批评共产党，应该说是中肯的，合理的，合法的。

　　请听——

　　储安平声明：“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彭文应评判：“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多的民主，可是我国经验不够，人代会政协会民主都不够。”

　　黄药眠揭露：“党员当中有不少的人有升官发财的思想，青年人入党就是想留作助教想出国留学。”(以上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王造时指责：“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指出：“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事情正在起变化》)

　　“对”在什么地方?

　　“对”在正确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不能挣脱的农民根性。

　　进京前，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宣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见何明：《建国大业》)然而，进京后的中国共产党，却整体向李自成农民军演变。

　　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震动全国。然而，毛泽东的“杀威棒”制止不了演变的趋势。

　　章伯钧慨叹：“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成进北京。……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问题上，显露无遗。 ”(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反右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是自身的农民根性和封建传统使然。事实上，大量“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官僚体制、封建遗毒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观念提出了严正批评。

　　然而，同样不能否定，表现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的“反动”，却深深蕴含着无产阶级否定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本质的进步。

　　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它是工农联盟的党，是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引导农民升华的政党。它有着鲁迅所称“农民革命党”的先天不足，却同时放射着工人政党的时代光辉——“社会主义指向”。

　　章伯钧冷眼洞穿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民政党的基本构成，却抹杀了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政党的本质区别。

　　当“本质”被无限拔高，“扩大化”的悲剧便堂皇开幕。

　　当“本质”被形式淹没，知识分子们否定“反右”的呼声便甚嚣尘上。

　　那么，如何看待这个本质呢?

　　——争夺农民!

　　毛泽东说：“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组织起来》)

　　中国社会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社会。两个并不强大，却青春活力勃发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着争夺农民，提出不同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成分是农民，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着争夺执政的共产党，提出不同的社会指向。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引导中国农民社会向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的回答——

　　毛泽东明确新中国不是资本家的政权，而是人民政权：“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见何明：《建国大业》)

　　引导中国农民社会向资本主义!这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们的向往——

　　1913年，在袁世凯专制的淫威下，早期国民党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破产;1947年，在蒋介石专制的淫威下，各民主党派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再破产。新中国建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将“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未遂心愿，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民主党派要与中国共产党一争高下。

　　毛泽东看得分明：民主党派“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论十大关系》)

　　建国初，毛泽东已经宣布了对民主党派的战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反右斗争明确了这个“战争”：建国八年来，“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讨论。”(《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

　　因此，罗隆基有话要说。

　　毛泽东也有话要说。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合作建国，时历8载，已经不能再“和平共处”下去。共产党吞没了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要向着社会主义高歌猛进;民主党派根基渐空，从心底爆发恐慌的叫喊。

　　矛盾一触即发。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个契机，匈牙利暴乱是个契机，毛泽东引导中国共产党从农民政党向工人政党升华的“整风”是个契机，“章罗同盟”应运而生。

　　实在说，共产党整风本是自家事，原不打算“搬”民主党派这座“尊神”。《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写得明白：“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退出。”

　　然而，民主党派岂能坐失如此良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矛盾的焦点：是让共产党“小知识分子”们接受章伯钧、罗隆基等“大知识分子”的领导，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改造共产党呢?还是让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迫使“大知识分子”们滚一身泥巴，与工农结合，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拒绝资本主义?

　　毛泽东很清醒：“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毋庸讳言，毛泽东是攻击者。对资产阶级“赎买”也罢，“利用、限制、改造”也罢，建国以来，共产党的和平攻势，大军压境，步步紧逼，凌厉地杀向资产阶级，不断压缩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而“章罗同盟” 临渊背水，绝境下岂甘束手就擒，于是一夫呼百夫应，举义旗而反噬，其势使然——

　　储安平拍马踏阵，他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中，热血沸腾地质问：

　　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可以研究?” (转引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储安平道出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们压抑太久的心声。

　　北京谭惕吾热烈呼应：“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辽宁张百生说得干脆：“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

　　北京徐璋本大胆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北京陈新桂勇敢断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

　　南京刘地生发出号召：“在中小学，应该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

　　天津黄心平公开提出：“各政党轮流执政。”(以上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为生存的最后一搏!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们将心底深处的怨气、怒气痛快一吼，吼出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底气，吼出了资本主义的政纲。

　　章伯钧自白：他创建并为领袖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罗隆基与知识分子们的心是相通的。他说：“对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要好些。” (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实在说，右派平反不等于右派不是资产阶级!

　　毛泽东激烈定性：“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只是，资产阶级一定是反动派吗?

　　事实上，为右派平反就是为资产阶级平反，就是认同资产阶级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必然性。它是向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回归：“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然而，却是毛泽东陷入空想。

　　新中国建立，毛泽东把消灭资产阶级、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使命提上日程。“彻底的民主革命” 迅速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超越社会发展进程的的激进，使毛泽东不能不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

　　不管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社会必然回归新民主主义。

　　因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命活力，还没有完全释放。

　　正是这个生命活力，支撑了“章罗同盟”对共产党的坚强抗争。

　　“章罗同盟”的抗争是有历史渊源的——

　　抗战胜利，罗隆基谋划：“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解放前夕，罗隆基拒绝共产党领导，主张民盟以独立政纲与共产党合作;否则退出政府，成为在野党。他坦告周恩来：“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见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

　　建国后，罗隆基告诫民盟同仁：不要迷恋做官，“不是无条件驯服，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职。此点若不明白，我们全局输了。”

　　切记!切记!在统一战线中与共产党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

　　这是罗隆基的既定方针。

　　也是章伯钧的既定方针。

　　韩兆鹗证实章伯钧固有意图：“中国将来是个南北朝，我们还许三分天下有其一呢!”

　　那也是抗战胜利后，“章伯钧设想中国实行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

　　章伯钧承认：建国后，“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做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以上均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不愧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使命：引导乃至改造共产党，发展资本社会主义。

　　心有灵犀。“章罗同盟”之谓，何其精确乃尔!

　　“章罗同盟”的抗争是猛烈的——

　　1957年6月初，北京各大高校掀起批判共产党的狂潮，“北大学生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骚乱，一些人发表了攻击党政部门的煽动性讲话。”(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学潮兴起，北大学生传火种于全国，鼓动各地学生。学生们群情激动，印发形形色色的小册子，举行反对共产党的游行示威。“有几个人走得很远，他们谴责党对权力的垄断，要求解散党。”(默·戈德曼：《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铺天盖地，风暴骤起。

　　毛泽东高度警觉。他不怕闹事;然而也不无忧虑。“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稳?”(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共产党的江山在动摇中。

　　葛佩琦声色俱厉：“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费孝通推波助澜：“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要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钱伟长跃跃欲试：“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

　　曾昭抡高瞻远瞩：“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

　　章伯钧语调铿锵。他不准备马上君临天下，但帮助共产党“收拾残局”，入主政权，指导共产党的“雄心”却大大激发出来了;他要民主党派迅速发展几百万党员，他指示收拾旧部，扩充领导机构。“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300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以上均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章伯钧们对形势做了基本分析。

　　形势大好，星火燎原。如此局面，能不摩拳擦掌，策马峰巅?

　　河南王毅斋压抑不住：“中国民主党派也算怪，只会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走。”

　　湖北马哲民深刻分析：“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满，共产党的地位很危险，……有的党员退党，责任不在党员，同时也不是偶然的，与党内一团糟有关。”

　　北京曾昭抡情绪激动：“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四川潘大逵四处鼓动：鸣放“不要社会主义方向”。他申明章伯钧“发展组织”的意图：“现在是百家争鸣，也是百家争人的时候。两年以后的中国形势要变，所以要大量训练盟的干部。”

　　共产党天下危殆，大乱在即，有枪便是草头王。民主党派修成正果的机会终于来了，费孝通要民主党派承担重任。君不见，“学生正在到处寻找领导”吗?

　　钱伟长踌躇满志：“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们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以上均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章罗同盟”的抗争以悲剧落幕——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

　　毛泽东规定：整风 “和风细雨”，“小民主，小小民主”。

　　但是，知识分子们不干。

　　上海徐仲年义正词严：“迅雷烈风有扫荡阴霾之功”，“和风细雨不足以平息民愤”。(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章伯钧鞭辟入里：“整风运动以来，群众提了这么多意见，毛主席没有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也没有思想准备，有人说整风是和风细雨，恐怕不是和风细雨，是个台风!”(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台风” 打碎了毛泽东期待的和风细雨，能不被毛泽东以“台风”回击?

　　毛泽东挥戈上阵：“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檄传天下：反右“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统帅令下，百万兵发。广大人民口诛笔伐，开展了对右派的围剿。中华大地，热气腾腾，洋溢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与无上信任。

　　罗隆基、章伯钧可醒悟否?

　　新中国固然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然而那最厚重最无可撼动的力量决不是区区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农民。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民革命党，以其与农民的血肉相连，有着资产阶级政党远不具备的强大支撑;中国共产党同时作为指向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党，又以其马列主义科学，有着工人阶级赋予的时代伟力。

　　这是中国共产党超越资产阶级政党的绝对优势。

　　凭着这个优势，毛泽东给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深深的不公正;然而，翻开千古史册，评说权力兴衰，试问：哪个阶级是“公正”的?

　　毛泽东豪气冲天：“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可以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6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高度威信看作儿戏……”(《不平常的春天》)

　　在毛泽东的反击下，“章罗同盟”顷刻瓦解。

　　“章罗同盟”的抗争有着厚重的思想根基——

　　罗隆基向社会主义致敬：“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然而，罗隆基一脑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他评判自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一听，仍旧说我是冒牌货。”(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作为“冒牌货”，作为资本主义信徒，罗隆基怎能不站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实在说，平反，未必改变得了右派立场。

　　章伯钧自不待言。“右派”帽子的戴与摘，在他原无分别。他坚信资本主义，坚信“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他“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不仅未平反的几个“右派”，便是获得平反的相当一批“右派”，其实难免故我依然。

　　曾昭抡字斟句酌：“明确地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的思想，是没有的，不过，从6月6日那种反动思想发展下去，是可能会发展到叛国叛民的。”

　　黄药眠退居一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自己个人可能没有攫取权位的野心，但他们总是企图以他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上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至于章乃器、聂绀弩，则公然表示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

　　章乃器曾书对联一幅。上联：“肠肥脑必满”，骂的是毛泽东;下联：“理得而心安”，慰的是自己。

　　聂绀弩则直率地发泄对毛泽东的仇恨：“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同为右派的戴浩曾对聂绀弩有一句公道的评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得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上均见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感触独特，她说：“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往事并不如烟》)

　　所以，章伯钧不能改造，聂绀弩不能改造。还有改革开放后趾高气扬的茅于轼，也艰难苦恨繁双鬓，多年遏制自己，终于忍到了怒将肺腑向青天的时刻。他自豪：我“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 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见何雪飞：《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文化建设》 载《乌有之乡“文化自觉”研讨会》论文集)

　　茅于轼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国内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撑腰之后陡增的勇气，可以不论，倒是他对章罗联盟强烈的归属感，很是从阶级属性上，对当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右”，做了精确注释。

　　毛泽东批得不错：“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做革命的促进派》)

　　早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论定：民主党派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

　　民主党派有着资产阶级的全部根性。他们不乏为“民主政治”的生命活力，也聚集着剥削阶级的全部卑琐、贪婪和私欲。周恩来评说：“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见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请看章诒和的一段绝妙好辞：“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小人。”(《往事并不如烟》)

　　罗隆基的密友浦熙修揭发：“罗隆基说要‘做社会主义的官，过资产阶级生活。”(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罗隆基凄苦自白：“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争名逐利，傲视民众;君子小人，浑然一体;天下己任，自我核心。罗隆基的两面性，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抽象，也是右派两面性的抽象。那是朝气蓬勃的生机与贪婪自私的先天劣根性的对立同一。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

　　同样，罗隆基是人格化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

　　资本的本性是扩张。它必然地表现为政治上的“雄心”或者“野心”;资本扩张需要每一个铜板的积累，它必然地表现为观念上的患得患失。

　　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金钱。它的每一枚金币都打造着金融帝国的特权，打造着“上等人”和“下等人”的不平等，即垄断集团和工农大众的壁垒。

　　章伯钧敏锐地触碰这个“壁垒”。他说：“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见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

　　好高的评价!毛泽东若听到此番议论，兴许会慨叹一声：“英雄所见略同”!

　　章伯钧如此阶级嗅觉，不愧资产阶级领军人。他在与毛泽东的对立中，以远高于腐儒和“知识精英”的思想水平，道出一个真理：秦始皇在历史上千古一帝的地位，就在于“有恩于士卒，无礼于文人士大夫”。

　　这是人民大众欢迎的“独裁者”呵!

　　章伯钧还有一句：“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无论褒贬，那是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应该说：知我者伯钧也。

　　毛泽东无“私”，是劳苦大众的贴心人，他的动机出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立场属于人民;而章伯钧们则为“私”，是剥削者的守护神，他的动机出于资产阶级，他的立场属于特权阶层。

　　章伯钧看不起毛泽东：“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足，还是个农民。”(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一副贵族派头!不经意间，流露对农民、对劳动者的鄙视。

　　章伯钧及其“贵族”小圈子，尽管被其后人捧到极高，却早失了“贵族精神”。

　　人类，从来以庄严的虔诚，向“贵族精神”致礼!

　　请看贵族精神：

　　远古印度教严厉界说：对于违规，“吠舍得刑罚应双倍于首陀罗，刹帝利更双倍地重，而婆罗门的则再双倍甚至四倍于刹帝利。”(史密斯：《人的宗教》)

　　首陀罗，最低等级的奴仆;吠舍，比奴仆高一级的平民;刹帝利，比平民高一级的武士;婆罗门，最高等级的贵族。在四种性的等级制中，最高贵的阶层承担最重的社会责任。

　　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不失贵族精神!中国总理周恩来不失贵族精神!

　　周恩来以承担人类义务的高度自觉，诠释着善的等级制：尊贵的地位意味着责任，无上的荣誉是无私的付出与牺牲;被人仰视的等级越高，支撑等级的基座越大，承担也就越重越多。

　　迪·威尔逊困惑：周恩来“文雅、礼貌和谦逊……言行举止温柔和蔼，然而，为了使他的国家能迅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封建主义进入到现代社会，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却显得冷酷、好斗甚至不可理解。”(《周恩来》)

　　其实，那是为“承担”的自觉。

　　“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是对立的同一体。

　　“平民精神”固不免阶级反抗和阶级斗争的偏激，“贵族精神”亦不免“人性”的抽象与保守。

　　毛泽东将“平民精神”发挥到极致，在与被压迫阶级的血肉交融和冷酷的阶级斗争中，表达着对整体“人性”的终极关怀。

　　周恩来将“贵族精神”发挥到极致，将对整体“人性”的终极关怀，诉诸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冷酷的阶级斗争。

　　伟大，属于“平民精神”，也属于“贵族精神”。

　　它不属于“章罗同盟”;不属于日益腐朽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章罗同盟”是毛泽东专制的有力支撑——

　　在反右中，储安平一死谢天下。

　　他留下了知识分子的激情乃至狂傲，清白乃至迂腐，还有天真、固执和困惑。

　　储安平在解放前办《观察》，在解放后办《光明》，都是为了改良。前者，是改良国民党;后者，是改良共产党。

　　改良之谓，小骂大帮忙也。只是这个“帮”，竟帮得风生水起。

　　1946年，储安平慷慨激昂地向国民党抗争：“虽然刀枪环绕，并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表示的态度》，转引自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1947年，储安平大义凛然地批评蒋介石政权：“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储安平很有些舍生忘死。

　　时隔10年，1957年，储安平重出江湖，遍发英雄帖，这次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

　　储安平热血沸腾：“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以上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储安平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而且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他再一次舍生忘死。因为在他心底深处，不认同共产党。

　　1947年，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写道：“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把共产党专制与法西斯专制混为一谈，也就是把人民专制的进步性与特权专制的反动性混为一谈。民主知识分子们“高深” 的背后，不乏浅薄。

　　储安平接着说：“我们现在争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转引自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断言共产党为专制政体，储安平有先见之明。

　　那么，谁是共产党专制的重要支柱?

　　——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储安平们、罗隆基们、章伯钧们……

　　别看“知识精英”把“民主政治”的大旗摇得呼啦啦响，那是表象。其实，无论取法英美的知识分子们，从胡适到“章罗同盟”;还是服膺马列的知识分子们，从胡风、周扬到“四人帮”，都潜在地认同专制。

　　解放前，资深报人徐铸成早已看穿：储安平是国民党专制的维护者;“鸣放”期间，储安平则是共产党专制的维护者。所谓批评，改良而已。

　　章伯钧到底深刻：“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说得不错。

　　向现代化进步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朦胧的法制要求，所以立法。

　　然而，法制只是知识分子模糊的抽象。提上日程的立法，远没有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在封建泥沼中蹒跚跋涉的中国社会，尚不知法制为何物。万众瞩望的，依然是“好皇帝”。

　　指责毛泽东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彭德怀、反刘少奇是破坏法制，那不过是书生清议，虚妄而已;恰恰相反，那是毛泽东对历史呼唤法制的回答。

　　毛泽东不认同“章罗同盟”的“法制”，不认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法治”;他要跨越“上等人”管理“下等人”的法制，他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和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法制，他要用自己的专制压迫资本主义法制诉求，架起通向社会主义法制的桥梁。

　　1942年延安整风，已经奠下毛泽东专制的思想基础;1957年反右斗争，则正式拉开了毛泽东专制的大幕。

　　支撑毛泽东专制的，除了中国农民社会及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根性。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成分，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偏师”。

　　“士为知己者用” !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根性，成为毛泽东专制的重要支柱。罗隆基向毛泽东表白：“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种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 (见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为王前驱”!

　　北大傅鹰教授谦卑求“仕”： “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这并不过分;然而很难。

　　在毛泽东眼里，只有工农大众才是“自己人”。

　　知识分子高踞工农之上做“上等人”的强烈渴求，与毛泽东“泥腿子最干净”的颠覆性思维，岂不南辕北辙?

　　“布衣宰相”，“帝王师”，千古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隆誉，与毛泽东根除私有制、确立人民主权的宏阔心胸，岂不“话不投机半句多”?

　　有位殷海光感叹：“我父执那一辈读书人是坐在家里，要外出做事的话，必须等着有人来请。若他是名士，就更须有人来三顾茅庐。”(见辛晓征：《鲁迅》)

　　这一叹，叹出多少贪、嗔、痴，叹出多少知识分子清高背后的愚昧和狭隘。

　　辛晓征补白：“从清末以来，知识分子引进思想，传播新知，一切改造社会的努力，都不过使自己丧失尊严，进一步边缘化，这样的结局，又岂不哀哉!”

　　这一哀，又哀出多少卑琐与虚妄，哀出知识分子依附专制的奴性和等级观。

　　其实，传播新知，实乃知识分子应分之事，岂可有非分之求?鲁迅说得明白：“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不必讳言，民主党派不过是农民的知识形态，士大夫根性不过是农民根性的高雅表达。王蒙对知识分子的“清高”很不以为然：“我在农村呆了多年，我对知识分子嘲笑农民自私至今印象很深。因为我发现当知识分子穷得和农民一样时，他所表现出来的自私比农民还要厉害。”(《创作是一种燃烧》)

　　章怡和更深深喟叹：“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上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忌妒心理，官僚色彩……”(《往事并不如烟》)

　　怎能否定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期待?

　　事实上，没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丧尽，就没有人类整体尊严的崛起。知识平民化，知识大众化，知识平等化，是历史不依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什么时候，知识分子们从“为王前驱”，转变到“为民前驱”，才可望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自己人”。因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写在“坟”后面》)

　　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解读。也是对“章罗联盟”的解读。

　　“章罗联盟”以悲剧终。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毁灭了什么?

　　毁灭了比封建专制有巨大进步性的“价值”——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

　　前后夹击。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厚传统有着对专制的强烈需求和对民主的下意识排斥;而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民主即人民主权的坚决主张和激进革命，则无情地扼住了资本主义的咽喉。

　　“章罗联盟”生不逢时。“民主”昙花一现便归于毁灭。这是命运赋予中国新生资产阶级难以避免的凄凉与孤独。

　　然而，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生命力并未枯竭，它积聚着爆发。“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

　　章罗联盟垮台了，但资产阶级是“活的而且在生长者”。它并不因毛泽东的强力压迫而失其“新兴性”，它依然是新兴资产阶级，依然有着“希望的前途”。

　　这“希望的前途”在哪里?

　　“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

　　社会资产阶级的式微，转化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强势崛起。

　　拒绝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生命力，也改变不了其与无产阶级同生同灭的命运，只不过使它变换一个生存与竞争的形式。

　　改革开放，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走出孤独，扑入社会。它兴奋地融进资本世界，爆发出巨大能量，一时群星灿烂，闪烁现代之光，将古老神州耀得绚丽斑斓。

　　中国活力四溢。

　　然而，物极必反。资产阶级生机渐弱。它消耗的能量难以补充，因为严重的贫富悬殊使它失去民众;而其内在的贪婪、腐败与嗜血则日益在社会上张显面目的丑陋。它恣肆地销蚀“新兴”，步入腐朽，向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马仔沉沦。

　　孤独，是历史授予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光荣勋章。失去孤独，便失去光荣，失去生机，失去生命底蕴。

　　中国融入资本世界，中国资产阶级也开始了真正的衰亡。

　　因为，21世纪的资产阶级，或者依附社会主义而生存，或者在资本主义外壳下吸吮社会主义生命力而苟活。除此之外，别无生路。

　　这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衰亡。中国资产阶级赶上了“末班车”。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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