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贤：华人学者对北美汉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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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来只有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就是以英语教学的香港大学。1963年，中文教学的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为“中文大学”。今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六十周年校庆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我应中文系张健教授之邀于4月14日做了一次报告，谈“华人学者对北美汉学的贡献”。

这里“汉学”泛指海外的中国研究（虽说这名词在西方算过时了，学者大多会划定自己研究中国哪一领域）；“北美”则指美国和土地辽阔、人口却只有其十分之一、同属一个学术圈的加拿大。疫情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曾办了个线上讲座，邀请在斯坦福教中国文学的艾朗诺与当了逾半世纪汉学“票友”的我谈“美国汉学五十年”。我们主要讲朗诺在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及哈佛的老师们。我有感于有些人错以为“汉学家”都是白人，而一般“海外汉学”的讨论也有意无意地绕过华人，因此这一趟聚焦于华人学者，谈他们的背景，在汉学界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最后略述我对汉学前景的一些看法。

其实北美汉学比欧洲起步晚却后来居上，华人学者的参与非常关键；尤其在文学领域内，近年来可说已取得压倒性的地位。北美汉学界华人多，有下列几个原因：

1）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美国获得“庚子赔款”的百分之七点三二，比实际损失的要多些，就决定把多余的款项用以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培养了一批中英文俱佳的学人。这一千数百名留美学生大多攻读理工，回国后在各大学、政府机关或私人企业工作，也有一小部分在美国执教。

2）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没有子嗣，遗嘱把财产三分之一留给“英美人士在亚洲或巴尔干半岛办教育的机构”。为争取这笔巨款，当时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和美国麻州哈佛大学决定合办“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成立。当时北美开设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寥寥无几，该社资助美国各大学有意从事中国学术研究的学生访华，也资助年轻燕京学人访学哈佛；同时在哈佛设立“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出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在燕京则出版《燕京学报》和《哈佛燕京引得》系列。这样一来，北美汉学家便有了研讨学术的平台，不再只是散兵游勇，征引各种中国古文献也有共同的方式，削减了中美学者间的隔阂。

3）二十世纪中国政局动荡，战乱频繁，1952年院系调整又解散了辅仁大学与十三所基督新教教会大学（燕京、圣约翰、齐鲁、东吴、之江、沪江、金陵、金陵女子、岭南、华南女子、华中、福建协和、华西协和），不少学人外流。

4）二战后北美特别富裕，对世界各地人才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5）美国学界种族与阶级成见相对较轻。六十年代末的《平权法》更大幅提升了女性的地位，让身为女性的华人学者也有机会在汉学界大展拳脚。

前后五拨华人学者

参与北美中国研究的华人可说有前后五大拨：

第一拨是庚款留美学生和他们的第二代：包括早年到美国读本科的赵元任（最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考入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然后到美国自大三读起的萧公权、李方桂（两位都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王际真（哥伦比亚大学）、张歆海（菲尔莱狄更斯大学）、梅贻宝（爱荷华大学）和柳无忌（印第安纳大学）；考入1925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到美国读博士的，有哈佛的杨联陞和方志彤，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和邹谠。他们的第二代在美国从事汉学研究的，有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哈佛大学）、李方桂的女儿李林德（加州州立大学）、梅贻宝的儿子梅祖麟（康奈尔大学）；陈衡哲没有留在美国，但她和任鸿隽的女儿任以都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第一位女教授。

第二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批在教会大学就读或授课的学人迁移至北美，遇上二战后北美高等学府扩充迅速，他们中英文皆通，便在各大学落脚，成了各校中国研究的中坚分子。加州大学有韩玉珊和陈观胜（燕京-加大洛杉矶分校）、罗荣邦（燕京-加大戴维斯分校）、徐中约（燕京-加大圣芭芭拉分校）；普林斯顿大学有陈大端（金陵）、刘子健（燕京）和余英时（燕京，新亚）；匹兹堡大学有杨庆堃（燕京）和王伊同（燕京）；印第安纳大学有邓嗣禹（燕京）；哥伦比亚大学继“第一拨”王际真后有吴百益（金陵）和夏志清（沪江）；其他还有吴经熊（东吴-薛顿贺尔大学）、陈受颐（岭南-波莫纳学院）、陈荣捷（岭南-达特茅斯学院）、陈锡恩（福建协和-南加州大学）、张馨保（燕京-爱荷华州立大学）、瞿同祖（燕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薛光前（东吴-圣约翰大学）、李铸晋（金陵-堪萨斯大学）、吴元黎（圣约翰-旧金山州立大学）等，不计其数。

第三拨：六十年代，北美汉学重点从把中国作为一个古文明研究，转移到近现代研究，许多到美国读博士的华人便留下执教，几乎全来自台湾地区，尤以台湾大学与东海大学外文系出身为多。当时台大文科教授基本是北大和“中研院”史语所的班底，而东海则是曾在大陆的教会大学执教的人马。这批留学生大多有志于创作，读研究生是为进一步了解古今中外的异同，就如影响他们极大的《现代文学》发刊词所说：“我们不必模仿传统或激烈的废除传统。不过为了需要，我们可能做一些‘破坏的建设工作’（constructive destruction）。”最早在北美教近现代文学的大概是“第二拨”的夏志清，其后台大外文系出身的有刘绍铭（威斯康辛大学）、叶维廉（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奚密（加大戴维斯分校）、吴燕娜（加大河滨分校）、张诵圣（得克萨斯大学）、白先勇和杜国清（加大圣芭芭拉分校）、李欧梵和王德威（哈佛大学）；台大中文系的则有高友工（普林斯顿大学）；东海外文系的有林顺夫（密歇根大学）、孙康宜（耶鲁大学）、杨牧（华盛顿大学）、高辛勇（阿尔伯塔大学）；东海中文系则有杜维明（哈佛大学）；师大英语系有史书美（加大洛杉矶分校）；政大英语系有张错（南加州大学）。治近现代史的有台大历史系的郝延平（田纳西大学）、张灏（俄亥俄州立大学）、汪荣祖（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叶文心（加大伯克利分校）、李又宁（圣约翰大学）；其他还有东海中文系的周质平（普林斯顿大学）和师大历史系的江勇振（迪堡大学）。治古代史的有台大历史系的许倬云（匹兹堡大学）与陶晋生（亚利桑那大学）、台大考古系的张光直（哈佛大学）、师大历史系的陈启云（加大圣芭芭拉分校）等。台大历史系的李慧漱转向治艺术史（加大洛杉矶分校），东海外文系的于君方则转向治佛学（哥伦比亚大学）。

第四拨：七十年代起美国学术界时兴以后现代、后殖民、性别及少数族裔的观点进行解构，吸引了一些来自香港地区、东南亚和北美第二代华人投身中国研究。出色的学者包括美国生长的余宝琳（哥伦比亚大学）、吕立亭（耶鲁大学）、田菱（罗格斯大学）、石静远（耶鲁大学）；加拿大生长的方秀洁（麦吉尔大学）；香港生长的周蕾（杜克大学）、李惠仪（哈佛大学）、高彦颐（巴纳德学院）、郑文君（蒙大拿州立大学）；新加坡生长的吴妙慧（俄亥俄州立大学）及父母是外交官而在各地长大的杨美惠（加大圣芭芭拉分校）和周杉（巴鲁克学院）等。此外，不少华人以探讨海外华裔文学为业，包括马来西亚生长的林玉玲（加大圣芭芭拉分校）和香港生长的张敬珏（加大洛杉矶分校）等；香港的荣鸿曾（匹兹堡大学）和林萃青（密歇根大学）则承袭“第一波”赵如兰的志业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北美学界的多元化可见一斑。

第五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美国引起一阵“中国热”。“第三拨”的许倬云为回馈世界对华人教育的贡献发起的蒋经国基金于1989年成立，提供大学新设汉学教职前三年的经费；中国官方的孔子学院于2004成立，向大中小学提供汉语教师，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规模较小的院校亦纷纷开设汉学学科，许多留美中国学人便留下教书，俨然成了各大学中国研究的主要接班人群。其中佼佼者包括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巫鸿（芝加哥大学）；社科院的李怀印（得克萨斯大学）；山东大学的刘禾（哥伦比亚大学)；南京大学的钱南秀（莱斯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的丁香（康奈尔大学）；北大的商伟（哥伦比亚大学）、田晓菲（哈佛大学）、罗曼玲（印第安纳大学）、李海燕（斯坦福大学）、周佚群（斯坦福大学）、康笑菲（乔治华盛顿大学）、李小荣（加大圣芭芭拉分校）、王敖（卫斯理大学）、熊存瑞（西密歇根大学）；复旦的卢苇菁（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王冈（佛罗里达大学）、汪悦进（哈佛大学）等，不胜枚举。

当然，在北美从事汉学的华人不尽都在以上“五拨”之内，举些背景殊异的例子：

江亢虎（1883-1954）早年留日，官拜刑部主事，以创办女校轰动一时；民国初年组织中国社会党，主张男女平等，遗产充公，1921 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第三次会议，试图把社会党纳入共产党不果；抗战时加入汪精卫伪政府，战后被捕病死上海狱中。这样的政治风云人物居然也是最早在北美大学从事汉学的华人之一，1913年始有六七年在加大伯克利分校讲授中国文化，与红极一时的美国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合作翻译唐诗三百首，1930 至1933年又受聘于麦吉尔大学，是加拿大第一位中国文学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的主要策划人洪业（1893-1980）本来念神学，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历史硕士。1919年欧战结束后，美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支持日本承袭德国在中国的权益，洪业到各地讲演反对此议案，因口才特别好被一所演说局的经纪人盯上，安排他到处介绍中国文化，遇上燕京大学拟在北京城外建新校园，亦聘洪业在美国募款，回国任燕大历史教授兼教务长。洪业在北美正式执教止于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成立那两年，但许多早年汉学家因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得以深造，学术成果得以发表，在电子索引普及之前，大家都使用他编撰的哈佛燕京引得系列，影响巨大。

陈世骧（1912-1971）在北大主修英国文学，曾在北大和湖南大学任讲师，1941 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似乎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业，也没有重要学术专著出版。然而他1945起在加大伯克利分校教中国文学和中西文论，协助该校筹建比较文学系，因学问根底实在深厚，人缘又好，广受学生与同事的尊崇。

周策纵（1916-2007）的父亲是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曾主编数种刊物，并任民国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替蒋介石起稿重要文件；1948年到密歇根大学深造，博士论文为五四运动史。从小痴迷《红楼梦》的他，1980年起相继在任教的威斯康星大学、哈尔滨、扬州、台北和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黄仁宇（1918-2000）原在南开大学修读电机工程，抗日参军十二年屡立战功，1964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学位，著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但在美国数所大学教书皆不得意，便潜心著作。他的《万历十五年》遭多家出版社退稿后自行译为中文，一时洛阳纸贵，结果耶鲁大学也出了英文版。

余国藩（1938-2015）在香港出生，祖父科举废后考入牛津大学，父亲是剑桥大学法律硕士，投笔从戎官至四星上将。他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种语言，在芝加哥大学同时任宗教、英文、比较文学、东亚系教授；闲来赋诗填词，弹奏古典音乐，以风度称誉学林。他英译全本《西游记》凡涉及儒释道思想的词语都作精细的注释，另有《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及多种中英文论著。

叶嘉莹（1924年出生）是满族人，北平辅仁大学出身，祖父为进士，父亲北大毕业。她曾在台湾受政治牵连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入狱，在台大教古诗词却深受学生欢迎，应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之邀到哈佛和他一同研读诗词。海陶玮推荐她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二十余年。1991定居天津，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华人在北美汉学的地位与影响

欧洲汉学与北美汉学的此消彼长，及华人学者地位的提升，可从剑桥大学一系列权威著作的参与成员略见端倪：

参与1960年代开始策划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有四位欧洲学者，九位美国学者，其中只有一位华人（刘广京）。

参与1990年代开始策划的《剑桥中国古代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的有两位欧洲学者，七位美国学者中有两位华人（张光直和许倬云）。

参与2000年代策划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只有两位来自欧洲，十四位美国学者中十位是华人，除主编孙康宜外，有林顺夫、王德威、奚密、李惠仪、商伟、田晓菲、吕立亭和石静远。

华人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加入北美汉学界，有下列重要影响：

1）扩大了北美汉学家的阵容，在各领域提出不同视角，充实研讨的内容，并栽培出不少根基扎实的学生。

2）发挥“把关”作用：他们除做分内事外还帮助其他学者治学。譬如杨联陞在哈佛教书，另负责替哈佛大学出版社审稿，替《哈佛亚洲学报》写书评。其他学者往往把著作先请华人同事过目后才投稿。

3）北美汉语教学的祖师爷自然是语言学家赵元任。但邓嗣禹、刘子健、高友工、周质平、凌志韫在内的华人教授不仅栽培本科生，还视推广汉语为己任，吸引外系学生学汉语。另有些学人因种种原因不能在学府传授他们的专业，却成了优秀的汉语教师。耶鲁便曾同时有三位这样的汉语教师，他们分别是北平辅仁出身、斯坦福广播学硕士、新闻界闻人黄伯飞；辅仁教育系出身、哥伦比亚硕士、书法家兼书画收藏家王方宇；燕京和奥伯林出身、哥伦比亚音乐博士李宝枕。李宝枕后来在爱荷华大学当东方系主任，退休后又到台湾继续发展他的音乐事业（见凌志韫2018年编的美国汉语教学回顾The Field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S.：A Retrospective of the 20th Century）。

4）不少早年的“拓荒者”把藏书赠送给所执教的院校，是各校东亚图书馆的滥觞。

华人主掌亚东图书馆功不可没

笔者去年秋天在一个聚会上见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他对我说：“华人主掌图书馆，是美国汉学的秘诀。”柯教授是德国人，足迹遍布各地东亚图书馆，说这话是很有分量的。做学问靠材料，需各种参考书和电子档，及与时俱进的专业书刊，最好有第一手材料；而各图书馆的资源都有限，决定采购哪些书刊，搜集哪一方面的资讯，须和教授及研究生配合；如此学术视野辽阔而办事圆融的人才不可多得。北美从事图书馆业的华人不但有效率地向校内学者提供治学资讯，且勤于梳理重整资讯，惠泽学林，推广国际学术交流亦不遗余力。

裘开明是华中大学前身文华大学（Boone Library School）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哈佛获经济博士时，正巧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便聘他为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二任馆长是抗战中当中国空军翻译官的吴文津，他大幅扩充了该馆的收藏，以涵盖当代各社会科学领域；又代表同业筹备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系统地收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各地的报刊、方志、公文、海报、传单等历史资料，翻印或制成缩微胶卷分售给各地图书馆。吴文津1979 年参加美国图书馆业代表团访华后，应中国教育部邀请到多处开展长达一个月的图书馆管理研讨会，带动了中国大陆图书馆的革新。

王重民于1939年至1947年到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中文古籍，回国后建立北大图书馆系。“文革”后其夫人刘修业集合他在美国和北京搜集的资料，编《中国善本书目提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恐善本书落入日本人手中，打算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而在上海冒生命危险把这三百箱书秘密运上船的是钱存训，后来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及图书馆系教授，培养了许多东亚图书馆管理人才，并著有《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享誉学林。

燕京大学出身的房兆楹与杜联喆夫妇战后在美国和澳洲各图书馆任职，并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Hummel）合编《明代名人传》和《清代名人传略》，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合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三部大部头工具书皆被译成中文，足见其有用。

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录了李宗仁、顾维钧、胡适、张学良的口述史，万惟英在密歇根大学搜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各地的报刊，都是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张海惠、薛昭慧和蒋树勇合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2010年出版），请一流学者写各自领域的进展及文献资源，结集成 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2013年出版），延续着北美主掌图书馆的华人梳理资讯的优良传统。

向前展望

根据现代语文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数据，选修外国语文的美国大学生自六十年代以来大致是走下坡的，从1960年平均每一百个学生中有十六点二个选修外语，跌到2016年每一百个学生中只有七点五个。



然而一直到十年前，学中文的学生却逆向上涨，涨势自八十年代起尤其显著。



根据最新的数据，美国选读外语的学生继续急剧下降。就2016至2020四年间，不仅学中文的学生降了百分之二十一，族裔构成美国人口五分之一的西班牙语也降了百分之十五，法语降了百分之二十二，德语更降了百分之三十二。韩语虽然选的人仍不多，却升了百分之二十五，大概是“韩流”效应吧。日语也曾因日语动漫盛行而风光一时。



雪上加霜的是，选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学生每年递减，引发了学术界空前的“人文危机”。哈佛校友杂志Harvard Magazine今年初有篇以此为主题的文章广受瞩目，文中有份图表非常形象地展示自2011至2021十年间，除了语言学及性别与少数族裔研究外，大半的人文学科（以小红圈标志）主修生都减了四分之一以上。



科技日新月异，北美大学生应接不暇，对以往的文学与历史仿佛感到与当下环境已无甚关系，不太感兴趣；于是文科教授退休时，校方往往就趁机省了笔开销；结果即使是名校出身的博士生都很难找到出路，准汉学家也未能豁免。

其实由长远看，这是无可厚非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不同，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集中注意力学习的科目自然不同。中国古代的必修科是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教育注重的也是体育、音乐和诗歌。古罗马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除体育、音乐、诗歌外，还要求学生通晓伦理、法律、农业、军事及公开演说所需要的修辞。希腊文是罗马统治下地中海一带最通用的语言，也是高雅文化的语言，因此罗马公民不但须学自身的拉丁文，也须学希腊文。欧洲中世纪拉丁文已成了各地读书人的共通语言，又是法律和医学的专用语言，因此教育主要传授拉丁文，学生熟读《圣经》外也熟读拉丁文经典。现在高等学府五花八门的科目，是欧美工业化后应对日趋复杂的科技和社会而逐渐积累的。十九世纪欧美士绅除本国语及拉丁文外，附庸风雅要学外交通用及标志精致品味的法语；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要学德语，因德国人走在学术前沿；读神学还须掌握古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因《旧约圣经》原是希伯来文而《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大学标榜“通识教育”，传授这些语文并介绍科学新发展。现在英语成了世界最通行的语言，无论外交、学术、科技都以英语为主，连法语德语都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无怪乎美国学生对外语的兴趣剧减。他们宁愿花时间学计算机操作和编码，何况外语已可由电脑粗略翻译。在资讯可随时上网查询的当下，许多本来热门的科目沦为冷僻，也不足为怪。

由于种种原因，北美汉学逐年扩充的盛况在中短期内恐难重现，但一个世纪来的成绩是很可观的，各地都有院校开设与中国有关的课程，而且中国研究逐渐从边缘地带融入主流知识架构中。西方学术在中国早就不笼统称为“西学”了，北美院校当前把中国音乐设在音乐系，中国绘画设在艺术系，中国历史设在历史系，佛道设在宗教研究学系，也就是“汉学”这笼统名词显得过时的缘故。现在中国文学一般仍设在“东亚语文系”，该系若有一天因经费减缩和比较文学系合并了，未尝不是坏事，等于宣称中、日、韩文学在北美已踏入主流，可和德、法、俄、意等文学放置在同一语境中讨论。

知识快速传递，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而学者中英文皆通现在相当普遍，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国内学者走得愈来愈近。然而，思想突破往往来自不同文化碰撞迸发的火花。每个思想体系都有些预设的思维轨道，有些悬而未决的话题；又有其惰性、盲点、不自觉的禁区、根深蒂固的情结，习以为常便感到是天经地义了；用他者的眼光审视往往发现各种症结。余英时为回应韦伯的儒家贬压商人抑制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论说，辩证明清以来绅商的兴起，早已颠覆了传统社会视商人为末流的传统，而绅商之所以为绅商，正因他们吸取了新儒家的价值观；夏志清在美国讲现代中国文学，提出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白先勇足以媲美鲁迅、茅盾、巴金；无论听者赞不赞同，都觉耳目一新。学者的使命不是宣扬文化，而是了解文化。希望北美华人学者致力保持其“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视角，继续沿自有的脉络，紧贴资料的内在逻辑治学。

（此报告蒙伊佩霞、艾朗诺、周佚群、孙康宜、韩德玲、梅家玲、方秀洁、杨继东和康笑菲协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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